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統與儒家思想 · 三 公羊學派之形成與大一統思想
公羊學派屬於儒家體系，因此有關本學派之形成必須從孔子談起。《史記·孔子世家》記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後，子曰：「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存，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春秋》為中國古代史籍之共名，《左傳》昭公二年記晉韓宣子聘於魯，「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是魯有《春秋》，《國語·晉語》雲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論傅太子曰「教之以春秋」。晉楚當時本以《乘》及《檮杌》，名史，而《墨子·明鬼》又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史記匯注考證》作者說，「豈列國之史，皆曰春秋乎？或曰，春秋者，史記大共之名，故《釋名》雲，春秋立人事，卒歲而究備春秋」。（見《史記·孔子世家》注）
「春秋」本為史書之共名，故孟子云，「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離婁》下）《詩》指史詩，世界各國多有史詩，為巫史之專職，社會進入文明階段後，巫變為史，而詩變為春秋。孔子之《春秋》則因魯史而重修，此後各國春秋亡，《春秋》遂為孔子書之專稱。史詩與春秋之大別有二：
1. 史詩神人不分，神話與史實無別。
2. 史詩無義法，而春秋別善惡。
《公羊傳》，哀公十四年記西狩獲麟後，孔子修《春秋》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亡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春秋》而可以撥亂反正，是《春秋》為王者立法，為後王立法。為王者立法乃聖王事，而孔子聖而非王，故有「素王」說，諸多非常異議可怪之論自此起矣。
公羊學實際是繼承孟、荀兩家學說而有所發展，孟、荀兩家雖然歷史學說與孔子不同，但他們同倡一統，比如「孟子見梁襄王……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朱注曰，「必合於一，然後定也」。在夷夏的問題上，孟子的理論也為公羊之可變體系建立下建築，比如孟子說，「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用夏變夷」是夷可變為夏，雖然他不承認夏可變為夷。荀子更多談「一天下」，如《荀子·非十二子》篇有「一天下，財萬物」，《荀子·仲尼》篇說「文王載百里而天下一」。公羊發展了「一天下」的說法，而倡大一統。但公羊與孟子最大不同處，是公羊盛道齊桓而孟子說，「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孟子·梁惠王》上）當公孫丑問曰：
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其實仲尼本人道桓文之事，尤其是桓公與管仲，更是他稱許的人物，時當春秋，王綱已墜，而齊桓公因管仲之力得以一匡天下，使中國免於被髮左衽，因之許管仲以「仁」。時至戰國，周王已淪為附庸，七國並立，昔日夷狄已成華夏，故孟子云，「吾聞用夏變夷者」，夷已變夏，但新夷又出；此時此地，以周天子為中心，而提倡霸主事業，已不可能，必須有新王出，一統天下，而不是恢復宗周之舊傳統，是以有「公羊學派」出，新王出，一天下，非復宗周之「文一統而實不一統」，故號為大一統。大一統思想之深入人心，遂為後來廢封建建立郡縣之大一統，建立了思想基礎。法家與公羊本相近，公羊為齊學；齊學、魯學同屬儒家，魯學遵傳統，而齊學貴創新，新的儒家遂多法家氣息，公羊如此，荀子如此，故云公羊雖繼承孟、荀，在政治思想上則以荀子為主，漢代公羊大師董仲舒亦復如此。
《公羊傳》在開宗明義中首創大一統，隱公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這是「實不一統而文一統」，春秋初絕對不是一個一統天下，相對一統，西周式的一統，已不存在，何況大一統。何休《公羊解詁》，於「大一統也」下云：
統者始也，揔系之辭，天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繫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
何休詁「一統」雖然與今人詁「一統」之義有別，但其大一統實真正之大一統，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昆蟲草木，莫不繫於「正月」，也就是繫於「王綱」之政令，正月為政教之始，統一於王朝者必奉王朝正月頒布之正朔法令，故《公羊》云：
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何休《解詁》雲，「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繫於天」。以周文王為一統之象徵，實行一統，當別求新王。依後來公羊家說，公羊學說是孔子為新王立法，當周之世，作新王之法，權假文王，實際以《春秋》當新王，《春秋》何以當新王？《春秋》為新王立法，亦「法王」也。後來西漢形成大一統，於是「法王」落實為漢代立法。立法為王職，孔子非王，故孔子有「素王」之稱。西漢盛時的確是大一統的天下，公羊的理想實現了，尤其是武帝時代，內實統一而外攘匈奴，完成了大一統事業，但如何充實這大一統的局面，使之燦爛輝煌，如儒家之所以鼓吹，於是有公羊學家董仲舒之對策。
