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 · 卷第二

竹林第三 【題解】 篇名何意不詳。蘇輿註：「篇名未詳。司馬相如《上林賦》：『覽觀《春秋》之林。』《文選》註：『如淳曰：《春秋》義理繁茂，故比之於林藪也。』似足備一義。」本文主要論述兩個問題：第一，關於辯證法的觀念。通過「常辭」與「從變而移」的關係，以及有關戰爭問題的辨析，指出事情不能一概而論，只要掌握了精神實質，就不必拘泥於語言文字；在論述中，表明了反戰、愛民的態度。第二，提出了君主的生死榮辱觀和行為規範。分析齊頃公的驕縱和改過，闡明孟子「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的觀點；斥責齊頃公的受辱，說明逄丑父不知權，表達「殺身成仁」的觀念；抨擊鄭襄公、鄭悼公父子的過錯，揭示君主敬事守信的重要性。 《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1)，而予中國為禮(2)，至邲之戰(3)，偏然反之(4)，何也？曰：「《春秋》無通辭(5)，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為夷狄，楚變而為君子(6)，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夫莊王之舍鄭(7)，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其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如挑與之戰，此無善善之心，而輕救民之意也，是以賤之，而不使得與賢者為禮。秦穆侮蹇叔而大敗(8)，鄭文輕眾而喪師(9)，《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是故戰攻侵伐(10)，雖數百起，必一二書(11)，傷其害所重也。」問者曰：「其書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12)，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為使起之者居下(13)？是其惡戰伐之辭已！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14)，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之，況殺民乎？故曰：凶年修舊則譏，造邑則諱(15)，是害民之小者，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大也。今戰伐之於民，其為害幾何！考意而觀指(16)，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17)，仁義以服之也。《詩》雲(18)：『弛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為之者(19)，此固《春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 【注釋】 (1) 夷狄：泛指除華夏族以外的四方各族。古稱東方為夷，北方為狄，南方為蠻，西方為戎。 (2) 予中國為禮：給予中原華夏族禮遇。中國，指居於中原地區的華夏族。為禮，指有禮，意即以禮相待。 (3) 邲（bì）：鄭地，在今河南鄭州東。魯宣公十二年（前597），楚軍與晉軍會戰於邲，大敗晉軍，楚莊王因而成為霸主。 (4) 偏然反之：截然相反。邲之戰，《春秋》載：「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於邲。」《公羊傳》認為：「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 (5) 通辭：通常使用的固定書寫方法。 (6) 「今晉」二句：韓愈《原道》：「孔子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蘇輿註：「以此見中國夷狄之判，聖人以其行不限以地，明矣。」韓愈、蘇輿都明確表達了董仲舒所闡發的《春秋》大義。華夷之辨不局限於地域劃分，主要從禮的文明程度來劃分。 (7) 莊王之舍鄭：公元前597年，楚莊王圍攻鄭國，鄭國求和，莊王應允。當時有將軍對此勝利後而不要戰利品的做法不能理解。楚莊王作了解釋：「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莊王篤禮輕利，重民舍鄭，這是仁愛的表現，很可貴。 (8) 秦穆侮蹇（jiǎn）叔而大敗：秦穆公羞辱蹇叔而吃了大敗仗。秦穆，秦穆公，姓嬴名任好，公元前659年—前621年在位。蹇叔，秦國大夫。公元前627年，蹇叔勸阻秦穆公派兵偷襲鄭國，穆公非但不聽，反而侮辱蹇叔說：「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公羊傳》僖公三十三年）結果秦軍大敗於殽（xiáo），「匹馬只輪無反者」。 (9) 鄭文輕眾而喪師：鄭文公輕視民意而喪失了軍隊。