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談話錄 · 1830年

1830年1月3日（《浮士德》上卷的法譯本；回憶伏爾泰的影響） 歌德拿一八三〇年的英文《紀念年曆》給我看，其中有些很美的插畫，還有拜倫的幾封非常有意思的書信。飯後我閱讀了這些書信，歌德自己拿起新出版的傑拉(1)的《浮士德》法譯本翻著看，偶爾還隨意讀一點。 歌德說：「我腦子裡浮起了一些奇怪的感想。這部詩已用五十年前由伏爾泰統治的那種法文譯出供人閱讀了。你無法了解我對這一點的感想，因為你對伏爾泰及其同時代的偉大人物在我青年時代產生過多大影響以及他們那批人統治整個文明世界的情況，都毫無概念。我在自傳里也沒有說清楚這批法國人對我青年時代的影響，以及我費過大力使自己不受這種影響的束縛，以便立定腳跟，正確地對待自然。」…… 傑拉的法譯本儘管大部分用散文，歌德卻稱讚他譯得成功。他說：「我對《浮士德》德文本已看得不耐煩了，這部法譯本卻使全劇再顯得新鮮雋永。」 他接著說：「不過《浮士德》這部詩有些不同尋常，要想單憑知解力去了解它，那是徒勞的。第一部是從個人的某種昏暗狀態中產生的。不過這種昏暗狀態對人也有些魔力，人還是想用心去了解它，不辭睏倦，正如對待一切不可解決的問題那樣。」 * * * (1)　傑拉（Gerard de Nerval，1808—1850），法國一位青年詩人。 1830年1月27日（自然科學家須有想像力） ………… 歌德又回到馬蒂烏斯(1)的話題上，稱讚他有想像力。他說：「一個偉大的自然科學家根本不可能沒有想像力這種高尚資稟。我指的不是脫離客觀存在而想入非非的那種想像力，而是站在地球的現實土壤上，根據真實的已知事物的尺度，來衡量未知的設想的事物的那種想像力。這樣才可以證實這種設想是否可能，是否不違反已知規律。這種想像力的先決條件就是要有開闊的冷靜的頭腦，把活的世界及其規律都巡視遍，而且能夠運用它們。」 ………… * * * (1)　馬蒂烏斯（K. F. P. Martius，1794—1868），德國自然科學家。他有一個重要的假說，說植物生長是按螺旋上升而不是按直線上升。歌德的《植物變形學》多少受到馬蒂烏斯的影響，儘管這位科學家比歌德年輕得多。 1830年1月31日（歌德的手稿、書法和素描） 陪魏瑪大公爵的公子訪問歌德，歌德在書房裡接見了我們。 我們談到歌德著作的各種版本。我很驚訝地聽到，這些版本的大部分歌德自己並沒有收藏，就連附有他親筆素描插圖的《羅馬狂歡節》第一版也沒有。他說在拍賣行里出過六個銀圓去買它，可是沒有買到手。 隨後他把《葛茲·封·伯利欣根》的初稿拿給我們看，這還是五十年前他受他妹妹慫恿，在幾個星期之內就寫成的那個原樣子。那時他的書法韶秀而揮灑自如，已完全顯出他後來一直到現在的德文書法的風格。手稿寫得很清楚，往往整頁不見修改痕跡，令人猜想這也許是謄清本而不是原跡。 歌德告訴我們，他的早期著作，包括《維特》在內，都是親筆寫出的，但是手稿已遺失了。到了後來他卻把想好的作品口述出來叫旁人寫下，只有一些短詩和匆匆加注的提綱才是親筆寫的。他往往無意給新作品留下一個謄清本，聽任最有價值的作品由機緣去擺布，經常把唯一的稿本送到斯圖加特印刷所。 我們看過《葛茲》的手稿之後，歌德又把《義大利遊記》的手稿拿給我們看。從這些逐日記下觀察和感想的手稿中，仍可看出早年《葛茲》手稿里的那種優美的書法風格。一切都顯得果決剛健，不加修改，可以看出，就連隨時加注的細節也總是先在作者心中想得很清楚的。沒有什麼要改進的，除掉稿紙。稿紙是他游到什麼地方就在那地方購買的，樣式和顏色都不一致。 在《義大利遊記》手稿末尾，我發現歌德親筆畫的一張黑白素描。畫的是一位義大利律師，穿著律師制服，手持發言稿，站在法庭上發言。這是人所能想像到的絕妙的人物形象。他那身服裝特別突出，令人猜想他選了這套衣，仿佛是準備去參加化裝舞會。可是一切都是現實生活的忠實描繪。他把食指放在大拇指的頂端，其餘三指都是伸直的。這位身材魁梧的演說家很安穩地站在那裡，這點手指的小動作配上他戴的那副龐大的假髮，倒也十分相稱。 同日（談彌爾頓的《參孫》） 在歌德家吃飯。我們談到彌爾頓(1)。歌德說：「不久以前，我讀過他的《參孫》。這部悲劇在精神上比任何近代詩人的作品都更能顯出希臘古典風格。他是很偉大的。他自己的失明是一個便利條件，使他能把參孫的情況描繪得很真實(2)。彌爾頓真正是個詩人，我們對他應該表示最高的崇敬。」 * * * (1)　彌爾頓是十七世紀英國革命時代最偉大的詩人。《力士參孫》是他寫民族鬥爭中一個被囚禁的大力士摧毀一座大宮殿和敵人同歸於盡的一部悲劇，反映出詩人自己的革命情緒。 (2)　參孫也是一個失明的老人。 1830年2月3日（回憶童年的莫扎特） 在歌德家吃晚飯。我們談起莫扎特。歌德說：「莫扎特還是六歲的小孩時我見過他。他在巡迴演奏。我自己當時大約是十四歲。他那副鬈髮佩劍的小大人的模樣我還記得很清楚。」…… 同日（歌德譏誚邊沁老年時還變成過激派，說他自己屬改良派） 因為提到杜蒙，話題就轉到他和邊沁的關係(1)，歌德發表了如下的意見：「像杜蒙那樣一個講理性、重實際的溫和人，居然成了邊沁那個瘋子的門徒和忠誠的宣揚者，我覺得這倒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我回答說：「在一定程度上邊沁應該被看作一個具有雙重性格的人物。