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思想的演進 · 第七講 巴黎大學的誕生

——就職禮（inceptio）與執教權（licentia docendi） 在上一講結束時，我們已經觸及這門課必須考察的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就是關於那場重大學術運動的實質。隨著歷史的演進，這場學術運動獲得了它的名稱：「巴黎大學」。這個具體的表述又體現著什麼樣的教育理念？為了確保得出正確的答案，最好的辦法就是回溯這個機構的起源，考察它是如何逐步形成的，是什麼導致了它的出現，是哪些道德力量造成了這個後果。我們要考察發出這棵嫩芽的那粒原初種子的構成，細究組成它的各種成分，看看它們是如何聚集並組合在一起的，這樣，我們便能夠指明，在怎樣一種精神的激勵之下，這個機構確定了自己的取向。 這個問題之所以引起我們的關注，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教育理論中，它的重要性和研究價值都是極其顯著的。這是因為，巴黎大學就是一個基體，我們整個教育體系都是從它那裡發展而來的。此後將要構成我們的中等教育體系的一切，它從一開始就都蘊含其中了。而我們的學院也是從它這個母體裡孕育出來的。此後我們整個的教育發展都帶上了它的印記。其次，這個問題的歷史研究價值也相當可觀。儘管它影響我們的方式並不那麼直接，但還不至於讓我們可以漠然視之。這是因為，再沒有什麼機構能夠比它更好地體現中世紀的精神。大學不僅僅是一所教授一定數量學科的學校，而是最如實、最具代表性地反映這個時期的機構，甚至可以說強於教會和封建制度。歐洲民眾的精神生活所配備的器官，從來沒有這樣的精準，從來沒有獲得過這樣普遍的認可，一句話，從來沒有這樣良好地適合於它的功能。因此，大學的影響力遠比政治史家引導我們猜想的要高。我們將要進行的研究會使我們更好地理解這個組織，這個孕育出我們自己組織的組織。 關於我們將要探討的巴黎大學的起源問題，已經有大量的重要著作以此為主題了。我不打算在此開出一份完整的書單，但至少得擇要說明任何一個著手研究巴黎大學校史的人都理當參考的主要原始資料，以及利用這些原始資料完成的主要著作。就原始文檔而言，可以查考德尼弗爾教父和夏特蘭合編的《巴黎大學文件匯編》，這部書的頭兩卷分別出版於1889年和1891年，一直可以把我們帶到1350年。 注76 另一部材料極為豐富的文獻，也是第一部系統的巴黎大學校史，是杜·布拉伊編寫的《巴黎大學校史：自查理大帝至本朝》（Historia Universitatis Parisiensis a Carolo Magno an nostra tempora ）（對開本六大卷，1665—1679年出版）。 注77 不幸的是，此書作者一點考據精神都沒有，對巴黎大學起源的敘述完全是神話式的；名為歷史，實為傳奇。不過話說回來，這並不妨礙它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充當經典。有大批著述家在不同程度上忠實地仿製了它，至於他們的名姓就沒有複述的必要了，因為他們的作品沒什麼價值。索邦本身就收藏有一部非常古老的手抄本，它的主旨恰恰是要駁斥杜·布拉伊。但這部題名《巴黎大學史考：四點實據》（Universitatis Parisiensis ejusque Facultatum quatuor orgio vera ）的佚名稿本從來沒有正式刊行過。 只有到了19世紀下半葉，巴黎大學校史才算進入了學術研究的階段。這股趨向是由圖洛開啟的，他的博士論文題為《中世紀巴黎大學的教學組織》， 注78 通過極其細緻的考察，描繪了中世紀大學裡教育體系的運作原貌。不過，對於起源問題，他只是略有述及。