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至學術論著自選集 · 談《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生於1701年，死於1754年。他降生時，滿族入關，已經過了50多年。在那50多年內，中國人民對清朝的統治進行了不屈不撓的、堅決的反抗，偉大的思想家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以有力的文字在民間傳布了他們的民族思想和民主思想，同時清朝政府對於各種形式的反滿活動也進行了殘酷的鎮壓。早在明代，中國封建制度已趨於腐朽，新興的工商業促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因素露出萌芽，但是落後的滿族又給中國的社會經濟以相當大的摧殘。 到了吳敬梓時代，18世紀前半葉，人民武裝起義的高潮暫時退落，反滿的活動轉入地下的秘密結社。滿族統治者為了鞏固經濟基礎，安定社會秩序，於是設法恢復生產，因此人口增加，生產力逐漸提高，形成表面繁榮的「承平時代」，但土地大量集中，階級的矛盾並沒有得到和緩，反倒更尖銳化了。新興工商業重新得到發展的機會，卻經常受著清政府的壓迫和打擊，這經過一度摧殘又漸漸喘過氣來的資本主義萌芽仍然茁發在對它極其不利的氣候里。 滿族政府對於知識分子是威脅與利誘並用。它一方面接連不斷用文字獄向他們示威，向民族思想瘋狂進攻，一方面用明朝統治者用慣了的一個工具——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來收買他們，麻痹他們，使他們成為一群愚昧無知、卑污無恥的市儈。 吳敬梓的《儒林外史》寫於18世紀40年代。這部小說揭開了當時所謂「承平時代」的表面繁榮，使讀者看到它的內部是什麼景象。通過作者的揭發，我們看見統治者的助手大大小小的官僚是怎樣昏庸、貪污，統治者的支柱地主階級是怎樣殘酷、貪吝，最突出的是大部分知識分子在科舉制度的愚弄下變得多麼無知無恥。和這些醜惡的形象相對照，作者對於受欺壓剝削的農民寄予同情，對於自食其力、心地單純的小商人和手工業者給以適當的歌頌，對於少數鄙視科舉制度、敦品勵行、追求實學的知識分子則加以讚揚；隨著資本主義微弱的萌芽形成的一些進步思想在這裡也得到反映。 當時，文人的活動受到極嚴格的限制。只要有一兩句話流露出反對清朝政府的情緒，便會遭受殺身之禍，甚至株連到親族、朋友、學生，組織詩社、文社，是被禁止的。1714年，康熙曾下令銷毀書坊里所有的小說「淫詞」，印刻者流刑，販賣者徒刑，著書人當然治罪更重。吳敬梓在這樣沉重的氣氛里寫他的小說，他不得不把他的故事搬到200年前的明朝。小說從明朝的成化末年（1487年）說起，一直到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延續了100多年。這是一種掩護，事實上裡邊的形形色色都是他面前的現實。 他對於皇帝，不能正面攻擊，但他借用了書中人物的談話，否定了皇帝的絕對意義。談到江西寧王叛變的失敗，婁四公子說：「寧王此番舉動，也與成祖差不多。只是成祖運氣好，到而今稱聖稱神；寧王運氣低，就落得為賊為虜。也要算一件不平的事。」對於歷史上的所謂忠臣，他也予以否定。談到方孝孺的死，杜慎卿說：「方先生迂而無當。天下多少大事，講那些皋門、雉門（皇室正統）怎麼？這人朝服斬於市，不為冤枉的。」這說明統治者內部矛盾引起的爭端，是沒有是非可言的，而那些受儒家思想支配的忠臣為他們的爭端而死亡，是沒有意義的。所以遭到什麼觸犯朝廷的事，書里的人物都是設法解救犯罪的人，很少有人站在統治者的方面，如蘧駪夫幫助王惠，馬純上救蘧駪夫，莊紹光救盧信侯。