我把作為天才的邊沁和作為熱情人的邊沁區別開來。作為天才，他創立了杜蒙加以宣揚和發揮的那些原則；作為熱情人，他過分傾心於功利，竟越出了自己學說的界限，所以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變成了過激派。」 歌德說：「不過這對我又是一個新問題：一個長壽的白髮老人怎麼會變成過激派呢？」 我設法解決這個矛盾說：「邊沁既深信他的學說和立法觀點高明，又明知不徹底變革現行制度就不可能在英國實行自己的主張，於是愈被激情沖昏了頭腦。還有一點，他和外在世界接觸太少，看不出暴力推翻的辦法的危險。」 接著我又說：「杜蒙卻不然，他的清晰理智勝過熱情，從來不贊成邊沁的過激言論，所以不致犯同樣錯誤。此外，杜蒙自己的祖國，日內瓦，由於當時的政治形勢，可以把它看成一個新興的國家，杜蒙要在那裡實施邊沁的原則，條件比較便利，所以一切都十分順利，成效卓著就證明了邊沁學說的價值。」 歌德回答說：「杜蒙確實是個溫和的自由派，一切講理性的人都應該是溫和的自由派，我自己就是一個溫和的自由派。在我的漫長的一生中，我都按照這個精神行事。 「真正的自由派要用所能掌握的手段，盡其所能努力去做好事。但是他要小心避免用火和劍去消滅不可避免的罪惡和缺點，而只採取謹慎的步驟，盡力逐漸排除彰明較著的缺點，但不用暴力措施，免得同時把同樣多的優點也消滅掉。在這個本來不是十全十美的世界裡，我們只能滿足於還好的東西，等到有了有利的時機和條件，再去爭取更好的東西。」(2) * * * (1)　邊沁（J. Bentham，1748—1832），英國哲學家和法學家，是功利主義哲學的開山祖，對英國三權分立制度影響很大。他的忠實門徒在英國有穆勒父子，在瑞士有杜蒙（Étienne Dumont，1759—1829）。邊沁的一些著作在英國發表之前就由杜蒙譯成法文在大陸上流傳，邊沁後來在英國出版的文集有不少是由法譯本轉譯成英文的。杜蒙是歌德的密友梭瑞的舅父，和歌德也相識。 (2)　這篇談話充分暴露了歌德的性格和政治立場。他頌揚「溫和的自由派」（其實就是改良派）杜蒙，貶低當時號稱「過激分子」而實際上仍只是較激進的資產階級自由派的「瘋子」邊沁。他明確地站在逐步改良的立場，痛恨暴力革命。他歡迎初期法國資產階級革命而痛恨後期的雅各賓專政，是和這種態度一致的。這就證實了他那種受到恩格斯批判的德國庸俗市民的性格。 1830年3月14日（談創作經驗；文學革命的利弊；就貝朗瑞談政治詩，並為自己在普法戰爭中不寫政治詩辯護） 今晚在歌德家。他讓我看前幾天達維(1)寄來的現已排列好的那一箱珍品。前幾天我就已看到歌德忙著開箱取出這些珍品，其中有當代法國主要詩人的像徽，都已擺在桌上順序排列著。這回他又談到達維在構思和創作實踐兩方面都很偉大的非凡才能。他還讓我看到法國浪漫派一些最優秀的作家通過達維贈給他的最近作品，其中有聖伯夫、巴朗西、雨果、巴爾扎克、德·維尼、幼爾·雅寧(2)等人的作品。 歌德說：「達維這批禮物夠使我度過一些快樂的日子。這整個星期我都在忙著讀這些青年詩人的作品。他們給我的新鮮印象使我獲得了一種新生命。我準備替這些很可愛的像徽和書籍各編一套目錄，在我的藝術品收藏室和圖書室里各闢一個專欄。」 可以看出，歌德受到這些法國青年詩人的尊敬，感到非常高興。 接著他取出愛米爾·德向的《研究論文》(3)看了一段。他稱讚《柯林斯的新娘》(4)的法譯很忠實，很成功。他還說：「我手邊還有這篇詩的義大利文譯本，不但譯出原詩的意思，還用了原詩的韻律。」 《柯林斯的新娘》引起歌德談到他的其他民歌體詩說：「這些詩在很大的程度上要歸功於席勒，是他慫恿我寫的，因為他當時主編《時神》，經常要組織新稿。這些詩原來在我頭腦里已醞釀多年了。它們占住了我的心靈，像一些悅人的形象或一種美夢，飄忽來往。我任憑想像圍繞它們徜徉遊戲，給我一種樂趣。我不願下定決心，讓這些多年眷戀的光輝形象體現於不相稱的貧乏文字，因為我捨不得和這樣的形象告別。等到把它們寫成白紙黑字，我就不免感到某種悵惘，好像和一位摯友永別了。」 他接著說：「在其他時候我寫詩的情況卻完全不同。事先毫無印象或預感，詩意突如其來，我感到一種壓力，仿佛非馬上把它寫出來不可，這種壓力就像一種本能的夢境的衝動。在這種夢行症的狀態中，我往往面前斜放著一張稿紙而沒有注意到，等我注意到時，上面已寫滿了字，沒有空白可以再寫什麼了。我從前有許多像這樣滿紙縱橫亂塗的詩稿，可惜都已逐漸丟失了，現在無法拿出來證明作詩有這樣沉思冥想(5)的過程。」 話題又回到法國文學和最近一些頗為重要的作家的超浪漫主義(6)傾向。歌德認為這種正在萌芽的文學革命對文學本身是很有利的，而對掀起這種革命的個別作家們卻是不利的。他說：「任何一種革命都不免要走極端。一場政治革命在開始時一般只希望消除一切弊端，但是沒有等到人們察覺到，人們就已陷入流血恐怖中了。就拿目前法國這場文學革命來說，起先要求的也不過是較自由的形式。可是它並不停留於此，它還要把傳統的內容跟傳統的形式一起拋棄掉。