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全傳 · 四十　西征經費之檢討

左宗棠西征經費，就所辦報銷計算，尚可得一總數。然欲分別計算為用於西捻者幾何，用於陝甘者幾何，用於新疆者又幾何，則不可能。緣當時用兵，本系連續，未有確然之段落可以劃斷也。核宗棠所辦報銷，凡分四期： 第一期，起同治五年(1866)十月，訖十二年(1873)十二月，即自奉命調任陝甘總督，由福州省城啟程西上，至克復肅州為止。注575 第二期，同治十三年(1874)份，即至關隴肅清止。(事實上，同時已在開始籌辦進規新疆。)注576 第三期，起光緒元年(1875)正月，訖三年(1877)十二月，即至新疆肅清為止。注577 第四期，起光緒四年(1878)正月，訖六年(1880)十二月。原擬截至六年(1880)九月奉命入京，交卸陝甘總督為止，後為劃清年限，延至十二月為止。注578(事實上，宗棠入京時，帶有西征部隊，各處台局尚未完全結束，自仍有一部分開支，須劃入西征經費以內。) 清代軍事用款，開支本有一定則例，報銷本有一定方式。太平軍之役，前後歷十餘年，賬目鉤稽，難以盡合手續，故清廷特准統兵之兩江總督曾國藩開單報銷。其後平定貴州「教匪」用款，亦特准照辦。上述西征經費第一期，宗棠以下述緣由，奏准援例開單報銷。 ……關隴肅清，亟應辦理奏銷，以重款項。謹擬自閩啟行入關，赴燕齊，旋復入關度隴，分兵剿賊，截至肅州克復，全局底定止，匯為一案。仰懇天恩，准其援照兩江、貴州成案，開單報銷，俾得核實辦理，庶事歸簡易，得免欺飾之愆，此臣所日夜冀幸者也。綜計微臣師行八省，以至關隴全境，無論經過何地，所需軍食、軍用、夫馬一切，均自行備辦覓雇，概照民價發給，未嘗以絲毫供支，累及地方，亦不准各省地方官藉口支應兵差，為開銷張本。所歷關隴各地方，禍亂之餘，公私困敝。關中戶口凋耗，尚覺略有生機，隴則遍地傷殘，白骨黃茅，炊煙斷絕。不但民力無可藉資，且須急籌賑撫，俾延喘息，以廣招徠。他如兵勇斷餉，文武停止廉俸，已閱十年，均須隨宜分潤，暫顧目前。主客各軍，遇有缺乏，均宜隨時接濟，以維大局。近因道路疏通，來往要差、例差，出其途者漸多，州縣無力供支，均宜籌款代辦，以免貽誤。而驛站之急宜安設，城堡之急宜修復，固不待言也。至撫輯遺黎，安插良回，遷徙難回，督令耕墾，多設義學，尤當務之急。略舉之，僅止一端，備陳之，莫能殫述。舉百廢於戎馬倉皇之時，艱難拮据，不問可知。若一一專案疏請經費，雖皇上仁覆天下，不難特沛恩施；而部臣責有專司，不得不概援各省成案以為準駁。即幸指撥有款，各省能否照解，又未可知。展轉停待，事之寢閣必多，民之凋殘日甚。若各設局經理，則局費多糜，實濟翻少。反覆熟思，從長計議，皆於現在時勢，多所窒礙，不能仿照各省成案辦理。萬不獲已，於協餉中通融挹注，聊資彌補。圖之數年，而微效可睹者，尚不過十之三四。其地方被禍最烈，且有不逮此數者。微臣力瘁神疲，不遑自惜，即局外議論，亦只聽之，耿耿此心，天人共鑒。顧通融移撥，多非准銷款項。據實瀆陳，既不合通行之例；挪掩湊合，更蹈欺罔之尤。又歷年既久，經手各員半已星散，遣撤各營無可訪詢。以事勢論之，亦實非開單報銷不可。……注579 此第一期開單報銷，經戶部議准。