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情定則 · 關於《新文化》上的廣告(1)
豈明(2)先生：
我在《語絲》上讀到先生的閒話里說：「張競生於《新文化》出版時就已脫皮換骨，已不是先前的張競生了。」——是這樣的意思，辭句或有不同之處，但意思是記得的——「對啦！」讀後我禁不住在這樣喊出。如若不信，聽我道來：
在《新文化》的第二期上，豈不是有張的許多廣告與啟事麼？胡說八道的，不知道在說些什麼，完全與事實不符。今特將我所曉得的確實情形，據實報告，以明其謊。
張競生是去夏來上海的，一到上海，便任上海藝大教務長，請張繼作校長，於是逐漸與一班「反革命」的走狗周旋，他的夫人褚女士那時還在北京，知道不妙，也就南下來滬。是張往北京同來的。那時思想已入於分裂反對了，不過感情還好（褚女士親口對我說的）。褚到上海以後，對於張的種種不正當行動（例如想與章太炎、張繼等辦《建國雜誌》），常常加以規勸，並且說：「不加入任何黨派，專從事學問也是很好的。」而張不聽，反加之以咒罵，說：「婦道人家，曉得些什麼！」然而褚是一直爽人，並且自己覺得理由充足，所以也不肯相讓的齟齬起來，這樣事很常有，藝大的學生統統知道而目睹。
及至去年陰曆十月間，有一天竟大吵起來，從褚女士所住的三層樓上，直吵到樓下的會客室里，張罵褚說：「你這個賤女人，我不要了！」罵了又繼之以拳（張罵一句就把拳頭拔出向對方的頭邊送過去）。後來且叫藝大的庶務去叫巡警來，庶務不去叫，他便自走到校門口。褚坐在會客室里說：「你去叫罷！我不逃！」他見褚如此，倒反沒有什麼了。那時全校的學生都圍住了會客室，大家都替褚女士抱不平，你一句，我一句的，張聽得難受極了，後來對學生們說：「她——褚——要殺死小孩，所以我要罵她。」其實褚是極愛小孩的，眾目共見。只要想想，天下哪有母親會殺她親生的兒子。
自從經過這一次的吵鬧以後，褚女士覺得這樣的局面不是永遠的，就與幾個女友商量，想找個職務，經濟獨立，免受牽累。那是吵鬧的次日的夜晚，有七八個女友去看她，有劉女士、夏女士、楊女士、陶女士等，大家都是去勸慰她的。後來適值上海婦女市黨部正沒有人，便邀她去了的，並無張所謂受一二假共產黨的包圍之情形。然張對於她去婦女部是絕端的反對，借了小孩禁止。張最痛恨褚的女友，因為他怕她與婦女的團體結合了，不怕受他的壓迫。然當我們去藝大時，張必扮出種種對褚好的樣子，對我們也很客氣，這是一個陰險、奸詐、兇惡的偽善男子。
褚離開上海是去臘二十五日，那天是開《女伴》的編輯會議。是吳女士與楊女士邀她出來的，走時，張說：「只許最多留半小時須還。」褚也允了。《女伴》本來是由我們幾個私人設起來，後來婦女部津貼了幾個錢正值少人負責，大家說，就給婦女部去辦罷。褚在婦女部，《女伴》的編輯也就算是她擔任了。
那時褚與張已決裂了，但張有條件，須試用保姆一星期後是合適的，才許褚走，不料到試用保姆的第三天，為了一點細事而吵鬧起來，張初則罵，繼則打，再則翻倒在地下，以腳亂踢，而且說：「我只許你死，不准你走！」為什麼他說這樣話呢？在平常張屢對褚說：「我不准你走，你走後我更將失掉社會上的信用了。」所以這次的吵鬧大原因不是在那小事情上，卻是為了這個保姆是試用得對的，然張還是「只准她死，不准她走的」。次日是開《女伴》的編輯會議，這時褚已辭掉編輯，特去交代的。開會時只坐得十分鐘多些，就走了的，大家知道她家庭的情形，所以也沒有人想得有別的。不過那天褚的臉色極不好，鼻頭上青青的，又像剛流過了鼻紅。誰知道這一天晚上就走了的，第二天，張就去向吳女士要人，說是騙走了他的夫人，後來又用種種方法，誘吳女士等說出褚之所在，最後大跳大罵的說：「吳等是女亂黨，必去叫巡捕望捉。」吳女士等本想置之不理的，但張如此欺詐，不得不向他慎重的質問，最後張自認了錯的說「因為當時神經錯亂，極覺抱歉，請勿罪」等話，吳女士就不理他了。
過了六天，吳女士等才接得褚從漢口寄到一封信，信里詳述走前的那天相吵情形，並張的打罵與虐待等等，使人不忍卒讀，末了還說張並不是個惡的人，對於張還是那樣寬恕的。
這封信是寄給吳女士的，所以不便發表，且褚又說，對於此事，張必大放謠言侮辱她，她必寫點來刊布，以明真相，這封信暫作張去索人時的憑據。這信現在仍放在吳女士處。
張競生常以他的《美的人生觀》與《美的社會組織法》來夸揚，其實，他原命運到《性史》出版時已絕了的。至於現在《新文化》上的廣告啟事等，只使人感到不堪的醜惡：真是丑的話、丑的行為。
離婚本不算是怎麼一回事，況且又是得兩人的同意，張何至於要出這樣卑劣的手段，大登其廣告呢。這種用心正與華林在《情波記》(3)所持的態度一樣，想以謊話騙得社會一般人的同情，而使對手成為眾矢之的！
在褚的本身，固然並非沒有可批評的地方，但這回的事件，確實是出於張的兇惡卑賤所造成，應當由張負責。我相信：「中國現在即使有極壞的女子，但她終壞不過壞的男子。」這是高山先生一天與我閒談中的話，我極以為然。
