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全傳 · 五十三 茶務之解人
茶之課稅，由來已久。惟如食鹽之按引收課，在清代，惟有四川之邊茶與甘肅之湖茶。此種茶引，向由總商承領，領某地引，銷某地茶若干斤，納正課若干，雜課若干，均有定數。其資本不足者，一商名下，數家朋充，或領引轉賣與人，正商但雇伙營運，領引分銷，坐享其利，亦與鹽商略同。
甘肅茶務，其初由清廷歲差御史一員，在鞏昌府經理，分為洮、河、西、莊、甘五司。其茶稅即歸洮州知州、河州知州、西寧府知府、莊浪之茶馬廳同知及甘肅省城之皋蘭縣知縣徵收。乾隆年間，以洮、河兩司地處偏僻，銷茶有限；又距省城窵遠，撥運非易，先後奏准將洮、河二司額引，各半改歸甘、莊二司。自此，只有西、甘、莊三司。同時，將茶務由鞏昌府移至甘肅省城，歸蘭州道經理。嗣陝西茶引亦改歸甘肅。於是甘肅茶引共有二萬八千九百九十六道，西司行九千七百十二道，庄司行九千三百二道，甘司行九千九百八十二道，每引正茶一百斤。惟庄司地屬彈丸，銷茶無幾，故復有通融告改之例，歲共納正課銀八萬六千九百餘兩，雜課四萬一千九百餘兩，共計十二萬八千九百餘兩。其茶則來自湖南之安化一帶。自太平軍興，湖南道梗，自漢回肇事，陝甘遍地寇氛；於是甘肅官茶引課全廢，而私茶則逐漸充斥。注752同治四年(1865)，陝甘總督恩麟擬訂整理辦法兩項：(一)將舊欠之引責由舊商認銷；(二)將以後之引，另招新商認銷。五年(1866)，楊岳斌繼任，復擬整理辦法三要項：(一)在陝設立官茶總分店；(二)撤銷各省局卡茶厘；(三)就古城估抽茶厘。顧均僅有其說，未有其事。左宗棠任陝甘總督後，審察恩、楊兩督辦法，均難實現，當於同治十一年(1872)，另奏陳整理辦法三項：(一)暫行試改票制；(二)豁免積欠舊課；(三)停徵雜課。而戶部仍執恩、楊原議：(一)舊引責之原領商人；(二)新引另行招商認領；(三)雜課可暫展緩，未准遽停；(四)令商人於陝西先開官茶店，試辦新引。宗棠當飭蘭州道姑按此意旨進行。越一年，殊無成效。至十三年(1874)，宗棠據實奏報：
(一)舊商委實無力再領舊引。且舊欠不下銀四十餘萬兩，無法追繳。
(二)新引無人承受，勉強招致，僅領去二千數百道，按之原額不過十分之一。委因舊商欠課未免，惟恐一經充商，獲利與否尚未可知，而責令認賠舊欠，代人受累。
(三)在陝西設總分店，意在向茶販收買，化私為官。然地遠人眾，稽查難周，一疏檢校，便致虧折。
(四)撤銷各省茶厘，意在減輕茶商負擔，俾能有力繳課。然各省厘金，茶向與百貨並征。專兌茶厘，易啟夾帶偷漏之弊。且隔省厘金，自有該管督撫主持，無由甘肅裁撤之理。
(五)就古城抽收茶厘，意在取締私茶侵灌塞外。惟此項私茶系由山西出口，應由山西巡撫飭設局卡，以清其源，始免偷漏，一至古城，則形勢散漫，難期周密。
基此原因，仍請試辦票制。附陳辦法八項，對於上述各問題，均予以解決。茲節錄其中六項：
(一)試辦之初，以督印官茶票代引，不分何省商販，均准領票運銷，不復責成總商。惟恐散而無稽，遇有零星欠課，無憑追繳，不得不預防其弊。茲擬陝、甘兩省，凡商販領票，均令先納正課，始准給票。或一時不能搭齊，准覓的實保戶或本地殷商的保，取具「屆期欠課不繳，惟保戶著賠」切結備案，亦准一律領票。
