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思想的演進 · 第十四講 關於巴黎大學的結論

——文藝復興 我們已經分析過了12—15世紀法國所實施的教育體系。現在，我們將要進入一個新的時代。但是在此之前，似乎有必要最後一次回到經院教育，以便從整體上來審視它，從正反兩方面對它做出總的清點，並且以此得出結論。我打算忽略所有的細節，以便闡明這種教育的基本特徵，從而能夠區分兩類東西：一類就是日後被視為我們自己的國民教育體系中的一個根本部分；一類則與此相反，註定要消失或發生轉變。由於文藝復興時期的人以拆毀為己任，也就是對自己先輩的工作進行徹底的革命性變革，所以我們也需要對這種規劃的價值做出詳盡而準確的評價；只有完成了這項工作，我們才有能力理解和評價他們的後來者的工作。 首先，我們必須無條件地承認，就教育組織，也就是我們最近所研究的這段時期中的教育組織來說，它表現出的那種豐富多彩、新意迭出，足以令人稱奇。實際上，這段時期幾乎是從零開始的，單憑白手起家，就演化出一套歷史上未曾有過的最強大、最全面的學術機體。簡陋的主教座堂學校與修道院學校所能招收的學生數目從來也就相當有限，彼此之間毫無關聯。而在歐洲大陸，在一個固定的地點，確立起一套龐大的教學機體，它是匿名的、非人格化的，也是自我維持的，取代了主教座堂學校與修道院學校。它的教師數以百計，學生則數以千計。這麼多人都一起從事同一項事業，服從同樣的規則。因此，這個機體的組織最有可能體現人類學識的所有分支領域。也正是在這套體系里，創造出被稱為院系的中等教育機構，對應於不同的學術專業。在學習場所的環境方面，創建起了宿舍、學生會館和學院，為學生群提供道德上的庇護。各級學位也設立起來了，為學術生活分出了等級，也勾勒出了循序漸進的各個階段。為了控制獲得這些學位的渠道，又設立了考試。研習的課程制定出來了，為學生明確指定了他在這些階段的各個步驟上都需要獲得哪些知識，也為教師指定了需要教授的基本內容。這些就是在兩到三個世紀的時間裡出現的主要創新。 這些接二連三出現的創新，都屬於中世紀時期——也就是這一段特定的中世紀時期——獨特的、原創性的成就。無論是古希臘羅馬時期，還是加洛林時期，都不曾提供任何可供效仿的典範。儘管說所有這些制度都與它們的起源有著密切的關聯，與中世紀生活的特定背景有著密切的關聯，但它們在這段時期里可以說是牢固地紮下了根，從而可以不受觸動地一直存活到今天。當然，我們不會像我們的先輩那樣解釋它們，我們已經為它們注入了一種新的精神；但是，它們在結構上並沒有實質性的改變。要是有一個中世紀的學生回到我們中間，聽我們談論大學、院系、學院、業士學位、執教權、博士學位、學習課程、常設課和非常設課，很有可能這樣想，除了從前使用的拉丁詞被法語詞所取代，其他一切照舊。只有當他坐進我們的講演廳或課室，才會體會到已經發生的變化。他會就此看到，學術生活已經發生了轉型，但依然在中世紀為它挖就的溝渠里流動。 這種組織除了具備這樣的耐力與韌性，使它能夠抗禦時間的洗刷，而且還具有顯著的彈性。我們已經有機會注意到，在整個中世紀，這種組織是多麼容易地通過形形色色的形式轉換了自身，展現了自身，並且不管怎麼說，也從未表現出背叛它所依據的根本原則的跡象。要知道，在它誕生時，只是一個鬆散的同盟，沒有任何官方的性質，沒有任何具有約束力的章程，沒有一塊限定的安定處所；曾經一度，它只是一些學院的集合。而就在這樣的時代，這樣的時刻，發生的變化又是多麼地劇烈！儘管如此，這些變化的發生卻並沒有造成什麼劇烈的停頓，基礎的動搖，或是革命性的巨變，而只是一種日積月累的緩慢過程的結果。