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世界 · 16.和平的垂死掙扎

羅馬的太陽已經隕落。我們的日子一去不返。 烏雲、露水和危險接踵而至；我們該做的事情已經做完。 ——莎士比亞：《裘力斯·凱撒》 就像索倫特當年並非高爾基的流亡地，英國開頭幾年也不是我的流亡地。奧地利繼續存在，即使在那次所謂的「革命」和國家社會黨人嗣後發動突然襲擊，並且刺殺道爾弗斯，試圖把這國家奪為己有之後，奧地利還依然存在。我的故鄉為此還得垂死掙扎四年。我時刻都能回家，我並未遭到放逐，也未受到唾棄。我的書籍依然完好無損地放在我薩爾茨堡的房子裡。我還拿著我的奧地利護照，故鄉依然是我的故鄉，我還是那裡的公民——擁有充分權利的公民。那種可怕的沒有祖國的狀況還沒有開始，凡是沒有切身經歷過這種狀況的人，都對此無法解釋。那是一種使人的神經備受煎熬的感覺，就仿佛清醒地睜著雙眼在虛空之中跌跌撞撞地蹣跚，明明知道無論把腳邁向哪裡，都隨時隨地會被人推了回來。但是我還只僅僅處於開始狀況。當我1934年2月底在維多利亞火車站下車的時候，這次回來已是另外一種樣子。反正你決定在這座城市裡呆下去，和你只是作為客人踏入這座城市，同一個城市，看上去卻不一樣。我不知道我將在倫敦住多久。只有一點對我而言是至關緊要的：我又能重新開始進行我的寫作，又能捍衛我內心的和我外在的自由：因為所有的財產都意味著固定的聯繫，所以我沒有買房子，只租了一套小公寓，把我不願捨棄的少量書籍安置在兩個壁櫥里，再放上一張書桌。這樣我實際上就擁有了一個腦力勞動者身邊所需要的一切，當然就沒有空間來進行社交活動。但是我寧可住在最狹小的房子裡，以便時不時地可以進行自由旅行：我的生活無意之中已成為臨時安排，不再是長期定居。 第一天晚上——天色已經昏暗，牆壁的輪廓在夜色朦朧中變得模糊一片——我走進終於安排停當的小住宅，不由得吃了一驚。因為在這一瞬間，我似乎又走進了大約三十年前我在維也納布置的另一個小住宅。房間同樣很小，只有牆上同樣的書籍向我致以親切的問候。還有就是布萊克的「約翰王」，他那雙產生幻覺的眼睛，不論我走到哪裡都一直陪伴著我。我的確需要花點時間定一定神，因為年復一年過去多年，我一直沒有回憶起我這第一個住宅。我的生活，——這麼長時間一直向外擴展——如今又縮回到已經經歷的往事，而我自己也變成了我自己的影子，難道這是一種象徵？三十年前當我在維也納選擇那間小屋時，那僅僅是個開始。我還什麼都沒有創作出來，或者什麼重要的作品都還沒有創作出來；我的著作，我的名字還都沒有活在我的國內。而現在——奇怪的相似啊——我的著作又在它們的語言圈子裡消失，我所寫的一切對於德國而言，又變成陌生的東西。朋友們離我很遠，舊日的圈子已被破壞，我的房子連同裡面的收藏、畫幅和書籍都已丟失；完全像當年一樣，我又為陌生的一切所包圍。我在這期間所嘗試、所完成、所學習、所享受的一切，似乎全都隨風飄逝。我已年逾五十，又站在一個起點之上，又是一個坐在書桌前的大學生，早上跑著小跑趕到圖書館去，——只不過不像從前那樣深信不疑，那樣熱情洋溢，在頭髮里已有一綹銀絲，在疲憊不堪的靈魂之上覆蓋了淡淡的一層沮喪的陰影。 我很猶豫，是不是該對1934至1940那幾年英國的情況多談一些。因為我已經很接近我們的時代，我們大家幾乎都同樣經歷了這個時代，懷著同樣由無線電廣播和報紙所挑起的不安情緒，懷著同樣的希望和同樣的憂慮。我們大家今天都不怎麼驕傲地想起它們政治上的盲目，驚恐地想起它們把我們引到了何方；誰要想解釋，就必須控訴，而我們當中誰有權利控訴！再說了：我在英國的生活過得收斂已極。儘管我愚蠢地認為，這樣一種多餘的心理障礙難以控制。我在這半流亡和流亡的這些年裡，去除了一切坦率交流的社交活動，因為我妄自認為，在異國他鄉，別人討論時事時，我不宜參加發表意見。我在奧地利也無法糾正領導層犯的愚蠢行為，我在這裡只是這個善良海島的客人，我又怎麼能憑著我們清晰的、較為靈通的消息，指出希特勒這個危險正威脅著全世界，別人就會把這當作個人感興趣的意見，予以接受？當然，有時候看到顯而易見的錯誤，要緊閉嘴唇，實屬不易。眼睜睜地看到英國人的最高美德、忠誠，他們誠實的意志，在沒有反證的情況下，被一種設計得天衣無縫的宣傳所誤導，對任何人都表示信任。他們總是一再被騙術所迷惑，以為希特勒只想把邊緣地區的德國人吸收到自己身邊，這樣他就心滿意足，為了表示謝忱，他將消滅布爾什維克主義；這個誘餌很起作用。希特勒只消在一篇講演中說出「和平」二字，各報就熱情洋溢，歡呼雀躍，全然忘記他所干過的一切，不再追問德國何以如此瘋狂地擴軍備戰。旅遊者在柏林被人預先安排好導遊了一番，又被人恭維和奉承了一通，從柏林回來就稱讚那裡秩序井然，對他們新的領袖讚不絕口。漸漸地，人們在英國對建立大德意志帝國的「要求」覺得合理，也就悄悄地表示贊同——誰也不理解，奧地利乃是城牆上的石頭，一旦把這塊石頭炸掉，歐羅巴也就轟然坍塌。我睜著火辣辣的眼睛，感覺到英國人及其領導人天真爛漫，懷著高貴的輕信態度被迷住心竅。而我在家鄉是親眼就近看見那些衝鋒隊員的臉，親耳聽見他們高唱：「今天德意志屬於我們，明天屬於我們的是全世界。」政治的緊張形勢日益加劇，我就越發從這類談話和任何公開行動中抽身退出。英國是舊世界裡唯一的一個國家，我沒在那裡的報上發表過一篇與時事有關的文章，沒有在電台里講過話，沒有參加過一次公開的討論。我在那裡隱姓埋名地生活在我的小住宅里，就像三十年前作為一名大學生住在維也納的小住宅里一樣。所以我沒有權利作為一個有資格的證人來描述英國，就像我後來不得不承認的，我更沒有在戰前真正看到英國最深厚的力量。這種力量完全蘊藏在內心深處，只有在極端危險的時刻才充分顯露出來。 便是作家，我看見的也不多。恰好是我日後開始有些聯繫的作家，約翰·德林克瓦特[1]和胡格·瓦爾波爾[2]，早早地被死神奪走。年輕一些的作家，我又不經常見面，因為我懷有那種不幸地壓抑著我的身為「外國人」的不安全感，避免進入俱樂部、午餐會、公開的集會。但是不論怎麼說，有一次我還是得到了特別的、的確難忘的享受，親眼看見兩位頭腦最為聰敏的人物，蕭伯納和H.G.威爾斯，在一種暗地裡火藥味甚濃，而外表上卻彬彬有禮、光彩照人的氣氛中進行論戰。這是在蕭伯納家裡的一次午餐會，只有最親近的一圈人參加。我是處在一種既吸引人、又使人難堪的境地。