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談話錄 · 1832年

1832年2月17日（歌德以米拉波和他自己為例，說明偉大人物的卓越成就都不是靠天才而是靠群眾） 我把一座在英國雕刻的杜蒙半身像送給歌德看，他像是很感興趣。 我們接著就談論杜蒙(1)，特別談到他的《米拉波回憶錄》(2)。在這部書里，杜蒙揭露了米拉波設法採用種種方便法門並且煽動和利用一些有才能的人來達到他自己的目的。歌德說：「我還沒有見過一部比這本回憶錄更富於教益的書。我們從這部書中可以洞察到當時最幽秘的角落，感到米拉波這個奇蹟其實也很自然，而這並不降低他的偉大。不過最近法國報刊上有一些評論家卻對這個看法持異議，他們認為杜蒙有意要給他們的米拉波抹黑，因為他揭穿了米拉波的超人的活動才能，而且讓當時其他人物也分享到向來由米拉波獨占的那份功勳。 「法國人把米拉波看成他們自己的赫剌克勒斯。他們本來很對，但是忘記了就連一座巨像也要由許多部分構成。古代赫剌克勒斯也是個集體性人物，既代表他自己的功績，也代表許多人的功績。 「事實上我們全都是些集體性人物，不管我們願意把自己擺在什麼地位。嚴格地說，可以看成我們自己所特有的東西是微乎其微的，就像我們個人是微乎其微的一樣。我們全都要從前輩和同輩學習到一些東西。就連最大的天才，如果想單憑他所特有的內在自我去對付一切，他也決不會有多大成就。可是有許多本來很高明的人卻不懂這個道理。他們醉心於獨創性這種空想，在昏暗中摸索，虛度了半生光陰。我認識過一些藝術家，都自誇沒有依傍什麼名師，一切都要歸功於自己的天才。這班人真蠢！好像世間竟有這種可能似的！好像他們不是在每走一步時都由世界推動著他們，而且儘管他們愚蠢，還是把他們造就成了這樣或那樣的人物！對，我敢說，這樣的藝術家如果巡視這間房子的牆壁，瀏覽一下我在牆壁上掛的那些大畫家的素描，只要他真有一點天才，他離開這間房子時就必然已成了另一個人，一個較高明的人了。 「一般說來，我們身上有什麼真正的好東西呢？無非是一種要把外界資源吸收進來、為自己的高尚目的服務的能力和志願！我可以談談自己，儘量謙虛地把自己的體會說出來。在我的漫長的一生中我確實做了很多工作，獲得了我可以自豪的成就。但是說句老實話，我有什麼真正要歸功於我自己的呢？我只不過有一種能力和志願，去看去聽，去區分和選擇，用自己的心智灌注生命於所見所聞，然後以適當的技巧把它再現出來，如此而已。我不應把我的作品全歸功於自己的智慧，還應歸功於我以外向我提供素材的成千成萬的事情和人物。我所接觸的人之中有蠢人也有聰明人，有胸懷開朗的人也有心地狹隘的人，有兒童，有青年，也有成年人，他們都把他們的情感和思想、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以及所積累的經驗告訴了我。我要做的事，不過是伸手去收割旁人替我播種的莊稼而已。 「如果追問某人的某種成就是得力於自己還是得力於旁人，他是全憑自己工作還是利用旁人工作，這實在是個愚蠢的問題。關鍵在於要有堅強的意志、卓越的能力以及堅持要達到目的的恆心，此外都是細節。所以米拉波儘量利用外在世界的各種力量，是完全做得對的。他具有識別才能的才能，有才能的人被他那種雄強性格的魔力吸引住，願意聽從他的指揮和受他領導。所以他有一大批既有卓越才能又有勢力的人圍繞在他的身邊，為他的熱情所鼓舞，被他動員起來為他的高尚目的服務。他懂得怎樣和旁人合作，怎樣利用旁人去替他工作；這就是他的天才，這就是他的獨創性，這也就是他的偉大處。」(3) * * * (1)　杜蒙，見第318頁注①。 (2)　杜蒙寫的《米拉波回憶錄》本年才出版，歌德是通過梭瑞借來手稿閱讀的。