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至學術論著自選集 · 批評與論戰

幾年前在一本德文雜誌上讀到一篇署名馬克斯·本塞（Max Bense）的短文《批評與論戰》（Kritik und Polemik），作者用簡明而有力的文字對於這兩件在文藝界常常發生的現象給予一個嚴正的區分，當時覺得很有意義，曾經把它譯出在1944年昆明出版的《自由論壇》第十三期上發表。此後我常常想到這個問題，下邊的話可以說是從那篇短文里引申出來的。 那篇短文里有這樣的話：「認清這個區分是必要的，如果我們不把批評與論戰混為一談。因為這個區分不是量的，卻是質的。論戰絕不是加強的批評，縱使它好像與批評無甚分別。」批評和論戰，就本質上說，是兩回事，我們若是把批評看成論戰或是把論戰看成批評，那麼我們對於批評的或論戰的對象以及批評者或論戰者的態度都會發生錯誤的認識。 Kritik（批評），這字希臘的字源含有區分判別的意義，Polemik（論戰）則源於希臘文的Polemos（戰爭）。所以文字學和史學上的校勘、考據，在西方都叫作Kritik，至於Polemik則是學術上思想上不同流派的爭辯。前者判別是非真偽，後者多半否定他所攻擊的對象。這兩件事在文藝界更常常發生，一個是估量作品的價值，指出它的優點或弱點；一個是擁護或反對某一種思想。 一個文藝批評家要從眼前無數的作品中分判出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偽的，什麼是實在的什麼是空虛的。他在作者的世界中探索作者思想藝術的來源，評定一個作品的現在的價值，估量它將來的地位，也可能決定一個作者與一部作品的命運。他培養判斷的能力，儘量保持公正，以避免隨時都會發生的偏見、成見；同時他也精密地考察作品中的漏洞、輕率與弱點。他在出版界的海洋中具有一個領船者的才能：眼光銳利，精神靈活，思考透徹，認識清楚。這一切的才能是屬於智力的，他是一個真理的尋求者。 至於論戰家，在他論戰的時期內，就是在他積極反對一種思想或一種思想的代表者時，他自覺是一個真理的代言人。所以他負有宣示這個真理，堅持這個真理，徹底攻擊與這真理相反的事物的責任。他保有強力與韌性，與敵人作戰，指出敵人的所謂真實是自欺或不是真實。論戰時他處處要顯示出比對方更有力，更有資格代表真理。這樣他會感到有一種命運加在他的身上，這正如尼採在他的自傳里所寫的一個標題：《我為什麼是一個命運》。論戰家負擔著這個戰鬥的命運，熱情飽滿，思想充沛，同時對人類有強烈的愛，他的生存是有血有肉的。所以一個論戰家的態度必須是道德的。 文學批評，由於雜誌和日報的興盛，在現代文學中成為一個重要的部門。陳腐的或浮淺的批評家固然常常發生惡劣的影響，為人所詬病，但是一個高瞻遠矚的批評家則負有重大的責任；他是作者的諍友，讀者的良師，或更進一步，他教育人民。他是好的作品的解釋者、發現者，他永久在他的時代中培養良好的趣味，剷除惡劣的風尚，因為一般人對於良好和惡劣都同樣能感到興趣，在一個不正常的墮落的社會裡低級的作品往往更受人歡迎。他用一種合乎他的時代的尺度衡量作品，並不把過去和將來放在他的視線以外，他由於責任感與觀察力把一個作品安置在這作品所應獲得的地位。他有熱情的胸懷也有冷靜的頭腦，有愛也有公正，有對於作品的謙虛也能下嚴格的評判，有淵博的知識也有對於新的轉變的預感——沒有淵博的知識無以評判作品的高低，沒有新的預感則易於阻礙創新的風氣。總之，他要能感覺也能認識。在西方，像俄國的別林斯基（Belinsky），法國的聖柏韋（Sainte-Beuve），丹麥的勃蘭兌斯（Brandes），他們解釋了好的作品，發現了新的作家，開闢了新的道路，都是批評家最好的榜樣。 在中國的文學史上也有過淵博而精深的文藝批評者，劉勰的《文心雕龍》距我們的時代雖然很遼遠，但充作一部批評原理的著作仍未失去它重要的意義。劉勰在《知音》篇里談到批評家應有的修養，他先述說批評之難：「文情難鑒，誰曰易分？夫篇章雜沓，質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圓該。