這種過程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對新的需求做出回應，完全取決於這些需求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展現出來。 這種組織的彈性不僅體現在它的歷史演進方式上，而且體現在它的地理擴散方式上。至今為止，我們幾乎完全是在巴黎一地來考察這種組織方式，這不僅是因為這種體系就是在那裡誕生的，而且還因為巴黎大學是其他大學極力效仿的主要原型。即使是這樣，我們還是很驚訝地注意到，這些紛繁多樣的大學儘管複製著同樣的基本屬性，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同一范型的不同摹本，但是彼此之間的差異卻是那麼地大。有多少地方坐落著大學，幾乎就有多少類型的大學。有些大學將人類知識一網打盡，有些大學則只限於一個專門領域（比如博洛尼亞大學、蒙彼利埃大學）。而在這兩種極端之間，還有各種中間過渡類型。有些大學，比如巴黎大學或牛津大學，唱主角的是藝學院；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居於至高地位的是另一個院系。巴黎大學是一所屬於教師的大學，它的學生群基本上都是比較年輕的人；而博洛尼亞大學的學生群主要是成年人。牛津大學和巴黎大學都包含學院，但是牛津大學的學院和巴黎大學的學院可不是一碼事兒。要找到這樣一個既千篇一律又紛繁多樣的機構是相當難得的，人們透過它所表現出的種種外表認識到它的內在，但沒有一個地方的具體表現是與其他地方完全一致的。這種一致性與多樣性確鑿無疑地證明了，大學在多麼大的程度上屬於中世紀生活的自發產物，因為只有活生生的事物，才能夠以這樣一種方式，在充分維持自己的同一性的同時，還能順從於、適應於各種各樣的具體情勢和環境。 不過，事情還有未彰顯出來的另一面。我一直在努力描繪的這些複雜的機構，歸根結底是建立在法團概念基礎上的，也是從這個概念中導出它們的一致性的。巴黎大學本質上就是一個法團，要想說明它的組織機制的基本特徵，就要考慮到它作為一個法團的性質。除此之外，今天是不是還能以這種方式來概括它呢？我們知道，中世紀的法團一旦確立起來，就會很快呈現出一種明顯的趨勢，越來越抱守傳統、難以變通。一方面，組成一個機構的一群人實際上要比各自分離、相互獨立的個人更難以變化；一個法團的規模之龐大，本身就加劇了運動和變化的困難。不僅如此，法團的目標還在於充分利用壟斷，消除所有的競爭。因此，一旦它確立起自己的排他性權利，排除了所有的競爭，也就不再有任何理由要創新或變化。要對自己周圍不斷興起的新的需求做出充分的關注和努力的適應，它並無利益可得。它自顧自存在，與自己的環境失去了接觸。由於巴黎大學也是個法團，所以它也面臨著同樣的危險。我們還會有不止一個機會指出，教育的演進始終大大滯後於整個社會的普遍演進。我們會看到，整個社會普遍瀰漫著新的觀念，卻感覺不到對巴黎大學法團的觸動，它的研習課程或教學方法都沒有調整。就舉一個例子：16世紀誕生了一場偉大的科學運動，並歷經17、18世紀而進一步發展，但直到19世紀初之前，卻從未對巴黎大學產生影響。 但不管怎麼說，儘管有這種不利之處，這種先天缺陷，要說中世紀在學術組織方面成就巨大，也並非誇張。不過，就課程內容與教學方法而言，它的貢獻並不是實質性的，尤其不是原創性的。這是因為，無論哪朝哪代，教育都只能以縮微的形式反映人類知識的當時狀況。不錯，中世紀對新知識的創造無所貢獻；它只是繼承了羅馬帝國末期已有的成就，或者更準確地說，鑒於羅馬人自己也並沒有在希臘人已有的成就上再添上濃重的一筆，所以，我們更應該說中世紀只是繼承了希臘文明末期已有的成就。但是，中世紀只看到了希臘文明中一個有限的方面，就是對邏輯的培養。也正是在這一點上，中世紀構造了自己的整個教育體系。