米拉波（（Honore Gabriel Riqueti，comte de Mirabeau，1749—1791）在法國大革命初期以自由派貴族身份被第三等級選為代表參加三級會議，是制憲議會中的積極活動家，但暗中和宮廷勾結，是個兩面派人物。杜蒙當時在巴黎，成了米拉波的親信，所以對米拉波的陰謀詭計知道得很清楚。 (3)　歌德臨死前一個月的這篇談話提出一個極重要的論點：偉大人物的偉大成就不應歸功於他個人的所謂「天才」，而應歸功於當時社會動態和他接觸到的前輩和同輩的教益，他只不過是伸手去收割旁人替他播種的莊稼。在這個意義上，每個人都是個「集體性人物」，都代表當時社會中的群眾和文化教養。這個觀點在兩點上很重要： 第一，歌德在「天才」問題上向來是有矛盾的。他有時似乎很相信天才，特別是他多次認真地談論過「精靈」。但他有時又似乎懷疑天才，把學習和工作實踐看得比自然資稟更重要，這篇談話便是明證。他是摸索了很久到臨死時才把問題弄清楚的。 第二，歌德一向輕視群眾，這篇談話卻把個人看成「集體性人物」，不能是脫離社會、脫離群眾的人，這在認識上也大大前進了一步。不過他在政治上持保守立場，因而同人民群眾相結合的問題在他就不可能得到徹底解決。 1832年3月11日（歌德對《聖經》和基督教會的批判） 今晚在歌德家待了個把鐘頭，就各種問題談得很暢快。我近來買到一部英文版《聖經》，裡面找不到「經外書」，我感到遺憾。「經外書」沒有收入，據說是偽書，並非來自上帝。我想看到而看不到的有托比阿斯（Tobias）這個過著極高尚的虔誠生活的模範人物、《所羅門的箴言》和《西拉克之子耶穌的箴言》，這些書都有其他各經很少能比得上的高度宗教倫理意義。我向歌德表明了我的遺憾，認為不應該從狹隘觀點出發，把《舊約》中某些書看作直接來自上帝，其他同樣好的書則不是上帝的：仿佛以為任何高尚偉大的東西竟然有可能不來自上帝，或不是上帝影響的果實。(1) 歌德回答說：「我完全贊成你的意見，不過理解《聖經》的問題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是原始宗教的觀點，也就是來自上帝的完全符合自然和理性的觀點。只要得到上帝恩寵的生靈還存在，這種觀點就永遠存在，永遠有效。但是這種觀點太高尚尊貴，只有少數優選者才會有，不易普遍流行。此外還有教會的一種比較平易近人的觀點；它是脆弱的，可以變更而且在永遠變更中存在，只要世間還有脆弱的人們。未經污染的上帝啟示的光輝太純潔太強烈，對這些可憐的脆弱人是不適合而且不能忍受的。於是教會就作為中間和事佬插足進來，把這種純潔的光輝沖淡一些，弄暗一些，使一切人都獲得幫助，使不少人獲得利益。通過基督教會作為基督繼承人能解除人類罪孽這種信仰，基督教會獲得了巨大權力。基督教僧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維持這種權力，來鞏固基督教會的結構。 「所以基督教會很少追問《聖經》中這部經或那部經是否大有助於啟發人類心靈，是否含有關於高尚倫理和尊嚴人性方面的教義，而是更多地著眼於摩西五經(2)中突出人類犯罪的故事(3)以及要有贖罪者(4)來臨的必要性；接著在『先知書』中要突出所期待的贖罪者終於會來臨的多次預兆；最後在幾部『福音書』中就只把耶穌降臨人世、在十字架上釘死看成是為人類贖罪。(5)你看，抱著這樣的目的，從這種角度看問題，無論是高尚的托比阿斯，還是所羅門和西拉克的箴言，都不很重要了。 「此外，關於《聖經》中各書孰真孰偽的問題提得很奇怪。什麼是真經，無非是真正好、符合自然和理性、而在今天還能促進人類最高度發展的！什麼是偽經，無非是荒謬空洞愚蠢、不能產生結果、至少不能產生好結果的！如果單憑留傳下來的書是否有某些真理這樣一個標準，來斷定《聖經》中某一部經的真偽，我們就有很多理由懷疑某些『福音』是否是真經。