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思想的演進 · 第三講 早期教會與教育（終）

——加洛林文化復興前的修道院學校 我們在上一講里看到，如果我們今天的教育體系已是繁花似錦，那麼它的種子又曾是怎樣的。作為我們教育生活的最初萌芽，那些學校正是在教堂和修道院的庭院中開設起來的。種子已經以初級的形式，在自身中蘊含了日後將從中孕育出的生命體的典型特徵；同樣，在我們的教育體系的最初種子中，我們也已經看到了某些標誌其日後發展的特徵的起源。實際上，由於這些學校誕生在教會裡，由於它們是教會的事工，所以也就很容易明白，為什麼它們從一開始就在根本上具有宗教的本性，滲透著宗教的精神。但與此同時，由於它們已經在自身中蘊含了某種凡俗的成分，尤其是教會從異教文明那裡借鑑來的那些東西，因此我們也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它們從創辦一開始，就在一定程度上力圖去除自己的教會特徵，變得越來越具有世俗性。實際上，從這一刻開始，它們身上蘊含的世俗原則就已經表現出發展的趨向了。早期教會需要從異教文化那裡為自己的教育體系借取素材，也就是說，教會需要吸納那些與自己的教義相矛盾的觀念與情感。只有認識到這種需要，才能理解這種發展。 不僅如此，對這種早期教育體系進行考察，還將有助於我們理解我們今日組織的特徵之一，因為我們對它習以為常，所以通常會忽視它，但是，它卻很值得考察。 在古代，不管是希臘還是羅馬，學生都是從不同的導師那裡接受對自己的指導的，而這些導師彼此之間毫無關聯。學生的每一位老師都是在各自家裡、以各自的方式傳授學業的。即使說學生通過這種方式學到的各種東西最終會在自己腦子裡匯合到一起，這些東西也是由那些根本沒有考慮到彼此存在的教師獨立地教授出來的，沒有什麼共同的動機或目標可言。每位教師各做各的事情，一個教閱讀，另一個教如何正確發音，還有一位教音樂，再有一位教如何像有學問的人那樣談吐。但這些活動都是各行其是。這與最初的基督教學校一經創立後的情況構成了鮮明的對照。基督教學校一經出現，就宣稱有能力教給孩子他那個年齡需要了解的一切。它接管了孩子的整個人。孩子會在學校里找到自己所需的一切。他甚至無須為了滿足其他物質需求而不得不離開學校。他就在那裡度盡一生。他在那裡飲食起居，他在那裡投身於自己的宗教職責。其實，這就是最早的一種寄宿學校（也就是會所）的獨特之處。所以說，在早期的極度分散之後，出現的又是一種極度集中。主宰這種學校的是單一的一種壓倒性影響，即基督教信仰的種種理念，因此，孩子們一生中時時刻刻都會發現自己處在這種單一的影響下。 教育的組織方面本身出現的這種創新，來源於一種新穎的教育觀與教學觀。 在古代，心智教育的宗旨，在於將一定數量的專門才能傳授給孩子。這些才能或者被認為是某種增益，有利於提高個人的審美價值；或者像在羅馬一樣，從功利主義的角度來看，被認為是人們發揮自己在生活中的作用所需的工具。在這兩種情況下，問題的關鍵都是要把特定的一些知識內容和行為模式灌輸給孩子。這些特定的知識內容與行為模式，是可以從彼此幾乎毫不相干的教師那裡獲取的，並無不便之處。問題的關鍵，並不是對人格中能夠賦予人格基本一致性的那個部分施加影響，而是從某種意義上用一套外在的盔甲來裝備這個人格，這套盔甲的各個部分基本可以完全獨立地打造出來，以至每個工匠也都可以獨立地操作。與此相反，基督教很快便發展出這樣一種自覺意識：在我們每個人的理智與情感的特定屬性之下，都潛藏著一種更為深層的屬性，是這種屬性規定了其他屬性，使其他屬性統一為一個整體。如果我們真想履行自己作為教育者的職責，並產生能夠長久留存下來的效果，我們就必須把握這種更為深層的屬性。基督教清楚地意識到，要塑造一個人，關鍵不在於用某些特定的觀念裝備他的心智，也不在於讓他養成某些特別的習慣，而在於在他身上創造出一種具有一般傾向的心智與意志，讓他用一種特定的眼光來普遍地看待一切。 