實際上，從來不曾出現這樣一段時期，邏輯在一個民族的思想教育中占有如此壓倒一切的位置。這說明，亞里士多德為什麼會在這一時期享有如此高的聲望。這種聲望並非純屬意外，即人們出於偶然才不知道柏拉圖的著作； 注142 也不能用一種平庸習氣來解釋，說這段時期的人沒有能力欣賞柏拉圖的思想或詩學。關鍵在於，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在別的地方。他們首先感到的是需要讓自己接受一種嚴格的學科訓練。他們轉向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以滿足這一需求，可不是沒有理由的。 至於是哪些原因使得邏輯素養的發展成為絕對首要的事情，則來自於中世紀心智最深層的特徵。事實上，中世紀所有的思想活動都指向單一的目標：創造一套可以充當信仰基礎的知識體系。我這麼講，並不是說神學在這個時期成為哲學的衛護者，而是說信仰正體驗到一種訴諸理性的需要，與此同時，理性也獲得了自信，準備好著手對信仰做出說明。那麼，這種被人感到如此必要的學問又是如何建構起來的呢？是通過綜合有關經驗現象的觀察並做出解釋嗎?我們已經看到，就這段時期而言，單憑觀察，根本不能確立任何有效的論證。因此，從認識論的角度上說，觀察是毫無價值的。那段時期里的人的經驗還太簡單，太缺乏實證材料，不足以從中導出任何具有相當概括力的結論。所以，剩下的就是推理，也只有推理。必須藉助推理的力量來建構這種新的學問，因為這種學問註定要同時增強並驗證教義。實現這一目標的唯一途徑，便是讓人們的思維習慣於推理技藝，實踐並開發邏輯方法能夠辦到的所有練習。這就說明了中世紀的人何以患有這種思想上的盲視，從希臘文明的整體中只看見這種邏輯訓練，精妙善思的希臘天才已經把這種訓練發展到一個相當成熟的程度。 除此之外，考慮到它所服從的目的，異教的辯證法在被移植到基督教的時代後，必然會表現出在古代從未具備或從不可能具備的新特徵，在此之前，它完全是一種此世的活動，是詭辯家之間一種簡單明了的遊戲，是照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設想的那種世俗知識方面的一種推進方法。而現在，它和教義緊密關聯在一起，共同沐浴在教義所激發的那些情感之中。對於道德教育和宗教教育來說，它不再是某種外在的、異在的東西，而是某種準備。作為最高神聖的一項前提條件，它也披上了一層神聖的光環。或許從未有這樣一段時間，人們曾經給予學識及其道德價值這樣高的敬意。也正是這一點，激起了一種思想熱情，讓那些蔚為壯觀的學生人流，不顧旅程的艱辛與危險，從歐洲的這一地遷徙到另一地，去追求真理。因此，即便說中世紀確實是從古代那裡借取了自己教育的素材，但還是用一種新的精神激活了它們，並由此轉化了它們。當我們今天從外部來考察這種邏輯訓練時，它完全給人一種枯燥、淡漠乃至冷酷的印象。然而，事實卻是，對於這段時期的人來說，它屬於一種道德訓練。毫無疑問，這種見解比起與之相反的那種學說要有成效得多，後者所主張的是多少將人類生活中這兩個方面徹底分離開來。認識到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我們已經抵達了發生這種徹底分離的時代前夕。 不管中世紀把邏輯訓練看得多麼崇高，對於人的心智來說，它本身還不能構成一種完滿的教育。一個人並不僅僅是由純粹理智構成的；單單讓人理解人的思維形式機制是如何構成的，正常情況下是如何運作的，還不足以培養出一個完全的人。必須引領他從總體上去理解他的人性。並且，鑒於處在一個時期、一個國度里的人並不能構成人類的整體，所以必須讓他知道，在歷史的進程中，人的自然已經發展出多種多樣的形式，體現在千姿百態的文學藝術、倫理體系和宗教體系中。