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至學術論著自選集 · 新文學初期的繼承與借鑑

文藝界常常談論繼承和借鑑的問題。繼承是縱的關係，問題是如何對待本國文藝的遺產和傳統；借鑑是橫的關係，即如何看待外來的影響。這兩種關係有時交叉在一起，若是處理得當，則能促進文藝的興旺和發展，若是互相抵制，則會給文藝發展帶來損失。今年是五四運動65周年，我回顧新文學初期的情況，談一談這個問題。 關於五四時期新文學的開始，一向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新文學是繼承和發展了中國進步文學的傳統，一種說是受到西方文學的影響。這兩種看法各自有它的理由，但不能只強調一方面而忽視另一方面，把兩者結合起來，才符合實際。可是先後次序要明確一下，那就是先有了西方文學的影響，新文學才更好地繼承和發展了中國文學的優良傳統，而不是相反。 辛亥革命以前，中國存在著革命的進步文學，如南社的詩歌，春柳社的戲劇，尤其是魯迅的《摩羅詩力說》，都充滿反對君主專制、抵抗列強、爭取民主的革命激情，但在當時並沒有形成文學運動，影響不大。辛亥革命後，袁世凱篡奪了革命果實，封建復古活動日益猖獗，革命力量備受摧殘。袁世凱陰謀帝制，張勳復辟，一場場的醜劇不斷演出，更加上軍閥混戰，人民過著水深火熱的痛苦生活。在這混亂惡劣的局面下，文學更是一片漆黑，毫無生氣。南社的詩人們發生分化，一部分人頹廢墮落，有的甚至與反動勢力合流，本來就很幼稚的話劇也銷聲匿跡，居於統治地位的所謂文學是空洞無物的桐城派古文和「力求生澀」的江西詩派，此外就是十里洋場一些無聊文人編造的黑幕、言情、武俠等下流小說，風行一時，毒害讀者。這是中國近代文學史上最混濁、最可恥的一個時期，也是魯迅懷著極大的幻滅之感在紹興縣館補樹書屋裡抄古碑的時期。 物極必反。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中國人民從沉睡中覺醒，隨著五四運動開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以反帝反封建為主的新文學也從死寐中產生、成長起來了。新文學的開拓者面對舊文學種種腐朽墮落的現象，以激進的革命精神認為舊的東西都應該拋棄，沒有什麼可以繼承，「桐城謬種」和「選學妖孽」成為反對舊文學的流行用語，魯迅勸青年「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為了使中國文學煥然一新，西方文學的翻譯介紹蓬勃開展。在這以前，中國不是沒有介紹過外國文學，像林紓那樣用桐城派古文義法翻譯大量歐美小說，往往歪曲作品原意，並且對作品好壞不加選擇，除少數幾部如《黑奴籲天錄》《塊肉餘生述》等有些積極效果外，對中國文學並沒有起什麼促進作用。五四時期西方文學的介紹者與此大不相同，他們大都配合文學革命、社會革命的需要，介紹什麼，不介紹什麼，有一定的目的性。所以，他們無視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興時的表現主義、超現實主義等流派，專心致志地介紹歐洲18、19世紀的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文學，這對於中國新文學的建設發生很大的影響。影響主要有兩點。一點是翻譯過來的作品啟發讀者更深入、更細緻地觀察人生，剖析社會，並給新文學提供適合表達新思想、新內容的新形式，如新詩、話劇、短篇小說等。另一點是使人了解什麼是文學，因而改變了中國過去對文學因襲的看法，不再把載道的古文和一些駢體文看作文學的正宗，使小說、戲劇和各種體裁的詩歌在文學史上獲得主要的地位。現在看來，這是大家公認、不容置疑的事，但在當時卻是一個要克服重重障礙才能實現的變革。關於第一點，我不想多談，這裡只談第二點。 魯迅在《〈草鞋腳〉小引》一文中說：「在中國，小說是向來不算文學的。在輕視的眼光下，自從18世紀末的《紅樓夢》以後，實在也沒有產生什麼較偉大的作品。小說家的侵入文壇，僅是開始『文學革命』運動，即1917年以來的事，自然，一方面是由於社會的要求的，一方面則是受了西洋文學的影響。」這裡所說的「小說家」，是現代的小說家，可是西方文學的影響，不只使現代的小說家侵入文壇，它也使古代的小說進入文學史。就以《紅樓夢》而論，儘管它過去吸引過不計其數的讀者，書中主人公不幸的遭遇使讀者們流了將及200年的同情之淚，卻始終被看作一部只限於愛情的小說，甚至後來的鴛鴦蝴蝶派把它奉為「楷模」。人們讀了歐洲18、19世紀著名的長篇小說，回來再看《紅樓夢》，對比之下，才逐漸認識到它的社會價值和藝術價值，對它進行研究，它再也不是一般的愛情小說，而是內容極為豐富的世界名著了。又如一向不大被人注意的《儒林外史》，胡適為這部小說的標點本寫的序一開始就說，安徽省最大的文學家不是桐城的方苞、劉大櫆、姚鼐，而是全椒的吳敬梓（大意）。這個論斷，是對當時「桐城謬種」的一個挑戰，也是受到西方文學的影響才有可能提出來的。 同樣情形，在詩歌戲劇方面，過去被輕視或被忽視的李煜、李清照等人的詞，以及元代的戲曲和散曲都被提升到與《詩經》《楚辭》、唐詩同等的地位。那時，人們用西方文學這面鏡子來照中國文學，便發現了許多被埋沒、被輕視的精品。這些精品被發現，得到份所應得的評價，形成一個新的傳統，這就改變了五四以前中國文學史的陳腐面貌，有利於新文學的繼承和發展。因為只有看到了本國文學裡富有生命力的優良傳統，新文學才能有穩固的基礎。 就以個人而論，中國新文學的奠基人魯迅和郭沫若在他們早年都有深厚的古典文學修養，也寫過一些東西，但他們在中國社會與文學最黑暗的時期，都停止了寫作。直到五四前後，（正如魯迅所說的）「一方面是由於社會的要求的，一方面則是受了西洋文學的影響」，才激發起他們的創作熱情，為新文學的建立做出傑出的貢獻。至於他們怎樣受了西方文學的影響，在魯迅《我怎樣做起小說來》和郭沫若《我的作詩的經過》等自敘性的文章里都說得很具體，這裡不列舉了。總之，他們讀了西方進步文學，得到啟發，才重新拿起筆來，給新文學創造了「實績」，同時他們的古典文學修養也發揮了作用。 以上說的是新文學初期的情況。65年後的今天，與那時完全不同了，我們有了新文學的光榮傳統，更不必替小說、戲劇等文學體裁去爭文學史上的地位。那麼，我們就不需要外國文學的借鑑了嗎？我看還是需要的。不過，借鑑的方式不會與新文學的初期相同，其影響也就是兩樣的了。可是有一點是帶普遍性的：無論是一個民族或是一個人，往往在一定的時期內要通過與完全生疏的事物相對照才能更清楚地認識自己，看清自己的長處和短處，若是閉關自守，故步自封，其結果不是狂妄自大，就是孤陋無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2700多年前《詩經·小雅》里的詩人就懂得這個道理。 1984年4月22日於北京 （原載1984年5月10日《文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