現在人們已開始宣揚凡是寫高尚情操和煊赫事跡的作品都令人厭倦，於是試圖描寫形形色色的奸盜邪淫。他們拋棄了希臘神話中那種美好內容，而寫起魔鬼、巫婆和吸血鬼來，要古代高大英雄們讓位給一些魔術家和囚犯，說這才夠味，這才產生好效果！但是等到觀眾嘗慣了這種濃烈作料的味道，就嫌這還不夠味，永遠要求更加強烈的味道，沒有止境了。一個有才能的青年作家想收到效果，博得公眾承認，而又不夠偉大，不能走自己的道路，就只得迎合當時流行的文藝趣味，而且還要努力在描寫恐怖情節方面勝過前人。在這種追求表面效果的競賽中，一切深入研究、一切循序漸進的才能發展和內心修養，都拋到九霄雲外去了。對一個有才能的作家來說，這是最大的禍害，儘管對一般文學來說，它會從這種暫時傾向中獲得益處。」 我問：「這種毀壞個別有才能的作家的企圖怎麼能有利於一般文學呢？」 歌德說：「我所指出的那些極端情況和贅疣會逐漸消失掉，最後卻有一個很大的優點保存下來，那就是，在獲得較自由的形式之外，還會獲得比從前豐富多彩的內容，人們不會再把這廣闊世界中任何題材以及多方面的生活看作不能入詩而加以排斥。我把目前這個文學時代比作一場發高燒的病症，本身雖不好，不值得希求，但它會導致增進健康的好結果。目前構成詩作全部內容的那些瘋癲材料，到將來只會作為一種便於利用的因素而納入內容里。還不僅此，目前暫時拋開的真正純潔高尚的東西，到將來還會被觀眾更熱烈地追求。」(7) 我插嘴說：「我覺得很奇怪，就連您所喜愛的法國詩人梅里美在他的《弦琴集》(8)里也用了令人恐怖的題材，走上超浪漫主義的道路。」 歌德回答說：「梅里美處理這類題材的方式卻和他的同輩詩人所用的完全不同。你提到的那些詩里固然用了不少可怕的題材，例如墳場、深夜裡的巷道、鬼魂和吸血鬼之類，不過這類可怕的題材並不觸及詩人的內心生活，他毋寧是用一種遠距離的客觀立場和諷刺態度來處理它們的。他是以藝術家的身份進行工作的。他覺得偶爾試一試這種玩意兒也很有趣。我已說過，他完全拋開了私人的內心生活，甚至也拋開了法國人的身份，使人們在初讀《弦琴集》時竟以為那些詩歌真是伊利里地方的民歌。他不費大力，故弄玄虛，就獲得了成功。」 歌德接著說：「梅里美確實是個人物！一般說來，對題材作客觀處理，需要比人們所想像到的更大的魄力和才能。拜倫就是一個例子。他儘管個性很強，有時卻有把自己完全拋開的魄力；例如在他的一些劇本里，特別是在《瑪利諾·法列羅》(9)里。人們讀這部劇本，毫不覺得它是拜倫甚至是一個英國人寫的，仿佛置身於威尼斯和情節發生的時代。劇中人物完全按照各自的性格和所處情境，說出自己的話，絲毫不流露詩人的主觀思想情感。作詩的正確方法本來就應該如此，但是這番話對於做得太過分的法國青年浪漫派作家們卻不適用。我所讀到的他們的作品，無論是詩、小說，還是戲劇，都帶著作者個人的色彩，使我忘記不了作者是巴黎人，是法國人。就連在處理外國題材時，他們還是使讀者感到自己置身於巴黎和法國，完全困在目前局面下的一切願望、希求、衝突和醞釀里。」 我試探地問了一句：「貝朗瑞(10)是不是也只表達出偉大的法國首都的局面和他自己的內心生活？」 歌德回答說：「在這方面貝朗瑞也是個人物，他的描繪和他的內心生活都是有價值的。在他身上可以看出一個重要性格的內容意蘊。他是一個資稟頂好的人，堅定地依靠自己，全靠自己發展自己，自己和自己總是諧和的。他從來不問『什麼才合時宜？什麼才產生效果？怎樣才會討人喜歡？別人在幹什麼？』之類問題，然後相機行事。他總是按照本性獨行其是，不操心去揣摩群眾期待什麼，或這派那派期待什麼。在某些危機時期，他固然也傾聽人民的心情、願望和需要，不過這樣做只是堅定了他依靠自己的信心，因為他的內心活動和人民的內心活動總是一致的。他從來不說違心的話。 「我一般不愛好所謂政治詩，這是你知道的。不過貝朗瑞的政治詩我卻很欣賞。他那裡沒有什麼空中樓閣，沒有純粹出自虛構或想像的旨趣，他從來不無的放矢，他的主題總是十分明確而且有重要意義的。他對拿破崙的愛戴推尊以及對其豐功偉績的追念，對當時受壓迫的法國人民來說是一種安慰。此外，他還痛恨僧侶統治，怕耶穌會那派教徒重新得勢，有把法國推回到黑暗時代的危險。我們對這類主題不能不感到衷心同情。而且他每次的處理方式多麼高明老練！看他是怎樣先在心裡把題材想妥帖，然後才把它表達出來！一切都已醞釀成熟了，等到寫作，哪一步不表現出高妙的才華、諷刺和譏笑，而又一往情深、天真雅致啊！他的詩歌每年都要給幾百萬人帶來歡樂。就連對工人階級來說，他的詩歌也是唱起來非常順口的，而同時又超出尋常的水平。這就使人民大眾經常接觸到這種爽朗歡暢的精神，自己耳濡目染，在思想方面也勢必比以前更美好、更高尚了。這還不夠嗎？對一個詩人，還能有比這更好的頌揚嗎？」 我回答說：「貝朗瑞是個卓越的詩人，這是毫無疑問的。我多年來一直愛好他的詩，這也是您知道的。不過如果要問我比較喜愛他的哪一類詩，我就應回答說，我喜愛他的情詩勝過喜愛他的政治詩，因為我對他的政治詩所涉及的和暗指的事情總是不大清楚。」 歌德說：「那是你的情況，那些政治詩並不是為你寫的。你該問問法國人，他們會告訴你那些政治詩究竟好在哪裡。一般說來，在最好的情況下，政治詩應該看作一國人民的喉舌，而在多數情況下，它只是某一黨派的喉舌。如果寫得好，那一國人民或那個黨派就會熱情地接受它們。