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禁欲主义理念意味着什么？

智慧要求我们无忧无虑、机敏幽默、强壮有力；智慧是一个女子，她永远只爱斗士。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一

禁欲主义的理念意味着什么呢？在艺术家看来，这种理念意味着无或者形形色色；在哲学家和学者们看来，这种理念就好像揣测和直觉到高级精神活动的最有利的条件；在女人看来，这种理念充其量意味着和蔼可亲的诱惑，漂亮肉体上的少许温柔，一只漂亮而又胖乎乎的动物的天真无邪；在生理上有残疾和不幸的人（大多数垂死的人）看来，这种理念意味着一种让自己觉得“大大地好于”这个世界的尝试，它还意味着释放自己的一种神圣形式和与漫长的痛苦和无聊进行斗争的主要手段；在传教士看来，禁欲主义理念是真正的僧侣信仰，是行使权力的最好工具，也是通往权力的“最高”许可证；最后，在圣徒们看来，这种理念是他们冬眠的借口，是他们对最终荣誉的追求［novissima gloriae cupido］，是他们在虚无中的（“上帝”那里）安息，而且还是他们精神错乱的形式。虽然禁欲主义的理念对人有如此之多的意义，但它主要表现了人的意志的基本事实：对空虚的恐惧［horror-vacui］。人需要一个目标，因此，人宁可期盼虚无，也不能没有期盼。理解我的意思吗？已经理解了吗？“根本没有弄懂！我的先生！”那么，让我们从头开始吧。

二

禁欲主义的理念意味着什么？我还是举一个例子，因为我在这里经常被问道，像艺术家理查德·瓦格纳这样一个人，为什么在其晚年会尊重贞洁呢？从某种意义上讲，瓦格纳是一贯这样做的，只是在最近才具有禁欲主义的含义。这种“含义”上的变化，这种意义上的突变，意味着什么呢？这种突变是这样一种行动，它使瓦格纳径直跳跃到自己的对立面。一个艺术家突然跳跃到自己的对立面，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假如我们要简短地探讨这个问题，就会立即回想起瓦格纳一生中所经历的最美好、最强盛、最快乐、最勇敢的时光。那时候，瓦格纳在其内心深处反复思考路德式的婚礼。有谁知道：我们今天用优美的歌声代替婚礼曲是出于何种偶然的情况？在这优美的歌声中又有多少是原来曲子里的旋律？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在“路德式的婚礼”中，既颂扬了贞洁，同时也赞美了性欲。我认为，这样做才是正确的，这才是“瓦格纳式的”，因为在贞洁与性欲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对立；一切美好的婚姻，一切真挚的爱情，都超越了这种对立。在我看来，瓦格纳或许是做了件善事，他在路德的优美和勇敢的喜剧中，让他的德国同胞们又一次记住这件使人愉悦的事实，因为过去和现在一直有许多德国人污蔑性欲。路德的最大功绩，或许就莫过于他有勇气承认他的情欲（那时人们十分委婉地把性欲称为“福音新教的自由”……）。甚至就是在贞洁与性欲确实存在对立的情况下，也需要用幸福的方式使之不是长期地成为悲剧式的对立。所有教养良好、心情愉快的凡人都是同意这种看法的，他们不同意那种把“动物与天使”的不稳定平衡一概视为反对生存（Dasein）的理由的观点，他们中的最为杰出的人物，如歌德、阿裴斯，甚至在其中看到了一种生命刺激力。正是这些“矛盾”引诱人们去生存。除此之外，这也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有一天让不幸的猪去崇拜贞洁——确实有这样的猪——这岂不是太妙了吗！它们只会把贞洁视为自己的对立面，只会崇拜不幸的猪的对立面——啊，这将是多么可悲的咕噜声和热情！人们设想一下，理查德·瓦格纳在其晚年无法逾越那种痛苦而又无聊的对立，而且还要把它塞进乐曲里，搬上舞台去，这是为什么？人们还可以再问一下，这些猪与瓦格纳、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三

这里自然不应回避另外一个问题，这就是他与那个男的（啊，实际上是非常的非男性化的）“乡巴佬”到底是什么关系？那是个可怜鬼和朴实的小伙子巴西法尔，他最后被瓦格纳用叫人难以对付的手段变成天主教徒。什么，这个巴西法尔确实被视为严肃庄重的人了吗？人们自然可以企图猜测相反的结果，甚至可以有此期望。瓦格纳创造的巴西法尔是愉快的人，这就好像是交响乐的终曲和悲剧的尾声，悲剧家瓦格纳愿意以此用一种与他的身份完全相符合的方式，与我们、与他自己，尤其是与悲剧相告别。也就是说，瓦格纳愿意用一种非常高超和非常大胆的讽刺剧的夸张手法来显现悲剧本身，显现一切可怕的尘世庄严和尘世悲伤，显现最终被克服的、违反自然本性的禁欲主义理念中的最粗暴形式，并以此向从前的一切告别。正如所说，如果是这样的，这与一个伟大的悲剧家的身份是完全相符合的。任何一个艺术家，只有当他懂得俯视自己艺术的时候，只有当他懂得嘲笑自己的时候，他才会达到自己的光辉顶峰，瓦格纳就像这样的艺术家一样。那么，瓦格纳的《巴西法尔》是不是他通过私下冷静的思考而对自己作出的嘲笑呢，是不是他对业已获取的艺术家的最终自由而谱写的凯旋曲呢？如前所说，人们希望如此；否则，被视为严肃庄重的巴西法尔将会是怎样一个人呢？难道人们确实有必要把他看作一个“疯狂仇视知识、精神和性欲的畸形人”吗（正像有人对我说的那样）？或者把他看作一种对性欲和精神的极度诅咒吗？再则是否把他看作一种堕落和返回到基督教病态的理念和蒙昧主义的理念的行为吗？最后，是否可以把他看作一位艺术家的自我否定和自我舍弃呢？这位艺术家始终以其高昂的意志追求与之相反的东西，即他的艺术甚至他的生命的至高精神化和性欲化。人们或许还记得，瓦格纳当时是如何满怀激情、亦步亦趋地追随哲学家费尔巴哈的。费尔巴哈所说的“健康的性欲”，在30年代和40年代对瓦格纳及许多德国人来说（他们称自己为“年轻的德国人”），听起来不啻为拯救人类的言论。难道瓦格纳最终改变了自己从费尔巴哈那里所学到的东西？至少看起来，他最终有改变的意图……而且这种下降还不仅仅是在舞台上吹捧巴西法尔。瓦格纳在其晚年灰暗乏味、拘谨生硬的作品中，不计其数地透露了他那隐秘的期望和沮丧困惑、彷徨不定的意愿，这就是他明确地宣讲回归、皈依、否定、基督教、中世纪，并且向其弟子们说什么“这里是虚无！你们到其他地方寻找救赎吧”！他甚至还乞求“救世主的血”……

四

在这种非常尴尬却又是十分典型的情况下，我坦承自己的看法：如果人们看待一位艺术家不是像看待其作品那样认真，那么，最好把艺术家与其作品分开。归根结蒂，艺术家只是其作品的先决条件、母腹和土壤，在一定情况下，是其作品生长的肥料，因此，如果人们愿意欣赏艺术品本身的话，在大多数时候就必须忘记艺术家。探究一部作品的起源，是生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家的事情，它从来就与审美的人们及艺术家毫无关系！在《巴西法尔》的编剧和诗人身上，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令人恐惧的退回到中世纪的灵魂对立，存在着一种逃避高尚、严谨和规范之精神的敌视态度，存在着一种知识的性反常（如果读者同意我使用这个词的话）。这种情况正如一个孕妇不可避免地会有呕吐和古怪的脾气一样，但正如所说，为了享受得到孩子的愉悦，就必须忘记怀孕带来的痛苦。人们应当防止艺术家由于心理感应而非常容易犯的错误，这就是英国人所说的：艺术家所能展现、构造和表达出的东西，就好像是艺术家本人一样。事实却不是这样，如果艺术家确实是这样的，艺术家就根本不去展现、构造和表达这样的东西。如果荷马是阿基琉斯，歌德是浮士德，那么，荷马就不会塑造出阿基琉斯，歌德也不会塑造出浮士德。一个完善和全面的艺术家永远是与“真相”、事实相分离的。另一方面，人们也知道，艺术家有时对他自己最内在的永恒的“非真实性”和虚假性感到厌倦直至怀疑，以至于他尝试着径直闯入自己的禁区，进入真实，变成真实。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可以猜到……这就是典型的艺术家不切实际的愿望。晚年瓦格纳也沉湎于这种不切实际的愿望，他不得不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并且厄运缠身（他为此失去了一些有价值的朋友）。最后，完全撇开这种不切实际的愿望不论，而是仅仅为了瓦格纳，谁不期望瓦格纳以其他方式与我们、与他的艺术告别呢？不是用《巴西法尔》，而是用胜利的、自信的、瓦格纳的方式——在关于他的全部意愿时，少一些迷惑不清，少一些模棱两可。此外，还要少一些叔本华，少一些虚无主义……

五

那么，禁欲主义的理念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对艺术家来说，它什么也不是！……或者说，它的含义如此纷繁杂多，因而就什么也不是！……我们首先撇开艺术家不论，因为他们在很长时期并非独立地在世界中存在和反抗世界，所以，他们的价值评判及其演变不足以得到认可！艺术家在任何时代都是某种道德、某种哲学或某种宗教的侍从，更何况他们还是其欣赏者和施舍者的随机应变的仆人，是新旧暴力的嗅觉灵敏的吹鼓手。至少他们需要保护、需要支持和需要业已建立的权威，艺术家从来就不是自立自为的，独立存在是与他们最深层的本能相悖的。譬如，一俟时机来到，理查德·瓦格纳就把哲学家叔本华当作他的代言人和保护人。假如没有哲学家叔本华提供的支持，假如没有叔本华在70年代所达到的威望，谁还能够想象出瓦格纳竟然有崇尚禁欲主义理念的勇气呢？（这里没有考虑，假如一个艺术家在新的德国没有获得牛奶，他是否还可能具有忠于帝国的思维方式。）我们在这里遇到了一个更加严肃的问题：假如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一个像叔本华那样具有独立精神的哲学家，一个目标坚定、勇敢自信，善于独立判断，不期待他人的保护，不盲从上层指示的男子汉和骑士，他崇尚禁欲主义理念，这又意味着什么呢？现在让我们思考叔本华的值得注意、对某些人来说甚至是动人的艺术观，因为显而易见的是，正是这种艺术观才促使理查德·瓦格纳转向了叔本华（正如人们知道的那样，诗人黑尔维格劝说了瓦格纳作这一转向），并且造成了这样一种结果，在瓦格纳的早期与晚期的美学信仰方面出现了全面的理论矛盾——譬如，早期观点反映在《歌剧与戏剧》之中，而晚期观点则出现在1870年以后出版的作品之中。对瓦格纳来说，音乐在此之前是一种手段，一种媒介，一个“女人”——她有待于成长为一种目的，一个男人——也就是说，有待于发展为戏剧！瓦格纳一度认为，运用叔本华的理论和创新，就可以在美妙音乐的优先权［majorem musicae gloriam］方面做出更多的事情——也就是拥有音乐的主权。这与叔本华的观点如出一辙：音乐不同于其他的艺术，音乐是自在的独立艺术，它不是现象的反映，而是意志自我表达的语言；它直接来自“灵魂深处”，是它的最根本、最原始、最直截了当的表达。由于叔本华哲学，音乐的价值急剧上升，与此相伴的是，这位音乐家的地位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飞速上升，他从此成为一道神谕，一位教士，甚至还不只是一位教士，而是“自在”之物的代言人，是彼岸世界的传声筒——他成了上帝的心腹发言人，他因此不再只谈论音乐，而是谈论形而上学——他终于有一天谈论起禁欲主义的理念，这又何足为怪？

六

尽管叔本华根本不用康德的眼光看问题，但他利用了康德对美学问题的阐述。康德尊重艺术，是通过他在美的诸属性中喜爱和突出了那些崇敬知识的属性：非个体性和普遍有效性。我们在这里暂不讨论，这种看法是否在主要方面是错误的。我唯一想指出的是，康德同其他所有哲学家一样，不是从艺术家的（创造者的）体验去观察美学问题，而是仅仅从“观察者”的角度去思考美，而且在不知不觉中把“观察者”本身也塞进了“美的”概念之中。但愿这些研究美的哲学家对这样的“观察者”有足够的了解，这是些具有伟大的人格和经验的哲学家，在美的领域满怀着独特和强烈的体验、欲望、惊奇和陶醉的哲学家！但是，正如我担心的那样，事实总是与此相反：我们从他们那里获得的诸定义，从一开始就与康德的那个著名的关于美的定义一样，它在基本错误的躯壳中缺少细致的自我体验。康德说：“美就是没有私利的愉悦。”没有私利！人们可以把这个定义与另一个定义比较一下，它是由真正的“观察者”和艺术家司汤达作出的，司汤达把美称为对幸福的许诺［une promesse de bonheur］。这种看法恰恰否定和祛除了康德所特别强调的审美状态中的东西：没有私利［le désintéressemente］。到底谁是正确的，是康德还是司汤达？我们的美学家们当然会往有利于康德一边的秤盘加砝码，甚至说什么，人们在美的诱惑下可以“没有私利”地观看裸体女人，人们当然会对此加以嘲笑。在涉及这个难堪的情况方面，艺术家们的体验倒是“更有私利的”，但皮格马利翁(1)无论如何不是一个“不会审美的人”。不过，我们的美学家们是在这样的阐述中表现自己的清白，假如我们会因此更好地设想他们的清白无辜，那我们或许就会尊敬他们。譬如，会把康德以乡村牧师般的纯真来教授触觉的特性看作他的荣誉！我们在这里回到叔本华哲学，他以完全不同于康德的方式接触各门艺术，但却没有摆脱康德的定义的束缚。这是怎么回事？叔本华以最为私下的方式，从最经常感受的经验来诠释“没有私利”这个词汇，这种情况够奇特的。叔本华谈论美学沉思的作用时，语气如此肯定，这在他谈论其他问题时是很罕见的。他说，美学沉思的作用恰恰是与“私利性”针锋相对的，它们就像蛇麻腺与樟脑互相排斥一样；他把这种来自“意志”的东西赞美为审美状态的巨大优越性和效用，并为此而从不懈怠。有人或许会问，叔本华的基本思想“意志与表象”，即他的只有通过“表象”才能形成意志的拯救的思想，是否并非起源于那种普遍化的性体验。（在注意叔本华哲学的所有问题时，不要忽略，它是一个二十六岁年轻人的思想；因此，它既是叔本华的一个特点，也是这个年龄的一个特点。）让我们倾听叔本华为赞颂审美状态所写的无数篇章中的最有表现力的一章（《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第一卷(2)，第231页），我们从所说的语句中听出了语调、苦难、幸福和感激。“这是一个没有痛苦的状态，伊壁鸠鲁称之为至善和神灵的境界；我们在那一时刻摆脱了意志的压力，我们欢庆意志苦役的安息日，伊克西翁(3)的火轮停止了转动……”多么激烈的言辞！多么痛苦不堪和百无聊赖的图像！“那一时刻”与“伊克西翁的火轮”“意志的苦役”“意志的压力”构成了多么反常的时间对照！但是，即使叔本华从他个人来说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这对于直观美的本质又有什么作用？叔本华描写了美的一个作用——平静意志，这个作用是符合常规的吗？正如所说，司汤达的天性在感性生活方面并不逊色于叔本华，但却比叔本华更幸福，他提出美的另外一个作用——“美许诺幸福”。对司汤达来说，意志的激动（私利的激动）似乎正是通过事实的美而造成的。有人或许会特别指责叔本华，说他在这里错误地把自己看作康德的信徒，而他根本不是以康德的方式理解康德关于美的定义——他对美的欣赏是出自“私利的”，甚至是出自最强烈、最个性的私利，这是一个逃脱苦难的苦难者的私利……现在让我们回到一开始就提出的问题上：“一个哲学家崇尚禁欲主义的理念，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在这里至少获得了第一个提示：这个哲学家企图逃脱苦难。