由於人只是宇宙的一個組成部分，所以為了讓他真正地理解自己，還必須學習去理解那些不同於自己的事物。他不能只關注自己，還得環顧四周，努力理解圍繞著他的那個世界，自己正是這個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得領會到，這個世界是那麼地紛繁複雜，已經完全不能局限於純粹邏輯的狹小界限內。如果就此說中世紀的種種教育學說立足於當時的思想需要，那麼也不難看出這些學說是多麼片面，多麼有缺陷。考慮到它的意義至關重要，很自然，所有的努力一開始都集中在這個有限的目標上。但是，隨著時代的推演，人對自身的理解越來越全面，與此相應，不僅這種早期的理念會擴大，新的成分也會豐富它。這就是16世紀的人們所承擔的任務。現在我們可以來考察，他們是如何解釋這項任務，他們本人又是如何履行這項任務的。 教育的轉型始終是社會轉型的結果與徵候，要從社會轉型的角度入手來說明教育的轉型。要想讓一個民族在一個特定的時間環節上感受到改變教育體系的需要，就必須有新的觀念、新的需要浮現出來，使此前的體系再也無法滿足需要。這些需要與觀念本身也不是說憑空產生的；如果說它們在被忽視了數百年後，突然一下子進入了人類意識的最前沿，那麼中間過渡期必然會出現某種變化，上述需要與觀念就是這種變化的表達。因此，為了理解16世紀的教育成就，我們首先需要知道，在一般的層面上，是什麼構成了這場被史學家稱之為文藝復興的偉大的社會運動，而16世紀的教育理論只是這場運動的一種體現。 人們經常認為，文藝復興的實質就是復歸古典時代的精神；實際上，通常用來指歐洲歷史上這段時期的這個說法，就是這個意思。在人們看來，16世紀是這樣一個時期：人們拋棄了中世紀陰鬱的理念，重新用古代異教世界盛行的那種更加快樂、更加自信的眼光來看待生活，至於這種轉向的起因，據說是重新發現了古典文獻，這些首屈一指的傑作，被埋沒了數百年之久，只是到這個時期才被拯救出來。從這個角度來看，正是對古典文獻中偉大作品的發現，產生了西歐心智圖景的這種新變化。但是，這樣來談文藝復興，只能最膚淺地指出它正面的外貌。如果說16世紀確實只是繼承了古典的傳統，而早在黑暗時代到來時，古典傳統就已經發展到這樣的程度，只是暫時從我們的眼界中被遮蔽掉了；那麼，文藝復興就像是一場很難解釋的道德與思想上的回應。我們或許可以假定，人類在長達1500年的時間裡迷失了自己本來的道路，因為它不得不跨越如此漫長的一段時期去追溯自己的腳步，從而煥然一新地踏上自己征程的全新階段。當然，進步並不是以直線推進的，進步也有曲折和迂迴，前進也會伴隨著倒退，但是，這樣一種偏離會拉長到1500年的時間，從歷史的角度來說是難以置信的。不錯，這樣來看文藝復興，符合18世紀的作者們談論文藝復興的方式。但是，難道就因為他們對初民社會那種簡單生活抱有一種敬羨之心，我們就能說他們的社會哲學試圖重建史前史的文明嗎？難道就因為處在革命浪潮中的人認為自己正在效仿古羅馬人的行動，我們就能把革命中誕生的這個社會看作是對古代城邦的模仿嗎?捲入行動的行動者所處的都是最不好的位置，最難看清支撐他們行動的那些原因。他們用自己的方式，把自己所屬的那場社會運動呈現給自身，但對這種方式始終應該抱以懷疑的態度，絕對不能認為有任何特殊的權利可以訴求可信性。 不僅如此，要說在我們此前正研究的這幾百年時間裡對古典文獻一無所知，只是到了16世紀初才被發現，並且正是這種揭示，一夜之間擴大了歐洲思想的視野——這些說法也是完全錯誤的。在整個中世紀裡，找不到一個時期對這些文獻巨著不曾聽聞；在每代人中，我們都會發現有幾個人具備足夠的理智和敏銳，能夠欣賞古典大師的作品。