從這裡我們可以知道，人民在清政府嚴密的法網裡是怎樣互相幫助。相反地，一些替政府開拓邊疆、征服少數民族、要立一番功業的官吏卻得不到好的下場：蕭雲仙輔佐平少保征剿「生番」，修建青楓城，最後是獲得「任意浮開」的罪名，只好變賣家產賠償；湯奏在野羊塘戰敗苗民，政府說他「率意輕進，靡費錢糧，著降三級調用，以為好事貪功者戒」。 這都反映出當時的民族思想和民主思想：不要參加到清朝的政府里去，不要做它的官吏！在第一回「楔子」里，王冕的母親臨死時向她的兒子說：「做官怕不是榮宗耀祖的事！我看見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什麼好收場！況你的性情高傲，倘若弄出禍來，反為不美。我兒可聽我的遺言，將來娶妻生子，守著我的墳墓，不要出去做官，我死了，口眼也閉！」匡超人的父親臨死時向他的兒子說：「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德行是要緊的。」王冕的母親和匡超人的父親都是心地單純的勞動人民，作者讓他們說出全書的主導思想。王冕聽從了母親的遺言，成為「一個嶔崎磊落的人」；匡超人忘記了父親的遺言，一心貪圖功名，不顧德行，從一個樸厚的貧苦出身的青年變成一個毒辣、涼薄、趨炎附勢的小人。 隨著階級的轉變，性格也轉變了的，不只是匡超人一個人。像范進、荀玫這些人，貧窮時都還是老實人，一旦科舉成功，做了官，就變得唯利是圖，有的最後是「貪贓拿問」。《儒林外史》里的官吏不是糊裡糊塗，作威作福，就是任意貪污，毫無顧忌。高要的湯知縣為了要向上司表示自己的「清廉」，在禁宰耕牛的時候，把向他行賄50斤牛肉的回民老師傅生生枷死，惹得回民鳴鑼罷市；彭澤縣大姑塘附近兩隻鹽船被搶，押船的人到彭澤縣去告，知縣說：「本縣法令嚴明，地方清肅，哪裡有這等事」，把舵工打了20毛板，打得皮開肉綻；余特到無為州知州那裡去打秋風，知州自己一文錢也不拿出來，只叫他去接受一個有關人命案子的賄金，三人均分，分得130多兩銀子；王惠被任為南昌知府，接任時開口便問：「地方人情，可還有什麼出產？詞訟里可也略有些什麼通融？」在這些貪污昏聵的官僚的統治下，「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錢到公事辦，火到豬頭爛」「有了錢，就是官」一類的諺語成為至理名言。我們偶然也遇到少數有點判斷能力或對於個別窮苦的人表示一點同情的，如樂清的李知縣、安東的向知縣、同官的尤知縣，已經是鳳毛麟角，與前者相比，就算是「好官」了。這些官吏是皇帝的爪牙，所謂朝廷，就是這樣的一群給支撐起來的。一批批醜惡的形象在我們面前表演，作者好像指著他們向我們說：清朝的這套政治機器就是這個樣子！ 這些官吏是怎麼產生的呢？他們是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的獰惡的產物。關於八股文，清初第一流的思想家和作家沒有人不把它看成是一種腐朽的、禍害無窮的東西。顧炎武在《日知錄》里用許多篇幅來批判它，說它的害處等於「焚書」，它敗壞人才甚於「坑儒」；蒲松齡在《聊齋志異》里也有幾篇對它予以尖銳的諷刺。當吳敬梓寫作《儒林外史》時，曹雪芹也正在寫《紅樓夢》，他叫他書里的主人公，封建社會的叛逆者賈寶玉和林黛玉，向它發出有力的嘲罵。吳敬梓則更明顯地認為「舉業」是知識分子最可怕的敵人，第一回「楔子」里王冕聽說明太祖規定了用五經、四書、八股文取士，他就這樣說：「這個法卻定得不好！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之路，把那文行出處都看得輕了。」