(二)甘肅行銷口外之茶，以湖南所產為大宗，湖北次之，四川、江西又次之。近時，陝西石泉亦產茶，然味苦性寒，品劣價減，蒙番不之尚也。茶字不見六經。《禹貢》：三邦底貢厥名，隸於荊州。先儒以名即古茗字。後人加草於名，故為茗。是兩湖產茶，由來舊矣。茲既因東、西兩櫃茶商無人承充，應即添設南櫃，招徠南茶商販，為異時充商張本。(按東櫃茶商均籍山西與陝西。西櫃則皆回民充商，而陝西籍尤眾。)
(三)按茶務正課，每引征銀三兩；外征養廉銀四錢三分六厘，捐助銀七錢三分二厘八毫，西、莊、甘各司徵收九成改折銀二兩七錢，官禮銀二錢四分。內如捐助一條，本系雍正初，征準噶爾時，茶商捐銀十二萬兩，六年分繳之款。事平，仍接續徵收，遂成課額。其他各款，多應外銷，名目既繁，易滋流弊。承平時，商力已苦難支。試辦之初，不大加厘剔，正課勢必虛懸。且陝甘厘局，茶斤已與百貨同征。若於正課外，加入雜課，又加入厘稅，是一物三征，雜課、厘稅所定，翻多於正課，於事體非宜。姑弗論成本過昂，商累已甚也。茲擬將雜課並歸厘稅項下徵收。其行銷內地者，照納正課銀三兩外，於行銷地面，仿照厘局章程，在陝甘境內行銷，均各一起一驗，完納稅厘。大率每引以收銀一兩數錢為度，至多不得過二兩。由陝西藩司、甘肅藩司按照各厘局現行章程，分別酌議增減，以歸劃一，而免重征。其出口之茶，則另於邊境所設局卡，加完厘一次，以示區分而昭平允。雜課既歸厘局徵收，所有各項名色概予刪除，以清款目，而杜影射。是雜課雖蠲，仍於厘稅項下完繳，課額不致虛懸，而茶務得歸簡易。中飽之弊，庶可免矣。
(四)官茶行銷口外，西訖回、番、海、藏，北達蒙古各旗。按引征課，本有定章。即內地行銷茶斤，如陝西西安、同州、鳳翔、漢中各府，皆有額引。其湖茶私入陝境，本干例禁。乾隆、嘉慶年間，先後將陝西茶引一千零三十二道悉數撥歸甘商帶銷完課。於是陝西各府所行，皆無引私茶。湖販日益充斥，浸假溢占甘引。甘商受困，實基於此。楊岳斌所以有在陝開設總分茶店，化私為官之請也。而所擬三等協濟茶課，既不及正課三分之一，所稱彌補欠課，已屬空談。而溢占甘引之弊，仍難杜絕。茲擬於湖茶、川茶入陝、入甘首站及各通行間道，飭陝西、甘肅兩藩司遴委妥員，設卡盤驗，以清來源。遇有無票私茶，即行截留，令其補領官票，赴行銷地方納課，經過厘局驗票完厘。其有票官茶過卡，卡員驗明茶票斤重相符，即予放行，毋准需索留難。違者，撤參科罪。較之開設總分店，訪范易周，課額易足。
(五)向例：官茶由商領引，赴湖南產茶地方採辦，運銷口外，經過湖南、湖北入陝達甘。各省既無厘局，並無茶厘。自海口通商以來，洋商僱人分赴產茶各省地方，收買紅茶，行銷各國，議價頗昂。茶之出海者，不可勝計。而由產茶地方出海口，均一水可通。腳價減省，商販爭趨。各省始設局卡，兼抽茶厘，以佐軍用。而陝甘官茶經由湖北襄陽入陝，取道潼關，必須舍舟而車；問途荊子關，必須舍舟而馱。出口行銷，又動輒數千里。茶本既因洋人躉買而高，腳價又因陸程迢遞而耗。於是山、陝茶商漸多虧折。值粵逆狓猖，道路多梗，茶利更微。迨關隴回逆烽起，片引不行。蒙族、回部、番眾不能無茶，均仰給於私販，而私販遂伺隙偷運行銷，以牟厚利。國家利權下移，徒資中飽，良可惜也。