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 · 第一章 概論

魏樂府之大異於漢者有一事焉，曰樂府不採詩，而所謂樂府者，率皆文士之什是也。或者以為時當喪亂分割之際，又聲制散佚，解音者少，故采詩之事，勢有未遑，實則不然也。按《魏志》十二《鮑勛傳》載有文帝事一則，頗足為魏樂府何以不採詩之說明。茲具錄如下： 文帝將出遊獵，勛停車上書曰：「陛下仁聖惻隱，有同古烈，臣冀當繼蹤前代，令萬世可則也。如何在諒 之中，修馳騁之事乎？臣冒死以聞，唯陛下察焉。」帝手毀其表，而竟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為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於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咸 ，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況獵，暴華蓋於原野，傷生育之至理哉！」因奏劉曄佞諛不忠。帝怒，作色罷。還，即出勛為右中郎。 觀此，則知文帝之視樂府，實與田獵遊戲之事無異，劉曄之對，乃其本心，故鮑勛雖據理抗顏，援引先哲名言，而適以攖其逆鱗。則知魏樂府之不採詩，並非厄於環境而不能，實由於樂府觀念之改變而不為。前此論樂，重與政合，故雖兩漢，不廢采詩。今既以八音但為耳目之觀好，根本否認其政治功用，所謂移風易俗者，自無取於遒人之擊鐸也。 蓋曹魏一代，本為儒學之破壞時期，而主其事者即為武帝與文帝。故晉傅玄《舉清遠疏》云：「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宋書·臧燾傳》亦云：「自魏氏膺命，主愛雕蟲，家棄章句，人重異術。……庠序黌校之士，傳經之業，自黃初（魏文帝）至於晉末，百餘年間，儒教盡矣！」而《魏志》十六《杜恕傳》亦載恕太和中上疏云：「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為迂闊，不周世用。」尤足證儒學之破壞，實自曹魏開之。夫樂本《六經》之一，地位甚高，而著效則緩，與法家之功利主義根本不合，其見視為迂闊而遠於事情，亦理之固然也。此當為魏樂府不採詩之主因矣。今就此時期樂府之現象，撮其大要，分三項次敘於後。 一、文人樂府之全盛 樂府自東漢以來，文士始多仿製，然大都不過一二篇，其風未盛也。至魏則樂府既不採詩，民歌來源，根本斷絕，而「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文心·明詩》）故前此文人所斥為鄭聲淫曲者，今則適為唯一之表現工具。前此所不甚著意經營者，今則竭全力以赴之。三祖陳王，所作皆多至數十篇，文人樂府，斯為極盛。故其作品，亦遂與漢大異。以言風格，則變而為高雅，且時出以寄託，如曹植《美女》等篇，無復兩漢樸鄙之風。以言文字，則變而為綺麗，故《詩藪》謂：「子建《名都》、《白馬》、《美女》諸篇，辭極贍麗，然句頗尚工，語多致飾，視西漢樂府，天然古質，殊自不同。」蓋已下開六朝雕琢之風。以言內容，則類不出乎個人生活之範圍。《文心雕龍·樂府》篇云：「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宰割辭調，音靡節平，觀其『北上』眾引，『秋風』列篇，或述酣宴，或傷羈旅，志不出於淫蕩，辭不離於哀思。」