阿伯拉爾這位辯證法的英雄，同時也是一位文獻學者：他熟悉維吉爾、塞涅卡、西塞羅和奧維德，就像熟悉波伊提烏和奧古斯丁一樣。12世紀，夏特爾地方有一所著名的學校，在創建者夏特爾的貝爾納的激勵下提供了一種古典教育，讓人想起日後耶穌會組織的那種教育。 注143 諸如此類的例子比比皆是。誠然，這些將文學引入教育的嘗試還只是一些互不牽扯的事例，從來沒有成功地俘獲經院學者們的鑑賞力，倒是在他們的手下重新被埋沒了。但不管怎麼說，它們實實在在地發生了，這足以證明，即便說古典文獻在中世紀得不到賞識，即便說它不曾在教育中擔當什麼角色，那也不是因為人們不知道它們的存在。簡單地講，當時的情況是，中世紀的學者們知道古典文明的所有主要方面，但只是保存他們認為重要的東西，也就是能夠回應他們自身需要的東西。他們整個的注意力都放在邏輯上，這樣的東西遮蔽了其他所有東西。因此，如果說這一切在16世紀都發生了轉變，如果說希臘羅馬的文學藝術突然間被人們承認具有無與倫比的教育價值，這顯然也是因為在這一歷史時期，由於公眾心智中發生了一種轉變，邏輯失去了它以前擁有的特權，相反，人們第一次感到迫切需要有一種更精緻、優雅和文學氣的文化。之所以獲得這樣的品味，並不是因為剛剛發現了古代，而是因為人們從古希臘羅馬時期那裡索取某種東西，他們知道藉助後者能夠滿足自己剛剛獲得的這種新的品味。所以說，如果我們希望理解文藝復興的性質，就必須努力說明歐洲各民族思想與道德圖景上的這種轉向，因為它對教育思想的影響，不亞於對科學與文學思想的影響。 只有當社會生活中非常根本的一些屬性本身已經發生改變後，各民族才會在如此巨大的程度上改變自己的精神圖景。因此我們可以預先肯定，我再重複一遍，文藝復興並不來自一個偶然的事實，即某些古典作品在這個階段重現人間，而是因為歐洲社會的組織機制發生了一些深刻的變化。我無法在這裡徹底詳盡地刻畫這場轉型，但是我至少要指出它最重要的一些特性，以便能夠將我們馬上要探究的教育運動和它的社會根源聯繫起來。 首先，在經濟領域發生了一系列的變遷。人們終於擺脫了中世紀那種低劣的生活方式：在原先那種生活方式下，各種關係普遍不安定，阻礙了企業精神的發育；市場數目有限也扼制了雄才大略的施展；人們只是靠著品味和需要上的極端簡單，才和自己的環境取得了和諧。漸漸地，秩序確立起來了；更好的政府、更有效率的行政也重振了人們的信心。市鎮大量興起，人口也越發密集。最後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美洲的發現與經由西印度群島的商路，為經濟活動開啟了一些新的可以運作的世界，從而大大振興了經濟活動。結果，普遍的福利獲得了增長，巨大的財富積累了起來，而財富的獲取又進一步刺激並助長了一種對於閒適優雅的奢侈生活的品味。早在路易十二的統治下， 注144 國內的和平就已經使這股趨勢變得非常明朗，足以為觀察家們所注意到。當時有一個人說：「普國之下，無處不見高堂華屋，無論公邸私宅，處處雕樑畫棟，地板和正牆如此，連窗框、天花板、煙囪和外部裝飾也如此，屋內家具陳設也是窮盡世間奢華。各行各業人士皆使用銀制餐具，奢侈之風登峰造極，乃至不得不用法律手段來矯正這些過分之舉。」這段時期還真的針對私人的奢侈開銷頒行了幾項條令；從1543年一直到「聯盟」時期， 注145 我們找到了12項記錄在案的這一類法令。自然，所有這些公行於世的法令，起的作用都只能是向我們證明人們在生活方式方面已經發生的變化。義大利戰爭 注146 大大有助於產生這一結果。因為在義大利，長久以來，奢侈之風一直維持在一個相當成熟的程度上，北方人簡直聞所未聞， 注147 在像威尼斯、熱那亞和佛羅倫薩這樣的通商大埠尤其如此。