七

我们不要一听到“苦难”这个词就作出阴暗的面孔，正是在这种情况中有着足够的与之相抗衡、相补偿的东西，甚至还有好笑的东西。我们尤其不能忽略：叔本华在事实上把性（包括性器具、女人这个“妖魔的工具”）当作个人的敌人，他必须有敌人，为的是继续成为好人；他喜欢恶毒放肆、火气冲冲的语言；他出于偏向，为了发火而发火；假如没有敌人，没有黑格尔，没有女人，没有性，没有生存的全部意志，他就会生病，就会成为一个悲观主义者（尽管他很想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他却不是）。我们可以打赌，如果不是这样，叔本华就不会生活在这里，他就会离开这里；但是，他的敌人挽留了他，他的敌人反复不断地引诱他去生存；他完全像古代的犬儒主义者，他的怒火就是他的提神饮料、他的恢复剂、他的报酬、他的止吐药、他的幸福。这一切都是叔本华的个人私事。但另一方面，在他身上还有某些典型的东西，我们在这里才回到我们的问题上。毋庸置疑，只要地球上有哲学家，而不论哲学家存在何处（以印度和英国这两种截然相对的哲学天赋为例），随处都有哲学家对性的真正的神经过敏和仇视；叔本华只是其中发挥得最雄辩、最吸引人和最迷人的一个，如果我们仔细倾听的话。与此同时，还存在着哲学家对全部禁欲主义理念的真正的偏好和心悦诚服，对此我们不应作任何隐瞒。如前所述，这两点是两种典型，如果一个哲学家没有这两点，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就只是一个“所谓的”哲学家。这是什么意思？我们首先必须对这个事实作出解释：这样的哲学家如同所有的“物自体”，自始至终只是愚蠢地独立于世。任何动物，包括有动物性［la bête］的哲学家，都本能地致力于获取能够充分释放其力量，最大限度地满足其权力感的最佳生存环境；任何动物也会同样本能地，并以“高于一切理性的”自由自在的嗅觉，断然排斥各种各样阻挡或有可能阻挡他通向最佳生存环境之路的捣乱分子和障碍。（这条道路并非我说的“幸福”之路，而是通往权力、通往行动、通往最强权行动的道路，因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其实是通往不幸的道路。）因此，哲学家拒绝婚姻及其劝说，婚姻是哲学家通往最佳生存环境道路上的障碍和灾害。迄今为止，有哪些伟大的哲学家是结过婚的？赫拉克利特、柏拉图、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康德、叔本华，他们都不曾结过婚，我们甚至都不可能设想他们会结婚。哲学家结婚，就是喜剧性的——这是我的命题。苏格拉底是个例外，他是个歹毒的人，他玩世不恭地结了婚，似乎就是为了说明我的这个命题。佛曾说：“罗怙罗(4)出生在我家，我就被套上了枷锁。”（罗怙罗在这里是指“小魔头”的意思。）所有哲学家在得知儿子出生的消息时，都会说相同的话；所有的“自由精神”，如果以前是无忧无虑的话，这时必定会像佛曾经遇到的那样，必须经历一个思虑时刻——“佛自忖着，家庭生活太压抑人，家是不净之地；离家出走就是自由”，“他是这样想的，于是他就离开家庭”。禁欲主义理念指出了如此之多的通往独立性的桥梁，所以，哲学家是以满心的喜悦和莫大的热情倾向了所有那些勇于作出决断者的故事——他们有一天拒绝了一切非自由，并且走进茫茫荒漠之中，虽然他们甚至只是强壮的驴，并且只是健康精神的对立物。那么，对一位哲学家来说，禁欲主义的理念意味着什么呢？我的回答或许早已为人们所猜到：哲学家在眺望最佳生存环境时，微笑着面对最高尚和最大胆的精神；他们因此不再否定“生存”，而是更加肯定他们的生存，而且仅仅是他们自己的生存；这种态度或许膨胀到了如此程度，使他们萌生这样罪恶的愿望：让世界毁灭吧！让哲学、哲学家和我永远生存吧！［pereat mundas，fiat philosophia，fiat philosophus，fiam！］

八

我们看到，这些哲学家并不是禁欲主义理念的使人信服的证人和法官！他们考虑的是自己，“圣人”与他们有什么关系！他们考虑的只是他们不可或缺的东西；他们想要摆脱强迫、干扰、喧闹、事务、职责、操心；他们想要头脑清晰，思想的旋转、跳跃和腾飞；他们想呼吸到像高山之巅一样清新的空气，它稀薄、纯净、自由、干燥，让所有动物都因此变得聪明起来，展翅高飞；他们需要家家宁静，各家各户的狗都系上链子；他们不想被虚荣心所撕咬；他们需要的是谦和恭顺的仆人，让他们如同磨盘一样勤奋工作，却又离之甚远；他们的心是陌生的、彼岸的、未来的、后世的——总而言之，他们设想的禁欲主义理念，是一种神圣化的禁欲主义和羽毛业已丰满的动物的轻松愉快的禁欲主义，这种动物翱翔于生活之上而不安于生活。人们都知道禁欲主义理念的三个伟大而炫耀的词语：贫穷、谦恭、贞洁。现在，人们应当仔细地看一看所有伟大的、有成就的和富于创造的思想家的生活，从中可以不断发现，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都有这三个特点。不言而喻，这与他们的“德行”毫无关系——这样的人要德行有什么用！这是他们最佳生存和获取最优秀成果的最基本、最原初的条件。当然，他们的主要才智，极有可能首先对无所节制、容易激动的傲慢加以约束，或对放纵不羁的性欲加以约束，也有可能用他们的遁入“荒漠”的意志与那种追求奢侈豪华的癖好相对抗，虽然这样的意志还不足以对付挥霍放纵的癖好。但是，他们的主要才智依然发生行动，而且是在所有的本能中作为可以实现自身要求的主要的本能而发生行动的——它现在还在行动；它若不行动，它就不是主要的。这里决不存在“德行”。除此以外，我刚才说的那个“荒漠”——也就是天性强健、独立的思想家退避独居之所在，与有教养的人士所梦想的荒漠有多大的差异啊！在一定情况下，这些思想家也是有教养的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一切有才气的演员根本不可能在荒漠中坚持下去。对他们来说，荒漠早已不够浪漫，不够叙利亚风情，不够舞台化！虽然那里并不缺少骆驼，但却统统都是与骆驼相似的东西。在那里，或许有随心所欲的模糊不清；有一种对自身的逃避；有卑微的职位，日常生活的繁琐，还有某些宁可秘而不宣的私事；或许还可以与那些不伤人、快快乐乐的小鸟等小动物玩玩，颐养身心；有一座用来进行社交的山冈，但不是沉寂的，而是有眼睛（湖水）的山冈；当然不可缺少客栈，有时甚至在拥挤、平常的客栈里找到了一间房子，人们在那里肯定不会被识破，可以与任何人聊天而不受惩罚——这就是“荒漠”。请相信我，这样的所在是够让人寂寞的！如果赫拉克利特退回到巨大的阿耳忒弥斯(5)神庙的庭院和柱廊之中，我倒认为，那样的“荒漠”是更庄严的。为什么我们没有这样的神庙？（我们或许并不缺少这样的神庙。这倒使我想起我那漂亮精致的书房，春天的圣马可广场，尤其是在上午十点到十二点时的情景。）然而，赫拉克利特当年所逃避的与我们现在所要避开的，是同样的东西：噪音和埃菲苏斯的民主主义者的鼓噪，他们的政治，他们关于“帝国”的新闻（我讲的是波斯帝国），还有他们关于“今天”市场的传闻等——我们哲学家最迫切需要的是宁静，而且首先是“今天”的宁静。我们崇尚安宁、冷静、高尚、致远、历史和一切根本性的事情，面对它们，我们的心灵无需自我防卫和自我关闭——我们可以坐而论道，而无需声嘶力竭。人们只需听到说话的声音，每一个思想者都有自己的声调，并且喜欢自己的声调。比如，那儿肯定是一个鼓动者，或许还是一个头脑空空的家伙，凡是从他那里走过一遭的东西都是迟钝和臃肿的，伴随着庞大空间的回音而变得更笨重。那个人在说话时发出嘶哑的声音，难道他也在嘶哑地进行思考？这有可能，人们可以问问生理学家，但是，谁在咬文嚼字地思考，谁就是演说者，而不是思想家。（这就暴露了这个事实：这个人不思考事情，不就事而思考，而是只考虑与事情相关的东西，他真正考虑的是他自己和听众。）第三位说话者喋喋不休、令人讨厌，他紧紧地靠在我们身边，他的喘气恰在我们耳边。我们不情愿地闭上了嘴，虽然他只是通过一本书在与我们说话，他的语调却道出了他的内心：他没有时间，他很难相信他自己，他或者是现在说话，或者就不再说话。然而，一个能有自知之明的思想者，说话语调平和，他阐幽发微，稳健可靠。人们识别一个哲学家的方法，就在于看他是否回避三种荣耀显赫的东西：名誉、君主、女人。不过，这并不是说，它们并不去找哲学家。哲学家害怕过分强烈的光线，因此他害怕他的时间和其中的“白昼”；他在其中就像阴影一般，照射他的太阳越下落，他就变得越大。至于他的“谦恭”，这就如同他忍受阴暗一样，他也同样忍受一定程度的依赖性和昏暗；更甚之，他害怕闪电带来的干扰，他看见形单影只、孤立无援的树就会畏缩不前，因为任何恶劣天气都会向这棵树发泄自己的情绪，而任何情绪又会带来恶劣天气。他的“母性的”本能，对自己身上所滋生东西的隐秘感情，都向他指出，在什么情形下他不允许考虑自身；这就如同女人的母性本能迄今仍然坚持女人的依赖性。这些哲学家所要求的确实不多，他们的格言是，“谁是占有者，谁就将是被占有者”。这并不是像我反复强调的那样，出自一种道德，出自一种值得赞许的追求知足和素朴的意志，而是因为他们的最高主宰就是这样明智和无情地要求他们的，这位主宰只把一件事看作有意义的，其余的一切，时间、力量、爱情、兴趣等，都是为此而聚集和准备的。这样的人既不喜欢被敌意所干扰，也不愿意为友谊所打动，他们容易健忘和忽视。他们觉得，做殉道者是让人讨厌的事情，他们把“为真理而受难”的事情留给了好虚荣的人、精神的舞台英雄和有足够时间去受难的人（而他们自己——哲学家，却应当为真理而行动）。他们很少说大话，有人说，“真理”这个词甚至都是与他们相悖的，因为这个词听起来像自我吹嘘……至于哲学家的“贞洁”，其结果最终并不表现在子孙上，或许也不表现在他们姓名的延续上和这些渺小的不朽性上（古印度哲学家毫不隐瞒地说：“你的灵魂就是世界，你要子嗣又为了什么？”）。在这里，贞洁根本就不产生于对禁欲主义的忌讳和对性的仇恨，这就如同角斗士和赛马手的性节制一样，与贞洁毫无关系。贞洁就是他们的主要本能，至少是在其伟大的孕育阶段。每个杂技演员都知道，性生活在极度的精神紧张和准备工作中是多么有害；对最强壮、最天才的演员而言，属于他们的首先不是经验，不是糟糕的经验，而是他们“母性的”本能。这种本能为了正在形成的作品的优先地位而支配力量的一切储备和积蓄，支配动物生命的一切力量；于是，大的力量就利用小的力量。根据这种解释，我们就可以正确理解前面所述的叔本华的情况。他显然是在看见美的情景下受到触动，其本性中的主导力量（思考力和洞察力）得到刺激，瞬间释放出来，并成为其意识的主宰。因此，不应当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属于美的真正属性的特有甘甜和充实，确实可以来源于“性欲的”成分（成熟的姑娘所怀有的“理想”出自同一个来源）。性欲就像叔本华认为的那样，并不是在美出现的时候就消失了，而是仅仅改变了外形，不再作为性刺激进入意识（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在以后研究迄今尚未被触及和阐述的美学心理学时一并讨论）。

