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世界 · 15.希特勒初露猙獰

歷史有個顛撲不破的法則，恰好是它總不讓同時代人在初始階段認清那些決定他們時代的巨大運動。所以我想不起我是什麼時候第一次聽見希特勒這個名字的。多年來，我們被迫每天、幾乎每一秒鐘都在一定關聯之中，要想到這個名字或者說出這個名字。叫這個名字的人給我們這個世界帶來的災難，比所有時代的任何人都更多。反正相當早的時候我就聽見了這個名字，因為我們薩爾茨堡和慕尼黑只隔開兩個半小時的鐵路路程，慕尼黑也算得上是個鄰近城市。因此哪怕是當地的本埠消息，我們也會很快獲悉。我只知道，有一天，——具體日期我已經想不起來了——有個熟人從那邊過來，連連抱怨慕尼黑又要不得安寧了。特別是那個名叫希特勒的鼓動家，口吐狂言，粗野不堪，甚至用大打出手的辦法破壞群眾聚會，用極端庸俗低級的方式攻擊共和國[1]，攻擊猶太人。 這個名字進入我的腦海，毫無分量，毫無影響。我聽過之後也就忘了。因為當時在殘破不堪的德國，曾經出現過多少鼓動家和政變分子，他們不久又重新消失，他們的名字今天早已無聲無息。諸如埃爾哈特艦長[2]和他的波羅的海部隊，沃爾夫岡·卡普[3]，政治殺手，巴伐利亞的共產黨人，萊茵地區的分裂主義者，志願軍的首領等等。幾百個這樣的小水泡在發酵的污水池中泛起，擠來擠去，一旦破裂，只剩下一股臭氣，明顯地暴露出尚未癒合的德國創口上暗自發生的腐爛過程。便是那份新版的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出的小報《米斯巴赫報》（由它發展出日後的《人民觀察家報》[4]），我也只接觸過一次。米斯巴赫本來就是一個小而又小的村莊，報紙又寫得粗俗不堪，誰會去關心它？ 可是接著在我幾乎每周都要過去的臨近的邊界地區賴興哈爾和貝爾希特斯戛登，突然出現了一些小型的和越來越大型的部隊。這些年輕人都穿著高筒皮靴，褐色襯衫，每個人胳臂上都戴著一個顏色刺眼的卐字袖章。他們組織大會和隊列式，一面唱歌一面高呼口號，列隊走過大街，把巨型橫幅貼在牆上，塗上卐字符號。我第一次意識到，在這些突然出現的隊伍後面，一定有人給予財政資助，也有一些頗有勢力的人物在暗中支持。不是希特勒一個人，此人當時不過在巴伐利亞的啤酒窖里發表發表講演而已，他還不可能把這成千上萬的年輕人裝備成這樣昂貴的一台機器。勢必有更加強勁有力的手把這嶄新的「運動」推向前進。因為他們的制服是簇新鋥亮的。在一個窮困匱乏的時代，這些派到一個又一個城市去的「衝鋒隊員」，卻能支配一大批令人吃驚的嶄新的小轎車、摩托車和載重汽車，而真正的退伍軍人卻穿著襤褸的制服到處躑躅。有軍事領導人員在對這些年輕人進行戰術訓練，這是顯而易見的，——要不就像當時人們說的，在對他們進行「準軍事的」紀律訓練——而國防軍自己想必親自對於向他們志願提供的這批材料進行有規律的技術訓練，希特勒自己從一開始就在國防軍的情報機關里充當密探。我不久碰巧有機會觀看了一次這樣事先訓練的「戰鬥活動」。在一個邊境地區，恰好有社會民主黨黨員以和平的方式舉行大會，突然有四輛載重汽車風馳電掣般開來，每輛車上都裝滿了手執橡皮棍的國社黨青年，完全像我當年在威尼斯聖馬可廣場上看見的那樣，他們以飛快的速度對毫無準備的群眾發起突然襲擊。他們採用的是從法西斯黨徒[5]們那兒學來的同一種方法，只是經過了軍事方面更加精確的訓練，按照德意志的精神，直到細枝末節都全做了系統的準備。這些衝鋒隊員聽到一聲哨子響就閃電般從汽車上跳下，用手裡的橡皮棒見人就抽，只要那人攔了他們的路。在警察干預之前，趁工人們還沒集合起來，他們已經重新跳上汽車，絕塵而去。我感到驚詫的是，這些人從車上跳下跳上的精準技術，只要隊長的哨子尖叫一聲，他們就立即執行。我看到，每一個小伙子事先都牢記在心，該做什麼動作，該從汽車的哪個輪子跳上汽車，該坐哪個座位，而不至於影響下一個人上車，從而攪亂全局。事情絕不僅僅關係到個人的機敏靈巧，而是每個動作都必須事先在兵營里和練兵場上訓練幾十次乃至幾百次。從一開始，這個部隊就受到關於進攻、暴力和恐怖的訓練。 不久，我們就聽到更多在巴伐利亞州進行這種地下演習的消息。等大家上床睡覺以後，年輕的小伙子們偷偷溜出家門，集合起來進行夜間的「野外訓練」。現任的或者退伍的國防軍軍官們，得到國家或者該黨的一些秘密的贊助者的資助，訓練這些隊伍。而官方對於這種罕見的夜間演習並未多加注意，它們是真的睡著了呢，還是故意閉上眼睛視而不見？他們是認為這個運動無關緊要，還是甚至暗地裡在促進這一運動蔓延開去？反正等到這一運動突然發展壯大，其手段之殘暴，動作之迅速，也使那些地下支持運動的人大吃一驚。一天早晨，官方一覺醒來，慕尼黑已落入希特勒的手中[6]。所有的官方機構都被占領，各家報紙被人用手槍強迫，暴動者得意洋洋地宣布革命業已成功。渾然不覺的共和國只是做夢似的抬頭仰望，就像有舞台上的神仙從九霄雲中出現，那就是魯登道夫，此人是許多自以為能在智力上勝過希特勒的人當中的第一個，結果非但未能智勝希特勒，反而被希特勒愚弄了一番。上午，那個旨在奪取德國的著名暴亂開始，中午（我在這裡並不想講述世界史），這場暴動眾所周知，就告結束。希特勒倉惶奔逃，不久就被捕獲；這個運動似乎就此煙消雲散。這一年，1923年，卐字旗和衝鋒隊都一舉消失，阿道爾夫·希特勒這個名字也幾乎被人遺忘，沒有一個人再把他想成一個可能掌權的人物。 直到幾年之後，他又突然出現。這一次，民眾不滿的洶湧波濤把他高高舉起。通貨膨脹，工人失業，政治危險，不可忽視的是，外國干預的愚蠢，使得德國百姓群情激憤。德意志人民的各個階層都極為強烈地要求建立秩序。對於德意志人民而言，秩序歷來高於自由和權利。甚至歌德都說過，漫無秩序，他深惡痛絕，甚於憎惡不公正的行為，——誰若答應建立秩序，從一開頭就會贏得幾十萬民眾的擁護。 但是我們還一直沒有覺察到危險，作家當中少數人真的花了點功夫讀了希特勒的書[7]，也並沒有研究他提出的綱領，而是嘲笑他他那單調乏味的散文文體，浮誇堆砌，裝腔作勢。各大民主報紙非但不向讀者發出警告，反而每天都一而再地寬慰讀者，這個運動的確辛辛苦苦地用重工業方面的金錢資助和大膽舉債的方法，來支付它龐大的宣傳鼓動的費用，明後天不可避免地就會徹底崩潰。也許國外從來就沒有理解德國這些年對希特勒這個人和他日益增長的勢力如此低估、如此不當回事的真正理由：德國不僅一直是個等級國家，而且在這個等級理想中，除了等級觀念，還有對「教育」的不可動搖的過高估計和極度崇拜這一重負。在那裡，除了幾位將軍之外，國家的高級職位，往往是為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所保留的；在英國有勞合·喬治[8]，在義大利有加里波的和墨索里尼，在法國有布里昂[9]，的確是出身平民，平步青雲，成為國家職位最高的政治家。