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 · 卷第一
楚莊王第一
【題解】
《漢書·董仲舒傳》載：董仲舒「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複數十篇，十餘萬言」。這裡，《玉杯》、《竹林》是本書篇名，沒有《聞舉》、《蕃露》、《清明》等篇名，漢代只稱「董仲舒百二十三篇」，沒有《春秋繁露》書名。後人集董子文成書，以《呂氏春秋》、《晏子春秋》為例，署名《董子春秋》，而首篇名為《蕃露》，連起來變成：董子《春秋繁露》，這樣，首篇便無篇名，抄寫者就將首篇第一個詞「楚莊王」作為篇名，而《蕃露》篇名從此消失。本篇主要探討兩個問題：一是從稱呼、遣詞用字等入手，闡明暗寓褒貶的《春秋》筆法；一是議論「新王必改制」的說法，認為「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
楚莊王殺陳夏征舒(1)，《春秋》貶其文(2)，不予專討也。靈王殺齊慶封(3)，而直稱楚子，何也？曰：「莊王之行賢，而征舒之罪重(4)，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5)？《春秋》常於其嫌得者(6)，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7)，晉文不予致王而朝(8)，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三者不得(9)，則諸侯之得殆此矣。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春秋》之辭多所況(10)，是文約而法明也。
【注釋】
(1) 楚莊王殺陳夏征舒：楚莊王，羋（mǐ）姓，名旅，楚國國君，公元前613年—前591年在位，春秋「五霸」之一。夏征舒，陳國大夫。陳靈公與夏征舒的母親夏姬相通，夏征舒殺了國君陳靈公。宣公十一年（前598）楚莊王殺了夏征舒。《春秋》書曰：「楚人殺陳夏征舒。」
(2) 貶其文：行文上加以貶斥。《春秋》在稱呼上很講究，有爵位的稱爵位，爵位分公、侯、伯、子、男；沒有爵位的，最高的稱「子」，其次稱字、名、人、氏、國、州。楚莊王是子爵，應該稱「楚子」，而《春秋》稱「楚人」，包含有貶的意思。夏征舒作為臣子，殺死國君，是大逆不道，懲罰這種亂臣是正義之舉。楚莊王的行為是正義的。但是，他是楚國國君，卻越權擅自去懲治陳國大夫，這種行為叫「專（擅自）討」。諸侯沒有專討的權力，因此《春秋》對楚莊王的行為從名義上還要加以貶抑，稱他為「楚人」。
(3) 靈王殺齊慶封：靈王，即楚靈王，名圍，公元前540年—前529年在位。慶封，齊國大夫。魯昭公四年（前538），楚靈王聯合蔡、陳、許等國伐吳，抓住慶封並處死。崔杼弒（shì）齊莊公，慶封是其同黨。慶封先逃到魯國，齊人責問魯國。慶封又逃到吳國，吳國接納了他，並把他封到防（《左傳》作「朱方」，在今江蘇鎮江東）。楚靈王率領的盟軍進攻防，抓逮並誅殺了慶封這個叛國亂臣。孔子對此表示贊成，所以稱楚靈王為「楚子」。慶封已逃到吳國並受封，為什麼還稱「齊」慶封？孔子不承認諸侯專封，也表明楚子為齊國來討伐叛逃的臣子。
(4) 「莊王」二句：楚莊王率領諸侯伐陳，滅了陳國，把陳國變成楚國的一個縣。申叔時說，伐陳是正義的行為，占領陳國則是不義的行為。楚莊王採納了這個意見，恢復陳國，扶立陳靈公的太子為陳成公。孔子知道此事，稱讚道：「賢哉楚莊王！」（《史記·陳杞世家》）夏征舒弒君，故罪重。
(5) 正經：正確的規則或原則。
(6) 嫌得者：好像正確的事情。嫌，懷疑。得，得理，得宜，正確。
(7) 齊桓不予專地而封：不贊成齊桓公擅自封賞。齊桓，指齊桓公，姜姓，名小白，公元前685年—前643年在位，春秋「五霸」之首。周時，土地和人民都屬於天子，只有天子才有權把某地區的土地和人民封給臣子，諸侯無權把土地和人封給別人。但是，當「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的亂世時代，齊桓公有相當實力，能夠救助弱國，保護小國，制止侵暴行為，穩定社會秩序。齊桓公的專封，從實際出發，可予承認。
(8) 晉文不予致王而朝：不贊成晉文公召喚天子。晉文，指晉文公，姬姓，名重耳，公元前636—前628年在位，春秋「五霸」之一。魯僖公二十八年（前632），晉文公會諸侯於踐土（鄭地，在今河南原陽西），召周襄王參加會盟。周襄王是天子，晉文公是諸侯，臣召君不符合禮制。《春秋》記載這件事，寫作「公朝於王所」。一般說諸侯到京師朝見天子，由於天子不在京師，被晉文公召到踐土來，又不肯說明被召喚這樣不禮貌的行為，所以用這種比較含蓄的筆法，這是《春秋》筆法。董仲舒認為，這樣記載說明孔子不贊成作為諸侯的晉文公召喚天子周襄王。
(9) 得：通「德」，道德。
(10) 況：比較。
【譯文】
楚莊王殺陳國大夫夏征舒，《春秋》行文上加以貶斥，不贊成諸侯擅自討伐。楚靈王殺齊國大夫慶封，而春秋直接稱他為「楚子」，為什麼呢？回答是：「楚莊王是賢君，夏征舒罪重，以賢君討伐重罪，大家都認為是應該的。如果不加以貶斥，誰能知道這種行為不符合正確的規則呢？《春秋》經常在好像正確的事情中揭示出不正確的內容。所以不贊成齊桓公擅自封賞，不贊成晉文公召喚天子，不贊成楚莊王擅自討伐。三者都是不妥當的，那時諸侯的道德差不多都是這種水平。由於這種原因，所以楚靈王被稱作『楚子』而去討伐。」《春秋》的說法多是相比較而言的，文字雖然簡單，法則卻很明確。
問者曰：「不予諸侯之專封，復見於陳、蔡之滅(1)；不予諸侯之專討，獨不復見於慶封之殺，何也？」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2)。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矣，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伯討之(3)，著其罪之宜死，以為天下大禁(4)。」曰：「人臣之行，貶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皆宜死，比於此其云爾也(5)。」
【注釋】
(1) 陳、蔡之滅：楚靈王於公元前534年滅陳國，公元前531年滅蔡國。楚平王繼位，於公元前529年又恢復陳、蔡二國。
(2) 著：彰明，闡述清楚。
(3) 故稱楚子以伯討之：此句是說，慶封是崔杼的同黨，崔杼的罪行已經明白，而慶封有什麼罪，並不清楚。稱楚靈王為「楚子」，來討伐慶封，表明慶封的罪行嚴重。伯，通「霸」，諸侯盟主。
(4) 天下大禁：天下最大的禁忌。天下最忌諱之事就是臣叛君。
(5) 比於此其云爾也：按這種說法作參照，《春秋》才有這些稱「楚子」殺慶封的說法。比於此，以此為例。此，指亂國之臣有死罪。其，指《春秋》。云爾，指《春秋》所說慶封罪行。
【譯文】
提問的人說：「不贊成諸侯擅自封國，已被滅了的陳、蔡兩國又重新出現；不贊成諸侯擅自討伐，卻沒看到對殺慶封一事的指責，為什麼呢？」回答說：「《春秋》的說法，已經明白的不說，尚未明白的要說清楚。現今諸侯不能擅自討伐，本來已經明白，慶封的罪行卻沒有被別人看見，所以稱楚靈王為『楚子』，以霸主的名義討伐他，表明他的罪行是死罪，把這種罪行視為天下最大的禁忌。」所以說：「臣子的行為，貶斥了的國君的地位，亂了國家的臣子，即使沒有篡權和弒君，他們的罪行也都應該是死罪，按這種說法作參照，《春秋》才有這些稱『楚子』殺慶封的說法。」
《春秋》曰：「晉伐鮮虞(1)。」奚惡乎晉而同夷狄也？曰：「《春秋》尊禮而重信。信重於地，禮尊於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疑禮而死於火(2)，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3)，《春秋》賢而舉之，以為天下法，曰禮而信。禮無不答，施無不報，天之數也(4)。今我君臣同姓適女(5)，女無良心，禮以不答(6)，有恐畏我(7)，何其不夷狄也(8)？公子慶父之亂(9)，魯危殆亡，而齊桓安之。於彼無親(10)，尚來憂我，如何與同姓而殘賊遇我(11)？《詩》雲(12)：『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皆有此心也。今晉不以同姓憂我，而強大厭我(13)，我心望焉(14)。故言之不好，謂之晉而已，是婉辭也(15)。」
【注釋】
(1) 晉伐鮮虞：《春秋》昭公十二年載：「楚子伐徐，晉伐鮮虞。」文中對晉沒稱爵位，是把它視為夷狄。因鮮虞是姬姓國，與徐國都是中原國家，楚是夷狄，伐徐，晉沒有去救援，卻也去伐同姓的國，因此《春秋》把晉視同夷狄。
(2) 宋伯姬疑禮而死於火：宋國伯姬堅守禮節而死於火災。宋伯姬，宋共公夫人。疑禮，堅守禮節。疑，同「凝」，凝滯不變。《春秋》對魯國以外諸侯夫人葬禮一般不記載，而宋伯姬的葬禮卻在襄公十三年（前543）作了記載。《公羊傳》記載伯姬死的詳情：宋國發生火災，伯姬在宮中，有傅進來報告：火快燒到這裡了，請趕快出去。伯姬說：不行，婦人不見傅和母，不能出門，只有傅來，還沒見母來。結果伯姬在屋裡被燒死了。《春秋》記載宋伯姬葬禮，是對她的死的肯定，也表明「禮尊於身」的觀念。寧可燒死，也不能違禮。後儒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正與此相一致。
(3) 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齊桓公堅守信用而損失土地。疑信，堅守信用。魯莊公十三年（前681），齊桓公與魯莊公在柯（齊邑，今山東陽穀阿城）會面，魯莊公用武力脅迫齊桓公簽訂返回汶陽之田的盟約，齊桓公同意了，當脅迫解除後，齊桓公沒有怨恨，沒有毀約，交還汶陽之田，這是守信用而損失土地。
(4) 天之數：指天道，即客觀規律，或客觀必然性。
(5) 同姓適女：以同姓親情歸從你。同姓，鮮虞與晉國都是姬姓，故稱。適，歸從，親近。女，同「汝」，指晉國。
(6) 以：通「已」，即「既」。
(7) 有：同「又」。
(8) 何其不夷狄也：怎麼能不被視為夷狄呢？意思是說華夏為禮儀之邦，華夷之別不在於地域，而在於有沒有禮。