九

我们业已看到，特定的禁欲主义是最坚强意志的一种艰难而又开朗的自我禁忌，它既是最高级精神活动的有益条件，同时也是它最自然的结果。因此，如果说哲学家们从未带有任何偏见去看待禁欲主义的理念，从一开始就是不足为怪的。认真负责的历史回顾甚至能够证明禁欲主义理念与哲学之间有着更加密切和严谨的联系。人们或许可以说，哲学正是牵着禁欲主义的襟带才开始在地球上蹒跚学步的，啊，这个胆怯的笨家伙，这个弯腿的乳儿，其步履还是如此笨拙，其神情还是如此懊恼！哲学在初始阶段与所有其他的善事都一样，它们长期缺乏自信，不停地环顾四周，寻找是否有人愿意帮助它们，却又害怕注视自己的一切人。人们可以依次地清算哲学家具体的冲动和德性——他们的冲动包括怀疑、否定、等待、分析、研究、探索、衡量、比较、均衡，他们具有向往中立和客观的意愿，向往“不偏不倚”（Sine ira et studio)的意愿。是否已经有人领悟到了，所有这些冲动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都是与道德和良心的第一要求相违背的？（我们根本不用提及理性，甚至路德都喜欢把理性称为聪明的夫人和机灵的妓女。）假如一个哲学家已经获得这一意识，那么，他是否必定感觉自己是一个活生生的“叛逆者”（nitimur in vetitum)呢，因而就会避免这样的“自我感觉”，避免获得这种意识呢？……正如所说，我们今天引以为自豪的一切善事都是如此；即使用古希腊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全部道德存在，只要它不是软弱，而是强权和强权意识，都表现为亵渎神灵和无视上帝。正是那些与我们今天所尊敬的相反事物，长期以来始终把自己的良心和上帝当作其守护人。亵渎神灵是我们现在对自然的全部态度，借助机器和技术工程人员不可思议的发明，我们对自然进行践踏；亵渎神灵是我们对上帝的态度，它企图说明隐藏在巨大的因果蜘蛛网背后的某种目的蜘蛛和道德蜘蛛。我们在这里不妨重复勇敢的卡尔在与路德维希十一世斗争时说过的话，“反对一切蜘蛛”(je eombats l’univerelle araigenée)。亵渎神灵是我们对自己的态度，由于我们不允许对动物做试验，我们就在自己的身体上试验，兴奋而又新奇地从活生生的肉体上取下自己的灵魂，于是，我们怎么会注意“拯救”灵魂呢！以后，我们又想拯救自己：疾病是极富教育意义的，我们根本不怀疑这点，即疾病甚至比健康更有教育意义——疾病在当今对我们似乎比任何医护人员和“救星”更为迫切。我们现在正在蹂躏我们自己，毫无疑问，我们就是蹂躏灵魂的钳子，我们就是好问和多疑的人们，生活好像只有钳子而别无其他了，因此，我们日复一日地更加多疑，更加扪心自问，或许正因为如此而更值得生活？……所有善良的事物都曾是邪恶的事物；原罪变成了因袭而传的道德。譬如，婚姻在很长时间内似乎是对社团法规的犯罪，一个人如果不那么循规蹈矩，企图娶一个妻子，那他就要受罚。（甚至在今天的柬埔寨，初夜权仍然是传教士、“传统的好风俗”的保护者的特权，这就是这方面的例证。）温柔的、仁慈的、谦让的、同情的感情——这些感情现在极具价值，似乎它们就是“价值自身”——在漫长的历史中是对自身的蔑视：过去我们为柔弱而羞愧，而今天却为严厉而愧心（参见《善恶之彼岸》，第232页）。至于屈从法权——啊，全球的高贵种族是多么违心地放弃了种族间的血仇，而使自己屈服于法权的暴力！长期以来，“法权”就是禁令（vetitum)，就是恶行，就是革新，它以暴力的形式而出现，人们由于自惭形秽而服从这种暴力。在这个世界上，人们每迈出一步都曾付出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不仅仅是进步，不！前进，运动，改变，都不得不付出无数的牺牲。”——这是我在《曙光》第17页中所阐述的一句话，可是至今听起来仍是那么陌生。我在同一本书的第19页还写道：“没有任何东西能比少许的人类理性和自由的情感更加昂贵了，它使我们在今天值得自豪。然而，正是这种自豪使我们几乎不能够把那‘世界史’之前的‘风俗道德化’的漫长岁月感受为确立人类本性的真实和至关重要的历史。在那个时代，苦难、残酷、伪装、复仇和否认理性被当作道德，与此相反，福祉、求知、和平、同情则被当作危险，劳动被当作羞耻，疯狂被看作神圣，变化被视为非道德和孕育着腐败！”

十

在《曙光》第39页还讨论到，最古老的善于静思冥想的人群在什么样的评价中、在何种的评价压力下可以生存下去。也就是说，何等程度的蔑视对他们来说是无所畏惧的！毋庸置疑，静思冥想最初是披着伪装出现在地球上的，它的外貌模糊不清，但却有恶毒的心肠和经常忧虑重重的头脑。这些冥思者的好静、苦想、不事进攻的本性早在其周围埋下了深刻的怀疑，而对付这种怀疑的唯一办法只能是引起他人对自己的极度恐惧。比如，古代的婆罗门在这方面就很擅长！最早的哲学家善于给自己的存在和现象一种意义、一个支撑点和一种背景，以使人们学会畏惧他们；如果再仔细推敲一下就会发现，他们的这种行为是出自一种更深层的需要，为的是获取对自己的畏惧和敬畏。这是因为他们发现，在自己这里的一切价值判断都是反对自己的。所以，他们就必须克服自身的任何反对“哲学家”的怀疑和反抗。他们所处的时代是可怕的，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是可怕的：残酷地对待自己，别出心裁地自我折磨——这就是这些渴求强权的隐士和思想革新者的主要方式。他们首先必须战胜自己身上的诸神和传统，然后才能让自己相信自己的革新。我想起维斯瓦米特拉国王的一段著名的故事：他经过上千年的自我折磨，终于获得了这种强权感觉和对自己的信任，这才使他采取行动，建立了一个新的天国。这就是地球上最古老却又最年轻的哲学家历史的可怕象征：每一个曾经建立过“新的天国”的人，都是首先在自己的地狱里发现了建立天国的强权……现在，我们可以概括全部的事实：哲学精神的出现，总是先乔装打扮为以前业已确定的静思冥想者的模样，被粉饰为牧师、巫士、预言家，而且只要有一点可能，就尽力装扮为宗教人士。长期以来，哲学家是把禁欲主义理念作为现象形式、作为生存前提而利用的——哲学家为了能够成为哲学家，而不得不阐述禁欲主义的理念；哲学家为了能够阐述这一理念，而不得不信仰禁欲主义。哲学家的这种独特的否定世俗、敌视生活、不相信感官、放弃性欲的遁世态度，一直保持到现代，它因此几乎作为哲学家自身的风范而发挥效用。这种态度不过是哲学赖以产生和存在之窘境的结果，因为没有禁欲主义的外表和伪装，没有禁欲主义的自身误解，哲学在这个地球上就根本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直观和形象地说，禁欲主义的僧侣只是在最近才放弃了令人恶心、阴暗冥晦的毛虫外壳，而以前唯有哲学可以在这外壳之下生存和蠕动……这种情况确实得到改变了吗？那个五颜六色、危险的飞禽，那个躲藏在毛虫里面的“精灵”，确实由于更加阳光灿烂、更加温暖明亮的世界而脱去僧衣，见于光明吗？今天他们确实具备了足够的自豪、胆识、勇敢、自信，具备了足够的精神的意志、责任的意志和意志的自由了吗？“哲学家”真正因此而在地球上是可能的吗？……

十一

在我们剖析了禁欲主义的僧侣以后，我们就要慎重地面对我们的问题：禁欲主义意味着什么？现在，我们面对着慎重的真正代表，我们就变得“慎重”起来。“慎重是什么意思”，这个更基本的问题可能时常挂在我们嘴边，但这是生理学家的问题，我们只和它擦肩而过。禁欲主义的僧侣在其理念中，不仅怀有他的信仰，而且还有他的意志、他的强权和他的利益。他的存在之权利与他的理念共存亡。假如我们是那个理念的敌人，我们在这里就遇上了一个可怕的对手，一个为了其生存而反对那个理念否定者的对手，这有什么奇怪的？……另一方面，从一开始这就是不可能的，即对我们的问题怀有利益相关的态度是不会特别帮助这个对手的。禁欲主义的僧侣本人很难举出其理念的成功捍卫者。同样道理，一个女人只想为“妇女自身”辩护，她常常就会失败，更何况她在这里还找不到这场争论的最客观的裁判和法官。显而易见，在这里与其说我们害怕禁欲主义僧侣的反驳，倒不如说我们可能会帮助他进行辩护，让他很好地反对我们……禁欲主义僧侣们在此为之而奋斗的思想，就是他们关于我们生命的价值评判。他们把生命（以及与之相关的“自然”“世界”和生成与变易的全部范围）与一种完全不同的存在联系在一起，而生命与这种存在是互相对立和互相排斥的，尽管生命会有些反对自己、否定自己的举动。在禁欲主义的生活状况中，生命就被当作通往其他存在的桥梁。禁欲主义者把生命视为一种歧途，人们最终必定要迷途知返，一直回到他们的起点；又或者禁欲主义者把生命当作一种谬误，人们将会而且应当用行动去纠正这种谬误——因为禁欲主义者要求人们与他一道行动，而且只要他有能力，他就强迫人们接受他的存在价值观。这意味着什么？一个如此恐怖的价值方式并不是人类历史上的罕见事件和咄咄怪事，而是现存的最广泛、最漫长的事实。从遥远的星辰来看，我们地球存在的外表或许会造成一种错误的结论：地球是一个真正的禁欲主义的星球，它仿佛是一个聚集着愤恨、傲慢、令人厌恶的人群的角落，这些人根本不能摆脱对自己、对世界、对一切生命的厌恶，他们尽可能给自己制造痛苦，为的是从中获得快慰——这或许是他们唯一的快慰。让我们仔细想一下，禁欲主义的僧侣在任何时代的出现都是那么规律，那么普遍，那么迅速；他不属于某个种族，而是到处滋生，产生于一切社会阶层。禁欲主义僧侣的价值判断方式并不是通过遗传而得以延续和传播，与此相反的是，从总的情况而言，一种深刻的本能禁止它代代相传。肯定存在着某种第一流的必要，它促使这种敌视生命的种族不断地滋生和繁荣起来；这种必要必定就是生命自身的一种利益，从而使这种自相矛盾的种族不会消失灭绝。禁欲主义的生命就是一种自相矛盾：支配这的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怨恨，是一种贪婪无度的本能和强权意志，它企图统治的不是生命中的某种东西，而是生命本身，生命中最深刻、最强健、最基本的条件；在这里进行着一种尝试，企图运用力量来堵塞力量的源泉；在这里阴险歹毒的目光总是盯着生物学上的兴旺，尤其是生物学兴旺的标志——美与愉悦；与此同时，它却又心满意足地去感受和寻找失败、荒废、痛苦、灾难、丑恶、随心所欲的破坏、自我丧失、自我谴责和自我牺牲。这一切都是最大程度的悖论。我们在这里面临着一种分裂，一种自愿的自我分裂；当这种分裂的自身前提和生物学上的生命能力减弱时，分裂就在这种痛苦中享受自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变成自信和成功。“胜利蕴藏在最终的挣扎之中！”禁欲主义从此在这句夸张的口号下而奋斗；它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悬念之中，在这幅令人陶醉同时又让人受难的图画中看到它自己最闪亮的光明、它的幸福和它的最后胜利。十字架、胡桃仁、拯救——这三者在禁欲主义理念那里同属一物。

十二

如果这样一种活生生的对立意志和违背自然的意志被诉诸哲学活动，那么，它的最内在的随意性将会在何处得以发泄呢？它将在被感觉为最真实和最实在的地方发泄。这种意志恰恰是在真正的生命本能毫无条件地开始使用真理的地方寻觅谬误。譬如，它像吠檀多哲学的禁欲主义者一样，把肉体降为幻觉，把疼痛、多数、主客体对立的全部概念都降为幻觉。谬误，这里都是谬误！它不相信自己的自我，否定自己的“实在性”。这是什么样的胜利啊！这种胜利不仅仅战胜了感官，战胜了表象，而且是一种更高形式的胜利，它甚至还征服和打败了理性。作为这样一种胜利，其喜悦欢呼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至于禁欲主义者的自我蔑视使得理性的自我讽刺变得分文不值。“真理王国和存在王国是存在的，但理性则被排除在这个王国之外！”（这里附带说一说，就是康德关于“物的智性本质”概念中的某些内容也要比贪婪的禁欲主义者的分裂性逊色三分，后者善于用理性来反对理性，而康德的“智性本质”则是指物的一种特性，智者从中可以理解原本他们完全不可理解的东西。）作为认知者的我们，如果最终并非毫无意义地反对这种狂妄的颠倒惯常视角和价值判断的言行——精神正是利用这样的颠倒，长期以来肆无忌惮和毫无用处地摧残自己，那么，理智为了自己的“客观性”而观察其他方面和具有观察其他方面的意愿，就不是渺小的培养和准备工作，而后者不能被理解为“没有利益相关的直观”（这是一种错误和荒谬的理解），而应当被理解为一种能力，它能支配自己赞同与反对的意见，让自己公开与封闭自己的看法；这样一来，人们就知道如何利用不同的观点和情绪解释来促进认识。哲学家先生们，让我们从现在起提防那个设立了一个“纯粹的、没有意愿的、没有痛苦的、没有时间的认识主体的”危险和陈旧的概念虚构，提防诸如“纯粹理性”“绝对精神”“认识本身”一类的自相矛盾概念的触角——它们在这里总是要求设想一只无法想象的眼睛，要求眼睛完全不应当具有方向，禁止和使眼睛失去创造力和诠释力，于是眼睛的观察只是看到某些东西；它们对眼睛的要求是荒谬和不可理解性。只存在一种带有观点的观察，只存在一种带有观点的认识；反之，我们越是让对一件事情的各种不同的情绪表露出来，我们就会对同一件事情使用更多的不同眼睛，于是，我们对这件事的“概念”、我们的“客观性”就更加全面。但是，假如要完全消除意志，并且要彻底排除情绪，难道我们也愿意做？什么？这难道不是在阉割理智吗？……

十三

现在回到正题。禁欲主义者身上表现出的这种自相矛盾，“以生命反对生命”，是显而易见的，从心理学和生理学角度来看，都是荒谬的。这种自我矛盾只可能是表面上的，它必定是对某种对象的一种暂时性的表达、解释、公式、安排和心理学上的误解，这一对象的本质长期以来不可能得到理解，不可能得以表述。一句话，它长期以来一直被禁锢在人类认识的夹缝之中。现在，我简略地陈述这个事实：禁欲主义的理念起源于一种正在衰退的生命的自我保护和自我拯救的本能，这一生命竭尽全力维系自身，并为自己的存在而奋斗。这种情况表明了一部分的心理障碍和心理枯竭，于是，生命中最深层、保存最完好的本能就不间断地用新方法和新发明去对付这种情况。禁欲主义理念就是这样一种方法：生命在这个理念中并通过这个理念与死亡搏斗、反抗死亡，这个理念就是维持生命的一种艺术手段——这种看法正好与这一理念的信奉者的观点恰恰相反。正如历史所指出的那样，这个理念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支配和征服人，尤其是在文明化和人的顺从化已经实现的地方更是如此，这种情形因此说明了一个伟大的事实：现有的人种，至少是已经被征服的人，都具有病态，是人与死亡进行的生理较量（具体地说，是人与厌恶生命、枯竭、向往“终结”的较量）。禁欲主义的僧侣是已经肉体化的愿望，并且是具有真正炽热情愫的最高等级的愿望，他向往着一种其他的存在（Anders-sein）和在其他地方的存在（Anderswo-sein）；但是，正是他所企盼的强权成了束缚他在这个世界的枷锁，并且使他成为工具，他为了给这个世界的存在和人的存在创造更适宜的条件而不得不工作；也正是利用这种强权，他像牧羊人一般驱赶着一大群各种各样的失败者、颓废者、堕落者、不幸者和自伤者，他因此保存了这群人的存在。读者现在已经理解我了：这位禁欲主义的僧侣，这位表面上的生命敌人，这位否定者，他其实恰恰是生命权威的伟大维护者和肯定者中的一员……那么，那种病态却是从何而来呢？毋庸置疑，人确实比任何一种动物更多病，更富于变化，更不安分，更不确定——人是多病的动物。但是，病源于何处呢？诚然，人比任何其他动物更勇敢无畏，更富于创新，更桀骜不驯，更敢于向命运挑战，一切其他动物加在一起，在这个方面也不如人。人，是勇于用自身进行试验的伟大试验者，他永不满足，欲壑无穷，他和动物、自然、诸神争夺最终的统治权；人，始终是个不可征服者，他永远憧憬着未来，自身力量的驱使让他无法安定宁静，他的未来使在现实中的他犹如芒刺在背，忙碌不停。这样一个勇敢和博识的动物如何不是所有病态动物中的最危险、病期最长、病情最重的一个呢？人因此常常厌世，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大范围的厌世流行病（约在1348年前后，就是死亡之舞的时代(6)），甚至还有厌恶、疲倦和自我烦恼，这一切在人身上爆发时就非常强劲，让人立即陷入新的囹圄之中。是的，人，这位毁灭大师，这位自我毁灭大师，如果他自我伤害，这种对生命的否定就会使他像变魔术一样，说出许许多多柔声细气的肯定生命的话语，在此背后，却是那伤口迫使他生存下去……