這是說讀書人學會了一套寫八股文的手法，既不迫求知識，也不砥礪德行，都會成為無知無行的廢物。但是這些廢物卻要掌握政權，騎在人民的頭上作威作福，他們必定是社會進步的障礙物。所以八股文是作者從始到終攻擊的目標，被「舉業」弄得顛顛倒倒、滅絕人性的讀書人是他一貫嘲諷的對象。《儒林外史》的故事從明朝成化末年寫起，不是徒然的，因為八股文這套把戲，是到了成化年間才更嚴格地規定了格式，甚至規定好固定的字數。但它卻像魔術師的符咒一般，迷惑了許許多多的人。魯編修說它包羅萬有，「八股文若做得好，隨你做什麼東西，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馬純上說就是孔子生在現在，「也要念文章，做舉業，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高翰林高談龍虎榜時，他說明朝200年來，「只有這一樁事是絲毫不走的，摩元得元，摩魁得魁」。魯編修、馬純上、高翰林，不是一類的人，他們的品質各有不同，但是他們談到「舉業」，卻都是板著臉說得這樣鄭重、這樣嚴肅，是代表了當時一般的看法。可是在這裡，他們的態度和口氣越嚴肅、越鄭重，我們聽著越覺得可笑、可鄙。至於被「舉業」弄得顛顛倒倒的人們，像周進在貢院裡痛哭，范進中了舉人立即發狂，魯小姐因為丈夫不務舉業而愁眉苦眼，長吁短嘆……都具有高度的典型性，在諷刺文學裡是最成功的筆墨。 至於考試本身，又是弊端百出，可以請人替考，可以行賄，可以冒籍報考。前邊提到的那個比較有點判斷能力的安東向知縣，後來升為安慶知府，在他到察院去考童生時，考場裡是這樣：「那些童生，也有代筆的，也有傳遞的，大家丟紙團，掠磚頭，擠眉弄眼，無所不為。……有一個童生，推著出恭，走到察院土牆根前，把土牆挖個洞，伸手要到外頭去接文章……」這就是考試的真相。 考試制度是清朝政府的愚民政策，它建築在衰朽的封建社會的基礎上，從這裡邊孵化出來的官僚，一方面幫助皇帝鎮壓人民，一方面維護鄉紳地主的胡作非為。他們也獲得鄉紳地主的積極擁護。關於那些鄉紳地主，作者給以深刻的描畫，張鄉紳的面貌、嚴貢生的心機，讀者讀了，印象是永不會磨滅的。他們騙田地，騙房產，騙女人，騙窮人的豬，沒有借給農民錢卻向農民討利息，坐了船家的船卻不給船資。他們的財富是用巧取豪奪，甚至一文錢也不放鬆的各種各樣的剝削方式積累起來的。這樣就造成土地的大量集中，據歷史記載，康熙末年已經是有田者占十分之一，無田者占十分之九；乾隆時，許多舊日有田的人都變成佃戶。農民先喪失土地，隨後喪失生命，這是常有的事。虞育德在路上遇見一農民投水自殺，救上來後，那農民說：「小人就是這裡莊農人家，替人家做著幾塊田，收些稻，都被田主斛的去了。父親得病，死在家裡，竟不能有錢買口棺木。我想我這樣人還活在世上做什麼，不如尋個死路！」死路以外，還有另外一條路，就是在路上奪取過路人的錢財，這正如木耐向郭孝子說的，「夫妻兩個，原也是好人家兒女，近來因是凍餓不過，所以才做這樣的事。」至於山東道上的「響馬」，揚子江上200隻搶鹽的小船，都說明所謂乾隆時代的「太平盛世」在這樣土地集中、貧富懸殊日趨尖銳的情況中不可能是「太平」的。 在鄉紳地主的身邊還圍繞著一群趨炎附勢的小人。鄉紳地主越肥胖，這一群也就越擴大。吳敬梓用了很生動的語言描寫了五河縣人的勢利薰心：「問五河縣有甚麼山川風景，是有個彭鄉紳；問五河縣有甚麼出產稀奇之物，是有個彭鄉紳；問五河縣那個有品望，是奉承彭鄉紳；問那個有德行，是奉承彭鄉紳；問那個有才情，是專會奉承彭鄉紳。卻另外有一件事，人也還怕：是同徽州方家（開當鋪的）做親家；還有一件事，人也還親熱：就是大捧的銀子拿出來買田。」作者這樣簡潔明確地寫出來，同時創造了唐三痰、唐二棒椎、成老爹等骯髒的角色，在五河縣狹窄的巷子裡神出鬼沒。