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統與儒家思想 · 四 漢武帝之大一統與董仲舒的對策
項羽、劉邦滅秦後，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劉邦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項羽，故項羽當時實為天下盟主，乃引兵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絕，收其貨寶婦女而東。曾有人說項王，以為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沃，建都可以霸，但羽以為秦宮室皆壞，又心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說者以為「楚人沐猴而冠耳」。項羽一戰將，無統一大志，起兵亡秦亦為個人富貴計，定天下後遂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而自立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歷史發展非直道向前，始皇以萬鈞之力，破滅關東諸侯而一統，死後不久而天下亂，農民起兵，項羽繼之，滅秦又復以天下為侯封，於是復亂。楚漢相爭，劉邦居關中，既有甲兵，又富輜重，立於不敗之地，垓下之戰項羽亡而劉邦王矣。劉入都關中，後逐漸削除異姓侯王，集權式的一統初見萌芽，而漢初大敵實為匈奴，匈奴不服，漢將無以為家也！
漢興，匈奴亦大盛，冒頓單于梟雄也，立後不久，破滅東胡，西擊走月氏，南並樓煩、白羊河南王，悉收秦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是時漢方與項羽相拒，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益強，控弦士三十餘萬。後北服渾窳、屈射、丁零、隔昆、新之國；於是冒頓之威信日著於匈奴。適韓王信降於匈奴，因引兵南下攻太原至晉陽下，漢高帝自將兵往擊之，至平城，而步兵未盡到，冒頓遂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高帝厚遺閼氏，得出與大軍合，冒頓引兵去，漢遂使劉敬結和親之約，而終高祖世，匈奴固未止侵奪也。孝惠高后時，冒頓益驕，乃為使使遺高后曰：「孤僨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游中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當此大辱，漢庭無奈，高后報以書曰：「單于不忘弊邑，賜之以書，弊邑恐懼，退日自圖。年老氣衰，發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污。弊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駟，以奉常駕。」辭卑而甘，亦不得已，冒頓得書，遂和親。
漢文帝即位，復修和親，後冒頓死，子稽粥立，號老上單于，不斷寇邊。老上單于死，子車臣單于立，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殺略甚眾。文帝崩，景帝立，而趙王遂陰使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後，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遣翁主如故。終景帝世，時時小寇邊，無大患。武帝初立，羽毛未豐，明和親約束，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武固非安於現狀者，曾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誘匈奴單于入，因雁門尉史之泄謀，而單于還。自是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寇於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通關市不絕以安輔之。（參考《漢書·匈奴傳》）
雄才大略必須伴有豐富的物質基礎，而武帝正具備這種條件。《漢書·食貨志》稱，「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余財。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漏積於外，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仟佰之間成群，乘牝牝者，擯而不得會聚。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黜媿辱焉。」既富而後，「外事四邑，內興功利矣」。大一統必以夏變夷，而匈奴傳統與漢相去甚遠，史稱，「匈奴，其先夏後氏之苗裔，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狁、薰粥，居於北邊，隨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驢……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肉食。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刀則刀，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亦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食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漢書·匈奴傳》）這種記載是真實的，每個民族都曾經歷過的階段，「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是奴隸社會普遍存在的轉房制度，中國在春秋時代，尚有孑遺。而匈奴人之「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壯丁皆兵，人盡甲騎，急則人人可以攻戰，適逢漢興，匈奴亦強大，而冒頓單于挾虎狼之勇狠，漢庭無寧日矣。白登之圍，呂后之辱，皆婉轉忍受，亦不得已。文景時代，休養生息，未暇旁顧，武帝出而形勢變。
