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至學術論著自選集 · 關於調整大學中文外文二系機構的一點意見

近來讀了幾篇關於大學裡中國語文系和外國語文系的文章。一篇是聞一多先生遺著《調整大學文學院中國語文學外國語文學二系機構芻議》，一篇是朱自清先生《關於大學中國文學系的兩個意見》，都發表在開明書店出版的《國文月刊》第六十三期；另一篇是盛澄華先生的《試說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的途徑》，見北平出版的《周論》第一卷第六期。這三篇文章都有許多精闢的意見，裡邊都談到中國語文系和外國語文系的溝通問題。作為外語系教授的盛先生主張外語系學生不應疏忽本國古籍的瀏覽與當代文選的涉獵。隨後他說：「國人一向把大學中的國文系與外文系看成是對立或互不相關的兩系，實是最大的錯誤。這兩系在名義上系相反，實質上卻是最相成的。」聞先生則建議把「現行制度下的中國文學系（文學組、語言文字組）與外國語文學系改為文學系（中國文學組、外國文學組）與語言學系（東方語文組、印歐語言組）」。朱先生「覺得他的主張很有道理」，不過考慮到實際的困難，他說不妨「先由一兩個大學試辦」。 聞先生的《芻議》寫於兩年前。當時王了一先生與李廣田先生在《國文月刊》上討論大學裡應否講授新文學，他們曾經提到這個意見，加以「重視」；楊振聲先生在私人談話時，也曾積極地表示過溝通中外兩系的主張。事實上，遠在五四以前，北京大學的國文系已經有歐洲文學史，民國10年前後國文系設有文學概論、英詩譯讀、西洋戲劇與小說一類的課程。我還記得，那時北大國文系的學生除卻關於中國語言與文學的種種課程外，還有機會讀一讀俄國的小說，北歐的戲劇，英國浪漫派的詩歌，聽一聽當時正在流行的勃蘭克斯、法朗士等人的批評理論；並且在國文系的辦公室里藏有一兩架西文書籍。這足以說明，那時國文系裡至少有一部分人是主張研究中國文學的人應該有一些世界文學的知識的。後來國文系在研究上加深了，標準提高了，尤其是語言學方面，有長足的進展，可是這些可能被人視為「不三不四」的文學概論以及譯讀一類的課程也就從國文系的課程表上被刷了下來，而系辦公室里的西文書也像不受歡迎的客人似的被人送出了國文系的大門。這結果是兩種不同的意見所促成的：一種人認為在中文系講授西洋文學課程是多餘的不必要的；另一種人則以為或屬需要，但本系裡須加深研究的門類還多得很，這些一知半解的關於西洋文學的零星知識實在沒有多大意義。反過來說，外文系之視中文系也不外乎這兩種看法。於是形成這兩系的「對立」與「互不相關」。這情形，除去兩三個大學外，幾乎是國內大學一般的現象。但是我們深信，正如前邊幾位先生所說的，二者如相輔而行，則彼此在學習上、研究上，會得到許多借鑑、許多啟發，對於中國將來的文化發展能起很大的作用；否則二者只限制在狹窄的範圍里，中文系學生的眼光永久不能擴大，而外語系只造就些能說外國話的中國人，與本國文化不生關係。 如今由於抱這種主張的先生們的倡導與學生的需要，二者間又有逐漸接近的趨勢。盛先生看到「今日國文系一部分教授頗有當年曾經學習外文的，由於這一份工具的應用，他們對於國學的整理與研究上都開始發生作用；同樣，今日大學國文與外文兩系學生間的聯絡也已較前密切，像是相互間已開始認清了在血統上的親屬關係」。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但是一切的趨勢與風氣常隨人轉移，今天向東，明天就可以向西；我們在歷史上看見過不少這樣使後人惋惜的實例，分明一個有利於人類的革新趨勢在中途遇到反動勢力便被遏制住以至於窒死。