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猶太教 · 第一章 俘囚期前的預言
在大國的征服政策暫告一段落之後,以色列同盟才得以形成,然而從公元前9世紀開始,美索不達米亞的大君主及後來的埃及國王再度重拾他們的擴張政策。敘利亞如今成為前所未有過的軍事事件的舞台之一。如此可怕、規模如此之大的一種戰爭,特別是如亞述君王所發動的戰爭,更是世上空前的體驗。楔形文字的碑文蒸騰著血腥。王以枯燥無味的記錄文調子報告他已用剝下來的人皮貼滿了被征服城市的城牆。當時被保留下來的以色列文學裡,尤其是古典預言的神諭里,傳達出對這些冷血的征服者的那種心神俱喪的憂懼。隨著迫近的陰鬱暗影不斷地籠上政治的地平線,古典預言也含帶上其典型的特色。
從阿摩司到耶利米與以西結的俘囚期前的先知 [1] ,在當時的局外人眼中,尤其是政治的群眾煽動家(politischer Demagog),有時是時事評論者(Pamphletist) [2] 。這的確很容易引起誤解。不過,正確加以理解,也可讓我們獲得一種不可或缺的認識。首先,這意味著:先知們宣講。從事著述的先知直到俘囚期才出現。早期的先知公開地向聽眾演說。此外,這也意味著:若無列強的世界政策威脅著祖國——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神諭多半是在響應此一問題——先知便不會出現,而且,他們也不會出現在列強自己的國土上,因為「群眾煽動」(Demagogie)在大國境內是不可能的。當然,敘利亞、巴比倫、波斯的大王,如同以色列在內的任何古代統治者,都讓神諭來決定他們的政治決策,或至少是通過神諭來確定其具體措施的內容與時間點。例如,巴比倫的君主在任命任何一個高官之前會詢問神諭祭司,此人是否夠資格擔當職務。然而,這只是個宮廷內的事務。政治的先知不會走上街頭,也不會對群眾發表演講。因為既缺乏政治前提條件,也不會被容許。證據顯示,公開的預言在那兒是被明文禁止的,而這也符合官僚制國家的情況,特別是在猶太人的俘囚時期,史料暗指或曾有過強力的鎮壓。像古典時代那種性質的政治預言,在近東與埃及,至少至此是聞所未聞的。在以色列,尤其是在城邦國家耶路撒冷情況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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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最近的文獻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G. Hölscher貢獻良多的著作:Die Propheten , 1914,當然在個別的論點上尚有爭論的餘地。此作運用現代心理學的經驗呈現出先知的整體歷史背景。至於個別的先知,請參照現代的注釋本。
關於先知的忘我情狀,參見H. Gunkel一如往昔那麼出色的著作「Die geheimen Erfahrungen der Propheten」(演講,「Suchen der Zeit」, I, 1903)。Schriften des Alten Testaments , II, 2.當中不僅有H. Schmidt的翻譯及關於阿摩司與何西阿部分而言精彩的個別注釋(Bd. II.I),還包括對於文學特性的入門而言非常有益的分析。其他文獻,參見Giesebrecht, Die Berufsbegabung der alttestamentlichen Propheten (Göttingen, 1897); Cornill, Der israelitische Prophetismus (6. Aufl., Strassburg, 1906); Sellin, Der altestamentliche Prophetismus (Leipzig, 1912)。進一步的文獻將會在個別行文處提及。關於舊約里的先知的「心志」(Ethos),E. Troeltsch在雜誌Logos (Bd. VI, S. 17)里有許多正確的描述,並且對於其「政治」的烏托邦性格予以相較往常更加公允而有力的強調。至於其他的個別分析,在此謹免。
[2] 例如以賽亞針對舍伯那的批評小冊(22:15f.),並附加對以利亞敬意的批評——他在最初的編纂里被提及時是帶著讚賞的語氣。同樣的,例如耶利米針對示瑪雅的文字詛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