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 · 第一章 論漢樂府之聲調
吾國詩歌，與音樂之關係，至為密切，蓋樂以詩為本，而詩以樂為用，二者相依，不可或缺。是以一種聲調之變革，恆足以影響歌詩之全部。漢樂府之能以脫離詩騷之藩籬而別開生面者，雖亦緣詩騷之體，已弊不堪用，而聲調之改換，殆其主因也。漢樂府所用之聲調，其可考見者約有四種：
（一）雅聲 即周代之遺聲。然勢力甚微，有名無實，聊備一格而已。《漢書·禮樂志》云：「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雅聲在漢初殘闕之情形也。《志》又云：「是時（武帝），河間獻王有雅材，亦以為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之，崴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此雅聲在武帝時敷衍之情形也。《志》復云：「至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曅等上書言之。………事下公卿，以為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此雅聲在西漢末年漸就消滅之情形也。是知在西漢一代，周世遺聲，不絕如線，僅為一種點綴品，始終未能盛行也。
按漢相和歌有清、平、瑟三調，杜佑《通典》云：「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之遺聲。」《舊唐書·樂志》亦云：「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曲之遺聲，漢世謂之三調。」是以三調為出於雅聲也。竊謂不然。考《儀禮》：「若與四方之賓燕……有房中之樂」。注云：「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之節，謂之房中者，後夫人之所諷頌，以事其君子。」觀所歌之詩為二南，足見其聲之為雅正。如三調果為房中之遺聲，則班固早應言之，不當雲「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又雲「皆以鄭聲施於朝廷」，此其一。又三調果為房中之遺聲，則其中當有不少四言作品，今綜計漢三調歌詩二十餘篇，惟《善哉行》一篇為四言，其餘半屬五言，半屬雜言，此其二。且周樂至漢，已奄奄一息，又安能產生三調乎？意三調乃出於漢之秦聲，或其他趙代之聲（詳後），所謂雅樂，但有聲無辭，或其辭即為《三百篇》。漢世歌辭之可確知其為出於此種雅聲者，只有宣帝時王褒所作《中和》、《樂職》、《宣布》三詩。《漢書·王褒傳》：「益州刺使王襄，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今三詩者亦不傳。故見存作品，蓋無一為出於雅聲者矣。然使當日河間古樂，死灰復燃，則漢詩恐尚停滯於四言時代中也。以既依其聲，斯必效其體，褒作雖不傳，度亦當為四言。
（二）楚聲 漢初雅樂，既已淪亡殆盡，故不得不別尋新調，其取雅樂而代之者，則楚聲也。楚聲在漢樂府中，時代最早，地位最高，力量亦最大，《漢書·禮樂志》：「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此楚聲所以特占優勢之故歟。若武帝時《郊祀歌》及《相和歌辭》中之《楚調》曲，亦皆楚聲也。
（三）秦聲 自春秋以降，秦楚並稱大國。雖高祖以楚人，樂楚聲，然京師所在之長安，則固秦地也，度其時亦必有一種秦聲流行。《史記·藺相如傳》：「趙王與秦王會澠池，秦王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鼓瑟！』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缻秦王，以相娛樂。』」李斯《諫逐客書》云：「擊瓮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聲也。」據此，則知自戰國以降，秦地原自有一種特殊聲調也。《漢書·楊惲傳》：「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惲為宣帝時人，據此，則知在西漢，此種秦聲仍甚流行於社會，而為士大夫所愛好也。《漢書·禮樂志》載有秦倡員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員三人，詔隨秦倡一人，並謂：「至武帝乃立樂府，有趙、代、秦，楚之謳。」而《藝文志》亦載有《左馮翊秦歌詩》三篇，《京兆尹秦歌詩》五篇。據此，則知當時樂府中必有一種秦聲歌曲也。
