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基本功 · 第五章 寫作風格
所謂風格，包括的方面是很廣的。文章可以寫得簡潔，也可以寫得詳盡；可以寫得明晰，也可以寫得含蓄；可以寫得平實，也可以寫得華麗；可以寫得剛健有力，也可以寫得委婉細膩；諸如此類，都是所謂風格問題。
文章的風格，是根據文章內容的要求而來的。論文和小說，當然要求不同的寫法；小說和新聞通訊，在繁簡、詳略等方面也會有不同的要求。同是論文，所論的問題，性質上又有不同，寫作的目的、對象也互有差異。於是這篇論文跟那篇論文也就會有不同的風格。
然而，文章的風格跟作者個人的修養也大有關係。喜歡看小說的人，不難發現高爾基有高爾基的特殊風格，托爾斯泰有托爾斯泰的特殊風格，法捷耶夫有法捷耶夫的特殊風格。隨便拿給我們一篇丁玲的文章，一篇趙樹理的文章，一篇老舍的文章，縱然沒有題目，沒有作者的名字，我們也不難從文章的風格上辨別出哪篇是誰寫的。
學習寫作的人，首先自然是要求把文章寫通順，寫明白；進一步再要求把文章寫得生動有力；然後，還得根據文章的性質和內容，拿穩一種適當的寫法；逐漸，在不斷地閱讀和寫作的實際練習中，也應該要求自己培養出一定的風格，使自己的文章具備一定的個性。
如何培養風格是個大問題，如果用最簡單的一句話來說，那就是必須在寫作的實踐中去陶冶鍛煉，不是靠一套理論就辦得到的。因此，這裡不想談那些抽象的道理，只預備用些例子，簡略地說明一下風格方面的幾個比較重要的問題，供讀者學習時參考。
一 「簡潔」和「細緻」
一般說來，文章應該儘可能地寫得簡潔。所謂簡潔，「簡」固然是要緊的，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潔」字。「潔」是「乾淨」，把文章寫得乾淨，就是不讓文章里有一句多餘的話，不讓句子裡有一個無用的字。一句話就能說得清楚的意思，不把它扯成兩句；一個字就夠了，不去用成兩個字。這樣寫出來的文章，一定是簡單短小，而蘊含豐富，讓人讀起來不費時間，能夠很快地抓住要領，而且往往具有啟發力量，一字一句都會使人細心體味。魯迅有一篇文章談「文藝的大眾化」。這麼大的一個問題，他只用了六百來字，而有關的一些重要問題，大體都說到了。像這樣的文章，就可以作為「簡潔」的範例。
文藝本應該並非只有少數的優秀者才能夠鑑賞，而是只有少數的先天的低能者所不能鑑賞的東西。倘若說，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麼，推論起來，誰也不懂的東西，就是世界上的絕作了。
但讀者也應該有相當的程度。首先是識字，其次是有普通的大體的知識，而思想和情感，也須大抵達到相當的水平線。否則，和文藝即不能發生關係。若文藝設法俯就，就很容易流為迎合大眾，媚悅大眾。迎合和媚悅，是不會於大眾有益的。——什麼謂之「有益」，非在本問題範圍之內，這裡且不論。
所以在現下的教育不平等的社會裡，仍當有種種難易不同的文藝，以應各種程度的讀者之需。不過應該多有為大眾設想的作家，竭力來作淺顯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愛看，以擠掉一些陳腐的勞什子。但那文字的程度，恐怕也只能到唱本那樣。
因為現在是使大眾能鑑賞文藝的時代的準備，所以我想，只能如此。
倘若此刻就要全部大眾化，只是空談。大多數人不識字；目下通行的白話文，也非大家能懂的文章；言語又不統一，若用方言，許多字是寫不出的，即使用別字代出，也只為一處地方人所懂，閱讀的範圍反而收小了。
總之，多作或一程度的大眾化的文藝，也固然是現今的急務。若是大規模的設施，就必須政治之力的幫助，一條腿是走不成路的，許多動聽的話，不過文人的聊以自慰罷了。
文藝為什麼應該大眾化，大眾化需要些什麼條件，目前（魯迅寫文章的時候）應該怎麼作，所有這些問題，在短短的600字的文章里都觸及了。尤其最後一段指出真正廣泛的大眾化需要政治力量的幫助，「一條腿是走不成路的」，而當時的反動政治既不可能在這上面有所幫助，所以「許多動聽的話，不過文人的聊以自慰罷了」，這更是蘊含很深、耐人深思的。簡潔，往往可以收到這樣的效果。