對於德國人而言，一個連市立中學都沒有上完，更不用說大學畢業，一個在男子收容所里過夜，以至今尚未澄清的方式好幾年都過著一種不清不楚生活的人，竟然能夠接近一位封·斯泰因男爵，一位俾斯麥，一位比洛[10]侯爵曾經擔任過的職位。再也沒有比這種教育的倨傲更加誤導德國知識分子，把希特勒還看成那個啤酒窖里的鼓動家，永遠也不可能變成一個真正危險人物的了。而這時希特勒早已通過那些隠在幕後的牽線人，在極不相同的圈子裡贏得了強勁有力的幫手。即使當他在1933年那個正月天[11]變成了總理，很多人，甚至那些自己把他推上這個位置去的人，都只把他看成這個位置的臨時占有者，把國社黨的統治看成一段插曲。 希特勒玩世不恭的天才技巧，當時第一次大規模地展現出來。幾年來他向各個方面都作出允諾，把各黨派的重要代表性人物全都爭取過來。他們每個人都認為擁有神秘力量，可以支配這個「籍籍無名的士兵」，以達到自己的目的。希特勒日後在大政方針方面施行的這同一技巧，在此慶祝其第一次輝煌勝利，那就是信誓旦旦地用德意志的忠誠，恰好和他打算一一消滅和徹底滅絕的那些人締結聯盟。他善於通過允諾，向各方面進行矇騙，以致在他上台掌權之日，互相尖銳敵對的各個陣營全都歡聲雷動。在多爾恩（Doorn）[12]的擁護君主制的分子，認為希特勒是皇帝最忠實的開路先鋒。同樣歡欣鼓舞的，是在慕尼黑的維護維特爾斯巴赫[13]家族的巴伐利亞君主主義者，他們也把希特勒當作「自己人」。德意志民族主義者希望，希特勒會幫他們把柴火劈好，供他們生爐子取暖；他們的領袖胡根貝爾格[14]和希特勒簽訂過協定，保證他在希特勒的內閣中占據最重要的席位， 以為這樣一來他的地位就十拿九穩——當然儘管他有雙方的協議為憑，希特勒上台後最初幾周里就把他一腳踢開。重工業方面感到，通過希特勒他們就消除了對布爾什維克的恐懼症，於是如釋重負，他們看到幾年來他們暗中資助的那個人，如今上台掌權；與此同時，那些家道中落的小資產階級熱情洋溢地鬆了口氣，希特勒在上百個群眾大會上向他們許諾，要「打破利息奴役」。小商販們想起了希特勒允諾關閉大百貨商店，這是他們最危險的競爭對手（這項允諾從未得到實現）。軍人特別歡迎希特勒，因為他擁有軍國主義思想，辱罵和平主義。甚至於社會民主黨人也不像人們期待的那樣，看見希特勒的崛起，並不是那麼怒目相向，因為他們希望希特勒能把他們的死敵，那在他們背後拚命擠對他們的共產黨人幹掉。極端不同、彼此對立的各個黨派都把這個「籍籍無名的士兵」視為他們的朋友。他向每個階層，每個黨派，每個方面允諾一切，向他們發誓賭咒——甚至德國猶太人也並不太感到不安。他們自欺欺人，認為一個「雅各賓部長」也就不再是雅各賓黨人[15]了——一位德意志帝國的總理，自然而然地會把一個宣揚排猶主義的鼓動家的那些庸俗主張統統廢棄。最後，在這個人民的權利根深蒂固的國家，議會的大多數議員是反對他的。每一個國民都認為，根據莊嚴宣誓制定的憲法，國民的自由和平等全都會得到保障。在這樣一個國家裡面，希特勒怎麼可能強行通過暴力行徑？ 接著就發生了「國會縱火案」，議會就此消失。戈林[16]放出他的爪牙，德國國內一切權利全都一舉摧毀。大家驚惶失措地聽說，在這和平時期也建造了集中營，在軍營里安置了秘密的小黑屋。無辜的人們未作法律審訊、未經任何手續就在小黑屋裡處決。大家對自己說，這只可能是第一撥無謂憤怒的爆發，這樣的事情在二十世紀是無法持續下去的。然而這才僅僅是個開頭而已。國際社會怵然驚醒，開始拒絕相信這種無法相信的事情。但是在那些日子裡，我已經看見了第一批難民。他們夤夜爬過薩爾茨堡山或者涉水游過邊境線上的界河。這些人餓得不行，衣衫襤褸，神情慌亂。隨著這一批人，驚恐萬狀地掙脫非人暴行的逃亡就此開始，接著逃往世界各地。可是在我親眼看見這些逐客之時，我還是沒有預感到，他們臉色蒼白的面孔已經預示了我自己的命運，我們大家都將成為這一個人的權力狂欲的犧牲品。 我們把三四十年形成的內心對世界的信念，在短短几個禮拜里徹底改掉。我們對法理的觀念根深蒂固，我們深信有一種德國的、歐洲的、世界的良心存在。我們堅信，非人性的行徑有個限度，它面對人類在一定程度上會一勞永逸地自行消亡。既然我在這裡試圖儘可能地保持老老實實的態度，那我必須承認，我們大家在1933年，甚至在1934年，每一次對於在德國和奧地利幾周之後將要發生的事情，哪怕只是其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都認為不可能發生。當然：我們這些自由、獨立的作家從一開頭就清楚地知道會碰到一些麻煩，一些不愉快，一些敵意。「國會縱火案」發生之後，我就立即對我的出版家說，不久我的書在德國就不能銷售了。我忘不了我的出版家聽了這話露出的驚愕神情。他當時，這是1933年，還不勝驚訝地說道：「誰會禁止您的著作出版，您可從來沒有寫過一句反對德國的話或者卷到政治中去。」你瞧：像焚燒書籍，釘書在恥辱柱上這樣一些駭人聽聞的暴行，幾個月之後就會成為事實，而在希特勒上台後一個禮拜，即使對於卓有遠見的人士而言，還依然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因為納粹分子在推行肆無忌憚的騙術時，在世界還沒經受考驗之前，避免把他們目的所蘊藏的極端暴戾全都暴露出來。所以他們非常謹慎地施行他們的方法：總是只給人服用一劑苦藥，然後休息一下。總是只給一粒丸藥，然後等上一會兒，看它是否藥性過猛，看世界良心能否容忍這個劑量。既然歐洲的良心——這是我們文明之害，也是我們文明之恥——忙不迭地強調絕不參與德國事務，因為這些暴行還在「國界之外」發生，納粹下的藥量便越來越重，直到最後，整個歐洲都毀在這些暴行之上。希特勒的作為再也沒有比這種緩緩試探反應，逐步增加壓力來對待一個在道德上、不久在軍事上也越來越衰弱的歐洲更富天才的了。便是內心早已打定主意，要在德國消滅任何自由言論、任何獨立著作的行動，也是在採用那種試探反應的方法之後進行的。他們並不是一上來就馬上頒布一項法令——法令要到兩年之後方才出台——一下子就禁止銷售我們的著作；而是首先只輕輕地邁出一小步試探一下，看這一招能走多遠，他們讓一群無法公開負責的人、一些國社黨的大學生們首先發難，攻擊我們的書籍。他們製造出「人民的義憤」，來把早已決定的對猶太人的封鎖貫徹下去。他們也採用同樣的手法，給大學生們一個暗號，把他們對我們著作的「憤怒」公開表現出來。德國大學生有機會表現他們的反動思想，欣然響應。他們馴從地在每個大學集合起來，把我們的書籍一堆堆地從書店裡取出來，帶著這些戰利品，高舉迎風飄揚的旗子，列隊前往一個公開的廣場。他們或者按照古老的德國習俗——中世紀頓時成了一張王牌——把這些書釘在恥辱柱上，釘在公開的行刑柱上——我自己就有一本我的書被人用釘子釘穿了，這是我的一個大學生朋友在這樣一次行刑處決之後救出來送給我當作禮物的。要不然就把這些書放在大型的柴火堆上燒成灰燼——既然不許把人活活燒死，這很遺憾，他們便一面朗誦愛國主義的警句格言，一面燒書，——雖說宣傳部長戈培爾[17]猶豫了很久，到最後時刻才決定對焚書一事表示讚許，但是這依然只是一個半公開的措施。