頗疑清、平、瑟三調即出於秦聲，或與秦聲有關。此核之三調中之作品及其所用之樂器而略可知也。今從《樂府詩集》錄《相和歌辭》諸曲所用之樂器如下：
一、相和曲。 其器有笙、笛、節、鼓、琴、瑟、琵琶七種。
二、平調曲。 其器有笙、笛、築、瑟、琴、箏、琵琶七種。
三、清調曲。 其器有笙、笛、篪、節、琴、瑟、箏、琵琶八種。
四、瑟調曲。 其器有笙、笛、節、琴、瑟、箏、琵琶七種。
五、楚調曲。 其器有笙、笛、弄節、琴、箏、琵琶、瑟七種。
於此，可注意者，即平、清、瑟三調皆用箏，而相和曲則無之。按前引李斯上書，以彈箏為秦聲，應劭《風俗通》亦云：「箏，秦聲也，蒙恬所造。」又曹植詩云：「秦箏何慷慨」，是知箏確為秦聲獨擅之樂器，今三調中皆用之，足證與秦聲有密切之關係。楚調曲本為楚聲而亦用箏者，當系受秦聲之影響而然。又平調曲不獨用箏，而且用築，築亦為燕趙間流行之樂器，《史記》載：「荊軻既至燕，愛燕之善擊築者高漸離」，其後「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築，彷徨不能去。」按宋子屬鉅鹿（今河北省趙縣），戰國時趙地，是其證矣。史又言：高漸離「擊築而歌，客無不流涕」。秦始皇聞而召之，「使擊築，未嘗不稱善。」（並見《刺客列傳》）可知築之為音，與慷慨之秦箏相近，故始皇愛之也。今一調之中，而兼用兩種為西北民俗習用之樂器，則其為西方之秦聲（或混合北方趙代之聲），益可見矣。
至於作品中，亦有足徵信者。按清調曲有《長安有狹斜行》，瑟調曲有《隴西行》，隴西長安，並秦地也。若以《孤兒行》中「南到九江，東到齊與魯」二語考之，則《孤兒行》當亦為秦地之歌。夫其歌既為秦歌，斯其聲亦為秦聲矣。要之三調不出周房中之遺聲，如《通典》所云，則可斷言耳。
（四）新聲 即北狄西域之聲。計前後輸入凡兩次：第一次在漢初。《樂府詩集》引劉 《定軍禮》云：「鼓吹，未知其始也。漢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鳴笳以和簫聲，非八音也。」按《漢書·敘傳》：「始皇之末，班壹避地樓煩，……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是為新聲輸入之始。然其時既未立樂府，又無妙解音律如李延年其人者，故於詩歌，未發生若何影響。第二次在武帝時。《後漢書·班超傳》注引《古今樂錄》曰：「橫吹，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後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得之。」《晉書·樂志》云：「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俱存。而世所用者有《黃鵠》等十曲。」所謂二十八解者雖不復存，然對於當時樂府影響之大，已概可見。現存之《鐃歌十八曲》，即為出於此種新聲者焉。
以上四聲，雅聲幾等於零，故實只三聲。按《漢書》曾一再言及趙代之謳，又《禮樂志》載有齊謳員蔡謳員等，是當時樂府中必尚有趙、化、齊、蔡諸地之聲調，然已無跡可求，難以指實矣。要之，其勢力足以與新聲爭衡者，厥為楚聲與秦聲。此二聲者皆出中土，大抵節奏停勻，故文句亦多聯整，其貢獻在於產生五言詩體。而新聲則節奏參差，故句讀亦復長短不齊，有少至一字者，有多至十餘字者，其貢獻在開後世長短歌行一派。斯二體者，皆漢樂府所獨擅，詩騷之所未有，而固有得於聲調之助也。雖然，使無武帝之好大喜功，開邊黷武，則新聲或不即輸入。即輸入矣，而無采詩夜誦之事，則漢樂府所以異於後世者亦幾希。豈所謂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者耶！今更就上文所論，列一漢樂府聲調錶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