鄭文，鄭文公，姓姬名踺（jiàn），公元前671年—前628年在位。《春秋》閔公二年：「鄭棄其師。」《公羊傳》：「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 (10) 侵伐：伐是鳴鐘鼓進攻，即正式宣戰；侵是沒有鐘鼓，即不需任何理由的「不宣而戰」。二者連用，泛指各式戰爭。 (11) 一二：猶言一一，所有戰爭都作詳細記載，不遺漏。 (12) 會同：指諸侯的會談、結成同盟。 (13) 使起之者居下：把挑起戰爭者放到後面。按《公羊傳》義例：戰爭雙方，戰爭發動者放在後面，表示貶抑。戰爭被動者、受到侵略的放在前面，表示贊同。這是《春秋》筆法，雖然不說戰爭是壞事，這樣寫法就表明反對戰爭。 (14) 凶年不修舊：《公羊傳》認為災年修建舊房子。這是為了減輕受災年份人民的負擔。 (15) 造邑則諱：修建新城就加以隱諱。《春秋》莊公二十八年：「冬，築微，大無麥禾。」《公羊傳》認為先記修築微邑（今山東東平南），後記沒有麥禾，這是用避諱的形式說在災年建邑。 (16) 指：旨意，意向。 (17) 設而勿用：設置武力而最好不用。蘇輿認為此句「上或有脫字」，並引《漢書·公孫弘傳》及《鹽鐵論·世務》作證，認為脫字是「兵刑」之類。 (18) 《詩》云：下引詩見《詩經·大雅·江漢》（《詩經》「弛」作「矢」）。又《禮記·孔子閒居》引此二句，「洽」作「協」。 (19) 斷斷：專一。 【譯文】 《春秋》的通常措辭，對夷狄部族不給禮遇，只給中原華夏族禮遇，到記載邲之戰時，卻反過來，這是為什麼呢？回答說：「《春秋》沒有固定不變的措辭，隨事情的變化而變化。邲之戰，晉國的行為如同夷狄一樣無禮，楚國的做法卻像君子，所以改變了措辭來順應這件事。楚莊王放棄了對鄭國的占領，有可貴的美德，晉國卻不懂得他的美善，想攻擊楚國；晉國所要救援的鄭國已經解圍，卻要向楚國挑戰，這是沒有以善待善的心意，而忽略救援民眾的本意，所以《春秋》輕視晉國，不讓他與賢者一樣受到禮遇。秦穆公羞辱蹇叔而吃了大敗仗，鄭文公輕視民意而喪失了軍隊，《春秋》就是這樣的敬賢重民。因此各類戰爭，雖然有幾百起，必定一一記載下來，以哀傷戰爭對民眾的嚴重傷害。」提問的人說：「《春秋》記載戰爭非常詳細，裡面卻沒有反戰的言辭，這是為什麼呢？」回答說：「諸侯之間的談判結盟，強大的排在弱小的之前；攻戰侵伐的事情，被迫應戰者則列在挑起者之前。如果不反對戰爭，為什麼記載戰爭時要把挑起者放在後邊？這就是表明反戰的言辭！而且《春秋》的法則是災年不修建舊房子，用意就在於不得勞苦人民；勞苦人民尚且要予以反對，更何況是傷害人民呢？傷害人民尚且要表示哀痛，更何況是殺害人民呢？所以說：災年修建舊房子就給予批評，修築新城就加以隱諱，這表明害民較輕的，痛恨得較輕；害民嚴重的，痛恨得就重。現在戰爭對於人民，危害是多麼嚴重啊！考察其宗旨意向，《春秋》所痛恨的，是不用仁德而用暴力，驅使並殘害人民；它所喜歡的，是設置武力最好不用，而用仁義去感化人民。《詩經》說：『施行他的文德，和協四方諸國。』這是《春秋》所讚揚的。仁德不能夠親睦身邊的人，禮樂教化不能夠吸引遠方的人，而專門用戰爭來達到目的，這當然是《春秋》所深惡痛絕的，都不是義的行為。」 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1)，恥伐喪而榮復仇(2)。奈何以《春秋》為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畝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3)；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4)，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仇者有二焉(5)，是何以異於無麥苗之有數莖哉？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以無義戰為不可，則無麥苗亦不可也；以無麥苗為可，則無義戰亦可矣。若《春秋》之於偏戰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效其然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6)？故《春秋》之於偏戰也，猶其於諸夏也(7)，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雲(8)：『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孔子曰(9)：『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者，不任其辭(10)；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11)。」 【注釋】 (1) 惡詐擊而善偏戰：反對偷襲而贊同陣地戰。詐擊，用詐騙於戰爭，所謂「兵不厭詐」。偏戰，約定時間和地點戰爭，指各居一面，鳴鼓而戰，不相詐，今稱陣地戰。 (2) 恥伐喪而榮復仇：以侵伐服喪者為恥，以復仇戰爭為榮。恥伐喪，乘喪期發起攻擊是可恥的。《公羊傳》襄公二年：「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諱伐喪也。