德國當時還很不情願和這種行為聯繫在一起，這十分明顯地表現出，公眾對於大學生這種焚書侮人事件絲毫也不承擔任何責任。只要還沒有以囚禁和集中營相威脅，我的著作在1933年和1934年幾乎和此前銷售的情況一樣，儘管困難重重，受到百般刁難，首先必須把那道極為了不起的《保護德意志人民》的法令變成法律，把印刷銷售和傳播我們的作品宣布為政治罪行，為了用暴力的手段把我們和幾十萬、幾百萬德國人割裂開來，這些德國人即使現在還更喜歡閱讀我們的作品，甚於閱讀那些突然被他們胡吹亂捧出來的「熱血和土地」詩人[18]的作品，願意一路忠實地陪伴著我們的創作。 這種徹底消滅文學生命的命運落在像托馬斯·曼、亨利希·曼[19]、維爾弗、弗洛伊德和愛因斯坦[20]以及其他一些人身上，他們的作品遠比我自己的作品重要得多，能夠分擔如此出類拔萃的同時代人的命運，我與其說感到羞恥，不如說感到榮幸。我極端討厭任何形式的殉道者的姿態，很不樂意提及我被這樣捲入一般人的命運之中。但是恰好命中注定，要把納粹分子，甚至把阿爾道夫·希特勒自己置於一個特別難堪的境地。在所有這些受譴責的作家當中，恰好是我的文學形象在貝爾希特斯戛登別墅的上層和最上層的圈子裡一再成為他們無比激動、爭辯不休的對象，所以在我一生中使我愉悅的事情當中，還可以加上我一點微小的滿足，我曾給阿爾道夫·希特勒這個短時間內可說是現代最有權力的人物添了麻煩。 早在新政權建立之初，我就純屬無辜地挑起了一場騷亂。那時全德國恰好正在放映一部影片，是根據我的中篇小說《火燒火燎的秘密》改編而成，並且同樣採用了小說的題目。誰也沒有覺得這有什麼不妥，可是國會著火的第二天就出事了，納粹分子千方百計地設法把縱火的罪名硬加在共產黨員身上，可是徒勞，於是在電影院的海報和《火燒火燎的秘密》的橫幅廣告前面擠滿了人。他們彼此使使眼色，碰碰身體，同時哈哈大笑。不久蓋世太保們明白了，為什麼大家看到這個標題就哈哈大笑。當晚警察就乘坐摩托車到處亂竄，電影立即禁演。第二天，我的中篇小說《火燒火燎的秘密》的標題在各報的預告欄中和一切廣告柱上全都消失得無影無蹤。但是要禁止他們看不順眼的一個字，甚至要燒掉或者毀掉我們所有的著作，也還是相當容易辦到的事情。不過在特定情況下則相反，他們不可能在傷害我的同時，卻不傷及另一個人。恰好在這緊要關頭，為了在全世界面前維護自己的威信，他們迫切需要此人，這就是德意志民族尚還健在的最為偉大、最負盛名的音樂家理查·施特勞斯，而我剛好和他一起共同完成了一部歌劇。 這是我和理查·施特勞斯的第一次合作。此前從《埃萊克特拉》和《玫瑰騎士》[21]起，一直是胡戈·封·霍夫曼斯塔爾為他撰寫歌劇的文學腳本。我自己從來沒有遇見過理查·施特勞斯。霍夫曼斯塔爾去世後，施特勞斯通過我的出版人告訴我，他很想動筆創作一部新歌劇，問我是否樂意為他撰寫一部歌劇文學腳本。這樣一項建議使我深感榮幸。自從馬克斯·雷格爾為我的詩歌譜曲之後，我始終對音樂大感興趣，和音樂家們交往甚密。我和布索尼、托斯卡尼尼、布魯諾·瓦爾特、阿爾班·貝爾格建立了親密的友誼。但是我不知道我們時代正在創作的音樂家當中，有誰比理查·施特勞斯我更樂意為之效勞。他是我們德意志正宗音樂家家族的最後一位。這個家族從亨德爾和巴赫，經過貝多芬和勃拉姆斯延續到我們今天。我立即表示準備和他合作。在我們第一次見面時，我立即向施特勞斯建議採用本·瓊生[22]的《沉默的女人》的題材，作為歌劇的主題。施特勞斯迅速採納我的建議，表現得目光清晰，洞察一切。這使我感到意外，十分愉快。我從來沒有想到他對藝術的理解力能如此迅速地把握一切，對戲劇的知識著實驚人。我在向他敘述一個題材時，他已經在把它進行戲劇加工。更加令人驚訝的是，他立刻用這題材來適應他自己能力的限度，以令人吃驚的清晰目光看到自己的局限性。我這一生遇見過許多偉大的藝術家，從來沒有一個善於如此抽象、如此準確無誤地對自己保持客觀的態度。施特勞斯在我們見面的第一小時就向我坦率承認，一個七十歲的音樂家已經不再擁有原來那種音樂靈感的原始力量。像《梯爾·歐倫施皮格爾》或者《死亡與神化》這樣的交響樂曲，他現在已經再也寫不出來了。因為恰好是這種純粹音樂創作起來需要最高度的清新獨創力，但是語言還依然一直給他靈感。一個已經存在的東西，一份已經具有雛形的材料，他還可以用戲劇的方式把它充分表現出來，因為從情景和詞句，他還可以本能地展現音樂的題材，因此在他進入暮年之後，只創作歌劇。他清楚地知道，歌劇作為藝術形式其實早已到了盡頭。瓦格納是個極了不起的頂峰，誰也不可能再超越他。「但是，」他發出爽朗的巴伐利亞人的笑聲說道，「我想出一個自救的辦法，我繞道避開了他。」 我們討論清楚了基本輪廓之後，他還給了我幾點指示。他要給我絕對的自由，因為一份事先按照威爾第[23]的風格剪裁妥帖的歌劇文本，永遠不可能給他靈感。給他靈感的始終只可能是一篇詩意獨創的作品。要是我能編織幾個複雜的表現形式進去，那他就求之不得了，因為這些東西能給歌劇的色彩賦予特別發展的可能。「我不像莫扎特那樣會想出長長的旋律，我總是只能寫出小題材的旋律。但是我擅長做的，便是處理這個題材，把它自由地加以修飾，從中取出所有的內涵。我相信，今天沒有人效法我這樣做。」我又一次為他的坦率大吃一驚，因為的確在施特勞斯的歌劇里幾乎沒有一個旋律超過幾個拍子；可是就這短短的幾拍——譬如《玫瑰騎士》中的華爾茲——不斷升高，通過賦格曲的形式變化，達到了完美的充盈的地步！ 以後每次我們重新相聚，就和這第一次碰面一樣，我都對他充滿了讚賞，這位年邁的大師以何等穩健準確、實事求是的態度來對待他自己的作品。有一次我和他兩人在薩爾茨堡的節日劇院中，單獨旁聽他的歌劇《埃及的海倫娜》的排練。房間裡沒有別人，我們身邊一片漆黑。他專注地傾聽。我突然注意到，他用手指在椅子的扶手上輕輕地、極不耐煩地敲打。然後他在我耳邊悄聲說道：「糟糕！糟透了！我竟然什麼也想不出來。」幾分鐘後他又說：「要是能把這段刪掉就好了！啊，上帝，啊，上帝，空洞無物，而且過於冗長，太長了！」又過了幾分鐘：「您瞧，這段不錯！」他就這樣就事論事地評述他自己的作品，沒有絲毫先入為主的看法，就仿佛他是第一次聽到這支樂曲，就仿佛這曲子出於一個純然陌生的作曲家之手。他一直擁有這種令人驚訝的感覺，知道自己的尺寸。他一直都清楚知道他是誰，他有多大能耐。別人和他相比究竟有多少分量，對此他並不怎麼在意。同樣，他在別人心目中有多少分量，他也並不在乎。使他高興的，只是工作本身。 這「工作」在施特勞斯身上可是個非常奇特的過程，沒有什麼妖魔般的東西，沒有什麼藝術家的「靈機一動」，沒有意志消沉和悲觀絕望，我們在貝多芬和瓦格納的生平描述中卻曾經看到。施特勞斯創作起來，態度冷靜務實，他作曲時心情平靜，按部就班，——就像約翰·賽巴斯蒂安·巴赫，就像所有那些熟知自己那門藝術、手藝高超的工匠。