事先並不知道是什麼激起了這暗中存在的緊張關係，可以像電流似的在這兩位族長之間感到，單看他們兩人互致問候的方式，親切之中交織著一股輕微的冷嘲熱諷——兩人之間想必存在著一種原則性的意見分歧，這種分歧可能在不久前得到消弭，或者要通過這次午餐來予以消除。這兩位大人物，每人都是英國的榮耀。在半個世紀前，曾經在「費邊社」[3]里，肩並肩地為當時同樣還年輕的社會主義進行過戰鬥。從此以後他們按照各自獨特的個性進行發展，越離越遠。威爾斯堅守他那積極的理想主義，不遺餘力地建造他的人類未來的幻想。蕭伯納則相反，無論對於未來還是現在都以懷疑而又冷嘲的目光觀察之，從而檢驗他那優越而逗樂的智力遊戲。便是在身體的外表上，隨著時間的推移，兩人也越來越形成對比。蕭伯納，八十歲的老人，難以想像的精神矍鑠。吃飯時，只吃核桃和水果，身材高挑、乾瘦，不斷處於精神緊張狀態。在他稍稍有些過於健談的嘴唇旁邊，總掛著一絲尖刻的笑意，而且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鍾情於他那奇談怪論迸發出來的耀眼煙火。而威爾斯，充滿生活樂趣的七十歲老人，比以往更加耽於享樂，喜歡舒適，五短身材，面頰紅潤，偶爾歡快過後，卻是無比嚴肅。蕭伯納咄咄逼人，使人暈眩，快速而靈巧地變換出擊點。另一位則採取策略上的防守，嚴密頑強，堅定沉著，就像信徒和堅信者那樣。我馬上得到這樣的印象，威爾斯並非僅僅前來參加一次友好的午餐，還準備進行一次原則性的論爭。正因為我不知道兩人思想上的矛盾背景如何，我對於這氣氛的感受就更加強烈。在他們兩人的每一個手勢、每一道目光、每一句話里，往往都閃爍著一種縱情恣肆的，可是又相當嚴肅的好鬥之情；就仿佛有兩個擊劍手在火拚之前，先舉劍嘗試著交手幾下，試試各自的機敏靈巧。蕭伯納擁有智力更快捷的運轉，他若給予回擊或者避開鋒芒，他那濃密的眉毛底下總是射出光芒。他喜歡風趣，愛用妙語雙關。六十年來他已臻無與倫比的、爐火純青的地步，漸漸地達到一種忘乎所以的境地。有時候因為心裡暗自發笑，他那一部濃密的白鬍子顫抖不已。他老是歪著個腦袋，似乎一直在目送他射出的箭，看它是否命中鵠的。威爾斯的兩個小腮幫子紅撲撲的，平靜的眼睛隱而不露，他卻更加尖銳，更加直率；他的理解力運轉起來也極為迅速，他不打出那些光彩奪目的閃避劍法，寧可肌肉放鬆，完全以一種鬆快的不言而喻的架勢刺將過去，劍鋒如此鋒利、如此迅速地閃電般地刺來刺去，擋開、刺出，刺出、擋開，看上去似乎是停留在戲謔之中。局外人看這場花劍比賽，劍光閃閃，左右飛舞，目不暇接，讚不絕口，但是這場快速的、始終在最高層面上進行的對話，背後有一股精神上的怒氣，以一種英國式高貴的最為文質彬彬的形式約束起來。戲謔之中含有嚴肅，嚴肅之中又有戲謔——這使得這場討論變得分外緊張，兩個各執一個極端的性格猛烈地相撞，表面上是在具體事實上激發爭議，實際上根植於一些不可更改的我並不知情的原因和背景。反正我目睹了英國最優秀的兩位大師身處於他們最為才華橫溢的那些瞬間之一，這場論戰的續篇，幾周之後刊印在《民族》雜誌上，能夠給我的樂趣不及這個充滿激情的對話給我的樂趣的百分之一。因為在這些變得抽象的論據後面，再也看不見活生生的人，再也看不見論戰的真正本質。可我很少享受過精神和精神摩擦出的火花，從來沒有在任何劇院的喜劇中看見過對話的藝術——從前沒有見過，後來也沒見過——像在這一契機時這樣精湛地演出過。因為這時這種藝術毫無目的，毫不誇張，以最為高貴的形式完成。 但是那幾年我只是在空間上身在英國，並沒有全部靈魂都在英國。恰好是由於擔心歐洲，這種痛苦的、壓迫著我神經的擔憂，促使我在希特勒掌權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這幾年，旅行很多，甚至兩次橫渡大西洋。也許是預感催促我，趁世界還敞開在我們面前，船隻還可以太太平平地在汪洋大海上航行，趕快多積攢些印象和經驗，心裡能攢多少就攢多少，為了更加陰暗的時間，也可能是渴望知道，正當我們這個世界毀於猜疑和不和時，是否有另一個世界建造起來，甚至說不定有一種更加朦朧的預感，我們的未來，甚至我自己的未來是在歐洲的彼岸。一次橫跨美利堅合眾國的演說旅行，給我求之不得的機會，從東到西，從北到南，觀看這個強大國家的多姿多彩，可又內部團結一致。但是南美洲給我的印象也許更強烈，我欣然接受邀請，前往南美去參加國際筆會代表大會。我覺得再也沒有比在那一時刻不顧國家和語言的差異，強調精神團結的思想更重要的了。這次旅行前在歐洲度過的最後幾個小時，還給我一個令人擔憂的警告，送我上路。在那1936年的夏天，爆發了西班牙內戰。表面看來，這只是這個美麗的悲劇性的國家內部的紛爭，可是實際上已是兩大意識形態的權力集團為它們未來的衝突所作的預備性的演習。我是在南安普敦乘坐一艘英國輪船出航的。原來以為，我們的輪船為了避開交戰地區，會繞開平時通常停泊的第一站維哥。使我深感意外的是，儘管如此，我們還是開進了這個港口，我們這些乘客甚至還准予上岸幾個小時去走走。維哥當時落在佛朗哥分子手裡，還遠離真正的戰場。可是在這短短的幾小時裡，已經看到了有些東西足以使我產生一些使人壓抑的念頭。市政廳飄揚著佛朗哥的旗子，市政廳前排列著穿著農家衣裳的年輕小伙子，大多由神父領著，顯然是從臨近的村子裡招募來的。我一時不明白，他們找這些小伙子想幹什麼，是些年輕的工人，招募來干一件什麼急活？還是說是些失業人員到這兒來免費進餐？可是一刻鐘之後，我看見同樣這一批年輕的小伙子搖身一變，從市政廳走了出來，他們穿著簇新軍裝，拿著步槍和刺刀，在軍官的監督下，登上同樣簇新閃閃發光的汽車，穿過大街，疾馳出城。我大吃一驚，我是不是在什麼地方曾經見過這樣的場面？起先是在義大利，接著是在德國！這些縫製得無瑕可擊的新軍裝，嶄新的汽車和機關槍突然在這裡和那裡出現。我又問我自己：這些新制服是誰提供的，誰付的錢，誰組織的這些窮苦的年輕人，誰驅使他們去反對現存的政權，反對民選的議會，反對他們自己合法的民眾代表機構？據我所知，國庫是掌握在合法政府手裡，軍火庫也是如此。那麼這些汽車，這些武器想必是國外提供的，它們無疑是從附近的葡萄牙越過邊境運來。可是誰提供的？誰付的錢？是一股想要掌權的新勢力，這同一股勢力，到處插手，酷愛暴力，需要暴力。對於這股勢力而言，我們所信仰的，我們為之生存的一切理念，和平、人道、和解，全都算是落伍的虛弱現象。這是一些秘密小組，躲藏在他們的辦公室和康采恩里。