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全傳 · 四十九　禁革田賦浮收

田賦自昔為吾國國庫收入之大宗，亦可謂集弊害之大成。卒之，有損於民而無益於國。左宗棠於此頗有所改革，而以湖南啟其端。 咸豐四年(1854)，湖南谷賤銀貴，而田賦之額外課求尤劇，人民窮於完納。湘潭一縣，平時每年可收糧米銀四五萬兩，至是僅收四千兩左右。士人周煥南詣布政使呈求改善徵收章程，不納，扣交長沙縣看管。既釋出，復詣巡撫遞呈，代表人民公意，自願地丁每兩加銀四錢，漕米折色照部章每石納銀一兩三錢，加納銀一兩三錢，補助軍需，又加銀四錢補助縣衙門辦公費用。宗棠以其法有利於人民與國庫及本省軍需，而無損於官也，力勸巡撫駱秉章准其議。而布政使與督糧道則以其雖無損於官，而究剝奪官之利益，多方反對，幸秉章堅持，嚴令湘潭縣照行；至歲終，收入大旺，竟達十餘萬兩。湘潭漕折最重者，向恆以錢二十五千文納一石，今乃改為錢三千八百文納一石，若市價米每石錢二千文，則除即以二千文歸國庫外，其餘以一千文充本省軍餉，八百文充本縣使用，所謂民減賦而國用增者此也。嗣長沙、善化等縣士紳皆起而援例請求。宗棠由是佐秉章就其他各縣斟酌情形，陸續依此方針改定。八年(1858)四月，代秉章草奏《瀝陳湖南籌餉情形》一折，記其事甚詳，可見當日田賦之弊害何在，亦可見禁革之方法何在： ……湖南各屬錢漕科則，原為輕減。近時民間艱於完納，不但難期年清年款，並有逋欠數年未能完納者。臣察訪各屬情形，雖受弊之輕重不同，而究其致弊之原，不外官吏之浮收與銀價之翔貴而已。州縣廉俸無多，辦公之需全賴錢漕陋規，稍資津貼。缺分之優瘠，即視陋規之多寡為衡。此東南各省所同，不獨湖南一省為然，湖南亦不獨今日為然也。沿襲既久，逐漸增加。地丁正銀一兩，民間有費至數兩者。漕米一石，民間有費至數石者。款目繁多，民間難以折算，州縣亦難逐一清厘，一聽戶糧書吏科算徵收。包征包解，不饜不止。每遇完納銀米，整數之外尚有奇零，則一併收作整數。如一分一厘則收作二分，一升一合則收作二升之類，名曰收尾。小戶窮民，尤受其累。未完納之先，有由單，由單有費。既完納之後，有串票，串票有費。其完納稍遲者，糧書先時借墊，計息取償，多至數倍。官為出差催追，名曰揭差。每一揭差下鄉，則一鄉為之震聳。此弊之原於官吏，害及於民，而小戶為尤甚者也。官吏既視錢漕為利藪，刁衿、劣監即從而挾持之，每人索費數十兩、百兩。人數多者，一縣或至數十人，名曰漕口。少不遂意，則阻撓鄉戶完納，或赴上司衙門砌詞控告。甚至糾聚多人，闖署毆吏，釀成事端。州縣於開徵之時，必先將此輩籠絡安置，而後可期無事。此弊之原於刁衿、劣監，官吏受之，其害仍及於民者也。從前銀價，乾隆、嘉慶年間，每銀一兩，易錢一千文。道光初年，每銀一兩，尚止易錢一千三四百文。自後漸次增長至二千文。近更增至二千三四百文。農民以錢易銀，完納錢漕，暗增一倍有餘之費。咸豐元、二、三、四等年(1851—1854)，錢糧之多民欠，實由於此。迨五年(1855)秋後，收成稍稔。每谷一石，僅值錢四百餘文，尚苦無從銷售。農民以谷變錢，以錢變銀，須糶谷五石，始得銀一兩。計有田百畝，可收租谷百石者，非糶谷二十石，不能完納錢漕。農末俱困，群情洶洶。臣與司道熟商，嚴飭各州、縣將錢漕宿弊，大加厘剔。