十四

这种病态在人那里习以为常：我们不可能否认这种常规性，人们越尊重这种罕见的强大的灵与肉，有教养的人就越应当防止恶劣的病房空气。人们是这样做的吗？病人是健康人的最大的威胁；强壮者的灾难并非来自最强壮的人，而是来自最弱的人。有人知道这点吗？总的说来，灾祸并不是由于对人的畏惧，人们可以期望减少这种畏惧，因为畏惧强迫强壮者变得更强，使强壮者在有些情况下令人生畏，而且这种恐惧还保持了生活幸福的人群。使人惧怕、让人厄运缠身的事情，或许并不是巨大的畏惧，而是既对人感到深刻的厌恶，又对人怀有深深的同情。假如这两种情感有一天合二为一，就不可避免地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最严重的灾难，这就是人的“最终意志”，人的虚无意志和虚无主义。实际上，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多准备工作。假如有人不仅是用鼻子，而且也用眼睛和耳朵去嗅的话，那么，无论他走到哪里，都可以感到犹如精神病医院病房的气味——我当然是说人的文化事业，是地球上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欧洲”。疾病是人的巨大威胁，凶恶、“猛兽”都不是人的威胁。与生俱来的不幸者、失败者、软弱者就是最弱者，正是他们在人中间最大地消耗生命，正是他们最有威胁地毒害和动摇我们对生命、对人和对我们自己的信念。在何处人们可以避开那低垂的、给人带去深切悲哀的目光，那生而畸形、总是向后看的目光？那目光表露出这个人是如何自言自语的，那目光就像是一个哀叹者。“我多想成为另外一个人啊！”那目光叹息道，“但这根本没有指望。我就是我自己。我怎样才能从自我中解脱出来？我实在讨厌我自己！”……在这种自我蔑视的土壤上，在这片真正的沼泽地上，生长着所有杂草和有毒的植物，它们长得如此矮小，如此隐蔽，如此避人眼目，如此讨人喜欢。这里麇集着复仇和盲从的蠕虫；这里散发着机密和隐藏的臭气；这里在不停地编织歹毒的阴谋之网——这是受难者反对富人和胜利者的阴谋；在这里胜利者的看法遭人仇恨。这是何等的谎言，把仇恨编造得不是仇恨！这是何等的浪费，全是些华丽的辞藻和故作姿态！这是何等的艺术，尽是“诚实的”中伤！这些失败者，多么高尚的辞令从他们嘴边流出，多么甜蜜、谄媚、屈服的顺从涌溢到他们的眼中！他们到底想要什么？正义、爱情、智慧、优越，至少得到表现——这就是这些“最下等人”，这些病人的虚荣心！这种虚荣心使他们变得多么机灵！人们真是应当佩服这种造假的技艺：道德的印记，甚至道德的声音和道德的金子般的声响都可以用这种技艺加以仿造。这些弱者，这些无药可救的病人，现在毫无疑问地完全租用了道德。他们如此说道：“唯有我们是善人、正义的人，唯有我们是怀有善良意志的人。”他们在我们中间跑来跑去，现身说法，警告我们，好像健康、幸福、强壮、自豪和强权感本身都已经是罪恶的东西，人们有朝一日必须为此忏悔，痛心地忏悔。啊，归根到底，他们自己已经准备去忏悔，他们热烈地渴望去当刽子手！他们中间有很多伪装成法官的复仇分子，这些人老是念叨着“正义”的字眼，就像嘴里含着有毒的唾液一样，总是噘着嘴，随时准备把唾液吐到一切看起来心满意足和生活幸福的人身上。他们中间也不乏那些令人讨厌至极的虚荣自负之辈，他们是天生的说谎者，以表达“美好的心灵”为其目标，并把他们已被搞糟的情欲包装在诗歌和其他襁褓里，以“纯洁的心”之外表在市场上叫卖，这些人是道德的手淫之徒和“自淫之徒”。病人的意志就是要表现某种形式的优越性，病人的本能就是要发现通往压制健康人的秘密途径——在何处没有这种最弱者的强权意志！尤其是有病的女人，她的统治、压迫、暴行的伎俩无人可比。病妇不放弃任何东西，无论是活的还是死的，她甚至刨出埋葬很深的东西。（博哥人说：“女人是一只鬣狗。”）人们看一看任何家庭、团体、社区的背景，都可以发现到处都有病人反对健康人的斗争，这种斗争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静悄悄的，可以使用少许毒性粉末、针刺、受难者的阴险表情，在斗争中有时也运用那种所谓的表情的法利赛主义，尤其最喜欢表演“高尚的愤慨”。甚至在神圣的科学领域，也能听见这群病狗尖厉的怒吼，听见这些“高尚的”法利赛人的咬人的谎言和愤慨之声。（我再次提醒有听力的读者注意那位柏林人，他就是鼓吹复仇者欧根·杜林，他在当今的德国极其不正派地和令人反感地利用道德宣传，杜林是当今的第一道德吹鼓手，就是在他的同类——反犹太主义者中间也堪称第一。）这些人全都是心怀怨恨者、生理缺陷者和受蛀虫咬噬者，他们无休无止、不知满足地向幸福的人发泄怒火，他们同样无休无止、不知满足地替复仇涂脂抹粉，为复仇寻找借口，整个地球都因为这种暗地里的复仇而颤抖。他们究竟在什么时候才能达到复仇的最终、最精彩、最理想的胜利呢？毋庸置疑，一俟他们获胜，他们就会把自己的痛苦、所有的痛苦都推给幸福者的良心，让幸福者有朝一日为自己的幸福感到羞辱，他们或许还会彼此间说道：“幸福是一种耻辱！世上的痛苦太多了！”

但是，如果幸福的人、快乐的人、强壮的人在肉体和心灵上开始怀疑他们的幸福权利，这或许就是最大和最恶的误解。滚开，这个“颠倒的世界”！滚开，这种可耻的情感脆弱化！不要让病人传染健康人——这或许也是一种脆弱化——应当是这个世界的最高准则。为此，首先要把健康人和病人分开，健康人自己应当防止病人的目光，这样做就不会把健康人和病人混淆在一起。这个工作或许是病人的护理者或医生的任务。不过，他们对自己任务的误解和违背是再糟糕不过了。上等人不应当被降低为下等人的工具，“保持距离”的激昂情绪应当永远区分各种工作！音色齐全的大钟之生存权利和优先权比声音难听的破钟何止重要一千倍；只有健康人才是未来公民，只有健康人才对人类未来承担义务。健康人能够、应当做的，从来就不会是病人能够、应当做的；不过，他们能够做的只是他们应当做的，那么，他们怎么会有时间去做病人的医生、安慰者和“救星”呢？因此，我们需要新鲜空气！新鲜空气！无论如何，我们应当离开所有的文化精神病医院和病房！让我们和善良人交往，让我们有自己的社会！如果必要，那就让我们忍受孤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离开那内部已经腐朽、备受秘密的病人蛀虫啃噬的污浊空气！……我的朋友，这样我们至少有一段时间可以保护自己，不受那两种针对我们的最恶劣瘟疫的伤害——它们一是对人的无比厌恶，二是对人的深刻同情。

十五

如果你深刻地理解了——我要求在这里你应该深刻理解，而且深刻地把握——照顾病人，使病人恢复健康绝对不可能是健康人的任务，那么，你就再次理解了一种必然性——他们自身就是病人的医生和护士的必然性，而且现在我们完全理解了苦行僧的本质。苦行僧必定被我们认为是病弱的民众命定的救世主、牧人和代言人。因此，我们首先必须了解苦行僧的巨大历史使命。控制痛苦乃是他的本分，也是他的本能，因为他在痛苦中发现了他自己独特的艺术，他的技能，他的快乐。他本身就有病，为了理解这点，为了对这点有一个理解，他必定根本上从血缘上就是病态的和不育的；但是，他必定也是强壮的，甚至比别人更能控制自己，他必定是坚不可摧的，当然，就他的强力意志而言，以至于他得到弱者的信任和敬畏，以至于他可以是他们的靠山、保护伞、后盾、管理者、监工、暴君和上帝。他必须保护他们，保护他的羊群——反对谁呢？反对健康、信任，也反对对健康的妒忌。他理所当然一定是一切粗野的、暴烈的、放纵的、激烈的、暴力掠夺健康和力量的对手和嘲笑者。牧师是最病弱的动物的第一种形式，它最容易蔑视而不是恨。显而易见，他会努力进行一场利用食肉兽的战争，一场狡诈（“精神”）的战争，而不是暴力的战争——他一定会发现，这场战争必定会失控，归根结蒂会再创造一种新的食肉兽——一种怪物，在这种怪物身上以一种三合一的可怕的迷人的形式结合了熊的凶猛、冷酷，猎豹和狐狸的狡诈。如果必须考察这种怪物，那么，他将会碰到一种粗鲁严肃、可敬、明智、冷漠和极其奸诈的场面，他就像神秘力量的传令官和代言人一样，有时甚至会跑到其他食肉兽中间去，命令他在它们的土地上播种，无论怎样痛苦、不和、自相矛盾，而且只能完全靠他的艺术，他都始终完全能够统治受害者。毫无疑问，他带来了药膏和安慰，但是，为了成为医生，他必须首先受伤，因此，在减轻伤口造成的痛苦时，他同时在伤口里下毒。如果他精通了上述一切，那么，这头有魔力的野蛮的野兽就是驯服的，在他的周围，一切健康的东西都必须变成病态的，而且一切病态的东西都必须变成驯化了的。在减轻疼痛时，他精心保护他的有病的牧群，这位奇怪的牧人。他保护它们不受它们自己的毒害，甚至在牧群中间也不受疾病的传染，不受流氓、邪恶和其他病痛的影响。而这些病痛都是厌恶和病态的产物。他和狡诈、冷酷无情战斗，而且秘密地和羊群内部的无政府状态战斗，和羊群内部日益迫近的分裂作战。在牧群内部，最危险的毁灭性和爆炸性的愤怒日益积累着。以不会毁灭羊群和牧人的方法来解脱这种毁灭性的东西，乃是他的真正技艺，他的最大功用，如果你想用最简单的公式来表述牧师存在的价值，那么，正确的说法是，牧师使愤怒改变了方向。事实上，每个受难者都本能地要去寻找使他受难的原因。确切地说，就是寻找一个责任人，更肯定地说，就是寻找一个造成他痛苦的有罪的责任人。简言之，就是寻找一个活人，使他或者实际地或者模拟地可以以任何借口对这个人发泄他的感情。因为感情的发泄是受难者最大的自我安慰，也即自我麻醉的尝试，是他为了忍受任何痛苦而不由自主渴求的麻醉剂。按我的判断，只有在这种现象中才能找到怨恨、复仇以及其同类感情的真正的生理原因。就是说，渴望用感情麻醉疼痛。但是我认为，一般来说，在一种单纯的自卫反击的活动中，在一种对突然的伤害和危险的纯粹反应性保护措施中，就像一只无头青蛙为摆脱酸蚀而采取的“条件反射行动”中寻求这种原因，是极其错误的。然而，这两者之间是有根本区别的。在第一种情况下，人为了防备继续受伤而作出反应，而在第二种情况下，人通过某种更加强烈的情感来麻醉一种秘密的、折磨人的、几乎是不堪忍受的疼痛，这起码可以暂时驱散对这种疼痛的意识。为了这个目的，需要一种尽可能野蛮的情感，以及为了激发这种情感的某种借口。“我不舒服肯定是别人造成的”，所有的病人都会这样推理。而且他们越是这样推理，那使他们不舒服的真正原因——生理原因，就越被忽视。（这种原因可能是一种不正常的同情心，也可能是因为胆汁分泌过多，或许是血液中缺少硫酸盐和磷酸碳酸钾，或许是下腹部压力阻塞了血液循环，或者是卵巢等器官发生了恶变。）所有的病人都费尽心机寻找疼痛的借口。他们甚至已在猜忌、在臆想各种恶行和明显的伤害。他们根据那暧昧而可疑的线索探查他们自己过去和现在的秘密。在那里，他们任性地陷入一种折磨人的怀疑，醉心于用罪恶毒化自己——他们撕裂最陈旧的伤口，让早已痊愈的伤口流血。他们把朋友、妻子、孩子，以及所有和他们最亲近的一切都当成作恶者。“我在受苦，这一定是某人的过错。”——每只病羊都这么想。但是，他的牧人，禁欲主义僧侣，却对他说：“你完全正确，我的羊，这肯定是某个人的过错，不过这个人正是你自己，这只是你自己的过错——你只能怨恨你自己。”这话太大胆了，而且也大错特错了。但是，有一件事至少做到了，这就是我开始说的，怨恨的指向被改变了。

十六

现在，你可以看到，生命的补救本能借助于禁欲主义的僧侣毕竟都尝试了什么；禁欲主义的僧侣为此不得不使用暂时横行的像“负罪”“邪恶”“罪恶”“堕落”“罚入地狱”这类互相矛盾和似是而非的观念。这些观念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使病人变成无害的，就是说，让那些重病者自己作践自己，让病轻者严厉地整治自己，让他们的怨恨掉转方向（人们只需要一件东西），而且把所有病人的类似的丑恶本能都利用起来以便进行自我约束、自我控制和自我征服。显而易见，这种“药疗法”，这种单纯的情感药疗法根本不可能产生真正有效的生理疗效；甚至片刻也不能断言，在这种联系中，生命本能把健康当作它的目的。病人被组织集合到一边（“教堂”一词是这边最流行的名称），而身体健康、更完美的人则被安排在另一边，这就在健康和疾病之间设下了一道鸿沟——很久以来，这条鸿沟就是一切！而且它含义很多，非常多！［正如读者看到的，我在这篇论文中提出了一个设想，对我所面对的读者，我没有必要去论证这个设想。我的设想是：“罪恶”并不是人的真实状况，而只不过是对一种事实，一种生理的不适的解释，用伦理和宗教观念解释生理不适，而这种伦理和宗教观念现今对我们已没有约束力。因此，所有的人都感到“有罪”“内疚”的事实当然还是不能证明他的这种感觉的正确，同样不能因为一个人感到自己是健康的，就认为他是健康的。人们可能还记得审判女巫的那段历史。当时就连最聪明、最人道的法官都毫不怀疑女巫是有罪的。“女巫们”自己对这一点也深信不疑，因此，她们觉得自己有罪。让我详尽阐释这个设想。我根本就不承认“灵魂痛苦”本身是一种事实，而只是一种解释（一种因果解释），其作用是解释迄今为止没有详加说明的事实；因此，我认为“心灵痛苦”绝对是某种飘在空中的、没有科学根据的东西——只不过是一个肥胖臃肿的词占据了骨瘦如柴的问号的位置。当某个人不能摆脱“心灵痛苦”时，用一句粗话来说，原因也许并不在他的“心灵”里，而更可能在他的胃里。（我再说一遍，这是用一句粗话说的，但我绝对不希望让你去粗俗地听，粗俗地理解我。）一个身强力壮的人消化他的经验（包括他的全部行为和错误行为），就像消化他的食物那样，有时他要将坚硬难嚼的食物整个吞下去。如果他不能“摆脱自己”的一种经验，那么这种消化不良就像其他消化不良一样完全是生理的——事实上只是其他消化不良的结果之一而已。你可以采纳这种理论，然而私下说，这种理论乃是所有唯物主义最强劲的对手。］