德尼弗爾教父的巨著《1400年前的中古大學》開始填補了這個缺憾，此書於1885年開始陸續問世。最後是比較晚近的一位，拉斯代爾（M．Rashdall），他對中世紀時歐洲各大學做了廣泛研究，寫出了《中世紀歐洲各大學》（Universities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Oxford，1895，共11卷），而在書中，巴黎大學不可避免地占據了主要篇幅。 注79 記住了這些原始素材，我們就可以來看自己的問題了。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們曾經有這樣一種傾向（事實上，今天依然有證據表明存在這種傾向），就是如果歷史說明在解釋社會制度時，依據的是據說創建或所謂發明了這些制度的重要人物，那麼我們就會接受這種說明。本著這種精神，人們習慣於去尋找一個人，可以把巴黎大學的創立和這個人聯繫在一起。而中世紀之初就有這樣一個人物出現，如巨人一般屹立於世，此人便是查理大帝。正是出於這個原因，杜·布拉伊才認為可以把巴黎大學的起源一直上溯到查理大帝。所以，在他看來，巴黎大學的組織只不過是從巴黎學校發展而來的。對於這種純屬神話式的觀點，在此我們就不需要去考察了。我們只需要注意到，巴黎大學是在巴黎誕生的，這一點我已經指出過，並且很快還會舉出更多不容置疑的證據。巴黎大學在本質上是屬於巴黎的，相反，巴黎學校則附屬於查理大帝的王室，是和這個王室本身一樣四處遷移的。而這位帝王到過那麼多市鎮，住過那麼多宮堡，我們甚至都不能肯定，他有沒有在巴黎這座城市停留過幾個小時。查理大帝與巴黎大學之間的唯一關聯，就在於的確是靠了查理大帝的支持，才有了主教座堂學校的重新興起，而我們稍後將會看到，至少在某種意義上，巴黎主教座堂學校就是巴黎大學的搖籃。 今天，已經很少會有人再拿這種歷史神話當真，實際上這種轉變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但又有另一位人物接過了查理大帝曾經被賦予的角色，他就是阿伯拉爾。就連圖洛這樣出色的史學家，也推斷出他是巴黎大學的創辦者。表面看來，是當時表現出的巨大的思想活力開創了教育方面一個全新的時代；而把歐洲學生群吸引到巴黎來的這種對於學問的狂熱之情，則有相當一部分得歸功於阿伯拉爾的個人影響力。但是，不管這場運動真正的起源是什麼（我們已經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這場運動的那些根本起因已經超出了阿伯拉爾的個人特徵），可以很肯定地說，當他發現自己被名副其實的學生大軍所簇擁的時候，在巴黎還不存在任何配得上「大學」之名的機構。實際上，大學並不僅僅是哪一所主教座堂學校或修道院學校更高級的形式，學生人數比一般的學校要多，而是一種全新的學校教育體系，隨著我們考察的推進，它的獨特之處將會逐漸浮現出來。而在阿伯拉爾的時代，除了那些附屬於主教座堂和修道院的學校，根本就不存在其他任何學校。他自己教學的成功開展，最初是在巴黎聖母院的迴廊里，然後是在聖熱內維埃夫修道院裡，這座修道院坐落在同名山丘頂上，今天我們在原址看到的是先賢祠。 注80 確實有數以千計的學人來到這些學校，為的是親聆這位偉大的教師授課，但這根本不能改變這些機構的性質。 不過，那時確實也發生了一樣重要的創新，它所開闢的道路導致了巴黎大學的創立，使得巴黎大學的組織形式變得很有必要。在12世紀，由於阿伯拉爾的教學，在同樣程度上也由於巴黎在法蘭西王國中的中心地位，巴黎在歐洲公共輿論中獲得了一定聲望，精神生活愈益增強，出於這些緣故，學人越聚越多，在宗教機構內創辦的特有的學校，不管是主教座堂學校，還是修道院學校，面對這大批大批如饑似渴地求學問教的人群，都已經無法充分提供他們所要求的教育。