慷慨者逆聲而擊節，醞藉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會己則嗟諷，異我則沮棄。各執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牆也。」要免除這種偏執，一個批評家要力求淵博與客觀：「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閱喬嶽以形培，酌滄波以喻畎澮。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憎愛，然後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所謂「平理若衡，照辭如鏡」這種客觀的認識在文學批評里也許是不容易做到的，但是為了避免成見和偏見，這兩句話仍不失為對批評家的一個重要的要求。 論戰家則往往產生在文風敗壞或一種支配眾人的思想起始動搖的時代。他的工作或是摧枯拉朽，或是價值重估，或是維護自己的信念，或是對虛偽的揭發，或是由於對於善與惡真與偽的深刻的愛憎。古人所謂「見善若鶩，疾惡如仇」，杜甫詩中的「青松恨不高千尺，惡竹直須斬萬竿」，正表明論戰家的心境。 許多偉大的宗教家和思想家都或多或少帶有幾分論戰性。他們往往寧願犧牲自己的幸福，甚至生命，而不肯放棄他們所信仰的真理。他們與真理相依，不允許這個真理受傷害，若是沒有這個真理，他們便好像不能生存下去。這真理若是在他們身內發生動搖，他們就不復存在了。許多思想系統的維持與破壞，多仰仗於這些論戰家。他們不打倒敵人，就是被敵人打倒，這中間沒有寬容。這樣的論戰家，歷史上可以找出不少的例子，他們的論戰文字都同時是最有力的文章。在中國我想到孟軻和韓愈。公都子問孟子：「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很堅決地回答：「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這「不得已」三個字充分表示出一個論戰家所感到的責任：「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他的責任是要繼承「三聖」對於他所認為「無君無父」的楊墨下痛切的攻擊。韓愈的態度也正與孟軻相同；他的朋友張籍不了解他這論戰的性格，他一再寫信給韓愈，與其終日排斥佛老，與人辯論，罵來罵去，何若閉戶著書。韓愈在《重答張籍書》里說明他的態度最為透徹：「天下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非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以為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從這種口氣里可以看出韓愈是怎樣深深地意識到他是真理的維護者。他承認保護這個「道」是他的使命，一切的攻戰都是為了「道」。在旁人眼目中他這種信念也許是錯誤的，但是在這個信念在他身內不發生動搖時，他一直是理直氣壯的，所以李漢在《韓昌黎集序》里說：「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在西方我想到德國的馬丁·路德和法國的巴斯卡爾（Pascal），——個認為羅馬教皇和教皇統治下的教會，一個認為耶穌會，都違背基督教的教義，而自己是理解教義的，所以他們為了基督教的根本精神，都毫不容情地攻擊他們所認為的敵人。路德看神的語言是堅固的岩石，他在這上邊建築起新的教會，把這當作根基，他寫成許多論戰的文字，成為德國散文中最有力的一種，以致宗教改革後16、17兩個世紀「論戰術」在新教神學中是最重要的一門學問，以對付舊教。至於巴斯卡爾在1657年寫的攻擊耶穌會的書信，耶穌會雖然不曾被這種攻擊所摧毀，但它卻引導法國的語言進入一個新的時代，服爾德曾經提到這些信，他說：「莫里哀最好的喜劇也不及它前半部的辛辣，柏徐（Bossuet）的說教也不及它後半部的崇高。」其中充滿深刻的嚴肅，一再起伏的熱情，銳利地揭發問題，洞觀敵人的弱點。作者信念越堅，文字也越鋒利，越可以打擊敵人的要害。 