雖然公羊學者以《公羊》為漢立法而一統於新王，在《公羊傳》中大一統，仍然是統一於周，文公十三年傳云：
然則周公之魯乎？封魯公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
是假託周公之欲統一於周，在《公羊》則為一種理想。
理想的一統是「王者無外」。（《公羊》隱公元年傳）但當時表現在《公羊》中者，仍然是「中國」與「諸夏」有別，「諸夏」與「夷狄」有別。這是三個層次的種屬，《公羊》成公十五年傳云：
曷為殊吳會？外吳也。曷為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
何休《解詁》云：「內其國者，假魯以為京師也。諸夏外土諸侯也，謂之夏者，大總下土言之辭也。不殊楚者，楚始見，所傳聞世，尚外諸夏，未得殊也。至於所聞世可得殊，又卓然有君子之行，吳似夷狄差醇，而適見於可殊之時，故獨殊吳。」《公羊》張三世，所傳聞世內中國而外諸夏，夷狄尚不在殊外之內，故不殊楚，況其有君子之行；所聞世內諸夏而外夷狄，吳適見於可殊之內，雖吳似夷狄而差醇。至所見世則天下無外矣。《公羊》義實不俗，夷狄而有君子行，是夷狄可變為中國，於是在所見世，遂有天下無外之大一統。
《公羊》三世，以傳聞世為據亂世，所聞世為昇平世，而所見世為太平世。在據亂世，「中國」、諸夏、夷狄有別，在太平世才是「王者無外而夷狄進於爵」。《公羊》產生的時代尚是戰國晚年的亂世，而《公羊》卻說所見世為「太平」，似為理想而非現實。但以吳楚為夷狄，乃傳聞時事，故《公羊》雲「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時至戰國，吳楚皆為中國進於爵，已屬王者無外，距秦之統一亦在咫尺間，故《公羊》有大一統之預言。《公羊》多道桓文之事，繼承孔子而不同於孟子，亦以其志在一統，而「欲天下之一乎周」，孟子則有待於新王。三世有別，所傳聞世，雖主一統而實不一統，夷夏有別，保衛中國乃是大一統的先決條件，以「中國」為中心，而諸夏而夷狄，然後完成大一統的事業，層次是清楚的，這是機械的歷史發展學說。所以《公羊》僖公四年有云：
楚屈完來盟於師，盟於召陵。……其言盟於師，盟於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王室不絕若線。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怗荊，以此為王者之事也。
時無王者，則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而齊桓公北伐山戎南伐楚，是行王者事，能行王者事即大一統的事業，以此《公羊》於桓公北伐山戎雖有微詞，但實際予以肯定評價，亦「文不與而實與之」。《公羊》莊公三十年云：
齊人伐山戎。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為已蹙矣。」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耳。
桓公之與山戎，不必言戰，直言驅之可也，這是在「大」桓公之驅山戎，雖因操之過急而貶稱為人，亦「文不與而實與」。此時凡能抵禦戎狄入侵，《公羊》都與之，如莊公十八年云：
夏，公追戎於濟西。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
為中國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為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御之也。其言於濟西何？大之也。
當夷狄未進於爵時，只能是嚴夷夏之別，不能用夷變夏，故《公羊》云：
大其為中國追。
「中國」是莊嚴的稱號，但是可變的稱號，所傳聞世，以王室為中國，諸夏為外；所聞世以諸夏為中國而外夷狄；所見世則夷狄進於爵而王者無外，無外為大，是為「大中國」，亦即大一統。
《公羊》莊公十年：「秋九月，荊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午歸。荊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蔡侯獻午則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獲也。曷為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時楚為「夷」，蔡為「中國」，楚獲蔡侯，是「夷狄之獲中國」，這是《公羊》所不許，於是獲者，被獲者都遭貶絕。「不與夷狄之獲中國」是反對「夷狄」之侵略中國；但「不與夷狄之主中國」有時卻是「文不與而實與」，因為《公羊》中的夷夏之分是可變的，不是種族上的區別，而是政治和文化上的分野，在政治與文化接近「中國」時，夷狄也就接近華夏，夷狄而入主「中國」，如有利於大一統也會加以肯定，如《公羊》哀公十二年云：
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為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為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