它們的這種欠缺很快便惡化了，因為事實上這些學校大多數停辦了，只有聖母院主教座堂學校碩果僅存。即便是阿伯拉爾曾經在那裡大出風頭的聖熱內維埃夫學校，在阿伯拉爾死後也是一蹶不振。從12世紀末以後，即便這座學校還在勉強維持，也只能是借著昔日榮光的蔭護了。聖維克多修道院所屬的學校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因此，聖母院的那個迴廊就成了巴黎唯一的思想中心，唯一向在俗之人開放的教育中心。顯然，單憑一己之力，它無法為依然不斷增多的大批學生提供他們所需的教育。這樣一來，授權教師個人在教堂之外開辦學校也就勢在必然了。他們在自家居住的私宅里授課，但教區當局要求他們只能居住在巴黎城島或塞納河橋上。其中，就有一批教師在小橋（rue du Petit Pont）上開設了他們的學校。我們知道的就有一個叫小橋上的讓（Jean du Petit Pont），一個叫小橋上的亞當（Adam du Petit Pont），再有一位叫小橋上的皮埃爾（Pierre du Petit Pont），他們都是12世紀時的名師。這些學校的創辦構成了一場真正的革命，這也為另一場意義甚至更為重要的革命做好了準備。只要這些學校還坐落在教堂或修道院的院落或附屬建築里，在迴廊的環護中，也就根本不需要什麼特別的組織形式。它們會受到教會組織的庇護。它們是教會的一個機構，因此也就受制於教會的規章和紀律。而現在，不管怎麼說，我們有大批的教師與學生開始在這個教會氛圍之外活動了。儘管說他們依然留在教堂附近，也不得不留在教堂附近，但卻在很大程度上獨立於教堂了。他們是些在俗之人，過著世俗的生活。至於教會，他們受它的管制只是間接的、遙遠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勢必會有新的觀念和新的渴望問世，勢必會有一種全新的學術生活形式誕生，它需要一種特別的組織形式，與中世紀迄今為止已知的任何形式都很不一樣。 這種組織形式又是什麼呢？ 在我們所說的這段時期中，公共活動各個領域中的法團生活也是盛極一時。 注81 一方面，行業的相似使同操一門職業的勞動者維繫在一起，相互之間確立起更加密切的關係；另一方面，社會生活條件本身也使維繫起來的做法對於他們來說事關重大。因為只有聯合起來，形成持久的社團，強大到足以要求得到尊重的地步，他們才能成功確保自己得到存在下去的合法權利。自然，這種權利實質上就包含著某種壟斷。那些已經獲得這種權利的人會守護它專歸己有。但是，對於那些享有壟斷的人來講，這些壟斷也同時包含著義務。這是因為，社團為了保持強勢，會用義務來約束自己的成員，而如果這些成員沒有能夠履行義務，他們的特權就會被剝奪。中世紀法團的典型特徵，就是一些享有特權但卻受制於嚴格紀律約束的群體。如此說來，在城島上並肩授課的老師們，其處境與其他某種手藝或行業里的師傅們並無不同，也是通過從事同樣的職業來謀生，也要為確保自身存在下去的權利而被迫奮爭。因此，他們必然要以同樣的方式，將自己組織成一個法團。 一種舊有的職業慣例仿佛成了結晶的中心，教師法團就圍繞著它組織起來了。這是一項由來已久的慣例，任何人如果想要授課，都必須先跟從其他某位教師上課，並且必須達到一定的期限要求，大約五到七年不等。而這位教師本身也必須獲得應有的授權，並且為他的學生舉行過某種授銜儀式。在阿伯拉爾的時代，人們已經認可了這項原則。阿伯拉爾在自己的職業生涯當中，其實曾有一度有志於教授神學。他被迫遵循舊例，在自己可以教授這門課之前，先去一位已經被認可的神學教師的學校聽課。而指導他的那位神學家便是拉昂的安瑟倫。可是，由於他生性急切，又恃才自負， 注82 就截短了正常的學徒期，還沒等得到老師的授權，就開始自行開課了。這種不得體的舉動遭到了相當強烈的指責，被視為大逆不道。