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 · 第一章 論南朝新聲樂府發達之原因

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六十一論《雜曲歌辭》有曰：「自晉遷江左，下逮隋唐，德澤寢微，風化不競，去聖逾遠，繁音日滋，艷曲興於南朝，胡音生於北俗，哀淫靡漫之辭，迭作並起，流而忘返，以至陵夷。原其所由，蓋不能制雅樂以相變，大抵多溺於鄭衛，由是新聲熾而雅音廢矣。雖沿情之作，或出一時，而聲辭淺近，少復近古。」其論聲辭演變之跡，實至為明簡。惟謂新聲之起，由於不能制雅樂以相變，則原因尚不如是之簡單也。無論此時雅樂廢絕，不能複製，藉曰能制矣，恐亦不足以遏此種新聲艷曲之狂焰。以南朝社會，實一色情之社會，其所愛尚自為一種色情之樂府，雖有雅樂，其奈不好何？故茲章所述，即首在從當時社會各方面， 一究此種艷曲發達之根源。 溯自西晉永嘉之亂，五胡云擾，中原鼎沸，懷、愍二帝，相繼被虜，元帝渡江，即位建業，遂為東晉，而開歷史上南北對峙之局面。以前史家，過重傳統，故多將東西二晉合為一代，李延壽作《南吏》，即始於劉宋而未能打破。實則質之於地理、 政治、思想、風俗各方面，東晉皆與宋、齊、梁、陳四朝成一天然不可分裂之整個時代。而文學中之樂府，尤若連環然。故此所謂南朝，乃包括以上五代而言，自東晉元帝太興元年（318）至陳後主禎明三年（589），凡二百七十二年。 在此二百餘年中，實為吾民族最消沉亦最可恥之時期。外則大河南北，蹂躪於異族鐵蹄之下者歷載三百而莫能恢復，內則弒篡環生，干戈迭起，坐擁百越沃野之資，江漢山海之利，而莫肯以中原為意。新亭之泣，擊楫之聲，東晉以下，寂爾無聞，而讀《晉書·郭澄之傳》，尤令人嗟悼： 劉裕北伐，既克長安，裕意更欲西伐，集寮屬議之，多不同。次問澄之，澄之不答，西向誦王粲詩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裕便意定。曰：「當與卿共登霸陵岸耳。」 一念之私，敗於垂成，漢族之不振，此實一重大關鍵也。雖然，以文學而論，則此期樂府亦占有詩史中最新鮮之一頁焉，即所謂《清商曲辭》者是也。 此種《清商曲辭》，亦即郭氏所斥為「艷曲」者，其發達之情形，吾人可於當時反對者之論調中見其真象。《南齊書》二十三《王僧虔傳》： 僧虔……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民間競造新聲雜曲。……上表曰：……今之《清商》，實由銅雀，三祖風流，遺音盈耳。……自頃家競新哇，人尚謠俗， 務在焦殺，不顧音紀，流宕無涯，未知所極，排斥正曲，崇長煩淫。……故喧丑之制，日盛於廛里，風味之響，獨盡於衣冠。 又《太平御覽》五百六十九引梁裴子野《宋略》云： 先王作樂崇德，以格神人，通天下之至和，節群生之流放。……及周道衰微，日失其序，亂俗先之以怨怒，國亡從之以哀思。優雜子女，盪悅淫志，充庭廣奏，則以魚龍靡漫為瓌瑋，會同享覲，則以吳趨楚舞為妖妍。纖羅霧縠侈其衣，疏金鏤玉砥其器。在上班賜寵臣，群下亦從風而靡。王侯將相，歌伎填室，鴻商富賈，舞女成群。競相誇大，互有爭奪， 如恐不及，莫為禁令，傷風敗俗，莫不在此。 王、 裴二氏之論，皆意在攻擊者，然吾人正可視為當時《清商曲辭》發達之實錄。而其所謂「盪悅淫志」，所謂「喧丑之制」，乃適為南朝樂府之正宗與特色焉！ 《清商曲辭》——南朝樂府之寶藏，就其發生時代之後先與作者之不同，大致可分為兩期： （一）前期民間歌謠。 （二）後期文士擬作。 前期相當於晉、宋、齊，後期相當於梁、陳。而前期之民歌，尤占有最重要之地位。其不同於漢民間者約有三點：其一，體裁簡短。大抵皆五言四句之小詩，與漢之多長篇者異。其二，風格巧艷。纏綿悱惻，搖盪心魂。民歌則遊戲於雙關，文人則馳騁於聲韻，於戀情並多大膽之白描。此與漢之質樸溫雅者異。其三，內容單調。