早上九點，他坐在桌旁，恰好就在他昨天停止作曲的那個地方繼續往下寫，很有規律地用鉛筆寫出第一份稿子，然後用墨水寫出鋼琴總譜，就這樣毫不間斷地一直干到十二點或者一點。下午他就玩斯卡特[24]，然後花兩三個小時把草稿寫成總譜，晚上必要時到劇院去指揮。任何形式的精神緊張、不安、煩躁、激動都和他無緣，無論是白天還是黑夜，他的藝術悟性總是同樣的敏銳、清澈。等僕人敲門，給他拿來燕尾服讓他上劇院指揮，他才放下工作起身乘車前往劇院，以同樣的穩健、同樣的平靜指揮演奏，就和下午玩斯卡特時一樣，靈感到第二天早上恰好在同一個地方又開始湧現。因為施特勞斯按照歌德的說法，對他的靈機一動「發號施令」；藝術對於施特勞斯而言，就是「能夠」，甚至是「萬能」，就像他那句玩笑話所說的：「誰想當個真正的音樂家，就必須連張菜單也譜寫得出來。」困難嚇不倒他，只能使他這位譜寫樂曲的大師感到有趣。我愉快地回憶起，在樂曲的某一個地方，他揚揚得意地對我說，說時，他那雙藍色的小眼睛閃閃發光：「我在這兒給女歌手安了個釘子，讓她去破解！她可得好好地費盡心機，直到把這釘子拔出。」在這種罕見的時刻，他目光閃閃。我感覺到有些妖魔般的東西深深地躲藏在這個奇人身上。他先是以他的工作方式準時無誤，有條不紊，妥妥帖帖，匠人般的平凡，工作起來似乎神經也不會牽動，多少有些使人對他懷疑，就像他的臉看上去似乎平淡無奇，孩子氣的面頰胖乎乎的，臉上的輪廓有點圓滾滾的，顯得平平常常，額頭很勉強地向後拱起。但是看一眼他的眼睛，這雙明亮的閃閃發光的眼睛，你立刻會感到在這張市民階級的面具後面，有一股特別的魔法力量。這也許是我曾經在一位音樂家身上看到過的最為警醒的一雙眼睛，不是妖魔似的，而是一雙不知怎地洞察一切的眼睛，是一個對自己的任務從頭到尾全都認識得一清二楚的人所擁有的眼睛。 這次見面使我精神大為振奮。回到薩爾茨堡後，我立即投入工作。我自己也很好奇，理查·施特勞斯是否能夠接受我的詩句。我便在兩周之後把第一幕寄給他，他馬上就回我一張明信片，上面寫著《工匠歌手》[25]中的一句歌詞：「第一節詩成功了。」第二幕寄去後，寄回來的是更加親切的問候，用的是他的歌曲的開頭幾拍：「唉，我終於找到你了，可愛的孩子！」他表現出來的這種快樂，甚至可說是歡欣鼓舞，使我繼續寫作成為一種難以名狀的歡樂。我寫的整個歌劇的腳本，理查·施特勞斯連一行也沒有改動。只有一次，他請求我，為了反向的聲部，讓我再加進去三四行詩。就這樣，在我倆之間發展出來一種可想而知的極為親切的關係；他到我家來看望我，我也到戛爾米施去回訪他。他用他清秀的長長的手指，在鋼琴上根據提綱把整部歌劇一段一段地彈給我聽。沒有合同也不承擔任何責任，可是已經成為不言而喻的約定事實。在這部歌劇結束之後，馬上得起草另一部歌劇，這另一部腳本的基本構思已經事先得到施特勞斯的無保留的贊同。 1933年1月，阿道夫·希特勒上台掌權。我們的歌劇《沉默的女人》的鋼琴總譜也差不多已經完成，大概第一幕也配成了管弦樂。幾周之後，當權者向德國各個劇院頒布了嚴格的禁令。凡是非雅利安人撰寫的劇作，或者有猶太人不論以何種形式參加寫作的劇本，全都不准上演；這道沉重的禁令甚至擴展到死者頭上。萊比錫音樂廳前的門德爾松[26]的塑像被拆走。全世界音樂之友都大為憤怒。對我而言，這道禁令似乎使我們歌劇的命運就此終結。我認為，理查·施特勞斯放棄繼續和我合作，開始與另外一個人寫作另外一部作品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我們的合作非但沒有中斷，相反，他的信一封封地寄來，問我想到哪裡去了。既然他已經在為這部歌劇配上管弦樂曲，我就得為他的下一部歌劇準備腳本。他根本想都不想會容忍任何人禁止他和我合作。我必須公開承認，在這整個事件的發展過程中，只要可能，他都一直維繫對我的朋友般的忠誠。當然，與此同時，他也採取一些我不太喜歡的預防措施，——他接近那些當權派，經常和希特勒、戈林和戈培爾相聚，讓他們任命他為帝國音樂協會主席。而當時，連富特萬格勒[27]都公開拒絕接受這項任命。 理查·施特勞斯的這種公開參與，在那個節骨眼上對於納粹分子而言至關緊要。因為使他們氣惱的是，不僅最優秀的作家，甚至連最重要的音樂家也公然離他們而去，而少數擁護他們，或者投靠他們的人，在最廣闊的圈子裡毫無名氣。在這樣一種使人難堪的時刻，能把德國最享盛名的音樂家爭取到他們這邊來，對於戈培爾和希特勒而言，可以大裝門面，是個難以估量的收穫。據施特勞斯對我說，希特勒還在維也納過著流浪漢生活的年代，用不知什麼方法辛辛苦苦地弄到的錢，坐車到格拉茨去觀看歌劇《莎樂美》的首演，他對施特勞斯明顯地表示敬意。在貝爾希特斯戛登舉行的所有的慶祝晚會上，除了瓦格納的樂曲，幾乎只演唱施特勞斯的歌曲。而在施特勞斯這邊則相反，參加進去更有目的，他在任何時候都公開地冷漠地承認他的藝術利己主義。他在內心深處對任何政權全都毫不在乎。他擔任過德國皇帝的樂隊長，為德皇譜寫大軍進行曲，然後又在維也納充當奧地利皇帝的宮廷樂隊長，無論在奧地利共和國或是在德意志共和國，他始終是個備受恩寵的人物。除此之外，他之所以對納粹分子特別殷勤，還和他的切身利益有關。因為從納粹的意義上講，他還負債纍纍。他的兒子娶了一個猶太女人，他得擔心，他愛得高於一切的孫子們會不會當作渣滓被開除出校。他的新歌劇受到了我的牽連。他過去寫的歌劇又受到那個並非「純種雅利安人」的胡戈·封·霍夫曼斯塔爾的牽連，而他的出版家又是個猶太人。因此他似乎更加迫切地需要找個靠山，他為此賣力到了極點。新的主人要求他在哪裡指揮，他就指揮。他為奧運會[28]譜寫了一首會歌，而他同時在極度坦率的書信里向我提到這項任務時，並不歡欣鼓舞。實際上在他藝術家的神聖利己主義中，他關心的只有一點：他的作品能繼續產生影響，尤其是他特別心愛的新歌劇能夠公開上演。 他對納粹分子作的這樣一些妥協、遷就，不言而喻勢必使我感到極為難堪。因為，多麼容易產生這樣的印象，就仿佛我自己也悄悄地在一起發生作用，或者我也同意他們在進行這樣無恥的封鎖時，把我個人當作罕見的例外來對待。我的朋友們從四面八方催逼我，公開抗議這個歌劇在納粹德國上演。但是首先，我從原則上討厭做出這種公開的慷慨激昂的姿態，另外我心裡很有牴觸，不願製造麻煩。歸根到底，施特勞斯是當時健在的最偉大的音樂家，年已七十。他在這部作品上花了三年功夫，在整個這段時間裡他向我顯示出友好的情意，態度無瑕可擊，甚至表現出勇氣。因此我這方面覺得正確的做法是保持沉靜，靜觀其變，聽任事情自然發展。另外我知道，我能給德國文化新的守護者們最大的麻煩莫過於採取全然消極被動的態度。因為國家社會主義的帝國文化部和宣傳部正在千方百計地尋找一個稱心如意的藉口，用更加站得住腳的方式來說明他們為何把禁令用來對付他們最偉大的音樂家。所以譬如說，向一切可以想見的機關和個人要求提供一部文學腳本，暗中希望能找到一個藉口，要是《沉默的女人》裡面含有《玫瑰騎士》中的那個場景：一個年輕男子從一位已婚女子的臥室里走了出來，那該多麼方便啊！這樣他們就可以出手干預，必須捍衛德國的道德。