此外，政治詩只應看作當時某種社會情況的產物，這種社會情況隨時消逝，政治詩在題材方面的價值也就隨之消逝。至於貝朗瑞，他卻占了一種便宜。巴黎就是法國。他的偉大祖國的一切重要的旨趣都集中在首都，都在首都獲得生命和反響。他的大部分政治詩不應只看作某一黨派的喉舌，他所反對的那些東西大半都有普遍的全國性的意義，所以他這位詩人是作為發出民族聲音的喉舌而被傾聽的。在我們德國這裡，這一點卻辦不到。我們沒有一個都城，甚至沒有一塊國土，可以讓我們明確地說：這就是德國！如果我在維也納問這是哪一國，回答是：這是奧地利！如果在柏林提這個問題，回答是：這是普魯士！僅僅十六年前，我們正想擺脫法國人，當時到處都是德國。當時如果有一位政治詩人，他就會起普遍的影響。可是當時並不需要他的影響。普遍的窮困和普遍的恥辱感，像精靈鬼怪一樣把全國都抓在手掌中。詩人所能點燃的精神烈火到處都在自發地燃燒。不過我也不否認阿恩特、克爾納爾和里克爾特當時發生過一點影響。(11)」 我無心中向歌德說：「人們都責怪您，說您當時沒有拿起武器，至少是沒有以詩人的身份去參加鬥爭。」 歌德回答說：「我的好朋友，我們不談這一點吧！這個世界很荒謬，它不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麼，也不知道在哪些事上應讓人自便，不必過問。我心裡沒有仇恨，怎麼能拿起武器？我當時已不是青年，心裡怎麼能燃起仇恨？如果我在二十歲時碰上那次事件(12)，我決不居人後，可是當時我已年過六十啦。 「此外，我們為祖國服務也不能都採用同一方式，每個人應該按照資稟，各盡所能。我辛苦了半個世紀，也夠累了。我敢說，自然分配給我的那份工作(13)，我都夜以繼日地在干，從來不肯休息或懈怠，總是努力做研究，儘可能多做而且做好。如果每個人都可以對自己這樣說，一切事情也就會很好了。」 我用安慰的口吻回答說：「聽到那種責怪，您根本不必生氣，而且應該引以為榮。旁人責怪您，也不過表明對您重視，看到您為祖國文化所做的事比任何人都多，於是就希望什麼事最後都要歸您做了。」 歌德回答說：「我不願把自己想到的話說出來。那些責怪我的話里所含的惡意，比你所能想像到的要多。我覺得這是使人們多年來迫害我和中傷我的那種舊仇恨的新形式。我知道得很清楚，我是許多人的眼中釘，他們很想把我拔掉。他們無法剝奪我的才能，於是就想把我的人格抹黑，時而說我驕傲，時而說我自私，時而說我妒忌有才能的青年作家，時而說我不信基督教，現在又說我不愛祖國和同胞。你認識我已多年了，總該認識到這些話有多大價值。不過如果你想了解我這方面所受的痛苦，請讀一讀我的《諷刺詩集》(14)，你就會從我的回擊中看出人們時常在設法使我傷心。 「一個德國作家就是一個德國殉道者啊！就是這樣，我的好朋友，你不會發現情況不是這樣。我也不能替自己埋怨，旁的作家們的遭遇也並不比我好，有些人還比我更糟。在英國和法國，情況也和我們德國一樣。莫里哀什麼冤屈沒有受過，盧梭和伏爾泰什麼冤屈沒有受過！拜倫叫流言蜚語中傷，被趕出英國，要不是早死使他擺脫了庸俗市儈們及其仇恨，他還會逃到天涯海角去哩。 「如果只有心地窄狹的群眾才迫害高尚的人物，那還算好！可是事實不然，有才能的文人往往互相傾軋。例如普拉頓和海涅就互相毀謗，互相設法把對方弄成可恨的壞人，(15)而實際上，這個廣闊的世界有足夠的地方讓自己生活也讓旁人生活，大家大可和平相處，而且每個人在自己才能範圍里都有一個夠使他感到麻煩的敵人(16)。 「仿佛我的任務就是坐在書房裡寫戰歌！如果住在營房裡終夜聽到敵哨陣地的戰馬嘶鳴，寫戰歌倒還湊合。不過這並不是我的生活和任務，這是克爾納爾的生活和任務。他有完全適合寫戰歌的條件。至於我，生性並不好戰，也沒有戰鬥的情感，戰歌就會成為和我這副面孔不相稱的假面具。 「我寫詩向來不弄虛作假。凡是我沒有經歷過的東西，沒有迫使我非寫詩不可的東西，我從來就不用寫詩來表達它。我也只在戀愛中才寫情詩。本來沒有仇恨，怎麼能寫表達仇恨的詩歌呢？還可以向你說句知心話，我並不仇恨法國人，儘管在德國擺脫了法國人統治時，我向上帝表示過衷心的感謝。對我來說，只有文明和野蠻之分才重要，法國人在世界上是最有文化教養的，我自己的文化教養大半要歸功於法國人，對這樣一個民族我怎麼恨得起來呢？」 歌德接著說：「一般說來，民族仇恨有些奇怪。你會發現在文化水平最低的地方，民族仇恨最強烈。但是也有一種文化水平，其中民族仇恨會消失，人民在某種程度上站在超民族的地位，把鄰國人民的哀樂看成自己的哀樂。這種文化水平正適合我的性格。我在六十歲之前，就早已堅定地站在這種文化水平上面了。」(17) * * * (1)　達維（P. J. David，1787—1866），當時法國著名的雕塑家，擁護現實主義，訪問過魏瑪，替歌德作過半身雕像。通過達維，法國一些詩人和作家同歌德有了來往。 (2)　聖伯夫（Sainte-Beuve），當時法國最大的文學批評家，他在《地球》雜誌上陸續發表的《星期一談話》，影響很大。巴朗西（Ballanche），《社會的死後還魂》的作者。幼爾·雅寧（Jules Janin），一個平庸的批評家和小說家。 (3)　愛米爾·德向（Emile Deschamps，1791—1876）曾和雨果共同創辦《法國詩神》雜誌，著有《法國和外國研究論文集》，譯過歌德和席勒的一些短詩。 (4)　《柯林斯的新娘》是歌德的一篇民歌體詩。 (5)　「沉思冥想」原文是Vertiefung，照字面可譯「深化」，相當於心理學所說的「下意識醞釀」。 (6)　「超」原文是ultra，超浪漫主義即極端或過分的浪漫主義。 (7)　這番話表明了歌德對當時西方那種文化革命的態度，也顯出他的思想中的辯證因素。 (8)　梅里美的詩集《弦琴集》又名《伊利里詩歌選集》，出版於一八二七年，作者偽稱這是一個叫伊·瑪格拉諾維奇的人所搜集的伊利里民歌。伊利里在巴爾幹半島，靠近南斯拉夫。歌德在下文中所說的客觀態度，指不流露作者自己的思想情感。 (9)　《瑪利諾·法列羅》一劇寫十四世紀威尼斯行政長官陰謀推翻憲法，失敗後被判處死刑的故事。 (10)　參看一八二七年一月四日和二十九日以及同年五月四日關於貝朗瑞的多次談話。 (11)　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1769—1860）、克爾納爾（Carl Theodor Körner，1791—1813）、里克爾特（F. Rückert，1788—1886）三位德國詩人在英、俄和普魯士等國聯盟反擊拿破崙時都寫過鼓動民族解放的政治詩。 (12)　指拿破崙攻克柏林，占領德國後，德國各地自發的解放鬥爭。 (13)　詩歌。 (14)　這部諷刺短詩集是歌德對他的批評者的回擊。 (15)　普拉頓，見第60頁正文和注②。他和海涅都是當時比較年輕的詩人。普拉頓發表過《浪漫派的俄狄浦斯王》一文譏誚海涅，海涅也出版《旅行記》一書進行反擊。 (16)　意謂每個詩人都有夠大的困難要克服。 (17)　繼一八二四年二月四日的談話之後，這篇談話是理解歌德的世界觀、政治觀點和文藝觀點的最重要的材料。他從自己的創作經驗談起，說明文藝創作有長期苦心經營和詩思一旦突然出現兩種情況。接著他就以最近法國文藝動態為例，說明文學革命對一般文學發展有促進作用，儘管對個別作家不免起不利影響。然後他又從貝朗瑞的政治詩和情詩孰優孰劣問題談到政治詩有兩種，一種是作為全民族的喉舌，一種是作為某一黨派的喉舌，他肯定前者，貶低後者。在德國人民起來反對拿破崙的占領和統治時，歌德沒有用詩歌為民族解放鬥爭服務，遭到人們責怪。他在這裡為自己辯護，提出所謂超民族的文化水平。這種文化水平將來是要到來的，在當時歷史情況下卻只能是幻想。歌德的基本立場還是「為文藝而文藝」。 1830年3月17日（再次反對邊沁過激，主張改良；對英國主教罵《維特》不道德的反擊；現實生活比書本的教育影響更大） 晚上在歌德家待了兩個鐘頭。我奉大公爵夫人之命，把博恩豪澤的一部悲劇(1)帶還給他。我把我認為的這部劇本的優點也告訴了他。歌德回答說：「我每逢看到一部有獨創性的、顯出才能的作品，總感到高興。」接著他用雙手捧著這部劇本，斜著眼看了一下，說：「不過每逢看到一位劇作家把劇本寫得太長，而且要照樣上演，我總以為不妥。這個缺點就打消了我的樂趣的一半。你只看看這部劇本竟有這樣厚！」 我回答說：「席勒在這一點上也不見得就好得多，可是他還是一個偉大的劇作家呀。」 歌德說：「席勒的確有這個缺點，特別是他的早期劇本。當時他正年輕力壯，寫起來總是沒完沒了，他心裡要說的話太多，超出了他的控制力。後來他察覺到這個缺點，盡力通過學習和鑽研來克服它，可是沒有完全成功。對題材加以適當的控制，不被它纏住，把全副精力集中到絕對必要的東西上去，這套功夫比一般人所想像的要難些，要有很大的詩才才辦得到。」 這時僕人把里默爾(2)引進來了。我準備告辭，因為我知道今晚歌德要和里默爾在一起工作。歌德叫我留下，我欣然聽命，因此聽到了歌德的一次縱情暢談，其中充滿著諷刺和梅菲斯特式的幽默。 歌德開頭說：「索莫林(3)就這樣死啦，還不到區區七十五歲哩。多麼傻，就沒有勇氣多活幾年！在這一點上，我佩服我的朋友邊沁那個過激派瘋子。他保養得好，比我還大幾個星期哩。」 我插嘴說：「還可以補充一點，邊沁還有一點可以和您媲美，他現在做工作還和青年人一樣起勁。」 歌德說：「那倒是，可是我和邊沁處在一條鏈子上的相反的兩極端：他要把房子推翻，我寧願把它撐起。在他那樣高齡還要當過激派，真是瘋狂透頂。」 我反駁說：「我認為有兩種過激主義，應該區分開。一種過激主義為著建設未來，首先要掃清場地，把一切都推翻打爛；另一種過激主義卻滿足於指出現行制度的缺點和錯誤，希望不用暴力就可以獲得所想望的好處。假如您生在英國，您不會反對這第二種過激主義。」 歌德於是擺出他的梅菲斯特式的面孔和聲調問我：「你拿我當什麼人？我在英國就會利用那些弊端過活，你以為我會去搜查和揭露那些弊端嗎？假如我生在英國，我會成為擁有巨資的公爵，或者還更好一點，成為領三萬鎊年俸的主教。」 我說：「那倒頂美。不過您抽到的如果不是頭彩，而是一張空白票，怎麼辦？空白票是數不盡的。」 歌德回答說：「我的老好人呀，不是每個人都生下來就有資格中頭彩。你認為我那樣傻，只能抽到空白票嗎？我會擁護三十九條，特別是那第九條(4)，我對它會特別重視，特別虔誠地遵守，從各方面隨時隨地宣揚這三十九條。我會扮演偽君子，無論是在詩里還是在散文里，都盡力去撒謊欺騙，免得使三萬鎊年俸脫了手。