第令自同治十三年(1874)正月以後軍需用款，應照例章，按半年奏報一次。復經宗棠陳明，收款牽前搭後，支發款目又極繁巨，半年奏報一次，實多窒礙，請將同治十三年(1874)以後軍需報銷，不拘成例，改作一年開單，奏報一次，當奉清廷批准。注580然其後並未實行；至光緒四年(1878)四月，重請為第二期與第三期之報銷，略謂： ……自同治十三年(1874)至今，又已四年之久。關塞用兵，所有餉需、軍械、軍裝、軍火，均由各省轉運採制，而軍糧巨款，亦須由產糧處所採購，款目既繁，程途絕遠。凡有調度，非豫於一年半之先，函牘頻催，不能應手。每前局起解文報，久已到營，比經各台局層遞接解，轉運前來，已在一年半年之後。行查銷算，難以剋期清結，勢有固然。即如前歲借用華商巨款，至去冬洋款借到，始能分起還清。又歸化城、包頭鎮設立採運局，由北路草地，用駝轉運巴里坤，往返萬餘里。自光緒元年(1875)開辦，二年(1876)秋攻克烏魯木齊等城，就近古城一帶官民屯墾，可以採運供支，即撤包歸之局；三年(1877)夏間，始據包歸局員造齎總報到營，即其明證。所以不能按年劃清開銷者，用兵於荒遠阻絕之區，轉運設於水陸萬里數千里之外，所有款目，均牽前搭後，界劃難以限年截清。各台局造報請銷，展轉行查，亦需時日，較之各處軍營辦理情形，迥不相同。……伏懇天恩俯准，不拘年份，作為兩案，仍照前次開單報銷，以重公款，而昭核實。…… 宗棠此請，亦奉清廷批准。注581而戶、工二部未以為然，奏請將此次軍需報銷各款，凡屬例章應准報銷者，仍令轉飭各台局經手人員逐款造具清冊，送部核銷；其有不合例章及為成案所無者，既屬事所必需，應令逐款詳晰聲明，開單奏報。宗棠復將為難情形，據實覆陳： ……竊維關外著名荒遠瘠苦之區，用兵與內地迥異。軍需則例，定自乾隆年間，一切支銷款目，多按徵調各營官兵厘定。此次軍務，全資勇力，兵餉與勇餉，既不相同，遂致應支各款，多屬定例所無。如臣所部馬步各營弁勇，自同治五年(1866)十月，由閩起行入關之始，酌定楚軍營制章程，每步勇連管帶五百零五人為一營，外有長夫一百九十二名，月支餉銀二千九百餘兩。每馬隊二百五十人為一營，連長夫、馬夫三百名，月支餉銀三千一百餘兩。其時陝甘糧價奇昂，每勇照章月支口糧銀四兩二錢，僅勉敷食用。長夫每名月支口糧銀三兩，則尚不敷食用。是以同治五年(1866)二月初一日，曾奉恩旨垂詢，從前南省勇丁，以甘肅地方瘠苦，多不願往；此時若將調赴甘省勇丁酌增餉銀若干，當可樂於從事。欽奉之下，臣以為弁勇月餉，一議加增，即為定製，如遇糧價平減，轉滋多費。隨經酌量變通，當將各營應需糧料，由官採運，儲存各處。軍營領糧百斤，無論糧價、運價如何昂貴，只扣價銀三兩，其不敷之數，由官津貼，作正開銷，業經奏明在案。自後由陝度隴，以至出關督辦新疆軍務，均照此章辦理。嗣因餉項奇絀，各營月餉，未能按月支給，積久致成巨款。臣於前次開報截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底止報銷各款單內，弁勇口糧，共已欠發銀八百數十萬兩，即其明證。今臣辦理新疆軍務支銷各款內，弁勇口糧，本為大宗。是以部議令其照章造具清冊送部，部中即可照楚軍章程核辦。