《史記》於武帝無好評，《孝武本紀》自開始至《紀》終以求神始，以求神終，結果是：
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跡為解，無其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終羈縻弗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祠神者彌眾，然其效可睹矣。（《史記·孝武本紀》）
一似武帝終身事神而無所得，其實太史公未免偏頗，武帝乃中國歷史上最有為帝王之一，乃大一統之實現者，文德武功，固可與唐太宗比美。唐太宗之對突厥，一如漢武帝之對匈奴，都是兩國相遇，非彼則此者。而匈奴尤強悍。突厥與唐，匈奴與漢，兩強相爭，勝者可以大一統而稱雄於當時世界，結果唐勝突厥而漢克匈奴，漢唐遂為當時之世界帝國，而文明燦爛，固光照千古者。除漢武帝、唐太宗之雄才外，大將衛青、霍去病及唐之李靖、蘇定方皆不世出之良將也。漢武帝即位後，元光元年五月，詔舉賢良，曰：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措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昚，北發渠搜，氐羌徠服。……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嗚乎，何施而臻此與！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與偉與！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睹聞也。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於篇，朕親覽焉。（《漢書·武帝紀》）
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人出，而元光二年春，又詔聞公卿曰：
朕飾子女以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亡已。邊境被害，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漢書·武帝紀》）
武帝非偏廢者，詔賢良後，即欲舉兵攻匈奴。大行王恢建議宜擊。是年夏六月以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大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將三十萬眾屯馬邑谷中，誘致單于，欲襲擊之。單于入塞，覺之，走出。六月，軍罷，將軍王恢坐首謀不進，下獄死。首師未遇單于而死王恢，亦說明擊匈奴之不易。匈奴無城郭，在茫茫大漠中逐水草居，飄忽而來倏然而去，彼之擾漢，若鷹擊長空，一搏則去，而漢將之擊匈奴，則如大海探寶，無處可尋，必誘之使來而不來，於是出擊亦多不遇，李廣之數奇，亦以出擊多不遇，遇則如狂風驟雨，攻防不及，衛青、霍去病出，匈奴之末路矣。
衛青、霍去病，出身賤，都因衛子夫而貴顯，但勇武知兵。元光六年春匈奴入上谷，遂遣車騎將軍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李廣出雁門。青至龍城，獲首虜七百級。廣、敖失師而還。衛青以速戰匈奴勝利。元朔年間，即軍中拜車騎將軍衛青為大將軍，當大將軍極盛時霍去病出，年十八為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為票姚校尉，「票姚」勁疾之貌，以票姚對匈奴之飄忽不定者，遂百戰百勝，史稱「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以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敢於深入大漠而敗強敵，亦智勇兼及者，唐人詩「借問大將誰，恐是霍票姚」，票姚固千秋歌詠者，而「樓頭少婦鳴箏坐，遙見飛騎入建章」或亦票姚之寫照歟？
漢武帝雄才大略，志在大一統，嚴夷夏之防而撻伐匈奴，在即位之初又反黃老而啟用儒家。《漢書·武帝紀》記其大略云：
建元元年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
這是儒家以外的學派受到排擠了，同年七月，又：
議立明堂，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征魯申公。
魯申公是當時有名的儒生，這次受到朝廷尊榮的敬禮。事情的發起者是外戚田蚡與竇嬰。《漢書·竇嬰田蚡傳》說：
孝景崩，武帝初即位。……於是乃以嬰為丞相，蚡為太尉。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以興太平。
他們的舉動太急進了，不特要施行他們的政治主張，並且要排除在政治上、學派上的敵人，於是支持儒者又遭失敗。同上傳：「（嬰蚡）舉謫諸竇宗室無行者除其屬籍。……以至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言，而嬰、蚡、趙綰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悅。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毋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為新垣平邪？』乃罷逐趙綰、王臧，而免丞相嬰、太尉蚡。」這次儒家的失敗有兩種原因，第一是學術的，迎魯申公和設明堂，是儒家的主張，最為崇尚黃老學派的竇太后所反對。建立明堂是儒家的政治理想，是天子布政之宮及祭天所在，國之大事，一般人不能輕議，河間獻王就因為奏對三雍宮而被黜，何況趙綰、王臧。第二是政治的，竇嬰、田蚡打算實行他們的主張，必得皇室允許，而當時掌大權者是竇太后而不是武帝，於是他們要求不要奏事於竇太后，並且除掉她的心腹爪牙。其實武帝初即位也莫奈何他的祖母，儒生們遂遭逢失敗。還是在景帝時，竇太后就曾經和儒家有過紛爭，當轅固生於景帝朝為詩博士時，竇太后曾經徵詢他對《老子》一書的意見，他刻薄地答道：
此家人言耳！
結果轅固生幾乎被殺。這樣一位篤信黃老的頑固老人當道，儒家是很難有所作為的。此外，對魯申公等這批經師，漢武帝本人的冷淡也是一個原因。當朝廷以蒲輪安車迎接他來之後：
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政者不在多言，固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即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漢書·儒林傳》）