(9) 公子慶父之亂：公元前662年，魯莊公卒，子般立，慶父挑撥鄧扈樂弒子般，立閔公；第二年，慶父又弒閔公。三年中接連死了三位國君，都是慶父作亂的結果，所以人稱：慶父不死，魯難未已。慶父，魯桓公之子，魯莊公之弟。
(10) 無親：指齊、魯異姓，沒有親戚關係。
(11) 如何：為什麼。
(12) 《詩》云：下引詩見《詩經·小雅·小宛》。宛，小貌。鳴鳩，斑鳩。翰，羽毛。戾，至。先人，指祖先。明發，天快亮了。二人，指先人周文王、周武王。
(13) 厭：通「壓」，欺壓，壓制。
(14) 望：猶「恨」，責怪，怨恨。
(15) 婉辭：委婉的貶斥，沒有批評的語言。稱晉是貶義，卻沒有貶詞，所以是婉辭。是，蘇本脫此字，今據宋本及鍾肇鵬校釋本補。
【譯文】
《春秋》說：「晉討伐鮮虞。」為什麼討厭晉國而把它視同夷狄呢？回答是：「《春秋》是尊重禮節又重視信用的。信用比土地更重要，禮節比身體更尊貴。怎麼知道這個道理呢？宋國伯姬堅守禮節而死於火災，齊桓公堅守信用而損失土地，《春秋》肯定這兩種行為，推舉出來作為天下普遍的法則，這就是禮節和信用。禮節沒有不答謝的，施予沒有不回報的，這是天然的道理。現在我們以同姓親情歸從你，你沒有良心，既不以相同的禮節答謝，又恐嚇威脅我們，怎麼能不被視為夷狄呢？公子慶父作亂，魯國危急快要滅亡，齊桓公使魯國安定下來。不是他的親戚，還能來為我們分憂，為什麼與我們同姓的人卻用暴力來對待我們呢？《詩經》上說：『那隻小斑鳩，羽毛飛上天。我心很憂傷，懷念那祖先。一夜沒睡著，想著兩偉人。』人都有這種想法呀。現在晉國不因為同姓而為我們分憂，還借著自己強大來欺壓我們，我們都從心裡怨恨它。因此說它不好，稱『晉』就完了，這是委婉的說法。」
問者曰：「晉惡而不可親，公往而不敢至(1)，乃人情耳。君子何恥而稱公有疾也(2)？」曰：「惡無故自來(3)，君子不恥，內省不疚，何憂何懼(4)，是已矣(5)。今《春秋》恥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陵其君，始於文而甚於昭(6)。公受亂陵夷(7)，而無懼惕之心(8)，囂囂然輕計妄討(9)，犯大禮而取同姓(10)，接不義而重自輕也(11)。人之言曰：『國家治，則四鄰賀；國家亂，則四鄰散。』是故季孫專其位(12)，而大國莫之正(13)。出走八年(14)，死乃得歸。身亡子危(15)，困之至也。君子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窮。昭公雖逢此時，苟不取同姓，詎至於是(16)。雖取同姓，能用孔子自輔，亦不至如是。時難而治簡(17)，行枉而無救(18)，是其所以窮也。」
【注釋】
(1) 公：指魯昭公，名裯（dāo），公元前541年—前510年在位。魯昭公二年、二十三年曾欲去晉國，沒有到晉國就回來了，不敢去晉國，是由於聽說晉國要抓他。
(2) 君子何恥而稱公有疾也：《春秋》作者有什麼羞恥須要隱晦，而稱昭公有病呢？君子，指《春秋》作者。稱公有疾，《春秋》昭公二十三年載：「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就是說，魯昭公去晉國，到河邊，有了疾病，所以回來了。實際是不敢去，而以疾病為託詞。
(3) 惡無故自來：災禍不是自己行為招來的。惡，指壞事。無故，沒有原委。
(4) 「內省」二句：出自《論語·顏淵》：「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說明災禍不是自己行為招來的，則不感到羞恥，也不需要憂慮和懼怕。
(5) 是已矣：就這麼回事而已。是，這樣，這麼回事。已，而已。
(6) 始於文而甚於昭：（臣不聽命）從文公開始，到昭公時最為嚴重。文，魯文公，名興，公元前626年—前609年在位。文公、宣公、成公、襄公到昭公，共五代。
(7) 公受亂陵夷：魯昭公承受了混亂局勢，自己日漸卑下。公，指魯昭公。受亂，遭受悖亂局面，指臣不聽命於君。陵夷，日漸卑下。
(8) 懼惕：恐懼，警惕。
(9) 囂囂然輕計妄討：隨隨便便就決定去討伐季氏。囂囂，傲慢的神態。輕計，沒有慎重考慮。妄討，隨便去討伐。這是指公元前518年魯昭公討伐季孫氏，反被季孫氏打敗。
(10) 取：通「娶」。古代認為娶同姓是違犯大禮。吳和魯都是姬姓，魯昭公娶了吳王長女，所以說他犯大禮。
(11) 接不義而重自輕也：一再地犯錯誤接近不義。接，接近。重自輕，加倍自輕。討季氏，是自輕；又犯大禮，更加自輕。
(12) 季孫：魯國大夫，魯「三桓」之一。
(13) 正：糾正。
(14) 出走八年：魯昭公伐季氏失敗，逃到齊國，公元前510年死於晉國乾侯（今河北成安東南）。在外凡八年。
(15) 身亡子危：魯昭公死亡，太子衍被廢，季氏執政，立昭公弟公子宋。
(16) 詎：豈，哪會。
(17) 時難而治簡：時期不好，又不認真治理。時難，所處時期不好。治簡，治理國家過於簡略，考慮不夠周密。
(18) 行枉而無救：行為不正，又沒有賢者匡救。行枉，行為不正，指娶同姓等。無救，周圍沒有賢人匡救。
【譯文】
有人提問：「晉國很壞而不可親近，昭公去晉國又不敢到晉國，這是人之常情。《春秋》作者有什麼羞恥須要隱晦，而稱昭公有病呢？」回答是：「災禍不是自己行為招來的，君子不感到羞恥，問心無愧，有什麼憂慮，有什麼畏懼，就這麼回事而已。現在《春秋》對這件事感到羞恥，是由於魯昭公採取這種態度是有原因的。臣子凌駕於國君之上，從魯文公時開始，到魯昭公是特別嚴重。魯昭公承受了混亂局勢，自己日漸卑下，卻沒有畏懼、警惕的心理，隨隨便便就決定去討伐季氏，娶同姓違犯了大禮，一再地犯錯誤接近不義。人們有這樣的說法：『國家治理得好，四鄰都來慶賀；國家治理不好，四鄰就都散去。』所以季孫專權，大國也不能給予糾正。魯昭公逃亡在外八年，一直到死才得以歸葬。自身死亡，兒子又處於危險境地，到了極端困厄的程度。君子不因困厄感到羞恥，而因導致困厄的行為感到羞恥。魯昭公雖然遇到這種時代，如果不娶同姓，何至於這樣。雖然娶了同姓，能夠任用孔子輔助自己，也不至於這樣。時期不好，又不認真治理，行為不正，又沒有賢者匡救，這就是他遭受困厄的原因。」
《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1)：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2)，君子之所見也(3)；襄、成、宣、文(4)，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5)，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6)，所聞八十五年(7)，所傳聞九十六年(8)。於所見，微其辭(9)；於所聞，痛其禍(10)；於傳聞，殺其恩(11)，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12)。子赤殺，弗忍言日，痛其禍也(13)。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14)。屈伸之志(15)，詳略之文，皆應之。吾以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疏疏也(16)，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17)。有知其厚厚而薄薄(18)，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19)。《詩》雲(20)：「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群匹。」此之謂也(21)。然則(22)，《春秋》義之大者也(23)。得一端而博達之(24)；觀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25)；視其溫辭(26)，可以知其塞怨(27)。是故於外，道而不顯(28)；於內，諱而不隱(29)。於尊亦然，於賢亦然。此其別內外(30)、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31)。義不訕上(32)，智不危身(33)。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34)，則世愈近而言愈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35)。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36)。
【注釋】
(1) 《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春秋》把魯國十二個世代分為三個歷史時期。十二世，《春秋》所記魯國的國君有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共十二代。三等，即把十二世分為三個階段，指「見」（親身經歷）、「聞」（聽親身經歷者介紹情況）、「傳聞」（指經過兩代以上傳遞的情況）三個時期。這一段話是通論《春秋》一書的，有的學者認為這應是《春秋繁露》第一篇《繁露》的篇首。而前幾段則可能是《竹林》、《精華》等篇的內容。此說僅供參考，無確證之前，仍按原樣為妥。
(2) 哀、定、昭：哀，魯哀公，姬將，公元前494年—前467年在位。定，魯定公，姬宋，公元前509年—前495年在位。昭，魯昭公，姬裯，公元前541年—前510年在位。
(3) 君子：指《春秋》作者孔子。孔子親身經歷了哀公、定公、昭公三代。哀公最後，是從後往前推的順序。
(4) 襄、成、宣、文：襄，魯襄公，姬午，公元前572年—前542年在位。成，魯成公，姬黑肱（ɡōnɡ），公元前590年—前573年在位。宣，魯宣公，姬俀（tuǐ），公元前608年—前591年在位。文，魯文公，姬興，公元前626年—前609年在位。
(5) 僖、閔、莊、桓、隱：僖，魯僖公，姬申，公元前659年—前627年在位。閔，魯閔公，姬開，公元前661年—前660年在位。莊，魯莊公，姬同，公元前693年—前662年在位。桓，魯桓公，姬允，公元前711年—前694年在位。隱，魯隱公，姬息姑，公元前722年—前712年在位。