但是使他們大失所望的是，我的腳本里絲毫也沒含有任何不道德的東西，於是接著就把蓋世太保的一切想像得到的卡片和我從前的著作都翻了個遍。但是就是在這裡也沒有找到我曾經說過一句貶抑德國的話（同樣也沒說過任何反對世上其他任何民族的話），或者進行過任何政治活動。無論他們採取什麼行動，如何想方設法，其決定都會毫不改變地落到他們自己頭上，要麼就是在全世界眼前拒絕給這位年邁大師上演他的歌劇的權利，是他們自己讓這位大師擎起國家社會主義的音樂大旗的，要麼就是讓斯台芬·茨威格這個名字再一次玷污德國的劇院節目單，像過去那麼多次一樣，因為理查·施特勞斯竭力堅持要寫上斯台芬·茨威格是歌劇腳本的作者。看到他們為此無比煩惱，傷透腦筋，我心裡暗自發笑；我預感到，就是沒有我出手採取什麼行動，或者正因為我無所作為或者不加反對，我的這部音樂喜劇，將勢所必然地發展成為一闋黨派政治的噪音樂曲。 納粹黨只要還有一點辦法，就竭力推三阻四不做決定。但是到1934年初他們非做決定不可，究竟是違反他們自己頒布的法令呢，還是反對當代最偉大的音樂家呢？日期已定，不容繼續推後。歌劇的總譜，鋼琴曲的選段，歌劇的文學腳本都早已印好。德勒斯登宮廷劇院已把服裝訂好，角色已分配妥當，甚至已在分角色演練。可是層層機關，戈林和戈培爾帝國文學部和文化委員會，教育部和施特萊歇[29]的團隊還始終未能取得一致意見。儘管所有這一切可能看上去像是痴人在做夢，《沉默的女人》這一案件最終變成了一樁激動人心的國家大事。所有的機關無一敢於發出「批准上演」或者「禁止上演」的命令來解除煩惱，誰也不敢對此負起全部責任。於是別無他法，只好把案件呈交德意志國家的主人和納粹黨的主人阿道夫·希特勒，由他親自裁決。我的著作先前已經有幸被納粹黨人充分閱讀；特別是那本《富歇》，他們把他尊為政治上無所忌憚的楷模，一再研讀，進行討論。但是我這抒情的三幕文學腳本，在戈培爾和戈林審閱之後，根據職位的高低，要煩勞阿道夫·希特勒親自研讀。這可是我始料所不及的。要他做出決定並不容易。我事後通過各種渠道，輾轉聽人訴說，他們又沒完沒了地開了一系列會議，最後理查·施特勞斯被叫去覲見這位擁有無上權威的人物。希特勒親自告訴他，儘管這次演出違背新德意志帝國的一切法律，他還是例外地允許此劇上演。希特勒做出這一決定，就像他在和史達林、莫洛托夫的協議上簽字一樣，大概同樣不情不願，極不誠實。 國家社會主義德國的這個陰慘的日子終於來到，又是一部刊登著斯台芬·茨威格名字的歌劇開始上演。這個受到唾棄的名字如今堂而皇之地印在一切海報上面。不言而喻，我沒有出席這次演出。因為我知道，觀眾席上一定坐滿了身穿褐色制服的人，甚至希特勒也可能親自前來觀看演出。歌劇獲得了極大的成功，我必須對音樂評論家們表示敬意。他們當中十分之九都歡欣鼓舞地利用這一良機，能夠再一次、最後一次顯示他們內心對種族歧視立場的反抗，他們對我的文學腳本訴說了能夠想像得出的最為友好的話語。德國所有的劇院，柏林、漢堡、法蘭克福、慕尼黑立即預告在下一個演出期上演這部歌劇。 在第二次演出之後，從七重天上突然打下晴天霹靂，一切全都取消。一夜之間，這部歌劇在德勒斯登，在全德國一律禁演。不僅如此：大家十分驚訝地讀到，理查·施特勞斯提出辭呈，辭去帝國音樂協會主席的職務。誰都知道，想必發生了什麼特別的事情。但是還得再過一些時間，我才知道事件的全部真相。施特勞斯又寫了一封信給我，信中催我馬上開始動筆撰寫一部新歌劇的文學腳本。在這封信里，他極為坦率地談到他個人的態度。這封信落到了蓋世太保手裡，他們把這封信放到施特勞斯面前，大師緊接著便不得不立即提出辭呈。歌劇便遭到禁演，只有在自由的瑞士和布拉格，這齣歌劇才得以用德語上演。後來還在米蘭的斯卡拉劇院用義大利語上演，這是得到了墨索里尼的特許。墨索里尼當時還沒有屈從種族歧視的立場，德意志人民卻從此再也不允許聽到這部歌劇一點聲響了。他們最偉大的健在的音樂家老年時代創作的這部歌劇，有的部分十分迷人。 這個事件在喧囂聲中落幕時，我在國外。因為我感到奧地利騷動不寧的情況使我沒法安寧地工作。我在薩爾茨堡的住宅離邊界如此之近，我單憑肉眼就能看見貝爾希特斯戛登山。阿道夫·希特勒的房子就建造在那座山上。這可是個不怎麼使人愉悅，卻非常使人不安的鄰居。德意志帝國的邊界就近在咫尺。當然也使我有機會，比我在維也納的朋友能夠更好地判斷，奧地利的形勢極為危險。維也納的人們坐在咖啡館裡，甚至連那些政府部門的官員，都把國家社會主義視為「國境那邊」發生的事情，不可能和奧地利有任何牽連。難道組織嚴密的社會民主黨不在這裡嗎？幾乎半數居民都是團結一致支持他們的。自從希特勒的「德意志基督徒」公開迫害基督教徒，並且明目張胆地公開宣稱他們的元首「比基督更加偉大」，我們的教權主義黨不是也和社會主義黨人聯合起來一同激烈反抗嗎？法國、英國、國聯不是奧地利的保護者嗎？墨索里尼不是明確表示充當奧地利的保護國，甚至保證奧地利的獨立自主嗎？甚至猶太人也並不憂心忡忡，就仿佛那些剝奪醫生、律師、學者、演員就業權利的行徑是在中國發生的，而不是在距離他們只有三小時路程的國境那邊，是在同一個語言區里發生的事情。他們舒舒服服地坐在自己的寓所里，乘坐他們的汽車出遊。另外，每一個人都有一句自我安慰的口頭禪：「這種事，長不了。」而我卻回想起在我短暫的俄羅斯之行時和我當時的出版家在列寧格勒進行的一次談話。他告訴我，他從前是個多麼有錢的富豪，擁有哪些美麗的名畫。我便問他，為什麼革命爆發後，他不像其他許多人那樣立即離家去國。「唉，」他這樣回答我，「當時誰會相信，像蘇維埃共和國和士兵共和國這樣一種事情，會延續兩個禮拜以上？」出於同樣生存意志的同樣錯覺，在自我欺騙。 當然在薩爾茨堡，緊挨著邊界，看事情就清楚得多。開始時不斷有人在狹窄的界河上來來去去，小伙子們夜裡悄悄地溜到河對岸去參加訓練，宣傳鼓動員們乘坐汽車或者拿著登山棍裝扮成普普通通的「旅遊者」越過邊境線到這邊來，在各個階層都組織他們的「支部」，他們開始招兵買馬，同時進行威脅，誰若不及時表態，以後將不得不付出代價。這番恫嚇嚇唬住了警察和政府官員。我越來越感到人們舉止有些反常，看出他們開始動搖。在生活中，微小的個人經歷往往最有說服力。我在薩爾茨堡有個青年時代的朋友，一位相當有名的作家。我和他三十年來友好交往親密無間。我們互相以「你」相稱，互贈自己的書籍，還寫上獻詞，每周相聚一次。有一天，我在街上看見這位老友和一位陌生的先生在一起，我發現他立刻在一個對他而言完全漠不相關的櫥窗前面駐足觀看，背朝著我饒有興趣地把櫥窗里的什麼東西指給那位陌生先生觀看。我心想，這可真是奇怪，他肯定看見我了啊。不過這也可能只是偶然。第二天，他突然打電話問我：是否可以到我家裡來閒聊片刻。我表示贊同，心裡覺得有些驚訝，因為平時我們總是在咖啡館裡見面的。事後發現，他這樣急匆匆地要來我家，並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要告訴我。