教育思想的演進 · 第十六講 文藝復興（終）

——人文主義運動；伊拉斯謨 在上一講里，我們從文藝復興時期發展出來的兩大教育思潮中擇取其一進行了討論，也就是在拉伯雷作品中表現得最典型的那股潮流。他不同於其他所有人的地方就在於，他所渴求的那種理想具有巨人般的豪邁性格。他所傳遞出的那種對於生活的渴望，既飽含激情，又豐富多采。他所渴求的那種人，身上擁有的力量，擁有的每一種力量，似乎都會發展到我們在注視芸芸眾生時無法想像的那種程度。問題的關鍵就在於將人性解放出來，因為它已經被矯揉造作的教育限制得很狹隘，需要在各個方面大大擴展。但是，這其中有一項特別的才能超出其他所有才能之上，是我們必須盡力操習和頌揚的，因為這種才能最突出地體現了我們身上所具備的東西：這就是我們的認知才能，也就是對於各種形式的知識的能力。除非人儘可能地拓展自己的知識王國，除非他將自己的自覺意識拓展到包容下整個世界，否則他就不能真正地實現自己的自然本性。理智在歡欣之中發現自己占有了真理，只有在這種歡欣當中，他才能享受到真正的、絕對的快樂。他應當從知識的醺醉所帶來的歡娛之中，尋求至福的境界。當然，對於這種觀念，我們乍聽起來，不禁會認為它純屬空想，是拉伯雷的想像力自得其樂的詩意狂想。但是，我們逐漸看出，我們在這裡所探討的這種人，與單個人有可能包括的一切大為不同，是將文藝復興時期的各色人等總合一身，他渴望這種理想，竭力要去實現它。我們很快便會看到，當時的人們念茲在茲的並不只有這一種理想，但它確實縈繞著整個時代，也肯定折射出那個時代的一項主要特徵。 如果說有什麼人確實是遵照這種倫理生活，用這套教育理論來教育自己，那就是拉伯雷自己。他遠不是在構建什麼虛幻的東西，那套理論只不過是概括了他給予自己的那種教育。他借高康大之口建議龐大固埃應該學習的所有語言，他自己也都已經掌握了。他為自己的博學激動不已，他知道所有關於古代已知的東西，一直到細枝末節。他既是一位醫生，也是一位法律顧問，又是一位考古學家，還是一位神學家；所有這些都還不算，他還屬於第一批嘗試解剖實驗的人之一。最後一點，他在說起那個時代的種種技藝、交易和體操的時候，明顯表現出他無所不能。 注167 而他也並非唯一展現出如此多才多藝的人。就拿拉繆來說，在人類的學問中也有好些門分支，他不僅了如指掌，而且還寫出了具有相當學術水準的著述。儘管他是一位傑出的人文主義者，但同時也是一位辯證法學家，雄心勃勃地想要用一種新式的辯證法來取代經院哲學的辯證法。作為一位文法學家，他自己就寫過一部拉丁文法，一部希臘文法，以及一部法語文法。甚至在一百年後，蘭塞洛特 注168 還對他的希臘文法大加讚賞。他對拼寫法進行了合理化的改良。他是自己時代最前沿的數學家之一。他論述了自然科學中的光學和天文學，試圖用一種關於自然的科學取代中世紀的抽象思辨，雖說他對實驗方法一竅不通。他還寫了一本關於軍事戰術的書，《愷撒軍事》（De militia Caesaris ），在相當長時間裡都被認為非常重要。儘管他不是法律和醫學方面的專家，但也非常關注這些領域。最後，他還試圖改造神學。 注169 但這些知識巨人，這些全人，首先得到義大利去找。他們最典型地體現了文藝復興的一種特徵。根據薄伽丘的說法，甚至早在但丁那個時候，就有人稱他為詩人，有人稱他為哲學家，還有人稱他為神學家。這絕不是偶然的。任何人只要讀過《神曲》，都一定會同意，「不管是在身體的世界裡，還是在精神的世界裡，對於幾乎一切事物，他都進行過更深刻的洞察，用至高的權威表達過意見，即便有時他的意見只是寥寥數語」。不僅如此，我們還知道他是一位畫壇高手，是位愛樂大師；他的詩中夾雜的那些對於他那個時代中種種藝術的評論，只有具備相當功力的人才能寫得出來。 注170 而皮科（Pico della Mirandola）、達·芬奇、切利尼（Cellini），這些集建築師、音樂家、畫家和詩人於一身的多面手們，難道我們還要一一數來嗎？ 這些巨人當中最令人注目的一位，便是阿爾貝蒂。他於15世紀末去世，似乎已經將拉伯雷的理想轉變成不折不扣的現實。