十七

但是，这位禁欲主义僧侣真的是一位医生吗？我们已经认识到，我们很难把他叫作医生。然而他更觉得自己是一位“救世主”，而且高兴自己被尊为救世主。他与之战斗的只是实际的痛苦，病人的不适；而不是病因，不是疾病本身——这就是我们反对僧侣药方最重要的理由。但是，我们一旦把自身置于僧侣所垄断的观念中，那么我们将会对他在那里所看到、找到和发现的一切大吃一惊。缓解痛苦，各种各样的“安慰”——所有这一切都体现了他的天才：他多么独创性地解释了他的安慰者的使命，他多么果断、多么勇敢地选择了完成他的使命所必不可少的工具。光是基督教就可以被称为一座巨大的、收藏最丰富的精神安慰工具的宝库。在那里囤积了大量的兴奋剂、缓解剂和麻醉剂；在那里，为了达到精神安慰的目的曾采取过如此之多的危险的、胆大包天的权宜之计；在那里，基督教以如此精巧、狡猾的手法，南方人的手法占卜了那种情感刺激完全可以至少暂时地战胜生理障碍者的深刻的压抑、极度疲倦和沉重的悲哀。一般地说，所有宗教的主要目标都是要战胜某种已经流行的疲倦和重负。你从一开始就可以认为，在世界的某个地方总是不可避免地在广大民众中流行着一种生理压抑感。可是，由于缺乏生理知识，这种生理压抑感还没有被意识到，因此，人们只能从心理和道德方面寻找这种感觉的“原因”及其治疗方法（这就是我对于那种一般被称为“宗教”的东西的最概括的论述）。这种压抑感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原因。它也许是过分相异的种族混合的结果（或者是过于不同的阶层混合的结果，由于不同阶层在出身和种族方面不同，比如19世纪欧洲的“世界性疼痛”和“悲观主义”实际上就是一次毫无意义的、突然的阶级大融合的产物）；它也许是产生于一次不成功的移民——一个种族陷于一种自己完全无法适应的气候里（如印度的印度人）；它也许是种族衰老的结果（如1850年以来的巴黎人的悲观主义）；它也许起因于饮食不当（如中世纪的酗酒或素食主义者的胡闹，然而，在莎士比亚那里，素食主义者得到贵族克里斯托夫权威的支持）；它也许起因于败血症、疟疾和梅毒等疾病（三十年战争后的德国大萧条时期，疾病席卷了半个德国，从而为德意志的奴性和怯懦铺平了道路）。在上述所有的情况下都曾发生过反对压抑感的激烈战斗。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那些战斗的最重要的场面和阶段吧。（当然，我在这里将不涉及那场总是在同时进行的、反对压抑感的真实的哲学战争。这场战争尽管也相当有趣，但是却太荒谬、太远离现实，过分异想天开，而且太不入流。特别是当疼痛被证明是一种错误时，他们就天真地假设，错误一旦被认识，疼痛就一定会消失。但是，请看，疼痛并没有消失……）人们用以反抗那种主要的压抑感的第一种方法就是把生命本身的意识降到最低点。如果可能的话，生命根本就不再有希望和欲求；所有产生情感的东西、产生“血液”的东西都应当避开（采用苦行僧的保健术，不吃盐）。不爱、不恨、心平气和、不图报复、不发财致富、不事农桑、乞求施舍；最好不要女人，或者女人越少越好，在理智上采纳帕斯卡的“大智若愚”的原则，用伦理的和心理的术语来表达就是“无我”“神圣化”，用生理学术语来表述就是“催眠”——这是试图将某种动物的冬眠和大多数热带植物的夏眠用于人类，即一种通过最低限度的物质消耗和物质转换就能够维持生命而又没意识的状态。为了这个目的曾投入过大量的人力物力——这或许都是徒劳吗？毫无疑问，所有的时代，几乎所有的民族都不缺乏那种“神圣”的运动员，他们在和那种严酷的训练的斗争中找到了真正的解脱，他们借助催眠术无数次地摆脱了那种沉重的生理压抑，他们的方法为此被列为最普遍的人种学事实。同样，我们没有理由认为用饥饿疗法对付肉体和情欲的这种方案就是精神病的征兆（就像吃牛肉的自由思想家和容克贵族克利斯托夫这种蠢人喜欢这么干）。更确切地说，他们的方法为各种各样的精神障碍铺平了道路，使之通向如阿陀斯山的赫斯查斯特所说的那种“内在的光”，通向声响和形象的幻觉，通向纵欲和感官的兴奋（引自神圣的特雷斯的故事）。不言而喻，受害者对这种事件的解释是极端狂乱错误的。然而，我们会认真牢记那已经在鸣响的、正在进行这种解释的感激言辞。最高状态即拯救本身，那最终达到的普遍催眠状态和和平，在他们看来始终是神秘中的神秘，甚至连最高的象征物也无法将其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在他们看来，这种状态乃是回归事物本质，是摆脱所有幻觉的一种独立，是“知识”“真理”“存在”，是从一切目的、一切愿望、一切行动中获得解脱，也是某种超出了善和恶的状态。佛教徒说：“善和恶两者都是枷锁，战胜它们的就是完人。”吠檀多的信徒说：“打他他不痛；他摒弃善恶就像摒弃路标一样；他的王国不再为任何行动苦恼；他超越了善与恶。”——这是一套完整的印度观念，也是婆罗门和佛教的观念。不管是在印度学说中还是在基督教学说中，都认为这种“拯救”通过德行和道德完善是无法达到的，虽然他们都高度评价道德行为的催眠价值，我们深信这一点——事实上，这也完全符合事实。在这一点上还要讲到的一个事实是，现实主义也许可以被看作三大宗教（虽然它们都沉湎于道德说教）中最优秀的样本。“对于这些有知识的人来说，并不存在义务。”“拯救并不是依靠道德行为的积累来实现的，因为拯救就在于和婆罗门结为一体，而婆罗门不能获得完善；同样，放弃错误也不能实现拯救的目的，因为和婆罗门结合就是拯救，而婆罗门永远是纯洁的。”（这些话出自坎卡拉的《注释》，转引自欧洲第一位印度哲学专家，我的朋友保罗·迪森。）因此，我们愿意对三大宗教的“拯救”观念表示敬意。但是，鉴于沉睡已因其连做梦都懈怠的彻底的悲观主义而获得了赞美时，我们难以仍然对其表示某种尊敬。当然，沉睡已经融合了婆罗门，已经获得了和上帝的神秘结合。最古老最值得尊敬的《经传》告诉我们：“当他完全进入睡眠状态时，而且彻底安息下来，以至于看不见任何幻景时，这时，啊，那可爱的人就和存在结合在一起了，他就进入了他自己的自我——在具有其绝对知识的自我的怀抱中，他不再拥有任何什么是内在的，什么是外在的东西的意识。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不管是岁月还是死亡，不管是痛苦还是善行或恶行，全都无法通过这座桥梁。”同样地，这三大宗教中最深奥的信徒也说：“在沉睡中，灵魂离开我们的肉体向上飞升，进入最高的光明境界，而且以其真实的形象出现在那里：在那里，它就是最高精神本身。它四处游荡，它嬉戏、玩耍、欢乐；有时和女人在一起，有时和车马在一起，有时和朋友在一起。灵魂不再想返回它那累赘的肉体，给肉体套上生命的气息，就像给马车套上负重的马一样。”即使是在这里，我们也要像在讨论“拯救”时一样牢记，东方人也常用夸张而华丽的词藻来表述他们对生命的同样的评述，就像头脑清醒、冷静，既有希腊人的冷静，又能忍受苦难的伊壁鸠鲁所作的评述一样。这就是催眠状态下的虚无感和沉睡的安宁，即无痛苦状态——这一点可以作为受苦受难而情绪总是反常的人的最高的善，价值中的价值。他们必定会对此作出积极的评价，把它们当作实证的本质来感受（按照同样的感觉逻辑，所有悲观主义的宗教都把虚无称为上帝）。

十八

这种对于疼痛的感觉和敏感性的催眠抑制已经预先假定了某些更加罕有的力量，特别预先假定了勇气、对舆论的轻视和理智的斯多葛主义。与这种抑制相比，另一种用以反对这种抑制状态的更容易的训练应用更广泛。我所说的这种训练就是机械活动。毋庸置疑，这种活动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减轻受难者的痛苦。现在，这一事实被人们相当不敬地叫作“劳动的赐福”。劳动将受难者的注意力从他的痛苦中转移开去，从而减轻他的痛苦。由于他不停地劳动，他的头脑中就很少有空位留给痛苦——因为人类的意识是个狭窄的小屋。机械活动及其类似的活动，例如绝对正规的操作，准时而不自觉的服从，漫长的日常工作，消磨时间，某种非人格的自由，甚至一种“非人格的”“忘我的”和“冷淡自我”的训练——看哪！禁欲主义僧侣如此彻底、如此巧妙地把所有这些方法用于他反抗痛苦的战斗！当他对付那些下层的受苦人，奴隶或囚犯时，或者当他在对付妇女（她们大部分既是劳动的奴隶又是囚犯）时，他所做的一切只是略施改名换姓的雕虫小技，就使他们从此把他们所恨的东西看成是一种享受，一种相对的快乐——而奴隶对他们自己命运的不满本来就不是僧侣发明的。

另外一种更流行的对付压抑感的方法是一些更容易得到，可以成为常规的微小快乐。人们常常把这种治疗方法和刚才讲过的方法配合使用。快乐入药的最常用的药方是“制造快乐的快乐”。例如行善、馈赠、缓和痛苦、救助、劝说、安慰、夸奖、赞扬等。在禁欲主义僧侣开的处方中还包括“爱你的邻居”，这实际上是一剂激发其极强烈的生命冲动——强力意志的药，虽然用药的剂量应十分谨慎。沉湎于“最低限度的优势”的快乐——伴随而来的是利益、救助和赞扬——是生理障碍者习惯于使用的极其有效的安慰剂，而条件是，这些生理障碍者都是些非常听话的人，不然的话，他们就会互相攻击，而这自然是由于对同一主要本能的服从。对基督教在罗马世界起源的研究已经证明，那些产生于当时社会的最下层的穷人、病人和丧葬互助团体常常自觉地精心炮制一些互惠的微小快乐，把它作为抵抗压抑的主要方法。这在当时也许是件新鲜事，一件真正的发明？这种凭幻想召来的互助意志、家族组织意志、集体生命的意志和同仁协会（Könakel）的意志必然使虽然还处于萌发阶段的强力意志成为一种新的更强大的爆发力。群体组织是在反抗压抑的斗争中诞生的一个真正的进步，一次伟大胜利。随着社团的成长，个人的新的利益也在成长，这种新的利益常常足以使人摆脱他个人的不满，他对自己的厌恶（例如，居林克斯的自我轻视，despectio suides Geulincx(7)）。所有的病人和染病的人出于一种要摆脱他们的不舒服和软弱的压抑感的愿望而本能地追求一种群体组织，禁欲主义僧侣猜中了这一本能，并且助长了这种本能。什么地方有群众，什么地方就有群众的软弱本能，而且也有僧侣们组织它的聪明才智。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强者的离心倾向就像弱者的结伙倾向一样，完全是自然必然的，因此当前者结合在一起时，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实现他们的强力意志的进攻性联合行动和共同满足，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要反复压制他们的个人良心意欲的反抗；相反，弱者组织在一起恰恰是要从这种联合中获得乐趣，这样他们的本能获得了满足，他们的“天生的统治者”本能，即孤独的猛兽人种的本能就被这种组织刺激和鼓动起来了。人类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在每个寡头统治者的内心深处都隐藏着暴君的贪欲，每个寡头统治者都战战兢兢地保持一种神经紧张状态，因为这种神经紧张状态是控制暴君贪欲的必要条件。（例如，希腊的寡头，柏拉图曾多次证实了这种情况。柏拉图了解他的同时代人，也了解他自己。）

十九

我们已知的禁欲主义的僧侣所使用的方法有：生命力的全面窒息、机械活动、微不足道的快乐，特别是“爱你的邻居”的方法、群体组织、唤醒团体中的强力意识，等等。这些方法的作用就是使个人从团体的成功中得到快乐，以此来麻痹他对自己的不满。如果按现代的标准，这些方法都是他和压抑进行斗争的“无害的”方法。现在让我们转向那更有趣的关于“罪恶的”方法的题目吧！所有这些方法都是为了一件事：为了某种感觉的超越，这种超越感常常被作为抵抗他们长期疼痛的压抑状态的最有效的麻醉剂。这就是禁欲主义的独创性在思索下面这个问题时却表现得智穷才尽的原因，这个问题就是：“人如何才能超越感觉？”这话听起来有点刺耳，现成的有一种更动听，或许更顺耳的说法。例如，我可以这么说：“禁欲主义的僧侣总是善于利用所有强烈情感中所包含的热情。”但是，为什么还要抚摸我们现代宠儿的纤巧的耳朵呢？在我们这方面，为什么还要对他们的虚伪言辞作进一步的让步呢？对于我们来说，心理学家立即所做的可能就是虚伪的行动，撇开它使我们恶心的事实。一位心理学家的高雅趣味（其他人可能会说是正派）今天就在于——如果从根本上来说——反对可耻的道德说教，现代人关于人和物的所有判断都贴上了这种说教。人不应该欺骗自己，因为构成现代灵魂和现代书籍的主要特色的东西并不是谎言，而是道德化的谎言中的那种固有的天真。我们到处不可避免地碰上的这种“天真”构成了现代心理学家不得不承担的最乏味而且还有些危险的事务——它是我们最大的危险的一个部分，而且它是一条路，也许是将我们直接引向呕吐的一条路。我清楚地知道，现代所有的书籍将可能服务的目的，即使这些书籍要经受时间的考验，我也并不担心，而且同样地，即使在将来的某个时候，那代人有更严厉、更严肃、更健全的趣味，我还是并不担心。我更清楚地了解到，这位后来者利用所有现代的东西将可能做什么——做催吐剂。这是因为他的道德蜜糖和虚伪，因为他内心深处的女权主义，虽然他喜欢称自己为“理想主义”，而且毕竟也相信理想主义。