諭以事理，曉以利害，嚴禁吏胥、衿棍擾索把持，許地方公正曉事士紳條陳積弊，設局稽查，民情翕然稱便。惟各州、縣缺分不同，錢漕章程向來不一。如必盡革州、縣陋規，絲毫不許多取，則辦之無資，廉謹者無所措手足；其不肖者反將以此藉口，別開巧取之端，更為國計民生之害。如必明定章程，許其每銀一兩，每漕一石，收銀若干，又恐官吏視為定章，久之或於定章之前復有增加，弊與今等。且民可使由，不可使知。設刁劣士民本其挾持官吏之心，執厘弊之新章，指為滋弊之創舉，則告訐日繁，其勢不至脅官吏以取償於農民不止。如不厘定徵收之額，又恐鄉民無所適從，徵收未能劃一，弱者必仍為胥吏所欺，強者或藉此以遂其刁抗之計，是欲除弊而反以滋弊也。臣反覆圖維，不難於立法以救一時之弊，實慮於救弊之法，復增一作弊之端。正躊躇間，適各縣士民紛紛赴省具呈，自擬款目，以為徵收之准。臣察其官民相安者准之，未協者駁之，俟其適中而後准之，數月之間，大致略定。後察州、縣之不能切實遵行者撤之，不法吏胥及刁劣士紳之阻撓者責革而痛懲之。其不安本分士紳欲借厘剔宿弊之舉，為臣建祠泐石，希圖斂費者，亦嚴斥而痛絕之。自五年(1855)以來，湖南錢漕，始有起色。而元、二、三、四等年(1851—1854)民間積欠，率皆踴躍輸將。國庫不致虛懸，軍儲不至束手，州、縣辦公亦不至十分拮据。而農民則歡欣鼓舞，舉數十百年之積累，一旦蠲之，稍後蘇息矣。現在各屬田價漸增，農安畎畝，無復盼盼之意。向之借錢漕聚眾，動輒闖署毆吏者，自厘定新章以來，絕無其事。…… 按湖南全省田賦，就漕米言，凡十五萬石；假定統照每石加銀一兩三錢計，每年可增收銀十九萬餘兩。是誠於軍需大有裨益，而在民間則得減賦數百萬矣！注705 其後，宗棠至浙江，至福建，均參照湖南之原則，重訂徵收田賦辦法。所不同者，在湖南系由各縣士紳自行擬請，在浙、閩則由官廳主動核辦，而其目的亦純在紓民力，不盡為濟軍需。 宗棠在浙時，嘗就杭州省城，設清賦局，注706其于禁革田賦與浮收或陋規，經確定者： (一)溫州府屬每年實減輕人民負擔錢四萬零五百餘千文，米三百餘石。注707 (二)紹興府屬每年實減輕人民負擔錢二十二萬一千四百二十千文，米三百六十一石。注708 (三)寧波府屬每年實減輕人民負擔錢十萬四千八百七十千文，米八百六十七石。注709 去浙後，經後任浙江巡撫馬新貽，照宗棠原案奏准者： (一)金華府屬每年實減輕人民負擔錢十五萬六千一百餘千文，米五百二十餘石。 (二)衢州府屬每年實減輕人民負擔錢十萬二千九百餘千文，米六十五石。 (三)嚴州府屬每年實減輕人民負擔錢六萬一千九百餘千文。 (四)處州府屬每年實減輕人民負擔錢六千八百餘千文，洋銀八千二百餘元，米一百二十餘石。注710 其原有紳戶民戶之分，(亦稱大戶與小戶。如山陰、會稽、蕭山諸縣，每正耗一兩，紳戶僅完銀一兩六分至一兩三四錢止。民戶則有完至錢二千八九百文或三四千文者。彼時銀價，大約每兩合錢一千三百文。是民戶所完，約自二兩至三兩，相差竟至一倍。)一律廢除，以期平等；又原有納銀、納錢之別，一律改為納銀，俾免彼此出入。注711 然浙江人民所受田賦之苦累，不僅為浮收，尚有浮額。大抵東南數省田賦，皆較他省為重。就中在江蘇，尤以蘇州、松江、常州、太倉三府一州為甚。在浙江，尤以杭州、嘉興、湖州三府屬為甚。此本最不公允。且民力不勝負擔，惟有盡情拖欠；官吏無法徵收，惟有報荒減免。