至於基督教是如何形成這種洞見的，倒很容易理解。我們已經指出，這是因為，要想成為一名基督徒，不能只是學會這樣或那樣的東西，能夠通過某些特定的儀式或做出某些特定的表白，熟悉某些傳統的信念。基督教根本上在於靈魂的某種特定態度，在於我們的道德存在的某種特定習性（habitus）。所以，在孩子身上培育出這樣一種態度，從此便成了教育的根本目標。這一點可以拿來說明，為什麼會出現這樣一種皈依的觀念，在古代世界聞所未聞，相反卻在基督教世界裡發揮了重大作用。所謂皈依，照基督教的理解，其實關鍵不在於恪守特定的一套信念和具體的信條。真正的皈依是要使整個靈魂轉向一個非常不同的方向，以此讓整個靈魂改變它的立場、它的姿態，從而改變靈魂對世界的整體觀照，最終激起一種深層的轉向。這種轉向與獲取特定數量的真實信念沒有什麼關係，因此，也可能是瞬間見效的事情。當頭棒喝之下，靈魂的基礎即刻會發生動搖，從而產生這種皈依的轉向，也就是說，這一切都是在瞬間發生的，一下子改變了自己的取向。用神學的話來講，這便是靈魂在一瞬之間被神恩所觸動。那一刻，這種所謂「一百八十度大轉彎」，使得靈魂發現自己在一眨眼的工夫後，面前氣象一新；不曾料想的現實，不曾聽聞的世界，那一刻都在它面前顯露。它去看，去了解這些片刻之前還全然不知的東西。但通過逐步漸進、不易察覺的壓力，也能緩慢地造成同一種視角轉移。教育的結果便是這樣。但不管怎麼說，要想對靈魂的至深至隱之處產生如此強有力的作用，最根本的，顯然在於不能放任孩子所受到的不同影響以不同的方向分散開去，而是要強有力地匯聚在同一個目標上。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唯一的途徑就是讓孩子們生活在同一個道德環境當中，讓這個環境持續不斷地呈現在他們面前，讓他們徹底地沐浴其中，無法擺脫它的影響。基督教開始負責學校教育的組織之後，整個兒童教育的集中，其實是孩子整個生活的集中，都可以用這一點來說明。 甚至到今天，除此之外，我們也再無其他的教育觀。在我們看來，首要的目標同樣不是要給孩子多少可以說是大量的知識內容，而是要在他身上灌輸一種深刻的、內在的心智狀況，一種能夠給靈魂指出明確方向的靈魂取向，而且不僅僅是在兒童時期，還要終其一生。當然，我們不認為教育的目標就是生產基督徒，因為我們已經拋卻了有關懺悔的目標，但我們依然認為教育的目標在於生產人。要成為一名基督徒，就必須養成一種基督徒式的思考方式和情感方式；無獨有偶，要成為一個人，只是擁有一副裝備了特定數量的觀念的頭腦是不夠的，還必須首先養成一種真正符合人的標準的情感方式和思考方式。我們對目標的理解已經世俗化了，因此，所採用的手段也必須同時改變。但教育過程的概貌還是原樣，其中的關鍵仍然是要深入觸及靈魂的至深至隱之處，而古代對此卻是一無所知。 這也說明了我們現在對學校的理解。因為我們相信，學校不該像旅館那樣，素不相識的不同老師來到這裡，把一大堆類型各異的指導教給學生，而這些學生也只是偶爾一聚，彼此之間毫無聯繫。我們還相信，不管是哪一級的學校，都應該提供一個道德上頗具凝聚力的環境，緊密圍繞在孩子們的周圍，對他的整個本性施加影響。我們把學校比作一種社會共同體，我們常說所謂學校的社會共同體。這種共同體其實就是一種社會群體，具有自身的統一性、自身的構造、自身的組織，和成年人的社會並無不同。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它的構成不再簡單地像古代那樣，只是有那麼一群學生，在相當物質性的意義上，在一個單獨的處所里集合。把學校看作是一種有組織的道德環境，這樣的觀念我們現在已經是非常熟悉了，以至我們很難再去相信，它並不是一開始就這樣存在的。