茲擬挽回課額，漸復舊章，應咨兩湖督撫臣，凡由水路出售各省海口茶斤，本系無課之茶，照舊抽厘，應無異議；其領陝甘官茶票行銷口外，茶馬有專司，正雜課有定額，本非行銷海口者可比。又陸路腳費繁巨，成本畸重，必礙行銷，若照行銷海口章程抽厘，商販必形裹足，於事體亦屬非宜。凡遇陝甘商販運茶，經過沿途地方，應完稅厘，概按照行銷海口茶厘，減納十成之八，只抽兩成，所有減納八成厘銀，各省劃抵積欠甘餉作解，甘肅以劃抵欠餉作收，年終由陝甘督臣咨部，以清款目。如此，則兩湖茶厘雖只抽兩成，而所餘八成仍劃抵欠餉，於款項並無出入，陝甘茶務成本稍輕，銷路易暢，即可就此本有利源，稍供挹注，兩利之策也。
(六)口外官茶，向由陝甘茶商領引行銷北口、西口。行北口者，陝西由榆林府定邊、靖邊、神木等縣；甘肅由寧夏府中衛、平羅等縣。其銷西口者，由肅州、西寧等府州各屬。承引納課，均責之官商。道光初年，奸商請領理藩院印票，販茶至新疆等處，銷售甘肅，甘司引地被其侵占。當時，伊犁將軍慶祥、陝甘總督那彥成奏准，在古城設局收稅，每年估抽銀八千兩，撥歸甘肅茶商，年終匯報，以補課額，而課額終懸。所領理藩院茶票原止運銷白毫、武彝、香片、珠蘭、大葉、普洱六色雜茶，皆產自閩、滇，並非湖南所產，亦非藩服所尚。該商因茶少價貴，難於銷售，潛用湖茶，改名千兩、百兩、紅分、藍分、帽盒、桶子、大小磚茶出售，以欺藩服而取厚利，實則皆用湖茶編名詭混也。楊岳斌原奏，請照甘商課額，每茶八十斤，以四兩四錢四分為率，一體納稅，未將何處納稅指明，本系空言。又請將古城每年所納茶稅，悉歸蘭州道入於額徵茶課，匯報奏銷。古城設局收稅，從前既未舉行，此時又何從商辦。竊維榷茶一事，不僅國家本有之利，亦撫馭藩服一端。如果理藩院照陝甘茶課一律徵收每引四兩四錢四分，先課後票，則商販採運閩、滇之茶前往銷售，尚無不可。即潛販湖茶，侵占甘引，而按引納課，與甘商並無不同；是正課失之甘肅，猶於理藩院補之，於國庫無所損，亦可任其行銷。惟查該商等所納稅銀，每百斤多者僅一兩，少者六錢及三錢。較之甘商課額，彼此相形，多少懸絕。而所銷湖茶，又系甘商例銷之引，甘商被其侵占，得以有詞。且茶價一貴一賤，無以取信於人，於政體實亦不協。茲擬咨請理藩院，照甘省現擬通行先課後引章程，一律繳納正課，經過地方，照章完厘兩次，於票內明晰曉示。由山西歸綏道設卡稽察，驗票放行。所繳正課，即歸理藩院驗收。其歸綏道所收茶厘罰款，解由綏遠城將軍驗收。各於年終，匯案分別咨奏，以杜弊混。遇有夾帶走私情弊，由歸綏道隨時核明懲辦，均無庸由甘肅匯報。庶國庫無虧，商情亦協，奸猾之徒無所施其伎倆矣。
至茶務辦公經費，向均在雜課項下支銷。現既擬將雜課撤銷，併入厘金，此項辦公經費，亦由宗棠規定，在厘金項下支銷。注753
當日，宗棠尚有與陝西布政使譚鍾麟一書，商榷整頓甘肅茶務問題。書中敘述湖茶歷史，頗有趣味，可與上述辦法相印證：
……湖茶之銷售回、番、蒙古，大約元以前即如此。明初踵而行之，以茶易馬，其意蓋欲以致番馬耳。國朝用北馬，得察哈爾地為牧場，馬大蕃息。北馬矯健，易於調馴。雖形狀毛片不如西產之偉，而戰陣可恃，能轉旋於路徑曲隘之處，其筋骨健於西馬。朝廷以西馬意態狀貌可觀，宜於進御立仗，故例有選充天廄之舉。至戰陣所尚，則非北口所產不宜。西馬既不見重於時，從前以茶易馬之制遂廢。總督銜系茶馬，乃專意榷茶，以佐軍儲之急。而實則茶務一事，並無解人，百數十年，任其廢弛。弟以老農出預世事，屬有兼管茶馬之責，故欲一為檢校。茶務奏事，於試辦之始，不敢為過盡之論。實則以後潤色，此稿大略已具矣。