不但說明道理可以寫得簡潔，就是敘述事實，描寫人物或環境，也可以寫得簡潔。
老舍的《駱駝祥子》是敘述舊社會裡一個洋車夫的遭遇的，在敘述這些遭遇之前，對於他的出身、他怎麼開始拉洋車的，應該交代一下。然而這只是交代，不是正文，所以老舍用了極節省的筆墨來作這個交代：
生長在鄉間，失去了父母與幾畝薄田，18歲的時候便跑到城裡來。帶著鄉間小伙子的足壯與誠實，凡是以賣力氣就能吃飯的事他幾乎全做過了。可是，不久他就看出來，拉車是件更容易掙錢的事；做別的苦工，收入是有限的；拉車多著一些變化與機會，不知道在什麼時候與地點就會遇到一些多於所希望的報酬。
我們看，敘述祥子的出身，只用了一句話，總共27個字；敘述他來到城裡還沒拉車的時候的情形，也是用了一句話，總共32個字；敘述他拉洋車的動機，還只是一句話，不過略微長一點，67個字。
楊朔的《金星獎章》里寫人民志願軍金星英雄胡修道的家庭出身，只用了這樣三句話：
胡修道出生在四川金堂縣。父親是個莊稼人，勞累一輩子，只有鞋底大一小塊地，在大山坡上，上糞時糞桶都放不穩。土也淺，才幾寸深，下面是石頭，什麼都長不好。
魯迅的《藥》，開頭描寫環境，也是極其簡潔的，話少，可是足夠完成描寫環境、創造氣氛的任務：
秋天的後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陽還沒有出，只剩下一片烏藍的天；除了夜遊的東西，什麼都睡著。
初學寫作的人，往往不知道怎樣去選擇材料、剪裁材料，因而把不必多說的地方拉拉扯扯地寫了很多，在遣詞造句方面也往往不會精簡筆墨，弄得句子老長，拖沓累贅，毫無力量。這種毛病是初學寫作的人最容易犯的，一般叫作「冗贅」。冗贅是文章的大病，因為足以浪費讀者的時間精神，收不到文章預期的效果。所以學習寫作的人，一開始就應該在簡潔這兩個字上多下功夫。
需要當心的是，所謂簡潔是不說多餘的話，不用可有可無的字，並不是硬把非有不可的字、句刪去。當說的話不說，或是不說清楚，當用的字不用，或是不用夠分量，那就不成其為簡潔，反而成為「晦澀」了。初學寫作的人，同樣容易犯這種毛病。他不為讀者著想，不把應該詳細說明的地方說得充分，甚至於把讀者當成了自己，自己既已明白，讀者應該也能明白，何必多說呢。這樣一來，許多地方就得要讀者去猜謎語。猜得出還好，猜不出或是猜錯了，就會造成錯誤。
我們必須認識：簡潔的對面是冗贅。所謂冗贅，是說了不必說的話，用了不必用的字。必須說、必須多說的地方，我們還是要詳詳細細地說，縱然多用些話，那是細緻，不是冗贅，而細緻跟簡潔之間是絲毫沒有衝突的。
魯迅是不主張多用筆墨來描寫景物的，他認為文章應該乾乾淨淨，直截了當，像過年時貼的年畫似的，不多用背景來襯托。可是在必要的地方，他照樣也寫景物，而且寫得很細緻。《風波》里就有這麼一段：
臨河的土場上，太陽漸漸地收了他通黃的光線了。場邊靠河的烏桕樹葉，乾巴巴的才喘過氣來，幾個花腳蚊子在下面哼著飛舞。面河的農家的煙突里，逐漸減少了炊煙，女人孩子們都在自己門口的土場上潑些水，放下小桌子和矮凳；人知道，這已經是晚飯時候了。
我們看，連花腳蚊子的飛舞，連女人孩子們在門前土場上潑點水這些小事都寫進去了，不能不算是寫得細緻。這樣的描寫是必要的，因為在這篇故事裡，需要這麼一幅畫面來把當時的環境表現出來。像這樣的寫法，不但無傷於簡潔，而且也正是簡潔的另一種表現——這裡需要一幅畫面，現在用了這麼短短的百把個字就把這畫面畫出來了，並且畫得這麼生動靈活，在筆墨的運用上，能說不是簡潔的嗎？
趙樹理的文章也很注意簡潔，也是不大多用筆墨去描寫景物的。然而在《李家莊的變遷》里，我們發現了這樣的一段：