然而，事實上，我們已經看到，它只是一種比較晚近的發展，在歷史的某個特定環節之前，它並未出現，也不可能出現。它是和特定的文明狀況分不開的。我們現在可以看到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況了。正如我們所知，學校要想出現，只有同時出現了一群特殊的人，在這些人看來，人類文化的精髓不在於獲取某些特殊的心智能力或習性，而在於心智與意志的一種一般趨向。簡言之，是要發展到這樣一個環節，人們的觀念論已經發展得很充分了。因此，教育的目標根本上在於給孩子一種必要的推動力，讓他能以正確的方向開始人生之旅。所以，教育的目標必然要以一種特定的方式加以組織，使其有能力產生符合該目標要求的深刻而持久的效應。 這條見解有一項很重要的推論。當我們把中世紀描述成這樣一段歷史時期，上承羅馬帝國之衰亡，下啟文藝復興的時代，我們顯然就是把中世紀僅僅理解成一個過渡時代，中世紀的唯一功能就是將古希臘羅馬時期與現代串接起來，將古代文明耗盡活力的那個環節與它再獲新生、重上征程的那個環節串接起來。表面看來，仿佛除了在某種間隙期堅守崗位、占據舞台，它就再沒有什麼別的歷史功能了。但是，這種中世紀觀真可謂大謬至極，所以我們給這個時代所命的名也是最不適當的。它遠不只是什麼具有輝煌創造成果的文明之間的過渡時期，完全沒有屬於自身的創新性，而是全新文明的良種的孕育期。關於這一點，最明顯的證據可以到這段教育史和教育理論史里去尋找。像我們在中世紀之初找到的這種學校，其實真正構成了一種重大的創新。它的那些獨到之處，對於古代人同樣稱作學校的一切來說，都是完全陌生的。當然，我們也已經說過，它從異教文化那裡借取了所教授的基本內容，但這種基本內容卻是以一種新穎獨特的方式來闡發的，這種闡發又導致了一些很新的東西，這也是我剛才已經指出了的。不僅如此，我們甚至可以說，只是在這段時期里，真正意義上的學校才開始出現。這是因為，學校不只是老師教學的一個場所，它有屬於它自身的道德生活，道德環境，滲透著特定的信念與情感，而這種環境也緊密圍繞在教師周圍，其程度不遜於學生。這在古代可是聞所未聞。古代的確是有教師，但並沒有真正的學校。所以，中世紀在教育理論和實踐方面都可以說是一個創新的時期。至於這種說法的充分意義，我們以後便會看到。 到這裡，我們已經在一般的意義上概括了基督教學校的誕生的特徵，現在，我們必須嘗試追溯它在我們自己國度里的歷史。 高盧地區在被羅馬征服後，也就此接觸到了古典拉丁文學。但這種轉型當然不是被征服後一夜之間發生的。高盧從它的征服者那裡最先學到的，就是如何改良它的土壤，改善其市鎮的物質面貌。它修造，耕種，逐步走向富足。但是到了4世紀，它已經比較成熟，為獲取一種思想文化做好了準備，並且也的確實現了這一點。市鎮吸引來許多教師，學校也建立起來了，其中有許多光彩照人，包括馬賽（Marseille）、波爾多（Bordeaux）、歐坦（d』Autun）、特里爾（Trevès）等地的學校。高盧地區的許多基督教主教都是從這些學校里培養出來的，在這些學校里養成了對古典文學的摯愛之心，所以努力想要將這種對文學的崇拜與新信仰的要求調和在一起。甚至在野蠻民族最初一輪的入侵之後，這種光彩還延續了下來。其中有些民族，比如哥特人和勃艮第人，不管怎麼說都已經是基督徒了，很快開始對高盧成熟精緻的生活方式產生了艷羨之情，將自己引入文學、科學和藝術的殿堂。我們看到土魯斯的提奧多里克學習修辭學和羅馬法；勃艮第國王貢德博德則在學習希臘語，還招來一些羅馬學者，委以高位。 注16 最初無疑是一段充滿爭戰和混亂的時期，但很快，我們就看到學校又相繼開辦，生活又重新回到了正軌。 而當輪到法蘭克人越過萊茵河，散布到高盧全界的時候，情況就大為不同了。他們像一股狂野的激流，淹沒了在這個國度里相繼定居下來的那些民族，包括羅馬人、高盧人、哥特人和勃艮第人，所過之處，皆成廢墟。