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全傳 · 五十二 鹽政改票
食鹽徵稅，本為財政上一種不良之制度。顧吾國榷鹽，遠在漢時。雖歷有變遷，然常為國家收入之一大來源。清代行鹽，其先大抵採用一種引制。就某一區域，按其食鹽可能之消費量，歸商人擔認運銷。因運銷數量之單位曰引，故運銷之口岸曰引地，運銷之商人曰引商。每引若干斤，納稅若干，均由政府規定。且擔認運銷若干，須在規定時期如數銷訖，否則仍應按引繳足稅銀。其後復有一種票制，准商人各視財力所及，認銷若干引之鹽。照繳稅銀後，給予鹽票，憑票面所載認銷數量及指定區域運鹽經銷。惟鹽務情形複雜，素為弊藪。而其稅厘(引商納稅不納厘，票商稅厘並納)，則關係國家收入，其供求又關係生產者與消費者之生活。苟非管理得宜，極易形成嚴重之局面。故吾國自來名臣懷抱經濟者，無不於鹽政注意探討。況清代產鹽省區之總督均兼管鹽政，故於行鹽一事，尤不能不深切關懷，隨時有所設施，如陶澍、曾國藩、左宗棠皆其儔也。
浙江行鹽，向采引制。由本省之杭州、嘉興、紹興、寧波、台州、溫州及江蘇之松江七屬分管。松江一屬包括鎮江、常州、蘇州、松江及太倉等四府一州，又所謂蘇五屬者也。每年規定銷額：正引八十萬五千三百九十六道，照改余引八萬道，余引十五萬道。共征課銀三十二萬數千兩。但當道光年間，已每年僅能銷至五六成。自咸豐三年(1853)，太平軍入據江寧省城，江浙政治失其常軌，杭州、嘉興與松江三所所轄引地，逐漸為淮鹽所侵灌，浙鹽銷數益大減。惟紹興一所因借銷淮鹽在江西之引地，不至全行廢墮。然自十年(1860)以後，安徽與江蘇在江南之各郡縣相繼淪陷，已而浙江同是遍地戰氛，運道阻塞。於是紹興引課，亦復崩潰。此為宗棠未入浙江以前狀況。同治二年(1863)，宗棠督師衢州，嗣浙東各郡縣先後克復，始飭紹興行鹽試改票制。及全省肅清，而調查鹽政案牘，蕩然無存，鹽商鹽灶大半凋零，間有一二舊商，皆避亂甫歸，赤貧如洗，勢難責令繼續領引銷鹽。於是令杭州、嘉興、松江三所一律暫改票制。無論新商、舊商，但能納資到庫，即給票認地行運。自同治四年(1865)起，以一年為期別由政府助以下列四端：
(一)首重緝私，以疏票引；
(二)痛改浮費，以紓商困；
(三)核減賣價，以敵鄰私；
(四)嚴查煎數，以杜影射。注734冀原引課之早日如數恢復。
福建行鹽，當道光、咸豐年間，有官幫，有商幫。官幫之中間，又有福州、興化、漳州與泉州四府屬二十一廳縣之各幫及縣澳各幫。商辦之中，又有官代商運一種。官幫每年應完正課銀三萬八千四百餘兩，溢課及額外盈餘四萬二千七百餘兩，共八萬一千一百餘兩。商幫每年應完正課銀十一萬五千五百餘兩，溢課及額外盈餘九萬五百餘兩，共二十萬六千一百餘兩。官商兩幫合計，二十八萬七千三百餘兩。此兩幫均積弊重重，而鹽場人員尤為腐敗。就福州等幫言之：課皆向歸州縣徵收，無論已未征數，均應按日計算，責令完繳。因州縣畏難苟安，任人包辦，名曰穙戶(即館辦之別名)。其以地方民情刁蠻，不敷征解者，固非無有；而獲有盈餘者，實亦不少。