(6) 所見六十一年：即孔子所親見的三世：昭公32年、定公15年、哀公14年，共61年。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前551），昭公元年（前542）時，孔子已十歲。沒有包含孔子十歲以前生活的魯襄公時代。
(7) 所聞八十五年：即孔子所聞的四世：文公18年，宣公18年，成公18年，襄公31年，共85年。
(8) 所傳聞九十六年：即孔子所傳聞的五世：隱公11年，桓公18年，莊公32年，閩公2年，僖公33年，共96年。
(9) 「於所見」二句：對於所親見的社會上的事情，用比較隱晦的筆法來記述。微其辭，隱微其言辭。對於自己親身經歷的所見之世，沒有用明顯的言辭來指責批評，一是表示為尊者諱，同時也是為了避免迫害，明哲保身。當時國君有生殺之權，要小心謹慎對待，稍不留心，就可能招致殺身之禍。
(10) 「於所聞」二句：對於聽說的世事，寫到災禍時特別痛心。所聞之世是父輩所經歷的時代，這個時代離自己比較近，因此對於國家的災禍特別痛心。
(11) 「於傳聞」二句：對於傳說的時代，恩情淡薄了，就按實際情況來寫。殺，中斷。所傳聞之世，離自己比較遠，恩情比較淡薄，就按自己的志向來寫。由於感情因素減少，內容就比較客觀理性。與以上「微其辭」（有話不敢直說），「痛其禍」（帶著濃厚的感情）兩種情況不同，就是平心靜氣地明白地寫出自己的想法。
(12) 「逐季氏」二句：所以謀伐驅逐季氏，寫作「再一次祭祀」，是把魯昭公的錯誤掩隱了。又雩，《春秋》昭公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公羊傳》：「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眾以逐季氏也。」一個月有三個帶「辛」的日子，第一個叫「上辛」，最後一個叫「季辛」或「下辛」。王充《論衡·明雩》：「《春秋》魯大雩，旱求雨之祭也。」雩是求雨的祭祀活動，規定在「辛」日、多半在「上辛」日舉行。秋七月，上辛舉行了雩祭，季辛又舉行雩祭，為什麼？實際上魯昭公想用雩祭的辦法把民眾集中起來，然後把季氏殺了。季氏平時得民心，昭公不得民心，昭公想殺季氏，卻被季氏打敗，逃亡到齊國去。孔子知道魯昭公不對，又不好指責國君，為尊者諱，只說「又雩」。這就是「微其辭」。
(13) 「子赤」三句：寫子赤被殺，不忍心記載那個災禍的日子，是表明對災禍的極端痛心。子赤，魯文公之子，被襄仲殺死。《春秋》文公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公羊傳》認為：子赤死了，為什麼不寫日期，是因為被殺。國君被殺，是極為痛心的事，不忍心再寫那個日子。這表明孔子對國禍的痛心。那時代對孔子來說是近代史，是所聞世。
(14) 「子般」二句：寫子般被殺，卻寫明是在「乙未」那一天，對於久遠的時代，感情已經淡漠了。子般，魯莊公之子，被慶父殺死。《春秋》莊公三十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同樣記載國君的死，為什麼這裡註明「乙未」（二日。《左傳》作「己未」）日？因為年代久遠，沒有那種感情了。
(15) 屈伸之志：指孔子的感情變化。
(16) 「吾以」二句：吾以其，或補「知」，作「吾以知其」，或改「見」，作「吾見其」，或不改，也通。「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疏疏」，前一「近」等為動詞，後者為名詞，指與自己有這種關係的對象。近與遠，指離自己生活時代的遠近，從血緣關係講，就是親疏的區別。
(17) 「貴貴」二句：文法同上。
(18) 有：又。是對上述的推論。
(19) 「百物皆有合偶」數句：這是對上述思想的理論概括。合、偶、仇（qiú）、匹，意思相同，即成對、對立、對偶、對待的意思。百物，即萬物，一切事物。一切事物都有它的對偶的東西。
(20) 《詩》云：下引詩見《詩經·大雅·假樂》。抑抑，指威儀美觀壯麗。秩秩，指政令（德音）十分正常，沒有令人反感的法令。無怨無惡，指人民沒有怨恨和厭惡。率，都。群匹，符合大家的意願。群，可以指群臣，也可以指人群、群眾。
(21) 「百物」到「此之謂也」數句：以孔子寫《春秋》根據與自己生活時代的遠近而有詳略的不同，推論到一切事物都相對應的關係，再舉《詩》句證明，政治清明，就是要使政令法制符合大眾之心。董仲舒認為這是學習、研究《春秋》的方法。
(22) 然則：這樣的話。
(23) 義之大者：就是大義的內容。這裡不是指《春秋》有哪些大義，而是說學習《春秋》大義，應該如何學習。
(24) 得一端而博達之：得到一點就要推廣、聯繫。得一端，得到一種思想或者一個觀點。博達之，推廣到各個領域、各個方面。就是舉一反三，意思進一步擴展。
(25) 正法：正確的法則。
(26) 溫辭：即蘊辭，也就是微辭。
(27) 塞怨：閉塞怨恨。
(28) 道而不顯：用婉辭記述，不採取明顯的說法。
(29) 諱而不隱：對內為親者諱，所以用文字的差別來表達，不能沒有表示。
(30) 內外：指親疏的區別。
(31) 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這就是使內外有別、賢與不肖有差別，尊卑有等級的意思。差賢不肖，指區別賢與不肖，為賢者諱。等尊卑，指以尊卑為等級，為尊者諱。
(32) 訕（shàn）上：指責上級。訕，誹謗，譏諷。上，上級。
(33) 智不危身：以智慧不讓自身處於危險境地，相當於明哲保身。
(34) 畏與義兼：畏懼與道義兩方面結合。畏，畏懼頂頭上司的權勢。義，不誹謗尊貴者。這兩方面結合起來，就成為《春秋》筆法的依據。
(35) 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定公、哀公是孔子生活的時代，為了沒有「訕上」的義，也為了避免「危身」，孔子寫時，就特別隱晦，常用「微辭」。
(36) 「以故」三句：《春秋》筆法被採用，對天下有好處，不被採用，也沒有「訕上」的罪名，自身安全。這是孔子寫《春秋》的原則。
【譯文】
《春秋》把魯國十二個世代分為三個歷史時期：有親見的，有聽說的，有聽傳說的。親見的有三世，聽說的有四世，聽傳說的有五世。因此，哀公、定公、昭公是作者所親見的；襄公、成公、宣公、文公是作者聽說的；僖公、閔公、莊公、桓公、隱公是作者聽傳說的。作者所親見的六十一年，聽說的八十五年，聽傳說的九十六年。對於所親見的社會上的事情，用比較隱晦的筆法來記述；對於聽說的世事，寫到災禍時特別痛心；對於傳說的時代，恩情淡薄了，就按實際情況來寫。所以謀伐驅逐季氏，寫作「再一次祭祀」，是把魯昭公的錯誤掩隱了。寫子赤被殺，不忍心記載那個災禍的日子，是表明對災禍的極端痛心。寫子般被殺，卻寫明是在「乙未」那一天，對於久遠的時代，感情已經淡漠了。作者對不同時代有不同的感情，所記述的文字也有相應的詳略差別。我根據《春秋》對待近事的親近、遠事的疏遠，親戚的親切、疏客的疏離，也就知道它對尊貴的尊重、對卑賤的輕賤，對要事的重視、對小事的隨便。又知道它對感情厚的熱情，對感情薄的輕慢，對好人友好，對壞人厭惡。又知道它以陽對陽，以陰對陰，以白對白，以黑對黑。百物都有相應對偶的東西，用相應的態度分別對待不同事物，這就對了。《詩經》上說：「威儀壯觀，政令順暢，沒有怨聲反對，都因符合民心。」就是說的這些情況。這樣的話，《春秋》的大義，得到一點就要推廣、聯繫；考察其中的是非，可以得到正確的法則；看到隱晦的語言，可以知道深藏的怨恨。因此對於外國的壞事，說了又不顯露；對於內部親人的壞事，不說卻有表示。對尊貴的人和賢人也都這樣。這就是使內外有別、賢與不肖有差別，尊卑有等級的意思。義士不誹謗上級，智者不使自身危險。因此對久遠的國君因為道義而為他諱過，對當世的國君出於明智的考慮而畏懼他。畏懼與道義兩方面結合，那麼時代越近，說話越要謹慎。這就是用微辭記述定公、哀公過錯的原因。根據這個原因，用微詞表述意見，如被採用則對天下穩定有貢獻，不採用則能保證自身安全，這就是《春秋》的原則。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1)。是故雖有巧手，弗修規矩(2)，不能正方圓；雖有察耳，不吹六律(3)，不能定五音(4)；雖有知心(5)，不覽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則先王之遺道(6)，亦天下之規矩六律已。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此其大數也(7)。得大數而治，失大數而亂，此治亂之分也。所聞天下無二道(8)，故聖人異治同理也。古今通達，故先賢傳其法於後世也。
【注釋】
(1) 奉天而法古：遵奉天命而效法古代。奉天，指奉天命。法古，效法古代聖王的做法。
(2) 弗修規矩：不按照圓規、曲尺。修，或作「循」，按照、根據。規矩，規和矩，校正圓形和方形的兩種工具。
(3) 六律：定音調的樂器，即黃鐘、太簇（còu）、姑洗、蕤（ruí）賓、夷則、無射（yì）。
(4) 五音：指宮、商、角（jué）、徵（zhǐ）、羽。
(5) 知心：指智慧之心，即聰明。
(6) 遺道：流傳下來的治國法則。
(7) 大數：指基本法則。
(8) 所聞天下無二道：聽說治理天下只有一個道理。所聞，聽說的，不必從老師那裡聽來的。天下無二道，語出《荀子·解蔽》，意思是治國之道只有一個。道，指治國之道。
【譯文】
《春秋》的原則，就是遵奉天命而效法古代。所以，即使有靈巧的雙手，不比照圓規、曲尺，也畫不出方形或圓形；縱然有聰靈的耳朵，不吹六律，也不能確定五音；縱然很聰明，不閱覽先王的言論和行事，也不能治理天下。其實先王流傳下來的治國法則，也就是治理天下的規矩和六律。因此，聖人效法天，賢者效法聖人，這是基本法則。遵循基本法則的就能安定天下，不遵循就會導致天下大亂，這就是安定與混亂的分別。聽說治理天下只有一個道理，所以，聖人治理辦法有不同，而道理卻是一致的。古今是相通的，因此以前的賢者把先王的法則傳授給後世。
《春秋》之於世事也，善復古(1)，譏易常(2)，欲其法先王也(3)。然而介以一言曰(4)：「王者必改制(5)。」自僻者得此以為辭(6)，曰：「古苟可循(7)，先王之道，何莫相因(8)。」世迷是聞(9)，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也。答之曰：「人有聞諸侯之君射狸首之樂者(10)，於是自斷狸首，縣而射之(11)，曰：『安在於樂也？』此聞其名，而不知其實者也。
