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觀茶論譯註 · 白茶[119]

白茶自為一種，與常茶不同，其條敷闡[120]，其葉瑩薄[121]。崖林之間偶然生出，蓋非人力所可致[122]。正焙之有者不過四五家[123]，生者不過一二株，所造止於二三胯而已[124]。芽英不多[125]，尤難蒸焙。湯火一失，則已變而為常品。須製造精微，運度得宜[126]，則表里昭澈[127]，如玉之在璞[128]，他無與倫也[129]。淺焙亦有之[130]，但品格不及[131]。 【注釋】 [119]白茶：原為宋代福建北苑的茶樹小品種之一「白葉茶」，因「芽葉如紙」、品質優異、產量少而難得，一直為民間所重，「以為茶瑞」，最初作為民間的「斗品」，因徽宗本人特別喜好，以其芽葉所製成的茶品亦稱之為「白茶」，在當時及其後的很長時間裡，成為貢茶的最上品。 [120]條：細長的茶樹枝。敷闡：舒展顯明。 [121]瑩：光潔透明。薄：厚度小。 [122]蓋：語氣詞，多用於句首。致：求取，獲得。《論語·子張》：「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123]正焙：指建安北苑、壑源專門生產貢茶的官焙茶園。 [124]胯：又稱「（kuǎ）」，古代附於腰帶上的扣版，作方、橢圓等形，宋代用以作計茶的量詞；又用以指稱片茶、餅茶。 [125]芽英：精華的茶芽。 [126]運度：用心測度。 [127]昭澈：明淨光亮。 [128]璞：包在石中而尚未雕琢之玉。 [129]他無與倫也：其他沒有什麼能夠相比的，沒有能比得上的。 [130]淺焙：據本書後面的文字：「蓋淺焙之茶，去壑源為未遠。」為最接近北苑、壑源正焙的外圍茶園。 [131]品格：指茶的質量、規格。 【譯文】 白茶是一個獨特的品種，與一般普通的茶不同，它的枝條舒展顯明，茶葉葉片較薄而光潔透明。白茶在山崖林圃間偶然自髮長出，不是人工可以栽培得到的。專門生產貢茶的北苑龍焙官茶園裡有白茶樹的不過四五家，每家也不過只有一二株，每家最多只能製造出二三塊茶餅而已。白茶樹生長出來的茶芽數量不多，特別難於蒸茶和焙火。蒸茶和焙火的過程一有小失誤，茶葉的品質就會變得和普通茶樹品種所製成的茶餅一樣了。必須要精心製造，掌握好湯火的程度，這樣製成的茶餅里外都明淨光澤，就像包在石中尚未雕琢之玉，其他的茶無法與之相比。最接近北苑、壑源正焙的外圍淺焙茶園中也會有白茶樹，但是茶的質量規格都比不上正焙茶園的白茶。 【點評】 《大觀茶論》中《白茶》和《品名》兩篇的內容，對傳統茶文化有著深遠乃至根深蒂固的影響。 白茶是當時建安北苑茶區的一個特殊小品種，因為芽葉瑩薄如紙，與鬥茶以色白為勝的標準相一致，因而得到民間茶人的看重，稱之為茶瑞，以之為原料茶芽最上品。建安「茶之名有七，一曰白葉茶，民間大重，出於近歲，園焙時有之。地不以山川遠近，發不以社之先後，芽葉如紙，民間以為茶瑞，取其第一者為鬥茶」。長期以來，白茶都為茶人所重，正如宋子安《東溪試茶錄》及眾多詩文所記，諸家葉姓茶園的白茶一直都很有名；另據蔡襄《茶記》和宋子安《東溪試茶錄》，也曾有王姓、游姓等茶園的白茶。梅堯臣《王仲儀寄鬥茶》詩句，「白乳葉家春，銖兩值錢萬」，就說明葉家的白茶是鬥茶，蘇軾《寄周安孺茶》中也有「自雲葉家白，頗勝中山」，劉《龍雲集》卷二十八《茶》亦說：「其製品之殊，則有……葉家白、王家白……」，說明葉家、王家的白茶一直都很有名。 徽宗對白茶看來是有著特別的偏好，《白茶》一節記述白茶的優良品質，《品名》一節則記出產白茶的諸家葉姓茶園，共計記有十三位葉姓園主及茶園名。雖然徽宗沒有明言這十三家茶園出產為白茶，但從宋子安《東溪試茶錄·茶名》「白葉茶」中所記「今出壑源之大窠者六（葉仲元、葉世萬、葉世榮、葉勇、葉世積、葉相），壑源岩下一（葉務滋），源頭二（葉疇、葉肱），壑源後坑一（葉久），壑源嶺根三（葉分、葉品、葉居）……」，也是共有十三位葉氏園主及其茶園的情況非常吻合，表明葉家白茶在北宋時的恆常性以及世代相傳的實際。 豆青乾隆御製茶詩盤 可以看到，由於建安茶人、著名文人乃至帝王前後不懈的推崇，基於品種特殊性的白茶北宋後期成為最上品茶葉。由於徽宗在《大觀茶論》對白茶的專門極度推重，建安北苑官焙於政和二年（1112）添造白茶，從此直至南宋末年一直位列北苑貢茶按綱次排列的第三名。而其前面的兩綱：龍焙貢新、龍焙試新，因為茶芽過嫩，總體水平並不是最好，實際是南宋姚寬在《西溪叢語》中所說為白茶所在的「第三綱最妙」。 以白茶為代表，徽宗對於小品種各有特性的貢茶的推陳出新樂此不疲，大觀年間，造貢新、御苑玉芽、萬壽龍芽、寸金四種新茶，政和年間添造試新、白茶、瑞雲翔龍、太平嘉瑞四種，宣和四年（1122）之前又添造龍團勝雪等二十種，加上宣和二年（1120）添造、宣和七年（1125）省罷的瓊林毓粹、清白可鑑、風韻甚高等十種貢茶，徽宗在位二十六年間共添造38款新品貢茶。而至其統治末年的宣和七年，確定的貢茶品名共計41款，並一直沿用至南宋末年，徽宗一朝所添造的貢茶超過總數的70%以上。 徽宗的這一嗜好，對於中國茶文化傳統影響至深。基於茶樹品種和地域差異的各款茶葉，成為愛茶人的一種偏好，這既極大地豐富了中國茶葉的品名種類，豐富了中國茶葉消費者感官體驗的層次和滋味享受的色彩；而在另一方面，基於小品種和地域差異的茶葉產量的有限性，使得仿製和造假自北宋以來就不曾停歇過；發展到近代工業化介入茶葉領域，這種特點也使得品名高附加值與產業化、品牌發展之間產生很難調和的矛盾，19世紀末以來，便一直是中國茶業的主要困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