因為《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不是根據親身經驗，而是許久以後根據口頭傳說寫出來的，最後一部『福音』，即青年約翰的『福音』，也只是到他垂暮之年才寫出來的(6)。儘管如此，我還認為四『福音書』完全是真經，因為其中反映了基督的人格偉大，世上過去從來沒有見過那樣神聖的品質。如果你問我，按我的本性，是否對基督表示虔敬，我就回答說，當然，我對他無限虔敬！在他面前我鞠躬俯首，把他看作最高道德的神聖體現。如果你問我，按我的本性，對太陽是否表示崇敬，我也回答說，當然，我對太陽無限崇敬！因為太陽也是最高存在的體現，是我們這些凡人所能認識到的最強大的威力。我崇拜太陽的光和神聖的生育力。靠太陽我們才能生活，才能活動，才能存在；不但我們，植物和動物也都是如此。但是如果你問我，我對著使徒彼得和保羅的手指骨(7)是否也要鞠躬，我就回答說，請饒了我吧，讓那些迷信玩意兒去見鬼吧！ 「使徒說過：『切莫熄滅精神！』(8) 「教會規章中有許多是荒謬的。但是教會要想統治，就要有一批目光短淺的群眾向它鞠躬，甘心受它統治。擁有巨資的高級僧侶最害怕的莫過於讓下層大眾受到啟蒙，他們長久禁止人民大眾親自閱讀《聖經》；能禁止多久，就禁止多久。(9)可憐的教眾面對擁有巨資的大主教們會怎樣想，如果他們從『福音書』中看到基督那樣窮困，他和他的門徒們都是步行，態度極謙卑，而高級僧侶們卻乘六匹馬的轎車，招搖過市，神氣十足？」 歌德接著說：「我們還沒有認識到路德和一般宗教改革給我們帶來的一切好處。我們從捆得緊緊的精神枷鎖中解放出來，由於日益進展的文化教養。我們已能夠探本求原，從基督教原來的純潔形式去理解基督教了，我們又有勇氣把腳跟牢牢地站在上帝的大地上，感覺到自己擁有上帝賦予的人的性格了。無論精神文化教養怎樣不斷向前邁進，自然科學在廣度和深度上怎樣不斷進展，人類心靈怎樣儘量擴張，它也不會超越『福音書』中所閃耀的那種基督教的崇高和道德修養！ 「我們新教徒向高尚的目標進展，天主教徒也會很快地跟上我們。他們一旦受到現時代日益擴展的偉大啟蒙運動的影響，勢必要跟上來，不管他們願不願，直到有朝一日天主教和新教終於合而為一。 「不幸的新教派系紛爭將會停止，父與子以及兄弟和姊妹之間的仇恨和敵對也將會隨之停止。因為等到人們一旦按其本來真相去理解並且實行基督的純潔教義和博愛，他們就會認識到自己偉大而自由，不再特別重視這一派或那一派的宗教儀式的浮文末節了。那時我們都會從一種只講文字信條的基督教逐漸轉到一種重情感思想和行動的基督教了。」 話題轉到基督以前生活在中國、印度、波斯和希臘的一些偉大人物，提到神力在他們身上起作用，也正如在舊約時代某些偉大猶太人物身上起作用一樣。於是又轉到在我們生活其中的今日世界裡，神力對偉大人物所起的作用如何。 歌德說：「聽到一般人的言論，我們幾乎會相信：從遠古以來，上帝早已退位，寂然無聲了，人們現在仿佛都要立在自己的腳跟上，要考慮自己在上帝寂然無聲的情況下如何生活下去了。在宗教和道德的領域裡，也許還承認神的某種作用；但是在科學和藝術的領域裡，人們都相信這裡完全是塵世間事，一切都只是人力的果實。 「讓每個人都憑人的意志和力量，去創造比得上用莫扎特、拉斐爾和莎士比亞來題名的那種作品吧！我知道得很清楚，這三位高明人物並不是世間所僅有的。就拿藝術領域來說，還有無數卓越人物做出了可以和這三個人媲美的作品。但是他們如果和這三個人一樣偉大，他們也就和這三個人一樣超越尋常人的自然資稟，一樣具有上帝的特賜。 「歸根到底，這事情本來是怎樣，又應該是怎樣的呢？——上帝自從人所共知的、憑空虛構的六天創世工作之後，並不曾退隱去休息，而是一直和開始一樣在繼續起作用。