徒以甲年所收之課，必待乙年奏銷；相率以二三分抵充布政使庫軍需，冒銷無著之款，避免革職處分。其餘則盡飽私囊，攘為己有。縱經鹽法道嚴札頻催，而抗延不交，竟成積習。就縣澳各幫言之：距鹽場較近，收私賣私，習為固然。其始地方官姑為隱忍，久之官勢浸衰，私梟浸熾。於埕私、場私、包私、船私、幫私、引私之外，復有糾黨持械，明目張胆之擔私。與官爭利，與商為仇。到處皆然，無從捕治。就西路商幫言之：一商倒幫，分派各商代課。課額愈多，成本愈重。又加以規費之需索，流交之帑息，海溪之險阻，虧折坐耗，不數年而資產蕩然，倒罷相繼。又就官代商運言之：商幫倒罷，篷額無人認配，又變為官運。試辦之始，銷路尚覺疏通。久之，官視為利藪，開銷挪墊，虛抵搪塞，辦運者扣費以入私橐，督銷者賣私以取盈餘。比課額太懸，又捏報失水、搶毀等情，上下分肥，弊端百出，致所領成本，逐漸消磨。至鹽場人員本有督曬配運之責，有緝私修坎之責。今因場署大半無存，官坎莫考，遂不駐場經理，借寓省城。遇有海私進口，商人收買運銷；又冒認場分，指私為官，截角收買，借圖漁利。致埕坎全廢，遍地皆私。濱海之民久不知場員為何官，配鹽為何事。坐是種種原因，故當咸豐初年，已認有整理必要。彼時所擬辦法：曰就場征課，曰按包抽稅。只以主管鹽政者之因循，復經太平軍之竄擾，而全省鹽綱幾至全廢。如同治元年(1862)，雖報收課銀二十一萬兩有奇，實解止八萬兩有奇；二年僅報收銀十萬兩有奇，實解更止六萬兩有奇。四年(1865)，宗棠蒞閩浙總督任，斷然試辦票制，期以一年，其具體辦法為：
(一)用鹽道票代引，名曰販單；
(二)西路以引商為票商，縣澳以穙戶為販戶；
(三)西路每引原為六百七十五斤，以三十引起票，東南路及縣澳每引原為一百斤，仍以百斤起票；
(四)兩路每引征正課銀四兩五錢零，每兩加耗一錢，又每兩抽厘四錢；東南路及縣澳每引征正課銀四錢四分零，亦每兩加稅一錢，又每兩抽厘五錢。注735
一面收束過去：
(一)將咸豐七年(1857)前積欠無法分年帶徵之課銀八十七萬一千二百餘兩，悉予蠲免。注736
(二)將同治二年(1863)商幫溢課及三年(1864)正課銀二十萬六千一百餘兩，先勻分四年帶完後准歸入票運帶徵，統收統算。注737
(三)將一、二兩項外官商幫積欠銀四百餘萬兩，仍行追繳。注738
(四)將辦理貽誤之鹽法道潘駿章奏參革職，並追繳賠項。注739
一面整飭未來：
(一)裁革所有雜課、陋規及一切冗費。
(二)嚴誡鹽場人員，駐場督配。
(三)就各府、州、縣分設局卡，重抽私販。
(四)就下游濱海一帶地方，酌撥師船駐防，以杜擔私船私偷漏。注740
詎意戶部對於驟改票制，大為不滿，移文詰責。宗棠覆奏，逐加痛駁。並指明試行票制半年內：(一)課厘已收銀十六萬數千兩，待收十餘萬兩，足抵同治元、二年間(1862—1863)一年及一年半所收之數；(二)積欠已追回銀五萬餘兩；(三)陋規已裁革每年七八萬兩。其疏尾更慨乎言之：