她一路走著，看見跟山裡的情形不同了——一塊一塊平展展的好地，沒有種的莊稼，青蒿長得一人多高；大路上也碰不上一個人走，滿長的是草；遠處只有幾個女人小孩提著籃子拔野菜。到了村里，街上也長滿了草，各家的房子塌的塌，累的累，門窗差不多都沒有了。回到自己住過的家，說春喜餵過騾子也是以前的事，這時槽後的糞也成乾的了；地上已經有人刨過幾遍。殘灰爛草磚頭石塊滿地都是。走到娘家，院裡也長滿了青蒿亂草，只有人在草上走得灰灰的一股小道，娘在院裡燒著火煮了一鍋槐樹葉，一見二妞，一句話也沒說出來就哭起來。哭了一會，母女們回到家裡見了修福老漢，彼此都哭訴了一回一年多的苦處，天就黑了。家裡再沒有別的，關起門來吃了一頓槐葉。
這裡，連槽後騾子的糞干在地上都觀察到，而且都寫進去了，當然得算細緻的。一段文章里再三提到「青蒿」「草」「爛草」「青蒿亂草」等等，也並不覺得重複。原因是在這個地方需要這麼一段描寫，必須寫得細緻，才足以表現出變化的大，如果在這種地方寫得太簡略了，文章的真實性就會顯得不夠，因而效果也就要大打折扣。我們所要學習的是，如何在必須寫得細緻的地方往細緻處去寫，而細緻之中仍能注意到簡潔，不使文章因細緻而流於冗贅。
周立波的《暴風驟雨》里有一段，描寫農民們聽見惡霸地主韓老六在迫害農民時的憤怒情形，是這樣寫的：
整個屯子，都轟動了。啼明雞叫著。東南天上露出了一片火燒似的紅雲。大夥從草屋裡，從公路上，從園子裡，從柴火堆後面，從麥碼子旁邊，從四面八方，向韓家大院奔來。他們有的拿著鎬頭，有的提著斧子，有的掄起掏火棒，有的空著手出來，在人家的柴火堆子上，臨時抽出榆木棒子，椴樹條子，提在手裡。光背的男子，光腚的小嘎，光腳丫子的老娘們，穿著露肉的大布衫子的老太太，從各個角落，各條道上，呼拉呼拉地涌到公路上，匯成一條洶湧的人群的巨流，太陽從背後照去，照映著一些灰黑色的破氈帽和剃得溜光的頭頂，好像是大河裡的洶湧的波浪似的向前邊涌過去。
這段文章里把人從哪裡來的，做些什麼不同的動作，拿些什麼不同的武器，一樣一樣的都寫了出來，很夠細緻。可是讀起來只覺得氣勢壯盛，語氣貫通，絲毫不覺得煩瑣，更不覺得累贅。這也就說明，需要細緻的地方儘管往細緻處寫，只要所寫的是必要的，寫得是乾淨利落的，在風格上仍舊可以保持簡潔。細緻跟冗贅是完全不相干的兩回事。
另外一些作家，是特別善於運用細緻的描寫的。比如茅盾和丁玲等等，作品裡時常有仔細描寫環境或刻畫人物的地方。隨便舉個例子看看。
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在開頭不遠的地方就用了相當多的篇幅，來描寫一個本身有嚴重的缺點，後來就由於他的缺點使工作受到影響的主持土改工作的幹部——文采同志：
文采同志正如他的名字一樣，生得頗有風度，有某些地方很像個學者的樣子，這是說可以使人覺得出是一個有學問的人，是賦有一種近於紳士階級的風味。但文采同志似乎又在竭力擺脫這種酸臭架子，想讓這風度更接近革命化，像一個有修養的，實際是負責，拿庸俗的說法就是地位高些的共產黨員的樣子。據他向人說他是一個大學畢業生，或者更高一些，一個大學教授，是什麼大學呢，那就不大清楚了，大約只有組織上才了解。當他做教育工作的時候，他表示他過去是一個學教育的；有一陣子他常同一些作家來往，他愛談文藝的各部門，好像都很精通；現在他是一個正正經經的學政治經濟的，他曾經在一個大雜誌上發表過一篇這類的論文。
他又博覽群書，也喜歡同人談論這些書籍。有一次他同別人大談茅盾的《子夜》和《清明前後》，以及中國民族工業的困苦的環境及其前途。人家就請教他，為什麼茅盾在這兩篇作品裡同樣安置一個那麼精明、潑辣的女性，她極端憎恨她的周圍，卻又不得不像個妓女似的與那些人周旋。他就亂說了一通，還說那正是作者的戀愛觀，又說那是最近代的美學思想。聽的人都生氣了，說他侮辱了茅盾先生。他以為別人要揍他了，才坦然地承認這兩本書都沒看，只看了《子夜》的批評文章，《清明前後》的序和一些演出的新聞。