《法國文學史》的作者們說：「高盧地區這些新來的定居者，有著令人生畏的性情，由此導致的種種悲慘的後果，可謂不勝枚舉。」如果說我們對所有這些災難的細情一無所知，那是因為這些黑暗的時代沒有歷史：「再沒有人繼續寫了，因為再沒有人知道如何去寫了。」圖爾的聖格列高利慨嘆道：「哀哉吾民，文學品味夫復何尋。」（Vae diebus nostris，quia periit studium litterarum a nobis） 注17 其實，同樣是這個圖爾的格列高利，儘管在他那個時代被視作博學善辯之士，卻坦承自己不通文墨（nullam litterarum scientiam）。無論是修辭還是文法他都從來沒有學過（Sum sine litteris retoricis et arte grammatica）。 注18 這一切可怕的破壞以難以想像的迅疾之勢到處蔓延。圖爾的格列高利和阿波利奈爾（卒於489年）， 注19 兩人之間相隔只有50年。而如果我們比較一下此前和此後兩個時期創造出的成果，就會發現正如人們所言，它們似乎「屬於兩個不同的時代」。 在那個時候，假如教會也不曾存在，那麼人類的文化將就此被扼殺，你也大可以試問，文明本身又會有怎樣的遭際。不過話說回來，法蘭克征服者一旦在高盧站穩了腳跟，就皈依了新的信仰，而教會也就成了形成中的新國家的一種統治力量。所以，它所蔭護的所有東西，它能夠提供庇護的一切過去的痕跡，都分享了它所享有的保護，得益於業已為它創造出的特殊優待的處境。我們已經指出，如果全盤拋棄古典文獻，教會是無法勉力支持下去的，哪怕只是為了有能力去說、去理解那種此後成為膜拜語言的語言，它也不能這樣。因此，古代的一些東西就由教會來挽救了。4世紀初以來讓高盧地區熠熠閃光的所有那些市鎮學校，到這時候已經是蕩然無存，被入侵的激流徹底掃除了。只有主教座堂學校和修道院學校還在維持。它們是公共教育的唯一機構，是為思想活動提供庇護的唯一場所；虧得有了它們，持續不斷的人類進步才不至於徹底中止，不至於產生無法彌合的斷裂。 但是，對於成功地留存下來的文化生活，我們也絕不能誇大它的重要性。我們已經看到，即便教會不得不重新求助於古希臘羅馬時期，也不是心甘情願的：我們已經解釋了教會為什麼要以猶疑的眼光看待世俗性的研究。而且，野蠻民族從自己的角度出發，也覺得根本就不需要這些東西。處在這種雙重的漠視之中，或者更準確地說，處在這種雙重的敵視之中，這些研究的命運也就不難設想了。對於所有這些凡俗的學問，教會本能地產生了極度的反感，而野蠻民族也體驗到同樣強烈的極度反感，兩相激盪之下，從此再無限度。教會還繼續教授一點兒拉丁文，以及一些零碎的基本知識，但總是儘可能少地教些東西。通過教育養成人的心智的各種努力，而今已被縮減到如此可憐的地步，真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超出絕對必需的限度的任何東西都會受到嚴格禁止，甚至稍微往深一點兒研究語法，都會被認為是一種奢侈之舉，該當罪咎。教皇大格列高利的頭腦，算是7世紀最傑出的一個了，不過，當他得知維恩（Vienne）大主教迪迪埃，在這座曾經是高盧地區最具文化氣息的城市裡，通過自學語法開始接受學術化的研究時，便寫信給迪迪埃：「有一事著實令我們感到羞愧，但我不得不在此重提此事，你的兄弟們在教某些人文法，並以此為己任。」 注20 無論高盧地區在那時陷入的黑暗是多麼深重，也依然能夠有些光亮之點在這裡或那裡匯聚起來：這就是那些在修道院和主教座堂里留存下來的簡陋的學校。現在我們要來看看，這些弱不禁風的微光，是怎樣一步步地恢復自身的活力，一點點地增強自身的力量與光芒的；然後，它們不再散居各處，彼此隔絕，而是逐漸走到一起，抱成一團，而這種集中的結果便是相互的支撐，最終它們成了學院和大學，成為強大的光明的中心。我們習慣於把「文藝復興」這個詞留來專指16世紀時產生的思想重建與道德重建的偉大運動。