「不與夷狄之主中國」而重吳，吳當時為夷狄，曷為重夷狄之主中國？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這是虛擬的一統，實不一統而文一統，一統則夷狄進於爵，大一統則天下無外，這是《公羊》書法中之最可取處。
我們多處強調，在《公羊》中的「中國」、「夏」與「夷狄」，不是狹隘的種族概念，它定義於政治與文化的水平，夷狄可進為「中國」，華夏可退為夷狄，所以在《公羊》中多處稱許夷狄，如昭公二十三年有云：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於雞父。鬍子髡、沈子楹滅，獲陳夏齧。此偏戰也，曷為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然則曷為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
於此，何休有最適當的《解詁》說：「中國所以異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王室亂，莫肯救，君臣上下敗壞，亦新有夷狄之行，故不使主之。」「中國」、「夷狄」之別在乎「尊尊」，尊尊是倫理概念，也是政治概念。時王室已亂，而左右上下莫能正，敗壞無行，是「中國」而有夷狄行，亦新夷狄也，夷狄不能主中國，是「中國」不能主中國。反之，如「夷狄」能匡王室而尊尊，「夷狄」亦新中國，中國當然可以入主中國。這是《公羊》之最勝義，而何休發揮得當，兩千年來，何休為《公羊》之第一解人，其功在董仲舒上。這種理論對於維護中國之一統，以及民族間的團結與融合都起了無比的作用。
夷狄而安於夷狄，永遠是儒家排斥的對象，自孔子起，即嚴夷夏之防，孟子、荀子莫不如此，所以孔子盛道齊桓、管仲，而許管仲以仁，以其能解救「中國不絕若線」的危險局面，但孔子的立場是維護一統，維護周天子之一統，是為「尊尊」。孟子時代，王室淪為附庸，遂主張以新王而一統天下；荀子時代，大一統的局面更加成熟，韓非、李斯，出於荀門，一統局面由他們促成，但法家思想不同於儒家，秦的一統非儒家理想中的一統，漢繼秦立，漢高、文、景，都非儒家，於是儒家之大一統有待漢武帝之完成，而董仲舒出。
一統而排斥「夷狄」，只能是「小一統」，《公羊》的理想是大一統，所以在《公羊》中稱許「夷狄」者，隨處可見，貶「中國」的亦有多處，不存在狹隘的民族思想，華夏族及漢族的形成以及其所代表的燦爛文明，都是綜合群體而不單純。但《公羊》的主張只是理想，因為當時不存在「一統」，更沒有大一統，於是《公羊》只能為後王立法，為後王立法是寄希望於將來，《公羊》哀公十四年有云：
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
於此節何休引緯書作證曰：「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趍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為赤烏，化為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製法之狀。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卻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立法」本來為現在和以後，「現在」既不可行，只好俟諸異日，但落實為漢立法，必須孔子先知，於是緯書在這方面有充分發揮。緯書內容複雜，但不乏有用處，未可厚非也。的確《公羊》大一統的思想沒有落空，漢武帝時代真正出現了大一統，《公羊》理想實現了。但實現了的理想並不等於一個理想的現實。這個現實仍然存在許多問題，公羊大師董仲舒曾經想用儒術粉飾這個現實，但粉飾的儒術只是一種鼓吹而無當於現實，於是武帝失望，董仲舒無術，漢代始終是儒法並用的天下。
《公羊》產生於新舊交替之間，矛盾重重，反映在公羊學的理論上也是前後不一。它一方面不能忘記諸侯割據的現實，一方面又在規劃大一統，理想與現實的矛盾，是任何一位改革者都會遭遇到的現實。《公羊》於此遂調停於兩者之間，倡為「實與而文不與」的義法。社會的發展，封建割據逐漸萎縮，天下趨向一統，新興的地主階級要建立大一統的天下取代諸侯之割據，《公羊》代表了這種傾向，充分肯定了這種理想；但現實是封建諸侯，現實的影響並不示弱於未來的理想，有時《公羊》也首鼠兩端，在義法上遂有「實與而文不與」，如《公羊》僖公元年云：
齊師、宋師、曹師次於聶北救邢。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曷為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僖公二年也有類似記載，狄滅衛，齊桓公城楚丘，封衛，而《春秋》諱言之。《公羊》發揮道：「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此類事尚見於僖公十四年，文公十四年，宣公十一年，定公元年等《傳》。我們比較《春秋》三傳的記載。《左傳》於諸侯救邢遷於夷儀也是肯定的，說：
夏，邢遷於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僖公元年）
這是「實與而文亦與」，「凡」是五十凡，乃《左傳》中的主要義例。「文」是原則，「實」是當時的實際，《公羊》之「文不與」，是依傳統原則表示反對，但按實際情況說，亦只能如此。《左傳》則原則、實際兩可之。是《公羊》與《左傳》之原則有別，《公羊》原則是傳統，而《左傳》則遷就實際。《穀梁》也完全肯定，「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這裡不存在「實與而文不與」，而美桓公。於僖公二年事，則《穀梁》部分同於《公羊》而措辭不同，原文云：