他們玩世不恭地使用年輕人天真的理想主義，為了他們的權力欲望和他們的買賣。這是為了掌權的意志，它使用一種新穎的更加精緻的技巧，想把戰爭的古老野蠻暴行，帶到我們不幸的歐洲來。親眼目睹這種直擊感官的印象，永遠比千百件報紙文章和小冊子對於人的靈魂更有力量。我親眼看見這些年輕的無辜的小伙子，由躲在幕後的秘密牽線人提供武器，來對付他們自己祖國的同樣無辜的年輕小伙子們。在這種時候，我比任何時候都更加強烈地預感到，我們將面臨什麼，歐洲將面臨什麼。我們的輪船在停泊幾小時後，又起錨開航，我很快就進到我的船艙里去。我覺得心裡非常痛苦，無法向這美麗的國家看上一眼。由於別人的罪過，這個國家正遭受著可怕的破壞；我覺得歐洲，我們神聖的故鄉歐洲，我們西方文明的搖籃和帕提農神廟[4]，由於自己的妄想，似乎已經註定了要死於非命。 後來看到阿根廷就更加使人心情歡暢。這裡又是西班牙，它古老的文化在一片新式的、更加遼闊的土地上得到保存和維護，這是一片還沒有被鮮血浸透、還沒有被仇恨毒化的土地。這裡糧食富足，富裕豐盈，有一望無際的空間，足以為未來提供食物。難以估量的幸福感和一種新的信念在我心裡湧現。不是幾千年來各種文化都是從一個國家流傳到另一個國家，大樹被利斧砍倒之後，不是種子得到挽救，從而長出新的花朵，新的果實？我們歷代的前輩和我們同輩所創造的東西，從來也不會完全丟失。我們只不過需要學習，從更大的規模來進行思考，用更加遼闊的時代空間來進行計算。我對我自己說，我們應該開始，不再單以歐洲的方式來思考，而是跳出歐洲；不是把自己埋葬在一個行將死絕的過去，而是參加到它的新生中去！這座新的百萬人口大城市的全體居民，這樣真誠地參加我們的大會，我從中看出，我們在這裡並不是陌生人。我們把生命中最珍貴的東西奉獻給了人類精神團結一致的信念。這種信念在這裡生機勃勃，依然有效，發揮作用。在我們這個產生新速度的時代，汪洋大海也不可能把我們截然分開。一項新的任務取代了舊的任務：在更廣闊的程度上，以更加大膽的集體力量把共同精神家園建造起來。自從我向那即將來臨的戰爭投去了最後一瞥，從而失去了歐洲，那麼，我在南國的十字星座下面又開始希望和信仰。 巴西給我的印象之強烈並不弱於阿根廷，讓我產生的希望也並不少於阿根廷。這是一個蒙受大自然的饋贈極為豐盈的國家，它擁有世上最美麗的城市。這個國家幅員遼闊，鐵路、公路至今還沒有縱橫遍地，幾乎沒有飛機。在這裡往日的一切比在歐洲維護得更加細心認真。這裡民風淳厚，還沒有出現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粗野風習，這種粗野也沒有滲入各民族的精神。人們平靜和睦地生活在一起，即使在差異最大的種族之間，人們的交往也比我們之間客氣友善，不像我們彼此之間那樣敵意森然。在這裡，人並沒有被關於血統、種族和出身的荒謬理論人為地加以區分。人們懷著奇怪的預感，覺得在這裡可以和平地生活。在這裡，空間正以難以估量的豐盈為未來預做準備，而在歐洲，為了一丁點兒空間，各國之間互相鬥爭。政治家們抱怨連天。在這裡，國家還等待著人們來使用它，並在這裡定居。在這裡人們可以把歐洲人所創造的文明，以新的另外的形式更加了不起地予以繼續和發展。我的眼睛有幸見到這新的大自然所擁有的千姿百態的美麗，我把目光投向未來。 但是旅行，甚至長遠的旅行，直到別的星球之下，別的世界之中，也無法擺脫歐洲，擺脫對歐洲的擔憂。憑著所有科技發展的成果，人把最神秘莫測的力量抓到自己手裡，同時也擾亂了自己的靈魂，這似乎是大自然對人的惡意的報復。科技給我們帶來的最惡劣的詛咒莫過於它阻止我們逃避現實，哪怕只是逃避片刻。以往世世代代的人們在災難時期可以逃避到孤寂之中，遁跡於僻遠地帶，而我們這些人卻不得不在同一時刻獲悉、並且感到在我們地球上任何地方發生的災難禍害。不論我如何遠離歐洲，它的命運都伴隨著我。夜裡我們在彼爾-南布柯登陸，頭頂上是南國的十字星座，街上儘是皮膚深色的人們走在我的身邊。我看見在一張紙上張貼著巴塞羅那遭到轟炸和一個西班牙朋友遭到槍殺的消息。幾個月前，我和這位朋友一同度過了幾小時美好的時光。在德克薩斯，我在休斯敦和另一座石油城之間乘坐普爾曼型的豪華列車向前疾馳，突然聽見有人拚命地用德語大叫大嚷：一位渾然不覺的同行者把無線電撥到德國波段上，於是當列車快速奔馳在德克薩斯平原上時，我不得不聽到希特勒的一篇煽動性的講演。我逃避不掉，無論白天還是黑夜；我始終不得不懷著痛苦的擔憂，想著歐洲，想著處於歐洲之中的奧地利。這也許看上去是種小里小氣的愛國主義，因為這是一個錯綜複雜龐大無比的危險，從中國一直到埃布羅河[5]和曼薩那累斯河[6]全都受到波及，而我恰好對奧地利的命運特別揪心。但是我知道，整個歐洲的命運恰好和這個小國——碰巧是我的祖國——相聯繫，倘若我們試圖回顧往事，揭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政治上的錯誤，就會認識到最大的錯誤在於，歐洲和美國的政治家們都沒有貫徹執行威爾遜的明確而簡單的計劃，而是把這計劃歪曲了。威爾遜的理念是，給弱小民族以自由和獨立。但是他也正確地認識到，這種自由和獨立只可能在大大小小的國家都聯合起來組成一個覆蓋這些國家的統一體內才可能持久。如果不締造這種涵蓋各國的組織，——真正的包羅各國的國際聯盟——而只是實現他規劃中的另一部分，小國的獨立，那麼不是製造寬慰，而是不斷增添緊張，因為再也沒有比小國懷有的大國狂更危險的了。這些小國剛剛建立，頭一件事便是彼此之間大搞陰謀詭計，為了小小的一點土地爭吵不休。波蘭人反對捷克人，匈牙利人反對羅馬尼亞人，保加利亞人反對塞爾維亞人，而處於所有這些互相爭奪的國家之中最虛弱的乃是奧地利，和極為強大的德國抗衡。這個被肢解得面目全非的小國，其國君曾經統治過整個歐洲。我必須一再重複，它是城牆上的一塊石頭。我知道，我身邊的這座英國的百萬人口的大都市裡，人們都能理解，奧地利一倒，捷克斯洛伐克必倒無疑。巴爾幹便公然暴露在希特勒面前，成為戰利品。國家社會主義拿到維也納，由於該城特別的結構，也將把槓桿拿到他們粗野的手裡。使用這根槓桿，他們可以把整個歐洲弄得分崩離析。只有我們奧地利人知道，是什麼樣為怨恨所刺激的貪慾，會驅使希特勒進占維也納。這座城市曾看見他極端落魄潦倒，如今他希望作為勝利者進入這座城市。因此，我每次匆匆忙忙地探訪奧地利，然後又越過邊界返回，都要好好地鬆一口氣：「這一次還沒淪陷。」