他被迫離開拉昂，離開這個他以自行授課的方式嘲弄了規則的地方。當他被送到蘇瓦松主教會議（the Council of Soissons）上接受審判時，對他的幾項主要指控中就有這一條。他被指控為「無一教師在場而自行開課（quod sine magistro ad magisterium...accedere praesumpsisset）」。這些措辭清楚地表明，如果一名教師的學生要能夠自己授課，至少在第一堂課上，該教師本人必須到場。 而教師的角色也不只限於被動地聽課。得由他來為自己的學生佩戴上象徵其新教職的徽章，然後行親吻禮並致福。這種儀式當然很早以前就有了，儘管形式也許並不總是日後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它在我們無法確知的某個特定時刻，得名為「就職禮」（inceptio）（首次亮相，就任試講）。現在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所謂「就職禮」的儀式中，已經包含了這樣一種觀念：過去的學生要想成為一名教師，就必須得到既有教師社團中的一位或數位教師的首肯，然後被這個社團所接納。這種儀式也就此證明了某些特定的職業團結感，以及對全面壟斷的渴望，而這是整個法團生活的最初種子。這種慣例與整體上的法團生活組織之間確實有著相當密切的關聯，證據就是事實上幾乎沒有任何法團中不曾舉辦同類儀式。一旦新同事已經拿出了他的出師活兒 注83 並且獲得認可，就算被接納進了自己的行業。年輕的見習騎士要由他的前輩接納，才能正式進入騎士團。從這些例子裡我們都能找到這種儀式。已經有人指出，後面這種儀式與就職禮之間有一些相當具體的類似之處：教師幾乎就被視為某種思想騎士。因此，在某些地方，習慣上不僅用劍或指環來授予新騎士，也如法炮製來授予新教師。與此類似，在這兩種場合當中，似乎也都要求在開始前先來一次沐浴，其目的無疑是要淨化候選人。 如此表達出來的團結感並不難理解。獲得授權的教師關心的是要確保沒有人能夠在違背他們意願的情況下成為他們的同事。這種方法一方面限制和阻止了競爭，同時又維護了對傳統的尊重。在阿伯拉爾的時代，所有的教學活動都在教堂和修道院內進行，從而教師的數量也由宗教方面的權威機構來管制，此時傳統沒有受到任何威脅，而這種情感卻已經存在並且很活躍了；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一旦教師不再被封閉在教堂的院落內，一旦他們就此可以擴張數量，教多得多的學生，可以想見，這種情感就會大大增強，大大發展。從業教師想必會很自然地感到，需要自己組織起來，抗禦不符合某些特定要求的新來者侵入。而且，這種感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強烈。但是，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他們就必須組成某種長久性的群體或社團。他們必須系統地制定出一套共同的行規，換言之，必須進一步發揚那種肇始於就職禮的法團生活。就這樣，從就職禮的儀軌中，從該儀式所包含的種種觀念中，通過某種自發的演進，形成了教師法團。 如果這一點是當時情勢中唯一的誘因，那麼這個新生的法團也許就不會有很強的生命力了。它也許不會成為中世紀社會的根本制度之一。要想讓所有的社會群體——不管是不是職業群體——都充分地團結一致，都充分地意識到自身及其道德一致性，光靠群體成員共享某些情感和信念是不夠的，還必須挑動它去反抗其他限制它、抗拒它的群體；必須讓鬥爭的需要促使它將自身更緊密地維繫在一起，產生一個強大的組織。而我們正在考察的處於形成之中的法團，就屬於這種情況。我們剛剛看到的是促成它出現的因素，但是，賦予它這些獨特之處，推動它迅速發展的，還要靠它對另一個非常強大的集團所發動的戰爭。