「從孩童時代起，阿爾貝蒂就事事專擅，令人驚羨。人們都談論著他那讓人難以置信的兼具強健與靈巧的身手，據說他常常整個人從別人肩膀上一躍而過；在教堂里，他把一枚銀幣一直拋到拱穹頂；連最頑劣的野馬也會在他胯下變得戰戰兢兢。」以上是關於身體的強壯與手工的靈巧。「迫於需要，他多年研讀法律，直至最後精力不濟。年邁之後，他認識到自己的記憶力已經衰退，但是他在精確科學方面的能力卻未見有損。他決定投身物理與數學，不帶偏見地考察五花八門的實用方法，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他向各行各業的藝術家、科學家和手工藝人探問他們的訣竅和實驗。」他建造了一間演示光學作用的暗室，這為他贏得了同時代人的景仰。科學方面就說這些。最後一點，「他自學了音樂，最後達到了連專業人士也都認可他的作品的水準……不僅如此，他還從事繪畫和模塑，甚至可以憑藉記憶，塑造出與原型惟妙惟肖的肖像畫和半身胸像……除此之外，他的文學創作活動也是蔚為壯觀：他有關整個藝術的著述為讀者提供了重要的素材，見證了文藝復興時期有關形式的研究，尤其是建築領域的形式研究。再有便是他的拉丁散文創作，中短篇小說，其中有幾篇被人們誤以為出自古希臘羅馬時期，還有些供人解頤的餐桌閒談，以及感傷詩和田園詩……他有關倫理、哲學、歷史的一些論著，他的對話集，他的詩歌，甚至還有紀念他的公爵的一篇葬禮演說」。 注171 這說明了他在文學藝術方面的學識程度。他難道不就是龐大固埃和高康大的十足原型嗎？ 可以很肯定地說，拉伯雷的理想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那個時代的理想。他致力於通過教育創造的人，也就是他和他的許多同時代人自己也致力於成為的那種人。所以說，他的作品表達的並非一己之見，而是說出了他所處的整個世紀的主要渴望之一。不過，話說回來，當時尋求獲得認可的理想並不只是這一種。同時還有另一種理想也正在走向前台。儘管從某些角度來看，它與第一種理想有所關聯，但還是大有不同的。它反映出當時思想生活中一種相當不同的傾向。當我們發現，在同一個社會，同一段時刻，盛行著多種相互分歧甚至彼此衝突的潮流，我們不該為此感到驚訝。人們互相區分，其中一部分趨向一種方向，而其他的都趨向別處，這種情形不是常常出現的嗎？而要說人群間的情況與個人間的情況有什麼不同的話，這些分歧甚至矛盾可能在前者那裡體現得更為嚴重。如果逢到時勢轉遷的關鍵時期，這些情況就更無法避免了。因此，16世紀無法始終如一地堅持單一的一種為其所獨有的哲學，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我們現在打算來描繪第二種趨向，它在伊拉斯謨的作品裡體現得淋漓盡致。我們也正可以從這裡入手來分析這種趨向。誠然，伊拉斯謨不是一個法國人，而我們在此主要關注的也只是和我們自己國家類似的那種教育；但是，伊拉斯謨生活在法國，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年輕時曾是蒙太古學院的學生，即便撇開這些事實不談，他的影響力也不太可能只局限在哪一個特定的國家裡。他首先是一個歐洲人，他的影響力在法國和在他的祖國一樣強大。因此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他有關教育方面的信念與宏願，也是法國社會在這方面的信念與宏願；在歐洲各主要社會裡，這些信念與宏願都有支持者。闡釋這些信念與宏願的主要是以下三部前後寫成的作品：《反對野蠻人》（Anti barbaros ），猛烈抨擊了經院式教育；《論男童德行與文學之童蒙教育需要》（DecLamatio de pueris ad virtutem ac litteras statim et liberaliter instituendis ，idque protinus a nativitate ），以及《論學習規劃》（De ratione studii ）。 