我回頭張望，就仿佛這是最後一次看望。我看見災難正在逼近，不可避免；在所有那些年裡，正當別人信心十足地拿起報紙來看時，我卻每天早上心裡上百次地擔心，害怕讀到一個頭條：奧地利完蛋了。唉，我今天自己矇騙自己說，我早已脫離了奧地利的命運。這可真是自我欺騙！我在遠方每天都為它進行的遲緩而緊張的垂死掙扎而跟著受罪——不知要比我在國內的朋友嚴重多少倍，這些朋友以愛國的示威行動自我欺騙，並且每天彼此擔保，「法國和英國不會讓我們沉淪的，尤其是墨索里尼，他絕不會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他們相信國聯相信和約，猶如病人相信掛著美麗標籤的藥品。他們無憂無慮開開心心地一天天活下去，而我比他們看得清楚，卻擔憂得把心都操碎了。 我最後一次回到奧地利去，也沒有其他理由，只是因為對這日益臨近的災難心生恐懼。我於1937年秋天來到維也納，看望年邁的母親，很長時間在那裡沒有什麼事情需要處理，沒有什麼緊迫的事情叫我前去。幾周之後，有一天中午，——大概是十一月底——我越過攝政王大街回家，路上買了一份《旗幟晚報》（Evening Standard）。這一天，哈利法克斯爵士[7]飛往柏林，第一次企圖和希特勒親自談判。在這份《旗幟晚報》的第一頁上——我今天還清清楚楚地看見我面前的這頁報紙，文章是用粗體字印在這一頁的右邊——列舉了哈利法克斯打算和希特勒達成共識的那些條款，其中也有關於奧地利的條款。從字裡行間我發現，或者我認為讀到：放棄奧地利，因為和希特勒交換意見可能會有其它的意思嗎？我們奧地利人當然知道，在這一點上希特勒絕對不會讓步。奇怪的是，這樣提綱挈領地列舉討論的題目，只包含在《標準晚報》的那期正午版里，該報下午各版里這些題目全都無影無蹤（我後來聽到謠傳，該報的這條消息是由義大利公使館提供的。因為在1937年，義大利最擔心的還莫過於德英兩國背著義大利達成協議）。《標準晚報》這一期的這條——許多人沒有注意到的——簡訊，在事實上究竟有幾分對，幾分錯，我不知道該如何判斷。我只知道，一想到希特勒和英國之間已經在就奧地利進行談判，我個人可是大吃一驚。我並不羞於說出，報紙拿在我手裡，索索直抖。不論對或錯，多年來沒有一條消息像這條消息這樣激動我。因為我知道，但凡這條消息裡面有一丁點是真實的，那麼這便是結局的開始。因為只要這塊石頭從牆上掉下，那麼這堵牆也隨之坍塌。我立刻掉頭就走，跳上下一輛公共汽車，到「維多利亞站」停下，駛往皇家航空公司，去打聽第二天早上飛機上是否還有空位子。我想再一次見我老母親一面，見見我的家人，我的故鄉。我碰巧還拿到一張機票，扔幾樣隨身用品到箱子裡，便徑飛維也納。 我的朋友們看見我這麼迅速、這麼突然地又趕回來了，驚訝不已。當我向他們暗示我的憂慮，他們把我大大地嘲笑一頓。他們諷刺我，還依然是那個老「耶利米」。我是不是並不知道奧地利全體居民現在百分之百地站在舒施尼克背後？他們不厭其煩地向我大講「愛國陣線」組織的這些了不起的遊行示威，而我在薩爾茨堡已經觀察清楚，這些遊行者大多數都把明文規定須要佩戴的團結徽章只別在外面上衣的領子上，以免危及自己的職位。與此同時，在慕尼黑，為了謹慎起見，人們早就登記參加國社黨，——我學習了很多歷史，也寫了很多歷史，不會不知道，廣大群眾總是立刻倒向眼前勢力所在的一邊。我知道，今天高呼「舒什尼克萬歲」的聲音，明天又都會齊聲吼出「希特勒萬歲」來，同樣的聲音，同樣的人。我在維也納談過話的人，全都表現出真誠的無憂無慮的神氣。他們彼此互相邀請，身穿黑禮服和燕尾服參加社交活動（並未預感到，不久就會穿上集中營的囚服）。他們去逛商店，給他們家美麗的房子購買聖誕節所需的物品（並未預感到，幾個月以後人家就會把他家裡的東西洗劫一空）。古老維也納的這種永遠無憂無慮的態度，我從前非常喜歡，其實我一生都夢想著這種態度，就像維也納的民族詩人安岑格魯伯[8]總結成簡潔洗鍊的公理所說的：「你不會有事。」這話第一次使我心疼。也許，他們，我在維也納所有的朋友們說到底都比我明智，因為他們只有當事情發生了才痛苦。而我事先就在想像中受罪，等到事情發生了我又再一次痛苦。反正——我沒法理解他們，也沒法和他們溝通。兩天之後我也就不再警告誰了，幹嗎去擾得他們心神不寧？他們根本就不願人家打擾他們。 但是請你們別說我放馬後炮，如果我說，我在維也納度過的最後兩天，和我出生的這座城市的每一條我熟悉的街道，每一座教堂，每一個花園，每一個古老的角落都一一道別，向它們默默地投以一瞥絕望的「就此永訣」的目光，我說的是再真實不過的真話。我懷著這種隱蔽的「這是最後一次擁抱」的想法和我母親擁抱作別。這城裡的一切、這國家的一切我看到了都感到「永別了」，清楚地意識到，這是訣別，這是永訣。我乘火車從薩爾茨堡經過，在火車站都沒下車。我的房子就在這座城市裡，我在這房子裡寫作了二十年。我完全可以從車窗望見小山上我的房子，有多少年的回憶和它縈繞在一起。但是我看也沒有看它一眼，何必看呢？——我反正永遠也不會再在那房裡居住。當列車越過邊境的那一時刻，我就像《聖經》里的人類祖先羅得[9]，知道在我身後一切都將化為灰塵，化為鹽質凝成的往事。 希特勒對維也納恨之入骨，這座城市在他年輕落魄時把他趕走。我預感到，倘若希特勒仇恨之夢得以實現，他作為凱旋的君王占領這座城市，將會發生什麼事情。可是當奧地利，包括歐洲在1938年3月13日[10]作為戰利品落到赤裸裸的暴力手中時，我的想像力，任何一種人道的想像力和這時發生的反人道的暴行相比是多麼猥瑣，多麼渺小，多麼寒磣！現在面具已經脫落。其它國家公開表示畏懼，殘暴毋須再有任何道義上的障礙，——現在英國還算什麼？法國和全世界還算什麼？——殘暴也就毋須再使用「馬克思主義者」在政治上必須消滅殆盡作為偽善的藉口。現在不僅是又偷又搶，而是聽任一切個人的復仇欲大行其道。大學教授們得單靠兩隻空手去擦洗大街，虔誠的白鬍子猶太人給拖進教堂，被狂呼亂叫的年輕小伙子們逼著做下蹲動作，並且齊聲高喊「希特勒萬歲」。他們在大街上像捕捉兔子一樣地把無辜的人們抓起來，帶到衝鋒隊的軍營里去打掃廁所。病態骯髒的仇恨幻想在許多夜裡恣意妄為地胡思亂想出來的種種暴行，在青天白日爆發出來。他們衝進人家的住宅，從渾身顫抖的女人身上扯下她們的耳環，——這種事情在幾百年前中世紀戰爭中掠奪城市時也同樣可能發生；如今新鮮的是，對於公開折磨人表示無恥的歡樂，心靈上的酷刑，精心設計的屈辱，所有這一切並不是由個別人記錄下來，而是由成千上萬名遭受過這樣暴行的人所記錄。