諱伐喪何？恥伐喪也。乘人之喪而伐之，非仁義之道。」榮復仇，為復仇而戰是光榮的。《春秋》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公羊傳》：「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仇也。」襄公以復仇為賢，說明《春秋》以復仇為榮。 (3) 無麥苗：見《春秋》莊公七年。《漢書·食貨志上》載：董仲舒說上曰：「《春秋》它谷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 (4) 三百年：《春秋》計二百四十二年，三百是舉其成數。 (5) 復仇者有二：一指魯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公羊傳》解釋說：「大去」即亡國；是齊襄公滅了紀國，因齊襄公的九世祖齊哀公遭紀國先祖的讒言而被烹，故齊襄公為祖先復仇，《春秋》為賢者避諱。另一事指魯莊公九年魯國為復仇與齊國戰於乾時（今山東桓台），魯軍失敗。 (6) 說善：疑「說」字衍。或「說」通「悅」，「說善」即「悅善」，乃同義詞。 (7) 諸夏：周代分封的中原各個諸侯國。《春秋》以魯國為中心，稱諸夏為「外」；當以諸夏為中心時，則夷狄即是「外」，所以《公羊傳》成公十五年說：「《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 (8) 《詩》云：下引詩不見《詩經》，見《論語·子罕》，乃孔子摘引的逸詩。棠棣，亦作唐棣、常棣，是一種果樹。華，即花。偏，同翩，隨風翻動。而，語助詞。一般樹木開花都是先合後開，而棠棣開花卻是先開後合，違反常規，故說「反而」。室，居住的地方。 (9) 孔子曰：下引文亦見《論語·子罕》。 (10) 任：用，聽信。引申指拘泥。 (11) 適道：語出《論語·子罕》。適，往，達到。 【譯文】 提問的人說：「《春秋》對所記載的戰爭，有反對的有贊同的，反對偷襲而贊同陣地戰，以侵伐服喪者為恥，以復仇戰爭為榮。為什麼認為《春秋》記載的都是沒有正義的戰爭而一概反對呢？」回答說：「凡是《春秋》記錄的災異，雖然一畝地還有幾棵麥苗，仍然稱為『無麥苗』；以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各種戰爭不可勝數，但復仇的戰爭只有兩次，這與只有幾棵麥苗說成『無麥苗』又有什麼差別呢？沒有理由說這種說法不對，所以才稱為沒有正義的戰爭。如果認為說沒有正義的戰爭是不對的，那麼『無麥苗』也是不對的；認為『無麥苗』是對的，那麼說沒有正義的戰爭也就是對的了。就好像《春秋》對於陣地戰，贊同的是它的堂堂正正，不贊同的是它的殺伐，這也可以驗明其中的道理。《春秋》珍惜人，而戰爭殺害人，君子怎能贊同殺害他所珍惜的呢？所以《春秋》對於陣地戰的看法，就如同對中原各諸侯國一樣，站在魯國的立場上，稱中原各諸侯國是『外』，相對周邊異族，則稱中原各諸侯國是『內』；與偷襲相比，稱陣地戰是正義的，與不作戰相比，則稱它是非正義的。所以雖說訂盟約不如不訂盟約，但其中也有好的盟約；雖說進行戰爭不如不戰，但其中也有相對好的戰爭。非正義之中有正義，正義之中有不正義。語詞所不能表達的意思，都蘊含在要旨中，不是深思熟慮的人，誰能理解它的真意！《詩經》說：『棠棣的花朵，搖擺著先開後合；難道我不思念你？是你住的太遙遠了。』孔子說：『沒去真正思念他，否則還怕什麼遙遠！』由此來看，領會了《春秋》的精神實質，就不必拘泥它的言辭；不拘泥於它的言辭，這樣才能通往正道。」 「司馬子反為君使，廢君命，與敵情，從其所請，與宋平(1)，是內專政而外擅名也(2)。專政則輕君，擅名則不臣，而《春秋》大之，奚由哉？」曰：「為其有慘怛之恩(3)，不忍餓一國之民，使之相食(4)。推恩者遠之為大，為仁者自然為美。今子反出己之心，矜宋之民，無計其間(5)，故大之也。」難者曰：「《春秋》之法，卿不憂諸侯(6)，政不在大夫(7)。子反為楚臣而恤宋民，是憂諸侯也；不復其君而與敵平，是政在大夫也。湨梁之盟(8)，信在大夫，而《春秋》刺之，為其奪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奪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間也(9)。且《春秋》之義，臣有惡擅名美(10)，故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11)：『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此為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今子反去君近而不復，莊王可見而不告，皆以其解二國之難為不得已也，奈其奪君名美何？此所惑也。」曰：「《春秋》之道，固有常有變，變用於變，常用於常，各止其科(12)，非相妨也。今諸子所稱，皆天下之常，雷同之義也(13)；子反之行，一曲之變(14)，獨修之意也(15)。夫目驚而體失其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於驚之情者，取其一美，不盡其失(16)。