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白尼式的革命 · 達爾文主義對哲學的影響 [1] [2]

Ⅰ 《物種起源》（Origin of Species ）的發表，標誌著自然科學進程中的一個新紀元。對此，外行也知道得很清楚。「起源」和「物種」這兩個詞的結合表明了一種思想反叛並引入了一種思想的新氣質，這一點卻被專家輕易地忽視了。那些在自然哲學和知識中占統治地位達兩千年之久的看法，那些已經為人們所熟悉的看法，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假設的基礎上的，即固定的東西和最終的東西具有優越性。它們建立在將變化和起源當作缺陷和非實在的標記的基礎上。通過摧毀絕對永恆的神聖避難所，通過將形式——它一直被當作固定和完美的類型——看作是有起源的並會消失的，《物種起源》引進了一種新的思維方式，它最終必定會改變知識的邏輯，並因此而改變人們對待道德、政治以及宗教的方式。 於是，毫不奇怪，半個世紀前，達爾文著作的發表驟然導致了一場危機。然而，這一爭論的真正本質很容易被伴隨著它的神學的喧鬧聲所掩蓋。反達爾文主義的吵嚷聲，其生動和流行的特點往往給人們留下這樣的印象：爭論是在一方是科學、另一方是宗教之間展開的。但情況並非如此，就像達爾文自己早就看到的那樣，爭論主要是在科學自身之內展開的。他一開始就輕視那種神學的喧鬧，要不是它對「他的女性親屬的感情」有影響，他幾乎對它不加注意。但在發表前長達二十年的時間裡，他預料到自己有可能被科學同行們貶斥為傻瓜或瘋子。而作為他成功的標誌，他建立了某種方式，以此影響了三位科學家，他們是：地質學家賴爾（Lyell）、植物學家胡克（Hooker），以及動物學家赫胥黎（Huxley）。 宗教的因素使這場爭論更加激烈，但並非這些因素煽起了這一爭論。理智地說，宗教情緒不是具有創造性的，而是保守的。它們樂意讓自己屈從於當下的世界觀並使之神聖化。它們將理智的纖維浸染在情緒的沸騰大缸里。它們沒有形成結構。我認為，就關於世界的大觀念而言，沒有一個是由宗教獨立產生的。儘管那些像武士似的起來反對達爾文主義的觀點，把自己的極端思想歸於宗教聯想，但它們的起源和意義是在科學和哲學而不是在宗教中被找到的。 Ⅱ 在我們的語言中，很少有什麼詞彙像「物種」一詞那樣如此縮短了思想的歷史。希臘人在開始歐洲思想生活時，對於植物和動物的生命特徵印象深刻；確實，其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至於他們將這些特徵當作界定自然和解釋心靈與社會的鑰匙。真正的生活是這樣的美好，於是對它的奧秘似乎成功的閱讀使人確信，打開天地秘密的鑰匙就握在他們的手中。對於這一奧秘的希臘解譯，對於知識目標和標準的希臘表述，終究體現在「物種」一詞中。它影響了哲學達兩千年之久。要想理解「物種起源」這一短語所表達的思想轉變，我們就必須理解它所針對的長期以來占統治地位的觀念。 想一想人們是如何受生活事實影響的。他們的目光落在某些事物上，這些事物體積不大、結構脆弱。就每一個現象而言，這些被感知的事物是停滯的、被動的。突然，在某種情境下，這些事物——迄今所知的，如種子、卵子以及微生物——開始變化，體積、形式和性質都迅速地發生變化。然而，迅速而廣泛的變化發生在許多事物上——例如，當樹木接觸到火時。但是，生物的變化是有序的；它們是累積的；它們持續地朝向一個方向；它們不像其他變化那樣，毀滅、耗盡或徒勞地進入蜿蜒的流動中；它們實現並完成。每一個後續者，不論與其先行者有著怎樣的不同，都保留了它的基本效力，並為它的後續者更加豐富的活動鋪就了道路。就生物而言，其變化和在其他地方看到的變化，在任何方面都不一樣。早期的變化是根據後來的結果而被調節的。這一進步中的有機組織活動直到有一個真正的終結，一個τελòs（目的），一個完全的、完美的結果，才會停止。這個最終的形式反過來具有很多的功能，其中值得注意的功能之一，就是產生很多萌芽。這些萌芽就像從這個最終的形式中獲得它的起源的那些萌芽一樣，有同樣的循環的自我實現的活動。 