另外一次，他在一個縣委家裡吃飯，想找幾句話同主人談談，他便說：「你的胖胖的臉很像你父親。」那個主人很奇怪，問：「你見過他老人家麼？」他指著牆頭掛的一張木刻像說：「這不是你父親麼？你看你的兩個眼睛多像他。」不防備把一屋子人都惹笑了，坐在他對方的人，忍不住把滿嘴的飯菜噴了一桌子。「天呀！那是劉玉厚嘛，你還不認識，同志，虧你還在延安住過。」「劉玉厚的像我看得多了，這個不是的，這真不是你父親嗎？」他還裝出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後來才又自己解嘲說，這張像不知道是誰刻的，一點也不像，只有古元刻的最好，古元到他家裡住過很久的。人家便又指著那木刻下邊的署名，他一看卻是古元兩個字。這一來他沒有說的了，便告訴別人，古元這個名字在外國如何出風頭，……
像這些細緻的描寫，都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我們必須認清：哪類文章應該寫得簡潔，哪類文章應該寫得細緻，文章的哪些地方應該往詳盡處寫，哪些地方應該往簡略處寫；往簡略處寫的，如何寫得簡略而不至於晦澀；往詳盡細緻處寫的，如何寫得詳盡細緻而不至於重複煩瑣。做到簡潔，有兩個要點：第一是材料的選擇和剪裁，就是說，根據文章的性質和內容，哪些材料應該放進去，哪些材料不必放進去；應該放進去的材料還要加以配合，哪些要儘量地多往裡放，哪些只要少放一點。第二是注意遣詞造句，就是說，怎樣用最少的必要的字句，把要說的話說清楚。要做到細緻，也有兩個要點：第一，寫得細緻要靠觀察和分析的細緻；第二，所謂細緻是把當寫的地方毫不遺漏地仔細地寫出來，並不是沒話找話說，硬往長處拉。從這些地方著眼，可以說簡潔和細緻不但不是矛盾的，而且是可以並存於一個作家的作品裡，並存於一篇文章里，互相輔助，互相作用的兩種好的風格。
二 「明快」和「含蓄」
說話可以是爽爽朗朗的，斬釘截鐵的，有一句說一句，絲毫不保留，把要說的話明明白白地一股腦兒說出來，讓人家一聽就懂，而且懂得很透徹，不必去推想意會。說話也可以含蓄一點，要說的意思不是不說，只是不說得那麼露骨，或是不說得那麼直接，因此人家聽起來得揣摩揣摩才能懂得徹底，而且仿佛越揣摩意思越多，一句話抵得了好幾句的內容。兩種說法各有好處：前一種叫人覺得明朗、痛快、帶勁，後一種叫人覺得深沉、穩重、有味兒。說話如此，文章也是一樣。這就是所謂「明快」和「含蓄」兩種不同的風格。
一般說來，寫文章應該儘可能地做到明快。明快的文章，人家了解起來省力，很容易抓住要領。特別在今天，廣大的人民群眾正迫切地需要文化，努力地學習科學、技術，文章寫得明快，就能使更多的人容易領會，容易接受，文章也就能夠為更多的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
不過，所謂含蓄，並不同於「隱晦」。有含蓄的文章並不一定難懂；正相反，有時它會給讀者更多的啟示，使讀者充分發揮他的推理和聯想的能力，從文章里得到更多的益處。而且，有些文章，或者有些文章里的某些部分在內容上需要表現得含蓄一點；這時，不適當地追求明快，反而減低了文章的效果。
所以，我們固然希望儘可能地把文章寫得明快，可是也不能就此認為含蓄不如明快好。風格是寫作技巧的總和，而技巧是決定於文章的內容的。
大體上說，發表主張、表示意見的文章宜於明快。我們的主張和意見，不表示則已，既要表示，最好表示得明明白白，否則很容易流於模稜兩可。
（1）科學的態度是「實事求是」，「自以為是」和「好為人師」那樣狂妄的態度是決不能解決問題的。我們民族的災難深重極了，唯有科學的態度和負責的精神，能夠引導我們民族到解放之路。真理只有一個，而究竟誰發現了真理，不依靠主觀的誇張，而依靠客觀的實踐。只有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在這段文章里，我們的主張——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尺度，明明白白地說了出來，沒有什麼含蓄的地方，沒有什麼要人猜想推測的地方。
此外，像一般的科學性的文章以及日常應用的公文等，大都也要求比較明快的說法。