【注釋】
(1) 善復古：「善」是意動用法，即認為復古是好的。《公羊傳》認為《春秋》是「善復古」的，董仲舒繼承了這種思想。
(2) 譏易常：反對改革。譏，批評。易，改變。常，常規。
(3) 法先王：學習先王的治國之道。法，效法，學習。先王，指夏、商、周三代的聖王，主要指周文王。
(4) 介以一言：插入一句話。介，介入。
(5) 王者必改制：國王必定要進行制度改革。這是當時流行的一種說法。它與上文的「善復古，譏易常」從表面上看是不一致的，因此，董仲舒把這種說法稱為「介」入的，是不協調的意思。
(6) 自僻者得此以為辭：思想偏激的人就拿這一句話作為藉口。自僻者，指思想邪僻的人，此言講「王者必改制」這句話的人。辭，指理由、藉口。
(7) 循：因循、繼承的意思。夏、商、周的制度都有所改革，所以說都不是相因循的。
(8) 因：此處亦同「循」。
(9) 世迷是聞：世俗被這種說法所迷惑。世，世俗。迷，被迷惑。聞，說法。
(10) 狸（lí）首：《狸首》是逸詩《曾孫》的樂曲。諸侯國君相見時，奏這個樂曲，開始射箭，見《儀禮·大射》。
(11) 縣（xuán）而射之：有人誤解了「奏《狸首》以射」這句話，把狸貓的頭割下來，掛在那裡作為靶子，讓人向它射箭。縣，同「懸」，懸掛。
【譯文】
《春秋》對於人世間的事情，提倡復古，反對改革，主張學習先王的治國之道。但是有一句話與此不一致，說是「王者必定要改變制度」。思想偏激的人就拿這一句話作為藉口，說：「古代的制度如果都可以繼承，那麼先王的治國之道為什麼都不一樣？」世俗被這種說法所迷惑，從而懷疑正道卻相信邪言，太可怕了。對那些人的回答是：「有人聽說諸侯國王有射《狸首》的音樂，於是，就割下狸貓的頭，懸掛起來，當做靶子，向它射箭。並且說：『這有什麼快樂！』這就是聞其名不知其實的典型例子。
「今所謂『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命於天，易姓更王(1)，非繼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2)，修故業，而無有所改(3)，是與繼前王而王者無以別。受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4)，事君者儀志(5)，事天亦然；今天大顯己(6)，物襲所代(7)，而率與同(8)，則不顯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處(9)，更稱號(10)，改正朔(11)，易服色者(12)，無他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13)，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14)。孔子曰(15)：『無為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堯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與(16)！」
【注釋】
(1) 易姓更王：易、更，都是改變的意思。由不同姓的人當王，說明不是繼承先前的王位，而是受天命而當上新王，因此要有所改制。
(2) 一因前制：一切都因襲以前的制度。一，一切。因，因襲。
(3) 無有：有的版本沒有「有」字。
(4) 承意：指孝子善於繼承父親的意志。
(5) 儀志：即以其志為儀。儀，準則。
(6) 天大顯己：上天大顯揚自己。己，指新王自己。
(7) 物襲所代：一切都沿襲已被取代的王朝。物，指正朔、服色這類象徵物。襲，繼承。所代，指被取代的王朝之物。
(8) 率（shuài）：都。
(9) 徙居處：指遷都。
(10) 更稱號：改朝代名稱。
(11) 改正朔（shuò）：改曆法的正朔日子。這裡「改正朔」是古代較為複雜的問題。正，正月，歲首。哪一月定為歲首，各代不同。夏建寅，以寅月為歲首，即農曆一月。殷建丑，以丑月即農曆十二月為歲首。周建子，以子月即十一月為歲首。秦建亥，以亥月即十月為歲首。漢初仍秦制，以冬十月為歲首，後改夏曆，以正月為歲首，沿用至今。朔，指曆法年開始的時刻。夏以平旦為朔，殷以雞鳴為朔，周以夜半為朔。這就是「改正朔」的具體內容。漢以後以夏曆正月為歲首，以周代的夜半為朔，沒有再作改變。
(12) 易服色：變換服飾的顏色。
(13) 文義：指文字訓詁。改朝換代，有改變的內容，如正朔、服色等，也有不改變的內容，如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
(14) 無易道之實：治道的本質是沒有改變的。
(15) 孔子曰：下引文見《論語·衛靈公》。
(16) 此非不易之效與：這難道不是不作改革的證據嗎！不易，不作改革。效，證據。
【譯文】
「現在所謂『新王必改制』，並不是改變治國的道理，改變治國的法則。受了天命，另一姓當了新的王，並不是繼承以前的王位而當了王，如果一切都因襲以前的制度，遵循著舊的業績，沒有什麼改革，這跟繼承先前的王位而當王就沒有什麼區別了。新受天命的王，是天命所作的巨大顯現。對待父親要繼承父輩意願，對待君王要以君王的志向為行事的準則，對待天也應該這樣。現在，天大顯揚自己，什麼東西卻都沿襲已被取代的王朝，與前代一樣，那麼與前代沒有明顯的區別，這不是天的意志。因此，新王要遷移居處（遷都），改變稱號，變更正朔（曆法），更改服裝顏色，沒有別的意思，就是不敢不順從天的志向，以表明自己的顯現。至於說治國的大原則，如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字都應照舊，有什麼可以改的？所以，王者有改制的名義，沒有改變治理國家的本質。孔子說：『無為而治的人，大概就是舜吧！』是說他繼承堯的治國之道而已，這難道不是不作改革的證據嗎！」
問者曰(1)：「物改而天授(2)，顯矣，其必更作樂，何也？」曰：「樂異乎是，制為應天改之，樂為應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樂也。是故大改制於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樂於終，所以見天功也；緣天下之所新樂(3)，而為之文曲(4)，且以和政，且以興德。天下未遍合和，王者不虛作樂。樂者，盈於內而動發於外者也，應其治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成者，本末質文皆以具矣(5)。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己以為本(6)。舜時，民樂其紹堯之業也(7)，故《韶》，韶者，紹也；禹之時，民樂其三聖相繼(8)，故《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也，故《頀》，頀者，救也(9)；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10)，武者，伐也。四者天下同樂之(11)，一也；其所同樂之端(12)，不可一也。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樂，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頀》而文王作《武》，四樂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己也，吾見其效矣。《詩》雲(13)：『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於崇，作邑於豐。』樂之風也(14)。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15)當是時，紂為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為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故凡樂者，作之於終，而名之以始，重本之義也。由此觀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應天，制禮作樂之異，人心之動也，二者離而複合(16)，所為一也。」
【注釋】
(1) 問者曰：是設問的形式。
(2) 物改而天授：物改，指改正朔易服色之類。天授，天命所授予。
(3) 緣：根據。
(4) 文曲：文詞，樂曲。
(5) 「成者」二句：成功，是說政治和禮樂都已具備了。本末質文，政治是本是質，禮樂是末是文。成功要政治和禮樂都具備，也就是本末質文都具備。
(6) 「是故」三句：作樂最初的根據是天下人都快樂。每個人快樂，根本是自己快樂。反，同「返」。
(7) 紹：繼承。
(8) 三聖：指堯、舜、禹三個聖人。
(9) 頀（hù）者，救也：夏桀無道，人民苦難，商湯推翻夏桀，是救民脫離苦難。
(10) 《武》：商紂王無道，周文王、武王興師討伐，推翻商紂王的統治，人民高興，所以這時的樂曲叫《武》。《白虎通義·禮樂》引《禮記》文：「黃帝樂曰《咸池》，顓（zhuān）頊（xū）樂曰《六莖》，帝嚳（kù）樂曰《五英》，堯樂曰《大章》，舜樂曰《簫韶》，禹樂曰《大夏》，湯樂曰《大濩（hù）》，周樂曰《大武》《象》，周公之樂曰《酌合》、曰《大武》。」
(11) 四者：指舜、禹、湯、文王。
(12) 端：事由，原委。
(13) 《詩》云：下引詩見《詩經·大雅·文王有聲》之第二章（全詩八章）。崇，國名，其地在今陝西戶縣東。豐，周邑名，周攻占崇國後，遷都於此，改名為豐。
(14) 風：風教，教化。
(15) 「王赫斯怒」二句：出自《詩經·大雅·皇矣》之第五章（全詩八章）。赫，盛怒貌。斯，語氣助詞。爰，於是。
(16) 二者離而複合：因改正朔，易服色在前，制禮作樂在後，二者雖不同時，但同歸於應天順人，故曰「離而複合」。
【譯文】