這個集團就是教會，而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就是從這個集團里演變出來的。這是因為，儘管教師們如今已經是在教堂邊界之外定居下來，但卻依然通過一些韌性十足的紐帶和它維繫在一起，只有經過數百年的鬥爭，他們才能徹底掙脫這些紐帶。 為了把握這場鬥爭發生在什麼地方，又產生了哪些後果，我們首先必須來談談聖母院修道院以及整體而言的主教座堂學校是怎樣組織教育的，即便只是寥寥數語。 起初，這些學校都坐落在直接歸主教管理的地方。主教負責指定教師，但他更多的時候是把學校中教育的管理委託給一名專門的教師，而這名教師一般是從屬下全體教士中挑選出來的。他的銜頭是「magister，magister scolarum，caput scolae」，或者簡稱「scolasticus」，通常可以譯作「écolatre」（掌校教士）。起初，掌校教士的權威僅限於主教授權予他的那些。但在12世紀，掌校教士的權力有所增加，因為學校的人數越來越多，地位越來越重要，主教不再有能力擔得起掌管學校的職責，就此把挑選和任命教師的任務交給了掌校教士，這項任務換個說法，就是授予合格者教學的權利，也就是「執教權」（licentia docendi）。它是德性與才幹的一種證明，對於任何符合條件的人，掌校教士都必須免費授予。從此，掌校教士就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意義。他不再只是一名教師，結果，他甚至把主教學校的日常運作又轉授給其他人。此後，他的主要職責便是為自己所屬教會或教堂控制下整個地區的教學職業候選人授予執教權或者駁回他們的申請。這種重要的新功能一般是由教堂的主事（chancelier）執掌，最突出的例子便是巴黎。之所以會安排這種特定的人選，是因為主事負責照管檔案，所以必然是個受過較好教育的教士。因此，誰想要開辦學校或就任教職，就必須從聖母院主事那裡獲得一份執教權。只有在他獲得執教權後，才有可能被允許舉行就職禮，也就是說，使他有資格成為法團成員。所以，執教權和就職禮（這是博士學位的最初形式）是兩個必不可少的階段，是立志從教者在真正成為一名從業教師之前，需要依次通過的兩級學位。 這樣便產生了衝突。事實上，這兩級學位是分別由兩個不同的權威機構來授予的，而它們的出發點也不一樣。主事以何種方式履行自己的職責，教師們沒有任何發言權。他只是根據自己對事情的理解方式，決定是否頒發執照。因此，有些候選人即使被教師評為相當稱職，也有可能在主事手裡斷送掉他的職業前程，反之亦然。不難想見，如果看到做出上述干預的這個人既不屬於自己當中一員，也不憑本人的能耐獲得應由稱職人士獲得的權威，會激起這些候選人何等的挫敗感。而這種仰人鼻息的處境還是一輩子的事情，這對於他們來說，不啻於雪上加霜。主事即使已經核准了什麼人的執教權，但只要自己認為他不再稱職，就隨時可以撤回。結果，對於整個學術共同體，不管是執教者還是求學者，他都充當了一種類似於普通法法官的角色，而在他的裁決背後，更有一種令人生畏的制裁在做後盾，那便是開除教籍。為了擺脫這種徹底受制於人的處境，教師們很快便意識到需要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以締造一個更團結、更有力的組織。隨著他們的人數越聚越多，他們的道德影響力也由此不斷增強，教會當局自己認識到，再也不能小覷這種對抗，這些渴求獨立的願望了，如果它不能成功地扼制這場抵抗，教會傳統上的影響力就將宣告完結。因此，主事及其所代表的主教竭盡全力地抗拒新法團的發展，後者也同時在不遺餘力地削弱主教教區的控制。 敵對雙方開始了漫長的決鬥。主事的武器是開除教籍；而教師們的主要武器首先是聯合抵制那些不經他們同意便獲持執教權的人，拒絕他們加入法團，不拿他們當同事看，拒絕參加這些人的就職禮。