故太平軍既平定，江蘇之三府一州田賦，率先由李鴻章奏准核減三分之一。浙江之三府屬，亦由宗棠議減三分之一。此種減賦，受其益者，自為業主；然為佃農者，其後皆得減租，故未嘗不同受其惠。又杭州、嘉興、湖州三府屬額徵漕米，每年原為一百零三萬數千石。宗棠調查結果，知州縣浮收於人民者，不啻倍蓰。如交折色者，初收每石已在六千餘文，嗣後逐漸增加至折收一石，照時價約合兩石有奇。其交本色者，每石加六七斗至八九斗不等。剝削之苛如此。故宗棠之主張，一面減浮額，而同時亦減浮收。鴻章《請減蘇松太三府屬漕額》原奏為一時名作，但不載《李文忠公全集》，蓋馮桂芬所代擬也。茲將宗棠《議減杭嘉湖三屬漕糧(兼及浮收及陋規)大概情形折》移錄之： ……查杭、嘉、湖三府漕糧之重，與江蘇蘇、松、太等。蘇、松、太既議減三分之一，則杭、嘉、湖亦宜仿照辦理。就杭、嘉、湖三屬征糧科則言之，又以嘉、湖為重，杭州次之。就嘉、湖兩府言之，又以歸安、烏程、嘉善、嘉興、秀水為最重，平湖、海鹽、桐鄉、石門、德清次之，長興、武康各屬又次之。杭屬臨安、於潛、昌化、新城等縣山多田少，較之嘉、湖，糧賦固輕，出產亦遠遜也。嘗考杭、嘉、湖三屬賦重之由，始於宋季賈似道之官田，元代因而增之。明初張士誠據姑蘇，兼有嘉、湖各郡，明祖平張士誠，遂用其租籍收糧，已而又括官田之糧均之民田。層遞加增，民困獨甚。我朝定鼎以來，康熙中免三分之一者一年，全免者一年。雍正六年(1728)，又減嘉、湖二府額賦十分之一，計銀八萬一千餘兩。中間偶遇水旱偏災，無不隨時蠲緩。厚澤深仁，有加無已，故民力得以稍紓。至乾隆、嘉慶年間，家給人足，曾歷辦全漕。道光癸未(1823)、辛卯(1831)以後，兩次大水，民間元氣大傷。賦重之處，未能全漕起運，遂歲報災歉，蠲緩頻仍。然朝廷雖屢沛殊恩，而小民未盡沾實惠。蓋一縣之中，花戶繁多，災歉蠲免，悉聽經書冊報。世家大族豐收者，亦能蠲緩；編氓小戶被歉者，尚或全征。且大戶僅完征正額，小戶更任意誅求。遲至廒滿停收，即須改徵折色，每石價至五六千文不等。以小戶之浮收，抵大戶之不足。官吏徵收不善，小民咨怨有詞，故鬧漕之案，往往因之而起。然州縣浮收，亦非能盡飽私囊也。從前河運之時，旗丁需索幫費，如咸豐初年，每兌漕一石，除給報部漕截銀三錢四分六絲外，尚須由州縣貼給費錢千文。幫費一日不清，幫船一日不開。州縣惟恐有誤運期，不得不浮收以填谿壑。而小民苦於苛斂，弱者日受追呼，桀者或從中持之，因而竄入大戶。以致小戶日少，大戶日多；旗丁之索費日重，州縣之虧項日積。民以完漕為苛政，官以辦漕為畏途，積弊相因，官民交困。咸豐二年(1852)，改行海運，每石連商船水腳及南北用款，統計約需銀八錢有零。曾奏准以給幫丁漕截抵支水腳。其不敷之項，按各州縣幫費重輕，酌提解省津貼，自七錢至四錢不等，較河運之時，已為節省。茲奉恩旨，敕議核減漕糧，將舉數百年積困而紓之崇朝，固三郡群黎所呼籲祈禱而不得者，臣等躬逢盛世，若不博訪利弊之所在而悉心參酌，衷諸至當，以規永久，不獨無以副朝廷曠古未有之隆施，亦何以慰草野久困思蘇之至意。謹就現在漕務應行籌辦大概情形，列為四條，敬為我皇上陳之： 一曰減正額。浙省杭、嘉、湖三屬額徵漕白，改漕，南匠行月等米，共一百一十餘萬石。征糧之則，大小不同；即浮額之糧，亦多寡不一。現須分別量減，自應先去浮額之甚，以除輕重不均之弊。擬各按上、中、下賦則，分別定數。如每畝征米一斗一升以上至一斗八九升者，為上則。