若在一個更加平靜的時代，不像我們這樣一個道德上已經疲憊不堪的時代，有人讀到二十世紀，在這座文化之城，一個仇恨得發瘋的人所犯下的罪行，定會渾身戰慄不已。因為這是希特勒在他軍事和政治的勝利當中，最具妖魔色彩的凱旋——就這一個人成功地通過持續不斷的過火行動削弱了任何法律觀念。在執行這種「新秩序」之「前」，不經審判、沒有外在原因地謀殺一個人，還可以使全世界為之震撼。在二十世紀施行刑罰是無法想像的事情，剝奪人家財產還明確地被稱作偷盜行為，可是「現在」，經過一再連續發生的巴托羅繆之夜[11]，在衝鋒隊的囚室里，在鐵絲網後面每天發生的酷刑致死的事件，還有什麼叫做不正義的行為，什麼叫做人間的苦難呢？1938年，在奧地利淪陷之後，我們的世界已經這樣習慣於不人道的行為，習慣於無法無天的殘暴行徑，為以往幾百年所未有。以往，單單在維也納這所不幸的城市裡發生的事情，就足以引起全世界的譴責。而在1938年，世界的良心表示沉默，或者在它遺忘和原諒之前，只是稍稍抱怨兩聲而已。 這些日子，每天都從家鄉發出尖聲求救的呼聲。因為最親近的朋友給帶走了，受到酷刑，遭到凌辱。大家都無助地為每一個至愛親朋哆嗦，這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日子。我並不羞於告訴大家，——時代已經把我們的心扭曲到這種地步——我們把年邁的母親獨自留在維也納，當她過世的消息傳來，我並不吃驚，並不抱怨。相反，我甚至覺得放心了，因為我知道，她再也不會受到任何折磨，也不會遇到什麼危險。我年邁的母親八十四歲，幾乎完全失聰。她在我們家的老房子裡住著一套寓所，即使按照新的《雅利安人法律》，暫時還不至於被掃地出門。我們原來希望用什麼方式把她帶到國外，可是維也納頒布的最初幾道命令之一就沉重地打擊到她。我母親八十四歲，腿腳很不利索，每天去進行小散步時，習慣於勉強走上五分鐘或者十分鐘，就在環形大道上或者公園裡的椅子上坐下休息片刻。希特勒占領這座城市還不到八天，就頒布了一道獸性十足的命令，猶太人不得在公共的板凳上坐下——這道禁令和其它那些禁令一樣，顯然只是出於虐待狂的目的，挖空心思地想出來，陰險毒辣地折磨人的。因為掠奪猶太人的財產，這怎麼說還符合邏輯，有點意思，可以理解。因為強占了猶太人的工廠，住宅中和別墅里的設備和空出來的職位，還可以餵養自己人，酬勞舊日的追隨者；戈林之所以擁有如此豪華壯觀、內容豐富的畫廊，主要要歸功於這種大肆進行的搶占掠奪行徑。但是不允許一個年老的女人或者一個精疲力盡的老人坐在凳子上歇息幾分鐘，喘喘氣，這可是二十世紀所特有，是一個被千百萬人當作這個時代最偉大的人物來頂禮膜拜的人的專利。 所幸我的母親用不著忍受這類粗暴和屈辱很長時間。她在維也納被侵占後幾個月就去世了，我不由自主地記住了一個與她去世有關的插曲；我覺得記下這樣一些細枝末節，對於未來的時代十分重要。未來時代可能會認為這些小事不可能發生。這位八十四歲的老太太一清早突然失去知覺。請來的大夫診斷，老太太熬不過今夜。請了一個女護理員，大約四十歲，守在病人的床邊。老太太自己的兩個兒子，我哥哥和我都不在身邊，當然沒法趕來，就是趕到一個垂死母親的床前，在那些德國文化的維護者看來，也會算是一樁罪行。於是我們的一位堂兄便打算這天晚上在我母親的寓所里過夜，以便在老太太辭世時至少有一個親人在場。我們的這位堂兄當時已是一個六十歲的老人，自己身體也並不怎麼健康。果然他在一年後也去世了。他剛準備在旁邊的房間裡鋪了床，打算守夜，這名女護理員，——為了她的名譽起見，應該說明，她頗為羞澀地解釋，根據新頒布的國家社會主義的法律，可惜她不可能在一個即將死去的女人家裡過夜。她說我的堂兄是個猶太人，而她是一個不到五十歲的女人，不許同時和這個猶太男人一起在同一個屋檐下為一個彌留之中的女人守夜，——根據斯特萊歇爾宣稱的心態，一個猶太男人的第一個念頭就是向這個女人施行玷污種族的壞事。女護理員說，當然，她自己也感到這項法令極為令人難堪，但是她被迫非遵守不可。於是我那六十歲的堂兄只好被迫連夜離開那所房子，以便那女護理員可以守在我彌留之際的母親身邊。也許大家可以理解，為什麼我說我母親真是有福，不用再繼續活在這樣一些人當中。 奧地利的淪陷在我個人的生活中也發生了一個變化。起先我把這個變化完全視為小事一樁，純粹是形式而已；我失去了我的奧地利護照，必須向英國當局申請一張白色的代用證件，一張無國籍人員護照。在我世界公民的幻夢中我常常悄悄地描繪，能夠當上一個無國籍人士，完全根據我內心的感受，不向任何國家承擔義務，因而毫無差別地屬於一切國家，這將是多麼妙不可言的事。但是我必須又一次認識到，我們人世間的想像力是多麼缺陷累累。恰好是最為重要的感情，只有親自忍受之後，才會懂得。十年前我在巴黎遇見德米特里·梅日科夫斯基[12]時，他向我抱怨他的著作在俄國被禁。我沒有切身經驗，還相當不動腦子地試圖安慰他說，他的著作在世上廣為傳播，比起他的國際影響，在國內被禁算不了什麼。可是等到我自己的作品在德語圈子裡消失之後，我才多麼清楚地理解他的抱怨。他創造出來的詞語只能在譯文中，在遭到稀釋、經過改變的媒體中出版！我也只有在前廳里坐在申請者的板凳上等候多時，才得以放進英國的官廳辦公室去時才剛剛懂得，用我的護照去換取一張外國人代用護照意味著什麼。因為我有奧地利護照，就享有我的權利。每一個奧地利公使館的官員或者警官都有責任向我這個享有全部權利的公民發放護照。而我得到的英國頒發的外國人代用護照則相反，我必須去請求。這是我求得的別人的好意，而這種好意是隨時可能被人收回的，——一夜之間我又降了一等。昨天我還是外國客人，在某種意義上是位紳士，在這裡花費我的國際收入，支付我的捐稅，今天我就成了流亡者，成了一個「難民」。我給壓到低一等的範疇之中，雖說並非不光彩的範疇。另外從現在起，每一份外國的簽證都必須特別請求印到這張白紙上面，因為一切國家對這一「類」人都非常懷疑，而我現在就屬於這一類人。這種不受法律保護、沒有祖國的人，只要人家嫌他討厭，嫌他呆的時間太長，必要時就可以被驅逐出境，像其他人一樣遣送回國。我不得不一再想起一個俄羅斯流亡者幾年前跟我說過的話：「從前一個人只有一個身體和一個靈魂，今天他還需要一張護照，否則他不會受到人一樣的對待。」 