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这首词通过回忆在洛阳的游乐来抒发作者对国家沦陷的悲痛和漂泊四方的寂寞。以对比的手法，明快的笔调，通过对旧游生活的回忆，抒发了北宋亡国后深沉的感慨。寥寥几笔，勾画出来的自我形象相当丰满。

　　上片忆旧。“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回想往昔在午桥桥上宴饮，在一起喝酒的人大多是英雄豪杰。用“忆”字开篇，直接了当把往事展开来。“午桥”是唐代白居易、刘禹锡、裴度吟诗唱和、举杯相欢的地方。作者青年时期，追寻遗韵，仰慕前贤，在故乡洛阳，与当时“豪英”一起，也在午桥宴饮聚会，把酒临风。“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白天和朋友们在午桥畅饮，晚上围坐在杏树底下尽情地吹着悠扬的笛子，一直玩到天明，竟然不知道碧空的月光随着流水静悄悄地消失了。桥上欢歌笑语，桥下一片宁静，以静衬动。这三句写景叙事，优美自然，它如同明净澄澈的清水一样。特别是“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两句， “杏花”则点明在春天的夜晚，豪杰们抚琴弄笛，那情致高雅的笛声此起彼伏。作者以初春的树林为背景，利用明月的清辉照射在杏花枝上所撒落下来的稀疏花影，与花影下吹奏出来的悠扬笛声，组成一幅富有空间感的恬静、清婉、奇丽的画面，将作者那种充满闲情雅兴的生活情景真实地反映了出来。

　　下片感怀。“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作者在政和三年（1113年）做官后，曾遭谪贬；特别是靖康之变，北宋沦亡，他逃到南方，饱尝了颠沛流离、国破家亡的痛苦。残酷的现实和往昔的一切形成鲜明的对照，很自然会有一场恶梦的感触。这两旬概括了这段时间里国家和个人的激剧变化的情况。这里，作者以饱蘸着久历艰难和劫后余生的血泪的笔触，写下这感慨深沉的诗句，发人深思，启人遐想。经历了国破家亡，战事连连之后，曾在一起吟诗饮酒的豪杰们如今散落各方，九死一生，身世之感和家国之痛油然而生。接着写道：“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闲登”句是说：我闲散无聊地登上小阁，观看这雨后新晴的月色。这旬点题，写明作此词的时间、地点和心境。“新晴”与“长沟流月”照应，巧妙地将忆中之事与目前的处境联系起来，作者今昔不同的精神状况从中得以再现。“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把国家兴亡和人生的感慨都托之于渔唱，进一步表达作者内心寂寞悲凉的心情。古往今来的大事已经转瞬即逝了，只有把它们编成歌儿的渔夫，还在那半夜三更里低声歌唱。这是低沉的感叹，软弱的呻吟，无能为力的自我表白。这种看破世情、回避现实的消极态度，从侧面显示诗人对现实的极度不满，这是乱世怀古伤今的主题。

　　此词直抒胸臆，表情达意真切感人，通过上下两片的今昔对比，萌生对家国和人生的惊叹与感慨，韵味深远绵长。

　　这首《临江仙》词大概是在公元1135年（宋高宗绍兴五年）或1136年（绍兴六年）陈与义退居青墩镇僧舍时所作，当时作者四十六或四十七岁。陈与义是洛阳人，他追忆起二十多年前的洛阳中旧游，那时是徽宗政和年间，当时天下太平无事，可以有游赏之乐。其后金兵南下，北宋灭亡，陈与义流离逃难，备尝艰苦，而南宋朝廷在南迁之后，仅能自立，回忆二十多年的往事，真是百感交集。但是当他作词以抒发此种悲慨之时，并不直抒胸臆，而且用委婉的笔调唱叹而出（这正是作词的要诀）。上片是追忆洛中旧游。午桥在洛阳南，唐朝裴度有别墅在此。“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二句，的确是造语“奇丽”（胡仔评语，见《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四），一种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宛然出现词人心目中。但是这并非当前实境，而是二十多年前浩如烟海的往事再现而已。刘熙载说得好，“陈去非……《临江仙》：‘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此因仰承‘忆首’，府注‘一梦’，故此二句不觉豪酣转成怅悒，所谓好在句外者也。”（《艺概》卷四）下片起句“二十馀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凉。”一下子说到当前，两句中包含了二十多年无限国事沧桑、知交零落之感，内容极充实，运笔也极空灵。“闲登小阁”三句，不再接上文之意进一步抒发悲叹，而是直接去写，作者想到国家的兴衰自己的流离失所，于是看新晴，听渔唱，将沉重悲愤的情感转化为旷达之情。

　　这首词节奏明快，浑成自然，如水到渠成，不见矫揉造作之迹。张炎称此词“真是自然而然”（《词源》卷下）。然“自然”并不等于粗露浅显，这就要求作者有更高的文学素养。彭孙遹说得好，“词以自然为宗，但自然不从追琢中来，亦率易无味。如所云绚烂之极仍归于平淡。……若《无住词》之‘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自然而然者也”（《金粟词话》）。

　　陈与义词作虽少，但却受后世推重，而且认为其特点很像苏东坡。南宋黄升说，陈与义“词虽不多，语意超绝，识者谓其可摩坡仙之垒也。”（《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一）清陈廷焯也说，陈词如《临江仙》，“笔意超旷，逼近大苏。”（《白雨斋词话》卷一）陈与义填词时是否有意模仿苏东坡呢？从他的为人，诗作可以看出，他并不是有意模仿，而是感情的自然抒发。陈与义作诗，近法黄（庭坚）、陈（师道），远宗杜甫，不受苏诗影响。至于填词，乃是他晚岁退居时的遣兴之作，他以前既非专业作词，所以很不留心当时的词坛风气，可见并未受其影响。譬如，自从柳永、周邦彦以来，慢词盛行，而陈与义却未作过一首慢词；词至北宋末年，专门雕饰，有矫揉造作之感，周邦彦是以“富艳精工”见称，贺铸亦复如是，而陈与义的词独是疏快自然，不假雕饰；可见陈与义填词是独往独来，自行其是，自然也不会有意学苏（东坡）的。

　　不过，他既然擅长作诗，晚岁填词，运以诗法，自然也就会不谋而合，与苏相近了。以诗法入词，固然可以开拓内容，独创新意，但是仍必须保持词体本质之美，而不可以流露出直粗疏，失去词意。苏东坡是最先“以诗为词”的，但是苏词的佳作，如《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永遇乐》（明月如霜）、《洞仙歌》（冰肌玉骨）、《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虞美人》（乳燕飞华屋）诸作，都是“如春花散空，不著迹象，使柳枝歌之，正如天风海涛之曲，中多幽咽怨断之音”（夏敬观手批《东坡词》，转引自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评词者不可不知此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