《詩》雲(17)：『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之謂也。今子反往視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於此也，是以心駭目動而違常禮。禮者，庶於仁(18)，文質而成體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禮？方救其質，奚恤其文？故曰：『當仁不讓。』(19)此之謂也。《春秋》之辭，有所謂賤者，有賤乎賤者(20)；夫有賤乎賤者，則亦有貴乎貴者矣。今讓者，《春秋》之所貴，雖然，見人相食，驚人相爨(21)，救之忘其讓，君子之道，有貴於讓者也。故說《春秋》者，無以平定之常義，疑變故之大，則義幾可諭矣。」 【注釋】 (1) 「司馬子反為君使」五句：《春秋》宣公十五年載：楚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宋國困厄，宋將華元夜見楚將子反，子反以楚軍實情相告，訂盟退軍。司馬子反，楚臣，名側。平，國與國停戰講和。 (2) 擅名：為自己爭取好名聲。 (3) 慘怛（dá）：憂傷，悲痛。 (4) 使之相食：宋國被楚軍包圍，飢餓難忍，以至於易子而食、析骸而炊。 (5) 無計其間：不計較宋與楚的差別。間，間隔、差異。 (6) 卿不憂諸侯：《公羊傳》襄公三十年：「此大事也，曷為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卿不得憂諸侯也。」何休註：「明大夫之義得憂內，不得憂外，所以抑臣道也。」 (7) 政不在大夫：《論語·季氏》載孔子說：「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8) 湨（jú）梁：湨水上的堤壩。湨水源出河南濟源西，東流經孟縣入黃河。梁，堤壩。疏：「然則以土石為堤，障絕水者名梁，雖所在多有，而無大於湨水之旁者。」湨梁當在今濟源西。魯襄公十六年（前557），魯、晉、宋等國的大夫曾在此會盟。 (9) 間：差別。如《淮南子·俶真訓》：「則美醜有間矣。」本文表示上下文不一致，前後有矛盾之處。 (10) 臣有惡擅名美：反對臣下奪占君主的美名。擅名美，就是搶君主的聲譽。盧文弨校云：「《大典》本作『臣有惡，君名美』。疑當作『惡臣擅君名美』。」 (11) 《書》曰：下引文見《尚書·君陳》，與《禮記·坊記》引同。猷（yóu）：同「謀」，計劃，謀劃。 (12) 各止其科：謂常與變各有適用的範圍。科，分科別類的科。 (13) 雷同：隨聲附和，一致看法。 (14) 一曲：即一隅、一偏。《荀子·解蔽》：「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暗於大理。」 (15) 獨修：自修，謂獨出新意。 (16) 不盡其失：不將他的錯誤全部擺出來，與「毋求備於一人」的意思接近。盡，竭也，悉也。《國語·周語》雲「惟善人能受盡言」，一般人不能接受盡言，好盡言易招怨。 (17) 《詩》云：下引詩見《詩經·邶（bèi）風·谷風》。葑（fēnɡ），植物名，即蕪菁。菲，蘿蔔一類的菜。二者的葉與根皆可食，但其根（即「下體」）有時略帶苦味，勿因其苦而棄之。此處引此詩，謂勿以小過棄大善。《潛夫論·論榮》：「昔日周公不求備於一人……《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故苟有大美可尚於世，則雖細行小瑕曷足以為累乎？」鄭注《坊記》云：「言人之交，當如采葑采菲，取一善而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 (18) 庶：通「摭」，採集，聚合。 (19) 當仁不讓：語出《論語·衛靈公》：「當仁不讓於師。」此處指遇到應做的事即主動去做，不猶豫推諉。 (20) 賤乎賤者：《春秋》哀公四年：「盜殺蔡侯申。」《公羊傳》以弒君之例，賤者稱人，這裡不稱人而稱盜，足見弒者是賤人中的賤人。 (21) 爨（cuàn）：齊地方言，即「炊」，燒火煮飯。 【譯文】 「司馬子反為他的國君出使到宋國，廢棄了國君的命令，把實情告訴給敵國，答應了對方的請求，與宋國媾和，這是在國內專權而在國外擅取名聲。專權就是輕慢國君，擅取名聲就是不臣服的行為，但《春秋》卻讚賞他，是什麼緣由呢？」回答說：「因為他有惻隱之心，不忍心使一國的民眾餓到人吃人的地步。推廣恩德的人愛及鄰國，這是高尚的；奉行仁愛的人發自內心，這是美善的。現在子反從個人的內心出發，同情宋國的百姓，不計較宋與楚的差別，所以《春秋》讚揚他。」提問的人說：「《春秋》的法則，卿士不應憂慮別國的諸侯，政事不決定於大夫。子反是楚臣卻憐憫宋國百姓，這是憂慮別國諸侯；不稟告他的君主而與敵人媾和，這是政事決定於大夫。湨梁訂盟的時候，盟約決定在大夫手中，《春秋》對此加以譏諷，因為大夫占了君主的尊貴地位；媾和的事決定於大夫，也是占了君主的尊貴地位，但《春秋》卻予以讚揚，這是有矛盾的。而且《春秋》的義例，是反對臣下奪占君主的美名，所以忠臣不公開進諫，為的是讓主意出自君主。《尚書》說：『你有好的謀略，要入朝告訴你的君主，你在外邊應合，說：這個謀略，體現了我們君主的美德。』這是做人臣的法則；古代賢良的大夫，他們都像這樣侍奉君主。現在子反離君主很近卻不去稟報，可以見到楚莊王卻不告知，都以為他是為了解救兩國的危難才不得不這麼做，可是怎樣解釋他奪占君主的美名呢？