漢樂府民歌普及於社會之各方面，南朝則純為一種以女性為中心之艷情謳歌，幾於千篇一律。其中有本事可尋者，亦不外男女之風流韻事，如《團扇郎》之出於晉中書令王珉，《桃葉歌》之作於晉王子敬。總之千變萬轉，不出相思，此與兩漢以來所謂「樂府多敘事」者又異。 基於以上三點，故南朝之於漢魏，聲調方面雖屬一脈相傳，而實際則無異於另起爐灶。其在文學史上亦具有開闢風氣之功用，齊梁間純文學觀念之產生及後此宋詞風格之形成，皆南朝樂府有以為之先路也。人亦有言，文學為時代之反映， 一時代有一時代之環境，斯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今即本此意而略究其發達之原因，條論於後。 （一）因於地理者 地理之影響於人生者有二： 一曰天然環境，二曰經濟條件。地理不同，斯國民性亦隨之而異。魏晉樂府，變漢者也，然以同為黃河流域之產品，故雖變漢，而猶近於漢。若南朝樂府，則其發生皆在長江流域，山川明媚，水土和柔，其國民既富於情感。而又物產豐盛，經濟充裕，以天府之國，重帝王之州，人民生活，彌復優越，故其風格內容，遂亦隨之而大異。關於此點，李延壽《南史》曾有一段美妙之言論： 宋武起自匹夫，知人事艱難，黜己屏欲，以儉御身。家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溝壑，於時可免。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歌謠舞蹈，觸處成群 ，蓋宋世之極盛也。永明繼運，垂心政術， 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聲舞節，袨服華妝， 桃花綠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無往非適。（見《循吏列傳》，此有節文） 在此種幽美之天然環境中，男女風謠，自易發達。況南朝民間樂府本不如兩漢之采於窮鄉僻壤，而乃以城市都邑為其策源地者。如《吳歌》盛行之建業，《西曲》發源之荊、襄、樊、鄧，前者既系當日首都，後者亦為重鎮。今觀其歌詞，《吳歌》無論矣，若《西曲》，則其中有《襄陽樂》焉，有《石城樂》焉，有《尋陽樂》焉，有《江陵樂》焉，皆以城名為曲調之標誌，其為出於城市，實至顯而易見。（前引《南齊書·王僧虔傳》「民間競造新聲雜曲」，其所謂「民間」，實即城市。） 城市生活，本近聲色，而當南朝時，因官吏之貪聚，世家之揮霍，與夫伽藍之建設，城市經濟，益形膨脹。是以四方雖窮，而城市恆富，百姓雖流離痛苦，而城市居留者則正不妨於「桃花綠水之間，春風秋月之下」，度其愛戀生活。其發為情詞艷曲，蓋亦理所固然。則初不必如《南史》所稱，有待於宋、齊之盛世也。 （二）因於政治者 庾信《哀江南賦》云：「宰衡以干戈為兒戲，搢紳以清談為廟略。」南朝政局之混亂黑暗，二語盡之矣。而當時人君之忌才好殺，尤造成一般之恐怖心理。其中尤以文人遭遇最為慘酷，若晉之劉琨、郭璞，宋之謝靈運、鮑照，齊之謝朓、王融，皆所謂不得其死者也。《南史·鮑照傳》： 上（宋孝武帝）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為文章多鄙言累句。 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 又二十二《王僧虔傳》： 僧虔弱冠，雅善隸書，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大明（孝武帝年號）之世，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 又五十《劉之遴傳》： 之遴尋避難還鄉，湘東王繹嘗嫉其才學，聞其西上，至夏口，乃密送藥殺之。不欲使人知，乃自製志銘，厚其賻贈。 嗚呼，一技之長，猶不得展，才學之道，適以殺身，其他以位高望重而招忌者，更不待言矣。