……從前部臣知閩鹺之日壞，奏議改章，若前任督、撫臣肯不計身家利害，毅然為國家長久之計，則現在新獲之效，早行之十餘年以前，計所獲已不下二百餘萬兩，何至積欠至四百餘萬兩之多。乃從前積欠至四百萬兩，而不聞部臣參辦責賠；茲力排眾議，奏請試行，而部臣轉持苛論。事關國計，臣安敢緘默不言。總之任法不如任人，人存而政斯舉；興利不如除弊，弊盡而利自生。鹽務為腥膻之場，為奸弊之藪，見效最難，致謗則易。苟無潔己奉公，獨立不懼之員，即改行票運，臣亦安能保其必無流弊。惟據現在而論，臣雖不肖，斷不敢計及身家利害，重負君父；鹽道吳大廷尚知自愛，又正當感恩圖報之時，斷無背公營私之理。試行期內，雖部臣責臣與撫臣、鹽道以參賠，並稱如該督等不候命下，已竟撤商行票，將來課額虧短，全綱渙散，臣部惟有從嚴參辦，並將虧短庫款，責成率詳之鹽道與率准之督撫分成賠繳，以肅功令而重鹺政。臣與吳大廷無所愧，亦無所怯也。若後此兼管鹽政以及鹽道不得其人，則此時試行之章，安知非從前相沿之弊。是則非微臣所敢任，而部臣所能議者。可否敕下部臣將閩鹽試改票運，應止應行，速議具奏，俾微臣得免意外吹求，不勝感悚之至。至鹽政原督臣兼管，與撫臣無涉；鹽道雖系專司之員，然舉行票運，實微臣一時愚昧之見，併疊次函牘責令毋避嫌怨，詳議候核，非鹽道所能專，似可一併無庸置議。……
清廷無以難之，不復交部議，即允准試辦一年。注741期滿，宗棠奏報其經過：
……自同治四年(1865)五月二十二日，留商改票，設局試行。是時，下游官幫各廳、縣軍務未靖，先從西南路各幫辦起。官運商販幸均遵照新章，力求整頓，課厘並完。行之數月，漸有成效。迨全閩肅清，七、八月之間，先後選派妥員，馳赴石碼、泉州一帶，招徠販戶，改行票運。除莆田一縣尚無販戶認辦，仍歸該縣官辦；台灣一府暫行酌量抽厘；東路一幫仍復按擔抽課；永(福)、德(寧)、(古)田、南(屏)幫系屬官代商運，仍飭道遴委妥員開幫舉辦外，其福(州)、興(化)、泉(州)、漳(州)各幫均已設法招販，試行票鹽。所有未經招販以前，仍分別正、溢課、雜等款，另行附冊咨部，以示區別而昭核實。
以上各官幫或招販之遲速不同，故造報之日期不一。現已試辦期滿，自應一律截清，統作本年五月二十一日為止，以歸劃一。庶下屆期滿，造報各冊，易於稽核。茲查自上年五月二十二日改行票運起，至本年五月二十一日止，試辦一年期滿，共收：新鹽課耗厘銀四十萬五千三百七十一兩五錢四分九厘一毫四絲；舊鹽厘金銀三萬八千三百七十二兩五錢六分九厘；勸捐牙帖、子店缸捐共銀三萬七千六百二十七兩二分八厘；帶徵未改票以前正課、溢課、雜帑息，帶輸運本等項，共銀一十二萬二千六十七兩九錢六分三厘一毫九絲；統計共征捐六十萬三千四百三十九兩一錢九厘三毫三絲。……注742
按上述新鹽課耗厘項下，票運部分為銀二十四萬七千八百五十四兩五錢五分八厘，雖尚屬局部，已與官商幫原應年繳課額銀二十八萬七千三百餘兩相差無幾。而綜全部收入銀六十萬餘兩言之，則較以往歷年繳完正溢課，帶輸帶息等僅得現銀十餘萬兩者，亦已增至三倍之多。其中所謂帑息者，猶為雍正年間，政府借給各幫之運本，原系將八種地方事業基金移撥，而收息供經常之用。大率以一分起息，每年約計銀一萬四千八十九兩(逢閏加一千一百七十四兩)。然此項息銀未能年清年款，至是已積欠十二萬六千二百餘兩。宗棠因奏請：