威尼斯和熱那亞製造的各色金銀絲絨，博洛尼亞、卡斯特-杜朗（Castel-Durant）和烏爾比諾（Urbino）等地的陶器，佛羅倫薩和羅馬兩地金玉匠人的手工製品，威尼斯的花邊織品，所有這些精美的奢侈品使義大利儼然變成了一個中了魔的世界。貴族們在查理八世統治時期征戰於此，一時間徹底為之目眩神搖，當他們離開這片魔幻之地時，也想要效仿他們如此艷羨的東西。他們拼湊了一支由三教九流組成的大軍，包括「建築師、畫家、雕刻家、學者，還有香水調製師、珠寶匠人、刺繡藝人、時裝設計師、木匠、園藝師、風琴師以及製作雪花膏的工匠」。查理八世開始的征戰過程，到路易十二和弗朗索瓦一世的遠征宣告終結，在半個世紀的時間裡，法國已經發生了轉型。 如果這種轉型僅限於貴族的世界，或許還不會造成如此深遠的社會後果。但是與此同時，財富的日漸增長也帶來了一個後果，就是使各個社會階層之間的差別逐漸縮小。在此之前，市民階層甚至未敢抬眼仰視貴族，他們與貴族之間依然橫亘著一道巨大而固定的鴻溝，認為自己過著一種相當不同的生活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現在，市民階層開始越來越富裕，越來越強大，從而也就越來越雄心勃勃，覬覦著縮小差距。他們的期望伴隨著資源一起增長，使他們再也無法忍受此前的那種生活。結果，他們不再怯於仰視上方，期望也能過上貴族的生活，效仿他們的風格，他們的做派，他們的奢華。一位作者這樣寫道：「社會的各個部分之間比附奢華之風愈演愈烈，城鎮市民階層開始想要與貴族做同等穿扮……而村裡的人又想和城裡的市民階層一樣。」根據另一位作者的講法，市民階層的夫人小姐們逐漸厭煩了自己平淡冷落的生活，她們開始想要照搬貴婦人的生活。「你幾乎再也不能區分一位婦人或小姐是出自名門還是寒門……你看見連平民都夠不上的女子卻穿著金銀鑲邊的滾袍……她們的手指上套著祖母綠之類的珍貴玉石……要在前朝舊時，對一位婦人或小姐吻手致禮是只限於貴族之間的禮儀；貴婦人不會把自己的手伸給第一個上前來的人，更不用說隨便哪個人了。而今天，渾身上下光亮筆挺的男人們，看到一個佩著只有貴族才有的紋章的女子，就會爭先恐後地上前去吻她的手。貴族小姐下嫁給平民男子，平民女子倒攀上貴族男人：就這樣，我們正在繁育著不純的人。」不難猜想，對生活的理解方式所發生的如此顯著的變遷，也必然會伴隨著對於教育的理解方式上的變遷。也就是說，原本的教導宗旨是塑造一個優秀的藝學士，引領他探察三段論與論證的種種奧秘；而現在的事業在於塑造一個舉止優雅、應對自如的貴族，能夠在沙龍里卑亢有度，社交風度無懈可擊。這兩者之間是很不相契的。 除了這場轉型，還有直接發生在觀念世界中的另一場轉型，其重要性也毫不遜色。 到了16世紀，歐洲各主要民族國家都已經大體上確立起來了。儘管在中世紀，只有一個統一而同質的歐洲，一個統一而同質的基督教王國；但現在，存在著一些巨大的個別集合體，具有各自的思想特徵和道德特徵。英格蘭在都鐸王朝那裡確立起自己的認同與統一；西班牙是在卡斯蒂利亞王國費迪南德及其繼承者手下確立的； 注148 德國是在哈布斯堡王朝手下確立的（儘管面目非常含糊）；而法國比誰都早，是在卡佩王朝治下確立的。古老的基督教王國統一體已經永遠歸於瓦解。無論人們繼續對根本的教義抱以何等的敬重，初具規模的各個群體都有了自己特有的思維模式和情感模式，有了自己的民族氣質，他們特有的強調重點往往會影響到迄今為止一直為絕大多數信眾所接受的信仰體系。由於就此產生的那些重大的道德力量只會發展它們個別的本性，由於它們只能根據自己的喜好來組織自己的思想與信念（只要它們有權偏離被廣泛接受的信念），所以它們會對這種權利提出訴求，而在訴求的過程中，它們就會明確表達這種權利。也就是說，它們要求有宗派分立的權利，有自由探究的權利，雖說這只是在相當有限的程度上，並不是什麼絕對的權利，因為在那時候，諸如此類的事情恐怕是無法想像的。