然而迄今為止，整個令人驚嘆的故事還沒有告訴給人們。同樣的戲劇在無數個體的同樣命運中上演，這些個體在時間上如此分離，空間上如此疏遠，使得它們沒有相互切磋的機會，沒有相互作用的中介。就像一位老作家古怪地說過的那樣：「同一類的事物經受同樣的俗套。」——可以這麼說，舉行同樣的儀式。 這種形式的活動作用於一系列的變化之中，使這些變化成為一個單一的過程；使它們那些無目標的流動成為它自己的完美展現。它超越時空界限，使那些空間上疏遠、時間上分離的眾多個體成為一種一致的結構和功能。這一原則似乎洞見到了實在自身的真正本性。亞里士多德將它叫作 （理型），經院哲學家們將其翻譯為種 （species ）。 這個詞的力量通過它被運用於宇宙間的一切事物而得到了深化。這些事物遵守流動中的秩序，顯示變化中的始終如一。從每天氣候的偶然變化，到季節不穩定的復發以及播種期和收穫期不均勻的回歸，再到蒼天的磅礴氣勢，都表現出了時間中的永恆。從這一表現到那不變的純粹和超越自然的沉思的理智，存在著目標的一種非中斷的實現。作為一個整體的自然，是目的的逐步實現。它可以嚴格地和任何單個植物或動物的目的的實現相比。 ——即物種，一種固定的形式和最終的原因——的觀念，不僅是自然的中心原則，也是知識的中心原則。科學的邏輯以它為基礎。變化作為變化，只是流動和逝去；它是對智力的侮辱。真正的知就是抓住一種永恆的目的，這目的通過變化實現自己，從而將變化保持在固定真理的邊界之內。完全的知就是在所有特殊的形式與它們的單一結果和善之間建立起聯繫，這就是純粹的沉思的理智。然而，由於我們直接遭遇的自然景象總是處於變化之中，被直接地、實際地經驗到的自然就不能滿足知識的條件。人類的經驗是流動的，所以，感知的方式以及以觀察為基礎的推理的方式事先就遭到了詆毀。科學的目標被迫指向實在，這實在是處於自然過程的背後並超越自然過程的；它藉助於超越日常感知和推理方式的理性形式來尋找這些實在。 的確，只存在兩種可以選擇的道路。我們必須要麼在變化著的事物的相互作用中，找到合適的知識對象和手段；要麼，為了躲避變化的缺陷，在某些超驗的、神聖的地方尋找它們。人類心靈，如此深思熟慮，在它試圖對生成轉換的原始荒原進行探險之前，就已經詳盡無遺地論述了不變之物、終極之物和超驗之物的邏輯。我們都太容易貶黜經院哲學家們按照真正的本質、隱藏的形式和神秘的官能來解釋自然和心靈的努力，忘掉了藏在其背後那些觀念的嚴肅性和尊嚴。我們通過嘲笑那位著名的紳士來貶黜他們，他用鴉片具有催眠功能來解釋何以鴉片能使人入眠的事實。但是，我們這個時代流行的學說認為，關於生長罌粟的植物的知識，在於將一個個體的這種特殊性歸諸一個種類、一個普遍的形式。這個學說如此牢固地被人們所接受，以至於任何其他的認識方法都被當作是非哲學的、非科學的。這個學說正是同一個邏輯的倖存者。這種在學院的和反達爾文主義的理論中表現出的觀念的一致，充分表明了一種更加偉大的同情：它不僅是對於認為歷史將有更多新穎性、更偉大的謙恭態度的同情，而且也是對於已經成為新穎的東西的同情。 當然，達爾文不是第一個對關於自然和知識的古典哲學加以質疑的人。革命的發端是在16、17世紀的物理學中。伽利略說：「我的看法是，由於在它內部持續地造就了如此眾多而不同的改變和發生，地球是非常高貴而值得讚美的。」當他這樣說的時候，他表達了那種將要問世的不同傾向；興趣由永恆轉向了變化。笛卡爾說：「物理事物的本性如果被看作是逐漸存在而不是只被當作一次性產生於一個完成了的完美狀態時，才能更加容易地得到理解。」當笛卡爾說這話的時候，近代世界已經意識到今後將要控制它的那種邏輯；就這種邏輯而言，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是它最新的科學成就。沒有哥白尼、克卜勒、伽利略以及他們在天文學、物理學和化學中的繼承者們所使用的方法，達爾文在生物科學中將會孤立無援。但早在達爾文之前，新科學方法對於生活、心靈和政治的影響已經受到抑制，因為在這些理想的或道德的興趣和無機的世界之間插入了一個植物和動物的王國。生活之園的大門向這些新觀念關閉，唯有通過這個花園才能找到通達心靈和政治的通道。