注172 讀《論學習規劃》的頭幾頁，你很有可能會認為，初看起來，伊拉斯謨在追求一種與拉伯雷完全一樣的理想。這是因為，伊拉斯謨也宣稱同樣一種理想，就是全面把握人類知識的總體。實際上，伊拉斯謨也確實是要求教師們廣聞博識。根據他的說法，教師必須是通曉百事（omnia sciat necesse est）。他還寫道：「就我而言，一個人只是專精於十位或十幾位作家是不夠的；相反，我要求他全面探究人類學說的整個領域，即知識全域（orbem doctrinae）；即便他只打算教授基礎教育，我也希望他在任何一個方面都不要一無所知。他依然應該學習作家們就每一話題、每一專門領域所說過的一切。首先讓他讀那些最好的東西，但對於他尚未有所探究的那些，也不能讓他有任何的忽視，哪怕是其中最平庸的東西。」因此，他會研讀哲學，最好是從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入手，通過聖奧古斯丁、金口約翰、聖巴西勒、聖安布羅斯和聖哲羅姆來研讀神學， 注172a 從荷馬和奧維德 注173 入手研讀神話學，從梅拉、托勒密和普林尼的著述中研讀宇宙誌（作地理學理解； 注174 除此之外，還有天文學、歷史學以及各種各樣的自然科學。即使說他的天資不足以使他理解所有這些包羅萬象的知識門類，他也至少必須把握每門學科中最基本的東西（而我們也知道，伊拉斯謨為別人規定的行為規範，自己也是身體力行的）。表面看來，他似乎也同樣飽含著對於知識的渴求，對於學識的熱忱，對於純粹為理解而理解的渴望，這些我們在拉伯雷那裡都已經有所領教。儘管如此，這兩種學說之間的相似之處其實充其量不過是表面上的，因為生髮出他們渴求的源泉完全不同。 首先，即使說要求教師占有這樣廣博的知識領域，也並不意味著他能夠逐步將其傳授給自己的學生，倒是等於說他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不必急著這樣做了。伊拉斯謨寫道：「我充分認識到，要是將教師需要熟諳的所有知識門類一一列舉出來，你會大皺眉頭，指責我給學校老師壓的擔子也太重了；這倒也是公允之見。可是話說回來，如果我給一個人壓的擔子太重，那也只是為了減輕絕大多數人的擔子。我想要說的是，為了不讓每一個人都得去讀所有的東西，就得讓一個人去讀所有的東西。」至於學生，他當然不需要熟悉所有的作者，而只需要熟悉其中精選出來的佼佼者。伊拉斯謨開出的名單並不很長：盧奇安、德謨斯提尼和希羅多德；阿里斯托芬、荷馬和歐里庇得斯； 注175 希臘人就這麼多了。特倫斯、普勞圖斯的一些喜劇；維吉爾、賀拉斯、西塞羅、愷撒、薩盧斯特； 注176 說到拉丁作家，這些也是必不可少的。在學術必修課程的構建中體現出的這種限制，這種精益求精的篩選態度，與拉伯雷那些無所約束的要求形成鮮明的反差。顯然，對於伊拉斯謨來說，知識並不能單憑其本身就成為善好的東西，成為至善，人人都應該竭盡全力去爭取分享。這是因為，如果真是這樣，學生就沒有退路了。知識也就不是教育的目標，而淪為教師手上的一種單純工具，他需要利用這種手段，以滿足他應當致力的目標。可是，這個目標卻在於別處。那麼，這個目標又在何處？包含什麼內容？ 伊拉斯謨對這一目標的描述，最典型的體現在以下這段話中：「演講才能第一」（orationis facultatem parare）。關鍵在於培養孩子的話語才能，理解一段演說的能力，不管這演說是口頭髮表的還是落成文字的。他所說的「演講才能」，不單單是指通過正確使用語言來提出一種觀念的技藝，而且還得讓語言典雅、豐富、切題。這種技藝是一種思維分析的技藝，是儘可能好地把各種思維成分組織在一起，最重要的是要讓它的表達形式合乎理想。一句話，這是一種說的技藝或者寫的技藝。換句話說，我們首先需要操練和培養的技藝，就是使用語詞的能力。在伊拉斯謨看來，這是一種至高的技藝，我們必須把它放在第一位來教給孩子們。