有人問：「許多事物的改革，天命授予已經顯現了，為什麼還必定再作音樂呢？」回答是：「音樂跟那些禮制是不一樣的。禮制是根據天命進行的改革，音樂則是根據人心來製作的，那個新王所受的天命，必定是人民所共同感到快樂的事。所以開初改制，是用來表明天命的變化；後來作音樂，是表示天命的成功。根據天下人民所快樂的事來製作音樂的詞曲，一方面用來諧和政治，一方面用來倡導道德。天下若未完全和諧安寧，王者不妄作音樂。音樂，是涌滿於內心而表現出來的，只有順應政通人和的時代，才能制訂禮儀和音樂來表現成功。成功，是說政治和禮樂都已具備了。所以製作音樂，必定要追溯天下人快樂的根源，以使自己快樂為根本。虞舜時期，人民喜歡虞舜繼承唐堯的功業，所以樂曲叫《韶》，韶的意思就是『紹』（繼承）；夏禹時期，人民喜歡他們三個聖人先後相繼，所以樂曲叫《夏》，夏的意思就是『大』（偉大）；商湯時期，人民喜歡商湯救民於苦難之中，所以樂曲叫《頀》，頀的意思就是救護；周文王時期，人民喜歡文王興兵征討暴君，所以樂曲叫《武》，武的意思就是征伐。這四者是天下人所共同喜歡的，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而其中的原因，卻是不可能一樣的。製作音樂的法則，必定要追溯人民所喜歡的根本大事，人民所喜歡的事不同，音樂又怎能不隨時代而變化呢？所以虞舜作《韶》而夏禹作《夏》，商湯作《頀》而周文王作《武》，這四個樂曲名稱不同，但各自都順應了人民對他們的愛戴。我從中看到了音樂的功效。《詩經》說：『文王接受天命，有了如此武功。既已討伐崇國，又建京城於豐。』這說的就是音樂的教化。《詩經》又說：『文王勃然大怒，於是調發他的軍隊。』在那時，殷紂王無道，諸侯大亂，人民喜歡文王的震怒而歌唱他。周王的德行已經潤澤了天下，追本溯源譜制音樂，稱它為《大武》，是說人民最初所喜歡的就是用武力除暴。因此，凡是音樂，雖是作於成功之後，但取名卻用初始的含義，以表示重視根本。由此來看，曆法、服色的改動，順應天命制訂禮樂的差異，都是源於人心的趨向，這兩者有先有後但又殊途同歸，因為它們的目的是相同的。」
玉杯第二
【題解】
《玉杯》是董仲舒著書的篇名，《漢書》提到這一篇名，不知此篇名取什麼意義。本篇主要通過《春秋》所記載魯文公、許止、趙盾、公子比等人的事，通過複雜的分析，認為《春秋》特別重視人的心志、辦事的動機，這種重視沒有明白說出，而是用曲折隱晦的筆法，即「微言」來表達的。本篇提出研究《春秋》的方法論問題。
《春秋》譏文公以喪取(1)。難者曰：「喪之法(2)，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今按經：文公乃四十一月方取(3)，取時無喪，出其法也久矣(4)，何以謂之喪取？」曰：「《春秋》之論事，莫重於志(5)。今取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6)，故謂之喪取也。且文公秋祫祭(7)，以冬納幣，皆失於太蚤(8)，《春秋》不譏其前(9)，而顧譏其後(10)，必以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11)，雖從俗而不能終(12)，猶宜未平於心，今全無悼遠之志(13)，反思念取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譏不出三年於首(14)，而已譏以喪取也。不別先後，賤其無人心也。」
【注釋】
(1) 《春秋》譏文公以喪取：《春秋》批評魯文公在喪期內娶親。文公，即魯文公，名興，魯僖公之子。取，同「娶」。古代規定守喪三年即二十五個月，在此期間不能進行娛樂活動，更不能娶親。魯文公違背了這個規定，《春秋》給予批評。
(2) 喪之法：守喪的法則。《論語·陽貨》載孔子說：「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小孩三歲以後才脫離父母的懷抱，因此要守孝三年，是天下共同的守喪期限。
(3) 四十一月方取：魯僖公於三十三年十二月卒，第二年就是魯文公元年。魯文公四年夏五月才去齊國迎親，離魯僖公逝世已經四十一個月，超過了規定的二十五個月期限。
(4) 出其法：超出法定的期限。
(5) 志：指辦事的動機、志向。
(6) 納幣之月在喪分：納幣，婚娶前男方給女方送的彩禮、聘金。送彩禮表示有娶親的意圖，也是動機。文公二年冬納幣，納幣的月份在守喪的期限內，所以說文公「喪取」。
(7) 祫（xiá）祭：把遠近祖先的牌位放在祖廟裡一起祭祀，叫祫祭，即合祭。
(8) 失於太蚤：祫祭必須在喪期過後進行，即二十五個月後。文公於二年八月進行祫祭，離僖公卒才二十一個月，還差四個月，因此說「失於太蚤（通「早」）」。
(9) 前：指秋八月進行祫祭，《春秋》沒有批評。
(10) 譏其後：指冬納幣。
(11) 肌膚之情：《孝經》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肌膚指父母生養之恩情。
(12) 終：即堅持三年喪期。魯國舊風俗，喪期比較短，沒有三年即二十五個月。
(13) 悼遠：即慎終追遠。
(14) 首：首惡，最壞的事。
【譯文】
《春秋》批評魯文公在喪期內娶親。有人問：「喪期法定不過三年，三年喪期共二十五個月。現在從經書中看，魯文公喪後四十一個月才娶親，娶親時已經不在喪期內，而且出喪期已經很久了，為什麼還說他『喪娶』呢？」回答說：「《春秋》評論事情，最重視辦事的動機。娶親必須先送聘金，送聘金的時間在喪期之內，所以說他『喪娶』。而且，魯文公在秋天舉行合祭，冬天送去聘金，都是太早了。《春秋》為什麼不批評秋天的合祭，只批評冬天的送聘金呢？一定要堅持三年的喪期，是父母養育的恩情所定的，即使隨俗不能堅持到底，還應該從心裡有懷念的意思。現在一點悼念的意思都沒有，反而想念娶親的事，這是《春秋》所特別反對的。因此批評不出三年的最壞的事，就是『喪娶』。不分別先後，只是鄙視沒有人情的事。」
緣此以論禮(1)，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2)，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3)，則君子予之知樂；誌哀而居約(4)，則君子予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5)，重志之謂也。志為質，物為文(6)，文著於質，質不居文(7)，文安施質；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8)，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備，而偏行之，寧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尚少善之，「介葛盧來」是也(9)。有文無質，非直不予，乃少惡之，謂「州公寔來」是也(10)。
【注釋】
(1) 緣此：根據這個道理，指論事重志。
(2) 志敬而節具：志向端正，再加上節文（即適合的禮節）周全。
(3) 志和而音雅：心志平和，聲音優美。
(4) 誌哀而居約：內心悲哀，生活簡約，沒有排場和娛樂。
(5) 非虛加之：指《春秋》譏文公以喪娶。加，加責，給以批評、譴責。見《公羊傳》文公二年：「非虛加之，以人心為皆有之。」
(6) 文：文飾，形式。相對於本質、內容而言。
(7) 居：安置，容納。
(8) 偏行：指文飾和本質兩方面不全，或只有文飾，或只有本質。
(9) 介葛盧來：載《春秋》僖公二十九年。介，國名。葛盧，介國國君名。這是東夷一個小國，不懂華夏的禮節。缺少「文」，而願意來禮儀之邦，說明心中有嚮往禮儀的志向，動機是善的，因此稱他的名字。
(10) 州公寔（shì）來：州是國名，公是爵號，是很有社會地位的人物。州公去曹國，經過魯國，沒有去朝拜魯公，是無禮的表現，因此，《春秋》桓公六年春正月載「寔來」。寔，通「是」，此，這。「寔來」意即這個人來。為什麼不說來人的名字呢？這人就是「州公」，鄙視他沒有禮貌，才這樣稱呼他。
【譯文】
按照以上的說法來討論禮，禮的最重要的方面在於志向、動機。志存敬意而又有周到的禮節，那麼，君子承認他知道禮；心志平和，聲音又優雅，那麼君子就承認他知道音樂；心中悲哀，生活又簡約，君子也就承認他知道哀喪。因此說「並不是無端加以譴責」這句話，正是說明應該重視志向的說法。心志是本質，事物是形式，形式是依附於本質的，本質若不容納形式，形式怎麼能附在本質上？本質和形式兩方面都具備，然後形成禮制。形式或本質只有一個方面，那麼，兩方面都不能有禮的名稱。不能具備兩方面而只有一個方面時，寧可有本質而沒有形式，雖然也稱不上禮，還可以說比較好些，像「介葛盧來」，記載他的名字就是明顯的例子。有形式而沒有本質，不只不承認有禮，還認為是比較壞的，說州公來，記作「這個人來」，就是個典型例子。
然則《春秋》之序道也(1)，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2)，故曰：「禮雲禮雲，玉帛云乎哉！」(3)推而前之(4)，亦宜曰：「朝雲朝雲，辭令云乎哉！樂雲樂雲，鐘鼓云乎哉！」引而後之，亦宜曰：「喪雲喪雲，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5)，明其貴志以反和(6)，見其好誠以滅偽，其有繼周之弊(7)，故若此也。
【注釋】
(1) 序道：排序的原則。序，排順序。道，法則。
(2) 右志：重視本質。古代尚右，認為「志」比「物」重要。
(3) 「禮雲禮雲」二句：出自《論語·陽貨》。意思是：禮呀禮呀，難道只是玉帛之類的禮器嗎？
(4) 推而前之：往前類比推論。五禮之序，吉前凶後，故云推前引後。
(5) 孔子立新王之道：漢代人認為孔子為漢世創立新王的法則。
(6) 貴志以反和：重精神心志，輕物質之利。和，疑為「利」或「物」之誤，指物質、物利。
(7) 繼周之弊：周朝重文飾，周道衰微，孔子繼周弊之後，所以提倡質。
【譯文】
那麼，《春秋》排序的原則是，先本質而後文飾，重志向而輕物質，所以說：「禮呀禮呀，難道只是玉帛之類的禮器嗎？」向前推論，也可以說：「朝拜呀朝拜呀，難道只是那些外交辭令嗎？音樂呀音樂呀，難道只是鐘鼓這類樂器嗎？」向後推論，也應該說：「喪禮呀喪禮呀，難道只是穿上喪服嗎？」所以，孔子創新王的法則，表明貴志向而賤物利，好誠實而反對虛偽，這是由於繼周代重文飾的弊端之後，才這麼提倡的。