這是令人迷惑的。」回答說：「《春秋》的原則，原本就有恆定性和變通性，變通用在變通性的場合，恆定用在恆定性的場合，各停留在自己的範圍，不相妨礙。現在人們所說的，都是天下的恆定性，是隨聲附和的言論；子反的做法，是局部的變通，有獨創的意向。觸目受驚而全身失態，心中受驚而忘記要做的事，這是人之常情；通曉心靈受驚動的情理，應取其一方面的優點，不能全盤否定。《詩經》說：『采蕪菁采蘿蔔，不因根苦便丟棄。』說的就是這個道理。現在子反到宋國一看，聽說餓得人吃人，大驚而哀憐他們，想不到宋國危難到這種地步，所以觸目驚心而違背了正常的禮節。禮節，是聚合仁德，形式和實質內容共同構成其體系。假如讓宋國餓得人吃人，就完全失去了仁德，哪能體現禮節呢？眼下解救的是實質性的困難，哪裡還顧得上形式？所以說『在仁德面前不要謙退』，講的就是這個道理。《春秋》的說法，有所謂的賤人，有賤人中的賤人；既然有賤人中的賤人，那麼也就有貴人中的貴人了。現在謙讓固然是《春秋》所看重的，但是看到人們易子而食的慘狀，震驚於人們用人骨頭燒飯，救助他們而忘了謙讓，君子的原則有比謙讓更可貴的。所以解說《春秋》的人，不用普通的常規，去懷疑變通的大法，差不多就能明白要義了。」 《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而著(1)，不可不察也。夫泰山之為大，弗察弗見，而況微眇者乎？故按《春秋》而適往事(2)，窮其端而視其故，得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3)。齊頃公親齊桓公之孫(4)，國固廣大，而地勢便利矣，又得霸主之餘尊，而志加於諸侯(5)。以此之故，難使會同，而易使驕奢。即位九年，未嘗肯一與會同之事(6)，有怒魯、衛之志，而不從諸侯於清丘、斷道(7)。春往伐魯，入其北郊，顧返伐衛，敗之新築(8)。當是時也，方乘勝而志廣，大國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9)。晉、魯俱怒，內悉其眾，外得黨與衛、曹，四國相輔，大困之鞍(10)，獲齊頃公，斮逄丑父(11)。深本頃公之所以大辱身(12)，幾亡國，為天下笑，其端乃從懾魯勝衛起。伐魯，魯不敢出；擊衛，大敗之：因得氣而無敵國以興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之後，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弔喪，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家國安寧。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禍起於喜也。嗚呼！物之所由然，其於人切近，可不省邪？ 【注釋】 (1) 傳：說，解說。 (2) 適（zhé）往事：精通歷史。適，通。 (3) 「窮其」四句：蘇輿註：「《春秋》非一世之書也，所以絕亂萌於未然，示變事之所起，使人防患而復道，鑒往以懲來，故本書十指以『見事變之所至』為一指。《二端》篇云：『覽求微細於無端之處，誠知小之將為大也，微之將為著也，吉凶未形，聖人所獨立也。』此皆《春秋》之志也。夫患至而防，常苦不及，當其微眇，又復難察，大易憂盛，而《春秋》戒有喜，君子可知所從事矣。」 (4) 齊頃公：姓姜，名無野，是齊桓公之子齊惠公的兒子，公元前598年—前582年在位。 (5) 志加於諸侯：蘇輿註：「桓公以後，篡弒相尋，霸業替矣。頃公驕奢，自以為席余尊耳。」 (6) 即位九年，未嘗肯一與會同之事：董天工箋註：「魯宣公十一年，頃公即位，十七年，晉使郤克征會於齊，弗與，使四大夫往會，致諸侯之怒。至魯成公二年，伐魯北鄙，正九年無與會同。」 (7) 不從諸侯於清丘、斷道：不隨同諸侯在清丘、斷道會盟。清丘，衛地，在今河南濮陽東南七十里。魯宣公十二年（前597），晉、宋、衛、曹在此會盟，齊國未參加。斷道，晉地。《春秋》宣公十七年：「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婁子，同盟於斷道。」魯宣公十七年，魯、晉、衛、曹、邾等國諸侯在此會盟，齊頃公未參加。《左傳》：「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征會於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 (8) 「春往」四句：《春秋》成公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於新築，衛師敗績。」新築，衛國地名，在今河北魏縣南。 (9) 「當是」四句：《公羊傳》成公二年：「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於齊，蕭同侄子者，齊君之母也。踴於棓而窺客，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二大夫出，相與踦閭而語，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大國」就是晉與魯，「使者」就是郤克與臧孫許。 (10) 鞍：齊地。在今山東濟南東北。 (11) 「獲齊頃公」二句：《公羊傳》成公二年：「逄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逄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斮。』於是斮逄丑父。」斮（zhuó），斬。逄（pánɡ）丑父，齊頃公的衛士。鞍之戰，齊軍敗，他假扮成齊頃公，解救了頃公而自己被俘殺（《左傳》說郤克釋放了逄丑父）。 (12) 深本：深入探究根本。或曰：深為探之誤。探本，探討本原。本，原。 【譯文】 《春秋》記錄天下的得失成敗，並能顯示其中的原因，它很隱晦而又很明確，沒有解說卻又很清楚，不能不仔細觀察。泰山夠大的了，不去觀察就看不見，更何況是微渺的事呢？所以根據《春秋》去全面了解歷史往事，追溯它的初始而觀看它的結局，得志的君子和有喜事的人，是不能不謹慎的。齊頃公是齊桓公的親孫子，國家本來就大，而且地勢有利，又有齊桓公稱霸後的餘威，因而妄圖凌駕於諸侯之上。由於這個原因，難以使他參加諸侯國的會盟，而容易使他驕傲奢侈。即位九年，從未參加過一次諸侯的會盟，卻有惹怒魯國、衛國的念頭，因而不隨同諸侯在清丘、斷道會盟。春天去討伐魯國，攻入魯國的北郊，回頭又進攻衛國，在新築打敗衛軍。在那個時候，他正乘勝而得意洋洋，大國來訪問，他竟十分傲慢而不尊敬大國的使者。晉國、魯國都被激怒了，對內盡數徵發軍隊，對外聯絡曹國、衛國，四個國家聯合起來，在鞍地大敗齊軍，活捉了齊頃公，斬殺了逄丑父。深究齊頃公之所以身遭大辱，幾乎亡國，被天下人恥笑，其原因是從威脅魯國、戰勝衛國開始的。攻打魯國，魯國不敢出戰；侵略衛國，大敗衛國：於是趾高氣揚而心中沒有敵國以引起憂患意識。所以說：得志有喜事，是不能不戒懼的。這就是證明。從鞍之戰以後，齊頃公恐懼不安，不聽音樂，不飲酒吃肉，對內愛護百姓，慰問病人，祭奠死者；對外尊敬諸侯，參加會盟，一直到他臨終，國家安寧。這說明福氣的本源產生於憂患，而災禍起始於驕縱。唉！事情都是這樣的，它對於人來說更是如此，能不醒悟嗎？ 「逄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謂知權？丑父欺晉，祭仲許宋(1)，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所為，難於祭仲，祭仲見賢，而丑父猶見非，何也？」曰：「是非難別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2)，君子之所甚貴；獲虜逃遁者(3)，君子之所甚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為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為不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為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4)、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齊頃公、逄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為也，而眾人疑焉，《春秋》以為人之不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5)正也者，正於天之為人性命也。天之為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6)，非若鳥獸然，苟為生，苟為利而已。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順人理(7)，以至尊為不可以加於至辱大羞，故獲者絕之；以至辱為亦不可以加於至尊大位，故雖失位，弗君也。已反國，復在位矣，而《春秋》猶有不君之辭(8)，況其溷然方獲而虜邪(9)！其於義也，非君定矣；若非君，則丑父何權矣！故欺三軍，為大罪於晉，其免頃公，為辱宗廟於齊，是以雖難，而《春秋》不愛。丑父大義，宜言於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無恥也；而復重罪，請俱死，無辱宗廟，無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尚有廉名。當此之時，死賢於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也。由法論之，則丑父欺而不中權，忠而不中義，以為不然，復察《春秋》，《春秋》之序辭也(10)，置『王』於『春』、『正』之間，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為王也云爾！今善善惡惡，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聽之(11)，則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恥，有廉恥者，不生於大辱，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束獲為虜也。