故其時， 一般士大夫無論在朝與否，大抵皆銷聲匿跡，不干世務，高者則肥遯丘壑，或息影田園，下者乃托逃於酒肉聲色以取容，觀謝朓送謝瀹於徵虜渚而指瀹口曰：「此中惟宜飲酒！ 」則一時心理如何，固可灼見也。此種浪漫樂府之得以發榮滋長，鮮受朝士大夫之非難與制裁者，亦黑暗政局下所產生之享樂與頹廢之人生觀，有以致之也。 （三）因於風尚者 南朝乃一聲色社會，崇好女樂，觀前引裴、王二氏之言即可見。而民間風情小調，本與女樂相近，最合於使用，故極為當時上層社會之所愛好，《晉書·樂志》所云「其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者是也。今更略舉數事，以示一斑，並以實裴、王二氏之說。《晉書》八十四《王恭傳》： 會稽王道子，嘗集朝士，置酒於東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為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聲，欲令群下何所取則？」 又《南史》二十二《王儉傳》： 齊高帝幸華林宴集，使各效技藝：褚彥回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 又六十三《羊侃傳》： 侃性豪侈，善音律，自造《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列侍，窮極奢靡。 初赴衡州，於兩艖 間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繢，盛設帷屏，列女樂， 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緣塘傍水，觀者填咽。 又六十《徐勉傳》： 普通末，（梁）武帝自算擇後宮《吳聲》、《西曲》女妓各一部， 並華少賚勉，因此頗好聲酒。 觀《勉傳》，可知今所傳《清商曲辭》中之《吳聲》、《西曲》，皆為當時之女樂。其施用乃甚廣泛，凡朝廷宴集，道路遊行，以及賞賜功臣，皆用之。甚且流傳於朝士大夫之口，故王僧虔嘆為「風味之響，獨盡於衣冠」。夫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朝廷之上，風氣如此，雖欲不發達，其可得乎？（按《南史·徐湛之傳》：「伎樂之妙，冠絕一時， 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資質端美，衣服鮮麗，每出入遊行，塗巷盈滿。何勖、孟靈休並奢豪，與湛之以餚膳服飾車馬相尚。」當時上層社會生活之糜爛腐朽，此亦一證也。） （四）因於思想者 自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何晏、王弼之徒，復以玄虛相扇，儒教遂趨式微。迨夫東晉，佛教復盛，思想乃益行混亂，「羈鞍仁義，纓鎖禮樂。」（晉葛洪語見《意林》）而儒家自兩漢以來之道德觀念與權威，至是乃蕩然無餘。其有能以禮自防者，眾亦必嗤之以鼻。《南史》二十三《王琨傳》： 大明（宋孝武帝）中，尚書僕射顏師伯豪貴，下省設女樂，琨時為度支尚書，要琨同聽。傳酒行炙，皆悉內妓。琨以男女無親授，傳行每至，令置床上。回面避之，然後取。畢，又如此。坐上莫不撫手嗤笑。 其盪檢踰閑，殆不復知禮義為何物矣。此種思想解放之結果，遂產生一浪漫自由，享樂現實之人生觀，任情而動，恣意而行，社會亦無所謂輿論。男子如此，女性亦然。《南史·宋廢帝紀》： 山陰公主，淫恣過度。謂帝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托體先帝，陛下後宮數百，妾惟駙馬一人，事不平均，一何至此！」 帝乃為立面首左右三十人。 此言而公然出於女子之口，誠有史以來所未有。加之當日佛教信徒之不守清規，而淫亂之俗以成。《晉書》六十四《簡文三王傳》： 於時孝武不親萬機，但與道子酣飲為務。