教師們通過種種的聯合行動，有效地使這些人已經獲得的權利有名無實。他們還有另一項武器，就是威脅要拒絕履行自己的授課職責。鑒於學生群及其始終存在的強大爆炸力的重要性，這樣有組織、有規模的罷教，既引發了接連不斷的動盪，也使主教憂心忡忡。從歷史的角度來說，這場鬥爭中值得關注的地方，就是兩股主要的道德力量開始相互搏殺。一方是教會的傳統力量，此前一直主宰著學校，不僅如此，因為學校曾經是它所締造的，因此這種主宰地位還是合法的。另一方則是新興力量，它們才剛剛興起，因此還比較薄弱，但卻代表著未來的力量，註定要將學校引往嶄新的方向。正是在這場鬥爭的進程中，新生的法團確立並鞏固了自身，並且越來越清晰地意識到了自身及屬於自身的獨有身份。 曾經一度，法團只是一個軟弱無力、易受打擊的機體，不得不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但它不可阻擋地發展到足以破壞舊有主教組織的地步，因為它從悠久的傳統中，從在俗人那裡所享有的尊重中，從所掌握的強大的政治武器庫中，逐步積累起了種種力量。為了防止教師法團在可以說尚處萌發的階段就被粉碎，法團的一件至關重要的工作，便是聯合其他某種能夠提供援助與支撐的力量。人們原本會不假思索地預料它必然求助於王室的力量，後者既是近在咫尺，又是世俗利益和塵世利益的天然捍衛者。儘管如此，這樣的情況並沒有發生。教師們尋求自己所需的幫助時所依託的力量，不僅距離遙遠，而且本質上是宗教性的，事實上還是至高無上的宗教力量。這股力量便是羅馬教廷。至少在教師們的法團誕生後的第一個世紀裡，是教廷支持、保護並捍衛了這批人，以一致的思想、不渝的信念抗禦主教座堂。因此，才會有一系列的教皇詔書應教師們的乞請而頒行，增加了他們的自主性，同時卻越來越限制主事的權力。大約1210年前後，教師們的社團已經獲權自己挑選一位首事，此人可以代表社團，可以以社團的名義出面談判，可以代表社團的利益訴求公正。這樣一來，社團本身越來越團結一致，與此同時，也就有可能採取更多的即時行動，也可以更好地組織抵抗。1212年新頒行了一批教皇詔書，此後，任何候選人只要被一定數量的教師評定為有資格獲此學位，主事便有義務向他頒發執教權。至於具體的教師人數，根據候選人想要從事的教學類型不同而各有差別。1215年，教廷使節，樞機主教庫爾松， 注84 訂立了一部法典，將所有這些法令都匯編在內。這部法典從法律上認可教師社團有權利為其內部事務的所有有關事項制定法律，有權利要求其成員宣誓遵守法團規章。最後，大約是在1220年，主事手上最有力的武器也被徹底摧毀了。除非事先經過宗座授權，否則禁止他將整個法團開除教籍。 我們無須追蹤這個漸進解放過程的每一個階段。但比這一事實本身更有意思的，是它獲得解放的方式：教廷與教授團體之間，無論在物質上還是道德上都相隔遙遠，卻結成了離奇的結盟。在此我們所看到的現象值得做一番說明，因為造成這種現象的是一些非常深層的原因，來源於處在創建過程中的巴黎大學的基本特徵之一。巴黎的教師們之所以會轉向教皇，促使教皇成為這些教師的保護人，肯定不是因為偶然的意外，也肯定不是一時興起。相反，這兩股道德力量之間的關係是必然要建立起來的。我們已經看到，歸根結底，這是因為整體而言，中世紀的學校都具有一種跨國的特點，巴黎學校這個方面尤為突出。巴黎學校不屬於任何一個具體的民族，而是屬於整個基督教世界。老師和學生來自各地，不分民族，共同組成了這所學校。不僅如此，在13世紀早期，在巴黎授予的學位被視為在歐洲所有國家均屬有效。在巴黎獲得執教權不僅可以延用於整個法國，從根本上說，人們可以憑藉它享有在任何地方執教的權利（通用執教權，「jus/licentia ubique docendi」）。