他說：「當演說（oratio）中佳言警句層出不窮，流金疊翠，再沒有什麼比它更加壯美、更值得景仰了。」換句話說，我們最先需要實踐和培養的才能，就是使用語詞的能力。伊拉斯謨在《論學習規劃》的開頭特別指出了這一點。他寫道：「知識可以採取兩種形式，一種是觀念的形式，一種是語詞的形式（rerum ac verborum）。而我們必須從語詞開始（verborumprior）。」當然，他也加上一句，說觀念的價值更大（rerum potior），但是我們稍後會看到，他這麼說指的是什麼意思；不管怎麼說，可以肯定的是，就其本人來講，言辭的教育必須貫穿整個青少年時期。在這一點上，比維斯的路線當然要比伊拉斯謨溫和一些，但也認為，在15歲之前，教育應該只限於語言學習。因此，無論是對於比維斯還是對於伊拉斯謨，語言教學都成為首要的主題，成為教育中主要的知識學科。 這項目標一旦設定，也就帶來了一整套新的教育理論。至於人們是如何說明這種目標的，我們待會兒就會看到。 要教會年輕人用一種純正而典雅的風格寫作，唯一的辦法就是讓他們儘可能親近地沉浸在偉大的文學作品當中，讓那些作品充當楷模，讓持續的接觸培養起他們的品味。而在16世紀，唯一符合這些條件的語言就是古典語言。所以，伊拉斯謨、比維斯以及其他那麼多的人，才都會認為拉丁文和希臘文的重要性無出其右，從這些語言中可以看出思想養料的最高形式。 這種觀念是一項實實在在的創新，認識到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當然，早從中世紀開始，拉丁文就已經成為學術語言，甚至比此後的時期還要排斥其他語言。實際上，民族語言在各大學和學院裡是完全禁止的；甚至不允許學生們用它來進行私下的談話。與此相反，文藝復興時期的某些教育家們卻允許使用它，甚至可以用它來講解課文。不過關鍵的差別還在於，經院哲學家們想都不曾想過要賦予拉丁語什麼教育價值，他們只把它作為一種活語言來使用，便於來自各色民族的人們相互之間使用，但與口語沒有什麼根本差別。對他們來講，拉丁文就像任何一種活語言一樣，也應該會繼續以這樣一種方式演進，以便能夠表達新的觀念，適應新的需要。這是件挺自然的事情。所以，一旦有必要，他們會毫無顧忌地改變語言的形態，大膽引入許多新詞新義，它們多少有些不合規範，但並不會令經院哲學家們感到震驚。相反，對於伊拉斯謨和比維斯來講，這些變形幾乎等於是對神聖的放肆褻瀆，對文明的野蠻破壞。因為在他們看來，拉丁文不僅僅是一門方便實用的國際語言。他們認為，作為一種教學工具，拉丁文具有的價值無與倫比。由於拉丁文具備了這種作為文學標準語而被賦予的角色，所以，根據這些方面來看有權成為課堂講授中的唯一語言，也就是最典型地體現出這種文學標準性質的語言，換句話說，就是古典時代的拉丁語。只有這種語言能夠實現人們對它的期待。因此，人們當然不允許它和普通生活摻和在一起，不允許它和普通生活一起演變。相反，它必須從普通生活中抽離出來，免受變遷的影響，將已經引入的所有歪曲和訛誤統統清除，維護自奧古斯都時代前後就已經達到的純正完美的狀態。 注177 在這樣一種不隨時移而異的形式中凝結下來的，也就是從今往後應當如何教授拉丁文的方式。而我們現在真正探討的拉丁文和中世紀的拉丁文已經大不相同，拉丁文第一次作為一種死語言進入教育。然而，正是這種死語言，據說是為在世的人們的思想發展樹立了典範。 這就說明了學生們為什麼不需要對所有的作者都熟悉，為什麼編排得當的文選一冊在手就已足夠。重要的問題不在於灌輸給他大量蕪雜的知識，而只是要培養他的品味。要實現這一點，關鍵不在於要他熟悉一大堆的作者，而在於應該讓他刻苦精研這些作者中的佼佼者，所有那些可以充當他楷模的人物。因此，必須對這些作者做出篩選，有所甄別。而篩選他們的方法本身就表明了伊拉斯謨與拉伯雷的教育原則之間的巨大差異。拉伯雷所喜好的那些作者，也就是描述各種東西的知識片斷的彙纂者，那些廣聞博識的人。