我们今天有教养的人，我们的“好”人，他们不会说谎，这是真的；但是，这并没有使他们受到尊敬！对于他们来说，真实的谎言，真正绝对“真诚的”谎言（柏拉图曾阐述过这种谎言的价值），有点儿太棘手，太泼辣了。它会向他们提些别人不会提的问题，让他们看着自己，而且让他们学会区分他们自身的“真”和“假”。他们只适合不真诚的谎言：所有自认是“好人”的人，今天除了不真诚地说谎、卑鄙地说谎，但又无罪地说谎、坦白地说谎、天真地说谎、礼貌地说谎之外，就完全不会有任何其他的态度了。这些“好人”，他们现在已经完全彻底道德化了，他们的诚实已经被永远地玷污了，腐化了。他们有谁还能坚持一种“关于人的”真理？或者说得更具体些，他们中有谁还能容忍一部真实的传记？这里有几个例子：拜伦爵士写了许多有关他个人的传记，但托马斯·莫尔“太好心”了，他把拜伦的手稿全烧了。据说叔本华的遗嘱执行人格温奈尔博士也干了同样的事。因为叔本华也写了许多关于他自己的东西，而且也许也是不利于他本人的东西。贝多芬的传记作家，正直的美国人泰尔突然中断了自己的工作，因为他在这个高尚纯洁的生命中碰到了某种东西，这使他无法继续工作。道德，如今哪位聪明人还会写一个关于自己的诚实的字呢？如果那么干了，那他肯定是个神圣的傻瓜。有人说，理查德·瓦格纳正在写自传，谁会怀疑那将是一部聪明的自传呢？让我们再来回忆一下，当年天主教僧侣詹森曾就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在德国作了一番公正而无害的惊人鼓动，结果引起了一场可笑的恐怖。如果有人对那场运动作了其他解释，如果某些真正的心理学家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真实的路德，而没有谈及这个乡村牧师的道德纯朴，也没有新教历史学家的谄媚和谨慎的忸怩，而是以一种泰坦式的大无畏精神来讲述，这种精神来自心灵的力量，而不是来自聪明的容忍的力量，那么当年人们会做些什么呢？（顺便说一句，德国人终于产生了这种容忍的古典模型，这种模型造得很漂亮——德国人可以把这模型称为好人。就是说，把利奥波德·冯·兰克称为好人，他是各种强壮原因的经典倡导者，是一切聪明的“机会主义者”中最聪明的。）

二十

但是，现在读者应该马上理解我了。总之，我们这些心理学家现如今已经有了足够的理由坚持用某种不信任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了，难道不是这样吗？也许就我们的工作来说，就连我们自己这些人也是“太好了”；也许尽管我们如此地蔑视这种流行的道德疯狂，可是就连我们自己也是这种道德的时代趣味的牺牲品、虏获物和奴隶，也许它也感染了我们。有一位外交官曾经警告我们，他对他的同胞说：“先生们！让我们首先怀疑我们的第一反应，因为这些反应几乎总是好的吗？”这位外交官到底要提醒人们注意什么呢？现如今每一位心理学家都应该这样对他的同胞讲话。而这样一来，我们就回到了我们原先的问题上了。这个问题实际上要求我们一定要严肃认真，特别是对“第一反应”持一定的怀疑态度。禁欲主义的理想有利于一种超越感觉的目的——谁如果还记得前面的论述，谁就能基本上从这几个词中猜出下面所要论述的内容。把人类灵魂从它所有的问题上解放出来，把它浸入恐怖、冰冻、炽热、迷惑中去，使它能像闪电一样飞速摆脱无聊和琐碎、摆脱麻木和不快：哪条路通向这个目的？哪条路最安全？从根本上说，所有伟大的情感——愤怒、恐惧、狂喜、报复、希望、胜利、绝望、残酷，只要是突然爆发出来的情感，都有这种力量。而且，实际上，禁欲主义僧侣毫无顾忌地动用了在人体内部狂吠的全部狂犬，他时而放出这几条，时而放出那几条，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人从慢性悲痛中唤醒过来，至少暂时赶走人的麻木造成的疼痛，迟钝造成的痛苦，而这一切始终是在宗教的说教和公正的保护下干的。显而易见，这种超越感觉的行动随后总要付出代价，它使病人的病情加重。因此，根据现代的标准，这种治疗疼痛的方法是一种“罪恶的”方法。但是，公正地说，我们应该特别强调这样的事实：使用这种治疗方法的人是出于好心，禁欲主义僧侣在使用这种方法时是深信它的效力的，而且深信它是必不可少的，而且禁欲主义僧侣也常常为自己造成的痛苦而悔恨不已。我们应该强调同样的事实：这种过分的治疗方法引起的强烈的生理反应，甚至还有精神错乱，从根本上说都与这种治疗方法的一般意义相一致。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证明的那样，这种方法的目的并不在于治愈疾病，而只在于抵抗那种压抑感造成的不适，在于减轻和麻痹这种不适。这一目的当然是可以通过这种治疗方法来达到的。众所周知，为了能够在人类灵魂中奏响各种令人心碎和使人狂喜的音乐，禁欲主义僧侣利用了“罪恶”感这个主要概念。我在前一节里已经指明了这种罪恶感的来源。在那里，我把罪恶感作为一种动物心理而已，因此我们在那里面对的是罪恶感的原始形态。只是在禁欲主义僧侣这个天生的生存于罪恶感中的真正艺术家手中，罪恶感才获得了外形——啊，这是什么样的外形！

“罪恶”——僧侣就是这样重新解释动物的“坏良心”（这种颠倒了的残酷）的。罪恶的出现至今还是心灵病史中最伟大的事件：在“罪恶”中我们发现了宗教说教的最危险和致命的杰作。人为了自己而忍受痛苦，出于这样那样的生理上的原因，也许就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动物，根本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他急切地寻找原因——原因给人宽慰——他还急切地寻找药物和麻醉剂，最终他终于请教了一位知情人。看啊！他从他的魔术师那里得到了一个暗示，从那禁欲主义僧侣那里得到了关于他的不幸的“原因”的第一个暗示：他必须在他自己身上，在他的罪过中，在过去的一段经历中寻找原因。他必须把他的真实痛苦理解为一种惩罚状态。那不幸的人，他听到了，他懂了。现在，他就像一只母鸡，在自己周围被画了一个圈，他决不能越出这个画好的圈了。病人变成了“罪人”。现在我们已经被这种新病人，这种“罪人”的观念统治了几千年了，我们还能摆脱它的统治吗？不管我们往哪看，总是碰上罪人呆滞的目光，这种目光始终注视着一个方向，罪恶的方面，他的苦难的唯一原因。到处都是坏良心，这个“残忍的野兽”，用路德的话来说。到处都在反刍过去，歪曲行动，用有色眼镜看待一切行动；到处都是对苦难的肆意曲解，把苦难变成犯罪感，惩罚的恐怖；到处都是鞭子、粗呢衬衣、饥饿的肉体、悔悟；到处都是罪人在一种不安的、病态的热切的良心的恐怖的轮子上车裂自己；到处都是默默无声的痛苦，极度的恐怖，受刑的心脏的挣扎，未知快乐的抗争，呼唤“拯救”的呐喊。事实上，正是借助这套程序才彻底战胜了古老的压抑、迟钝和疲劳。生命本身重新变得十分有趣：人，或者说“罪人”所分割的形象一旦被引入这些神秘的东西中，就变得清醒了，永远清醒了，彻底清醒了，燃烧了，烧焦了，极度疲劳但绝不疲倦。这位禁欲主义僧侣，同压抑战斗的伟大的老魔术师——他显然已经获胜，他的王国到来了：人们不再抱怨疼痛！人们在渴望疼痛：“再多一点疼痛！再多一点疼痛！”他的助手和信徒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呼喊着这个要求。每种引起疼痛的情感超越，所有会撕裂、颠倒、压碎、激动、陶醉的东西，行刑室的秘密，地狱本身的设计——所有这一切现在都被发现、被预卜、被滥用了。从此以后，所有这一切都为魔术师服务，为他的理想、禁欲主义的理想的胜利服务。“我的王国不在尘世。”他自始至终都这么说。可是他还有权这么说吗？——歌德曾说过，世上只有36种悲剧情节。如果我们还不知道的话，那么，我们唯一可以知道的是：歌德不是一个禁欲主义僧侣。因为禁欲主义僧侣所知道的悲剧情节远远多于36种。

二十一

说到禁欲主义的这一整套“自觉有罪的”治疗方法，任何批判的话语都是多余的。谁会坚持说，禁欲主义僧侣经常命令他的病人使用的那种感觉超越疗法——他在这么做时，当然是以最神圣的婉转语，而且显而易见，内心充满了神圣的使命感——的确对任何病人都有“疗效”？无论如何，应该对“疗效”一词的含义有所理解。如果你只愿意表示那种治疗方法的疗效只是使病人得到“改进”，那么，我对之毫无异议。我只要补充一点，我所理解的“改进”只代表“柔化”“弱化”“泄气”“纤巧”“娇惯”和“女人气”。因此，所谓“改进”几乎就是“有损健康”。但是，当你主要对付的是患者、抑郁者和压抑者时，这种治疗方法除了能使疾病得以“改进”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只是使病人病情加重。只要问问精神病医生，施用苦修赎罪的折磨、悔悟和拯救的狂喜一般来说会产生什么恶果。同样，只要查查历史，你就会发现，凡是禁欲主义僧侣施用这种治疗方法的地方，疾病就会飞速加重并到处蔓延。那么，这种治疗方法的“成果”是什么呢？这就是在现有的疾病上再添加一种已经崩溃的神经系统，而且这种系统既有最大的，也有最小的，既有个人的，也有群体的。我们发现，在每次的苦修和拯救训练之后，都会发生一场可怕的癫痫流行病，历史上最出名的这种流行病就是中世纪圣维特和圣约翰的舞蹈病。我们还能看到其他阶段的成果。例如，可怕的麻痹症和长期的压抑感会使一个民族或一个城市（如日内瓦和巴塞尔）的情绪发生彻底的转变；这种训练还应该对巫婆狂热负责。巫婆狂热这种现象也属于这种梦游狂病症（仅仅在1564年到1605年这短短的时间内竟发生了8次大规模类似的流行病）；我们同样在它的训练中发现了那些渴求死亡的群众的谵妄，他们的可怕的呐喊——“死亡”曾经响彻整个欧洲，时而为骄奢淫逸的变异，时而为肆意的毁灭所中断。就像在今天，每当禁欲主义关于罪恶的学说再次获得巨大成功时，我们都会发现同样的情感歇斯底里和同样的情感突变。（宗教神经官能症看来是“罪恶本质”的一种形式，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请问：这种形式是什么呢？）总之，禁欲主义的理想及其最高道德礼仪，这一切超越感觉的方法中最机灵、最不可思议、最危险的系统化工程，以一种可怕的、令人难以忘怀的方式铭刻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而且不幸的是还不仅仅铭刻在历史上。除了禁欲主义理想，我简直无法想象任何其他什么东西能以如此巨大的破坏力损害欧洲人的健康和种族实力。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把这种理想称为欧洲人健康史上的真正灾难。唯一可以与这种影响相比的是日耳曼人特有的影响：我指的是酒精对欧洲的毒害，这种毒害至今仍然和日耳曼人的政治和种族优势同步发展（日耳曼人在哪里注入他们的血液，也就在哪里注入他们的恶习）。排在第三位的是梅毒，然而它的影响不如禁欲主义和酒精。

二十二

禁欲主义僧侣只要一控制形势，就会损害心灵的健康。因此他也损害人的审美趣味——而他现在仍然在这样干。“因此？”我希望同意我使用这个“因此”。无论如何，我现在还不想证实它。唯一可以提示的是，它涉及基督教文献中的主要典籍，它们的原型，它们的“典籍本身”。希腊罗马的兴盛时期也是典籍兴盛的时期。在那时，面对着一个尚未衰败、尚未毁灭的古典文献世界，当时人们仍然可以读到某些典籍，现在为了得到这些典籍，我们得用全部文献的一半去交换。基督教的吹鼓手——人们现在称他们为教父——竟敢幼稚而无耻地宣称：“我们也有我们的经典，我们根本不需要希腊文献。”——于是，他们倨傲地罗列出他们的一些传说典籍，使徒书信和卫道士的论文集——就像今天英国的“救世军”用一些类似的文献正以同样的方式反对莎士比亚和其他“异教徒”一样。你可能已经猜到，我不喜欢《新约全书》，我的趣味在评价这部最受尊崇、过分受到尊崇的文献时竟然如此孤立，这几乎使我心烦意乱，两千年的趣味都在反对我。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处呢？“我就是这样，我不能是别样。”我有勇气保持我的不好的趣味。《旧约全书》——是的，这是完全另外一回事了，所有的人都十分尊崇《旧约全书》！在那里我找到了伟人、英雄的场地，以及世上罕见的东西，这就是强有力的心脏的无可比拟的素朴和天真；更加可贵的是我发现了一个民族。反之，在《新约全书》里却净是些琐碎的宗教事务，净是些洛可可式的心灵，净是些缠绕的角和古典的风格，净是些秘密集会的气氛，别忘了，偶尔也有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甜蜜气息，这是时代的特征（也是罗马省份的特征），既不是犹太人的也不是希腊人的。在《新约全书》中，恭顺谦卑同妄自尊大并行不悖，对情感的喋喋不休几乎使人发昏；这里没有热情，只有热情的歇斯底里，只有令人头疼的哑剧；显然这里每个人都缺乏良好的教养。人们怎么可以像这些虔诚的小市民一样对他们的小小不言的越轨行为如此大惊小怪呢？没有人过问此事，连上帝也不会。最后，他们这些渺小的外省佬竟然希望得到“永恒生命的桂冠”。可是他们要这干什么？他们有什么理由这样要求？任何非分之想都是不可能的。假如有一个“不死的”彼得，那么谁来养活他呢？这些小人物有着让人发笑的野心：这种野心先咀嚼他们的私欲和愚笨，他们的悲哀和悠闲的忧虑，好像自在之物的职责就是关心他们，因为这种野心不知疲倦地把上帝本人也卷进他们微不足道的悲伤中去，而且经常对趣味低劣的上帝称兄道弟！这些犹太人，而且不单是犹太人，用嘴和爪子和上帝纠缠不休！在东亚有个弱小的被轻视的“异教民族”，这些早期的基督徒可能从他们那里学到了某些有价值的知识，学到了某些崇敬的机智。正像基督教的传教士所证实的那样，这些民族根本不容许他们自己说出他们的上帝的名字。在我看来，这种做法太绝妙了，的确是这样，这种做法不只是对“最早的”基督徒而言是绝妙的：为了举一个相反的例子，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路德，这位德国曾经拥有过的“最雄辩”而且最活跃的农民，回想一下他说话的音调，他在和上帝对话时恰恰最喜欢使用这种音调说话。路德对教会中那些中间圣徒的反叛（特别是对“那魔鬼的猪猡，教皇”的反叛），毫无疑问，归根结蒂是一个粗野的家伙的反叛。这个家伙讨厌教会的优良的礼节，散发着僧侣味道的崇敬礼仪，因为这些礼仪只允许贡奉圣职和沉默寡言的人进入最神圣的境地，而将那些粗野的家伙拒之门外。在这儿永远不许听到这样的话——然而路德这个乡巴佬却非要改变这种情况。他认为那些礼仪不够德国化：他首先要直接说话，要自己说话，要和他的上帝“随意”交谈。于是他这样干了。正如人们所猜测的，禁欲主义理想无论何时何地都不是培养良好趣味的学校，更不是培养优雅举止的学校——它充其量不过是培养僧侣行止的学校，在它的肌体中有某种东西使它成为一个良好举止的死敌——这种东西就是：缺乏分寸，反对分寸，它本来就是一种“不能更极端的东西”了。