達爾文對哲學的影響在於：他已經將生活現象置於過渡原則之下，從而自由地將新邏輯運用於心靈、道德和生活中。當他就物種說出了伽利略就地球所說的話e pur si muove （它確實是轉動的啊）時，他便一勞永逸地解放了發生的和實驗的觀念，並使之成為提出問題和尋找解釋的研究方法。 Ⅲ 當然，新邏輯觀和哲學之間的聯繫至今還不確定，尚未成熟。我們生活在思想轉變的曙光中。要大膽地系統揭示達爾文主義方法對哲學的影響，人們必須在虔信者的固執上增加預言者的輕率。我們最多只能探究它的一般影響——對於心理傾向和心理特徵的效應，對於具有一半意識、一半本能的思想厭惡和偏好（這些厭惡和偏好畢竟對於我們更加精細的思想活動起著決定的作用）的身體的效應。在這種含糊的探究中，存在著作為一種檢驗標準的歷史上長期流傳的問題，它在達爾文的文獻中也一直被討論著。我把設計對 偶然、心靈對 物質的老問題，看作要麼是起初的、要麼是最終的關於事物的因果解釋。 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物種的古典概念負載著目的觀念。在所有的生命形式中，每一個具體的種類都正在將成長的更早階段引向它自身完美的實現。由於這種目的性的調節原則在感覺中不可見，它一定就是一種理想的或合理的力量。然而，由於完美的形式是通過可感的變化而逐漸接近的，因此，也就是說，在可感的領域並通過可感的領域，一種合理的理想力量進行著自身的最終展現。這些結論也延伸到自然：（a）她從不做徒勞的事情，所有一切都是為了後來的目的；（b）在現存的自然的可感事件中，因而包含著一種精神的作為原因的力量，它不為感知所注意而被啟蒙的理性所把握；（c）這一原則的表現，導致物質和感覺從屬於它自身的實現，這個最終的完成是自然和人的目標。因此，設計論的論證在兩個方向上起作用。目的性解答了自然的可理解性和科學的可能性，而這個目的性的絕對的或無所不包的特性也為人的道德和宗教努力提供了鼓勵和價值。科學的基礎得到加強，而道德也因同一個原則具有了權威，它們的相互一致得到了永恆的保證。 儘管受到懷疑論者和好辯者的猛烈攻擊，這一哲學仍然作為歐洲官方的和占統治地位的哲學持續了兩千多年。驅逐天文學、物理學和化學中的第一因和終極因，確實已經給這一學說以某種震撼。但是，從另一個方面來說，對於植物和動物生命之細節的越來越熟悉，也起到了相反的平衡作用，並且或許加強了設計論的論證。有機體對於環境的奇妙適應，器官對於有機體的奇妙適應，複雜器官的不同部分——比如眼睛——對於器官本身的奇妙適應；較低形式對於較高形式的預示；生長的早期階段為那些只是後來才具有其功能的器官所做的準備——這些事情隨著植物學、動物學、古生物學以及胚胎學的發展而越來越被人們所認識。同時，它們也為設計論的論證增加了影響力，以至它在18世紀後期，經過生物科學的讚許，成了有神論和唯心主義哲學的中心主張。 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原則直接動搖了這一哲學。如果所有的有機適應只是歸於持續的變異和消除那些因過度繁殖而導致的不利於生存競爭的變異的話，那麼就不必求助於在先的明智的因果力量來計劃和預先規定它們。敵意的批評者們，譴責達爾文具有唯物主義傾向和使偶然成為宇宙的原因。 某些自然主義者，如阿薩·格雷（Asa Gray），則擁護達爾文的原則並試圖使它和設計論相一致。格雷堅持一種也許可以被稱作分期付款法的設計。如果我們將「變異之流」理解為本身是有計劃的，可以設想，每一個後續的變異都是從一開始就被設計好了要被選擇的。在那種情況下，變異、競爭和選擇不過就是解說了「次要原因」的機制，「第一原因」通過它而起作用；設計論學說並不比之更差，因為我們知道了它更多的工作方法（modus operandi）。 達爾文不能接受這種調和的主張。他承認，或者更確切地說，他斷言：「就人的能力所達到的對於過去的極目回溯和對未來的高瞻遠矚而言，不可能將這個巨大而奇妙的包括人在內的宇宙看作是盲目的偶然或必然的產物。」 [3] 然而他認為，由於變異不僅在有用的方向上發生，也在無用的方向上發生；由於前者受到生存競爭的壓力的過濾，運用於生物的設計論的論證是不合理的。