而現在被指定要做特別研究的作者，推薦的理由則是因為他們的文學價值：維吉爾、賀拉斯、荷馬、歐里庇得斯。不錯，教師本人的學識必須更加廣博。但是，這種廣博學識並非單憑其本身而成為善好之事，本身並不具有某種內在固有的價值，而只是因為教師需要它，以便有能力讓他的學生們欣賞自己正為他們講解的作品。這是因為，為了讓學生們對作品中的文學價值做出回應，他們就首先得理解這些作品；而為了讓他們理解這些作品，通曉整個古代文明就是對教師的基本要求。如果說教師必須了解神話，那並不是因為它有助於理解以往時代的宗教是如何構建起來的，而只不過是為了能夠對那些作品中神話的作用相當重要的詩人做出闡釋。如果說他需要對地理學有所研究，那是為了能夠閱讀歷史學家的東西。如果說他需要閱讀歷史學家的東西，那又是因為幾乎沒有什麼作家不會在某個地方討論到歷史事件。也是同樣的原因，決定了他需要熟悉戰爭的技藝、耕作的技藝、知曉古代的烹飪、建築和音樂。因此，博學遠非以其自身為目的，而是縮減成通向另一種教育目的的手段：作為文學講解的一種輔助。伊拉斯謨甚至明言，即使說我們必須研究自然界中的事物及其屬性，那也不是為了理解它們，而是為了理解從它們那裡得出的種種比喻、比較和文體辭格。 我們已經可以開始感覺到，這種新的教育理論與我們的中學裡依然實施著的那種教育理論有多麼接近，只是後者的形式略微中和，有所調整。但是，假如我們深入細節，其間的種種相似之處或許還會更加明顯，更加重要。因為事實上，正是在伊拉斯謨和他的同時代人那裡，出現了學術練習，其中有些還依然支撐著我們的課程體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從文學的角度來講解文本。經院哲學家的那種「講解」（expositio），主要目的還在於重新構建思維的邏輯發展，現在不再是這樣一種「講解」，而是一種評註，點明所考察的作品在美學上的長短優劣或者文學上的獨特之處。人們認為教師要指出哪些地方表現出典雅的風格，指出哪些屬於古舊用法，哪些又屬於新詞新義；他會點出哪些段落含糊不清或有待批評；他將所考察的篇章與同一作者的其他篇章相對照，或者與類似於該作者的另一作者的篇章相對照。幾百年來，我們的修辭老師不一直在按照這樣的方法教學麼？如果學生遵照伊拉斯謨的建議，他甚至會悉心關注篇章中措辭、慣用語以及結構方式的起承轉合——如果這些東西看起來特別值得模仿。此時出現的最早形式的詞彙手冊，直到將近二十年前修辭老師們還在使用。伊拉斯謨甚至親自寫了一本這方面的東西，題目叫《語詞能力評議》（Commentarius de verborum copia ），這篇論著無非就是一部搜羅廣博的詞彙書，供未來的修辭教師們所用。 要想學會寫作，不能光靠閱讀，自己也得動筆。伊拉斯謨說，手握之筆就是寫作技藝最棒的老師。這樣就有了一種新型的練習：文體的練習，書面的作文，在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在此之前，還沒有出現過任何類似的東西。在中世紀的大學與學院裡，學生們主動的功課只限於強記硬背和相互辯論。因為重要性完全在於內容，而根本不在於形式，因為觀念本身據信就在三段論那非人身化的形式里流動著，所以他們不可能想到要創立一種文體方面的練習。一切都以口頭的方式傳播著。我們知道這種新的觀念帶來了怎樣的進步，因為它迅速就到處接管，幾乎沒有給口頭練習留下半點地盤。 更讓人感到奇怪的是，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這些練習的形式幾乎都一直留存到現在。且不說翻譯和作詩，我們還看到出現了嚴格意義上的作文，出現了記敘，闡發道德方面的某種主題，演說，還有信函。比如說，阿伽門農向墨涅拉俄斯做演說，勸他放棄復仇的渴求；墨涅拉俄斯向特洛伊人做演說，勸他們放棄海倫；西塞羅的一位友人致函西塞羅，勸他拒絕安東尼提出的各項條件；如此等等。就好像今天一樣，設定了主題，就得同時給出一套多少具有實質性的論證，可以表明主要的觀念是怎樣發展出來的。