所謂含蓄，有種種不同的情形。最普通的是在敘述的事實和現象裡面包含著某種道理，但作者只是敘述了事實和現象，沒把其中的道理明白說出來。比如趙樹理的《李有才板話》中的兩段：
（2）閻家山這地方有點古怪：村西頭是磚樓房，中間是平房，東頭的老槐樹下是一排二三十孔土窯。地勢看來也還平，可是從房頂上看起來，從西到東卻是一道斜坡。西頭住的都是姓閻的；中間也有姓閻的也有雜姓，不過都是些在地戶；只有東頭特別，外來的開荒的占一半，日子過倒霉了的本村的雜姓，也差不多占一半，姓閻的只有3家，也是破了產賣了房子才搬來的。
李有才常說「老槐樹底的人只有兩輩——一個『老』字輩，一個『小』字輩」。這話也只是取笑：他說的「老」字輩，就是說外來的開荒的，因為這些人的名字除了閭長派差派款在條子上開一下以外，別的人很少留意，人叫起來只是把他們的姓上邊加個「老」字，像「老陳、老秦、老常……」等。他說的「小」字輩，就是其餘的本地人，因為這地方人起乳名，常把前邊加個「小」字，像「小順、小保……」等。可是西頭那些大戶人家，都用的是官名，有乳名別人也不敢叫——比方老村長閻恆元乳名叫「小囤」，別人對上人家不只不敢叫「小囤」，就是該說「谷囤」也只得說成「穀倉」，誰還好意思說出「囤」字來？一到了老槐樹底，風俗大變，活80歲也只能叫「小什麼，小什麼」，你就起上個官名也使不出去——比方陳小元前幾年請柿子窪老先生給起了個官名叫「陳萬昌」，回來雖然請閻長在閭賬上改過了，可是老村長看賬時候想不起這「陳萬昌」是誰，問了一下閭長，仍然提起筆來給他改成陳小元。因為有這種關係，老槐樹底的本地人，終於還都是「小」字輩。……
開頭說：「閻家山這地方有點古怪」，講到李有才說「老槐樹底的人只有兩輩——一個『老』字輩，一個『小』字輩」，又加了一句：「這話也只是『取笑』」。「古怪」和「取笑」把這兩段文章沖得很淡，好像是說著好玩的，可是稍微一揣摩，就可以發現文章里確是含蓄著一番道理。很顯然，閻家山這地方貧富是多麼懸殊：從西到東，正是從磚樓房到土窯的一道斜坡。同時，這地方的封建勢力是多麼大：有錢有勢的人，別人稱呼起來都要「避諱」，無錢無勢的人，有個正式的名字也不許用，非要叫他「小什麼」不可。
諷刺也是常常用含蓄的說法的。魯迅在《我怎麼做起小說來》里有這麼一句：
（3）可省的處所，我決不硬添，做不出的時候，我也決不硬做，但這是因為我那時別有收入，不靠賣文為活的緣故，不能作為通例的。
這句話隱隱的是說，當時有些「靠賣文為活」的人，作起文章來總是硬往長處拉，作不出的時候硬作，不必說的話硬扯，而且這種作者非常多，所以反倒成了「通例」。這些話魯迅並沒明說，而是含蓄在那句話裡頭的。
此外，憤怒怨恨的情緒，希望和信念之類，有時也用含蓄的說法來表達，這裡不再舉例。
從前面這些例子裡我們也可以認識到，明快和含蓄，並不是互相對立的，而是可以相輔相成的兩種風格。第一，一篇文章里，甚至一段文章里，可以同時有說得明快的部分，也有說得含蓄的部分。比如第（3）例，前半句魯迅說他自己的寫作態度是「可省的處所，我決不硬添，做不出的時候，我也決不硬做」，這是非常明快的，而下半句順便諷刺一下當時那些「靠賣文為活」的人，就改用了含蓄的說法。第二，一篇文章，可以在一方面是明快的，而在另一方面同時也是含蓄的。比如第（3）例，就敘事的方法說，寫得很明快，就所敘事實里表現的意義說，卻寫得很含蓄。這樣更可以說明，明快和含蓄並不是互相對立或互相矛盾的。我們所要注意的是這兩種風格應該怎樣使用，怎樣配合，也就是說，哪種文章或哪種文章的哪些地方宜於明快，哪種文章或哪種文章的哪些地方宜於含蓄。
和明快相應的缺點是膚淺。明快是好的，但是不能為了追求明快把文章寫得輕飄飄的，只顧讓人讀起來容易懂，可是讀懂了並不能得到什麼啟發。和含蓄相應的缺點是隱晦，簡單說，就是意思表達得太不明顯，讓人不懂，或是很難懂。膚淺和隱晦，都是應該避免的。
三 「平實」和「藻麗」