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找到了宗教改革的根本原因。宗教改革是文藝復興的另一面，是當時在歐洲同質性大眾中發生的朝向個人主義與分化的運動的自然結果。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經院哲學為宗教改革鋪平了道路。經院哲學將理性與不朽著作中提出的問題相對照，並用嚴格的邏輯訓練來武裝它，從而讓理性更加自信，以便有可能做出獨到的突破。但不管怎麼說，從經院哲學的種種大無畏之舉（在始終保持中和的15世紀末尤其顯得如此），從少數幾位思想家多少有些魯莽的主張（學校之外很少能聽到他們的聲音），到宗教改革這場撼動了整個歐洲的突然爆發的運動，這中間顯然有一種根本的斷裂，證明事實上有一些新的力量開始發揮作用。 因此，我們在這裡看到有一種新的因果要素，會在教育的理論與實踐中產生一場變遷。基督教的信念在中世紀的教育里扮演的角色過於顯要，使教育體系不能不受到那種信念正經歷的種種變異的影響。不僅如此，經濟因素也能通過一些方式發揮類似的影響。顯然，對於已經養成奢侈品味與閒適生活的學生來講，中世紀的苦行理念未免太不合適。由於這種苦行理念是基督教的理念，所以基督教本身也受到了同一種現象的影響。這是因為，從此對這種生活觀感到的那種反感，不可能不擴散到對它所依據的整個信念體系的態度上去。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那樣，如果說野蠻民族這麼容易就接受了基督教，那恰恰是因為基督教的刻板，因為它對文明成果的漠不關心，因為它對生存的歡愉的厭惡。但是，能夠說明它當時何以大獲成功的那些理由，如今也同樣可以消減它在人們頭腦中的權威。那些已經學會享受生活的歡愉的社會，再也不能忍受這樣一種教義，再也不會把普遍性的犧牲、自我棄絕、禁慾和受難作為至高無上的欲望目標。個人感覺到這種體系與他們最深層的欲望相牴觸，與他們視為十分自然的需要的滿足相對立，就只能是對它產生懷疑，或者至少是對迄今為止人們解釋它的方式產生懷疑，因為對於一種似乎在某些特定方面與自然相牴觸的教義，不可能既沒有一種理性的說明，還不加批判、毫無保留地接受它。人們倒是沒有徹底地否定它，只是感到需要用一種新的方式去修訂它，重新解釋它，以便讓它可以和時代的強烈欲求相協調。而諸如此類的任何修訂與重新解釋，都得有一個前提，就是有權修訂，審視和解釋。總之，就是有權考察，而這樣的權利不管你怎麼看，總歸意味著信仰的式微。 現在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文藝復興絕不是少數幾項幸運發現所帶來的單純結果。文藝復興的獨特之處，就在於它是歐洲社會歷史上的一場信仰危機。中世紀還處在孩童期。正如孩童擁有的力量將夠勉力維持生存，歐洲各民族也只能擁有必不可少的資源，來應對他們的生存中最直接、最緊迫的要求。與此相反，在16世紀，歐洲各民族已經進入了成熟的青年期。他們的血脈中流淌著更為豐富、更為充裕的血液，他們為過剩的生命力所占有，竭力要消耗它。他們再也不能滿足於自己歷史開始時那種典型的艱辛難測的生存狀況；他們已經積攢起來的活力需要有更為廣闊的空間，有更為遠大的抱負，讓它可以自由地施展。舊有的結構已經不再有能力容納這種旺盛的生命力，不再有能力維持自身，也就是因為這一點，必須對教育理念本身做革命性的變革。培養擁有一切青春力量的人們，與培養處在嬰幼期、對未來毫無把握的弱小的人們，教育原則與實踐是不能完全一樣的。現在有待我們去做的，就是考察這些轉型的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