但實際情況是，思想史與教育史完全體現為一系列連綿不絕的復興。在目前這項研究的一開始，我們就會碰到一次復興。 高盧的文明曾經陷入了如此的低谷，以至如果任其自便，它或許就只能以卓絕的艱辛，重新爬出深淵。在使我們的國度重新恢復生機的那些力量當中，有一股就是從外降臨到我們頭上的。多虧種種情勢巧合，在籠罩於一片黑暗之中的高盧周邊，還有兩個重要的文化中心靠自己的力量確立並發展起來，其中一個在義大利南部，另一個在愛爾蘭北部。正是從它們那裡發出的光芒照進了法國，導致了或者至少是準備好了最初的復興，也就是我們的學術組織所走過的道路上邁出的第一步。 羅馬文明在義大利的土壤上可以說是根深蒂固，入侵者要想拔除它，始終得多費許多周折。而且，即便他們確實拔除了它，也始終是遠不如在歐洲其他國度那樣乾淨徹底。這都是很自然的事情。古代思想生活的有些東西，也和古代的物質遺蹟一起留存了下來，代代相傳。有些記憶是永遠也不會徹底消失的，始終準備著重新浮現出來。所以說，對於文學的品味要在那裡恢復活力，也始終比其他地方容易得多。正因為這一點，不止一次的教育革命，最初的推動力常常都是來自義大利；正因為這一顯著的原因，從6世紀以來，那裡就創立起一種修會，對學術研究恢復活力可以說是居功至偉。這就是本篤會，創建者是聖本尼狄克。 注21 我們不敢肯定，聖本尼狄克是不是有意籌劃要捍衛文學與思想文化的事業。作為一名正統的天主教徒，在他眼裡，所有的凡俗興趣，不管是什麼，一概從屬於信仰的興趣。但是，由於情勢所迫，他開始在隱修生活中為研究留出了一塊重要的位置。為了不讓他的僧侶們閒散無事，他讓他們忙碌於繁重的體力活，但在白天總會有些時候（隨四時更替而各有不同）無法從事這類勞作，就用來閱讀。誠然，在理論上，僧侶只能讀些宗教經籍。「眾弟兄須定時勞作，定時誦經」。（Certis temporibus occupari debent fratres in labore manuum,ceteris iterum horis in lectione divina） 注22 不過，在宗教經籍當中，除了《新約》與《舊約》，也必然包括最負盛名的那些早期教父做出的所有評註與闡釋（et expositiones earum quae a nominatissimis doctoribus orthodoxis et catholicis paribus factae sunt）。可是單憑這一點，就足以打開研究與思考的大門。因為誰又能確切地指出，在那一長串最為正統、最負盛名的早期教父名錄上，究竟是從哪一位開始算起呢？因此，為了理解他們的評註與爭論，就必須了解他們在討論的和被他們拒斥的各種學說。凡俗的文獻就這樣不可避免地滲入了修道院。 如果本篤會修士們確實已經完全服膺於他們修會的精神，如果他們日後的發展依然完全遵循自己最初的內在原則，那麼，進步就很可能會極其緩慢。但有一項外在的原因似乎刺激了他們在文學和教育方面的活動，迫使他們更新自己，接受新的觀念和興趣。這個原因就是他們碰上了愛爾蘭的僧侶與教會。各種影響相互激盪，對基督教僧侶的思想發展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基督教比較早就傳入了愛爾蘭。儘管我們不太清楚確切的方式，但可以肯定它來自歐洲東部。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愛爾蘭教會在許多方面更接近於東部教會而不是羅馬教會。因此，最初的愛爾蘭基督徒身上都帶著希臘文化的成分，而對這些東西，西歐已經多少有些一無所知了。另一方面，當歐洲大陸遭受一次次入侵的洗劫時，外島卻享受著和平，從而也使這些文明的種子得以發展壯大。整個地區迅速出現了一大批修道院，它們一方面依然踐行著嚴格的苦行，但也同時對智識教育給予了相當的重視。天文、辯證法、詩律，這些都在教授之列；除了拉丁文，還研究希臘語。