我一旦爬上這樣的高位，就會不顧一切，把它保持住。我特別要想盡方法，使矇昧無知產生的黑暗變得更加黑暗。哼，我會哄騙頭腦簡單的群眾，訓練可愛的青少年學生，使他們察覺不到我是靠最醜惡的欺騙爬上高位的，縱使察覺到，也不敢說出來。」 我說：「就您來說，我們想到您是憑才能而得到崇高地位，這至少是可以欣慰的。但是在英國，正是最昏庸無能的人才享受到最高的塵世榮華富貴。他們不是憑自己的才能，而是憑恩寵，碰運氣，特別是憑家庭出身。」 歌德說：「一個人獲得塵世榮華富貴，無論是憑自己的才能，還是憑繼承權，事實上都是一樣。享有這種權利的頭一代人一般都還是有才能的人，有足夠的本領去利用旁人的愚昧和弱點來使自己占便宜。這個世界裡充滿著頭腦糊塗的人和瘋人，用不著到瘋人院去找。這令我想起一件事：已故的大公爵，知道我討厭瘋人院，有一次想把我突然帶到瘋人院裡去看一看。但是我及時地察覺到他的意圖，就告訴他說：『我沒有感到有必要去看關起來的瘋人，在世間自由行走的瘋人我已經看夠了。』我說：『我寧願跟殿下下地獄，也不願進瘋人院。』 「哼！要是我能用我自己的方式來處理一下那三十九條，讓頭腦單純的群眾大吃一驚，我會感到多麼開心喲！」 我說：「縱使您不當主教，還是可以開這個玩笑。」 歌德回答說：「不然，那我要一聲不響。要我欺騙，就要給我很高的報酬，如果沒有希望當拿三萬鎊年俸的主教，要我去欺騙，我就不干。」 ………… 歌德接著用同樣毒辣的諷刺口吻重新談到英國高級僧侶的高薪俸，還追述了他和英國德比郡主教勃里斯托勳爵(5)的一次遭遇。 他說：「勃里斯托勳爵路過耶拿，想和我結識，邀我在一天晚上去見他。他這人有時愛耍點粗野，但是你如果用同樣的粗野回敬他，他就馴良起來了。在談話中他就《少年維特》向我說起教來，想刺痛我的良心，說我不該讓人走向自殺。他罵《維特》是一部極不道德的該受天譴的書。我高聲對他說：『住嘴！你對我的可憐的《維特》竟說出這樣的話來。那麼我問你，世間有些大人物用大筆一揮就把十萬人送到戰場，其中就有八萬人斷送了性命，要他們互相慫恿殺人放火和劫掠。你對這種大人物該怎麼說呢？在看到這些殘暴行為之後，你卻感謝上帝，唱起《頌聖詩》來。你還用地獄懲罰的恐怖來說教，把你的教區里孱弱可憐的人們折磨到精神失常，終於關進瘋人院去過一輩子愁慘生活！還不僅此，你還用你們的違反理性的傳統教義，在你的基督教聽眾靈魂里播下懷疑種子來毒害他們，迫使這些搖擺不定的靈魂墮入迷途，除了死以外找不到出路！對於這一切，你對自己該怎麼說，你該受什麼懲罰呢？現在你卻把一個作家拖來盤問，想對一部被某些心地褊狹的人曲解了的作品橫加斥責，而這部作品至多也不過使這個世界甩脫十來個毫無用處的蠢人，他們沒有更好的事可做，只好自己吹熄生命的殘焰。(6)我自以為這是替人類立了一個大功，值得你感謝。現在你竟想把這點戰功說成是罪行，而你們這批王公僧侶老爺卻容許自己犯那樣嚴重的罪行！』 「這場反攻對那位主教產生了頂好的效果。他變得像綿羊一樣馴良，從此在談話中就對我彬彬有禮，聲調也和藹起來了。當晚我和他處得很好。勃里斯托勳爵儘管粗野，畢竟是個通達世故人情的人，知道在什麼場合說什麼話。等到告別時，他送我走了幾步路，又讓他的修道院院長繼續送我。走到大街上，這位院長大聲向我說：『啊！歌德先生，您說得多妙，叫勳爵多高興啊！您懂得叫他歡喜的妙訣。要是您說得稍微委婉一點，軟弱一點，您回家時就不會對這次訪問這樣滿意了。』」 我接著說：「為了《維特》那部作品，您可真惹了不少麻煩。您和勃里斯托的會見令我想起您和拿破崙關於《維特》的談話。當時塔列朗也在場，是不是？(7)」 歌德說：「他也在場。不過對於拿破崙，我沒有什麼可埋怨的。他對我極友好，他談論《維特》這個題目的方式，也是人們可以期待於他這位具有偉大精神的人物的。」 話題由《維特》轉到一般小說和劇本及其對聽眾道德影響的好壞。歌德說：「如果一部書比生活本身所產生的道德影響更壞，這種情況就一定很糟，生活本身里每天出現的極醜惡的場面太多了，要是看不見，也可以聽見，就連對於兒童，人們也毋須過分擔心一部書或劇本對兒童的影響。我已說過，日常生活比一部最有影響的書所起的教育作用更大。」 我說：「不過當著兒童的面說話還是要當心些，不要使他們聽到他們不該聽的話。」 歌德回答說：「你提的辦法倒很好，我也是那麼辦。不過我畢竟認為這種警戒是無用的。兒童的嗅覺和狗的嗅覺一樣靈敏，什麼東西都聞得出來，特別是壞東西……」(8) * * * (1)　博恩豪澤（T. Bornhauser，1799—1856），當時一位不知名的瑞士劇作家，提到的劇本叫《藝術精華》，內容不詳。 (2)　見第87頁注②。 (3)　索莫林（S. T. Sōmmering，1755—1830），魏瑪的醫生，歌德的朋友。 (4)　三十九條是英國國會通過的關於英國教會的法規。第九條是關於原始罪孽（人類自從亞當和夏娃偷食了禁果就犯了原始罪孽），它對僧侶特別重要，因為僧侶據說是幫助人贖罪、拯救靈魂的上帝代表。歌德不信原始罪孽。 (5)　歌德和勃里斯托勳爵（1730—1803）在耶拿會見，是在一七九七年。歌德對這次奇遇很得意，在書信和日記里都敘述過。 (6)　《少年維特》出版後，歐洲有一些青年模仿維特，自殺成風。