二十三

禁欲主义的理想不仅败坏了健康和趣味，而且败坏了第三种、第四种、第五种和第六种东西——我要小心，别说它败坏了一切（当我数到最后的时候）。我在这里所揭露的并不是禁欲主义这种理想的后果。我只是要揭露禁欲主义的理想所包含的意义，它提倡什么，在它的背后、下面、里面都隐藏了什么，揭露它为什么会有这些暂时的、暧昧的、充满疑问和误解的表达。只是因为这个目的我才不怕费事地让我的读者看看它那可怕的后果，也就是它那致命的后果：我这么做只是为了使读者对它的最后和最可怕的方面有所准备，我这里所指的这个方面就是它（禁欲主义理想）的意义问题。禁欲主义的理想的强力，它那强力的可怕的力量到底有什么意义？为什么它会得到这么广阔的活动空间？为什么没有对它实施更强的扼制？禁欲主义的理想表达了一种意志：哪里有表达相反的理想的相反的意志呢？禁欲主义理想有一个目的——它流传甚广，按它的标准衡量，人类存在的其他一切利益都显得渺小和狭隘；它无情地引导着时代、民族和人类向着这一目的前进，不允许有其他的解释和其他的目的，它只根据它的解释来拒绝、否定、肯定和确认（世上还到底有没有比它更始终一贯的解释体系？）；它不屈服于强力，相反地，它只相信它自己对于任何强力的优先权，只相信它关于任何强力的无条件的等级秩序——它只相信地球上所有的强力只有从它那里才获得了一种意义、一种生存权、一种价值，以此作为完成它的工作的工具，作为实现它的目的、那唯一目的的道路和手段。这种完整封闭的意志、目的和阐释系统的对立面在哪里呢？为什么缺少对立面呢？那另外“一个目的”又在哪儿呢？但是，有人告诉我，并不缺少对立面，它不仅发动了一场旷日持久而顺利的反对禁欲主义理想的战争，而且在所有重要的方面都已经战胜了禁欲主义理想：我们的全部现代科学证实了这个事实——现代科学，就像真正的现实哲学一样，显然只相信它自己，显然只对它自己抱有勇气和意志，而且直到今天，没有上帝、来世和否定的德行，它也维持得挺好。然而，人们所使用的这些喧闹和鼓动家的空谈并没有影响我：这些现实的鼓吹家都是些蹩脚的音乐家，他们的声音虽然可听，但却并不是发自内心，他们所说的话并不是发自科学良心的深谷——因为科学良心今天是一个深谷——“科学”这个词在这些鼓动家的嘴里简直就是一种淫乱、一种滥用、一种无耻。恰恰和禁欲主义理论所坚持的相反的真实情况是：科学今天根本就没有自信，更不会有一种超越自己的理想了——无论在哪里，科学仍然是激情、爱欲、热情、痛苦，它就不会是禁欲主义理想的对立面。相反地，它却是禁欲主义理想的最新、最高贵的形式本身。对于你们来说，这听起来很陌生吧？在今天的学者中有许多勇敢而谦虚的劳动者。他们喜欢自己的小角落，而且因为他们喜欢自己的角落，所以他们偶尔会不怎么谦虚地大声提出他们的要求。他们说，今天，每个人都应该感到满意，尤其是在科学中感到满足，因为在科学里有相当多有益的工作可做。对于这一点，我并没有异议；我最不愿意败坏这些诚实的劳动者的工作兴趣，因为我喜欢他们的工作。但是，在科学中需要艰苦劳动的事实，以及在科学中有许多心满意足的劳动者的事实，绝对不能证明，科学作为整体今天已经有了一个目的、一种意志、一种理想、一种对伟大信仰的激情。正如我已说过的那样，事实恰恰相反：假如科学不是禁欲主义理想的最近表现形式——但是，这些是罕见的、高贵的和精选的情况，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整个判断就可能被扭转过来了——那么，科学今天就是各种各样的厌倦情绪，没有信仰、懊悔和坏良心等等的庇护所——它是没有理想所产生的烦躁不安，是缺乏伟大的爱而带来的痛苦，是对于一种被强制的满足的不满。噢！科学今天没有掩盖一切吗？科学至少试图掩盖了多少东西！我们的最优秀的学者的精明干练，他们的极其冲动的忘我劳动，他们那不分昼夜耗尽精力的苦干，他们的极其熟练的技巧本身——他们这一切的真正目的常常就是阻止他们自己继续发现某些东西！科学是一种自我麻醉剂，你们了解这点吗？任何一个和学者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你有时会因为一个无关紧要的词而深深刺伤他们，人们认为是对他们博学的朋友表示尊敬的地方，却往往会激怒他们，人们使他们发怒只因为太粗心，没猜到是和谁打交道，我们是在和受难者打交道。然而他们不愿意承认他们自己是受难者，是和被麻醉的、丧失理智的人打交道，他们只害怕一件事，那就是恢复知觉。

二十四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另一面，看看我说过的那些罕见的情况，今天，在哲学家和学者中还有一些最后的理想主义者，也许我们应该在他们中间寻找禁欲主义理想的对手，寻找反对禁欲主义的理想主义者。事实上，这些“不信神的人”（因为他们都不信神）正是这样看待自己的。反对禁欲主义理想似乎正是他们最后的一点信仰。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越是认真，他们的言行就越是激烈——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得出结论说他们的信仰必然是正确的。我们这些“知情者”正是要对各种各样的信仰者表示怀疑。我们的怀疑已经一步又一步地使我们得出了和人们以前已经得出的结论相反的结论。就是说，无论在哪里，只要信仰的力量过分强大，我们就能推论出一种可以证明的软弱，甚至能推论出信仰对象的虚假性。我们也并不否认，信仰“使人得到拯救”。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否定信仰能证实某种东西——一种强大的、拯救人的信仰会引起人们对其所信仰对象的怀疑，信仰无法建立它的“真理”，它只是建立了某种可能性——某种幻觉。现在这些情况的形势又怎样呢？这些今天的否定论者和有着怪癖的人，这种对于一种东西——理智的纯洁性的执著，这种构成我们时代的荣誉的坚强的、严厉的、节欲的、英雄的精神，所有这些苍白的无神论者、反基督主义者、非道德主义者、虚无主义者，这些精神的怀疑论者、迟疑不决者（ephectics)、肺病患者（在某种意义上，不仅在整体上而且在个体上，他们都属于后者），这些认识的最后的理想主义者，只在他们身上今天还栖息着、活跃着理智的良心——事实上，这些“自由的、非常自由的精神论者”，他们相信自己尽可能摆脱了禁欲主义理想，可是我却要告诉他们一个他们自己不可能看到的事实——因为他们站得离自己太近了而看不到这一事实：禁欲主义理想恰恰也就是他们的理想，今天，也许不是别人，正是他们体现了禁欲主义理想，他们自己就是禁欲主义理想的最精神化的怪胎，是一群禁欲主义理想的先锋战士和侦探，是这种理想的最危险、最温柔、最不可思议的诱惑形式：如果说我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解谜人的话，那么，我将是使用这句话的猜谜人！很久以来就没有过自由精神者，因为他们仍然相信真理。当基督教的十字军在东方碰上那个不可战胜的暗杀者宗教团体（那是一个卓越的自由精神教团，它的下层成员的服从程度超过任何其他的僧侣教团）时，他们也通过某种方式得到了那只被上层成员作为机密而保留的关于那种象征和符契词的暗示：“没有什么是真的，一切都是允许的。”好啊，这才是精神的自由，因此连信仰都宣布废除真理……事实上，也许一个欧洲人，一个基督教的自由精神者曾经迷失在这句话和这句话迷宫般的后果之中？他能凭经验认出这座地狱中的米诺陶洛斯吗？我对此表示怀疑，不，我知道的正好相反：这些偏执的盲信者和这些所谓的“自由精神者”恰恰和自由以及自由的解脱风马牛不相及，毋庸置疑，他们被牢牢地束缚在这里，他们对于真理的信仰的执著和绝对狂热那是空前绝后无人可比。也许由于离得太近，我非常了解这一切：那令人尊敬的哲学家的节欲（对他承担义务的一种信仰），那种理智的斯多噶主义（它最后禁止否定就像禁止肯定那样严厉），那种永远面对现实、面对野蛮的事实的愿望，那种被法国科学当作一种道德优势而凌驾于德国人之上的“小事”宿命论（就像我称之为小宿命论那样），那种根本放弃解释的行为（亦即放弃暴力侵犯、放弃修改、放弃剥夺、放弃省略、放弃填塞、放弃发明、放弃伪造，以及一切其他本质上属于解释行为），所有这一切一般地说恰好表达了道德的禁欲主义，和其他任何一种对感性的否定完全一样（说到底，它只是这类否定的一种模式）。但是，那个强迫它们表达禁欲主义的绝对的真理意志，就是对禁欲主义理想本身的信仰，虽然这种信仰采取了它的无意识命令的形式，对此，人们并没有欺骗自己，这是对一种形而上学的价值的信仰，是对于真理的价值本身的信仰，这是这种理想唯一接受和确认，并与之共存亡的价值。严格地说，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一种“没有前提”的科学，这种科学是无法想象、不合逻辑的，总是先必须有一种哲学，一种“信仰”，因而使科学可以从中获得一种方向、一种意义、一种界限、一种方法、一种存在的权利。（如果哪位对此有不同的理解。例如，那位试图把哲学建立在“严格的科学基础”上的先生，首先就必须让哲学大头朝下，而且不光是哲学，就连真理本身也得这样：这可是对这两位如此值得尊重的女性的莫大失礼！）是的，事实确实如此——这里，我想引用我的《快乐的科学》一书中的一段话（参见该书第5章第263页）：“那个大胆而崭新的、真实的人，科学信仰假设了他的存在，从而使他可以肯定另外一个世界就是生命世界、自然世界和历史世界；而且就他肯定这个‘另一世界’的存在而言，怎么样？他必须因此而否定它的对立面，即我们这个世界吗？我们关于科学的信仰仍然是建立在一种形而上学的信仰之上的——今天，甚至我们这些认知者，这些无神论者和反形而上学者，甚至我们的火也是取之于那千年的古老信仰点燃的火堆，取之于基督教信仰，也即柏拉图的信仰，信仰上帝是真理，而真理是神圣的……但是，且慢，如果正好是这种信仰变得越来越不可信，如果虚无证明自己是神圣的，如果上帝本身在证明自己是我们最古老的谎言；那么，结果可能就是谬误、盲目和谎言？”在这里有必要停顿一下，而且仔细地审视一下形势。看起来现在就连科学本身都需要为自己作一番辩护（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对科学的这种辩护已经存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最古老和最新的哲学家：他们全都没有认识到真理意志本身就需要一种辩护，在所有的哲学中都有这么一个漏洞——这个漏洞是怎么产生的呢？因为迄今为止，禁欲主义理想仍然统治着所有的哲学，因为真理被固定为存在、上帝、最高当局本身，因为真理不允许受到质疑。你知道这个“允许”吗？——目前，在信仰禁欲主义理想的上帝遭到了否定的地方，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这就是真理的价值问题。对真理意志有必要进行一番批判，让我们像下面这样来规定一个我们的任务：我们试图对真理的价值提出质疑……（如果哪位读者觉得我在这里讲得太简略，我建议他再读一下《快乐的科学》中标题为“我们为什么依旧虔诚”那一节，第260页以下各页，最好是读一读该书的第5章，还有《曙光》一书的前言。）

二十五

不！别拿科学来说服我，在我寻找禁欲主义理想的天敌时，在我发问“什么地方存在表达其相反理想的相反的意志”时，科学长期以来作茧自缚，根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归根结蒂，科学首先需要一种价值理想，一种创造价值的强力，而且借助于它们，科学才能获得自信——科学本身决不会创造价值。科学和禁欲主义理想之间的关系本来就不是对立的，科学其实主要还是表现了那种理想的内在发展的推动力量。更加仔细的考察表明，科学所反对和抗争的与理想本身根本无关，而只和那种理想的外围工事、它的外见、它的伪装游戏有关，只是它暂时的僵化、本质化、教条化。科学使理想中的生命重新获得了自由，因为它否定了理想的大众化的东西。我已经明确地说过，科学和禁欲主义理想这两者本来就生长在同一片土地之上。就是说，它们同样过分推崇真理（更确切地说，它们同样信仰真理的不可贬低性和不可辩驳性），正是这种共同信仰使他们必然地成为盟友——因此，在他们遭到攻击时，他们必定始终共同受到攻击和诘难。贬低禁欲主义理想的价值不可避免地也会导致贬低科学的价值，对此，我们现在可要擦亮眼睛，竖起耳朵！（关于艺术，我在前面说过，我想另外找个机会再详尽地讨论它。关于艺术，我再说一遍，谎言在艺术中得到了神化，蒙骗意志得到了好心的支持，艺术比科学更彻底地反对禁欲主义理想。柏拉图这个欧洲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艺术的敌人，凭直觉感受到这一点。柏拉图对抗荷马，这是完全的对抗，真正的对抗——一方是“彼岸”的最佳意志，生命的伟大中伤者，另一方是生命的无意识的赞颂者，金色的大自然。因此，以一种艺术家的殷勤为禁欲主义理想服务就是艺术家的绝对腐败，可惜这又是一种最常见的情况，因为没有谁比艺术家更容易被腐化。）从生理学角度来看，科学和禁欲主义理想建立在同样的基础之上，它们都以某种生命的贫瘠化为前提——都需要冷却激情，减速，用辩证法取代直觉，把严肃认真刻在表情和行动上（严肃认真，它准确无误地标示了艰难的物质代谢，标志了奋争着的、艰苦劳作着的生命）。考察一下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中，学者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的时期，我们就会看到：这些时期常常是这个民族力量衰竭的时期、日薄西山的时期、走向没落的时期——空前旺盛的精力、对生命的信心、对未来的信心都烟消云散了。清朝官吏执掌权柄绝不是什么好事情，同样，民主制的出现，以和平仲裁法庭代替战争，妇女的平等权利，以同情心看待宗教，以及其他一切生命衰竭的征兆都不是什么好事情。（在这里，科学出了问题：科学的意义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请参看《悲剧的诞生》的前言。）不！这种“现代科学”——请你仔细看着它——目前正在充当禁欲主义理想的最佳同盟，而这恰恰是因为它最没有意识，最缺乏自由意志，最秘密，最隐蔽！这些“精神穷光蛋”和那些禁欲主义理想的科学对手至今一直在玩一种游戏。（顺便说一句，人们应该留意，不要认为这些对手就是这种理想的对立面，就是什么精神贵族，不，他们不是，我管他们叫精神肺痨病患者。）科学的这些著名的胜利毫无疑问是胜利——但是，这是对谁的胜利？禁欲主义的理想根本就没有被战胜，反而因此变得更加强大，也就是变得更加惊人、更加机智、更加难对付，结果总是有一堵墙、一道外围工事，科学总是无情地摧毁、拆除这些包围这种理想、改造它的外表的墙和外围工程。是否真的有人相信，神学天文学的失败就是禁欲主义理想的失败？……也许是人变得不再那么需要一种彼岸的结局来解开他的生存之谜，因为自从那时起这种生存已经变得更加无足轻重，更加偶然，在事物的外在秩序中更加可有可无？难道人的自我贬低，人的自我贬低的意志不正是自哥白尼以来而不断加剧的吗？啊，对人的尊严的信仰，对人的独特性的信仰，对人在生物系列中的不可替代的信仰已经消失了——人变成了动物，无可比拟、不折不扣、毫无保留地变成了动物，根据他早年的信仰，他几乎就是上帝（“上帝之子”“半神半人”）。自哥白尼以来，人似乎被搁在一个斜坡上——他越来越快地滚离了中心地位——滚向哪？滚向虚无？滚向“对他自己的虚无性的穿透性的感觉”？看哪！这不正是直接通向他的旧理想的道路吗？