現在我們要善於利用這個趨勢。我以為，像李先生和朱先生所提到的，在兩系「設置中外文互選課」還嫌不夠，因為這類的課程據已往的經驗在系裡並不被重視，他們有時甚至像繼母的孩子一般受人歧視，它們雖負有溝通的任務，但這一道涓涓的溝水隨時都有被堵塞的可能，遭逢到往日在北大國文系所遭逢的命運。 所以我們一方面要加強這個趨勢，一方面要利用這既成的趨勢使兩系在制度上改變。我完全贊成聞先生的主張。聞先生的《芻議》中的說明，雖系未完成的殘稿，卻已十分扼要，我不願多加補充。原則上我無異議，所成問題的卻是實施上的困難。朱先生想到兩點困難，一點是「兩個新的學系難得合式的主持人」，一點是怕請求教育部批准沒有多少希望。他為了克服這些困難，想出一些試辦的方法。試辦的方法，也就是過渡辦法，這裡不再重述，據我看來是可能成功的。一旦語言學系和中外文學系當真成立了，我卻以為還有一個大困難，即語言的基礎問題。 我們想像將來的語言學系至少要有兩組：印支語言組與印歐語言組；如果有阿拉伯語，則須設有閃含語言組，有蒙文、滿文以及日文，則須有烏拉阿爾泰語言組。關於語言分組，我主張不應以地域為標準，而應以語族為標準。至於文學系，則至少須有中國文學與西洋文學二組，不必以語族為標準，而以文化範圍為標準。就分組來看，這兩系都會成為最龐大的兩系。但它們的困難處不在於它們的龐大，而在於學生的語言的基本訓練。 聞先生說：「哲學系講中國哲學，也講西洋哲學，政治學系講中國政治制度和思想，也講歐美政治制度和思想。」所以文學、語言也不應分別中西。這是很對的。但是學政治的學生有中文與英文的根底，就不難研究政治；學哲學的人就不那樣簡單，有些人已經感到只懂中文和英文是不夠的，但還可以仰仗英文讀西洋哲學名著的原文或翻譯。語言系和文學系就不同了，無論研究哪種語言或哪國的文學，都需要第一步能閱讀那種文字。而在中國現行的學校課程里從初中直到大學一年級則只有學習中文和英文的機會，所以縱使語言系和文學系成立了，每系也可以按照前邊所說的那樣分組，實際上所能研究的仍然是偏於英文的和中文的語言或文學。其他的語言或文學因為學生沒有語言的基礎則無法下手，形同虛設，成為永久填不實的空白。這樣，研究語言的仍然無從互相比較，研究文學的互相能夠得到的啟發仍然是有限的。 但是當真能掌握一種外文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國學生學英文從初一到大一六七年內費去許多時間和精力，往往仍然是一知半解；大二以後的第二外國語，每星期三小時，學上兩年，如果教者不得法，學者不努力，則無異於光陰的虛擲。所以有些學生提起英文就頭痛，提起第二外國語更頭痛。更不必提英德法俄以外的其他的語言了。 中國學校中的外國語弄到這種地步，是一件很痛心的事。但是學習語言的困難，並不在語言的本身，而多在於學習方法。如教者得法，學者專心，短時間內則可奏大效。若是我們能以一年的工夫專門用在一二種外國文上，所得的效果可能比中學裡六年不專注的學習更大。關於這點，作者是有實例可證的，篇幅有限，不能列舉。 為了避免將來的語言系和文學系只成為中英語言合系，我主張在這兩系剛一成立時就應該設立中文、英文以外的各種主要語言的訓練班，由語言系主持，作為入這兩系的準備，學生的學年因此而延長一年亦未為不可。教者以最能收效的方法，學者以最專注的精神，在一年內打好一種或二種語言的基礎，然後再入語言系或文學系去研究某種語言或某國的文學。這樣這兩系才能平均而充實地發展。 這點語言的基礎是必要的。不然，縱使兩系的機構改變了，而改變的主旨還是難以實現的。 194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