伊拉斯謨並不是自己憑空發明出這種練習的，他這種觀念是從利巴尼奧斯和塞涅卡之類的古代修辭學家、雄辯家那裡借來的。 注178 他們在那麼長的時間裡一直默默無聞，是16世紀將他們重新喚醒，賦予他們新的生命，而他們也以16世紀給予它們的那種形式，一直流傳到我們自己所處的時代。 整個這種觀念，與經院哲學和拉伯雷都是相去甚遠。對於中世紀也好，對於拉伯雷也好，教育的最高工具就是知識。當然，對於什麼稱得上是知識，兩者各有各的觀念。對於中世紀來說，知識就是思想上的比武大會，充滿刀光劍影；而對於拉伯雷來說，它是一場豐盛奢華的歡宴，就連最旺盛的食慾也能得到滿足。但是，對於兩者來講，需要練習和培養的都是理智，不管這種理智是被理解成知識的能力、理解的能力、博聞的能力還是推理的能力。而在伊拉斯謨看來，需要練習和培養的是自我表達的技藝，是文學的才能。當然，他並不完全排斥科學知識，但是他充其量也只把這種知識看作是次要的，只是附帶提到它，作為教學的附屬之物。實際上，他在給比維斯的一封信里寫道，有關語言的知識是為更高等級的研究（graviores disciplinae）做準備。可是，這些高等的研究又落實在什麼地方呢？他倒是不敢完全不讓人去讀《工具論》；學生如果已經接受了全面的文學教育，還是允許他轉向《工具論》的。但是，他又建議到，不能在那上面太耗功夫。辯證法之所以能引起他的興趣，只是因為能夠有助於修辭和雄辯。數學也是這樣，淺嘗即可（degustate sat erit）。至於說到物理學，他也同樣是心口不一：學生要是對這塊領域的知識有所涉獵（nonnullus gustus），他也是挺滿意的。他的《家庭對話》（Colloques familiers ）中有兩篇談到了物理學，從他討論的方式可以明顯看出，就他而言，這種知識除了有助於更進一步的文學研究，也就沒有什麼學習的價值了。出於自娛，他翻檢出各種各樣的虛幻傳說，或者是以下這種問題：「我們腳下的對跖點的人，為什麼不會掉到天上去？」 因此，我們在這裡探討的一種教育概念，與我們迄今為止一直在探討的那種教育概念大不相同。它的獨特之處就在於，事實上，文學被認為本身就是所有學科中最具教育作用的一種。首先是在文學中尋求塑造學生思維的手段。文學就此被賦予異乎尋常的重要意義和教育功用，並且如此長久地留存在人們的輿論之中，對此我們又該如何說明？ 我們已經指出，文藝復興在道德上和思想上的重大革命的諸多起因當中，有一點便是公共財富與公共福利的增長。人變富了就會找出新的需要。奢侈之風的發展會使人的性格變得更為精緻，更為溫文爾雅，野蠻的攻擊性也會少些。人們放棄了他們粗鄙的生活方式，結果，在此之前他們一直渾然不覺道德與風俗上有何粗鄙之處，現在卻變得讓他們無法忍受了。就這樣，一步一步地，在他們當中生成了一種對於禮貌社會的品味，以及這個社會中那些優雅的禮儀、更為精緻的消遣、更為矯飾的趣味。這是因為，在一個禮貌社會的環境裡，個人自利的粗野至少會隱藏在一種普遍的相互同情之下，而人們也會生活在一個多少有些充滿幻想的理想化生活當中，遠離具體的生存現實，人們暫時將自己的視線從現實中移開，這樣，思維就能夠稍事休息，重新打點精神。 伊拉斯謨在多大程度上感受到這樣的需要，就體現在他寫的一本書上：《少年禮儀規矩》（De civilitate morum puerilium ），具體的宗旨就是要教會孩子如何講禮貌。他是那樣地重視禮貌問題，以至把它作為教育的一項不可離棄的目標。人們第一次系統而深入地探討這個問題，作為可以獨立存在的一項特別話題。這證明了對於禮貌社會的品味才剛剛形成。不過在另一方面，這本小冊子取得了異乎尋常的成功，也表明當時這種傾向是多麼地普遍，表明它對人們只是含含糊糊意識到的一些渴求做出了回應。此書於1530年在巴塞爾首版，僅僅兩年之後，就已經在倫敦重印。但它還是在法國最受讚譽，很快成為一本標準教科書。而從1537年開始，各種譯本和仿作更是層出不窮。 拉伯雷也同樣享有這樣的情感。