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勝道」。（《穀梁》僖公二年）
《穀梁》與其仁而不與有義，我們很難理解《穀梁》關於「仁」、「義」的定義，無法估價，但不完全肯定可知。為什麼《公羊》有這種「文」、「實」之間的矛盾，當然還是過渡期間的新舊交錯，理想與事實之別。《公羊》的理想是建立大一統，在這種大一統的局面下，雖然建立諸侯，但諸侯上統於天子，而不得割據專封，不得相互吞併，夷狄而滅諸夏，尤為不許。但發生了諸侯兼併，夷狄入侵的事實，齊桓公出，能夠北伐山戎南伐楚，代行天子方伯的職權，「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公羊》實際贊成這種舉動，也就是說希望維持一個表面一統的局面，因之諸侯有能行方伯職權者，實與之，但諸侯不得專封，而文不能與。但這種局面不僅發生於諸侯間，而在侯國大夫間亦曾發生，《公羊》文公十四年傳云：
晉人納接菑於邾婁，弗克納。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何大乎其弗克納？晉郤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接納菑於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郤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此晉郤缺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
諸侯已不得專廢置，何況大夫。但大夫有實力可以專廢置，可以專廢置卻引師去，於是《公羊》有：
大其弗克納。
是讚賞其「弗克納」，讚賞其「弗克納」，而貶之稱「人」，究竟是「大夫不得專廢置」，不得專廢置而文與。全篇共有三個層次：其一，大其弗克納；其二，貶其為大夫而專廢置；其三，大夫可專廢置而不專，故實與而文不與。曲折婉轉，是《公羊》之多姿，但亦未免深文周納，《春秋》果如是乎？文不與是經，實與是權，《公羊》義法是可以行權的，雖然權有悖於經，《公羊》桓公十一年許祭仲以知權。祭仲為保存鄭國，能自貶損以行權，《公羊》稱讚道：
古之人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
權反於經，經是最高原則，但可以有條件地行權，因之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既反於經，又不合於權，君子所不為。儒家經典，《公羊》外無道行權者，因為它違背了傳統的道德規範：經。但在社會發展中，經偏保守而權應現實，不能違背現實而行權，行之既久，權可變為經，「文不與而實與」，文即經，而實即權，《公羊》是肯定現實也掌握現實的。
現實與傳統的矛盾有時是複雜多端，比如定公十二年魯「隳三都」，《左傳》、《穀梁》於此無評，《公羊》則頗有議論：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曷為帥師墮，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
以上「孔子曰」，不見它書，僅見《公羊》，正好代表了公羊學派的觀點。邑有百雉之城，是新興力量在膨脹，也就是說，新過程在醞釀中。當時是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表面看起來新興者是分裂因素，是和大一統的要求不相容的。其實大一統要求新王，而不是統一於舊王周，新王是建築在新生力量基礎上的，舊貴族是當時的割據者，新王則是剷平舊割據的力量，新興力量才是大一統的負荷者。
《公羊》主張大一統，反對分裂，因之主張「隳三都」，但新的一統不能建築在舊過程的基礎上，對舊的分裂，正好是新統一的基礎，沒有「三家分晉」、「田氏代齊」這一系列新生事物的發生，不會有田齊、三晉後來的強大及秦漢的大一統。對魯國的「祿去公室，政在大夫」也應作如是觀。《公羊》和《周禮》雖然在經學上分為今、古，也只是經學上的問題，在政治主張上，兩書都有大一統的要求，《公羊》在理論上闡述，而《周禮》在制度上說明，一文一質，正好是相輔相成，兩者也同為齊學。但他們都是在不清算舊基礎上建立新的一統，以致有時自相矛盾，而無法解脫。比如《公羊》「譏三軍」云：
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乎？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襄公十一年傳）
因魯為次國，本無中軍，只有上、下二軍。又昭公五年《公羊》云：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舍中軍者何？復古也。
「作三軍」非古，故譏；「舍中軍」復古，故褒；公然「復古」，何有於新王之大一統？在「立子」的問題上，《公羊》理論也是自相矛盾，它一方面譏世卿，一方面主張立子為立嫡立貴；立嫡立貴與世卿制密切相關，譏世卿則應當尚賢，否則，卿何自而來？總之，《公羊》要建立一個大一統的國家，公羊派的理解是新王的一統，但它並沒有清算已經存在的舊基礎，在舊的基礎上，也就是在諸侯林立的基礎上建立新一統，新王而舊基礎，是沒法建立大一統的。秦始皇出，以萬鈞之力，打破封建，建立一統！項羽出，以更大的雷霆之力，打破一統，恢復割據，而劉邦出，遂使天下復定於一。幾次反覆，新舊相爭，新生力量終於勝利，但歷史的發展曲折多變，此後事實，並非一帆風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