我立刻明白，他一方面想維持和我的友誼，另一方面不願讓人懷疑自己是猶太人的朋友，所以不願在這個小城市裡再讓人看見他和我交往密切。這可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不久發現，最近一段時間有一批常來我家串門的熟人再也不復露面，我的地位相當危險。 我當時沒有想過要離開薩爾茨堡，一去不返；但是我下定決心，比平時更加樂意在國外度過這個冬天。這樣可以避免所有這些細小的緊張關係。可是我沒有預想到，當我在1933年10月離開我那美麗的住宅時，這已經是一種訣別。 我原來的目的是，正月、二月在法國度過，進行寫作。我喜歡這個美麗的靈氣十足的國家，視之為我的第二故鄉，在那裡我不覺得自己是個外國人。瓦萊里、羅曼·羅蘭、儒勒·羅曼、安德烈·紀德、羅傑·馬丁·杜·加爾、杜阿美爾、維爾德拉克、讓·理查·布洛希，這些文壇的領袖都是我的老朋友。我的著作在那裡擁有的讀者之多和在德國幾乎相同，沒有人把我當作外國作家，當作外國人。我愛這個民族，我愛這個國家，我愛巴黎這座城市，我在那裡覺得就像在家裡一樣，每當火車在北火車站進站，我就覺得我「回家」了。但是這一次由於情況特殊，我比往常出國更早出發，打算過了聖誕節才到巴黎。那麼中間這段時間到哪兒去呢？這時我想起來，從我當大學生的時候起，我其實已有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上的時間沒有再到英國去過。我對我自己說：為什麼我每次出國總是前往巴黎，為什麼不到倫敦再去過上十天半個月，為什麼過了那麼多年不用另外的目光再看看那些博物館，再看看這個國家，這座城市。於是我沒有乘坐快車開往巴黎，而是乘坐快車前往加萊，在三十年後，照例在十一月天的濃霧中，又在維多利亞車站下車。到站後，我驚訝的只是，我不是乘坐出租馬車前往我的旅店，而是乘坐一輛汽車。陰涼柔軟的灰色濃霧依然和從前一樣。我還沒有向這座城市瞥上一眼，但是我的嗅覺經過三十年，還依然重新認出這奇特刺鼻的、濃重潮濕的空氣，似乎在近處把你包裹起來。 我隨身攜帶的行李很少，同樣我的期待也有限。我在倫敦幾乎可說毫無友情聯繫，就是在文學上，我們大陸作家和英國作家之間也很少聯繫。他們有一種自己的與世隔絕的生活方式，並且在他們自己的傳統之中自己發生作用。這種傳統我們也無法完全接近：我想不起來，從世界各地寄到我家裡、送到我桌上的許多書籍，曾經有過一本是英國作家作為同事之間禮尚往來的禮物寄給我的。我在赫勒羅（Hellerau）和蕭伯納見過一面。威爾斯曾經到薩爾茨堡我家裡來看望過我一次。我自己的著作雖然全都譯成了英文，但是不大出名；英國始終是我的作品發生影響最小的國家。我和我的美國、法國、義大利、俄國的出版家都變成了個人的朋友，可是在英國發表我作品的那家公司的人，我還一個都沒有見過。因此我有思想準備，我這次在英國一定和三十年前一樣，感到同樣陌生。 但是情況並非如此。幾天後，我在倫敦感到難以形容的舒服，並不是因為倫敦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而是我自己變了。我已經年紀大了三十歲，經歷了充滿緊張和過分緊張的戰爭和戰後年代，如今強烈渴望又一次能非常悄然無聲地生活，不想聽到政治事件。不言而喻，在英國也有黨派，輝格黨和托利黨，一個保守而自由的黨和工黨，但是他們的討論與我毫不相干。在文學界，毫無疑問也有不同派別和流派，爭吵和隱而不見的對抗，但我在這裡完全是局外人。其實真正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終於又感到置身於一種極為文明、文質彬彬、毫不激動、不懷仇恨的氣氛之中。最近這些年嚴重毒害我生活的，莫過於總感到在國內、在我身邊的城市裡充滿了仇恨和緊張關係，我永遠得使勁掙扎，別捲入這些爭論。在英國，民眾並沒有同樣搞得心煩意亂，這裡和我們那些因為通貨膨脹這個巨大的欺騙弄得道德敗壞的國家相比，在公眾生活中，還具有一種更高的遵紀守法、誠實正直的標準。人們生活得更加平靜，更加滿足，更加關注自己的花園和自己小小的嗜好，甚於關注自己的鄰居。在這裡可以呼吸、思考和深思熟慮。但是真正留住我的，是一項新的工作。 事情的來龍去脈是這樣：我的《瑪麗·安多奈特》[30]剛剛出版，我正在閱讀我的《埃拉斯莫斯》[31]一書的校樣，我試圖在這本書里描繪一位人文主義者的精神肖像。儘管他比那些職業的世界改造家們更清晰地了解時代的荒謬，但可悲的是，他未能以他所有的理性來阻止這個時代的荒謬。完成了這幅隱蔽的自我描述之後，我的目的乃是撰寫一部醞釀已久的長篇小說。寫傳記我已經寫夠了。可是恰好在第三天，我在大英博物館裡被我舊日的收集手稿的激情所吸引，仔細觀看在公開的大廳里展出的文獻。其中有一份是關於瑪利亞·斯圖亞特公開處死的手寫的報告。我不由得問我自己：瑪利亞·斯圖亞特的一生究竟是怎麼回事？她的確參與了她第二位丈夫的謀殺案，還是說她並非同謀？反正晚上無書可讀，我就買了一本關於瑪利亞·斯圖亞特的書。這本書是首頌歌，像捍衛聖女似的捍衛這位蘇格蘭女王，寫得平平淡淡，有些愚蠢。我那不可救藥的好奇心，又驅使我在第二天另買一本關於瑪利亞·斯圖亞特的書。此書所述差不多與上一本書的內容截然相反。這個案例這下開始引起了我的興趣。我打聽是否有一本真正可靠的書，誰也沒法給我舉出一本。我就這樣邊尋覓邊打聽，不由自主地就開始進行比較，自己也不清楚是怎麼回事，我已開始動筆撰寫一本關於瑪利亞·斯圖亞特的著作，讓我在圖書館裡又呆了好幾個星期。當我1934年初又回到奧地利去時，我已決心重新回到我已開始喜歡的倫敦，在那裡靜靜地完成這本著作。 我到奧地利，用不著兩三天的功夫就看見在這短短几個月裡，形勢已經惡化。從英國寂靜安全的氣氛，來到為種種熱病和各種鬥爭弄得震顫不寧的奧地利，就像在一個酷熱的紐約七月天，從一間空氣清涼、裝了空調的房間突然走到火熱滾燙的大街上去。國社黨的壓力開始摧毀了教權主義者和市民階級各個階層的精神抵抗力，他們越來越強烈地感到，經濟壓力和失去耐心的德國，旨在顛覆奧地利所施加的壓力。道爾弗斯政府想到維護奧地利的獨立自主，不受希特勒的侵略，越來越拚命地尋求最後的支柱。法國和英國離得太遠，而且也過於漠不關心。捷克斯洛伐克還對維也納懷有舊日的怨恨和牴觸——於是只剩下義大利，它當時還力爭成為奧地利在經濟和政治上的保護國，以便保護阿爾卑斯山的各條通道和特利埃斯特。當然，為了給予這樣的保護，墨索里尼要價甚高，要求奧地利得適應法西斯的傾向，這樣議會和民主也就此終結。而要做到這點，如果不消滅奧地利最強大的組織最完善的政黨社會民主黨，或者剝奪此黨的政治權利是不可能的。而要摧毀此黨，除了採用暴力，別無他法。 為了進行這種恐怖主義的行動，道爾弗斯的前任伊格納茨·賽泊爾已經建立了一個組織，所謂的「家國軍」。從外表上看，它體現的是想像得到的最寒磣的一件事了，卑微的外省律師啦，退伍的軍官啦，可疑人物啦，找不到工作的工程師啦，每個人都資質平庸，深感失望，大家都彼此仇恨，胸懷怨毒。