蓋大致然也。此亦當時文人樂府應有之現象也。 二、聲調之模擬 《晉書·樂志》云：「漢自東京大亂，絕無金石之樂。樂章亡絕，不可復知，及魏氏平荊州，獲漢雅樂郎杜夔，能識舊法，以為軍謀祭酒，使雲刪定雅樂。」又曹植《鼙舞歌》序云：「漢靈帝西園鼓吹有李堅者，能《鞞舞》，遭亂西隨段煨，先帝聞其舊有技，召之。堅既中廢，兼古曲多謬誤，異代之文，未必相襲，故依前曲作新歌五篇。」觀此，可見當時樂府人才之缺乏與聲調散亡之情形。故魏世諸作，絕少創調，大抵皆不過「依前曲作新歌」而已。 此種聲調之模擬，其格式亦有不同。有用舊曲而不用舊題者，如文帝黃初二年（221）改漢《巴渝舞》曰《昭武舞》，改宗廟《安世樂》曰《正始樂》，又如繆襲《魏鼓吹》十二曲，改漢《鐃歌·朱鷺》為《楚之平》，改《艾如張》為《獲呂布》之類。有用舊曲而兼用舊題者，此類最多。漢樂府皆題義相合，如「詞」之初起者然：《楊柳枝》便詠楊柳，《竹枝》便詠竹，《漁父》便詠漁翁。至魏則不然。一面以缺乏識樂之人，不得不借用舊曲，一面又以意志內在之要求，復不欲為舊題所囿，於是借題寓意，「著腔子唱好詩」，故樂府之題與義，多判不相謀，如《薤露》本漢喪歌，曹操乃以之詠懷時事，《陌上桑》本漢艷曲，而曹操又以之侈言神仙，是皆離開原題而自作新詩者也。《唐庚文錄》云：「古樂府命題，皆有主意，後之人用樂府為題者，直當代其人而措辭，如《公無渡河》，須作妻止其夫之辭。」若以唐氏此言，求之魏樂府，合者蓋十不一二也。胡應麟云：「樂府自魏失傳，文人擬作，多與題左，前輩歷有辯論，愚意當時但取聲調之諧，不必詞義之合也。」此言得之。故此類作品，一似純出模擬，其實皆屬創作，以其題雖舊，而其義則新也。此外亦有自出新題者，如曹植之《名都》、《白馬》、《妾薄命》，阮瑀之《駕出北郭門行》等，並似因意命題，無所依傍。疑此類在當日皆未嘗入樂，故無須乎襲用舊題以為曲牌之標誌，而題之與義，遂得以悉相符合。觀子建《名都》、元瑜《北郭》，並描寫社會，指切當時，蓋猶得漢樂府風人之遺意，惟此類究不多見，唐人新題樂府，實濫 於此。 三、體裁之大備 世多謂樂府為詩之一體，實則一切詩體皆由樂府生也。漢樂府多雜言及五言，四言甚少，至六言七言，則更絕無其作。魏則諸體畢備，吾國千百年來之詩歌，雖古近不同，律絕或異，要其大體，蓋莫不導源於此時矣。 近人有因魏為樂府之模擬時期，遂多以後世填詞相擬議者，私竊以為不然。蓋填詞有一定之字句，不可增減，而魏之為樂府者，則極其自由，例如《陌上桑》本為五言，而曹操乃擬作長短句，《薤露》、《蒿里》本長短句，而曹操又擬作五言，諸如此類，更僕難數，其與後世填詞，自屬不侔。按《宋書·樂志》引張華《表》云：「二代三京，襲而不變，雖詩章詞異，興廢隨時，至其韻逗曲折，皆繫於舊。」意者當時樂府之模擬，只求合於舊曲之韻逗曲折，不必如後世之按字填詞，故能於一調之中，而適用各種詩體，觀同時曹丕《陌上桑》，與曹操所作者，文句長短便不同，亦可為證也。故魏世作者，不獨不受古題之牢籠，抑亦不受聲調之桎梏，此其所以能各隨其才性而盡其所長也歟？諸體之中，尤以曹操之四言，曹丕之七言，曹植之五言，為最可注意。影響亦最大。其六言一體，曹植雖有其作（《妾薄命》），然無若何影響。 要之，以內容而論，魏樂府實遠不逮漢，蓋寫作多以個人為主，題材單調，局面狹小，且不足以「觀風俗，知薄厚」也。然以形式言，當時作者能對於各種詩體作多方面之嘗試與努力，為後世詩壇辟一新局面，開一新途徑，則亦自有其價值與貢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