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 · 第四章 論五言出於西漢民間樂府不始班固

今所存漢民間樂府之最古者，首見於沈約《宋書·樂志》。其中有五言者，有非五言者，而皆題曰「古辭」。沈氏云：「凡樂章古詞，今之存者，並漢世街陌謠謳，《江南可採蓮》、《烏生十五子》、《白頭吟》之屬是也。」 [1] 所謂漢世，既未明指何時，復未分別前後，於是五言與非五言之後先，乃成問題矣。 此實為治漢樂府之第一關鍵。如對此問題無一明確之觀念與解釋，則不獨於漢樂府之敘述，諸多牴牾，即對於後此文學之流變，亦殊難說明也。以漢樂府演進之歷程觀之，非五言較五言為早，自是事實。惟五言之發生究晚在何時？當西漢長短句盛行之際，五言是否並行而不悖？非五言與五言之間是否可劃一截然之鴻溝？五言詩之成立，既由於民間樂府，則五言詩之發生，是否與民間樂府有密切之關係？凡此，皆有充分討論之餘地與必要也。 討論五言發生問題者，自來即不乏人，然語多存疑，未為定論。迄乎晚近，勇於疑古，始多立異。至有謂五言發生於東漢中葉以後者，其為夢囈，可不置辯。茲謹就陸侃如先生以五言始於班固一說，略申所見。陸先生之說見《樂府的影響》一文（《國學月報》二卷二號），而羅根澤先生《樂府文學史》主之。並謂西漢無純粹五言，舉班固《詠史》，言其「技術拙劣」，「質木無文」，以為五言詩最初發生之例證。於是舉一切五言樂府而皆抑之於東漢之下，以言文學系統，實未見其為文學系統也。竊謂以五言為始於班固之說，其觀點與態度之錯誤有三： （一）誤解樂府 西漢樂府作品有兩種：一為貴族的。用之祭祀，多成自文士之手，始於高祖唐山夫人之《安世房中歌》，若武帝時司馬相如等所作之《郊祀歌》，亦皆貴族樂章也。一為民間的。用之「夜誦」，多出自街陌閭閻，始於武帝之采歌謠，若《漢書》所謂趙代秦楚之謳，皆民間樂章也。是二者性質面目，實判然不同，前者為說理的、教訓的，而後者則為抒情的，寫實的；前者為古典的，故多模擬《詩經》《楚辭》，而後者則為創作的，故一無依傍。五言為一種新興之詩體，其不能出於因襲雷同之貴族樂府，而必出於富有創造性之民間製作，殆可斷言也。而陸先生於此，似未加辨別，因有見於《安世》、《郊祀》諸歌之絕無五言，遂疑西漢一代並無五言，抑知《安世》、《郊祀》之為貴族樂章乎？抑知此種貌為詩騷之貴族樂章本不能產生新詩體乎？微論《安世歌》為十七章，《郊祀歌》為十九章，余敢斷言曰：即使當日《安世歌》而為百七十章，《郊祀歌》為百九十章者，其中亦決不能有五言作品也。觀與《安世歌》同時之《戚夫人歌》，寥寥六句，而四句為五言，與《郊祀歌》同時之《李延年歌》亦僅六句，而五句為五言，則知創作之不同於因襲，而根據因襲的貴族樂章之有無五言或計其中五言多寡之數，以斷定五言發生之後先，實為根本錯誤。 （二）顛倒源流 個人始終相信，先有五言樂府，而後有五言詩。決非先有五言詩，而後產生五言樂府。當兩漢樂府勢力 漫之秋，惟樂府為能影響文人著作，而文人著作決不能影響樂府。質言之，即只有文人模擬樂府之體制，而決無樂府反蹈襲文人。五言詩之成立，既由於樂府之發達，則五言詩之產生，亦必由於五言樂府之流行，乃理之當然。今以五言為始於班固，則是今所存五言樂府，皆班氏以後之作，而顧受班氏之影響而發生而盛行耶？！以極短之時間，以「技術拙劣」「質木無文」之《詠史》，其力量乃能產生如此輝煌燦爛之五言樂府，得不視為文學史上之奇蹟？固知《詠史》之作，乃五言樂府演進中應有之點綴，在班氏以前，樂府本身，實自有其純粹五言作品者在也。 （三）武斷事實 由上第一點所論，吾人知五言乃出於民間樂府，而不出於貴族樂府。按《漢書·藝文志》所載西漢歌詩、凡三百十四篇，其中除高祖歌詩、宗廟歌詩等貴族樂府及重複之「河南周歌詩聲曲折」七篇、「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外，其屬於民間樂府者，蓋亦將二百篇。今所存者雖絕寡，然要是一事實。然則從何見得，而一口斷定，在此將近二百篇之歌詩中絕無五言作品之存在？況即以見存者論之，亦正不如陸、羅二先生所謂無西漢作品者乎！ 今更就事實，申述兩點如下：第一，以五言為始於班固說之不確。如班固以前，果無五言之作，猶可說也。考之史籍，則正不然。