設使臣軍餉項充裕，各營均能按月清給，此時報銷，照章按月核算，開造細冊，有何為難。無如臣軍餉項，歷年支絀異常；各營月餉，只能因地因時，通挪酌給。凡在前敵打仗者，均應照章給餉，先行從寬酌發，俾得士馬飽騰。其在後路駐防者，亦照章程算給，仍先按月酌發火食銀兩，俾資餬口。俟有裁汰告假，再行照章算清，如數找發。迨至光緒元、二(1875—1876)等年，復經臣與幫辦軍務臣劉典，將關內後路防營，改照坐糧及土勇章程支餉，以期撙節。至裁改歸併各營，除照章找清欠餉外，仍按省份遠近，酌給川資，俾得安靜回籍。是弁勇月餉一項，雖雲照依楚軍章程支發，然其中有發給現餉者，有補發舊欠者，有先給月需鹽菜火食，嗣後再行核算找發者，情形不一。此時若造清冊，安能按名一律開造，求合例章。他如採運軍糧，各處市價不同，各營支領糧料，多寡不同，關外轉運，經行戈壁，不能如口內程途里數可考。需用一切軍裝、軍火、器械等件，有由內地制辦者，有由上海派員前赴外洋採購，運甘轉解前敵者，有由陝甘設局仿造洋槍、洋炮子藥彈者，更難按例計算工料。臣深知餉項艱難，凡有一切支發，在前敵者，皆由臣行營核明撥發，在後路者，皆由幫辦軍務臣劉典核明撥發。有時移緩就急，不容坐失事機；有時挹彼注茲，惟期有裨實用。若必求合例章，一一遷就挪移造冊，誠如同治三年(1864)六月部臣折內所云，實數不准銷，准銷非實數，不特無以仰對朝廷，且無以符部臣核實之奏。非臣別有意見，故違定章也。…… 此次覆奏，自得清廷同情，維持開單報銷原案。注582然同治十三年(1874)銷案，戶部又咨駁四點：(一)支發採買軍糧、草料、米麵價值一款，上屆報銷案內，每年約支銀三十六萬兩，此案共支銀九十一萬四千餘兩，較上屆多銀五十五萬餘兩。(二)又支發採買馱騾、雜物、餵養等銀一款，上屆報銷案內，每年約支銀十一萬餘兩，此案共支銀十八萬八千餘兩，較上屆多銀七萬餘兩。(三)又支發各州縣津貼，酌補各官薪廉等銀一款，上屆報銷案內，每年約支銀三萬四千餘兩，此案共支銀三十一萬八千餘兩，較上屆多銀二十八萬餘兩。(四)又補發各營弁勇口糧一百四十三萬三百六十二兩零，未聲明補支何年何營欠餉，均應分晰開單聲覆。宗棠又具奏曰： ……同治十三年(1874)，關隴肅清，大軍籌議出關，凡軍糧、料草、馱騾、什物等項，不能不寬為購備，俾免臨時缺乏。採辦之物件既多，需用之款目自巨，此採買糧料等項用過價值，較前加增之原委也。至酌補各官薪廉等項，較上屆報銷案內銀數增多一節。遵查同治十二年(1873)以前報銷案內，支發各州縣津貼辦公，並酌補各前任積欠薪廉等項一款，系專指酌發文職各官銀數而言，其綠營武職員弁，歷年積欠之項並未發給。關隴肅清之後，各營員弁紛紛具領，不得不量為酌發。前欠清單內開銀數，系將文武各官及營汛制兵支領之項，並計在內。此次支發銀數，均系隨時酌發，並無一定額數，此酌發文武各官積欠薪廉等項，與上屆報銷案內未能一律之原委也。又補發各營弁勇口糧銀一百四十三萬三百六十二兩零，亦未聲明補支何年何營欠餉，飭查聲覆一節。遵查上屆報銷案內，曾經聲明，截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底，歷年積欠各營軍餉，共銀八百二十五萬九千八百二十兩二錢二厘三毫二絲六忽，此次補發銀內，即系欠發同治十二年(1873)以前截數開報欠餉八百二十五萬九千餘兩內之先行補發之項。