歌德針對這種情況為自己辯護。 (7)　參看第294—295頁。塔列朗是拿破崙時代的外交家，在他的《回憶錄》里約略提到過一八〇八年拿破崙和歌德在埃爾富特的會晤。 (8)　這篇談話顯出歌德的幽默。他對英國教會的諷刺是尖銳的。最後，他提出一種觀點，即：書本的影響不能比實際生活的影響更壞。 1830年3月21日（「古典的」和「浪漫的」：這個區別的起源和意義） ………… 接著我們談到身體的疾病狀態以及身體與心靈的相互影響。 歌德說：「心靈可以起支持身體的作用，這是不易置信的。我經常患胃病，但是心靈的意志和上半身的精力卻把我支持住了。不能讓心靈屈服於身體！我在溫度高時比在溫度低時的工作效果好。知道了這一點，我每逢溫度低時，就盡力使勁，來抵消低溫度的壞影響。我發現這辦法行得通。 「不過詩藝方面有些東西卻不能勉強，我們須等待好時機來做單憑心靈的意志所不能做到的事。例如我目前在寫《瓦爾普吉斯之夜》，寫得比較慢，因為我想使全幕顯出應有的魄力和美妙風味。我已寫得不少了，希望在你出國(1)之前寫完。 「我把這一幕中關鍵性的東西和一些個別對象區別開來，使它具有普遍意義，這樣就使讀者雖有用作比喻的對象而不了解它究竟何所指。我力圖使一切在古典意義上具有鮮明的輪廓，絲毫沒有符合浪漫派創作方法的那種曖昧模糊的東西。 「古典詩和浪漫詩的概念現已傳遍全世界，引起許多爭執和分歧。這個概念起源於席勒和我兩人。我主張詩應採取從客觀世界出發的原則，認為只有這種創作方法才可取。但是席勒卻用完全主觀的方法去寫作，認為只有他那種創作方法才是正確的。為了針對我來為他自己辯護，席勒寫了一篇論文，題為《論素樸的詩和感傷的詩》(2)。他想向我證明：我違反了自己的意志，實在是浪漫的，說我的《伊菲革涅亞》由於情感占優勢，並不是古典的或符合古代精神的，如某些人所相信的那樣。史雷格爾弟兄抓住這個看法把它加以發揮，因此它就在世界傳遍了，目前人人都在談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這是五十年前沒有人想得到的區別。」(3)…… * * * (1)　當時愛克曼將陪歌德的長子去義大利旅行，後來這位長子患病死在途中。 (2)　這是席勒的一篇重要的美學論文，從人與自然的關係討論古典詩（即素樸詩）與浪漫詩（即感傷詩）的分別。席勒認為古典時代人與自然一體，共處相安，這就是詩的素樸狀態；近代人已與自然脫節，卻又想「回到自然」，眷戀人類童年的素樸狀態，而這又是不可能的，所以心情是感傷的，這就是浪漫詩的特徵。 (3)　這篇談話指出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區別。歌德所理解的古典主義實際上就是現實主義。高爾基以前，西方文學史家一般把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當作文藝的主要流派。實際上這類標籤的用處有它的限度。 1830年8月2日（歌德對法國七月革命很冷淡，而更關心一次科學辯論：科學上分析法與綜合法的對立） 已掀起的七月革命(1)的消息今天傳到魏瑪，人們都為之轟動。午後我去看歌德，一進門他就大聲問我：「你對這次偉大事件是怎麼想的？火山終於爆發啦，一切都在燃燒，從此再不會有關著門談判的情況啦！」 我回答說：「這是個可怕的事件！不過盡人皆知的情況既是那樣糟，而法國政府又那樣腐敗，除了王室終於被趕掉以外，我們還能指望什麼呢？」 歌德說：「我的好朋友，你和我說的像是牛頭不對馬嘴呀，我說的不是那伙人而是完全另一回事。我說的是，喬弗列與顧維頁之間對科學極為重要的爭論在法國科學院已公開化啦。」(2) 歌德的話是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我不知說什麼好，躊躇了幾秒鐘。 歌德說：「這件事是極重要的。我聽到七月十九日會議(3)的消息時心情多麼激動，是你無法想到的。我們現在發現，喬弗列·聖希萊爾長久以來就是我們的一位有力的同盟者。我可以看出法國科學界對這次會議多麼關心，因為儘管有這次可怕的政治騷動，七月十九日會議還是座無虛席。但是最重要的一點還是，喬弗列介紹給法國的那種研究自然的綜合法今後再也不會被拋棄掉了。經過科學院這次自由討論，這件事就已向廣大群眾公開，不再可能只是提交秘密委員會，關起門來把它作弄掉或扼殺掉了。今後在法國自然科學研究中，精神會駕馭物質了。我們由此可以窺測出神工鬼斧創造這個世界的一些規律了！如果用分析法，我們就只研究物質的一些個別組成部分，而感覺不到有一種精神氣息在規定每一組成部分的發展方向，憑一種內在規律去限制或制裁每一種〔對既定方向的〕背離，如果不是這樣，那還有什麼和自然打交道的基礎呢？！ 「五十年來我一直在努力解決這個大問題。起初我是孤立無援的，後來才得到一些支持，現在終於看到志同道合的人們在這方面走到我前面去了，所以感到欣喜。……現在喬弗列·聖希萊爾肯定地站在我這一邊，和他合作的還有一些學生和追隨者。這對我有難以置信的價值。我有理由歡慶我畢生獻身的、主要由我創始的事業最後得到普遍的勝利。」