(一)將以往積欠之息概與豁除；
(二)將以後之息，概行停止；
(三)將三種運本之息金，減三分之一，又三種仍照原數，均另指厘金收入撥補，以資維持(以均由布政使記賬墊撥)，運本俟後收回；
(四)將二種運本之息金計銀二萬五千二百兩(逢閏加二千二百兩)於五年後，照原案開徵，完息作本。注743
總之，福建鹽務，經宗棠毅力整理，從此採行票制，確乎煥然改觀矣。惟此時浙、淮鹽在江西引地未設，閩鹽乘隙推銷，故稅收隨而特旺。其後浙、淮引地收回，福建鹽政稅收亦遂大為減色矣。
甘肅產鹽之區，向定引地征課者，有漳縣井鹽，西和縣鹽關井鹽，靈州之惠安堡花馬小池池鹽等三處。漳鹽行銷洮州廳、岷州、通渭縣、會寧縣、安定縣、伏羌縣、寧遠縣、隴西縣、丞漳縣、秦州、秦安縣、清水縣、靖遠縣，額引三千六百二十二張，每引征課銀一兩一錢七分三厘五毫有奇，共課銀四千二百五十兩零。鹽關鹽行銷兩當縣、徽縣、成縣、文縣、西和縣，額引一千六百二十六張，每引征課銀六錢五分五毫有奇，共課銀一千零五十七兩零。惠安鹽行銷平涼府、慶陽府一帶，額引六萬七千四百四十張，每引征課銀二錢一分五厘五毫，共課銀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三兩零。三處統計額引七萬二千六百八十八張，課銀一萬九千八百四十兩零。嗣雍正間，以土鹽浸銷官引，逐年攤入丁糧徵收，約計每地丁一兩，攤征銀六厘至一錢五分不等；每民糧一石，攤征銀二分九厘至一錢三分五厘不等；每屯糧一石，攤征銀六厘零。此為甘肅特殊之情形。咸豐八年(1858)，招商領帖，每年納課銀一萬八千兩。已而「回亂」發生，鹽政廢弛，至同治十一年(1872)而商課積欠至十五萬兩。宗棠既平「回亂」，遂於同治十三年(1874)奏准將積欠全部豁免，另訂新章：按鹽色之高低，銷路之廣狹，酌抽厘金，以票代引，改課為厘。漳鹽每斤抽制錢十三文；鹽關鹽每斤抽制錢九文；惠安鹽每斗(重四五十斤)抽制錢四十文，蓋較東南為重。注744
上述三處外，皋蘭縣、狄道州、金縣、渭源縣食鹽，產自皋蘭境內之白墩子池鹽，原征土鹽稅，同治十三年(1874)，亦經宗棠改為並征厘金。甘州府、涼州府、肅州三屬食鹽，產自高台縣西之土鹽池，鎮番縣境內之蔡旗堡、馬蓮泉、白土井、董家莊、小西溝諸池井，亦運自蒙地之雅布賴池，諾爾土布魯池，均原無引地，亦無額課。光緒元年(1875)起，由宗棠開徵土鹽稅，計高台縣每年一百六十八兩零，永昌縣四十三兩零，鎮番縣二百五十三兩零。西寧府屬食鹽，產自青海，亦向無引地額課，至同治年間，始由宗棠開徵厘金，視如藥物，與藥材並收，然每年不過數十兩。注745
陝西北境之花馬大池，產鹽甚旺，此外尚有波羅、哇哇、紅崖等池，以及界連陝甘之爛泥、蓮花兩池。光緒初，宗棠奏准，於定邊縣設花定鹽局，抽厘助餉。地屬陝西，而由甘肅委員督辦，於是陝西鹽利歸於甘肅。注746