最後找到了一個年輕的侯爵斯塔爾海姆貝爾格[32]來充當所謂的首領。此人從前蹲在希特勒的腳下，破口大罵共和國和民主。如今領著一幫僱傭來的士兵，充當希特勒的對手，到處亂竄，宣布「要人頭滾滾落地」。到底這批家國軍要干哪些好事，誰也搞不清楚。他們實際上別無其他目的，只是想方設法的要過上好日子。他們全部力量所在便是墨索里尼的拳頭，是墨索里尼在推動他們往前走。這些所謂的奧地利愛國者使用義大利提供給他們的刺刀，鋸下他們坐著的那根樹枝，這點他們沒有注意到。 社會民主黨更加清楚地理解，真正的危險究竟何在。照理他們不用害怕公開的爭鬥，他們擁有自己的武器，可以舉行總罷工，使全部鐵路、全部自來水廠、所有的發電廠癱瘓。但是他們也清楚地知道，希特勒就只等著這樣一種所謂的「赤色革命」爆發，這樣他就有藉口作為「拯救者」開進奧地利。所以社會民主黨人覺得還不如放棄他們一大部分權利，甚至犧牲議會，來達成一個可以忍受的妥協。面對奧地利在希特勒主義的陰影之下身陷困境，所有理性的有識之士都贊成採取這樣一種彌補的辦法，甚至道爾弗斯似乎也傾向於和解，他手段靈活，野心勃勃，但是絕對現實主義。但是年輕的斯塔爾海姆貝爾格和他的同夥費伊[33]少校，此人後來在刺殺道爾弗斯案件中扮演了一個引人注目的角色，他們要求保衛聯盟（Schutzbund）繳出武器，民主和市民自由的任何痕跡都得消除得一乾二淨。對於這樣一種要求，社會民主黨堅決反對。兩個陣營之間互相發出威脅，傳來傳去。大家都感覺到，一項決定掛在空中懸而未決，我感覺到這種普遍的緊張氣氛，我心有預感，不由得想起莎士比亞的名句：「So foul a sky clears not with out a storm[34]」 。 我在薩爾茨堡只呆了幾天，不久又繼續乘車前往維也納。恰好在二月份這頭幾天，風暴終於到來。家國軍在林茨襲擊了工人聯合會之家，為了端走那裡的軍火庫，他們以為軍火就存放在那裡。工人立刻發動總罷工作為回答，道爾弗斯旋即下令，用武力把這個被迫挑起的「革命」鎮壓下去。於是正規的國防軍用機關槍和大炮對付維也納的工人住房。挨家挨戶進行戰鬥，激戰了三天之久。歐洲的民主力量反抗法西斯主義的鬥爭，最後一次是在西班牙。工人堅持了三天，然後屈服於技術上占優勢的武力。 這三天我在維也納，成了這場決戰和奧地利的獨立自殺身亡的證人。既然我要成為誠實無欺的證人，必須承認這乍一看顯得荒謬絕倫的事實：我自己對於這場革命卻是一點也沒有看見。誰若打算對他的時代作出一幅儘可能真實可信、形象鮮明的畫幅，也必須要有勇氣，使那些具有浪漫主義設想的人徹底失望。在一座現代化城市龐大無比的空間裡，現代的革命其實只在為數極少的幾個地方發生。因此大多數居民完全看不見革命的進程，我覺得這似乎是現代革命的技術和特性最為典型的特點了。所以，在1934年2月這具有歷史意義的幾天裡，我身在維也納，卻對於在維也納發生的這些舉足輕重的事件一點也沒看見，而且絲毫也不知道這些事件發生的過程。這看上去似乎有些奇怪，用火炮進行了轟擊，房屋被占領，幾百具屍體被搬走——我可一具屍體也沒看見。在紐約、倫敦、巴黎，每個人看報，對於我們這裡到底真正發生了什麼事情，比我們這些似乎是目擊證人的人知道得更多。我們這個時代，人們離開決定性事件不過十條街道之遙，卻比那些遠在幾千公里之外的人知道得更少。這一令人驚訝的現象，我以後一而再地得到了證實。當道爾弗斯在幾個月以後的中午時分在維也納被人刺死，我在下午五點半已經在倫敦各條街上張貼的號外上看到了這則消息。我立刻設法和維也納通電話；令人驚訝的是，電話立刻接通，但是使我更加驚訝的是，在維也納，離外交部只有五條街，人們對這事了解的情況還不如倫敦每個街角的號外。因此，譬如說，我對維也納這場革命的經歷便只能表述它否定的方面。今天，一個同時代人，若不是碰巧處於一個決定性的位置，對於那些會改變世界面貌和他自己生活的事件將知道得十分稀少。我自己的經歷僅僅是：我和一位歌劇院的芭蕾舞女導演瑪爾加累特·瓦爾曼[35]有約，在環行大道的一家咖啡館裡見面。我步行前往環形大道，正下意識地想要穿過這條大街，突然有幾個身穿急忙抓來的舊日軍裝、手握步槍的人向我走來，問我要上哪兒。我告訴他們我要到那家J.咖啡館去，他們就平靜地讓我通過。我既不明白，為什麼這些老近衛軍在街上站崗，也不明白他們到底目的何在。事實上當時在郊區已經激烈交火戰鬥了幾個小時；但是在內城，大家還一無所知。等我晚上回到飯店想要結賬的時候，因為我第二天上午打算回薩爾茨堡去，那個門房對我說，他擔心我恐怕走不成了，因為鐵路停運。鐵路工人在罷工，另外在郊區還出了點事。 第二天各報關於社會民主党進行的一次起義登載了相當模糊不清的報導。這次起義多多少少已被鎮壓下去。實際上，戰鬥在這一天才達到最激烈的程度。政府決定動用機關槍之外，還動用大炮來對準工人的住房。但是炮聲我沒有聽見。倘若當時整個奧地利被人侵占，不論是被社會民主黨人還是被國家社會主義黨人，還是被共產黨人占領，我也會同樣知之甚少，就像當時慕尼黑居民那樣，他們第二天早上一覺睡醒，才從《慕尼黑最新消息報》獲悉，他們的城市已落入希特勒的手中。城市的內部一如既往，一切照舊，平靜如初，秩序井然。而在郊區，戰鬥激烈。我們愚蠢地相信官方的報告，一切都已平息，都已解決。我在國立圖書館裡查閱什麼資料，像個大學生坐在那裡和往常一樣進行研究。所有的商店全都營業，人們絲毫也不激動。到第三天，一切都已過去，大家才逐漸獲悉真相。第四天，鐵路剛一開通，我就一早返回薩爾茨堡。有兩三個熟人在街上遇見我，馬上就向我提出一大堆問題，在維也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我畢竟是這場革命的「目擊證人」，只好老老實實地告訴他們：「我不知道出了什麼事，你們最好買份外國報紙看看。」 奇怪的是，與這些事件相聯繫，我在自己的生活中也做出了一個決定。我是在下午從維也納回到我在薩爾茨堡的家裡的，發現幾大堆校樣和信件，我一直工作到深夜，為了把這些沒有處理的事處理完畢。第二天一早，我還躺在床上，就有人敲門。我們忠實的老僕人只要我沒告訴他一個明確的時間，平時從不叫醒我。他這時跑來，一臉慌張，讓我下樓去，有幾位警察局的先生說要見我。我有些驚愕，披上睡袍，來到樓下。有四位身穿便衣的警察對我說，他們奉命要搜我的家；要我繳出家裡藏匿的共和國保衛聯盟的武器之類的東西。 我必須承認，我第一時間過於驚訝，竟什麼話也答不上來。共和國保衛聯盟的武器藏在我的家裡？這事太過荒謬。我從未屬於任何政黨，從未關心過政治。我有好幾個月沒在薩爾茨堡，且不說這一切，我家的房子坐落在城外的山上，誰若拿著一把步槍或者一件武器走到我家，大家都會看見。竟然把軍火庫安置在我家裡，這簡直是世上最可笑的事情。我不作任何回答，只冷冷地說了一句：「您請查吧。」這四個偵探走遍我家的房子，打開了幾個箱子，敲了敲幾堵牆壁。