自六升以上至不及一斗一升者，為中則。不及六升者，為下則。按科則之重、輕，分別核減。總期於額徵數目，酌減三分之一，庶科則定而減數因之而均也。 一曰減浮收。向來收漕加耗，每石自一二斗至七八斗不等，各視花戶貴賤強弱，以定收數多寡。今額漕既經減定，則浮收之款豈可任其因仍。惟州、縣辦漕，有修倉、搭棚、紙張、油燭之費；有倉夫、斗級、漕記、差役飯食之費；有內河運米交兌夫船耗米之費；有交米書役守候之費。一切用款甚巨。且收漕交兌，相隔一二月，風晾搬轉，虧折必多，不能不於正漕之外，酌留運費，以資津貼。應俟查明各州縣用項，由外核實辦理。其向來加米、加價、勒折諸弊，自核定之後，概行裁革。紳民一律均收，不得再有大戶、小戶之分，庶穀祿平，而公私因之而利也。 一曰籌運費。浙省向辦海運，每石需費約銀八錢。除向給幫丁漕截銀三錢四分六絲抵支外，尚不敷銀四錢五分零。現正額浮收概行分別核減，自未便再由州縣議提津貼。擬請將海運經費每石定以八錢為額，除支漕截外，不敷之款另行籌足。查浙漕如照統減三分之一，每年起運之米不過六十萬石上下，漕截一款不另核減，計可余銀十餘萬兩。又節省給幫本折行月經費食米變價，可得銀十二三萬兩。又屯田租息及節省幫弁廉俸，可得銀數萬兩。統計將及數十萬兩，足抵海運經費。至所動正款八錢，按年將動用款目據實奏給，應請毋庸造冊報銷，以歸簡便。並不得逾八錢之數，以示限制。庶浮費裁而上下因之而利也。 一曰裁陋規。向來州縣收漕，一切陋規極為繁雜。此次核定新章，應令各州縣據實查明，開折呈送，分別裁減，庶弊竇清而漕政因之而肅也。 嗣後非實在旱潦，不得再報災歉。即實在民欠，亦不得再報墊完。而近數十年相沿陋習，亦可除矣。可否仰懇皇上天恩，俯准將杭、嘉、湖漕糧統減三分之一，出自聖裁。至海運經費，每石向只支銷漕截銀三錢四分六絲，此次請以八錢作為定額，與部案不符。惟查商船水腳及南北用費，每石實需銀八錢。其餘不敷之項，皆系各縣津貼。此時不將津貼一項裁革，則雖有核減之名，仍未能得核減之實。故不得不據實瀝陳，吁懇聖恩准於漕截並行月屯租各項下照數動支，庶漕弊可以盡革。……注712 宗棠赴福建後，由新貽與布政使蔣益澧按照戶部議准於三十分中減去八分之意旨，完成其工作：正額除南匠米石收支相埒，並無贏餘，不另議減外，其餘實減三十分之八，即於一百萬零四百石內減去二十六萬六千七百石。浮收共減至米四十八萬六千餘石，錢二十四萬七千餘千。支運費即盡以漕項籌抵，不另動支正款，陋規即除辦漕必不可省之費酌以余耗留用外，其餘名目一概裁汰，計共裁銀四十餘萬兩，合米二十六七萬石，均分別造冊存案勒石。並規定漕糧概完本色，紳民一律徵收，不得再有大小戶名目；其有情願完折色者，按照市上米價，隨時完銀，不能完銀者亦照市價隨時合米，悉聽民便。惟以米合銀，兩浙情形不同，銀價低昂無定。當日定價已有每兩一千五百文至一千七八百文不等，仍不免釀成多少糾紛。注713 宗棠對於福建田賦，未及舉辦清丈，僅從事整理徵收。其經過有可得而述者： (一)查得福建自咸豐三年(1853)以後，上、下各府屢被賊擾。征冊毀失，花戶應完錢糧，官既無從稽考，但責成書吏徵收。書吏又但以歷年所收分數比較，偶有盈餘，亦匿不交出。民間知徵收之權在書吏，完納時僅取書吏收條，不問官廳串票。於是有飛灑、詭寄諸弊，書吏得任意浮收，強者任其抗延，弱者肆其恐嚇。官民交困，為害無窮。