姏姆尼僧，尤為親昵。 許榮上書曰：「臣聞佛者清遠玄虛之神，以五誡為教，絕酒不淫，而今之奉者，穢慢阿尼，酒色是耽。」 此東晉時事也。又《南史》十三《南郡王義宣傳》： 義宣多畜嬪媵，後宮千餘，尼媼數百， 男女三十人，崇飾綺麗，費用殷廣。 此劉宋時事也。又卷十二《元徐妃傳》： 元帝徐妃諱昭佩，與荊州後堂瑤光寺智遠道人私通。 ……帝左右暨季江，有姿容，又與淫通。……有賀徽者，美色，妃要之於普賢尼寺， 書白角枕為詩，相贈答。 此梁時事也。而觀梁郭祖深上書，則道人又有所謂「白徒」， 尼則皆畜「養女」，並不貫人籍。 是丘尼無異於娼妓，而佛寺同於北里也。良以當其時，思想既失中心，新者復未建立，故雖以清靜為門之佛教，不獨於人心無所裨益，而實際乃適為助長淫亂之階梯。（按梁王金珠《歡聞歌》云：「艷艷金樓女，心如玉池蓮。持底報郎恩？俱期游梵天。」所謂梵天，亦即指佛寺，句意謂幽會於佛寺中。） （五）因於制度者 自魏立九品中正之法，以辨人才之優劣，凡州郡皆置中正，以九等第其高下而登庸之，其用意蓋祖兩漢之「以土斷官」。惟實際任歸台閣，取決於一二本州中正為京官者之口，非真由於鄉曲之清議。故其弊也，遂發生門第之觀念，自西晉劉毅即有「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之嘆。下及南朝，此制未改，門第之見，沿習益深，而門第階級，因以形成。世家者以門第自負，朝廷亦以其門第而官之。國法所不能加，人君所不敢問，雖朝代屢變，而門第依然，東晉王謝，其著者也。觀宋廢帝以文帝女新蔡公主（廢帝之姑）為貴嬪夫人，而改姓謝氏， 侯景請婚，而梁武帝答以「王謝門高，可於朱張以下求之」。 並足見其傳統勢力。又如《南史》二十一《王僧達傳》： 僧達自負才地，三年間便望宰相。嘗答詔曰：「亡父亡祖，司徒司空。」其自負如此！路瓊之，太后兄慶之孫也。宅與僧達並，嘗盛服詣僧達，僧達將獵，已改服，瓊之就坐，僧達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騶人（侍從騎卒）路慶之者，是君何親？」遂焚瓊之所坐床 。太后怒，泣涕於帝曰：「我尚在，而人陵之，我死後，乞食矣！」帝曰：「瓊之年少，無事詣王僧達門，見辱乃其宜耳。僧達貴公子，豈可加以罪乎？」 又五十一《蕭正德傳》： 正德志行無悛，常公行剝掠。時東府有正德，及樂山侯正則，南溝有董當門子暹，世謂之董世子者也，南岸有夏侯夔世子涉，此四凶者，為百姓巨蠹，多聚亡命，黃昏殺人於道，謂之「打稽」。時豪勛子弟多縱，以淫盜屠殺為業，父祖不能制，尉邏莫能御。 其有能以名教自重者，亦不過一「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之貴公子， [1] 征歌逐舞，弄月吟風，乃其當行本色。在此種養尊處優、淫盜為業之社會中，搖盪心魂之情歌艷曲，自為當時有閒階級及統治者之生活要求。南朝樂府，無論民間與文人，皆絕少描寫社會疾苦者，蓋職是之故。彼輩世代簪纓，錦衣玉食，本不知世間有疾苦事也。迨隋罷九品中正，開進士之科，有唐因之，門第階級，始漸衰落，士大夫多起自田野，樂府遂亦隨此種制度之改變而與南朝異其方向，則所謂唐人《新樂府》者是也。 綜觀上述五因，南朝樂府之發達，自非偶然。因其在文學史上為劃分時代，而以文學價值言亦為表現時代之作品，故為究其根源如此。亦以使夫讀者知此種戀歌過剩之產生，實出於一不健全不景氣之社會。 世間因果，本自環循，社會環境，胎息文學，文學亦復陶鑄社會。然則南朝國勢之不振，民氣之萎靡，讀其樂府而不難知矣。 * * * [1] 南朝社會尤其是貴族階層，最輕視勞動及勞動人民，如《南史·到溉傳》：「溉歷御史中丞，掌吏部尚書，時何敬容以令參選，事有不允，溉輒相執。敬容謂人曰：『到溉尚有餘臭， 遂學作貴人！』初，溉祖彥之，以擔糞自給，故世以為譏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