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至學術論著自選集 · 評福蘭閣教授的李贄研究

德國的漢學家福蘭閣（O.Franke）教授近在普魯士學術研究院發表了兩篇關於李贄的論文。第一篇是李贄的生活和他的思想（Li Tschi，柏林，1938，共62頁）；第二篇敘述李贄和利瑪竇的交往（Li Tschi und Matteo Ricci，柏林，1939，共24頁）。 在第一篇里，福氏起始說朱熹一派的儒家思想支配了元明清三代，它支配的力量在它後來枯僵的狀態里並沒有消謝。但是在明代中葉，對於這儒家的正統起了一種反動，也就是中國思想界的一種新的生機。這反動是王陽明和他的學派。這學派成為極端化的代表人是李贄（3~13頁），隨即敘述李贄的生活（14~30頁）、李贄的著作（31~41頁）、李贄的思想（41頁以後）。關於李贄的生活，福氏根據袁中道的《李溫陵傳》和吳虞的《李卓吾別傳》；關於李贄的著作，福氏加以論述的多半是從《四庫存目》里譯出來的；至於李贄的思想，則取自《焚書》。福氏身在德國，深以材料缺乏為憾，所以我們在這裡不能要求一種深入而廣博的研究。但其中有些精闢的見解，這每每是外國學者的獨到之處，很可以供本國學者參考。李贄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是很難固定的，或貶為左道異端，或尊為一代奇才，他的意義是以時代精神的不同為轉移。福氏卻以他歷史學者的看法，給李贄一個透徹的評判。他說：「李贄是一個戰士。所以他的議論本質上都是消極的；他沒有新的認識論的思想，沒有新的形上學的觀點，他卻要掃除一些事物，把另一些已經在目前的事物來代替它，或者至少是放在那陳腐的事物的一旁。李贄攻擊儒家的信條，最初是和王陽明與他的門徒們所做過的一樣，攻擊朱熹與他的學派所組成的信條，但隨後是攻擊儒家一般……」這個評論是很公允的；我們讀李贄的著作，實在覺得有些駁雜，甚至有些烏煙瘴氣，難得清理出一個明晰的系統，但是把這些雲霧撥開，顯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真的戰士的面目。就如李贄的《藏書》，把許多歷史上的人物重新評價；他在《紀傳目錄論》里說，一般「咸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故未嘗有是非耳」。這是一個有戰鬥性的思想家的獨特精神。在歷史上這樣的思想家每每只是摧毀一些已經腐敗或是空虛了的建築，至於摧毀後怎樣再建設一座新的樓台，就不是他所能顧到的了。 在這篇論文的末尾福氏談到中西文化的關係，是值得研究這類問題的人的注意的。他說：「歷史常常演一出奇劇。當在中國為思想自由而戰鬥的思想家努力擺脫儒家系統的枷鎖，而儒家勢力只依靠國家的威權來維持時，這系統在西洋卻引起許多偉大思想家的讚嘆。萊布尼茨（Leibniz）和沃爾夫（Wolff）、服爾德（Voltaire）和克斯奈（Quesnay）、狄德羅（Diderot）和愛爾維修（Helvétius）等，都把儒家的中國看作理性宗教的理論的實現，純美道德的國土，在這國家裡哲學家據有國王的地位。他們卻不能感到，他們面前是一個僵死的精神世界，這世界的淪亡已經臨頭了。」 這種現象，在兩種不同的文化初次接觸的時候，是常常發生的。 在第二篇里，我們要感謝福氏，他從利瑪竇的遺著里找出三段關於李贄的材料。利瑪竇在他死前一年（1610年5月）撰有一部義大利文的《中國傳道會成立史》（Della entrat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ù e Christianità nella Cina）。他死後金尼閣神甫（Nicolas Trigault）把這部遺稿加以改編，寫成拉丁文，於1615年在奧格斯堡（Augsburg）出版，成為歐洲文字中第一部有學術價值的關於中國的著作，未及10年，便有德、法、西、意各國文字的翻譯。至於利瑪竇的原稿，直到1910年利瑪竇逝世300年紀念時才由Pietro TacchiVenturi編纂印行，成為利瑪竇神甫《歷史著述》（Opere storiche del P.Matteo Ricci）中的第一冊，改稱《中國記錄》（I commentarj della Cina）。 福氏所引的第一個關於李贄的記載，是在《中國記錄》第三二〇頁以後的幾段文字，內容為利瑪竇在南京和焦竑與李贄的交往。從這段記載里可以看出：（一）李利初次相會為1599年。（二）當時士大夫對於基督教義每每有極熱烈的討論。（三）李贄為利瑪竇題扇，並有贈詩，對於他是尊重的。（四）利瑪竇的《交友論》當時很博得時賢的稱讚，尤其是李贄替這篇文章在湖廣一帶廣為宣傳。——關於第三點和第四點，我們若是和容肇祖的《李卓吾評傳》第40頁所引的李贄《與友人書》與焦竑《答金伯祥問》相較，是很有趣味的。李贄在那信里稱利瑪竇為「一極標緻人」，並且說他所見人中，「未有其比」。焦竑在《答問》里說：「西域利君言，友者，乃第二我也，其言甚奇，亦甚當。」 福氏從《焚書》里找出李贄的《贈利西泰詩》，他把這首詩逐字說明後，附帶著說，總觀全詩，除卻典故的堆砌外，沒有一點自己的思想。以李贄反抗的精神，尚不能稍微脫卻文學上傳統的藩籬，也足見在中國擺脫成規的不易了（17頁）。 利瑪竇和李贄第二次的會面是1600年的初夏，在濟寧劉東星漕署里。（福氏推測這位劉公是劉易從，是錯誤的。）在這段記載里利瑪竇敘述了李贄在漕署里的生活，並且說李贄、劉東星常和他討論教義；可惜他們討論的內容和李贄對於基督教的態度，利瑪竇沒有記述。 利瑪竇第三段關於李贄的記載是敘述李贄的下獄。利瑪竇在寫李贄之前，說了些基督教怎樣被些偶像崇拜者所詆毀，這些人將怎樣被神懲罰，因為行文不清楚，引起許多誤解：金尼閣、傳教史學者Bartoli，以及Tacchi-Venturi都把李贄當作詆毀基督教的主動人，他的下獄便是神的懲罰。這裡福氏多方證明了李贄與當時的反基督教的運動無關。 最後我們要提出來，福氏在他第一篇論文裡有一點小小的錯誤。即是把李贄的朋友劉東星與劉晉川當作兩人，其實晉川是劉東星的別號。至於福氏把《李溫陵傳》的作者袁中道誤為袁宏道，則由於國學保存會排印《焚書》時黃節的跋語，吳虞作《李卓吾別傳》亦沿其失，現容肇祖在他的《李卓吾評傳》里已經糾正了。 19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