宗棠乃就每一府州，各按所轄廳、縣經征地丁糧米向章，連耗余徵收若干，出示勒石，以便永遠遵守。其征冊毀失者，並飭一律清查補報。 (二)查得徵收之弊雖除，然攤捐各項如不為設法彌補，則州縣之苦累未已。其借端浮收，仍有不可得而禁者。蓋攤捐有關報部者，有由外銷者，有州縣自行流攤者。其報部及分銷者，率由養廉項下扣除。其自行流攤者，多由前後交代算抵。故養廉一項，虛有其名，從無實給。且有攤款較多，養廉尚不敷劃抵者。有因款目繁多，往往事隔數年，官逾數任，未能清算者。故宗棠以為將欲輕減州縣苦累，必先實給養廉，並將流攤各款分別停兌。其必不可免者，另行籌款彌補。而後經費出入，乃可約計。於是先將報部之分年攤捐，計銀一百二十八萬四千七兩，悉數奏准豁免。其餘必不可免之攤捐，每年銀二萬八千餘兩，另指的款抵支，不得再由州縣分擔。 (三)查得州、縣苦累，尚非止攤捐一端。如上官過境，酒席有費，門包過山禮有費；上官到任，鋪墊執事有費；及平時月費，節壽各款目，相沿已久，名曰陋規。上官視此為本分應得之項，州縣亦視此為本分應出之項。錢糧耗余不足供，則設法巧取於民以供之。上官利其陋規，徇其情面，遇有過失，輒為隱護。州縣即以此啖上官，隱相挾制，自詡能幹。上官之取於州縣也一，州縣之取於民也十。浸至民生日蹙，仕風日下。宗棠以為一省之官吏，布政使、按察使、道、府以及佐貳、佐雜等，除廉俸外，涓滴皆非應得之款，於是悉令禁革。 (四)查得陋規禁革後，攤捐雖已有著，養廉亦經實給，然在州縣辦公，確仍不敷支用。而在署事人員僅支半廉者，為尤甚。於是更將出差員弁盤費、夫價及一切雜項差使，隨時應給而未能預計之費，一併指定的款核給。一面復就布政使、按察使、道、府及佐貳、佐雜缺分之繁簡，用費之多寡，酌定辦公經費，同由指定的款內開支。注714 又福建內地各廳、州、縣尚征一種糧米，就地派給各營。原定本色後改折色，於是官吏從中舞弊。向人民徵收時，每石作價，高及錢五六千文至七八千文。假定銀價每兩合錢一千三百文，即為每石約作價銀四元至六元。發給各營時，每石作價，僅合銀一兩一二錢，或一兩三四錢。一轉移間，入諸私囊者，每石少則三兩數錢，多則五兩數錢，殊可驚人。宗棠為規定折色一律每石作銀二兩，永禁浮收。注715 總之，吾國田賦，常為地方官吏財源所系。故欲整頓田賦以除民困，同時不得不補濟費用，以除官困。而澄清田賦，即澄清吏治。於是可見宗棠之法固精，而其意尤精。法須因時而變，宗棠之意則千古不磨也。 甘肅田地有若干名目：為土著所有者，名名田；地為兵士墾熟升科者，名屯田；本屬明代藩王，後為人民所有者，名更田；又有宋代苑馬監牧場遺址，名監牧地；元代以後撥與土司之田，名土司地。其田賦即視此名目，區分輕重高下；蓋甘肅田地之科則，依於歷史的人為的條件，不以自然的土地狀態為標準，甚不合理。賦分三種：內地各州縣征銀；沿邊各州縣征糧與草；介於內地與邊地之間者，兼征銀、糧草。已而頻年兵燹，經界蕩然；冊籍損毀，渺不可考。光緒二年(1876)，宗棠命經過戰事各州縣實行清丈，將田地分為川地、原地、山地三等，每等又各分上中下三則，然後將原有賦額，公平比例分配，即以皋蘭縣為例： 川地　上上每畝攤糧三升七合　上中三升二合　上下二升七合 原地　中上每畝攤糧二升二合　中中一升八合　中下一升四合 山地　下上每畝攤糧一升　下中七合　下下四合 更次於下下者，為最下下，僅攤二合。