在武帝的意想中，魯申公一定有一番冠冕堂皇的大道理說出，想不到他竟說出「為政者不在多言，固力行何如耳」的話來。「多言」是為了說出一番治國的道理，而經師無能，除背誦外，無思想可言，於是武帝只好沉默，失望，悔恨，即使沒有竇太后的反對，這些經師也不會有什麼作為！
漢武帝建元六年五月竇太后死，武帝在政治上去掉了掣肘的人，第二年，元光元年五月，遂詔舉賢良，董仲舒、公孫弘等人出而局勢變。我們說過，漢武帝是大有作為的人物，他希望作為一個大一統的統治者而君臨天下，不同於他父、祖兩代的無為而治。我們從有名的「天人三策」中可以知道武帝思想要略。第一策道：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俊，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褒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間焉。
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製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筦弦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眾，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乎！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奸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
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並，取之於術，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於執事，書之不泄，興於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漢書·董仲舒傳》）
這種理想，這種策問是他的祖、父，文、景時代沒法想像的，也不可能提出的，那時的一統天下還不穩定，只能是休息生養，談不到復興三代的禮樂太平。這是些誇大而富於理想的策問：「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製作樂而天下洽和……聖王已沒……陵夷至乎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武帝提出改制的問題，但他對於改制的含義模糊，不知道要改些什麼制，如何來改制。於是他問道：「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製作樂而天下洽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眾，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豈其所持操或誖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這些問題無所不包，災異之變，天人之際更是武帝關心的所在。如果被問的是法家，他們將回答：「五帝不相復，三王不相襲。」只有變法而不是改制。如果被問的是道家，他們將回答：「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就是拘守章句的經師也將回答：「為政者不在多言。」而董仲舒的對策使漢武帝為之驚奇，乃復冊之曰：
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岩郎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也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
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琢；又曰，非文無以輔德，二端異焉。
殷人執五刑以督奸，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眾，刑者相望，耗矣哀哉！
烏乎！朕夙寐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雲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諢，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系而不得騁與？將所由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於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漢書·董仲舒傳》）
根據以上策問，武帝提出一些矛盾而不容易解決的問題。漢文帝、景帝是近乎「垂拱無為」的人，竇太后更是篤信黃老學說。而武帝本人則是「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的雄才大略帝王，他要有所作為，但歷史事實是虞舜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日不暇食而宇內亦治。那麼他究竟是應當守「虞舜之無為」還是效法「文王之日昃不暇食」？文帝、景帝是比較節儉的，武帝則富於理想而鋪張。究竟應當作「良玉之不琢」，還是作「非文無以輔德」？景帝任用晁錯，近於申韓，而武帝則景仰於成康之刑措。何去何從，是當時也是歷史上的大事，是頗費斟酌的文題。武帝談論的雖然是歷史，其實是他要解決的切身問題。
這切身實際問題的產生，是由當時的社會和歷史所決定的。漢初高祖劉邦時代，時當變亂之後，天下初定，物質基礎不雄厚，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強敵在外，以致受困於白登，呂后時猶有冒頓之辱。於是文景時代不得不休息生養，黃老學派抬頭，內政上近於垂拱無為而外對匈奴和親。武帝繼位後，經過漢初幾十年的休息生養，社會經濟日益繁榮，《漢書·食貨志》說：