《漢書·五行志》載成帝時歌謠云：「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又酷吏《尹賞傳》載長安歌云：「安所求子死？長安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是歌亦作於成帝時。此非西漢已有全篇五言之鐵證耶？安得謂始班固哉！西漢樂府，本采民謠，則其時樂府中已有純粹五言，尚復何疑。 [2] 陸先生云：「西漢樂府，（按當雲西漢貴族樂府）雜言中夾五言。樂府以外，《漢書》所載《戚夫人歌》及《李延年歌》亦然。」舉戚、李二歌，而不及此二篇，乃排之「樂府以外」之以外，誠不知何說？羅先生乃云：「至成帝時始有五言歌謠，至東漢班固，始有五言詩。」不知詩與歌謠，究有何天淵之別？《詩經》之十五國風，不皆歌謠乎？兩漢之《相和歌辭》，不皆歌謠乎？今乃強為分疏，蓋亦難以取信。不獨《漢書》所載然也，其見於《後漢書·樊曄傳》之《涼州歌》，亦為五言：「遊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本傳云：「曄與光武少游舊。隗囂滅後，隴右不安。乃拜曄為天水太守，政嚴猛，涼州為之歌云云。」是此歌作於東漢光武時，亦在班固《詠史》之先也。此皆載在正史，班班可考。夫涼州為邊鄙之地，作者乃蚩蚩之氓，而猶有此完善之五言，其在京畿大邑，顧不可想見耶？（本節所論可參閱古直先生《漢詩辨證》） 第二，以五言為始於班固說之不通。陸先生於班固《詠史》謂為「技術拙劣」，於傅毅之《孤竹》，則又曰：「全篇以比喻出之，深得風人之致，可證此時已不如從前的幼稚。」按班、傅二人同時，曹丕《典論·論文》所謂「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者是也。以同一時代而產生兩種藝術大相懸絕之作品，此亦不可解。羅先生於《詠史詩》亦引《詩品》謂為「質木無文」，而於張衡《同聲歌》則信之不疑，且曰：「以文學系統論，張衡時代有產生此種完美詩歌之可能。」考班固死於和帝永元四年（公元九二年），而張衡本傳雲衡於和帝永元中舉孝廉，不行。則是上距班固，亦不過二三十年耳。在此極短時期，其間又未有人力之推移，而風格與藝術，何得有如此之遽變？ 固知所謂「技術拙劣」，「質木無文」，乃詠史之體宜爾也。原為性質不同，並非由於時代之先後，不足引為原始作品之證。且從文學史上觀之，一種新詩體之產生，皆抒情先於詠史，此亦可注意也。羅先生分漢樂府為「五言」與「非五言」兩種，而獨將五言之《江南曲》一首列之於非五言內，謂「以作風論，似乎發生時期較早。」既自亂其例，復隱約其詞，所謂較早者，班固前耶？班固後耶？ 綜上所論，則以五言始於班固，其說自難成立。又西漢樂府之聲調，亦有兩種：一為中土固有之聲調。如所謂「趙代秦楚之謳」。其中以「楚聲」為最著（此與高祖楚人，樂楚聲有關）。如《安世歌》、《郊祀歌》等皆楚聲也。一為北狄西域之「新聲」。如《鐃歌十八曲》、《郊祀歌》之《日出入》一章。此兩種聲調，判然不同，故形於歌詩，亦復大異。大抵楚聲及趙代秦聲歌詩多整儷，而新聲歌詩則多錯雜。五言之為體，蓋亦整儷，自屬出於中土固有之聲調，與外來之新聲無涉。而陸先生乃摘舉《鐃歌》中之《上陵》、《有所思》兩篇之五言句，以為第一期發生之例，實為不類。若必拘拘於形跡，則遠在鐃歌前之《戚夫人歌》，不更具體而微乎？且《鐃歌》之作，在漢初三大樂章中為時最晚，而《上陵》一篇又《鐃歌》中之晚出者。以「甘露初二年」一語考之，蓋宣帝時作品。甘露為宣帝末年號，時去武帝新聲初入且四十年，故其格調與《日出入》及鐃歌其他各篇迥乎不同，全篇皆趨於五言化。此其為受當時五言歌詩之影響而發生轉變，概可想見也。（本節所論，可參閱朱逖先先生《漢三大樂章聲調辨》，《清華學報》四卷二期） 以五言為始於班固，既難成其說，尋五言之根源於鐃歌，復未見其是。然則五言在兩漢之歷程究如何？今謹就臆見，分四期說明於後。 （一）五言之孕育時期（漢初迄武帝） 五言本出於民間歌謠，不出於文士製作。但在此時期中，民間是否已有一種五言歌謠，則無可徵信。藉曰有之，而其時樂府尚未立為專署，復無采詩之舉，亦必歸於湮沒無聞。今日吾人所可得而確言者，即此時雖無全篇五言，然已有全篇五言化之傾向。如《戚夫人歌》： 子為王， 母為虜。 終日舂薄暮， 常與死為伍。 相離三千里， 當誰使告汝？ 