我從他們幹這些事情時懶懶散散的樣子，立刻看出搜查只是走走過場，他們誰也沒有當真相信這屋裡有個軍火庫。半個小時後，他們宣布搜查已經結束，立即消失。 為什麼這齣鬧劇當時使我如此憤怒，可惜已經需要做一個歷史性解釋加以說明。因為最近幾十年，歐洲和全世界幾乎已經忘記，從前個人的權利和國民的自由是多麼神聖不可侵犯的事情。1933年以後，隨意抄家，無端拘捕，財產充公，掃地出門，驅逐出境，遣送流放和其他任何一種可以想像得出的使人屈辱的形式，幾乎已成家常便飯。我認識的歐洲朋友，幾乎沒有一個不知道這類事情。但是當時，在1934年初，在奧地利進行一次抄家，還是一個天大的污辱。像我這樣一個完全遠離任何政治、多年來連選舉權也不行使的人，偏偏給挑選出來，必有特殊原因。事實上也真是一件典型的奧地利事件。國家社會主義黨員一夜又一夜用炸彈和爆炸物品弄得居民不得安生，薩爾茨堡的警察局被迫要對他們採取嚴厲措施。這樣一種監督，無非是想顯示勇氣。這很成問題，因為早在當時納粹黨就採用了恐怖手段。官方機構每天都接到許多恐嚇信，威脅官方，若敢繼續「迫害」國家社會黨人，定將為此付出代價。事實上——要說報復，國社黨人絕對百分之百地說話算數。在希特勒開進奧地利以後，最忠實的奧地利官員第二天全都送進集中營。所以官方似乎有這樣的打算，想以抄我的家來昭告眾人，施行這種安全措施對誰也不會有所顧忌。而我卻從這件本身並不怎麼了不起的小小插曲背後，感覺到奧地利的形勢是多麼嚴峻。德國對奧地利施加的壓力是何等沉重。自從那次官方來人造訪之後，我已不再喜歡我的這幢房子，某種感覺告訴我，這樣的插曲，只是進一步更嚴重的侵犯人權行為的小心翼翼的前奏而已。當天晚上我就開始把我最重要的文件裝進箱子，下定決心，從此一直在國外生活。這次分離不僅離開了房子和國家，因為我的家人[36]依戀這幢房子，把它視為故鄉，她愛這個國家。可是對我而言，個人自由是世上最重要的東西。兩天之後，我啟程回到倫敦，沒有向我的朋友和熟人中的任何人透露我的意圖；一到倫敦，我做的第一件事情：通知薩爾茨堡的官廳，我已明確地放棄了我的住處。這是我邁出的脫離我故鄉的第一步。但是我從維也納經歷的那幾天，知道奧地利是完了——當然我還沒有預見到，這一來我失去了多少東西。 * * * [1] 即當時的德意志共和國，史稱魏瑪共和國。 [2] 赫爾曼·埃爾哈特艦長（1881—1971），德意志帝國海軍軍官，排猶，反對魏瑪共和國，曾進行武裝暴動。 [3] 沃爾夫岡·卡普（1858—1922），德國行政官員，於1920年與埃爾哈特艦長、魯登道夫將軍一同進行反共和國的武裝暴動，未能成功。 [4] 納粹黨的機關報。 [5] 指的是義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黨徒。 [6] 1923年11月8至9日，希特勒和魯登道夫發動慕尼黑武裝暴亂，暴亂被鎮壓，希特勒被捕。 [7] 指希特勒寫的《我的奮鬥》。 [8] 大衛·勞合·喬治（1863—1945），英國自由黨政治家，1916至1922年領導戰時內閣，1926至1931年任自由黨黨魁。 [9] 阿羅斯蒂德·布里昂（1862—1932），法國政治家。 [10] 伯恩哈德·封·比洛（1849—1929），德國政治家，1900至1909年任總理。 [11]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成為總理。 [12] 多爾恩（Doorn），德國皇帝威廉二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逃亡荷蘭，住在多爾恩，這裡從此成為德皇流亡地。 [13] 維特爾斯巴赫，巴伐利亞國王的王族。 [14] 阿爾弗雷德·恩斯特·胡根貝爾格（1865—1951），德國企業家、政治家。 [15] 雅各賓黨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激進派。有些雅各賓黨人，一旦位居要津，也就不復激進。 [16] 赫爾曼·戈林（1893—1946），是納粹德國第二號人物。曾被希特勒指定為接班人。「二戰」結束後，在紐倫堡審判中被判處絞刑。 [17] 約瑟夫·戈培爾（1897—1945），納粹德國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長，極力維護希特勒政權和第三帝國的體制，希特勒自殺後不久，戈培爾夫婦毒殺了自己的六個孩子後自殺。 [18] 「熱血和土地」詩人，代表人物為弗里特里希·格里澤（1890—1975），德國作家，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為邁克倫堡鄉土文學最重要的代表。 [19] 亨利希·曼 （1871—1950），德國作家，托馬斯·曼的哥哥。 [20]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1879—1955），德國物理學家，「相對論」的創立者，1921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21] 《埃萊克特拉》和《玫瑰騎士》均為理查·施特勞斯的歌劇。 [22] 本·瓊生（Ben Jonson）（1572—1637），英國戲劇家。 [23] 朱澤培·威爾第（1813—1901），義大利浪漫派作曲家、歌劇作家，代表作有《弄臣》《茶花女》《阿依達》等。 [24] 三個人玩的紙牌遊戲。 [25] 《工匠歌手》，瓦格納的著名歌劇。 [26] 雅克布·路德維希·菲利克斯·門德爾松-巴托爾迪（1809—1847），德國著名作曲家，納粹時期因是猶太人而遭到貶抑。 [27] 威廉·富特萬格勒（1886—1954），德國指揮家、作曲家。 [28] 1936年的柏林奧運會。 [29] 尤利烏斯·施特萊歇（1885—1946），納粹頭目之一，反猶刊物《先鋒報》主編。「二戰」結束後，經紐倫堡審判，被處以絞刑。他的團隊指他掌控下的新聞機構。 [30] 《瑪麗·安多奈特》，是茨威格為法國路易十六的王后瑪麗·安多奈特所寫的傳記。 [31] 《埃拉斯莫斯》，是茨威格為荷蘭人文主義者鹿特丹的埃拉斯莫斯寫的傳記。這位人文主義者的性格中有茨威格的某些特點。 [32] 恩斯特·呂迪格·封·斯塔爾海姆貝爾格侯爵（1899—1956），奧地利政治家，「家國軍」領袖。 [33] 埃米爾·費伊（1886—1938），奧地利軍官。 [34] 英語：要滌淨這樣臭氣瀰漫的空氣，非有一場風暴不可。 [35] 瑪爾加累特·瓦爾曼（1901？—1992），奧地利-德國女舞蹈家，歌劇導演。 [36] 我的家人，這裡是指茨威格的第一任妻子弗里德里克·茨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