說話可以說得活潑巧妙，多用些形容詞之類的修飾語，或是多用些比喻之類的辭藻。這樣的話顯得生動細緻。說話也可以不多用那些修飾的手段，只是一老一實地敘述事實，鋪陳景物，解析事理。這樣的話顯得厚重大方。兩種風格各有各的優點，各適於一定的場合。文章也是這樣。前一種風格可以叫作「藻麗」，後一種風格可以叫作「平實」。
我們不能武斷地說平實比藻麗好，或是藻麗比平實好，只能說某種文章或是文章的某些部分比較得宜於平實，某種文章或是文章的某些部分比較得宜於藻麗。同時，平實和藻麗也並不是互不相容的彼此對立的，而是可以結合，可以互相發揮的兩種格調。拿唱戲來比方，擅長用花腔的並不老是耍花腔，不愛用花腔的也並不老是不要花腔，要看唱的是什麼戲，戲裡是什麼情節。
先看一節寫得平實的文章。
（1）有個區幹部叫李成，全家一共3口人——一個娘，一個老婆，一個他自己。他到區上做工作去，家裡只剩下婆媳兩個，可是就只兩個人，也有些合不來。
在鄉下，到了陰曆正月初二，照例是女人走娘家的時候，在本年（1949年）這一天早飯時，李成娘又和媳婦吵起來。
李成娘叫著媳婦的名字說：「金桂！準備準備走吧！早點去早點回來！」她這麼說了，覺著一定能叫媳婦以為自己很開明，會替媳婦打算。其實她這次的開明，還是為她自己打算：她有個女兒叫小娥，嫁到離村五里的王家寨，因為女婿也是區幹部，成天不在家，一冬天也沒顧上到娘家來。她想小娥在這一天一定要來，來了母女們還能不談談心病話？她的心病話，除了評論媳婦的短處好像再沒有什麼別的，因此便想把媳婦早早催走，免得一會兒小娥回來了說話不方便。
金桂是個女勞動英堆，一冬天趕集賣煤，成天打娘家門口過來過去，幾時想進去看看就進去看看，根本不把走娘家當成件稀罕事。這天要是村里沒有事，她自然也可以去娘家走走，偏是年頭臘月二十九，區上有通知，要在正月初二這一天派人來村里開幹部會，布置結束土改工作，她是個婦聯會主席，就不能走開。她聽見婆婆說叫她走走娘家，本來可以回答一句「我還要參加開會」，可是她也不想這樣回答，因為她知道婆婆對她當幹部這個事早就有一大堆不滿意，這樣一答話，保不定就會吵起來，因此就另找了個理由回答說：「我暫且不去吧！來了客人不招待？」
婆婆說：「有什麼客人？也不過是小娥吧。她來了還不會自己做頓飯吃？」
金桂說：「姊姊來了也是客人呀，況且還有姊夫啦！」
婆婆不說什麼了，金桂就要切白菜，準備待客用。她切了一棵大白菜，又往水桶里舀了兩大瓢水，提到案板跟前，把案板上的菜搓到桶里去洗。
李成娘一看見金桂這些舉動就覺著不順眼：第一，她覺著不像個女人家的舉動。她自己兩隻手提起個空水桶來，走一步路還得叉開腿，金桂提滿桶水的時候也才只用一隻手，她一輩子常是用碗往鍋里舀水，金桂用的大瓢一瓢就可以添滿她的小鍋：這怎麼像個女人？第二，她洗一棵白菜，只用一碗水，金桂差不多就用半桶，她覺著這也太浪費。既然不順眼了，不說兩句她覺得不痛快，可是該說什麼呢？說個「不像女人吧」，她知道金桂一定不吃她的，因此也只好以「反對浪費」為理由，來挑一下金桂的毛病：「洗一棵白菜就用半桶水？我做一頓飯也用不了那麼多！」
「兩瓢水吧，什麼值錢東西？到河裡多擔一擔就都有了！」金桂也提出自己的理由。
「你有理！你有理！我說的都是錯的！」李成娘說了這兩句話，氣色有點不好。
金桂見婆婆鼓嘟了嘴，知道自己再說句話，兩個人就會吵起來，因此也就不再還口，沉住氣洗自己的菜。
李成娘對金桂的意見差不多見面就有：嫌她洗菜用的水多，炸豆腐用的油多，通火有些手重，潑水潑得太響……不說好像不夠個婆婆派頭，說得她太多了還好頂一兩句，反正總覺著不能算個好媳婦。金桂倒很大方，不論婆婆說什麼，自己只是按原來的計劃做自己的事，雖然有時候頂一兩句嘴，也不很認真，她把待客用的菜蔬都準備好，洗了占不著的家具，潑了水，掃了地上的菜根蔥皮，算是忙了一個段落。
（趙樹理：《傳家寶》）
這一節文章一共有1400來字，敘述了一個家庭的基本情況，描寫了兩個人（李成的娘和金桂）的性格，可是我們可以數一數看，全文一共用了幾個形容詞作成的修飾語？至於比喻之類，簡直一個都沒有。然而我們讀下來並不覺得枯燥，而且所得的印象非常鮮明深刻，因為文章里敘述和描寫的都是具體的事實、動作和談話，這樣就具備了所謂平實的這種良好風格。
