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至學術論著自選集 · 日文版《詩人杜甫》序

中國戰國時期的思想家兼政論家孟軻（約前372—前289年）向他的學生萬章談到與古人為友時說：「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這句話對於後世有相當大的影響，人們把它簡化為「知人論世」四字，在讀書界裡世代相傳，至今還常被人引用。我們今天引用這句話，主要在於強調讀古人的作品，要從中了解作者的為人和他的時代，這樣會有助於更好地理解作品，換句話說，就是要研究作者、作品和時代三方面的關係。至於知其人論其世以後，能不能與古人「尚友」，那是另一回事。 在文學的各種體裁中，詩是最容易使人了解作者的為人的。因為「詩言志」，詩人抒發自己的思想感情，儘管創作方法各自不同，只要詩里說的是真話，讀者是不難知其人的。可是由知人而論世，就不那麼簡單了。詩人在作品裡反映時代的面貌，有的顯著，有的隱晦，有的雖寫出優秀的詩句，卻好像與時代無關。例如阮籍（210—263年）的詠懷詩，充分表現出詩人苦悶彷徨、途窮末路的心境，讀者從字裡行間也能感到他是處在一個世路險巇、動輒得咎的時代，至於魏晉之際的政治鬥爭、統治階級彼此的陰謀誣陷，詩里並沒有涉及。又如王維（701—761年）晚年的山水田園詩，只顯示出一個篤信佛法、沉湎自然的詩人是怎樣「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像安史之亂那樣重大的事件在他的詩里竟沒有留下什麼痕跡。杜甫詩之所以彪炳千古，就在於他以憂國憂民的滿腔熱忱，用「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詩句，表達了個人的抱負與痛苦，敘述了時代的動亂和人民的災難，此外，他還生動地描繪了他所經歷的壯麗的山川。他的詩自晚唐以來，就被稱為「詩史」，不僅能與史書相印證，而且在某些方面還能補史書之不足。杜甫足跡所到的地方，多以詩為記，這些詩與一般流連風景的山水詩不同，南宋詩人劉克莊（1187—1269年）在《後村詩話》里談到《秦州雜詩》時說：「山川城郭之異，土地風氣所宜，開卷一覽，盡在是矣。」他還引用同時代人林亦之的詩句：「杜陵詩卷是圖經。」這個評語既適用於《秦州雜詩》，也適用於杜甫其他歌詠山川城郭的詩篇。 從北宋到現在，注釋杜詩者不下數百家，詩話、詩論中評論杜詩的更是不可勝數。注釋者與評論者有的著重於考核史地典籍，用以解釋杜詩，有的從藝術上進行分析，探索杜詩的堂奧，他們都給杜詩研究做出這樣那樣的貢獻。但是很少有人踏著杜甫的足跡，遍覽杜甫當年走過的地方，從實際調查中去體會「山川城郭之異，土地風氣所宜」是怎樣「盡在是矣」。這不能不說是杜詩研究中的一個缺陷。 陳建根先生撰寫的《詩人杜甫》彌補了這個缺陷。他敘述杜甫的生平和時代，論述杜詩的特點，不僅廣泛參考並吸取了前人和現代杜甫研究的成果，還普遍採訪了杜甫的行蹤遺蹟，拍攝照片數千幅，從中選出彩色照片約300幅作為正文的插圖。這樣，給讀者以感性認識，也增進讀者閱讀的興趣。 從1981年5月初至1982年8月底，「畫傳編採小組」在長江、黃河流域進行多次考察。有關杜甫的考察，歷時11個月，行程2萬餘里，遍及河北、四川、湖北、湖南、江西、江蘇、浙江、山東、河南、陝西、甘肅11個省份（相當於唐代的河北、劍南、山南東、山南西、江南東、江南西、淮南、都畿、河南、京畿、關內、隴右12個道），所到之處，有大小城市和名勝古蹟，也有現代工具難以到達的荒山僻壤。與杜甫有較多關係的著名城市從前多半是政治中心，舟車便利，經常有詩人學者在那裡居住或路過，他們慣於憑弔杜甫的遺蹟，尋訪杜甫的故居，或為文記事，或見諸吟詠。但也正是這些城市，千百年來由於朝代的更替，戰亂的破壞，都有很大的變化。