他們都是封建社會裡依附在吸血鬼身上的寄生蟲。 封建社會裡的寄生蟲是形形色色的。唐三痰等都是一輩子在家鄉里蠅營狗苟；另外一種人則離開了自己的家鄉，在江湖上招搖撞騙：如幕府清客詩人牛布衣、專門給當道大人扶乩算命的山人陳和甫、名士楊執中、高人權勿用、把豬頭冒充人頭騙取錢財的俠客張鐵臂，都圍繞在婁三公子、婁四公子的周圍。這兩個公子是宰相的兒子，因為科名蹭蹬，不得早年中鼎甲，激成了一肚子牢騷不平，「算計只有歸來是」，想回到家鄉過一番名士生活，自然就招致來這樣一批人到他們家裡當食客。又有些官僚或貴族子弟，分明什麼也不懂，卻要裝作風雅，藉以裝飾自己，於是就有些「詩人」，蒼蠅一般飛到他們的周圍。趙雪齋是個醫生，只因為會寫幾句詩，他把他自己便說得是這樣忙碌：「前月中翰顧老先生來天竺進香，邀我們同到天竺作了一天的詩；通政范大人告假省墓，船隻在這裡住了一日，還約我們到船上拈題分韻，著實擾了他一天；御史荀老先生來打撫台的秋風，丟著秋風不打，日日邀我們到下處作詩；……現今胡三公子替湖州魯老先生征輓詩，送了十幾個斗方在我那裡，我打發不清。……」為了這種要求，「詩人」便不斷地出現了：開頭巾店的景蘭江，每天手裡拿著刷子刷頭巾，口裡還哼著「清明時節雨紛紛」；鹽務里的巡商支劍峰跟著一群「詩人」陪胡三公子游西湖作詩，喝醉了晚間在路上大叫「李太白宮錦夜行」，被府里的二太爺一條鏈子鎖去。牛布衣詩名較大，客死在蕪湖的古廟裡，就是一個叫作牛浦的，偷得他的詩稿，刻了一塊圖章，冒充牛布衣。測字的丁言志，念詩中了迷，也帶了二兩四錢五分銀子鄭重其事地跑到妓院裡要和妓女談詩。 吳敬梓對於他面前的社會和在這社會裡活動的官僚、地主、舉子以及各種各樣的寄生蟲就這樣給以無情的揭發和尖銳的諷刺。 上邊粗略地敘述了作者攻擊的目標和嘲笑的對象。現在我們要談一談作者讚揚的人物。自從明代以來，中國學術界由於工商業的初步發展，少數有系統的科學著作也漸漸出現了。在八股文盛行時代，並不是沒有個別從事科學研究的人，但他們不引人注意，往往是寂寞無聞。吳敬梓的兒子吳烺就是一個數學家；吳敬梓的朋友中有數學家劉湘煃、天文學者周榘、歷算學家嚴長明、考古家樊明徵和著過《治河前後策》的馮粹中。從這裡可以看出，作者和當時處在不重要地位的科學研究者是有接觸的。吳敬梓在《儒林外史》里稱頌的是少數有真實學問和品質純良的人。書里的遲衡山曾經這樣說：「而今讀書的朋友，只不過講個舉業，若會作兩句詩賦，就算雅極的了，放著經史上禮、樂、兵、農的事，全然不問！」又說：「講學問的只講學問，不必問功名；講功名的只講功名，不必問學問。」這是說舉業和學問毫無共同之點。所以用德行感化士人的國子監博士虞育德，辭爵還家、在玄武湖著書立說的莊紹光，議禮論樂、反對迷信、思想開明的遲衡山，還有天長的杜少卿，都是作者的肯定人物。但是這些人，除了杜少卿以外，都還是封建道德的遵守者，他們著重實學，卻又緬懷往古，他們對現實的醜惡表示不滿，卻採取退守的態度。莊紹光退到玄武湖的洲上斷絕交遊，閉戶著書；虞育德最後只求掙得幾十擔米的田，夫妻兩個不至於餓死。他們，杜少卿也在內，用古代禮樂祭泰伯祠，企圖召喚吳泰伯的精神挽回世道人心，這是一種多麼迂闊的舉動！作者一再提到祭泰伯祠這件盛舉「天下皆聞」，但是我們讀了，卻是全書中最乏味的一章。所以過了不久，王玉輝游泰伯祠，祠堂是冷冷清清，使我們覺得，它和一般的古廟沒有兩樣；四五十年後，蓋寬到那裡，只看見大殿的屋山頭倒了半邊，兩扇大門倒了一扇，後邊五間樓，直桶桶的，樓板都沒有一片——這是自然的結果，我們讀到這裡，一點也不感到奇怪，因為那樣一個醜惡渾濁的社會絕不是祭祀一下泰伯就可以改變的。 其中最突出的是杜少卿。在回目上，作者稱他是「豪傑」，說他的行為是「豪舉」。作者介紹他，卻用了一個外表道貌岸然、心地齷齪不堪、以侮辱優伶取樂的翰林院侍讀六合縣高老先生一大段罵他的話，高老先生說：「這少卿是他杜家第一個敗類！