用一些單純元素來建造這個笨重的世界，讓它年復一年地在陽光里運轉，這對上帝也許並沒有多大意思，如果他不是按預定計劃還要在這種物質基礎上替精神世界建造一個苗圃的話。所以上帝現在仍繼續不斷地在一些較高明的人物身上起作用，以便引導較落後的人跟上來。」 歌德說完就默默無語了。我把這番教導銘刻在心中。(10) * * * (1)　猶太教的《舊約》各書包括在《聖經》里，天主教和新教不一致，而同屬新教的英、德也不一致。 (2)　《聖經》中頭五篇即《創世記》《出埃及記》《利未記》《民數記》《申命記》，統稱「摩西五經」。 (3)　「人類犯罪」或「人類罪孽」指《創世記》中所記的「原始罪孽」，據說人類世世代代要為它受苦，直到基督犧牲自己為人類贖罪之後，再臨人世做最後審判為止。 (4)　贖罪者就是耶穌基督，亦稱「救世主」。 (5)　《舊約》是猶太的民族史，猶太教的「聖書」：《新約》才是基督教的歷史和教義，與《舊約》本不相干。基督教會把《舊約》也收在《聖經》里，因為第一，它認為有了《舊約》中的犯罪，才有《新約》中的贖罪；其次，它捏造了《舊約》中一些預報耶穌來臨的徵兆。這一切神話都是要抬高教會的身價。 (6)　四部「福音」之中只有《馬太福音》不在懷疑之列。約翰在使徒中最年輕，他的「福音」是到晚年根據回憶寫成的。 (7)　彼得和保羅是基督的兩大傳教的使徒，據近代學者研究，《新約》大半是保羅偽造的。天主教會用所謂「聖跡」惑眾聚財，如同佛廟中的「舍利」和「佛牙」。 (8)　「使徒」指保羅。引文見《新約·帖撒羅尼迦前書》第五章第十九段。過去「官話」本《聖經》譯作「不要銷滅聖靈的感動」，查英、法譯文均作「切莫熄滅精神」，似較正確。因為歌德引此文，意在斥責基督教會的「愚民政策」。 (9)　天主教會一向只重僧侶布道宣講，反對教眾親自閱讀《聖經》；《聖經》只有希臘文和拉丁文的譯本，也只有僧侶才能閱讀。到了馬丁·路德反抗天主教而創新教，《聖經》才開始譯成近代各民族語言。 (10)　歌德死於一八三二年三月二十二日，享年八十三歲。這是他臨死前十天的談話，是他對基督教、特別對基督教會的批判。這種批判現在看來是羞羞答答、很不徹底的，而在當時歷史情況下卻具有進步意義。基督教在西方流行近二千年，它起源於奴隸社會，後來滲透到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各個領域裡，引起了一些重大歷史事變，可以說，不懂得基督教和基督教會的產生和演變，就很難了解西方文化各個方面乃至整個歷史。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他們的終生不懈的革命理論建設中，曾費過很大的力量對宗教、特別對基督教進行深刻批判，樹立了這方面的批判的準繩，有待我們深入學習和發揚。 基督教本來是奴隸的宗教，起初是反對猶太舊教和羅馬帝國政權的一種奴隸革命運動。它在歷史上有功也有過，但過大於功。功在於它配合奴隸起義顛覆了羅馬帝國奴隸主政權及其所代表的舊文化，在歐洲民族大遷徙時期（所謂「黑暗時期」）形成了政治上的統一力量，開化了新興民族（所謂「蠻族」）。資產階級上台時它提供了自由、平等、博愛這些反封建的思想武器，具體地體現在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人權宣言》里。但是它的功掩蓋不了它的過。它的政治機構是基督教會。在封建時代，天主教會對人民是最大、最殘酷的剝削者和壓迫者，是當時反動統治的幫凶。像一切宗教一樣，基督教也是「人民的鴉片」（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它麻痹人民的革命鬥志，所以一切反動統治都利用它來推行愚民政策。