陝西南境食蒙鹽，產於阿拉善境內：青色者，為擦漢布魯克池鹽；白色者，為同湖池鹽；紅色者，為紅鹽池鹽。其先僅由蒙民就甘肅沿邊以易糧食，後乃逐步運銷內地。咸豐八年(1858)，經陝甘總督奏准，由官招商承銷，每年繳稅一萬六千兩(每百斤八兩)。同治初，漢回肇釁，交通梗阻，承商虧欠稅銀十三萬三千餘兩，無法繼續。至同治十一年(1872)，乃由宗棠一面將舊商撤銷，並免其積欠；一面另招新商，按下列辦法承銷：
(一)限定蒙鹽從一條山、五方山等兩處，至畢蘭、靖遠、修城，經會寧、隴西、寧遠、秦州，轉運漢中、南陽銷售。不得改道，以免侵灌漳鹽引地。
(二)規定蒙鹽每一百斤收稅銀八分，又收厘銀八分。蓋較漳鹽在產地照繳引稅外，復在甘肅運銷，每斤抽厘錢十文者，為低。俾商人不致抑勒蒙人賤售。並規定稅由總商繳納，厘由向總商販鹽之商人繳納，與蒙人無關，以免妨礙邊民生計。
按阿拉善之蒙鹽輸入甘肅，每歲不下五萬駝，每駝二百四五十斤。故依宗棠估計，每年可共收稅厘銀約二萬兩。注747
綜括宗棠在陝甘整理鹽政，凡為兩種：原有課稅者，併入厘金徵收；原無課稅者，酌徵稅厘。然以人口稀少，且鮮知醃製，故銷鹽不多。除阿拉善蒙鹽外，其實際收入，自同治十一年(1872)終，訖光緒六年(1880)終，僅得六萬零八百十六兩。而原有引課者，以後仍漸攤入丁糧焉。
兩淮鹽課最巨，而鹽務亦最壞。當嘉慶、道光年間，經陶澍整頓一次，至太平軍興而復敗壞。太平軍平定後，國藩與宗棠先後任兩江總督，均有所規畫。所謂兩淮者，鹽區以淮河為界，北為淮北，南為淮南也。注748
淮南鹽在各省之引地，為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省之一部分，即所謂揚子四岸。當太平軍時期，因運道梗阻，安徽借銷淮北鹽與浙江鹽，江西借銷浙江鹽與廣東鹽，湖北借銷四川鹽，湖南借銷四川鹽與廣東鹽。此四省當局只求有鹽可資抽厘以給餉，自不暇顧及淮南之引地，國家之鹽課。同治三年(1864)，太平軍肅清，國藩兩任兩江總督，悉心整理，一面改引制為票制，一面收回原有引地。後者除安徽、江西兩省因屬兩江總督轄境自無問題外，湖北、湖南兩省借銷川粵鹽已歷十年，在鹽商因利其銷路，在官吏尤利其厘金，故不願遽將川粵鹽取締，並將淮鹽原有引地交還。坐是，淮南鹽在此兩省，仍大受打擊，而在湖北為尤甚，以淮南鹽運銷湖北者原占全部引額十分之六也。惟川鹽質味較佳，運輸較近，自難與競爭。國藩數度力爭不得，當與議定：暫以若干部分，容川鹽與淮鹽並銷；又以若干部分專銷淮鹽，其川鹽顆粒不容侵入。及宗棠到任，查得咸豐元年(1851)淮南鹽在湖北與湖南引額原為四十一萬三千四百五十六引(每引六百斤)，同治三年(1864)以後只行二十七萬二千引，不足十四萬一千四百五十六引；在安徽引額原為十一萬四千八百五十八引，只行七萬二千引，不足四萬二千八百五十八引。惟在江西引額原為十四萬五千一百二十引者，反增至十七萬引者。當奏陳應力圖興復原引額，而注意四事：