《春秋》之法：以人隨君(1)，以君隨天(2)。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一日不可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3)，為君心之未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當，而逾年即位者，與天數俱終始也(4)，此非以君隨天邪？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5)。
【注釋】
(1) 以人隨君：人要服從國君。人，指萬民，包括百官和各地方的諸侯王。隨，依附，服從。
(2) 天：是虛懸的概念，董仲舒用儒家思想來解釋天，天就成了儒學的代名詞。
(3) 三年稱子：國君死後，兒子繼位，居喪三年，不稱爵號，只稱「子」，說明「子」有孝心，不忍當國君。
(4) 「三年」三句：三年不當，為什麼逾年就即位呢？這是為了與天數終始相一致。例如魯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卒，魯文公繼位，第二年就是魯文公元年。這樣，年份連接才能嚴密，不出現曠年。
(5) 「故屈」三句：屈伸之義，相對為言。屈民防止叛亂，鞏固大一統政治局面；屈君防止肆行無忌憚，以免權力產生腐敗，導致滅亡。兩屈伸，董仲舒認為是《春秋》的大義，實是董仲舒天人感應和大一統論兩大思想的集中表達，也是他的政治哲學的最重要的內容之一。
【譯文】
《春秋》的原則：人要服從國君，國君要服從天。可以這樣說：按照人民的心愿，不能一天沒有國君；不能一天沒有國君，而國君繼位三年都稱子，這是由於國君心中悲哀不忍心當父位，這不是人民要服從國君嗎？根據孝子之心，三年不當父位，但是，過一年就即位，是為了與天的年數相一致，這不是國君要服從天嗎？因此，屈抑民眾而伸展國君，屈抑國君而伸展上天，是《春秋》的要義。
《春秋》論十二世之事(1)，人道浹而王道備(2)，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3)，相為左右(4)，以成文采，其居參錯(5)，非襲古也(6)。是故論《春秋》者，合而通之(7)，緣而求之(8)，五其比(9)，偶其類(10)，覽其緒(11)，屠其贅(12)，是以人道浹而王法立(13)。以為不然，今夫天子逾年即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經也(14)，而操之與在經無以異，非無其辨也(15)。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贅也(16)，故能以比貫類(17)，以辨付贅者(18)，大得之矣。
【注釋】
(1) 十二世：指魯國國君十二代：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
(2) 人道浹（jiā）而王道備：人道和王道都很完備。人道，指處世之道。浹，完善，完備。王道，指治國之道。
(3) 二百四十二年：從魯隱公元年（前722）到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共計242年。
(4) 左右：互助配合。
(5) 參（cēn）錯：參差交錯。
(6) 非襲古：不是繼承古代已有法制，而是創新的。襲，因襲。
(7) 合而通之：是將許多類似的事例聯繫在一起，加以研究，融會貫通，從而得出結論。這是董仲舒提出的研究《春秋》的方法。
(8) 緣而求之：由一個說法，深入探求更深一層的道路，意即深入研究。緣，根據。求，探求。
(9) 五其比：把類似的事例排列在一起，所謂同類項合併。五，通「伍」，隊伍。比，類似。
(10) 偶其類：把同類的道理合併起來。偶，合併。類，同類。
(11) 覽其緒：觀看事情的端緒，掌握經書主要的根本精神。緒，端緒，頭緒。
(12) 屠其贅：刪除多餘的不重要的內容。這是指當時經師繁瑣解經的內容。屠，刪除。贅，從屬的、多餘的內容。
(13) 王法：即王道，或指王道指導下產生的具體法則。
(14) 經：指《春秋》。《春秋》沒有天子逾年即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這些內容。
(15) 「而操」二句：操之，掌握理論，指不在經書中的說法。但是，這是需要根據的，不能將沒有根據的說法也附會到經書上去，這是需要辨別的。當時大概已有一些經師把沒有根據的說法附會於經書，後來發展為緯書迷信。
(16) 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贅也：有新的正確創見，經書也樂意接受這種（附會的）發揮。有所見，有正確的創見。經，指經書。安受，樂意接受。贅，附會經書的內容。
(17) 以比貫類：通過並列事例的比較來理解同類的道理。比，並列。貫，貫通。類，同類的道理。
(18) 以辨付贅：通過分辨，確定哪些內容是經書上所沒有的。
【譯文】
《春秋》論魯國十二代的事情，把人道和王道都說得很完備了。這些法則分布在二百四十二年的歷史中，互相配合，形成文采，複雜的內容交織在一起，並不是因襲古代的說法。因此，研究《春秋》的人要融會貫通，深入探討，排列事實，分門別類，把握綱領，排除附會，所以能理解人道並確立法則。如果認為不是這樣，那麼，現在「天子過一年才即位」，「諸侯在封地內三年只稱子，不稱爵號」，都沒有寫在經書里，人們把它當做寫在經書里的說法一樣看待，並非沒有經過考辨。有新的正確創見，經書也樂意接受這種發揮，因此，能夠融會貫通，通過考辨有所發揮，就真正領會了《春秋》的基本精神。
人受命於天，有善善惡惡之性(1)，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2)，若形體之可肥臞(3)，而不可得革也(4)。是故雖有至賢，能為君親含容其惡(5)，不能為君親令無惡。《書》曰：「厥辟不辟，去厥祇。」(6)事親亦然，皆忠孝之極也。非至賢安能如是？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耳(7)。
【注釋】
(1) 善善惡惡：喜歡善良的，厭惡醜惡的。前「善」、「惡」均為動詞，相當於喜歡與厭惡。
(2) 可豫而不可去：（惡的方面）可以預防，但不能除去。豫，預防，防備於未然。去，根除。
(3) 臞（qú）：瘦。
(4) 革：改變。
(5) 含容：包涵，容忍。
(6) 「厥辟」二句：偽《古文尚書·太甲上》有「辟不辟，忝厥祖」句，《禮記·坊記》也載：「《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厥，其，他的。辟，國君。辟不辟，國君不像國君的樣子，沒有認真儘自己作為國君的職責。忝，辱沒。厥祖，自己的祖先。董仲舒引文「去厥祇」，意思是除去他的毛病。祇（qí），通「疧（qí）」。
(7) 「父不父」二句：父親不像當父親的那樣慈愛子女，子女也不會像做子女的那樣孝順父親。國君不像國君的樣子尊重臣子，臣子也不會忠於國君。父子、君臣在儒家那裡是對等的雙向關係，雙方都有權利和義務。
【譯文】
人從天那裡獲得生命，有喜歡善良、厭惡醜惡的本性，性中善的方面可以培養而不能改變，惡的方面可以預防而不能除去，就像人的形體可以有肥瘦的不同，但不能改變一樣。所以即使是最賢智的人，能夠為國君或父親包涵容忍某些惡性，但不能使國君和父親沒有惡性。《尚書》上說：「那個國君不像國君，要除去他的毛病。」侍奉父親也應該這樣，這都是忠孝的最高道德。不是最賢智的人哪能做到這個地步？父親不像父親，兒子也就不像兒子了；國君不像國君，臣子也就不像臣子了。
文公不能服喪(1)，不時奉祭(2)，不以三年，又以喪取，取於大夫(3)，以卑宗廟(4)，亂其群祖，以逆先公(5)。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6)，故諸侯弗予盟，命大夫弗為使，是惡惡之徵(7)、不臣之效也(8)。出侮於外(9)，入奪於內(10)，無位之君也。孔子曰(11)：「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
【注釋】
(1) 文公不能服喪：指魯文公在喪期中給女方下聘禮，想到娶親的事。
(2) 不時奉祭：祭祀沒有按時進行。僖公喪期未滿，文公就把僖公放入祖廟與祖先合祭，即祫祭，早了四個月。
(3) 取於大夫：文公四年，娶齊大夫之女，不是門當戶對。按地位，他應娶齊侯之女。
(4) 卑宗廟：娶妻低賤，降低宗廟的名分。
(5) 以逆先公：違背了先祖的通例。逆，顛倒。先公，對諸侯祖先的尊稱。僖公是閔公的庶兄，閔公在先，僖公在後。閔公時，僖公還是臣子，有君臣關係。文公把僖公弄到祖廟中，升在閔公之上。董仲舒認為，僖公雖為庶兄，但論任位先後，應排在閔公後面。升僖公於閔公之上，是亂了群祖的順序，違反先公的通例。
(6) 大惡四五：指不能服喪、不時奉祭、娶於大夫、亂其群祖等。
(7) 惡（wù）惡（è）之徵：《春秋》作者厭惡醜惡的表現。
(8) 不臣之效：大夫不肯出使，是臣子不像臣子的樣子。
(9) 出侮於外：在外面受到輕視、侮辱，指諸侯不肯與魯國結盟。
(10) 入奪於內：在國內權力被剝奪，指命大夫出使，大夫不肯聽從。
(11) 孔子曰：下引文見《論語·季氏》。宣公死後，季文子驅逐東門氏，自此任正卿，掌握魯國大權。自季氏掌權到孔子說話時，經歷了文子、武子、平子、桓子四代，故稱四世。
【譯文】
魯文公不能服喪，祭祀不準時，都沒有超過三年喪期，而且喪期中娶妻，娶的又是大夫家的閨女，使宗廟卑賤，又把僖公放在閔公之上，亂了群祖的順序，違背了先祖的通例。魯文公沒有做一件小善事，卻做了四五件大壞事，因此諸侯不願與他結盟，大夫不肯為他出使，這是《春秋》討厭醜惡的表現，也證明了君不君就會臣不臣的結論。魯文公在外受到侮辱，在內失去政權，是沒有實權的國君。孔子說：「政權落到大夫手裡，已經有四代了。」就是從魯文公開始算起的。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以贍養之(1)。《詩》、《書》序其志(2)，《禮》、《樂》純其美(3)，《易》、《春秋》明其知(4)。六學皆大(5)，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6)；《禮》制節，故長於文(7)；《樂》詠德，故長於風(8)；《書》著功，故長於事(9)；《易》本天地(10)，故長於數(11)；《春秋》正是非，故長於治人(12)。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遍舉其詳也。故人主大節則知闇(13)，大博則業厭(14)，二者異失同貶(15)，其傷必至，不可不察也。是故善為師者，既美其道(16)，有慎其行(17)，齊時早晚(18)，任多少(19)，適疾徐(20)，造而勿趨(21)，稽而勿苦(22)，省其所為(23)，而成其所湛(24)，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此之謂聖化(25)，吾取之(26)。