19世紀有兩個論戰家，一個是丹麥的基爾克郭爾（Kierkegaard），一個是德國的尼采。二人都是在一般人認為不成問題的地方發現問題，對於社會中虛偽的現象痛加攻擊——前者對於丹麥的新聞界和教會，後者對於德國的教育、哲學和整個的基督教——使歐洲的思想界發生很大的震動。基爾克郭爾說得好：「生產者、新的創造者，永遠需要場所，所以他是戰鬥的。拆台者無所需要，拆台者的原則是空虛，他用場所做什麼呢？」尼采更認清他個人的命運：他否定一向被認為是好人的人們和一向被認為是好的道德的道德，他重估一切的價值。他認為寬容是「對於是與非的無能為力」，是「對於自己的理想的不信任的明證」。並且他的戰略更趨極端，他說：「第一，我只攻擊那些已經勝利的事物，——斟酌情形我得等候，直到它們勝利時。第二，我只在我得不到戰友，我孤立，——我一人置身危境的地方攻擊那些事物。……我從來沒有走過一步不發生危險的步驟：這是我對於正確的行動的標準。第三，我從不攻擊個人——我利用個人只當作一個放大鏡，人們用這放大鏡照出一個普遍的但是潛伏的、難於捉摸的危機。」 這些論戰家每個人都有他堅固的根據。因為時代不同，孟軻、韓愈的根據是道；路德、巴斯卡爾的根據是基督教的教義。至於基爾克郭爾和尼采的根據則更為艱難，是「正直」，二人不約而同，都把正直視為自己最高的牢不可破的道德，用以對付一切。——這種積極的戰鬥態度，在現代的中國，只有魯迅很相像，如他在《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里所說的：「但是，疾惡太嚴，操之過急，漢的清流和明的東林，卻正以這一點傾敗，論者也常常這樣責備他們。殊不知那一面，何嘗不疾善如仇呢？人們卻不說一句話。假使此後光明和黑暗還不能作徹底的戰鬥，老實人誤將縱惡者當作寬容，一味姑息下去，則現在似的混沌狀態，是可以無窮無盡的。」關於寬容，他逝世前一個多月在一篇類似遺囑的文章里寫過這樣的話：「想到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樣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由於上邊的區分與比較，我們認清批評與論戰的不同的任務，現在可以提出對於批評家和論戰家的希望了。 我們希望一個批評家：不要墨守成法，成為新的人才的埋沒者，也不要好奇立異，成為時髦病的推動者，這樣，他要對於時代有深切的認識；不要只是枯燥地分析作品而失卻作品的「全」，也不要一味賣弄聰明而不能把握作品的「深」，這樣，一個批評必須是活的、真實的；一方面要克製成見，一方面要保持自己的風格，這樣，批評才能公正而有生命；不要故意討人歡喜，也不要故意傷害某人，這樣，才能保持批評者的道德。——他應該把他最好的認識與真實的印象寫出來，應該是讀者與作者的善意的朋友。 對於論戰家我們卻不能這樣要求。本塞在他那篇短文里說：「有力量去論戰，是一個文學良心的問題。」他緊接著說：發生論戰，要在這良心前提出問題，論戰者必須問：我可以成為一個論戰家嗎？我的論點力量充足嗎？我有真理的睜開的眼睛，而不是有狡獪的陰謀詭計的眼睛嗎？我能夠根據我的教育與我的才能而達到並且抵得住我的敵人的水平嗎？他知道得不更多一些嗎？如果他直接立在我的面前，我可以和寫文章時一樣理直氣壯地和他論辯嗎？——這些問題不是旁人所能回答的，需要論戰者自己的良心回答自己。 現在我們可以這樣結束：「平理若衡，照辭如鏡」，是批評家應有的風度，「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是論戰家在自身內感到的不能推脫的職責；批評家辨別是非得失，論戰家則爭取勝利；前者多虛懷若谷，後者則自信堅強；前者並不一定要樹立敵人，後者往往要尋找敵人；前者需要智力的修養，後者則於此之外更需要一個牢不可破的道德：正直；批評如果失當，只顯露出批評者的浮淺與不稱職，若是一個論戰家在他良心前無法回答那些問題，他便會從崇高的地位翻一個筋斗落下來，成為一個無聊而醜惡的人。 1947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