就這樣，人們從各地跑來參訪這片「聖賢之島」。 話說回來，如果愛爾蘭教會始終固守於外島的範圍，那麼，縱使它聲名日盛，也可能從來不會對歐洲大陸的精神生活產生什麼重大影響。但中世紀的僧侶根本上就是個行游者。而這一特點也並不是僧侶所專有。在騎士身上，在最初的大學教師身上，我們也能發現同樣的性情。這裡我們就看到了中世紀的一種獨特性格，需要我們日後再做深入的探討。這就可以說明，愛爾蘭的僧侶們如何能夠甚至在歐洲大陸也建立定居點。而本篤會修士們被同樣的趨向所驅使，也把自己的傳教士派往英格蘭。在那裡，他們發現自己遇上了愛爾蘭人。推動這兩個隱修組織的原則非常不一樣。本篤會全身心地致力於羅馬教廷的事業，它所體現的原則就是整個天主教教會的原則，要維護宗座的至上性。與此相反，愛爾蘭修士們有著非常明顯的個人傾向；他們有特別的儀禮，對於憑自己之力已經實現的一切，對於他們在並無外助的情況下已經達成的實質效果，也都有著清楚的意識。這使他們產生了一種強烈的自主感，並由此導致了一場爭鬥，其間不乏暴力。在爭鬥當中占了上風的是本篤會，它的組織更活躍、更強大。但是，儘管本篤會凱旋得勝，卻也對落敗一方的精神滲入自身之中採取了容忍的態度。實際上，為了取得勝利，它不得不效仿自己的對手，借用對手的武器，從而為自己期望征服的民眾提供了一種新的教育，不再像歐洲大陸上的教育那麼貧乏無味。盎格魯—撒克遜教會就這樣建立起來，並且在整個天主教會體系里始終保持著自身的特性。它的獨特之處，就是最為偏愛思想之類的東西，並充當了場所和渠道，使學術研究的水平得以提升。而由於它不斷地向歐洲其他地區派遣傳教士，也就同時帶去了這種新的精神。因此，歐洲大陸的隱修制度本身也感到需要在自己的學校里更加重視世俗的研究。 在愛爾蘭僧侶們榜樣的激勵下，本篤會的修士們為歐洲的思想更生鋪平了道路。不過，他們也僅限於此。他們自己並沒有實現思想更生這一任務。在使人們從思想的愚鈍中驚醒方面，他們並未起到多大作用。依靠他們的宣傳，確實有更多一些的教學內容能夠被更廣泛地傳授了。但真正深刻的轉型可不能單憑這樣的手段來完成。最重要的是，在他們眼裡，教育並不具有內在的價值，而只不過是一種鬥爭的武器，是一種擴張自身影響範圍、贏取民眾思想的手段。所以，他們所做的一切，他們所能夠做的一切，就只是隨著四處漫遊而傳播這種教學內容，悄無聲息地播種下去，一點一滴地擴散開來。他們早已挖就了通往異教世界的戰壕，而今又不屈不撓地奮力拓展；他們一座又一座修道院、一所又一所學校地擴展開去，結果，曾經照亮籠罩著高盧的黑暗的那些屈指可數的亮點，既在一定程度上變得更為明亮，同時在數量上也變得越來越多。 但是，就這樣持續不停地漫向整個歐洲，並不能形成大型教學機構。而當時缺少的正是這種機構。要想為它們的出現創造條件，就必須把一個國家裡的所有思想力量都匯合起來，集中到少數幾個場所里，以便能夠相互增強。要想形成一個稍微有點重要性的文化中心，就只能靠充滿活力的集中運動。因此，要想在學術和教育的進步道路上有可能邁出重要的一步，關鍵就在於新的社會安排能夠使教導顯得更為必要，能夠使人們更清晰地感受到需要教導。不僅如此，至關重要的是要有一個大權獨攬的強勢人物，把散布各處的思想資源統統擰成一團。這就是查理大帝 注23 在教育方面的成就。我們不會在此耗費太多的時間，但確實很有必要理解查理大帝所做的事情，因為這開啟了另一場甚至更為強勁的集中運動，進而導致了以後一段時間中出現的大學和學院，後者已經是具備所有能夠延續到相當晚近的基本特徵的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了。無論加洛林文化復興 注24 顯得多麼遙遠，有一點很清楚，通過對它的考察，我們能夠更好地理解那一直通向我們現代教育組織形式的演進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