它在這方面的缺乏支持，剝奪了它被運用於自然的一般科學價值。如果鴿子的變異不是被飼養者預先決定通過人工選擇產生球胸鴿的話，我們根據什麼邏輯能論證導致自然物種的變異是預先設計的呢？ [4] Ⅳ 關於作為整體的自然和生命的原因的原則，有設計論對 偶然論的討論；關於這個討論更加明顯的一些事實，就談這麼多。回想一下，我們是把這個討論當作一個關鍵的例子。關於達爾文主義的觀念對於哲學的影響，我們的檢驗標準表明了什麼？首先，新邏輯放逐、側擊、消解——隨你怎麼說——一類問題，並以另一類問題取而代之。哲學斷然放棄了追問絕對起源和絕對終結，以便探索特殊的價值和產生它們的特殊條件。 達爾文的結論是，不可能將世界整體上歸因於偶然和部分上歸因於設計，這表明了問題的不可解決。然而，就為什麼問題是不可解決的，也許可以給出兩個完全不同的理由。一個理由是，這問題對於理智來說太高了；另一個理由是說，對問題的追問使提出問題的假設變得沒有意義。在著名的設計對 偶然的例子中，後一種理由確切地得以表明。一旦承認，知識的唯一可證實的或富有成效的對象是那特殊變化的集合，它們產生出研究的對象，以及後來從它那裡導致的後果，那麼關於還有什麼東西——根據假設——在此之外，就不可能有任何清楚的問題可以追問了。斷言——就像經常被斷言的那樣——特殊真理、社會聯繫以及美的形式的具體價值，如果它們被表明是由具體可知的條件所引起的話，就是無意義的和徒勞的；斷言只有在它們以及它們的特殊原因和結果都一下子被集中在某種廣泛的第一因和某種徹底的最終目標的時候，它們才被證明為是正當的，是一種智力的返祖現象。這種論證是回復到這樣的邏輯，它用水性的形式本質解釋水熄滅火，用水性的最終原因解釋水解除渴。不論是用於特殊事例，還是用於整體生活，這種邏輯都只是抽象出事件存在過程的某個方面，以便將它重複為一種僵化的永恆原則。根據這個原則來解釋變化，它是這些變化的形式化。 當亨利·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在一封信中不經意地說起，隨著他年事漸高，他對於什麼或誰創造了世界的興趣轉變為對於它是一種什麼樣的世界的興趣的時候，他對於我們這個時代的共同體驗的表白也解釋了達爾文主義的邏輯所帶來的那種思想轉變的性質。興趣由具體變化背後的整個本質，轉向了具體變化怎樣促進和阻礙具體目的的問題；由一種一勞永逸地塑造事物的理智，轉向此刻正在被事物所塑造的特殊理智；由一種善的終極目標，轉向正義和幸福的直接增加。對於存在條件的理智運作，可以促使這種正義和幸福的產生，而當下的疏忽和愚蠢將會毀壞或棄絕它們。 其次，古典類型的邏輯不可避免地要以哲學來證明：因為某種遙遠的原因和最終的目標，生活一定具有某種品性和價值——不論經驗表明的事情是怎樣的。包羅一切的證明義務必然伴隨著所有這樣的思想，即特殊事件的意義取決於某種永遠在它們背後的東西。貶低當下意義和作用的習慣，使我們不能正面地去看經驗事實；它阻礙我們嚴肅認真地承認它們所表現出的弊病，和認真嚴肅地關切它們將會產生但迄今尚未實現的善。它扭轉了思想的使命，讓它為這一個找到包羅一切的先驗藥方，為那一個找到保證。人們在此看到了許多道德家和神學家所接受的一種赫伯特·斯賓塞的方法。它承認一種不可知的能量，從中湧出外在的、現象的物理過程和內在的、可意識到的操作。只是因為斯賓塞給他的不可知的力量貼上了「上帝」的標籤，所以，這塊色澤已逝的形上學布料，就被當作了一種重要而受歡迎的對於精神領域實在性的認可。如果不是因為一種根深蒂固的習慣，總是要在遙遠和先驗的地方為一些理想價值尋找證明的話，那麼把它們與一種不可知的絕對關聯在一起，就肯定將會在與經驗演示——即可知的力量每天都在我們周圍產生著寶貴的價值——的比較中遭到蔑視。 替換這種一覽無遺的哲學，毫無疑問，不是純粹邏輯證明所能做到的，而只能通過不斷認識它的無效性才能做到。假如鴉片因其催眠力量而導致睡眠是一條經久不衰的真理的話，那麼引起疲倦者的睡眠和上癮者的重返清醒生活，也仍然不是無足輕重地向前一小步。