所有的科学（而且绝不只是天文学，关于天文学的诋毁和贬抑作用，康德曾经做过精辟的论述：“它消灭了我的重要性。”），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非自然科学——我指的是对认识的自我批判——现在都开始劝告人们放弃他现在还保持的自尊，好像这种自尊只不过是一种怪癖。人们甚至可以说，科学有它的独特的骄傲，还有它独特的斯多葛式的清心寡欲的严肃形态，这是因为人要把这种经过辛勤努力而获得的自我蔑视作为人的最后的、最严肃的对自尊的要求来加以保留（他其实有权这样要求，因为蔑视者始终是一个人，他没有忘记自尊）。但是，所有这一切包括和禁欲主义理想相对立的任何真正的努力吗？人们真的还会相信——就像神学家曾一度自夸的那样——康德战胜诸如“上帝”“灵魂”“自由”“灵魂不死”等神学教条主义概念真的损害了那种理想了吗？——我们暂且不谈康德本人是否也只有这种打算。可以肯定的是，自康德以来，各种各样的先验论都成了赢家——他们都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多么幸运！——康德向他们透露了那条秘道，他们现在可以通过这条秘道自己负责和根据最佳的科学规则来追求“他们内心的愿望”了。同样地，作为未知物和神秘物自身的崇拜者的不可知论者，假如他们现在把问号本身当作上帝来膜拜，那么现在谁还能来指责他们呢？（克萨弗·多丹有一次曾谈到劫掠，他说，劫掠已经产生了“习惯于赞美无知，呆呆地停留在简单无知”的后果。他认为，古代人必须被免除这些劫掠。）假如人所“认识”的一切不是满足他的愿望而是违背他的希望并威胁他，那么这一切该是多么神圣啊！这一切的责任不能在“希望”中，而只能在“认识”中寻找！“世界上没有知识，因而有一个上帝！”——多么新奇巧妙的诡辩！禁欲主义理想的多么辉煌的胜利！

二十六

也许全部现代史学著作指出了一种更信任生命、更信任理想的态度？它的最高贵的要求现在成为一面镜子；它拒绝了一切神学；它不想再“证明”什么；它羞于扮演法官，而这证明了它的趣味高雅——它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它肯定事实，它“描述”事实……这一切都属于一种更高级的禁欲主义。但是，同时是一种较高级的虚无主义的，对此，我们不要搞错！你看到了一种悲哀的、生硬的，但却坚定的目光——一只向外探求的眼睛，一位孤独的北极探险家向远方眺望的眼睛。（也许为了不向内探求，为了不回顾？）这儿一片银白，这儿生命沉默了；这儿喊出的最后的声音是：“为了什么？”“徒劳！”“什么也没有！”这儿没有什么东西生长繁荣，最多只有圣彼得堡的政治玄学和托尔斯泰的“同情心”。但是，就另外一种历史学家而论，他们也许是更“现代化”的那种，他们是一群享乐的、贪欲的，既向生命频送秋波又和禁欲主义理想勾勾搭搭的历史学家，他们把“艺术家”这个词当手套用，而且他们现在纯粹是为自己才租用那对沉思的赞美：啊，这些甜蜜的精神富人甚至对禁欲者和冬日的景色也怀有怎样的渴望啊！不！让这些“沉思的”民族见鬼去吧！我为什么还要和这些历史虚无主义者一起穿过那阴暗、灰蒙蒙而冰冷的烟幕？是的，假如我必须作出选择的话，那么，我不妨去倾听一种纯粹非历史的、反历史的东西。例如，听听一个像杜林这样的人，他的声音目前在德国迷惑了一群还很胆怯，还是秘密的“美好心灵”，他们是受过教育的无产阶级中的那些无政府主义者。“爱沉思的那些人”比他们坏一百倍——我想不出别的什么能比这种人更令人恶心：他就像一把客观的“扶手椅”，一种散发着香水味的玩弄历史的人，一种半是牧师半是色情狂，类似雷娜牌香水的人，他那赞许的又高又尖的假声暴露了他缺什么，他哪儿缺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命运女神将会在哪儿无情地动剪子，啊！太像外科医生在使用剪子了！这种场面败坏了我的兴趣和耐心，谁在这儿无所损失就让谁在这耐心地看下去吧！——这种场面令我愤怒，这种“观众”迫使我反对“戏剧”，而且不仅是戏剧（历史本身，这点谁都清楚），不知不觉地阿那克里翁式的欢乐情绪感染了我。大自然给公牛以其角，给狮子以其利爪，为什么大自然要给我以脚呢？……据神圣的阿那克里翁说，这不仅仅为了逃跑，而且是为了践踏！为了践踏那腐朽的扶手椅，为了践踏胆怯的沉思，为了践踏对历史的贪婪的阉割，为了践踏和禁欲主义理想的调情，为了践踏软弱无能所伪装的公正！我对禁欲主义理想非常敬重，只要它是真诚的！只要它是自信的并且不用滑稽戏蒙骗我们！但是，我讨厌所有这些卖俏的臭虫们，它们野心勃勃地妄想使臭虫闻着像无限，最终使无限闻着像臭虫；我讨厌精心装扮来粉饰生命的坟墓；我不喜欢裹着智慧，用“客观的”眼光看待事物的疲劳者和精力耗竭者；我不喜欢打扮成英雄的鼓动家，他们的稻草头上戴着理想的隐身帽；我不喜欢野心勃勃的艺术家，他们想表现禁欲主义者和僧侣，而实际上只是悲剧中的小丑；我也不喜欢那些最近冒出来的理想的投机者，反犹太主义者，他们现在正在翻着他们的基督徒的、雅里安种的、市侩式的白眼，而且他们滥用最廉价的宣传伎俩、滥用道德姿态，试图用这些使任何人都难以忍受的方法鼓动人民心中的各种野性。（这一切骗术在今天的德国之所以仍然能够奏效，这和德国精神的几乎不可避免而且已经开始的萎缩有关，我要在一种报纸、政治、啤酒和瓦格纳的音乐混合而成的极其特殊的食品中寻找这种萎缩的原因，不要忘记，是什么为这种食品提供了前提条件：一度曾经是民族的压抑感和虚荣心，是强大但又狭隘的“德国、德国至上”的原则，不过后来就成了“现代观念”的震颤性麻痹。）欧洲今天在刺激工具方面特别富裕而又有创见，好像兴奋剂和酒精是最必不可少的了，因此对理想这种高度数的精神酒精的大规模的伪造也是最不可少的了。因此，四处弥漫的这种讨厌的、恶心的、骗人的、假酒精味的空气也是最不可少的了。我想知道，如今必须从欧洲输出多少船伪造的理想主义、英雄戏装和吹牛用的拨浪鼓，必须输出多少吨裹着糖衣的精神同情心（其商标是：痛苦的信仰），必须输出多少供智力迟钝者使用的木制假腿，即“高贵的愤怒”，必须输出多少扮演基督教道德理想的戏子，欧洲的空气才会重新得以澄清……显然，这种生产过剩为一种新的贸易提供了可能，显然，和小小的理想偶像，以及属于“理想主义者”有一笔新的“生意”可做——别错过了这个机会！对此谁有足够的勇气？使整个地球“理想化”的可能已胜券在握！但是，关于勇气我说了什么呢？在这儿我们只需要一样东西，这就是手，一双灵巧的、非常灵巧的手……

二十七

够了！够了！让我们离开这些最现代的精神的珍品和综合物吧，它们既让人发笑，又令人不快，我们的问题恰恰用不着它们，关于禁欲主义理想的意义的问题和今天、和昨天有什么关系呢？我要在另外的地方对那些东西作更彻底、更严厉的批判（以“论欧洲虚无主义的历史”为题；读者为此可以参考我正准备写的一本书，《权力意志，重新评价一切价值的尝试》）。我在这里必须指出的唯一理由是：即使在最高的精神领域里，禁欲主义理想始终也只有一种真正的敌人和灾星，这些人就是扮演这种理想的戏子们——因为他们引起了人们的怀疑。除此而外，凡是精神如今在进行着严格的、强有力的、真诚工作的地方，它都彻底排除了理想主义——这种禁欲行为的普遍表示就是“无神论”——除了它的真理意志。但是，如果你们相信我，那么，这种真理意志，这种理想的残余正是那种禁欲主义理想自身的最严厉、最精神的形式，是其绝对机密的形式，是其拆除了一切外围工事的形式，因此它不仅是那种理想的残余，而且是那种理想的核心。因此，绝对正直的无神论（我们这些本世纪的最有才华的人们也只能呼吸到它的气息！）并不像表面上那样反对禁欲主义理想，恰恰相反，无神论只是那种理想的最后发展阶段，是它的合乎内在逻辑的最终结果——它是对两千年来真理所培育的灾难产生的敬畏，其后果是禁止它本身信仰上帝的谎言。（在印度也存在同样的发展过程，而且完全是独立的，因而具有某种实证价值；在印度，同样的理想导致了同样的结局；其关键性的时刻比欧洲纪元早五百年就达到了，如果以佛陀，不，更准确地说以桑基阿哲学为开端，后来佛教把这种哲学普及化并使之成为一种宗教。）这里，我要十分严肃地提出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战胜了基督教的上帝呢？答案就在我的《快乐的知识》第290页上。“正是基督教道德本身，正是始终不断在严肃化的关于真的概念，正是被不惜一切代价翻译成科学良心，升华为理智的纯洁的基督教良心的坦白的斯文。自然被看成是上帝仁慈和关照的证明；历史被解释成神圣理性的荣誉，解释成一种道德世界秩序和道德的终极目的的永恒证明；解释我们自己个人的经验，就像虔诚的人们长期对之进行解释的那样，似乎所有的安排、所有的暗示、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拯救灵魂而特意发明、特意安排的：所有的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这一切有点丧良心，而且所有高尚的良心都认为这种良心是不正派的、不光彩的，都是谎言、女权主义，都是软弱、胆怯——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使我们成为优秀的欧洲人和欧洲最悠久最勇敢的自我征服的后代，那就是这种严格。”……所有伟大的事物都出于自身的原因，出于一种自我取消的行动而毁灭，生命的法则，生命本性中那必不可少的“自我征服”的法则也不例外——最后的呼吁总是向着立法者本人发出的：“打开你自己曾触犯过的法律吧！”基督教作为教条就这样由于自身的道德而衰落，出于同样的原因，基督教作为道德今日也必定走向衰亡——我们正站在这一事件的门槛上。基督教的真实性在得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结论之后，必定要得出它的最后、最强有力的结论，针对它自己的结论，不过，只有在基督教提出“真理意志的含义是什么”的问题时，它才会得出这种最后的结论。我的不曾相识的朋友（因为我还不知道我是否有朋友），我在这里再次碰上了我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如果我们整个存在的意义并不意味着我们身上的那种真理意志本身成了意识领域的问题，那么，我们的整个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呢？毋庸置疑，在真理意志从现在起获得自我意志时，道德就已开始衰落了：为下两个世纪的欧洲而保存下来的那出伟大的百幕戏剧将是所有戏剧中最恐怖、最神秘，而且也许是最有希望的戏剧。

二十八

如果你剔除禁欲主义理想，那么，人，人这种动物迄今为止都还没有意义，他们在地球上的存在不包含目的。“人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人和地球缺乏意志；在每一个伟大人物的命运背后都回响着像一首颂诗一样的一个更大的声音：“徒劳！”禁欲主义理想恰恰意味着缺少点什么，意味着一大片空白包围着人——他不知道如何为自己辩护，如何解释自己、肯定自己，他为了没有解决自己存在的意义这个难题而深感痛苦。他也以其他方式痛苦，他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患病的动物。但是，他的问题并不是痛苦本身，而是面对“我们为什么痛苦”这种大声提问无以回答。人这个最勇敢、最善于忍受痛苦的动物，他并没有否定痛苦本身。他想要痛苦，他甚至以痛苦为乐，倘若有人给他指出痛苦的意义，痛苦的目的。正是痛苦的无意义而不是痛苦本身至今成了长期压抑人类的灾难——而禁欲主义理想给人类提供了一种意义！直到现在，它仍然是人类唯一的意义；但是，任何意义都比没意义好；无论怎么说，禁欲主义理想都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最好的”理想。在禁欲主义理想中，痛苦找到了解释，巨大的真空似乎得到了填充；所有通向自杀的虚无主义的门都被关闭了。毋庸置疑，解释同样带来了新的痛苦，更深刻、更内向、毒更大、更腐蚀生命的痛苦：它把所有的痛苦都归之于罪过……但是，尽管如此——人还是因此而得到拯救，他获得了一种意义，从此他不再是风中飘零的一片叶子，不再是一种胡闹的、“无意义”的玩偶，他从现在起可能有某种追求了——至于他所追求的内容、目的和方法是什么，暂时还无关宏旨，关键是追求本身获得了拯救。我们绝对不能再闭口不谈那全部追求实质上所要表达的东西了，禁欲主义理想勾引这种东西去仇恨人类，甚至去仇恨动物、仇恨物质；禁欲主义理想勾引它厌恶感性、厌恶理性本身，害怕快乐和美，勾引它摆脱一切幻觉、变化、生成、死亡、希望，甚至追求本身——让我们鼓起勇气去把握这一切：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一种虚无的意志，一种反生命的意志，一种对最基本的生命前提的否定。但是，它是而且仍然是一种意志！……最后要说的还是我在开头说的那句话：人宁可追求虚无，也不能无所追求。

* * *

(1)　皮格马利翁是希腊传说中的雕刻家，塞浦路斯之王，他爱上了他自己雕刻的象牙女郎。

(2)　叔本华的《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出版于1819年。根据本书德文注释，尼采所引用的是1873/1879年由Frauenstädt主编的《叔本华全集》。

(3)　伊克西翁是希腊传说中的拉皮泰人之王，因犯有种种罪恶，被打入地狱，缠在永远转动的火轮上。

(4)　罗怙罗，梵文是Râhula，原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

(5)　阿耳忒弥斯是古希腊神话中最著名的女神之一。

(6)　1348—1349年欧洲流行“黑死病”。

(7)　居林克斯（Arnold Geulincx）是17世纪荷兰哲学家，他赞同宗教改革，是偶因论的主要代表，即认为上帝的调节使得思维实体和广延实体发生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