說到底，他為什麼會對最初被委託來負責高康大教育的索邦老師們大加鞭撻呢？因為他們把高康大培養成了一條蠢漢，一個對社會交往渾渾噩噩的傢伙，不知道怎樣在社交場合里找到自己的位置：「高康大的父親看見自己的兒子確是用心讀書……可是沒有得到什麼好處，相反地，卻變得瘋瘋傻傻，呆頭呆腦，昏昏沉沉，糊裡糊塗。」碰上社交場合，「高康大呢，所有的舉動就是用帽子遮住臉，像一頭母牛似的哭起來，誰也沒法使他說出一句話來」。這個上不得台面的鄉巴佬，土包子，就是舊式教育的產物。在拉伯雷筆下和他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一位年輕的小侍從，名叫愛德蒙，溫文爾雅，禮儀得體，行止有度：「打扮得衣冠楚楚、整整齊齊、乾乾淨淨、落落大方，真是與其說是個小孩兒，毋寧說是個小天使。」當被邀請向高康大致意時，「愛德蒙……把帽子拿在手裡，面目開朗、唇紅齒白、目光鎮定，以童稚的謙虛態度注視著高康大。他自己站得筆挺，開始對高康大又夸又贊……舉手投足如此得體，吐字發音如此清晰，語調流轉如此圓潤，說的那一口拉丁文，詞清句麗，純正典雅，哪裡是這個時代的一個小娃子，簡直是古代的什麼格拉古、西塞羅或者伊米留斯了」。 注179 至於特來美修道院，如果不是有史以來設想出的最講禮貌的社會，最優雅的社會，最精緻的社會，那又是什麼？在那裡可以享受到的快樂，完全來自於不同的頭腦在彼此的接觸中，在相互的交談中，在社交的維持中，所體驗到的那些愉悅。 這個禮貌社會，也就是人們含含糊糊感受到的這種需要，其實並不需要從頭營建或憑空設想。正是這一點讓這些渴求變得有血有肉，指引著它們的方向，增強著它們的力量。從此，在人們的眼前，就有了一個相對比較完好的成型實例，這就是貴族的世界。實際上，年輕騎士的成長環境與年輕的神職人員、未來的藝學業士大有不同。人們不教他辯證法，而是教他騎術、劍術、體操、舞蹈、聲樂、音樂，教他怎樣才能舉止端莊，風度優雅，措辭不失禮數，交談應對自如。他並不一定非得學習寫作，但他一般都通幾門外語，以及各種形式的史詩文學，從古代留贈給我們的那些開始。從中世紀以來，貴族的城堡與宮廷就成了優雅生活的中心，年輕人在那裡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而現在，由於公共財富分配上發生的變化，不同階層之間的距離已經縮減，有閒階級發現他們與貴族之間更為接近了，所以，他們也就很自然地會體驗到一種欲望，要為自己，即根據自己的意願仿效這種精緻生活的樣板，複製這樣的生活；對於這樣的生活，多少個世紀以來他們一直遙遙地景仰著，羨妒著，從不曾幻想有朝一日也會落到自己頭上。 在當時的教育理論家腦子裡，至少在他們當中某些人的腦子裡，無疑是縈繞著這種貴族生活的理想。伊拉斯謨試圖在他的《少年禮儀規矩》中推廣的，正是這些宮廷禮儀舉止。他在論文的一開始就提請我們注意到了這一點。年輕的愛德蒙，作為新式教育的產物，是作為一個小侍從出現在我們面前的。而特來美修道院也不是一個由貴族男女組成的社會，在那裡，知識的高貴與出身的高貴有著同樣穩固的根基。只要想到思想上、心靈上的交談所扮演的角色，說它稱得上是一個貨真價實的愛人們的宮廷也不為過。 這種人們所渴求的目標又是如何實現的呢？人們又是如何學會擺脫自己身上的粗魯和鄙俗的呢？他們雄心勃勃地渴求這種更加高貴的生存，而這又離不開那種精緻的品味和纖細的敏銳；歷史上所知的最有文化、最具修養、最講文明的那些民族的精神傳統，就體現在古典文學當中，我們今天還依然從那些作品裡和這種精神特性相遇，除非浸淫在這些文學作品當中，否則，人們又如何學會掌握那種精緻的品味和纖細的敏銳呢？從這個角度來看，古代人，尤其是他們的偉大作家們，很自然應當擔負起教育的職責。如果我們期望對這種教育理論做出評價，也就是我們下一講要做的工作，就一定要以此為出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