他家祖上幾十代行醫，廣積陰德，家裡也掙了許多田產。到了他家殿元公，發達了去，雖做了幾十年官，卻不會尋一個錢來。到他父親，還有本事中個進士，做一任太守，已經是個呆子了：做官的時候，全不曉得敬重上司，只是一味希圖著百姓說好；又逐日講那些敦孝弟、勸農桑的呆話。這些話是教養題目文章里的詞藻，他竟拿著當了真，惹得上司不喜歡，把個官弄掉了。他這兒子更胡說，混穿混吃，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著相與，卻不肯相與一個正經人。不到10年內，把六七萬銀子弄得精光。天長縣站不住，搬到南京城裡，日日攜著乃眷上酒館吃酒，手裡拿著一個銅盞子，就像討飯的一般。不想他家竟出了這樣子弟！學生在家裡，往常教子侄們讀書，就以他為戒。每人讀書的桌子上寫一紙條貼著，上面寫道：『不可學天長杜儀！』」作者愛憎分明，他很明白正面人物與反面人物是涇渭分流、不相調合的，高老先生的詬罵，就等於作者的頌揚。所以遲衡山聽了這段話後，他說：「方才高老先生這些話，分明是罵少卿，不想倒替少卿添了許多身分。眾位先生，少卿是自古及今難得的一個奇人！」 從高老先生的話里可以看出，杜少卿已經衝出了他那官僚地主家庭的樊籠，成為封建社會的叛徒。祖先遺留下來的房產地產，他從來不看在眼裡，有人向他訴苦，他捧出大量的銀子來幫助他，錢花完了，就變賣產業。科舉功名，他也不看在眼裡，自己年輕時中過一個秀才，隨著看穿了科舉制度的騙局，就恨八股文入骨，辭卻徵聘，「鄉試也不應，科歲也不考，逍遙自在，做些自己的事」。他眼裡沒有官長，也沒有本家。凡是統治階級用以誇飾自己、擴大自己勢力的一切方法、工具和憑依，他都要把它們撕破、毀棄，視如糞土。 當時政府宣傳程朱理學的唯心主義，解釋經書都要根據朱注，他卻用自己的意見闡述《詩經》的本義；當時婦女被關在家裡做奴隸，他卻和他的夫人在清涼山上游山玩景；他反對多妻，反對風水迷信。他對於富有反抗性的女子沈瓊枝寄予無限的關懷。沈瓊枝被揚州的鹽商騙娶做妾，逃到南京，靠著賣詩文過日子，這在當時社會裡是難以想像的事，一般人都用猜疑的眼光來看她。杜少卿和一個朋友去訪問她，她說：「我在南京半年多，凡到我這裡來的，不是把我當作倚門之娼，就是疑我為江湖之盜。……今見二位先生，既無狎玩我的意思，又無猜疑我的心腸。我平日聽見家父說，南京名士甚多，只有杜少卿是個豪傑。這句話不錯了。」 杜少卿這樣的人物，不能說是「新人」，只能說是舊社會的「逆子」。他忍受不了舊社會污穢、鬱悶、陳腐、發了霉的空氣，他有時想衝出去，但只能在自然美景中得到一些安慰，有時想用理想化了的古代道德糾正世道人心，但是那些「道德」沒有任何力量，歸終是把錢花光，靠著賣文過活。虞育德離開南京時，杜少卿在水西門的船上和他握別，他感傷地向他說：「老叔已去，小侄從今無所依歸矣。」然而我們不能否認，他的一言一動對舊社會都是很大的打擊，他的存在能夠加速封建制度的死亡，雖然封建制度還要延續很長的一個時期。在同時代的小說《紅樓夢》里也產生與之相類似的賈寶玉那樣的人物，這絕不是一種偶合。 使人感到具有「新人」氣氛的，倒是前邊提到的沈瓊枝。她有主張，有辦法，勇於決斷，打破舊社會纏在婦女身上的重重束縛，所謂「道德」「王法」在她面前都失卻作用。這是新興的資產階級社會裡容易碰到的人物，拿她和那禮教的犧牲者、為殉夫而餓死的王玉輝的女兒相比，是怎樣一個鮮明的對照！作者在第一回里把《儒林外史》里的人物比作一夥「星君」，那麼沈瓊枝就是出現在黑暗的天空里的一個彗星了。可是沈瓊枝後來怎樣，作者並沒有交代。 此外，作者所稱讚的，是憑著自己的本領吃飯的人們。領戲班子的鮑文卿說得好：「骨頭裡掙出來的錢才做得肉。」