再看另一個例子。
（2）阿Q不獨是姓名籍貫有些渺茫，連他先前的「行狀」也渺茫。因為未莊的人們之於阿Q，只要他幫忙，只拿他玩笑，從來沒有留心他的「行狀」的。而阿Q自己也不說，獨有和別人口角的時候間或瞪著眼睛道：
「我們先前——比你闊的多啦！你算是什麼東西！」
阿Q沒有家，住在未莊的土谷祠里，也沒有固定的職業，只給人家做短工，割麥便割麥，舂米便舂米，撐船便撐船。工作略長久時，他也或住在臨時主人的家裡，但一完就走了。所以，人們忙碌的時候，也還記起阿Q來，然而記起的是做工，並不是「行狀」；一閒空，連阿Q都早忘卻，更不必說「行狀」了。只有一回，有一個老頭子頌揚說：「阿Q真能做！」這時阿Q赤著膊，懶洋洋的瘦伶仃的正在他面前，別人也摸不著這話是真心還是譏笑，然而阿Q很喜歡。
（魯迅：《阿Q正傳》）
這一段300來字的文章很生動地介紹了阿Q的身份性格，可是也不過只用了三五個形容詞修辭語，比喻之類的辭藻一個也沒有，除了「行狀」那個詞多少帶點幽默諷刺的味道。和前面舉的那個例子一樣，這段文章讀起來也覺得很有趣味，讀後所得的印象也很清晰。什麼道理呢？也是因為文章里敘述了具體的事實，寫了具體的形象、動作和談話。
從上面這兩個例子裡我們可以得到一點體會：寫得平實的文章一定是寫得最具體的文章。因為寫得具體，所以不再需要修飾性的東西，有了修飾性的詞語反而成了贅疣。也正是因為寫得具體，所以儘管不用修飾性的東西，可是讀者絕不會覺得枯燥，反而能得到鮮明深刻的印象。
下面這幾段文章都具有藻麗的風格。
（3）戰爭的消息與謠言幾乎每年隨著春麥一塊兒往起長，麥穗與刺刀可以算作北方人的希望與憂懼的象徵。祥子的新車剛交半歲的時候，正是麥子需要春雨的時節。春雨不一定順著人民的盼望而降落，可是戰爭不管有沒有人盼望總會來到。謠言吧，真事兒吧，祥子似乎忘了他曾經做過莊稼活，他不大關心戰爭怎樣的毀壞田地，也不大注意春雨的有無。他只關心他的車，他的車能產生烙餅與一切吃食，它是塊萬能的田地，很馴順地隨著他走，一塊活地，寶地。因為缺雨，因為戰爭的消息，糧食都漲了價錢；這個，祥子知道。可是他和城裡人一樣的只會抱怨糧食貴，而一點主意沒有；糧食貴，貴吧，誰有法兒教它賤呢？這種態度使他只顧自己的生活，把一切禍患災難都放在腦後。
（老舍：《駱駝祥子》）
這段文章的特點是靈巧。不說每年的春末夏初都要打仗，而說「戰爭的消息與謠言……隨著春麥一塊兒往起長」；不說祥子買了新車的半年之後，而說「祥子的新車剛交半歲」；不說他靠他的車過活，而說「他的車能產生烙餅」；這些，都給人一種輕巧別致的感覺。就連「春雨不一定順著人民的盼望而降落，可是戰爭不管有沒有人盼望總會來到」這種大略成對的句子，以及「糧食貴，貴吧，誰有法兒教它賤呢？」這種說法，也都是運用了修飾的，對人具有啟發性、容易引起人的想像的。
（4）旭日的金光，射散了籠罩在江面的輕煙樣的曉霧；兩岸的山峰，現在也露出本來的青綠色。東風奏著柔媚的調子。黃濁的江水在山峽的緊束中澌澌地奔流而下，時時現出一個一個的小漩渦。
隱約地有嗚嗚的聲音，像是巨獸的怒吼，從上游的山壁後傳來。幾分鐘後，這模糊的音響突然擴展為雄赳赳的長鳴。在兩峰的峭壁間折成了轟隆隆的回聲。一條淺綠色的輪船很威嚴地沖開了殘存的霧氣，輕快地駛下來，立刻江面上飽漲著重濁的輪機的鬧音。
這是行駛川江的有名的隆茂輪。今天破曉時從夔府啟碇，要在下午兩三點鐘趕到宜昌。
雖然不過是早上8點鐘，船舷闌幹上卻已經靠滿了人。這都是出來呼吸新鮮空氣的三等艙的朋友們。最高一層大餐間外邊的走廊上，便沒有這麼熱鬧；只有兩個女子斜依在綠油的鐵闌幹上，縱眺這奇偉清麗的巫峽的風景。
（茅盾：《虹》）
這段文章的特點是細緻。把早晨的太陽的光說成「金光」，把霧說成「輕煙樣的曉霧」，以及「東風奏著柔媚的調子」「黃濁的江水」「澌澌地奔流而下」「像是巨獸的怒吼」「雄赳赳的長鳴」「轟隆隆的回聲」「威嚴地沖開了殘存的霧氣」「輕快地駛下來」「重濁的輪機的鬧音」「斜倚」「綠油的鐵闌干」「奇偉清麗的巫峽的風景」——這一切有的是形容詞修飾語，有的是比喻，有的寫形象，有的寫色彩，有的寫音響，目的都是要把當時的景象寫得細緻。細緻，不一定非用修飾的辭藻不可。鉛筆畫、水墨畫也可以畫得細緻。多用修飾辭藻的細緻好比是細筆的水彩畫，不但要把許多細微的地方畫出來，而且還要著上色彩，使它更鮮明一點。