一曰講求鹽質也。淮鹽約有兩種：淮北曬鹽，借風日之力而成，色白而味佳；淮南煎鹽，取鹵注鍋鑊，火煮而成，色黯而味微澀。北鹽較南鹽利於銷售。惟場分無多，產鹽不盛，不如南鹽產地多而配銷引岸又遠且廣也。川粵之鹽，略與淮北相近，色味均較淮南為佳。引地之被其侵占，雖由成本之輕，亦由鹽質高於淮南之故。從來辦理鹽務，莫要於緝私。而欲私淨官銷，莫先於減價。誠以價平則銷數自暢也。然鹽價雖較私為減，而官鹽色味不如私鹽之佳，則其勢不足敵私，民食終難捨彼而就此。故收回引地，從前官商未嘗不意度及之，而終不免懷疑自阻者，以色味不逮也。臣按煮海成鹽，既資人力，則色味高下，自由人力致之。訪知揚垣存鹽之向稱上色者，曰真梁、正梁、頂梁三種。尤貴者，重淋一種，其色味與淮北無異。重淋雲者，蓋即取場灶存鹽，重加水淋，濾出而成者。取至驗視，色白味佳，較蜀粵所產，殆有過之，而其價每斤不過增錢一文有奇而已。現飭場員、垣商儀征掣驗委員通照重淋一色煎收，嚴禁攙和混雜，為正本清源之計。蓋無論能否敵私，而講求鹽質，裕課便民，本鹽政應辦之事也。
一曰裁減雜款規費也。鹽務本腥羶之場，自鹽政、運司，至掣驗、分司、經歷、大使、知事、文武印委各衙門，例有公費外，善舉有費，供應雜差有費，以及掛名差使薪水干脩，凡取之鹽務，併入票本積算者，繁巨日增。茲擬善舉有益地方，准隨時酌議加增；此外應裁者裁，應減者減，逐加厘定備案。嗣後不准別立名色，違章巧取。以身先之，期於共濟。庶幾成本可輕，而減價敵私之效可睹也。
一曰緝私宜嚴也。私鹽之侵鄂岸者，川鹽為大宗。其借岸行銷者，不必論。近由荊州、監利而上，浸至借岸之外，而武(昌)、漢(陽)、黃(州)、德(安)一帶並受其患矣。私之浸湘岸者，粵為大宗。其專岸行銷者不必論，近越衡(州)、永(州)、寶(慶)三郡之外，浸至專岸之外，而長沙各屬並受其患矣。此猶下游之患在意中者也。其意外之私，如浙江岱山所出之曬鹽，價極廉而產極旺，寧波釣船、夾板洋船公然裝載，由海口駛入長江，插用洋旗，不服盤詰。內地輪船亦然，而直隸、福建採辦米糧之船，各省差遣來江輪船皆將裝鹽上運，非預示阻截，徒責之局卡員弁臨時譏禁，勢有未能。此猶外來之患也。至梟匪私中之私，票販官中之私，難以數計，尤為境內之患，防不勝防。臣現飭水陸各營沿途巡緝，一面張示曉諭，先清外來及本境官隱私患，以清其源；一面函致四川督臣、湘北督撫臣，請其助復引地，仍挑選臣部親軍水、陸各一營，赴湖北、四川交界引地，備巡緝之用。庶幾同心共助，於大局有所裨益。
一曰先行官運以導商也。收回引地，本商販所至願。然驟議通行，事同創舉，商情有不能遽釋者，不能不行官運，以導其先。茲擬遴委妥員領五千引，運赴湖北荊州借岸，由螺山、監利漸入試銷。所有領運成本，銷售價值，均與商販一律辦理，略無異同。意在借悉運銷出款，售鹽入款，瞭然心目，然後量其贏縮，定為永遠章程。庶幾裕課便民、恤商二者兼權並計，推行盡利，其法乃可大而尚久。