前單業將補發銀數，在於欠發數內，詳細聲明扣除。且欠發各營軍餉，均系遞年滾算，亦無從按年分晰年份。…… 臣維軍需支款，與常年經費不同，常年歲有定額，部臣逐年比較，按冊而稽，可以知其梗概，軍需用款則不然。如支發餉銀，則視收款之盈絀，定支發之多寡；採制各物，則視需用之緩急，道途之通塞，商販之多寡，價值之長落，隨時採辦。動用銀數，非惟今歲不能比於舊數，其需用緩急之間，更有今日不能比於昨日者，斷難擬之一律。臣前次開報請銷各款，不獨戶部行查各節，與上屆銀數間有不同，即部臣所謂上屆不甚懸殊之款，亦皆非上屆報銷之數，適相吻合。其實按年支發銀數，多寡本有異同，亦非按年均勻攤算，止有此數，臣前次奏請核實開報，不必牽合部章者，正為此也。…… 於是此次報銷，復得核准，注583然戶部仍謂此後接續報銷，務須核實辦理，以重餉項。故第四期報銷，宗棠仍以「……臣軍收支款項，未能拘定成案，按年劃清報銷者，用兵於荒遠阻絕之地，轉運設於水陸萬數千里之外，款目均牽前搭後，界畫難以限年截清；新疆闢地日廣，捍衛藉資器械，辦事需員；克復城池，隨時安插戶口，時事不同，勢難畫一。……」等緣由，奏奉特准開單辦理。於是十四年之西征經費，始得清結。注584蓋戶部為執行則例，常堅持造冊報銷，且造冊報銷，照例有一筆銷費收入，故實不願各軍營開單報銷。部中所持為手續，而統兵大員須顧及事實，形成對立，乃事實所必至。然欲依數十年前之則例，核數十年後之軍費，欲憑一成不變之計算方式，核各地錯綜紛紜之物價工價，欲在方寸之門戶以內，核千萬里外之實支，其必扞格不通，亦不問可知。 四期報銷所列開支項目，都十二款，茲各系以四期之總數如次。惟原案計算單位至「微」為止，因太瑣屑，以「兩」為單位。 (一)支發楚軍馬步各營，並各起護軍土勇，暨寧夏將軍穆圖善，固原提督雷正綰所部各軍兵勇口糧，銀五千四百三十六萬九千七百八十四兩。再加撥交關內外各軍四百二十一萬八千三百零六兩(如寧夏將軍、西寧辦事大臣、伊犁將軍、烏魯木齊都統、哈密參贊大臣、嵩武軍、甘肅綠營等，即歸各該軍自行報銷)，老湘軍四百三十二萬一千七百零八兩(同治七年〔1868〕十月，至光緒元年〔1875〕八月，由宗棠另案報銷)，共計六千二百九十萬九千七百九十八兩。案當日宗棠用兵西北，尚有若干部隊，雖並歸指揮，而各有專餉，別自收撥，不在報銷案內。故上列之數，不能即謂為用兵西北之全部餉銀也。再彼時軍費異常支絀，各軍輒欠餉累累。如李鴻章之淮軍，浸至規定全年餉額，僅按九個月核發。宗棠所部在西北，亦每僅發米與鹽菜，勉維一飽，至年終始湊發滿餉一個月或二個月。故截至光緒六年(1880)十二月，計尚欠餉銀三百三十三萬四千四百八十四兩。而其間因裁撤歸併，遂將欠餉註銷之數，亦共有銀二百三十九萬九千二百七十五兩。 (二)支發由上海及湖北、陝西等處起解，並由行營撥解各軍餉銀、糧米、軍裝、軍火等項，需用船隻、車駝、夫騾腳價，並匯解餉銀支給匯費等項，銀一千六百五十萬七千三百九十四兩。案此款與以下第六款、第十款，均屬軍運範圍，共計一千八百十六萬五千二百四十一兩，占總支出五分之一。西北用兵籌運之困難，於此得一證明。 (三)支發採買，製造軍裝、軍火、旗幟、號衣、帳棚，並洋槍洋炮、子藥、銅帽等項工價，銀五百十二萬一千三百十一兩。 (四)支發採買糧米、面麩、柴草價值等銀，除轉發各營扣回價銀外，實共津貼糧價銀五百五十八萬四千五百五十五兩。案西北糧價，高出勇夫餉額，故每領米百斤，限扣三兩，余由官貼補。至出關各部隊，則更不扣價，全部由官供應。西北用兵籌糧之難，於此得一證明。 (五)支發隨營辦事文武及各台局當差員弁薪水，書役、工匠、護勇、長夫口糧，紙張、油紅等項，銀二百零九萬五千三百六十五兩。 (六)支發採買戰馬、駱駝、馱騾，制辦騾車、鞍屜、什物、餵養等項，銀一百三十四萬一千三百二十一兩。 (七)支發借用華洋商銀兩，議給利息，銀四百二十八萬一千八百四十四兩。減去第四期扣回八萬九千七百零一兩，實為四百十九萬二千一百四十三兩。案各省關協餉，常不能如期如數報解，不得不向華洋商借款濟急，由是在原已萬分竭蹶之軍費中，又須負擔一筆利息。西北用兵籌餉之難，亦於此得一證明。先後共借洋商一千五百九十五萬兩(詳見五十四節)，華商一千零六十五萬三千七百三十兩，除陸續償還外，截至光緒六年(1880)十二月，尚共欠六百萬五千兩。 (八)支發招募各營弁勇經費，及沿途行走小口糧，銀二十九萬八千三百四十七兩。案此款僅第一期有之。 (九)支發各營陣亡，受傷弁勇恤賞、養傷等項，銀四十八萬二千五百三十七兩。案此款亦常有積欠，截至光緒六年(1880)十二月，尚欠銀二十五萬八千八百九十四兩。 (十)支發押運軍火員弁水陸川資，及採辦各項委員盤費等項，銀三十一萬六千五百二十六兩。案此款亦僅第一期有之。 (十一)支發各處屯墾經費，採辦耕牛、籽種價值，並漢回安插賑濟等項，銀九十八萬零二百三十二兩。再加撥交陝西北山賑款一百六十六萬三千二百五十六兩(歸陝西省自行報銷)，共計二百六十四萬三千四百八十八兩。案此款與以下第十二款中之各州縣津貼辦公，本不在軍事範圍，惟當日宗棠尚有陝甘總督名義，不能不過問，而陝甘政費，又本支絀，亦不能不在軍費內動支也。 (十二)支發各州縣津貼辦公，及添設腰站、軍台，購買驛馬等項，銀一百十三萬八千八百三十三兩。 以上十二款，合計銀一億零二百六十三萬一千六百二十一兩。注585 至欲考知宗棠西征經費之來源，則須先明了西北本為貧乏地方，戰時財政，尤為支絀。甘肅、新疆餉事，向恃外省協濟，每年四百數十萬兩。自太平軍興，各省自顧不暇，或常欠解，或竟停解，實收僅及半數。甘省田賦，原僅年征四十餘萬兩，亂後更減至二十七萬兩上下。故楊岳斌到陝甘總督任時，調查甘肅布政使庫存，只有一千兩。陝西餉事，向恃本省錢糧，自較甘肅為佳，然亂後亦銳減，而軍費則激增，雖辦厘金，每年僅十萬兩內外。故劉典署陝西巡撫時，報告有著落之餉項，不過一百六十萬兩。宗棠所部之餉，在福州省城出發時，固已商定由福建、浙江、廣東三省協撥，然入關以後，鄭重審計陝甘兩省整個軍費收支，陝西每年約缺一百四五六十萬兩，甘肅約缺二三百萬兩，不得不請由清廷籌撥，並力主「以東南之財富，贍西北之甲兵」。清廷重為指定各省及各海關經常協濟，而臨時由戶部撥補。宗棠亦自就捐輸與厘金二者，盡力籌劃。至出兵新疆時，雖征途益遠，用費益巨，仍指原有各省關協款為軍費，宗棠乃不得不同時以裁兵為節餉之道。蓋用兵西北，籌餉之難，亦於此可得一證明。