（5）顧二姑娘離開了自己的家，就像出了籠的雀子一樣，她又年青了。她本來才23歲，她是一棵野生的棗樹，歡喜清冷的晨風和火辣辣的太陽。她並不好看，卻茁壯有力。自從出嫁後，便變了，從來也沒有使人感覺出那種新媳婦的自得的風韻，就像拔離了土地的野草，萎縮了。
（丁玲：《太陽照在桑乾河上》）
這段文章的特點是活潑。描寫顧二姑娘的本性，說她「是一棵野生的棗樹，歡喜清冷的晨風和火辣辣的太陽」，馬上給人一種新鮮而有力的感覺。寫她出嫁之後，說她「像拔離了土地的野草，萎縮了」，給人的還是一種很新鮮的感覺。寫她出了自己的家門，「像出了籠的雀子一樣，她又年青了」，給人的更是一種活躍有生氣的感覺。所以給人這種感覺，主要是一連使用了3個很好的比喻。
從上面這3個例子裡我們也可以得到一點體會：所謂藻麗並不是做做作作地硬用些修飾性的詞語，而是為了一定的目的，為了收到一定的效果，在適當的地方運用一些貼切恰當的形容詞或比喻之類的辭藻，為文章著上一層它所需要的色彩。要是去了這些修飾性的東西，文章就會減色。濫用修飾詞語的文章不這樣，把那些詞語去掉不但不會使文章減色，反使文章顯得乾淨利落。讀者不妨從這個角度上把前面3個例子再研究研究，可能的話跟自己所寫的文章比較比較。
前邊說過，平實和藻麗並不是互相對立的兩種風格，而是可以並存於一篇文章之中，互相配合，互相輔助的。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時候》，開頭一段敘述到霞村去的情形，因為只是敘述事情的經過，所以寫得很平實。
（6）因為政治部太嘈雜，莫俞同志決定要把我送到鄉村去暫住，實際我的身體已經復原了，不過既然有安靜的地方暫時休養，趁這機會整理一下近三月來的筆記，覺得也很好，我便答應他到霞村去住兩個星期，離政治部有30里路。
同去的還有一位宣傳科的女同志，她大約有些工作，但她不是個好說話的人，所以一路顯得很寂寞，加上她是一個「改組派」的腳，我的精神又不大好，我們上午就出發，可是太陽快下山了，才到達目的地。
兩段文章里只有一個形容詞修飾語，比喻之類和構造特殊的句子，一個也沒有。但同一篇文章的另一個地方，在描寫一個遭際不幸的女人時，卻用了另一種筆調。
（7）貞貞把臉收藏在一頭紛亂的長髮里，卻望得見有兩顆猙獰的眼睛從裡邊望著眾人，我只走到她旁邊便站住了。她似乎並沒有感覺我的到來，或者也把我當作一個毫不足以介意的敵人之一罷了。她的樣子完全變了，幾乎使我不能在她的身上回想起一點點那些曾屬於她的灑脫，明朗，愉快，她像一個被困的野獸，她像一個復仇的女神，她憎恨著誰呢，為什麼要做出那麼一副殘酷的樣子？
描寫她頭髮蓬亂的情形，說她「把臉收藏在一頭紛亂的長髮里」；寫她的憤怒躁急，說她「像一個被困的野獸」「像一個復仇的女神」。這些都是修飾的辭藻。
和平實相應的缺點是枯燥呆板，和藻麗相應的缺點是油滑堆砌。寫事實、寫景物，如果既不能寫得具體，又不能用些好的修飾性詞語去啟發讀者的想像，只是很僵硬、很草率的幾筆粗線條，結果一定是枯燥呆板，使人讀起來覺得索然寡味，讀後的印象模模糊糊。和這相反，如果在不必要的地方硬用些形容詞之類的修飾語，寫大家所熟知的事物還勉強湊合些並不十分貼切的比喻，或是在宜於嚴肅莊重的地方偏偏說俏皮話，這樣就成了油腔滑調，堆砌辭藻，讓人讀起來覺得不真實，不親切，所得的印象也勢必浮浮泛泛，支離破碎。怎樣運用辭藻，是應該學習的，怎樣把文章寫得平實而具體，尤其應當學習。學畫畫兒需要學習運色，可是素描畢竟是基礎。所以初學寫作的人，不妨把學習平實、避免油滑堆砌當作第一步要求，把學習運用辭藻、避免枯燥呆板當作進一步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