(4) * * * (1)　法王查理十世於一八三〇年七月頒布敕令，進一步限制人民自由，剝奪資產階級選舉權，引起巴黎工人和群眾武裝起義，於同月二十九日攻占王宮，波旁王朝被推翻，史稱七月革命。 (2)　顧維頁（Georges Cuvier，1769—1832）和喬弗列·聖希萊爾（Geoffroy de Saint-Hilaire，1772—1840）兩人都是法國著名的解剖學家，而且前者是後者提拔起來的科學院同事。他們爭論的具體問題不詳。從歌德的談話看，顧維頁用的是分析法，喬弗列用的是綜合法，歌德本人一向主張用綜合法，所以歡呼喬弗列的勝利。 (3)　指法國科學院會議。 (4)　這篇談話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點是，歌德對法國七月革命似無動於衷，不像愛克曼那樣激動，卻慶幸法國科學院把一個有爭論的科學問題公開化。他顯然把學術看得重於政治。實際上，他對於七月革命的冷漠，恰恰表現出他對雅各賓專政以後法國革命運動的厭恨。他把參加那次革命的叫作「那伙人」，這又一次表現了「政治上的侏儒」的一面。 另一點是，歌德在科學上反對分析法而宣揚綜合法。這是十八、十九世紀西方科學界乃至一般思想界的一個重大分歧，也可以說是一個重大轉變，後來一般人把這個轉變稱為機械觀到有機觀的轉變。機械觀把事物整體分析為一些個別的、獨立的因素，而不注意整體中各部分互相依存的關係。有機觀則重視事物的有機性和完整性，以及各部分互相依存和相反相成的內在規律。前者屬於形上學，後者屬於樸素的辯證法。歌德強調綜合法和事物的內在關係和內在規律，他的思想有些辯證因素，所以他反對機械論的代表牛頓。不過他似乎受到康德的目的論的影響，認為事物的內在關係仿佛是上帝為著某種目的而預先安排的。可是後來在一八三一年二月二十日談話里，歌德又明確主張在自然科學領域裡排除目的論，可見他在這個問題上仍在猶疑不定。較後的看法是正確的。 1830年10月20日（歌德同聖西門相反，主張社會集體幸福應該以個人幸福為前提） ………… 歌德問我對聖西門一派人的意見如何。我回答說：「他們學說的要點像是主張個人應為社會整體的幸福而工作，並且認為社會整體的幸福是個人幸福的不可缺少的條件。」 歌德說：「我卻認為每個人應該先從他自己開始，先獲得他自己的幸福，這就會導致社會整體的幸福。我看聖西門派的學說是不實際的、行不通的。因為它違反了自然(1)，也違反了一切經驗和數千年來的整個歷史進程。如果每個人只作為個人而盡他的職責，在他本人那一行業里表現得既正直而又能幹勝任，社會整體的幸福當然就隨之而來了。作為一個作家，我在自己的這一行業里從來不追問群眾需要什麼，不追問我怎樣寫作才對社會整體有利。我一向先努力增進自己的見識和能力，提高自己的人格，然後把我認為是善的和真的東西表達出來。我當然不否認，這樣工作會在廣大人群中發生作用，產生有益的影響，不過我不把這看作目的，它是必然的結果，本來一切自然力量的運用都會產生結果。作為作家，我如果把廣大人群的願望當作我的目的，儘量滿足他們的願望，那麼，我就得像已故的劇作家考茨布那樣，向他們講故事，開玩笑，讓他們取樂了。」 我說：「您這番話是無可反駁的。不過，有我作為個人的幸福，也有我作為公民和廣大社會中一成員的幸福，這二者究竟不同。如果不把達到全民族的最大幸福定為原則，憑什麼基礎來制定法律呢？」 歌德說：「如果你要說的就是這一點，我當然沒有什麼可反對的。不過在這種情況下，也只有極少數優選人物才能應用你那條原則。那只是為君主和立法者們開的方劑。不過就連對於他們來說，我也認為法律的用意毋寧是減少弊病的總和，而不是增加幸福的總和。」 我反駁說：「這兩件事大致上畢竟是一回事。舉例來說，道路壞，我看就是一個大弊病。如果當權的人把全國通到窮鄉僻壤的道路都修得平坦整潔，他就不僅消除了一個大弊病，而且同時也給人民帶來了一項大幸福。再如司法程序的拖沓也是一個大弊病，如果掌權的人制定出一套司法程序，公布之後又加口頭宣傳，保證一切案件得到迅速處理，他就不僅消除了一個大弊病，而且也帶來一項大幸福。」 歌德打斷我的話說：「按你唱的這個調門，我可以唱出另一些歌來。不過我們最好把還沒有指出的一些弊病留下，讓人類還有機會去施展他們的能力吧。我的基本教義暫時歸結為這幾句話：做父親的要照管好他的家，做手藝的要照管好他的顧客，僧侶們要照管好人們互相友愛，警察們不要擾亂我們的安樂。」(2) * * * (1)　人性。 (2)　聖西門（C. H. Saint-Simon，1760—1825），法國貴族，參加過北美獨立戰爭，《日內瓦書簡》和《新基督教》的作者，近代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之一。恩格斯在《反杜林論》里對他的學說做過極精當的簡介和評價。 歌德不喜歡愛克曼對聖西門派的景仰，提出了他的個人好社會就好，立法只應減少社會弊端的片面論斷。他還認為詩人不應考慮社會需要和社會效果，這表現了他對群眾的藐視。在政治上歌德和聖西門都是反對暴力革命的改良主義者，不過歌德比聖西門落後得很遠。聖西門嚮往社會主義，儘管是空想社會主義；而歌德卻嚮往開明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