注586茲將上述四期報銷案中之收款，概括為七項，分別於次： (一)戶部撥　銀四百五十二萬零六百三十兩。 (二)各省撥　銀六千八百九十六萬四千一百三十一兩，再加江蘇撥老湘軍餉四百三十二萬一千七百零八兩，共計七千三百二十八萬五千八百三十九兩。案此款包括一般之甘肅、新疆協餉，及指定專協某軍之餉(如陝西專撥雷正綰軍餉等)。當日協撥之省，有山東、四川、福建、浙江、廣東、湖北、湖南、江蘇、安徽、江西、山西、河南十二省，有定額可稽者，浙江原協楚軍每年二百四十六萬兩，福建、廣東各四十八萬兩，清廷指定西征協餉，浙江每年六十萬兩，湖北、江西、福建各四十八萬兩，江蘇、廣東各三十六萬兩，安徽二十四萬兩。 (三)各海關撥　銀四百零五萬八千六百五十三兩。案當日撥款之海關，有江海關、江漢關、浙海關、閩海關、粵海關等五處，有定額可稽者，江海關每年五十萬兩，閩海關二十萬兩，江漢關十五萬兩，粵海關十萬兩，浙海關五萬兩。 (四)捐輸　銀八百八十一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兩。案此款包括甘肅自辦米捐，各省分撥米捐(詳見五十一節)。 (五)田賦　銀十八萬六千五百十七兩。案此款為甘肅一省之數，及新疆收復後所征之數。 (六)厘金　銀一百六十七萬七千八百三十四兩。案此款亦為甘肅一省之數，及新疆收復後所征之數。(詳見五十節) (七)雜收　銀二百七十萬五千零一百四十七兩。 以上七款，共收銀九千零九十七萬五千四百四十八兩。注587自以各省關協款為大宗，然常有積欠。且自報解到解到，每須兩三月。當青黃不接之時，悉以華洋商借款彌補。有時遇采糧款項不給，則以三聯銀票，由甘肅布政使蓋印行用，期以兩個月發給現銀。注588 言及軍費支銷，則宗棠用兵所感窘乏，自可想見，西征時固如此，東征時亦何莫不然。(參閱二十節)所可異者，此輩士兵既收入如是微薄，何以猶願以生命供犧牲？欲解釋此疑問，則如統帥之能共甘苦，能以恩義相維，並能以紀律相繩，為主要之答案。而於防守之部隊，課以農事，俾有作物收成，或供自用，或以出售，亦不無補濟。然每收復一地方，能多得意外之收益，當仍不失為一大原因。金積堡攻陷時，宗棠致書陳湜曰： ……據供馬氏兄弟父子資財，實近兩百萬之多，未知實否。各營掘藏頗多，自不待言，馬逆眷屬住處，未經搜索，想必不少。十四五以後，必鮮有存者，聞卓勝所獲尤豐，信否？…… 其時官報搜得敵資，則僅有十九萬餘兩，宗棠猶以賞給在事各營，每營二千兩，七十一營共十四萬二千兩。是私獲而外，猶有官賞，此所以甘於執殳前驅乎！又如圍攻肅州城時，各軍預計爭發洋財，宗棠亦陰許之，以為「攻破城池，殲滅首要各逆，何愁洋財不能到手」。城既克，終以分贓不均，幾啟釁端。即此二役如是，推之他役，當無不如是。故浙江各城之克，報得敵銀米數十萬兩，以充善舉；新疆之役，報得敵資七萬餘兩，以辦地方善後。恐尚為歸公之極少數，將士所獲，必有十百倍於此者。王闓運作《湘軍志》，描寫彼時之將士，爭求從軍，每破寇，所鹵獲金幣珍貨，不可勝計，故其結論曰：「能戰之軍，未有待餉者也。」注589事實昭然，自不必曲為諱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