有幾個朋友曾愛讀《美的人生觀》及《美的社會組織法》的，聽到這回事，未免有些驚詫，不相信「美的人生觀」與「美的社會」里會發現這樣的事情。我說：先前的張競生，還從法國帶得一道隱身符來，我們所見的不是他本人。自從《新文化》刊後，我們才瞭然於他的思想、行為，其實美的人生觀與美的社會組織法是靠不住的，未必是他自己的思想，恐怕是東湊西合的法國舶來貨呢。
我寫這篇東西，不是來替褚女士作聲明，更不會擁護女性的嫌疑。事實是這樣的，不過最後還有一句話：褚女士並不是跟情人逃走，現在漢口任事，雖然將來有沒有情人，我不敢預言。但請大家看看，張競生現在的行為是怎樣。
葉正亞，於上海
1927年3月14日
豈明按：
張競生先生我是認識的，他做《美的人生觀》時的大膽我也頗佩服，但是今年他在《新文化》上所講的什麼丹田之類的妖妄話，我實在不禁失望。褚女士和他離婚事件本是私事，我們可以不問，不過張先生既然先在《新文化》上大登啟事與廣告，而其態度又很惡劣，令人想起華林的《情波記》來，（《美的情感》，這個名稱又何其與《情波記》近似耶？）也就想批評他幾句。葉女士我也是認識的，她寄這封信來叫我們發表，我相信葉女士所說的話一定有她的根據，可以稍供參考，所以就照辦了。
張先生的《美的情感》我們還沒有能夠拜讀到，但看了那幾句啟事和廣告，已經覺得很妙了。我們即使完全不理褚女士的C.P.黨及「情人黨」的話（此刻本來就還沒有看到這兩黨的文字，只有葉女士的這一封信——我不知道張先生把這歸在哪一黨？），看張先生自己的辯解，也就盡夠引起惡感，證明張先生自己同《情波記》的著者一樣，是一個思想錯亂、行為橫暴、信奉舊禮教的男子。張先生在攻擊褚女士的告白中，四次提到「情人」字樣；倘若張先生是言行一致的，便不應這樣說。在張先生所主張的「情人制」中，這豈不是沒有什麼嗎？而張先生以為犯了彌天大罪，屢說有情書可證，這豈不是臨時又捧禮教為護符，把自己說過的話拋之九霄天外麼？張先生又力說「伊與我情感不好」，另有情人，那麼這又豈不是證明張先生自己「愛的藝術」之失敗，猶如癩蛤蟆之不能治癒本身的疙瘩，更有失信用麼？我們再看《廣告二》中的這一節話。
「可憐的無恥婦人，她有何種思想，不過剽竊一二新名詞以眩人耳，連C.P.二個字母尚不懂其意見，還敢說我的國民黨見與她的C.P.不相合。況且她並非真的C.P.，不過受一二C.P.包圍與其C.P.化的情人所引惑，遂也不知不覺從而C.P.化耳。她的程度除國文外，連普通中學學識尚不足，還說什麼有正當的主張？我的思想請她好好聽尚聽不懂，又何能說我是比她不如？……但此等深理，安能使一個中學程度不如而又受了情人誘惑的婦人所能懂……又此婦從發到骨從頭到足皆是假的，可說她『無假不成話』……」（校對無誤，但精彩處的密圈是我所加的。）
我們看了這節橫暴的話，會不會想到這是張競生先生對他三年前戀愛結婚的那位夫人說的？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這正是舊日男子的常態。我們只見其中滿是舊禮教，不見一絲兒的《新文化》——雖然這大眾崇拜金錢的時代不會不受中國青年的歡迎的。
張先生的反赤，自然同孫聯帥(4)有點差別，大約與獅子牌國家主義(5)以及老虎報(6)所稱美的所謂張溥泉派國民黨是一類的罷，這與軍閥接近與否，國內已有定評。而且是別一問題，所以可以不說了。
1927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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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載1927年3月25日《語絲》總第124期。
(2) 周作人的筆名。當時周作人同他人創辦《語絲》周刊，任主編和主要撰稿人。
(3) 華林（1889—1981），現代散文家，浙江長興人。曾留學法國，回國後歷任杭州藝專、新華藝專、武昌藝專教授。有《枯葉集》《求索》等作品，筆名有華林一、林一、林聲等。1924年發表《情波記》自述與崔肇華的戀愛結局，被周作人等人撰文批評。
(4) 指孫傳芳，1925年11月，自任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總司令。
(5) 1924年10月10日由曾琦、左舜生、陳啟天等主辦的《醒獅周報》在上海創刊，他們宣揚國家主義，維護北洋軍閥統治，時人稱之為「獅子牌國家主義」。
(6) 時人對章士釗創辦的《甲寅》月刊的「戲稱」。因甲寅年為虎年，該刊封面繪有一虎，故人稱「老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