曾子曰(12)：『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謂如頃公者也。」 【注釋】 (1) 祭（zhài）仲許宋：盧文弨認為「許」是「詐」之誤。有「祭仲詐宋」之說。許，是答應，祭仲答應出忽立突，也可以成立。忽，鄭莊公太子，姓姬名忽。突，鄭莊公之子，忽之弟，名突。《公羊傳》桓公十一年：「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其為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於留，先鄭伯有善於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於留。途出於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 (2) 去位而避兄弟：指姬忽出奔衛，其弟姬突歸鄭即位。 (3) 獲虜逃遁：指齊頃公被俘虜而後逃出來。 (4) 魯隱公：魯惠公的庶子。惠公死後，魯人推隱公攝政當國，隱公欲待其弟姬允（桓公）年長後讓位。公元前712年，公子翬（huī）諂媚隱公，欲殺姬允，隱公不許。公子翬懼怕陰謀泄露，轉而求姬允。姬允令其殺了隱公。 (5) 「國滅」三句：載《公羊傳》襄公七年：「曷為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齊國滅了萊國，萊共公死，《公羊傳》認為國滅君死，是人君的正道。 (6) 「天之為人性命」兩句：人能行仁義、羞可恥，是天賦予人的性命。 (7) 天施：天所施設，即自然之性、天性。 (8) 不君之辭：《春秋》莊公六年載「衛侯朔入於衛」，僖公二十八年載「衛侯鄭歸於衛」，哀公八年載「歸邾婁子於邾婁」，都是直書諸侯的名字，表示他們雖恢復君位，但仍不算國君。 (9) 溷（hùn）：混濁。 (10) 序辭：指《春秋》開篇隱公元年之開頭語：「元年春王正月。」 (11) 聽：審察，評判。 (12) 曾子曰：下引文見《大戴禮記·曾子制言上》。 【譯文】 「逄丑父丟了自己的生命救活了他的君主，為什麼不能稱為懂得權變？逄丑父欺騙晉國，祭仲答應宋國，都是違反正道來保存他們的君主，但是逄丑父殺身的行為，難於自辱的祭仲，可是祭仲被讚揚而逄丑父遭到指責，為什麼呢？」回答說：「是非難以區別就在這裡，這是看起來相似但道理不同，不能不審察清楚。逃離君位而讓位於兄弟，是君子很稱讚的；被俘虜而逃生，是君子很輕蔑的。祭仲把他的君主置於人們很稱讚的位置，從而救活了他的君主，所以《春秋》認為他懂得權變而予以讚揚；逄丑父把他的君主置於人們很輕蔑的位置，從而救活了他的君主，《春秋》認為他不懂得權變而加以譴責。他倆都違反正道而保存了君主，在這點上是相似的；他們一個使君主有榮耀，一個使君主受恥辱，這個道理就不同了。所以凡是人的行為，先違背義而結果是符合義的，稱為權變，即使不能成功，《春秋》也加以稱讚，魯隱公、鄭國的祭仲就是這樣的人；先符合義而結果違背義的，稱為邪道，即使能成功，《春秋》也不喜歡，齊頃公、逄丑父就是這類人。遭受奇恥大辱活著，心情不會快樂，所以賢人不這樣做，而眾人就有懷疑，《春秋》鑒於眾人不懂正義而懷疑，所以指明正義，說：『國家滅亡，君主殉死，這是正義。』正義，在於上天賦予人生命。上天賦予人生命，讓人奉行仁義而羞做可恥的事，不像鳥獸那樣，只是苟且偷生、只圖財利而已。因此《春秋》推求天道而順應人情，認為至尊的君主是不能遭受奇恥大辱的，所以絕對不能被人俘獲；認為奇恥大辱是不能落於至尊大位的，所以即使是失去君位也不再當君主。對返國復位的君主，《春秋》尚且稱他們不算君主，更何況齊頃公污穢到被人俘虜呢！按道理來說，那時的齊頃公肯定不是國君了；如果不是國君，那麼逄丑父算什麼權變呢！他欺騙三軍，對晉國犯下大罪，他解救了齊頃公而羞辱了齊國的宗廟，因此殺身救君的行為縱然有難度，但《春秋》並不贊同。逄丑父如果懂得大義，應對頃公說：『君主侮辱並惹怒了諸侯，這是很嚴重的失禮；現在遭到奇恥大辱而不能死，是無恥；又增加了罪過，請求我們一起死，不要辱沒宗廟，不要羞辱社稷。』這樣，即使死了，還有高潔的名聲。在那個時候，死比活好，所以君子活著受辱，不如死了榮耀，說的正是這個道理。按照道理來說，逄丑父是欺詐而不屬於權變，忠誠而不屬於正義，如果認為不是這樣，可以再認真閱讀《春秋》，《春秋》開篇第一句話，把『王』放在『春』和『正』之間，不是說對上奉行天性而在下端正做人，這樣才能當王嘛！現在讚揚善良、厭惡邪惡，喜歡榮耀，憎恨恥辱，不是人能自發產生這些感情的，是上天賦予在人身上。君子按照這個道理來評判，逄丑父並不是忠臣。上天的意志體現在人身上，是使人有廉恥，有廉恥的人，不在奇恥大辱中求生，奇恥大辱沒有比離開君位而被俘虜更嚴重的了。曾子說：『恥辱如果可以躲避，避開就是了；如果無法躲避，君子就應該視死如歸。』這說的就是像齊頃公那樣的人。」 「《春秋》曰：『鄭伐許。』(1)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曰：「衛侯遬卒(2)，鄭師侵之，是伐喪也。鄭與諸侯盟於蜀(3)，以盟而歸諸侯，於是伐許，是叛盟也。伐喪無義，叛盟無信，無信無義，故大惡之。」問者曰：「是君死(4)，其子未逾年(5)，有稱伯不子(6)，法辭其罪何(7)？」