【注釋】
(1) 簡六藝以贍養之：選擇「六藝」來培養人的德性。簡，選擇。六藝，即下文所言《詩》、《書》、《禮》、《樂》、《易》、《春秋》。贍養之，指涵養當政者個人的德性。贍，通「澹」。
(2) 《詩》、《書》序其志：《詩經》和《尚書》能夠敘述心志。序，通「敘」，敘述，抒發。志，志向，情緒。
(3) 《禮》、《樂》純其美：《禮經》和《樂經》能夠淨化心靈，陶冶情操。純，淨化。美，審美情趣。
(4) 《易》、《春秋》明其知：《易》講萬物的變化規律，《春秋》講社會人事的是非原則，二者使人對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有正確的認識，使人明白道理。
(5) 六學皆大：六藝的學問都很重要。六學，即六藝之學。大，重要，大法。
(6) 質：樸素的本質，沒有偽裝修飾的心理，是真實的思想。
(7) 文：文飾，形式。《禮》的種種規定都是為了節制欲望，所以有許多文飾的形式。禮是以統一的形式抑制個人不同的欲望。
(8) 長於風：《樂》是詠頌功德的，從而影響社會風氣。音樂有感化性情的作用，所以「長於風」。
(9) 長於事：《書》記載歷代帝王的功績，所以保存了古代許多重大史事。
(10) 天地：自然界整體的代稱。
(11) 長於數：《易》是關於天地陰陽的變化和事物相互關係的典籍，其卦與卦之間、爻之位次及奇偶變化，都常用數表示。
(12) 長於治人：《春秋》是孔子根據魯國史記改編的，通過特殊的寫法寓以褒貶、確定是非，因此此書成為指導政治活動的政治法典，故稱「長於治人」。
(13) 人主大節則知闇（àn）：國君興趣太少就孤陋寡聞。人主，國君。大，即「太」。節，節制。知闇，知識太少。闇，同「暗」。
(14) 大博則業厭：愛好太廣泛就可能荒廢政務。博，廣博，愛好廣泛。業，事業，職業。厭，拋棄，厭惡。
(15) 二者異失同貶：兩個極端錯誤不同，受到同樣的批評。二者，指「大節」和「大博」。異失，不同的錯誤。同貶，一樣受到批評。
(16) 道：指六藝之學。
(17) 有：通「又」。
(18) 齊時早晚：在時間上能調劑早晚，即確定最適當的時刻，不早不晚。齊，通「劑」，即調劑。
(19) 任：勝任，擔任。
(20) 適疾徐：快慢的速度適中。
(21) 造而勿趨：不斷前進，能夠達到目的地就可以了，不必急速跑步。造，到達。趨，急速，跑步。
(22) 稽而勿苦：需要休息整頓，卻不能停頓。稽，滯留，休息。苦，停頓。
(23) 省其所為：少花力氣。省，約省，少。為，做，功夫。
(24) 成其所湛：所成就的結果很豐富。成，成就。湛，豐富，深厚。
(25) 聖化：即指董仲舒所講教師的最理想化的教化過程。
(26) 吾取之：是說董仲舒自己讚賞這種教學方法。
【譯文】
君子知道當權者不能以惡服人，因此就選擇「六藝」來培養人的德性。《詩經》和《尚書》能夠敘述心志，《禮經》和《樂經》能夠淨化心靈、陶冶情操，《周易》和《春秋》能夠使人增長知識、知書達理。六藝的學問都很重要，又各有特長。《詩經》講的是志向，所以它的特點是純樸的素質；《禮經》是節制欲望的，所以它的特點在於文飾；《樂經》是歌頌功德的，所以它的特點在於創造良好的社會風氣；《尚書》記載歷代功績，所以它的特點在於記敘了古代的許多史事；《周易》依據自然界概括出變化的規律，所以它的特點在術數；《春秋》確定是非，所以它的特點在於政治。能夠了解各書的特長，但不能一一列舉各經的詳細內容。因此國君興趣太少就孤陋寡聞，愛好太泛就可能荒廢政務，兩個極端錯誤不同，受到同樣的批評，二者必定會導致敗亡，不可不細心考察。所以善於做教師的人，既能讚美六藝的道理，又能夠謹慎自己的行為，在教學方法上，能適時教學，教多少，講快慢，都有講究，能達到目的就不必太快，安排休息又不能停頓，花的功夫少而收穫又能達到最大，因此不用太勞累卻能獲得巨大的成功。這就叫「聖化」，我贊成這種教學方法。
《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1)。《春秋》修本末之義(2)，達變故之應(3)，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4)。是故君弒賊討(5)，則善而書其誅(6)；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7)。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絕也。今趙盾弒君(8)，四年之後，別牘復見(9)，非《春秋》之常辭也。古今之學者異而問之曰(10)：「是弒君，何以復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11)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12)。二者同貫(13)，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起問而辨不親弒(14)，非不當誅也(15)。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起問而辨不成弒(16)，非不當罪也。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故貫比而論(17)，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今誅盾有傳，弗誅無傳。以比言之，法論也(18)；無比而處之，誣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起問數百，應問數千，同留經中。援比類(19)，以發其端(20)，卒無妄言，而得應於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21)，故皆復見，而問曰：「此復見何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妄，以其問之不妄，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22)。夫名為弒父而實免罪者(23)，已有之矣。亦有名為弒君而罪不誅者。逆而罪之(24)，不若徐而味之(25)。且吾語盾有本(26)，《詩》雲(27)：「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鄰(28)，察視其外(29)，可以見其內也(30)。今按盾事而觀其心，願而不刑(31)，合而信之，非篡弒之鄰也。按盾辭號乎天(32)，苟內不誠，安能如是。故訓其終始(33)，無弒之志，掛惡謀者(34)，過在不遂去(35)，罪在不討賊而已(36)。臣之宜為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為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弒父(37)；臣不討賊，故加之弒君，其義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討賊，為弒君也，與止之不嘗藥為弒父，無以異。盾不宜誅，以此參之。
【注釋】
(1) 《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春秋》喜歡使用微言與它重視志向相聯繫。微，隱蔽含蓄而有所寓托的記事方式。貴志，重視思想動機、志向。這一句話把「好微」和「貴志」相聯繫，可以說明，董仲舒認為《春秋》從筆法上說是「好微」的，從思想實質上說是「貴志」的，就是用隱晦的筆法來表達重視思想動機的態度。
(2) 修：有撰寫著述之義，如修書。在這裡，「修本末之義」有著述關於本末關係的道理的意思。先後、輕重、貴賤、農商、物志等都有本末關係。
(3) 變故：意外發生的事故或災禍。
(4) 遂人道之極：達到人生的最高精神境界。遂，成就。人道之極，指人生最崇高的精神境界。儒家以仁義禮智信等道德為最高境界。
(5) 君弒賊討：君被殺死，臣子應該去討伐賊盜。這是義。
(6) 善而書其誅：《春秋》隱公四年二月「衛州吁（xū）弒其君完」，九月「衛人殺州吁於濮（pú）」。州吁弒了衛國國君，衛國人殺了州吁。為什麼寫「人」，表明人人都可以殺他，說明殺弒君的賊是善的行為。但是這裡也表示是國人去討賊，而當官的卻沒有去討賊，犯了該誅的罪行。
(7) 不書葬：國君被弒，若臣子未去討賊，《春秋》就不寫安葬的事，也不寫弒君者的名字。
(8) 趙盾：晉國正卿。公元前607年，趙盾族弟趙穿攻殺晉靈公，史官董狐認為趙盾負有責任，乃直書「趙盾弒其君」。
(9) 別牘（dú）：別的書簡，指另外記載。趙盾弒君發生在宣公二年，而宣公六年又另出現記載，所以說「別牘復見」。
(10) 古今之學者：指通古達今的學者。
(11) 「賊未討」二句：《春秋》昭公十九年載：「冬，葬許悼公。」許悼公是飲了世子止的藥而死的，屬於被弒殺。按《春秋》之義，君弒賊不討，不得書葬。此處書葬，表明世子止並未弒君，但亦難逃「過失殺人」之罪。
(12) 不宜復見也而復見：親手弒殺晉靈公的是趙穿，趙盾只是作為臣子，沒有討賊，因此與弒君同罪。只在文字上或名義上譴責趙盾，所以趙盾可以再出現。而趙穿是弒君者，就沒有再出現。
(13) 二者：指許世子弒其君與趙盾弒其君。
(14) 直以起問而辨不親弒：只是由於發問而辨清他不是親自弒君的。直以，只是由於。起問，發問。
(15) 誅：譴責。
(16) 不成弒：弒君不成立。
(17) 貫比而論：聯繫比較同類的事情，加以推論。貫，貫通。比，同類事聯繫比較。
(18) 法論：以法為根據來論定。法，法律。
(19) (fān）援：演繹引述。