洛陽不再是唐代的洛陽，長安後來改稱西安，西安南郊有些地方還保存著杜詩中出現過的地名，卻不見杜詩中描寫的景象。與長安、洛陽相比，成都變化較少，加以蜀中人士的精心維護，還保留一些杜甫的遺蹟，實際上也不是原來的面貌。滄海桑田，本是人間正道。南宋著名詩人陸游於1170年入蜀，任夔州通判，距杜甫逝世才400年，他尋訪杜甫居住過的三處高齋，兩處已無跡可循，僅東屯一處尚在，因而作《東屯高齋記》。陳建根攝製這些與杜甫有密切關係而又經歷了滄桑變化的地方的圖片，儘量與杜詩相結合，在這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 但是在現代交通工具難以到達的荒山僻壤卻很少變化，例如杜甫由隴入蜀的道路，若有人親臨其境，則無異於陪伴著杜甫同行。這段路程對於杜甫是「終身歷艱險，恐懼從此數」，他越過陡峭的高山，渡過徹骨的寒水，經受了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寫出驚心動魄的紀行組詩，成為千古絕唱。他既為鹽井附近的鹽民受商賈剝削鳴不平，也驚嘆木皮嶺「始知五嶽外，別有他山尊」。遺憾的是，絕大部分杜詩注釋者很少有人到這裡親身體驗，他們只依靠方輿志、地方志一類的書給這些詩作註解。從晚唐到近代，懷著崇敬的心情拜謁成都杜甫草堂的詩文連篇累牘，可是任何一個詩人或旅客在隴蜀途中憑弔杜甫行蹤的記載卻寥若晨星。「杜甫畫傳編採小組」的同人跋涉於這段路上，跟當年杜甫一樣，歷盡艱辛。杜甫以詩紀行，他們沿途拍攝了鐵堂峽、寒峽、青陽峽、木皮嶺、白沙渡、飛仙閣、五盤、龍門閣等地的照片，給杜詩做了圖像的說明，給《詩人杜甫》正文增添了色澤。拍攝這些照片，得來不易，有時要幾經周折，為攀登木皮嶺時，半途遇雨，山險路滑，不得不下山改變行程，第二次上山才拍攝成功。他們為了取得恰當的圖景，間或要攀險峰，渡急流，奔馳於荒山野嶺，不惜付出較大的代價。 由於他們不辭勞苦，工作仔細認真，獲得了一些重要資料。文物方面，發現北宋熙寧九年（1076年）的《杜公白水詩碑》。北宋時期石刻杜詩，成為一時風尚，但大都湮沒無存，這塊詩碑的發現，是很珍貴的。耒陽有南宋景定四年（1263年）的杜甫墓碑，是現在能見到的杜甫墓碑中最早的一座。與杜甫重要詩篇有關而不為人注意的地點，他們努力尋求，如陳陶斜古戰場遺蹟，杜甫因江漲阻水而滯留的方田驛，他們都攝製了照片。他們也走訪了因《石壕吏》而馳名的石壕村，村名雖已改稱「干壕」，全村的房屋仍然是石牆石頂，保存著當年命名「石壕」的特點。 有關杜甫考察的收穫是相當豐富的，這裡不過略舉二三。陳建根把他採訪的實感寫入《詩人杜甫》和對於300幅插圖的說明里，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創舉。他撰寫《詩人杜甫》，在實際考察的同時，也遍覽必要的文獻，新舊《唐書》自不待言，在旅途中翻閱地方志160餘種，談到寺院、繪畫、唐代長安的情況等，都參考了與之有關的著作。正如在實際考察中有如前所述的那些收穫，他從他遍覽的文獻中也有所發現，可以補充或糾正過去杜甫傳記的不足或錯誤。根據宋人記載，詩人戎昱的侄孫在他為《戎昱集》寫的序里說，戎昱「弱冠謁杜甫於諸宮。一見禮遇。戎昱集中有哭甫詩」。杜甫晚年有戎昱這樣一個忘年之交的青年朋友，從前的杜甫傳記都不曾提到過。又如河西縣在何處，前人多未細考，有人錯誤地說是在四川或雲南，陳建根查閱《唐書·地理志》確定河西縣屬同州，是白水、奉先的鄰縣。總之，陳建根撰寫《詩人杜甫》，結合了認真的實際調查與廣泛參考文獻，以淺近而生動的文筆敘述杜甫的生平和杜詩中體現的時代風貌與地方色彩，繼承和發揚了「知人論世」的傳統精神。 書中還附有《杜甫年譜簡編》和《杜甫行跡圖》及《〈詩人杜甫〉採訪行程圖》，使這部介紹杜甫的書更為完備。 1985年10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