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 · 第五章 樂府變遷之大勢

自漢武立樂府，下迄於唐，歷時九代，無慮三變。尋其往跡，可得而言。兩漢樂府，雖亦有文人詩賦，然大部皆采自民間，今所存《相和歌辭》是也，故其中多社會問題之寫真，而其風格亦質樸自然，斯誠樂府之正則也。 至魏三祖陳王，乃大變漢詞而出以己意，「以舊曲，翻新調。」《蒿里》、《薤露》，漢之輓歌也，魏武以之哀時，而陳思又以之抒懷。《陌上桑》，漢之艷歌也，魏武以之言神仙，而文帝又以之寫從軍。諸如此類，未易悉數。上變兩漢質樸之風，下開私家模擬之漸。其事鮮出乎樽俎，其情則多個人之興感。西晉一代，擬作尤無生氣。其描寫社會狀況諸敘事之作，如阮瑀《駕出北郭門行》，左延年《秦女休行》，張華《輕薄》，傅玄《苦相》之類，蓋百不一二見。樂府與社會之關係，始日就衰薄，是為樂府之個人主義時期，此一變也。 魏雖變漢，其大體猶近於漢也。迨晉室東渡，中原淪於異族，南朝文物，號為最盛。然以風土民情，既大異於漢，加以當時佛教思想之流行，儒家禮教之崩潰，政治之黑暗，生活之奢靡，於是吳楚新聲，乃大放厥彩，其體制則率多短章，其風格則儇佻而綺麗，其歌詠之對象，則不外男女相思，雖曰民歌，然實皆都市生活之寫真，非所謂兩漢田野之製作也。於時文人所作，大抵亦如此。樂府至是，幾與社會完全脫離關係，而僅為少數有閒階級陶情悅耳之艷曲。惟北朝之樸直，猶有漢遺風耳。是為樂府之浪漫主義時期，此又一變也。 有唐一代，實為一切文學之復古時期，惟復古之中，往往寓創作與改進精神。故於詩，則前有陳子昂，後有李太白，於文則有韓愈、柳宗元，並能推陳出新。而於樂府，則亦有杜甫、白居易諸人焉。自六朝以來，樂府淫靡極矣，本意全失。唐初混一海宇，雖《舊唐書·音樂志》謂「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為大唐雅樂」，然此不過音制調和之事耳，其內容之空虛而日與實際社會相遠如故也。其不採詩而惟功德之是頌如故也。徒以當其時，天下承平，得以相安，迨夫安史之亂，社會騷動，生民塗炭，於是前日歌舞昇平之文學，遂隨時代心理之厭棄，一變而為杜甫諸人之新樂府。所謂新樂府者，「因意命題，無所倚傍」，受命於兩漢，取足於當時，以耳目當朝廷之采詩，以紙筆代百姓之喉舌者也。杜甫開其端，白居易總其成，謂「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白居易《與元九書》），樂府至此，遂舉一切六朝以來風雲月露、綺羅香澤之體，一掃而空之。與漢之「緣事而發」者蓋異代同風。實為樂府之寫實主義時期，此又一變也。 綜而論之，由兩漢之里巷風謠，一變而為魏晉文人之詠懷詩，再變而為南朝兒女之相思曲，三變而為有唐作者不入樂之諷刺樂府。聲詩之變，亦世道之變也。 先師黃晦聞先生曰：「魏風之遜於漢者，以樂府不採詩，而四方百姓之情俗無由而著，且無由而上聞也。」（《漢魏樂府風箋》）噫，豈獨魏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