假如作為整體的生活是被一個朝向最終的統一目標的先驗原則所控制的話，那麼具體的真理與虛假、健康與疾病、善良與邪惡、希望與恐懼仍然會保持它們現在的所是和所在。要改進我們的教育，改善我們的方式，推進我們的政治，我們必須求助於發生的具體條件。 最後，新邏輯將責任引入思想生活。要使整個世界理想化和合理化，畢竟要承認，我們沒有能力掌握具體地與我們相關的事物的過程。只要人類還受這種無力狀態的折磨，它很自然地就會把它不可能承受的責任擔子轉移到那先驗原因的更有力的肩膀上去。但是，如果對價值的特殊條件和觀念的特殊後果的洞察是可能的話，那麼，哲學就必須及時變為用來確定和解釋生活中所發生的更為嚴重的衝突的一種方法，以及一種用來設計處理它們的方式的方法：一種道德的和政治的診斷和預測的方法。 先天地描繪宇宙的立法構造，這一要求就其本性而言，會導向複雜的辯證發展。但是，這一要求也會將這些結論由服從轉向實驗的檢測；因為按照定義，這些結果並沒有在事件的細節過程中造成任何差別。但是，一種把自己的抱負謙遜地降低為只是就教育和人的行為——不論是個體的，還是社會的——提出假設的哲學，也因此就要以這樣一種方式服從於檢驗；按照這種方式，它所提出的觀念是在實踐中被證明有效的。在將謙遜加在自己頭上的時候，哲學也具有了責任感。 毫無疑問，我似乎已經違背了我在早期論述中暗含的承諾，似乎已經既使先知者也使虔誠的信徒感到不舒服。但是，在加入達爾文主義發生學的、實驗的邏輯所導致的哲學轉型的方向時，我只是對那些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轉向這個邏輯的人說話。沒有人能夠公正地否認，目前達爾文主義的思維方式有兩個效果。一方面，造成許多真誠的和富有生命力的努力，這些努力根據達爾文主義思維方式的要求改變我們傳統哲學的觀念；另一方面，有一種同樣確定的絕對主義哲學的復活。一種與科學斷言不同的哲學知識的斷言，它向我們開啟了另一種實在，這種實在不同於科學所能達致的實在；一種通過經驗對於某種本質上超越經驗的東西的訴求。這個反作用不僅影響了專業哲學，也影響了流行的信念和宗教運動。生物科學新觀念的取勝，已經使許多人宣告了哲學與科學明確而嚴格的分離。 舊觀念緩慢地讓開道路，因為它們不僅僅是抽象的邏輯形式和範疇，它們是習慣、傾向、根深蒂固的厭惡和喜愛的態度。不僅如此，儘管歷史表明，認為人類所提出的所有問題都可以根據問題本身所提供的方式得到解答的這種信念是一種幻覺，但它仍然頑固地存在著。但事實上，思想的進步總是通過拋棄一些問題連同它們所設想的替代者來實現的，這種拋棄產生於它們不斷衰減的生命力和當下興趣的變化。我們不是解決了這些問題，而是超越了它們。舊問題由於消失和蒸發而得以解決，與努力和喜好的新態度相對應的新問題則產生了。毋庸置疑，在當代思想中，舊問題的最大消解，新方法、新意圖、新問題的突如其來，就是科學革命所帶來的結果。這一革命的高潮，就是《物種起源》。 （陳亞軍 譯） * * * [1] 選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4卷，第3頁。 [2] 首次發表於《通俗科學月刊》，第75卷（1909年），第90—98頁，題目為「達爾文對哲學的影響」（Darwin's Influence upon Philosophy）。後來修改並重印於《達爾文對哲學的影響》，紐約：亨利·霍爾特出版公司，1910年，第1—19頁，題目為「達爾文主義對哲學的影響」。此為1909年春季和冬季在哥倫比亞大學所作的「查爾斯·達爾文和他對科學的影響」公開系列講座中的一講。 [3] Life and Letters ，Vol.I，p.282；cf.285. [4] Life and Letters ，Vol.Ⅱ，pp.146，170，245；Vol.I，pp.283-284.See also the closing portion of his Variations of Animals and Plants under Domesti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