近代帝國主義在進行文化侵略和殖民統治時，總是利用基督教陪著炮艦打先鋒。馬克思主義者是最徹底的無神論者，所以決不宣揚宗教，但也不因此就不研究宗教。研究它就是為著更徹底地批判它，拋棄它。 歌德這篇談話對這種研究和批判可能有些幫助。歌德是近代西方資產階級文化高峰中一個卓越的代表人物，從他這篇自白中可以看出，當時知識分子怎樣仍須在基督教問題上絞腦汁，他們的矛盾何在，以及基督教在近代走向瓦解的情況。 歌德和席勒都是繼承文藝復興的餘緒，竭力宣揚回到希臘古典文化，也就是回到與基督教對立的異教文化。歌德實際上是個「異教徒」。當時自然科學日趨繁榮，啟蒙運動使唯物主義和無神論日占上風；另一方面，卡爾文和馬丁·路德所掀起的宗教改革對羅馬教廷和天主教給了沉重的打擊。於是流行一千幾百年之久的基督教開始瓦解。路德的新教是妥協的、改良主義的（參看恩格斯的《德國農民戰爭》第二部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作為一個德國公民，歌德是站在路德一邊的。但這不等於說他就是一個新教徒；他只是在表面上敷衍妥協，實際上是不信基督教的。愛克曼和歌德相處九年之久，對他的日常活動和言論都記載得很詳細。可是在這九年之中不曾記載過他進禮拜堂做禮拜。他的文學作品中違反基督教義的很多。所以他的《少年維特》遭到舊教和新教兩面夾攻，義大利天主教僧侶用收買全部義大利文譯本的詭計來防止其流行，英國新教的一位主教又當他的面罵它是「一部極不道德的該受天譴的書」（本書第336頁）。 但是歌德如果完全拋棄基督教，也不會寫出他的許多傑作，特別是他的最大的代表作《浮士德》上下卷。靈魂和惡魔、犯罪和贖罪之類迷信都是從基督教來的。歌德自己也承認浮士德「獲得了上界永恆之愛的拯救。這完全符合我們的宗教觀念」（第381頁）。但是他又解釋說，靈魂升天不易處理，藉助於基督教的神話和形象，才較易避免抽象。可見基督教在他手裡成為一種材料和方便法門，正如希臘文藝藉助於希臘神話一樣。這種神話是家喻戶曉的、一般聽眾較易接受的。 這篇談話除公開懷疑《舊約》和《新約》的真偽並揭露基督教僧侶的愚民政策之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歌德心目中的「上帝」並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而是最高道德準則的體現，理性和自然的化身。從啟蒙運動以後，把上帝加以理性化是西方思想界的一般傾向，萊布尼茲、康德和黑格爾等人都是如此。歌德作為一個多方面都有獨創的自然科學家，於「理性」之外又加上「自然」，作為上帝的本質。這就應從根本上否定基督教所宣揚的「超自然」的上帝。但是歌德並沒有認識到除自然的必然性之外，「理性」並不存在。他和近代一般西方哲學家所理解的「理性」都是先驗的、先天的、神所賦予的，只有自然的必然性或規律才是客觀存在的，憑實踐經驗來認識的。「自然」外加超自然的「理性」這個基本矛盾，說明了歌德以及許多西方近代哲學家何以沒有完全擺脫有神論、人性論、唯心論、天才論和人道主義之類宗教迷信的遺蹟。馬克思主義以前的資產階級思想家們哪怕是最進步的，也終於是妥協的、改良主義的、不能真正解決矛盾的，歌德就是個典型的例證。 幾天以後（歌德談近代以政治代替了希臘人的命運觀；他竭力反對詩人過問政治） 我們談到希臘人的悲劇命運觀。 歌德說：「這類觀點已陳舊過時，不符合我們今天的思想方式，和我們的宗教觀念也是互相矛盾的。近代詩人如果把這種舊觀念用在劇本里，那就顯得裝腔作勢了。那就像古羅馬人的寬袍那樣久已不時髦的服裝，不能吻稱我們的身材了。 「我們現在最好贊成拿破崙的話：『政治就是命運』，但是不應贊同最近某些文人所說的政治就是詩，認為政治是詩人的恰當題材。