《漢書·外戚列傳》：「高祖崩，惠帝立，呂后為皇太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云雲。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汝子耶！』乃召趙王誅之。」是此歌作於漢之初年（約當公元前192年左右），而其體已如此，頗疑其時民間已有一種五言歌也。又此時新聲尚未傳入，而戚夫人習於楚歌，（《史記·留侯世家》，高祖謂戚夫人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此亦足證五言實出於中土固有之聲調，而不當於《鐃歌》中尋求五言之蹤跡也。 （二）五言之發生時期（武帝迄宣帝） 《文心雕龍·明詩》篇云：「孝武愛文，《柏梁》列韻。嚴馬之徒，屬辭無方。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此語自來即多誤解。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遂謂：「要之此體之興，必不在景、武之世。」而或者又以為定讞，此實大謬。不知《文心》所謂「莫見五言」者，謂「辭人遺翰」耳，豈謂西漢一代樂府歌謠，並「莫見五言」哉 ？故下續云：「案《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閱時取證，則五言久矣！」引《邪徑》童謠，其意正以明五言之興，當在成帝以前也。又據上文所論，吾人已知五言出於民間，而民間歌謠之採集，則始於武帝，故吾人得一反錢氏之言曰：「要之此體之興，必在武帝之世。」如見存相和歌辭中之《江南曲》，殆即武帝時所采之楚歌也。《江南曲》云：「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篇章之簡短，文字之質樸，意境之單純，在在足以表現初期作品之特性，度亦以此，易於傳誦，故源遠而流長焉。西北二字，古韻並通。觀沈約《宋書·樂志》，於漢古辭，首錄此篇，又凡所舉證，亦必以此篇為冠，則其意，亦略可見。此種作品置之東漢班固下，不幾成怪物耶。至可確定其為此時五言作品者，則有《李延年歌》： 北方有佳人， 絕世而獨立。 一顧傾人城， 再顧傾人國。 寧不知傾城與傾國， 佳人難再得！ 《漢書·外戚列傳》：「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云雲。」《玉台新詠》錄此歌，去「寧不知」三字為純五言詩。意當時所采趙代秦楚之謳，其中必有純五言者，延年出身微賤，「父母兄弟皆故倡」（《漢書·佞幸傳》）今既為協律都尉，總領樂府，因效民歌體而為此歌。復於第五句故衍「寧不知」三字以為「新變聲」。此三字者，亦如詞曲中之襯字耳，吾人即認此篇為純五言歌，固無不可也。 （三）五言之流行時期（元成迄東漢初） 此實為西漢樂府全盛之時。史稱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劃節度，窮極幼眇」。以帝王之尊，親協律之事。更觀《漢書》所載哀帝罷樂府事，尤可見其發達之情形。在此所謂「鄭聲尤甚」之時，五言與非五言，實有同等之長足進步。觀前所舉成帝時童謠及《尹賞歌》，光武時之《涼州歌》，並屬五言，足證此體已風行於民間也。 其在樂府，則班婕妤之《怨歌行》與古辭《雞鳴曲》，即屬此期作品。班詩人多疑為偽作，蓋未加細察，而猶有班固二字橫隔其胸中。余則深信不疑：第一，以時代論，有產生此種作品之可能。第二，文如其人。「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不管六朝，無論晉魏，總之非班姬不能道。第三，有歷史之根據。按曹植《班婕妤贊》云：「有德有言，實為班婕。」傅玄《班婕妤畫贊》亦云：「斌斌婕妤，履正修文。」至陸機《婕妤怨》：「寄情在玉階，托意惟團扇。」則明指此詩矣。可見自魏晉以來，代有識者，固不自昭明入選始也。陳延傑先生《漢代婦女詩辨偽》（《東方雜誌》二十四卷二十四號）亦以為非班作，然既無確證，且曲解《詩品》「怨深文綺」之言，以成己說，殊覺厚誣古人。至《雞鳴》一曲，則另有其歷史之背景，同為成帝時作品，其詳俱見下編。 （四）五言之成立時期（東漢中葉迄建安） 五言在當時雖為一種新興詩體，然在一般朝士大夫心目中，其格乃甚卑，遠不如吾人今日所估計。與後此詞之初起，正復相似。故在第三期，五言樂府雖已流行，而文人採用者則惟班婕妤一首。然其時四言之體，弊不堪用，雖為之而難工，復以一時潮流所趨，故一方面詆樂府為鄭衛之聲，一方面仍不能不竊取樂府之體以為五言詩。班固之《詠史》，傅毅之《冉冉孤生竹》，即此期產物。厥後文人五言，則有張衡《同聲歌》，辛延年《羽林郎》，蔡邕《飲馬長城窟行》，宋子侯《董嬌嬈》等，皆樂府也。若秦嘉之《贈婦》，酈炎之《見志》，趙壹之《疾邪》，高彪之《清誡》，則皆徒詩也。迄建安曹氏父子出，而五言遂成為詩壇之定體焉。 關於五言在兩漢之歷程，個人所見如此。要之，五言一體，出於民間，大於樂府，而成於文人，此其大較也。 當東漢之初，猶有一事堪注意者，即五言銘體之試用是也。按馮衍（王莽時人）《車銘》云：「乘車必護輪，治國必愛民。車無輪安處？國無民誰與？」凡銘例用四言，西漢一代皆然。馮所作銘五篇，其四篇亦皆四言。此似無關大體，然足為當時五言已流行之佐證。與後此韓愈《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志銘》、《南陽樊紹述墓志銘》，借用七言古體詩之必在七言流行之後者，事理正同。後於馮衍《車銘》者有崔瑗（張衡同時）之《座右銘》，見之《文選》（本傳未載），亦系五言，篇幅已較長，惟尚實之銘誄，終不敵抒情之詩歌，故自馮、崔而後，即無嗣作，仍以四言為常法，而五言遂為詩歌所專有矣。謂余說為非耶，則對此現象將作何解釋？寧得謂漢之五言樂府，亦導源於馮衍之《車銘》耶？ 在昔文學之邅變，原任自然，非有人力左右於其間，故一種文體之形成，往往須經長時間之醞釀，觀《三百篇》之於《楚辭》，《楚辭》之於五七言，五七言之於近體，可知也。故余於敘述兩漢樂府，一以風格、史實為據，更不囿於班固之說，因並申所見，其所不知，蓋闕焉。 * * * [1] 乾按此處「《烏生十五子》」，即《烏生八九子》。《宋書》點校本（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549頁）刪掉「子」字，改為「《烏生》《十五》」。校勘記說：「按《樂府詩集》二六引《永嘉伎錄》，《相和》有十五曲，六曰《十五》，十二曰《烏生》。」等等。欠妥。第一，所謂「《永嘉伎錄》」有誤，應是「張永《元嘉技錄》」，即張永《元嘉正聲技錄》，亦稱張永錄、張錄。系《樂府詩集》轉引自《古今樂錄》。張永，南朝宋人。第二，所謂「《相和》有十五曲」，指的是魏晉樂所奏，故不都是漢舊曲。如「一曰氣出唱」等六曲，並魏武帝辭。其中「《十五》，文帝辭」，即曹丕「登山而遠望」一篇，是魏風相和曲。即如《樂府正義》疑即漢古詩《十五從軍征》，也不是漢舊曲或漢雅。黃節先生《相和三調辨》（見本書）據《宋志》考得《漢相和舊歌》十七曲：1、《江南可採蓮》；4、《烏生八九子》；17、《白頭吟》。無《十五》，可證。第三，這裡的「十五」，僅僅是數字，不能斷為魏風《十五》曲。因為它不合文意，不是「樂章古詞並漢世街陌謠謳」，不能與漢舊曲《江南》、《烏生》、《白頭吟》並列而謂為「之屬」。不能摻雜進來。第四，此「十五曲」中，沒有《白頭吟》，沈約無從「駢連書之」，而如「駢連書之」，則當作「十五、烏生」。校勘記說「後人又誤加『子』字」，純屬臆測。第五，梁啓超先生《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說：「烏生，一名烏生八九子，一名烏生十五子。」同是點校本的《晉書·樂志》（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716頁）同一段話，「烏生十五子」一名，就沒有改動。可見，古書不宜妄改，沒有定論不可隨意「訂正」，還是保持原樣為好。點校者如有已意，可在校記中說明。故此處「訂正」不可從，仍以各本原作「烏生十五子」為妥。 [2] 按《漢書·貢禹傳》載當時俗語云：「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貢禹，元帝時人，所引俗語六句皆五言，亦足為西漢已有五言歌謠之一旁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