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余財。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漏積於外，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仟佰之間成群，乘牝牝者，擯而不得會聚。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黜媿辱焉。
於是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功利」。（《漢書》）其實武帝不是功利主義者，他是一位雄心勃勃，要恢復三代之治的人。他控制著財富，控制著甲兵，外事四夷而撻伐匈奴。富於理想的漢武帝在內政上更要有所作為了，他不甘心於無為，不甘心於黃老的玄默，他要開創一個嶄新的局面，他熟習歷史，而歷史上的名帝聖王，作法與風度並不一致，但都有作為，於是他心中無數，無所適從。不能求教於申韓與黃老，申韓導致秦始皇的統一，也導致秦二世的滅亡；也不能求教於黃老，那是他父、祖的作風，竇太后的遺產，是他要拋棄的思想體系；也不能求教於章句經師，他們是無話可說的。而董仲舒海闊天空的議論使他驚奇，這正好是投其所好。關於人事的策問，已如上述，武帝進而追求「天人之際」了。《漢書·董仲舒傳》說：
於是天子復冊之。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武帝認為董仲舒關於「天人之應」說得太少，而問他，你既然懂得陰陽造化，習於先聖道業，然而未盡文采。你以為我不能理解，或者是我聽不明白？那麼你為什麼不痛快地說出來？出於黃老申韓之家的少年統治者，在國富民強之後，不甘心於玄默，不甘心於無為，他似乎醉心於公羊學派的大一統理論，醉心於儒家的天人之學，從此出發，遂有後來的一切措施，他要求文采，要求富麗堂皇。於此董仲舒曾有逐條答覆。
董仲舒對一策曰：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有效者也。……
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
臣聞天之所大奉命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群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政而任刑罰。……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戾而妖孽生矣。此災害所由起也。
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
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得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堤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跡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王之道，而專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於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於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群生也。（《漢書·董仲舒傳》）
現在看，在歷史上的帝王中能夠作出武帝策問者，是絕無僅有，這不是他的臣下代庖，當時的群臣沒有這種水平。武帝首先自改製作樂談起，其次談「天人之際」，「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習聞其號，未燭厥理。」「天人」是人與自然的關係，中國古代哲學家首先提出天人之際，然後是人人之際。當時他們不了解「天」，但知道天能降災或降福於人，而認為人的作為可以改變天的態度，而不是通過努力來克服自然，荀子有改變自然的想法，但思孟一派則使天神秘化，降至漢初，遂有董仲舒的天人之學，此後，讖緯學興，天人之學更向宗教方面發展。中國古代有受命之說，以為人君受天命而王，故武帝問，「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遂有董仲舒之長篇議論，實無高見，但開西漢災異、陰陽之先，「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這是對於失道者的警告；對於有道者，則「天之所大奉命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如《書》之「白魚入於王舟」。這種理止於巫術，所以仲舒實近大巫。但於巫術的思想迷漫於以後的朝野社會，董仲舒的再傳弟子眭弘，他更誇大其說道：
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後有白烏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臥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柱臥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立復走，非人力所為，此當有匹夫為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也。……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順天命。孟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漢書·睦弘傳》）
這真是「與虎謀皮」的謬論，在家天下已久的封建社會，而鼓吹漢帝讓位於當時賢人，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位後之為「三恪」。這是因災異而至禪讓，本來禮樂文明之極致，在政治上也未嘗不以禪讓為目標，此堯舜故事，所以為儒家所樂道，歷史在發展，退後不可能，在當時未免是儒生的妄想。但此為政治野心家所利用，於是西漢晚期，災異頻繁，山雨欲來的局面形成，哀帝不得表示禪位於董賢，而王莽究竟取代孺子嬰！