英國詩人湯姆遜(1)用一年四季為題寫過一篇好詩，但是他寫的《自由》卻是一篇壞詩，這並不是因為詩人沒有詩才，而是因為這個題目沒有詩意。 「一個詩人如果想要搞政治活動，他就必須加入一個政黨；一旦加入政黨，他就失其為詩人了，就必須同他的自由精神和公正見解告別，把褊狹和盲目仇恨這頂帽子拉下來蒙住耳朵了。 「作為一個人和一個公民，詩人會愛他的祖國；但他在其中發揮詩的才能和效用的祖國，卻是不限於某個特殊地區或國度的那種善、高尚和美。無論在哪裡遇到這種品質，他都要把它們先掌握住，然後描繪出來。他像一隻凌空巡視全境的老鷹，見野兔就抓，不管野兔奔跑的地方是普魯士還是薩克森。 「還有一點，什麼叫作愛國，什麼才是愛國行動呢？一個詩人只要能畢生和有害的偏見進行鬥爭，排斥狹隘觀點，啟發人民的心智，使他們有純潔的鑑賞力和高尚的思想情感，此外他還能做出什麼更好的事嗎？還有比這更好的愛國行動嗎？向一位詩人提出這樣白費力的不恰當的要求，正像要求一個軍團的統帥為著真正愛國，就要放棄他的專門職責，去捲入政治糾紛。一個統帥的祖國就是他所統率的那個軍團。他只要管直接與他那個軍團有關的政治，此外一切都不管，專心致志地去領導他那個軍團，訓練士兵養成良好的秩序和紀律，以便在祖國處於危險時成為英勇的戰士，那麼，他就是一個卓越的愛國者了。 「我把一切馬虎敷衍的作風，特別是政治方面的，當作罪孽來痛恨，因為政治方面的馬虎敷衍會造成千百萬人的災難。 「你知道我從來不大關心旁人寫了什麼關於我的話，不過有些話畢竟傳到我耳里來，使我清楚地認識到，儘管我辛辛苦苦地工作了一生，某些人還是把我的全部勞動成果看得一文不值，就因為我不屑和政黨糾纏在一起。如果我要討好這批人，我就得參加一個雅各賓俱樂部，宣傳屠殺和流血。且不談這個討厭的問題吧，免得在對無理性的東西做鬥爭中我自己也變成無理性的。」 歌德以同樣的口氣指責旁人大加讚賞的烏蘭德(2)的政治傾向。他說：「請你注意看，作為政治家的烏蘭德終會把作為詩人的烏蘭德吞噬掉。當議會議員，整天在爭吵和激動中過活，這對詩人的溫柔性格是不相宜的。他的歌聲將會停止，而這是很可惜的。施瓦本那個地區有足夠的受過良好教育、心腸好、又能幹又會說話的人去當議員，但是那裡高明的詩人只有烏蘭德一個。」(3) * * * (1)　湯姆遜（J. Thomson，1700—1748），英國早期浪漫派詩人，《四季》和《自由》都是他的較著名的作品。 (2)　烏蘭德（J. L. Uhland，1787—1862），比歌德後起的德國重要詩人，曾以自由派的身份參加符滕堡的邦議會。他是德國施瓦本地區人，是施瓦本派詩人的領袖。 (3)　這是歌德生前最後一篇談話，像前兩篇談話一樣，所談的都是歌德畢生關心、至死不忘的大問題。這篇的主旨是要把文藝和政治割裂開來，宣揚在西方資產階級中流行的「為文藝而文藝」的錯誤觀點。他之所以堅持這種錯誤觀點，畢竟還是要為資產階級政治服務。在政治上他本來是保守的、妥協的、反對暴力革命的，所以他和資產階級當權者一樣，生怕文藝變成宣傳革命的武器。況且他大半生都在忙魏瑪小朝廷的政治，從他的談話和許多作品看，他對當時歐洲政治動態也十分關心。可見他的話不但錯誤，而且是虛偽的。他所欽佩的同時代詩人，在法國是貝朗瑞，在英國是拜倫，在義大利是曼佐尼。這幾位詩人都有明顯的進步政治傾向。難道在這幾位詩人身上，政治家身份都已「吞噬」了詩人品質嗎？從這篇談話也可以看出，當時德國文藝界的政治鬥爭已相當激烈了。歌德因政治上保守而為當時進步人士所冷落甚至抨擊，他到臨死前還耿耿於懷。這也體現了偉大詩人和德國庸俗市民這兩重性格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