事實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極大地倒退了一步，再也沒有比限制人的個人行動自由和削減人的自由權利更讓人對人類的這一倒退感受更深的了。1914年以前，世界屬於所有的人，每個人想上哪兒去，就去，想在哪兒呆多久，就呆多久，沒有許可證，沒有批准書。我跟年輕人說，1914年以前，我旅行到印度和美國，身上沒有護照，或者不如說，根本就沒見過護照。看到年輕人聽我這麼說驚訝不已的樣子，我總是一再樂不可支。我們當時上船就徑自上船，下船就徑自下船。不提什麼問題，也不向我們提什麼問題。今天人家要我們填寫的上百張文件，我們當時身上一張也沒有。沒有批准書，沒有簽證，沒有任何事情麻煩我們；同樣的邊境線，今天由於大家對大家、人對人都懷有病態的懷疑，海關人員、警察、憲兵崗哨密布，國境線變成了一堆鐵絲網圈起來的障礙。在當時意味著象徵性的一些線條，你可以無憂無慮地邁過去，就像跨過格林威治的子午線。一直等到戰後，世界才開始被國家社會主義搞得精神錯亂。我們這個世紀的這種精神病症的第一個明顯的現象便是Xenophobie（排外）：仇恨外國人或者至少是害怕外國人。人們到處都自我防護，抵抗外國人，到處都把外國人排除在外。從前發明出來只是對付犯罪分子的令人屈辱的事情，現在每次旅行之前、旅行期間全都用在旅行者身上。他得讓人照相，左邊、右邊，側面、正面都得照，頭髮要剪短，得讓人看到他的耳朵，他得摁上指印，起先只摁大拇指，後來十個指頭都得摁印。另外，還得出示各種證件，健康證書、疫苗注射證書、警察局開出的有無犯罪記錄的證明信，各種推薦信，還得出具邀請信，親友的地址，還得加上道德上、財政上的保證書，填寫各種表格並且加上簽名，一式三份四份。在這堆文件之中，只要缺少一份，那就全都完了。 所有這一切看上去都是瑣碎的雞毛蒜皮的小事，把這些事情提出來，乍一看，似乎是我這人小里小氣，過於計較，但是我們這代人，就為了處理這些無謂的「雞毛蒜皮」的小事，無可挽回地把大好光陰白白浪費。我粗粗統計一下，我在這些年裡填寫了多少表格，每次旅行時寫了多少聲明，納稅申明，出具多少外匯證明，過境證明，居留許可證，出境許可證，報戶口和銷戶口。我有多少小時站在領事館和官府的接待室里，坐在多少官員面前，有的客氣，有的不客氣，有的百無聊賴，有的肝火很旺。在邊境上我得經受多少次搜查行李，接受多少次盤問。然後我才感到，在這個世紀我失去了多少人的尊嚴，而我們年輕時堅信不疑把這個世紀夢想成為一個自由的世紀，成為世界公民的未來世紀。我們的創造，我們的創作，我們的思想受到這種毫無創造性，同時又使靈魂受到屈辱的糾纏，不知受到多少損害！因為我們每一個人在這些年裡閱讀這些官廳的規定比閱讀頤養精神的書籍要多。每到一個陌生的城市，每到一個外國，第一條路不像從前那樣是直奔博物館，直奔賞心悅目的風景區，而是到領事館去，到警察局去取一份「批准書」。我們這同一撥人，從前要是坐在一起，就討論波德萊爾的詩歌。現在我們發現，都在談論保證人對移民的保證書和批准書，談論應該申請長期簽證還是旅遊簽證；認識領事館的一名小小的女公務員，可以讓你等待的時間縮短，這在最近十年比和一位托斯卡尼尼或者一位羅曼·羅蘭建立了友誼更加性命攸關。憑著生而自由的靈魂，你得經常感到，你是個客體，而不是主體，我們毫無權利，一切都是官府的恩典。你得經常被人訊問、記錄、編號、嚴格調查，蓋上印記。我這個生於更加自由時代的不可教誨的人，一個夢想中的世界共和國的公民，至今還感到在我的護照上所蓋的每一個印章，都像是給我打上的一個烙印，而他們提的每一個問題，他們做的每一次搜查，都是對我的一次羞辱。這都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永遠只是雞毛蒜皮的小事，這我知道，是在人生的價值比貨幣的價值跌得更加迅速的時代發生的雞毛蒜皮的小事。但是只有抓住這些細微渺小的標誌，以後的時代才能記下這些精神關係和精神錯亂的正確的病理診斷，這種精神錯亂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攫住了我們的世界。 也許我從前過於嬌慣，也許我的敏感也被最近這些年疾風暴雨似的轉變漸漸地弄得過於激動。每一種形式的流亡本身，都不可避免地會造成失去平衡。你會失去原來正直的態度——這點也必須有所經歷，才能被人理解——如果你感到身體下面已經沒有自己的土地，你會感到更不踏實，對自己更加懷疑。我毫不猶豫地承認，從我不得不拿著外國人的證件或者護照生活之日起，我已經不再覺得我自己完全屬於我自己。我的自然的身份本來和原來的真正的我融為一體。如今我的身份有一部分已經永遠被破壞，我變得更加收斂，完全不符合我的本性。我——這個過去的世界公民，——今天卻不斷地產生這種感覺，仿佛我現在得為每吸一口空氣，都要特別表示感謝。我吸掉了別國人民的空氣。頭腦清楚的時候，我自然知道，這種奇思怪想荒謬絕倫。但是，理性什麼時候能反抗一點兒自己的感情呢！我差不多花了半個世紀的時間來教育我的心，作為一個「世界公民」的心，以世界公民的氣度那樣搏動。可是不行，在我失去我自己護照的那一天，我以五十八歲的年齡發現，丟失自己的祖國，不僅僅是丟失了地球上有界標的一小塊土地而已。 但是我並不是獨自一人懷有這種心裡不踏實的感覺。不安的情緒漸漸開始瀰漫整個歐洲。從希特勒襲擊奧地利之日起，歐洲的政治天際便烏雲密布。原來英國悄悄地為希特勒開路，希望以此為自己的國家買來和平的那些人，現在開始沉思起來。從1938年起，倫敦、巴黎、羅馬、布魯塞爾，一切城市鄉村，任何談話，不論起先話題多麼偏遠，最後無不匯合到這樣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戰爭是否能夠避免或者至少能夠推遲，如何才能使戰爭避免或者推遲。回顧歐洲在經常不斷、日益增長的戰爭恐懼之中度過的這幾個月，總的說來，只回憶起兩三天真正懷有信心的日子。這兩三天裡，人們最後一次感到，戰爭的陰雲即將飄散，大家又能和平自由地呼吸，就和從前一樣。反常的是，大家信心滿滿的這兩三天，恰好是今天被人當作現代史上最為災難深重的日子：這是張伯倫和希特勒在慕尼黑會晤的日子。 我知道，大家今天不喜歡回憶起他們的這次會晤。張伯倫和達拉第在這次晤談時被迫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投降。