因為武帝問到改製作樂，所以董仲舒暢談教化問題。我們以為這是對策中的積極因素，董氏迂腐而近於巫，但其教化理論實多精彩處。他說當時「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這是「富而後教」理論的優良傳統，萬民從利，如水之走下，這是歷史時代各種社會的普遍現象，但富而不教，必至萬民不正，萬民不正則奸邪當道，是遠於禮樂文明者，秦統一後即如此，他們「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王之道，而專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
不能學秦，必須更化，董仲舒一策的核心是勸武帝更化，以達到禮樂文明的「三代」世界。他說：「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董仲舒的對策實在是誇大而思想混亂，但這種對策為武帝所醉心，此所以能為武帝所賞識，它不同於黃老申韓，不主張寒酸的恭儉而要富麗堂皇地有所作為，是重要原因。董仲舒在第二次的對策中說：
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由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
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並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群下之智，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
陛下親耕借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雲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奸為市……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
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遍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漢書·董仲舒傳》）
我們曾經在災異學說上指責董仲舒思想之混亂，但也指出他的「富而後教」主張之可取，在第二策中他又重點談選賢與教育問題。從歷史說起，堯舜時代之所以教化大行，在於得賢，堯有舜、禹、稷眾聖之輔佐，於是「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周文王亦因得太公而安天下。孔子作《春秋》行素王之事，其誼與古聖王同。漢繼秦後，並有天下，而功未加於百姓者，關鍵在於未能養士求賢。「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必先養士而賢有來源，而養士在於教育，養士之教育，以「大學」（太學）為主，「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在秦以前，私人講學盛行而國學不張，董仲舒之重視大學教育以養士，實屬卓見。「士」字之定義因歷史發展而有不同，其初為從事耕種之農民，後為自由農民之甲士者，士遂為有文化有道德之賢才，故選士實為選材，而選材是為了改良政治，如果「諸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大學教育為了養士，而養士為了選賢，選賢為了充實各級政府，改良政治。這是三王之政，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致君堯舜始終是封建社會有為的政治家之最高目標，這是良性循環，從根本處著手，在任何一個社會，任何時代，欲求政治上的清明，都必從「選士」開始，不選而任，貴者世襲，未有不亡者！而選才出自教育，教育為立國之本。董仲舒究竟是經學大師，儒家發展中之傑出代表人物，於此我們對他懷有敬意。
三代之治是非文無以輔德，高文化一定有豐富的文采，所以董仲舒也說「儉非聖人之中制也。……常玉不琢，不成文章」，適當的文采玄黃之制是允許的。這是對武帝問「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之不同作風而提出問題。歷史上以為殷質，周文，是本實，周之文化物質水平已超過殷商，比較起來，殷為質樸而周有文采，一文一質正好代表了社會發展水平。漢代統治者歸之為作風不同而各有所得，而董仲舒重文亦有見識。
在第三策內，漢武帝復究心於「天人之應」。本來在第一策中已談天命問題，於此復問「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你不說，是怕我聽不懂嗎？或者越聽越糊塗？於是董仲舒道：
臣聞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無所殊。……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慾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人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桀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禮，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漢書·董仲舒傳》）
這是關於冊命：「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的對策。他還是從災異談起，雖然天人相應，災異之說，貫穿於西漢社會中，但實屬巫術迷信，我們說董仲舒於此思想混亂，無價值可言。但下面他談道：「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桀然有文以相接……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卻是對於人生價值之新估計，是「人」的重大發現，人為萬物之靈，貴於萬物，不能自小，所以孔子說：「天地之性人為貴！」沒有人就沒有天地，沒有宇宙，沒有空間、時間。沒有人，宇宙中沒有燦爛的文化，文化、文明是人類的創造；沒有這種創造，是蠻荒，是木石，蠻荒的木石無知覺，不存在任何認識，時間、空間、宇宙萬物存在等於不存在，不存在等於無。儒家發現了「人」，董仲舒強調人為萬物之靈，萬物之中人為貴，我們不能小看了這種發現。發現人，重視人，才有人文，才有文明，使人們了解是人主宰世界，而不是神！後來儒家又提出人為天地立心，更使宇宙活躍起來，宇宙才是一個完整的宇宙，而不單純是星河！