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書》雲(8)：『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今縱不能如是，奈何其父卒未逾年即以喪舉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9)，故不復得稱子，謂之鄭伯，以辱之也。且其先君襄公伐喪叛盟，得罪諸侯，諸侯怒之未解，惡之未已。繼其業者，宜務善以覆之，今又重之，無故居喪以伐人。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父加不義於人，子施失恩於親以犯中國，是父負故惡於前，己起大惡於後。諸侯果怒而憎之，率而俱至，謀共擊之。鄭乃恐懼，去楚而成蟲牢之盟是也(10)。楚與中國俠而擊之(11)，鄭罷疲危亡，終身愁辜(12)。吾本其端，無義而敗，由輕心然。孔子曰(13)：『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知其為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慎之。今鄭伯既無子恩，又不熟計，一舉兵不當，被患不窮，自取之也。是以生不得稱子，去其義也；死不得書葬，見其窮也。曰：有國者視此，行身不放義(14)，興事不審時，其何如此爾(15)。」 【注釋】 (1) 鄭伐許：此文載於《春秋》成公三年。 (2) 衛侯遬（sù）：衛穆侯姬遬，在位11年，公元前589年卒。 (3) 蜀：古地名。在今山東泰安西。魯成公二年（前589），鄭襄公與楚、秦、宋等諸侯會盟於此。 (4) 是君：指鄭襄公，姓姬名堅，卒於魯成公四年（前587）。 (5) 其子：指鄭襄公之子鄭悼公姬費。鄭悼公在鄭襄公死去的當年冬天就攻打了許國。 (6) 有稱伯不子：又（對他）稱「伯」而不稱「子」。有，同「又」。稱伯不子，《春秋》之例，舊君卒，不論已葬未葬，新君初立當年皆稱子而逾年才稱爵。《春秋》成公四年說「鄭伯伐許」，這是在譏諷鄭悼公。 (7) 法辭：譴責性的言辭。 (8) 《書》云：下引文源出《今文尚書·無逸》「乃或諒闇，三年不言」，引辭稍有不同。高宗，殷商帝王武丁。諒闇，或作諒陰，《禮記·喪服四制》云：「《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論語·憲問》云：「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據鄭玄注，此詞指喪廬，為天子守孝之稱。 (9) 施失：廢棄，喪失。施，通「弛」，廢。 (10) 去楚而成蟲牢之盟：（鄭悼公）背叛楚國而與中原諸國訂立了蟲牢之盟。去楚，背叛楚國。蟲牢，地名。在今河南封丘北。魯成公五年（前586），鄭悼公與晉、齊、宋等諸侯會盟於此。 (11) 俠：同「夾」，夾擊。 (12) 辜：即「苦」。 (13) 孔子曰：下引文見《論語·學而》。道，同「導」，治理。乘（shènɡ），古時一車四馬叫做「乘」。 (14) 放：通「仿」，依照、仿效。 (15) 何：劉師培《春秋繁露斠補》云：「『何』疑『禍』訛。」蘇輿注同。劉、蘇之說近是。 【譯文】 「《春秋》說：『鄭國攻打許國。』為什麼厭惡鄭國而把它視為夷狄呢？」回答說：「衛穆侯姬遬死了，鄭國軍隊侵略衛國，這是攻打服喪的國家。鄭國與諸侯在蜀訂立盟約，締約之後諸侯歸去，鄭國卻去攻打許國，這是背叛盟約的行為。攻打服喪的國家是不道義的，背叛盟約是不講信用的，沒有信用和道義，因此《春秋》十分厭惡它。」提問的人說：「鄭襄公這個國君死後，他的兒子鄭悼公即位還沒過一年，《春秋》又對他稱『伯』而不稱『子』，這種譴責性的說法表明了鄭悼公有什麼罪過呢？」回答說：「先王的制度，臣下有大喪的，君主三年不在他家門口叫他，為的是滿足他的孝心而不讓他任職辦公。《尚書》說：『高宗居廬守喪，三年不開口說話。』這是守喪的規矩。現在雖然不能像高宗那樣，怎麼能自己的父親死去還沒過一年便帶喪舉兵開戰呢？《春秋》因為鄭悼公寡情少恩，而且喪失了為子的孝心，所以不再稱他為『子』，而叫他『鄭伯』，以此來羞辱他。而且他的先君鄭襄公攻打服喪的國家、背叛盟約，得罪了諸侯，諸侯對他怒氣未消，憎恨不已。繼承他的基業的人，應該好好行善來掩蓋他的過錯，現在卻又重新犯錯，無緣無故在服喪期間去攻打別國。父親攻打服喪的國家，兒子服喪卻去攻打別國；父親對別國做了不義的事情，兒子喪失了對父親的孝心而去進犯中原諸侯，這便是父親先犯下了舊惡，兒子接著又干起了大壞事。諸侯終於憤怒了而憎恨鄭悼公，全都會聚到一起，商議共同攻打他。鄭悼公於是害怕起來，背叛了楚國而與中原諸侯訂立了蟲牢之盟。楚國與中原諸侯夾擊鄭國，鄭悼公疲憊幾近亡國，終身愁苦。我推究他的禍端，在於不守道義而失敗，由輕率放縱而導致這樣的結果。孔子說：『治理擁有一千輛兵車的國家，要認真辦理政事而且堅守信用。』知道國君的得失關係重大，所以要嚴肅認真謹慎。現在『鄭伯』既沒有做兒子的孝心，又不深思熟慮，一次用兵不當，遭受無窮的後患，這是咎由自取。所以在世時不稱他為『子』，是為了除去他當國君的名分；死後不記載他的喪葬，是為了顯示他的罪過。可以說：治理國家的人如果像他這樣，立身行事不遵照正道，做事不審時度勢，就會罹患同樣的災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