《儒林外史》里描寫勞動人民的段落不多，可是裡邊出現的農夫、船工，以及個別的小商人，他們都是受著官僚地主們的壓迫，卻具有一個單純樸厚的心，富於同情，肯幫助人。貧苦人中，只有不守本分、一心想向上爬的人才弄得勢利薰心，得新忘舊，成為醜惡的形象。所以在最後一回，作者懷著無限的愛用詩的語言給四個自食其力的人——會寫字的季遐年、賣火紙筒子的王太、開茶館的蓋寬、做裁縫的荊元——寫出崇高的、優美的頌歌。 作者揭露庸俗，攻擊醜惡，稱頌純樸的人和舊社會的反抗者。同時對於自然，尤其是江南的山水，他顯示出無限的愛好。在敘述故事中間，偶然用了一兩句描寫自然環境的話，便烘托出優美的自然和醜惡的社會的對照。杭州的西湖、南京的秦淮河、雨花台，以及浙江省許多無名的河流上的航行，都和書里的人物一樣，給讀者以難忘的印象。 作者的語言是簡潔的、犀利的、饒有詩意的。在語言的風格上常常使我們想到魯迅和契訶夫。 他的諷刺是有所為的，是為全書的主導思想服務的，從來不曾陷入為諷刺而諷刺的低級趣味。在這一點上也常常使我們想到魯迅和契訶夫。高爾基在《回憶契訶夫》里說得好：「他有一種隨地發現和暴露庸俗的技巧——這技巧是只有那些對人生有高的要求的人才能夠有的，而且只能夠由那種想看見人成為單純、美麗、和諧的熱烈的願望產生。在他的身上庸俗遇到了一個嚴厲而公正的裁判官。」我以為，這段話也適宜於用來講吳敬梓。 《儒林外史》是十幾個故事連串組成的。每個故事由幾個角色串演，故事過去，角色也退出舞台。這種特殊的內容給作者製造了結構上一定的困難。作者也意識到這一點。所以他開端用王冕的故事「敷陳大義」，「隱括全文」，說出全書的主導思想，最後一回用市井中間的四個「奇人」作為結束，這就無異於給這十幾個大大小小的故事做了一個框子，把它們框在裡邊，不至於散亂。在思想上也再一度明確地告訴我們，作者擁護什麼，反對什麼。並且，一個故事說完了，往往剩下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留在後邊的故事裡解答，這樣彼此便有了一些照應。例如嚴致中的故事早已過去了，關於「立嗣」問題，直到匡超人的故事裡才有了交代。權勿用是在第十三回從婁府里被差人帶走了的，久無下文，直到第五十四回才有人說：「後來這件官事也昭雪了。」張鐵臂騙走了婁家公子500兩銀子，丟下一個「人頭」，一去不返，直到杜少卿的故事裡才被人指出張俊民就是張鐵臂。這又好像用一條暗線把這些故事串起來一般。作者就這樣處理了《儒林外史》的結構問題。 這些故事中，也有寫得比較失敗的。如郭孝子尋親和湯奏大戰野羊塘，都不夠真實。平庸呆板，甚至流入二三流小說故套，吳組緗在《儒林外史的思想與藝術》（《人民文學》1954年八月號）一文中以為這幾回可能不是吳敬梓的手筆，不是沒有理由的。鳳四老爹的性格也不鮮明。作者的本意，是要把他寫成正面人物，但他憑著他的體力和智謀所幫助的都是些什麼人呢？是：一個招搖撞騙的萬中書、一個沒有出息的小絲商客人、一個放高利貸的陳正公，他做這些事都是「一時偶然高興」，沒有思想，沒有原則。我們不能不說鳳四老爹是一個寫得失敗的人物。 但是這少數的缺點並不能影響全書主導思想的貫徹和藝術的完整：作者的愛憎分明可以說是首尾一致的，由於特殊的內容所造成的結構上的困難是得到適當的處理的。揭開「太平盛世」的帷幕把腐朽的封建社會指給讀者，並且說這個社會是應該鄙棄的，吳敬梓和曹雪芹一樣，在這上邊獲得了勝利和成功。當中國人民在清朝政府和封建制度的壓迫下，在18世紀40年代，兩個作家，一個在北京，一個在南京，誰也不知道誰，同樣在貧困的景況中寫出兩部偉大的反封建的現實主義的名著，豐富了世界文學寶庫，是值得我們引以自豪的。 195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