武帝又問，「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仲舒答道：
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終，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漢書·董仲舒傳》）
他首次提出「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這為後人所詬病的理論。「道」指天道，天道指什麼，董無定義，當然指禮義之天，所以為三聖所守而不變。以禮義為天的性質不變，從儒家的「天人之際」的立場言，不能說錯。天非惡，如果是惡，不會有萬物生長及人類的繁殖。「人受命於天」而超出群生，有父子之親，長幼之序，燦爛有文，驩然有愛，此皆為天地之性之表現於人類者。從邏輯上講，從自然本身的性質來說，這都是卓識，相反，不會有人生，不會有人類文明，如果不是有這麼一個合理的宇宙。這種「天道」不能變，變則人類無生存的環境，除非它越變越好，變好不可能，希望不變壞，於是天道不變的理論是符合人類的要求與希望的。我們從現在科學、哲學的角度看，都應當同意此時的儒家和後來的理學對於天的形容。
道不變，而朝廷政治可變，這就是「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孔子原意是正確的，夏、商、周之文化發展，是有損有益的過程，而董仲舒則以此三代為典範不能越。這一方面說明道之不變；另一方面說明「損益」是在一定的範圍內，在一定範圍內就符合「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最高原則。這就是董仲舒的理論陷入機械循環，使其天道觀為之減色。這種理論又見於《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其中說：
《春秋》曰：「王正月。」《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謂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於天下……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應變，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謂之王正月也。王者改製作科奈何？曰：當十二色歷，各法而正色，逆數三而復絀三之前曰五帝，帝迭首一色順數，五而相復，禮樂各以其法象其宜，順數四而相復，咸作國號，遷官邑，易官名，制禮作樂，故湯受命而王，應天變夏作殷，號時正白統，故親夏虞絀唐謂之帝堯，以神農為赤帝……爵謂之帝舜。軒轅曰黃帝，推神農以為九皇。……武王受命，作宮邑於鄗，制爵五等……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宮於洛陽，成文武之制，作勺樂以奉天。……故《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絀夏親周故宋，樂宜親招武……合伯子男為一等。然則其略說奈何？曰，三正以黑統，初正日月朔於營室，斗建寅，天統氣始通化物……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赤統故曰分平明，平明朝正。正白統奈何？曰正白統者歷正日月朔於虛，斗建丑……其色白，故朝正曰白。……正赤統奈何？曰正赤繞者，大節緩幘尚赤，旗赤，大寶玉赤。……而三代改正必以三統天下曰，三統五端化四方之本也。天始廢始施，地必待中，是故三代必居中國，法天奉本執端要以統天下朝諸侯也。……其謂統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統致其氣，萬物皆應而正。統正其餘皆正。凡歲之要在正月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末應，正內而外應，動作舉錯，靡不變化隨從，可謂法正也，故君子曰：「武王其似正月矣。」《春秋》曰「杞伯來朝」。王者之後稱公，杞何以稱伯？《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以《春秋》當行新王。《春秋》當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絀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瑞通三統也，是故周人之王尚推神農為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皇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絀虞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以小國，下存禹之後於杞，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號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為王者之後，絀夏改號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絀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
我們說董仲舒的天人之應的理論混亂不清，以致下獄當死，不敢復言災異。表現在改制問題上亦迂腐難通，但這是當時的大學問，非公羊家不能道。其說有三統，黑統、白統、赤統，一如五行之循環往復，新王必有新統，是謂「三王之道，所祖不同」。統正則其餘皆正，而正統之要在正月，故《公羊》稱「元年春，王正月……大一統也」。以奉行正朔表現為人一統之體現。在三統體系下，春秋時代，以《春秋》當新王，而新周，故宋。當代及其上兩代為「三王」，三王之上繼之五帝，五帝之上為九皇，皇之上絀為民矣。而王者之制，一商一夏一質一文，商質主天，夏文主地，《春秋》主人，是謂四法，四法如四時，周而復始。然後談大一統，他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此所謂大一統亦天人合一之大一統。《漢書·董仲舒傳》師古註：「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萬物歸於一統，是真正的大一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