清丈完成者，發給兩聯丈單：一聯歸官署存案，一聯歸業主執有。此項丈單，信用卓著，其後民間田房交易、訴訟，即以為憑證。由是賦由地生，糧隨戶轉，富者無抗糧之弊，貧者無代納之虞。又有可稱述者：甘肅田賦總額，在「回亂」以前，年共四十八萬餘石。及經「回亂」，戶口逃亡，宗棠為減去十四萬石，暫以實征為額徵，借蘇民困。注716 新疆田賦，攤之於丁，正與內地各省攤丁於賦者相反。富戶丁少，賦役或輕；貧戶丁多，賦役反重；事理失平，莫甚於此。於此，宗棠既定全疆，乃與書幫辦新疆軍務劉錦棠，數其弊害而述其整理之意見： ……回疆田賦，按丁征派。不均之弊，所由來矣。高宗之於回疆，令各城阿奇木、伯克總收總納，未暇分地與丁。蓋聖意在撫綏荒服，不欲紛更。而當時大臣之夙稱耆碩者，均以開闢西疆為耗中事夷之舉，不能無所疑義。求其洞知體要，考之襄贊者，戛戛難之。迨後因仍不改，百弊踵生。小民備受阿奇木、伯克掊削，呼訴無門。而豐鎬舊家子弟西來者，多以阿奇木、伯克為魚肉，常賦之外，需索頻仍。上征其十，下征其倍，而回民乃不勝其苦。此時議開郡縣，原期以內地之治治之，則一條鞭成法不可不講。除按丁抽賦之苛而問田取賦，庶徵收有定而貧富兩得其平；加以平徭役，警游惰，禁侵貪，民可使富也。回民不知石數，計糧但用稱子。每十稱子為一石，計重一百廿五斤，合湘稱則一百卅斤。愚意，上地一畝，收糧一石有餘者，暫征一斗。尊論以為有合什一之制，擬每收糧十一稱子者，還租一稱子，是與鄙見斂從其薄相符。惟古雲「作法於涼，其弊猶貪。」誠恐奉行之人未知寡取之意，或於還租一稱子外，不免取贏，則徵收過重，民何以堪。應飭善後局員加意查察。或收糧後，發給收單，如內地所發糧券式樣。其糧戶姓名及完糧數目，均寫回字，以便認識可也。種棉之地亦照糧地，徵收本色，似不如折色為便。棉地必擇上腴，若照糧地征糧，愚民唯利是圖，多種棉而少種穀也。…… 又與書幫辦新疆軍務張曜申其說： ……南疆按地征糧，應仿古什一之制而從其寬大。約十分有餘，始取其一。庶後此雖變本加厲，尚或不至痛民。至相沿之阿奇木、伯克等，只令催收錢糧，不准干預公事，以內地保正、牌頭視之。按所管地方徵收多寡，定其品級，給以薪水、工食。察其有犯，革黜另充，不許作為世缺。其奉公安分者，年老辭役，准其頂帶終身可耳。如此，則事權不至過重，流弊自少。纏民不會漢話，不識漢字，故阿奇木、伯克等得肆其侵欺。愚意徵收之先，給各戶民由單，所收錢糧給予收券。所有由單內，開載某處、某戶地若干，應上錢糧若干，(收券內)開載錢糧布本折若干，收訖年月。凡數目字樣，皆正寫漢文，旁註回字，庶簡明易曉，一目了然。遇有舛誤，許戶民投官更正，官吏便於稽察，阿奇木、伯克等無所售其奸。…… 其後即由錦棠與曜負責實施。北疆田賦，先按宗棠核准迪化州知州陶模之建議，上地每畝征糧八升，中地五升五合，下地三升。嗣改定迪化、昌吉、阜康、綏來、奇台、吐魯番、濟木薩、呼圖壁各屬上地每畝征糧七升，中地四升，下地仍為三升；其鎮西、哈密、庫爾喀喇烏蘇、精河各屬，仍照舊章科則辦理。南疆田賦，先依宗棠主張，暫按十一徵收。嗣改定上地每畝征糧五升、四升不等，征草五斤；中地糧三升，草三斤；下地糧一升五合、一升不等，草二斤。至畝之面積，准以二畝合一畝，則為招徠人民計也。注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