不過既然我在這裡要為文獻的忠實效勞，我必須承認，在英國度過這三天的每一個人，當時都覺得這三天妙不可言。1938年9月的最後幾天，形勢惡劣已極。張伯倫剛第二次飛去會見希特勒返回，幾天之後，大家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張伯倫到德國去，在哥德斯堡把先前希特勒在貝爾希特斯戛登所要求的東西，無保留地全部同意給他。但是幾周前，希特勒覺得夠了的東西，現在已經不能再滿足他的權力貪慾。綏靖政策和「try and try again」[13]的政策遭到了可恥的失敗，在英國，輕信的時代一夜告終。英國、法國、捷克斯洛伐克，歐洲別無選擇，只好屈從於希特勒的不容置辯的權力意志，不然就和他兵戎相見。英國似乎已經下定決心，他們不再隱瞞自己在擴大軍備，而是公開地張揚地顯露出來。突然之間，工人出現在倫敦各個公園裡。在海德公園、攝政王公園，特別在德國大使館對面，堆起掩蔽部，準備對付咄咄逼人的轟炸。艦隊動員起來，參謀部的軍官們不斷地在巴黎和倫敦之間飛來飛去，為了共同制定最後的措施，駛往美國的輪船擠滿了外國人，他們想要及時進入安全地帶。從1914年以來，英國從來沒有這樣清醒覺悟。人們的臉色更加嚴肅凝重，人們的神情更加心事重重。看見一排排的房屋，摩肩接踵的大街，人們心裡暗自思忖，明天炸彈會不會把這一切全都夷為平地？大門後面，人們或站或坐，在廣播新聞的時間，人們都圍坐在，或者環立在收音機的旁邊收聽消息。在每一個人身上，在每一秒鐘，雖然看不見，卻可以感覺到有一股巨大的緊張氣氛籠罩著全國。 然後議會裡就舉行那次歷史性的會議。張伯倫向議會報告，他又一次嘗試著和希特勒達成一致意見，再一次，第三次向希特勒建議，在德國任何地方去拜訪他，為了拯救已經嚴重受到威脅的和平。希特勒對他建議的回答還沒有傳來。就在會議期間，傳來了那份電報——真是富有戲劇性到了極點，——電報告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同意在慕尼黑召開一次共同會議。在這一時刻，英國議會完全失控——在英國歷史上幾乎是絕無僅有的一次——議員們跳將起來，大聲喊叫，掌聲雷動，歡呼之聲響徹走廊。這座莊嚴肅穆令人敬畏的大廈，不知多少年來，從來沒有像此時此刻這樣因為群情歡騰而為之震顫。從人性的角度看，這是一場絕妙的演出。人們真誠地為和平終於獲救而歡欣鼓舞，竟克服了英國人一向如此善於擺出來的紳士派頭和收斂態度。但是從政治的角度來看，這次喜極而狂的爆發，卻是一個極端嚴重的錯誤。因為通過這歡聲雷動，議會和國家都暴露出它們是多麼憎惡戰爭，只要保住和平，不惜作出任何犧牲，不惜損害自己利益，不惜有損自己威望。這樣一來，張伯倫從一開頭就被認為，到慕尼黑去，不是為爭取和平而戰，而是為了乞求和平。但在當時還沒有人預料到面臨的將是一個什麼樣的投降。大家都認為，——我自己也是如此，我並不否認——張伯倫到慕尼黑去是去談判，並不是為了去投降。接著又過了三天火燒火燎的等待，在這三天裡，全世界都好像摒住了呼吸。公園裡還在挖掘，兵工廠里還在工作，高射炮安裝起來，防毒面具分發給居民。從倫敦疏散兒童的計劃正在考慮，秘密的準備工作正在進行，一般人並不明白都是些什麼，可是每個人都知道目的何在。又過了一個早上，中午，晚上，夜裡，一直在等報紙，一直在聽廣播。1914年七月份的那些瞬間又重複出現，那可怕的使人神經崩潰的等待，期盼著聽到「戰」還是「不戰」的消息。 然後突然之間，仿佛一陣鋪天蓋地的狂風吹來，壓得人透不過氣來的烏雲吹散，心裡石頭落地，靈魂又自由自在。消息傳來，希特勒和張伯倫、達拉第和墨索里尼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見。不僅如此，——張伯倫還成功地和德國簽訂了協定，保證為了未來，和平地消除這些國家之間的一切可能存在的矛盾。這位微不足道、枯燥無味的政治家所具有的堅韌不拔的和平意志，似乎取得了一次決定性的勝利。所有的人在這第一時間，心裡都對他懷有感激之情。在廣播裡我們先聽見「peace for our time」（為我們時代求得的和平）的公告，向我們這代受過考驗的人宣布，我們又一次可以參加創建一個新的、一個更好的世界。每個人都在撒謊，事後又都設法否認。我們當時被這句具有魔力的話迷惑得多麼暈頭轉向，因為誰能相信，一個落魄的回鄉士兵[14]會裝備軍隊，準備勝利進軍？倘若倫敦的廣大民眾知道張伯倫從慕尼黑回國的具體時間，幾十萬人都會湧向克洛伊頓機場去歡迎他，向他發出歡呼，就像我們當時認為的那樣，他拯救了歐洲的和平和英國的榮譽。接著，報紙送來，報上的照片顯示，張伯倫——他的頑固的腦袋和一隻激怒了的鳥的腦袋簡直相似得叫人討厭——站在飛機的機艙門口，神情驕傲，滿面笑容，揮動著那張歷史性的報紙，宣告「為我們時代求得的和平」。他把這份文告作為最為珍貴的饋贈，帶來交給他的人民；人們從座椅上跳將起來，歡呼雀躍大聲喊叫——差點兒出於新的兄弟情誼互相擁抱起來。這種新的情誼從此將開始遍及全世界。對於當時生活在倫敦和英國的每一個人，這是無可比擬的，使人靈魂昂揚飛翔的日子。 在這種具有歷史意義的日子，我喜歡在街上到處閒逛，為了更強烈地、更感性地體驗這時的氣氛，在最為真實的意義上呼吸時代的空氣。公園裡工人們已經停止挖掘防空洞，人們圍著他們閒聊，說說笑笑，因為通過「為我們時代求得的和平」，防空洞已經變得多餘。我聽見兩個小伙子操著一口標準的倫敦土話在嘲笑，但願當局能把這些防空洞變成地下公共廁所，這種廁所倫敦太少了。大家都高高興興地跟著一起笑，所有的人都變得神清氣爽，更加活力充沛，就像花草樹木經過了一場暴風雨似的，他們走起路來腰板也比前一天挺得更直，肩上負擔大大減輕。他們平時那麼冷漠的英國眼睛裡似乎閃出一道開朗的光芒；自從大家知道房屋已不再受到炸彈的威脅，房子也顯得更加光鮮，公共汽車更加漂亮，太陽更加明亮。就通過這一句使人心醉神迷的話，成千上萬人的生命得到升華，更加堅強。我發現我自己也受到極大的振奮，我不知疲倦地一個勁地往前走，越走越快，越走越輕鬆。這種新穎的自信的波浪也帶動我更加有力、更加歡快地往前走。在彼卡迪利街的拐角處，突然有人急急忙忙地向我走來。這是一位英國的政府官員，我其實和他只是點頭之交，這是一個感情冷淡、極端收斂的男子。