在巴黎大學拿到的博士學位被視為從整個教會拿到的博士學位，也就是「doctor universalis ecclesique」。因此，它可以說是某種世界主義的自然後果，我們已經注意到，這種世界主義正是中世紀社會生活的主要特徵之一。 再沒有什麼別的領域，會比精神生活和學術生活更明顯地體現出世界主義了。巴黎不僅被看作是法蘭西王國的精神首都，而且被看作是整個基督教世界的精神首都。按照中世紀一位作者的說法，「神職」、「帝國」和「學術」（Sacerdotium，imperium，studium），這是基督教世界的三根支柱。神職的基地在羅馬；世俗權力（帝國）在皇帝手上； 注85 而學術則以巴黎為中心。在這些情況下，我們正在考察的處於形成之中的巴黎大學，自然就會表現為這樣一個機構，它不屬於哪一個特定的社會，而是屬於整個基督教共同體。因此，它自然應當與支配基督教世界的至高力量（也就是羅馬教廷）結為同盟。只有教廷才足以高屋建瓴，把握事物之間的相對價值，它看待其中任何一件事物的眼光，都不至於讓哪一所教堂的全體教士或哪一個主教所有的那些地區利益和個人利益，蓋過了巴黎大學所代表的一般利益和普遍利益。正因如此，巴黎大學才會將它還處在萌芽狀態的組織置於宗座的庇護之下，而宗座也才會將其置於自己的羽翼之下。這兩大道德力量就這樣通過密切的關係拴在了一起，而這種關係是如此地切合它們的性質，以至中世紀開始後不久，從中世紀中期以後，人們就接受了這樣一條原則，也就是說只有教皇真正有資格創辦一所整全的學校（studium generale），並且有權授予通用執教權。唯一能夠同樣宣稱擁有這種權利，並且也在一定範圍內行使這種權利的力量，便是皇帝的力量。即使說皇帝宣稱對此項特權享有同等的權利，那也是因為他同樣自視為基督教世界的首領，是這個世界的世俗首領。就這樣，我們不斷回到同一個觀念：像巴黎大學那樣的學校是基督教世界所共有的。不管怎麼說，由帝王法令促成的大學在數量上要遠遠少於由教皇詔書促成的大學。 巴黎大學誕生時所具有的這一特徵之所以值得我們關注，不僅是因為它有助於我們了解，在那個相隔久遠的時期究竟是什麼構成了大學，而且也因為它有助於我們了解，大學的典範形式是什麼，乃至今天的大學應該是什麼。事實上，似乎很難想像，一種制度能夠在它的歷史進程中，完全去除自身形成之初如此徹底地包含的那一點內在特徵。這難道不是要我們說，在它的發展進程中，這種制度已經完全改變了它的性質，已經變成完全不同的一種實體，它與以前的自己所具有的唯一共同之處只是它的名稱，所以這個名稱或標籤具有誤導性，因為它涵蓋了兩組完全不同的現象？如果說大學起初還只是一個機構，在這個機構里，制度性的學術生活在跨國的基礎上取得了繁榮，那麼我們也完全可以說，甚至在今天，如果不背叛它自身的根本屬性，它也不可能養成狹隘的民族性。其實，歐洲各大學幾乎都保留有這種古老的國際主義的痕跡。事實上，過去20年間，在我們自己的大學的復興中，就有一種努力，要向外界開放自己，要吸引外國的學生和教師，要大力拓展機會，從不同於我們自己的概念視角去看世界，同時努力將它們的影響力擴散到國界之外。總而言之，一步步努力成為一種國際文明的中心。難道我們不曾看到過這些嗎？現代大學對於現代歐洲，必然就像中世紀大學對於基督教歐洲一樣。它們是開展科學研究的中心，這種研究的形式與民族性的偶然因素幾乎沒有什麼關聯，因此，也遠比基督教世界的精神生活曾經有過的那種普遍性更為普遍，難道不是這樣嗎？ 歸納來說，我們在這一講里已經看到，從12世紀中葉開始，教師法團是怎樣聚集在城島上形成的，是哪些力量塑造並助長了這種法團。至於教師法團的內部組織怎樣，巴黎大學的結構又如何，還有待我們進一步考察，然後才能去考察巴黎大學的課程是怎樣安排的，都包括哪些內容；換句話說，在我們考察頭腦之前，必須先考察身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