來書所稱茶以包計，似系湖茶之下者。三十年前，館小淹陶文毅里第，即山、陝茶商聚積之所。當時曾留心考察，知安化夙稱產茶，而小淹前後百餘里所產為佳，亦最多。商之挾資來者，多購求磚茶上品、中品，最下則卷包客售，其價之最賤者(不及磚茶十之一)。安化後鄉老小，屆時打草充茶，踩成上簍，其中雜真茶，不過十之一二而已。所謂草者，柳葉、茅、栗之屬。且畀刈凡草入之。縣誌有云：「寧采安化草，不買新化好。」言新化真茶，尚不如安化草之易售。上冬，拆庫存陳茶一封試看，果皆草也。山、陝商販不能辦真茶，即高價所采，亦多是粗葉，亦攙有雜草。但得真茶七八分，即稱上品。至新芽初出，如穀雨前摘者，即小淹亦難得。每斤黑茶，至賤亦非二三百文，不可得也。
近時，海口暢銷紅茶。紅茶不能攙草，又必新出嫩芽，始能踩成條索，其價亦實較行銷西北之茶貴可數倍。此次湖茶之圖暢銷西北，蓋以頭茶、二茶、新嫩、陽芽均售海口；而三茶及剪園茶無可銷之路，不若仍作黑茶，可以獲利也。除安化茶不計外，湖南、北、江西之茶，何可勝紀。如果黑茶銷路通暢，即頭、二番新茶亦有改作黑茶者。即安化現作紅茶出售者，亦將漸改黑茶。而海市一日不絕，茶利亦一日不絕，中土之利也。
陝西銷茶之多，非盡銷之陝境，蓋侵入甘境出口者實多。本地所銷之茶，不過香片、珠蘭等等名色，未成封者(此未做成封之茶，乃私茶也)。其價每斤貴至數錢，分上、中、下三等完厘。以成本計之，蓋較包茶、磚茶為輕矣。其已做成封之茶，則無所分別，只能按引抽厘，照正雜課計之，每引已暗減數錢，又奏減湖南、北厘銀十成之八，本尚不重耳。……注754
資江流域，為湖南黑茶之主要產地，而小淹尤為茶市之中心，宗棠早歲居此八年，耳熟能詳，不謂晚年乃猶得本所知識，施諸西北茶務也。
案經清廷核准，即於同治十二年(1873)起實行。綜括宗棠之辦法，為以票代引，減定課額，隨票完納，沿途各省驗票放行，不再徵稅。每票配茶五十引，計成封正茶四千斤，每一百斤為一包，分裝四十包；另加副茶每包二十五斤，凡一千斤，以備彌補諸種損失。每票徵稅銀一百五十兩，厘金七十二兩，是為往時正雜兩課之和，後又加厘金二十一兩六錢，於是甘肅境內之官茶，每票合繳稅厘二百四十三兩六錢。運銷新疆，先於過肅州出境時，每票加征厘金二十兩(嗣經茶商呈奉宗棠核准，改在哈密交納)，抵新後，另征每票稅銀八十兩，後又加厘金二十兩，於是新疆境內之官茶，每票合繳稅厘三百六十三兩六錢。此第一次所發茶票，凡八百三十五張。領票者，僅有東櫃與南櫃，而尤以南櫃為多。南櫃領袖為湖南籍道員朱昌琳。結果在甘肅省庫，誠獲得二十萬三千四百零六兩之收入，在茶商則以銷路未能如宗棠理想中之暢遂，賠累不堪。其故自因戰後地方元氣未復，與夫湖南人士不善經商，而最大之癥結，仍在走私之猖獗。在陝甘境內，雖稽緝甚嚴，然窮山僻徑，隨處可通，不但蘭州以東，盡領私茶，即在甘州、涼州亦多侵灌；在歸化方面，則官吏受每年數萬元陋規之誘惑，更坐視私茶經過蒙古草地，再運新疆之古城子，源源不絕，宗棠亦無如何也。注7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