(20) 以發其端：提出論題。發，引發。端，端緒。
(21) 外賊：弒君者逃到國外去，稱為外賊。
(22) 獄：案件。
(23) 名為弒父：名義上稱許世子「弒父」，而實際上又免了他的罪行。
(24) 逆而罪之：以叛逆來給他定罪。
(25) 徐而味之：慢慢體味其中的道理。
(26) 語盾有本：講趙盾的事是有根據的。
(27) 《詩》云：下引詩見《詩經·小雅·巧言》。忖度，思考，猜測。
(28) 物莫無鄰：事物都有相同類的。
(29) 外：指事物的外在形式，也指《春秋》微言。
(30) 內：指事物的內容和實質，也指《春秋》的大義。
(31) 願而不刑：究其本心而不予刑罰。願，同「原」。刑，刑罰。
(32) 辭號乎天：趙盾聽說晉史寫他弒君，他大聲呼：「天乎無辜！吾不弒君，誰謂吾弒君者乎？」（《公羊傳》宣公六年）
(33) 訓其終始：考察事件的前前後後。訓，順。
(34) 掛惡謀者：跟弒君有某種牽連。掛，掛牽，牽連。惡謀，指弒君。
(35) 不遂去：指趙盾「亡不越境」，逃亡沒有逃到國外去。越境就不再追究。
(36) 不討賊：趙盾逃亡，不久又返回，回來又不聲討弒君者，因此有罪，與弒君者似有某種牽連。《左傳》宣公二年說趙盾「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與上說正相印證。
(37) 「子不」二句：兒子不嘗藥，所以給他加上弒父的罪名。加，加責，給予譴責。《禮記·曲禮下》記載：「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許世子止給許悼公進藥時沒有先嘗，致使許悼公飲藥而死。《公羊傳》認為許世子止沒有盡孝道，譴責他「弒父」。
【譯文】
《春秋》喜歡使用微言與它重視志向相聯繫。《春秋》明確本末的道理，通達應付意外變故的對策，理解生死的意義，達到人生的最高精神境界。因此國君被弒而討伐弒者，這是對的，把兇手被誅也寫上了；如果沒有人討伐兇手，那麼國君死了不寫安葬，弒君的兇手的名字也不再出現。不寫安葬，說明沒有忠君的臣子；不再出現兇手的名字，以為他應該滅絕。現在趙盾弒君，四年以後，在別處再現趙盾的名字，這不是《春秋》通常的說法。博古通今的學者感到奇異而問道：「這個弒君者，為什麼再現他的名字？」好比說：「沒有討賊，為什麼寫了安葬？」所謂為什麼寫安葬，意思是不應該寫安葬而寫了安葬；為什麼重複出現，也是說不應該重複出現而重複出現。兩者是一樣的道理，不能不相似。趙盾名字的重複出現，只是由於發問而辨清他不是親自弒君的，不是不應該受譴責的。那麼也不得不說書寫悼公安葬之事，只是由於發問而辨清許世子止弒君是不成立的，不是不應該承擔罪過。如果這樣，那麼《春秋》的說法就全亂了套，怎麼能作為法則呢？因此聯繫比較同類的事情而加以推論，可知是非問題雖然難以全部弄清，其中主要道理則是一致的。現在傳中有譴責趙盾的內容，沒有不譴責的說法。根據事實討論，是有法則依據的論說；沒有依據的處治，就是胡說八道。現在看那些事實，他們都不應當有罪，為什麼要譴責他們？《春秋》發問幾百處，答問的話有數千句，都保存在經書中。反覆引用事實進行類比分析，提出論題，從來沒有亂說，與傳中所說都能相應。現在假如說逃到境外的弒君者不能譴責，所以都可以重複出現他們的名字，那麼可以問：「這種情況為什麼可以重複出現？沒有比這種說法更荒謬的，怎麼能跟傳中說法相應呢？」因此我根據這種說法能與傳中說法相應，知道這些發問並不荒謬，根據並不荒謬的發問，知道趙盾的弒君案不能不細心考察。名義上定為「弒君」而實際上又赦免了他的罪行，這是已有的事實。也有名義上為「弒君」而又不譴責他叛逆罪行的。以叛逆給他定罪，不如讓他慢慢體味其中的道理。而且我講趙盾是有事實根據的，《詩經》上說：「別人的想法，我要猜測它。」這就是說事物沒有與什麼都不相類似的，考察外在的形式，可以看到內在的實質。現在按照趙盾的事情來研究他的內心，究其本心而不予刑罰，綜合起來可以相信，他不是篡弒的那一類人。按照趙盾曾向天呼號，如果內心不誠，哪能這樣。因此考察事件的前前後後，趙盾沒有弒君的想法，只是跟弒君有某種牽連，他的過失在於沒有跑到境外去，回來又沒有去討伐兇手而已。臣子應該為國君報仇去討伐國賊，也像兒子應該為父親嘗藥那樣。兒子不嘗藥，所以給他加上弒父的罪名；臣子不討賊，所以給他加上弒君的罪名，道理是一致的。以此向天下人表示廢除臣子的忠孝氣節，罪惡是如此之大！因此趙盾不討賊，就有弒君之罪，與許止不嘗藥就等於弒父，二者沒有什麼差異。趙盾不應該被譴責，以此作為參照。
問者曰：「夫謂之弒而有不誅(1)，其論難知，非蒙之所能見也(2)。故赦止之罪(3)，以傳明之(4)。盾不誅，無傳，何也？」曰：「世亂義廢，背上不臣(5)，篡弒覆君者多，而有明大惡之誅(6)，誰言其誅？故晉趙盾、楚公子比皆不誅之文(7)，而弗為傳，弗欲明之心也。」
【注釋】
(1) 有：通「又」。
(2) 蒙：問者自卑詞，說自己無知。
(3) 止：人名，即許世子止。進藥給父親而沒有嘗，父服藥而死，許止有弒父之罪。後又寫「葬許悼公」，說明《春秋》赦了許止的罪，因為他的心志沒有弒父的意向。
(4) 傳：指《公羊傳》。《公羊傳》昭公十九年：「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弒焉爾。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公羊傳》有赦止的明確記載。
(5) 背上不臣：背叛君上，不守臣節。
(6) 有明大惡之誅：連上下文，有點費解。盧文弨以為中脫「不宜」二字，此句應為「有明大惡之不宜誅」。「之」為「不」之誤，也通。句為「有明大惡不誅」，與下文「皆不誅」正相應。有，通「又」。
(7) 楚公子比：楚共王之子，楚靈王之弟。公元前529年，公子比從晉國回到楚國，其弟棄疾逼他即位，並弒殺了楚靈王，隨後又殺了公子比。公子比已立為王，《春秋》還稱他為「公子」，表明他不應為王，也是對他弒君的「不誅」。
【譯文】
有人問道：「說是弒君而又不給予譴責，這種說法不好理解，大概是我愚蠢所理解不了的。不譴責許止的罪行，《公羊傳》上有明確的記載。趙盾不受譴責，傳上沒有記載，為什麼呢？」回答是：「世界動亂、道義廢棄，背叛君上、不守臣節，篡位弒君、顛覆政權的很多，而又說明大惡不受譴責，那麼誰知道這些罪行應該譴責呢？因此晉國的趙盾、楚國的公子比都有不譴責的文字，而不在傳中寫下，是不想明白說出的意思。」
問者曰：「人弒其君，重卿在而弗能討者(1)，非一國也。靈公弒，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薄厚(2)。《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系臣子爾也(3)；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弒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為立說以大明之(4)。今趙盾賢而不遂於理(5)，皆見其善，莫知其罪(6)，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系之重責，使人湛思(7)，而自省悟以反道(8)。曰：『吁！君臣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筲之民(9)，何足數哉！弗系人數而已(10)，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曰：『輕為重，重為輕。』(11)非是之謂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12)，趙盾嫌無臣責，許止嫌無子罪。《春秋》為人不知惡，而恬行不備也(13)，是故重累責之(14)，以矯枉世而直之(15)。矯者不過其正，弗能直，知此而義畢矣。」
【注釋】
(1) 重卿：指國家重臣，掌握大權的重要官員。
(2) 惡有薄厚：國君被弒，重臣不討賊，是惡的。靈公被弒的時候，趙盾在不在場，責任有大小的不同。在場責任大，即惡厚；不在場責任小，即惡薄。
(3) 弗系臣子：不算臣子，指不守臣節的人。
(4) 立說：立一種說法，建一個理論。
(5) 遂：通，順。
(6) 罪：指「君弒不討賊」之罪。
(7) 湛思：即深思。
(8) 反道：回到正道上來。
(9) 斗筲（shāo）之民：指小氣量的人，沒有作為的平庸之人。斗與筲都是小量器。
(10) 弗系人數：不在統計人數之中。
(11) 輕為重，重為輕：罪輕而責重，罪重而責輕。
(12) 公子比嫌可以立：公子比是否可以立，被迫而立，能否說明他弒君自立？嫌，疑慮，懷疑，難以分辨。
(13) 《春秋》為人不知惡，而恬行不備也：《春秋》因為人們不知哪些是惡的，安然施行而沒有戒備。恬，安然。備，戒備。
(14) 重累責之：反覆地用嚴厲語氣批評這些罪過行為。重，加大，猶如重判。累，多次，再三。
(15) 枉世：世俗的錯誤觀念。
【譯文】
問的人說：「有人殺國君，重臣在場而不能討伐，這種現象不止是一個國家存在。晉靈公被殺時，趙盾不在場。不在場與在場相比，罪惡應該有大小差別。《春秋》責備在場而不能討賊的臣子，只是不算臣子而已；責備不在場而不討賊的人，卻加上『弒君』的罪名，為什麼對罪過大的責備輕、對罪過小的責備重？」回答是：「《春秋》的原則，針對人所容易迷惑的問題，提出說法使它是非特別明白。現在趙盾賢良而做了不合理的事，大家都看到他好的一面，就不知道他犯的罪行，因此借著大家所讚揚的人物，給加上大的罪過，加以嚴厲批評，使人深入思考，反省自己以回到正道上來。還有人感嘆說：『呀！君臣的大義，父子的關係，會是這樣，就是依據罪過小而責備重。其他國家也有不討賊的人，都是些平庸的人，不能算數！不統計在正式人數中，也是依據罪過大而責備輕。』《傳》中說：『罪輕而責備重，罪重而責備輕。』不是說的這個道理嗎？因此公子比被迫當了國君，能不能說他奪權篡位？趙盾不在場而不討賊，是否沒有臣子的氣節？許止沒有嘗藥，能不能說他有不孝的罪名？《春秋》因為怕人們不知道這些罪過，繼續安然沿用而不能警戒，所以反覆地用嚴厲語氣批評這些罪過行為，以矯正世俗的錯誤觀念而使之回到正確的軌道上來。矯枉不過正，不能使它直，知道這個道理就全面了解了《春秋》的大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