同時，與各商接洽增引。計湖南、北增復十五萬引，每引一次收票費銀十兩，先收四兩(每五百引為一票)，安徽增復四萬二千五百八十八引，每引一次收票費銀十六兩，先收八兩。共增復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八引，預算每年可增收正課銀十七萬兩有奇，厘金一百二十萬兩有奇。此外湖南之衡州、永州、寶慶三府淮南鹽原引地，有人請認舊額四萬六千八百餘引；辰州專岸有人請認一萬二千引；永綏苗疆專岸有人請認一千七百十二引；又岳州府屬之平江專岸近年曾銷鹽片一萬引，至是有人請加二千引。顧宗棠之計畫，一阻於戶部，再阻於湖廣總督，三阻於淮南舊鹽商。戶部責宗棠未先與湖北、四川兩省商得同意，認為窒礙難行。湖廣總督僅允每月先復一二百引，又反對宗棠自派水陸部隊前往緝私。淮南舊鹽商因宗棠嚴厲禁止夾帶重斤及虛報淹銷諸弊，又因彼等原執鹽票，平日買賣，可每張索價銀一萬數千兩，而新發鹽票每張僅收銀數千兩，致舊票無人過問；遂設計傾軋，謠諑紛起。且當時宗棠辦理此案，本人雖清白乃心，而部下不免上下其手，致引起彈劾(另詳七十六節)。結果，清廷改定一種增引減少與票費加多之政策，以為折衷。於是湖南、北所增十五萬引減為三萬引，以二萬引歸湖北，一萬引歸湖南，共收票費銀六十萬兩；安徽所增四萬二千八百五十八引，減為一萬七千七百六十引，共收票費銀三十五萬七千一百六十兩。至湖南衡州等各引地專岸，其後僅核定平江增加二千引，共收票費銀四萬兩。注749
淮北鹽在客省之引地，為河南及安徽兩省毗連江蘇之一帶。自道光年間，因引制廢墮，由陶澍改行票制，銷數日旺，由原額二十九萬六千九百二十八引(每引四百斤)，漸增至四十六萬引。及捻軍竄擾，防剿部隊餉無所出，各自提鹽營運，以給軍食，票制亦崩潰。後經國藩設法整理，恢復陶澍舊規。惟國藩以軍事初定，閭閻未盡復元，暫照原額二十九萬六千九百二十八引行鹽。國藩以後歷任兩江總督，深慮增引後，綱分不能提前，不圖回復至四十六萬引原額。逮宗棠蒞任，認為引地肅清已久，戶口日繁，銷鹽自必日旺，斷無銷暢引滯之理，勸導各商增復十六萬三千十八引，每引一次收票費銀二兩，共三十二萬六千三十六兩。並將下列兩種淮北鹽受病之原，予以解除：
(一)鹽河以西壩至安東縣之傅家堰六十里，河身高仰，勢若建瓴，一遇水淺，則商人運鹽，起駁既艱，拋耗又巨，遂致運遲費重，累日增加。宗棠飭挑浚深通，俾鹽艘暢行，運輸無阻。
(二)垣鹽出場，票販最重鹽色。欲求上色而不可多得，遂向池商暗中貼價，名白貼色。甚至商伙勾串，賣放重斤。前者暗增商本，後者有占國課。宗棠飭鹽運司轉飭分司親赴鹽場履驗，遇犯必懲。卒將數十年積弊，一掃而除。注750
光緒九年(1883)，宗棠因病去兩江總督任，在任凡二十一個月，其間兼管兩淮鹽務之成效，據所奏報：「淮南部分，解過實銀五百數十萬兩。比較前任，自同治三年(1864)至今，歲入均不過二百數十萬兩，收至三百萬兩以上者，不過偶一二年，茲光緒八年(1882)收數已二百八十九萬餘兩。淮北部分，全綱四十六萬引，亦早經運竣。」總之，經宗棠整理後，淮南鹽共增四萬七千七百六十引，淮北鹽共增十六萬三千十八引，共收票費銀一百三十二萬三千一百九十六兩。每年可共收課厘銀八十餘萬兩。注7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