通常我們見了面，只是彬彬有禮地打個招呼就完了，他從來也不會想到要和我開口攀談。可是此刻他眼睛閃閃發光地向我走來：「您怎麼看張伯倫，」他說道，高興得滿臉通紅，「誰也沒有想到他能這樣，可是他幹得再妙不過了。他沒有讓步，從而拯救了和平。」 大家都這樣感覺，我在那一天也這樣感覺。第二天還依然是個幸福的日子，所有的報紙齊聲歡呼，交易所里指數飆升，多年來第一次又聽到人們對德國說些友好的話，在法國有人建議給張伯倫建立一座紀念碑。但是，唉，這只是火焰完全熄滅之前最後一次閃亮升起。下面幾天，糟糕的細節便漸漸顯露出來，張伯倫如何向希特勒徹底投降，捷克斯洛伐克又是如何被可恥地出賣，而他們向捷克斯洛伐克莊嚴保證過，要給予幫助和支持。到下一個禮拜，一切全都得到公開，即便是這樣的投降，希特勒還嫌不夠，協議上的簽字墨跡未乾，希特勒便在一切細節上破壞了這一協議。戈培爾於是毫無顧忌地公然向全世界宣布，他們在慕尼黑把英國逼到牆根。巨大的希望的明燈就此熄滅。但是這盞燈燃燒了一天兩天，溫暖了我們的心。我不能也不願忘記這些日子。 自從我們認識到慕尼黑事件的真相，反常的是，我在英國只看見少數英國人。這過錯主要在我，因為我避開他們，或者不如說，我避免和他們說話，儘管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佩服他們。他們現在對於成群結隊地來到英國的那些難民非常慷慨，表現出高貴已極的同情心和熱心助人的關懷。但是在他們和我們之間出現了一堵牆，出現了那邊和這邊：我們已經遭到了不幸，而他們還沒有遭到。我們懂得，已經發生了什麼事情，還要發生什麼事情，而他們還拒絕——部分是違背他們自己更好的內在的認知——理解這一切。儘管他們如此試圖呆在自己的妄想之中，認為說話算話，協議就是協議，可以和希特勒談判，只要理性地、人性地和他交談。英國的領導層，通過民主傳統，幾百年來獻身給法律，他們不能也不願承認在他們旁邊，一種新式的、有意識的、玩世不恭的、無視道德的生活方式正建立起來，新的德國把國與國之間的交往和法律範疇中曾經有效的一切遊戲規則統統顛覆，只要他們覺得這些規則礙事。思維清晰，想得很遠的英國人，早已棄絕了一切冒險行徑，覺得此人這麼迅速地取得了這麼多成功，似乎不大會孤注一擲，冒最大的風險。他們一直相信和希望，此人首先會對付別的國家，——最好對付俄國！在這期間說不定可以和他達成某種和解。我們則相反，知道應該期盼的、不言而喻的將是最最駭人聽聞的事情。我們每個人腦子裡都有一幅被打死的朋友的相片，遭受酷刑的夥伴的相片，因此我們擁有更加犀利更加無情的眼睛。我們這些人受到譴責，遭到驅逐，被褫奪權利。我們知道，只要為了掠奪，為了權力，再荒謬、再騙人的藉口，他們都會使用。所以我們這些經受過考驗的人和尚未經受考驗的人，我們這些流亡者和英國人，說的是兩種語言；如果我說，除了極少數英國人之外，我們當時在英國，是絕無僅有對未來的危險究竟有多大不抱任何幻想的人。就像當時在奧地利，如今我在英國也註定了只能夠良心受到折磨，敏銳的眼睛十分痛苦地更加清晰地預見到不可避免的事情。只不過我在這裡是個外國人，是個受人容忍的客人，沒有資格提出警告。 所以當我們的嘴唇已經預先嘗到即將發生的災難的苦澀滋味時，我們這些已被命運打上烙印的人，除了自己，無人可以傾訴，只能暗自悲傷。我們為那個兄弟般收留我們的國家擔驚受怕，心靈受到多大的煎熬！但是即使在黑暗透頂的時間裡，和一位德行無比高潔的智者進行一次談話，都會得到難以估量的安慰，心靈會為之振奮。因此在災難來臨前的最後幾個月，我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同度過的親切友好的時刻，以難以忘懷的方式證明了這點。幾個月來，想到這位身患重病的八十三歲老人留在希特勒控制下的維也納，我一直心情沉重，直到最後，他最忠實的女學生，奇妙的瑪利亞·波拿巴[15]公主，終於成功地把生活在備受奴役的維也納的這位最重要的人物從那裡救到倫敦。我在報上讀到弗洛伊德已經踏上這座海島，看見我以為業已失去的朋友中這位最尊敬的朋友又一次從陰曹地府回到人間，這是我一生中一個偉大的幸運的日子。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這位偉大的嚴謹的學者，加深了並且擴大了我們對人的靈魂的認識，在我們這個時代，無人能出其右。我是在維也納認識他的。在那個時代，他在那兒還被人視為剛愎自用孤傲怪僻之人，很受敵視。他狂熱追求真理，同時又清楚認識到每個真理都有局限性。他曾經對我說過：「很少有百分之百的真理，就像很少有百分之百的酒精一樣！」 他以這種堅韌頑強的方式脫離了大學及其學術上的小心謹慎；他堅毅沉著地勇往直前，一直探索到浮現在表層又深埋在地下的情慾世界，迄今為止這些領域從未有人踏入，大家心驚膽戰地退避三舍，也就是那個時代莊嚴地宣布為「禁區」的那些領域。樂觀主義的、自由派的世界無意識地感到，這位毫不妥協的學者以他的深層心理學，破壞了他們提出的通過「理性」和「進步」可以逐漸壓倒慾念的論點，他以毫不同情、徹底揭發的技術，對於他們無視這個討厭傢伙的方法，殊為危險。但是並非單單大學，並非只有那些老式的神經病學的醫生聯合起來反對這個惹人厭煩的「局外人」，——而是整個世界，整箇舊世界，舊的思想方式，道德上的「慣例」在反對他，是整個時代害怕他這個揭露者。漸漸地形成了一個醫學界反對他的封鎖圈。他失去了自己的診所，既然他的命題，甚至他最大膽的提法，在科學上無法反駁，他們便設法用維也納的方式，把他釋夢的理論嘲笑一番，或者把它說成玩笑似的社交戲說，把它庸俗化，從而把它處理掉。只有一小圈忠實的朋友聚集在這個孤身作戰的人周圍，每周舉行一次晚間討論。就在這種討論時，心理分析這一新穎的科學得以獲得雛形。慢慢地從弗洛伊德最初的那些奠基性作品中醞釀出一場精神革命。在我還遠遠沒有覺察到這場精神革命的整個規模之時，這位超群出眾的學者的堅強剛毅，道德上堅定沉著的態度已經完全使我對他折服。這裡終於出現了一位從事科學的學者堪作年輕人夢寐以求的楷模。他在沒有得到最後的證明、還沒有完完全全的把握之前，他的任何論述都極為謹慎小心。可是他的一種假設一旦變成確實有效的論述，他便毫不動搖地對抗全世界的反對。此人平素謙虛謹慎臻於極點，可是為了他學說中的任何一個信條，他都決心戰鬥到底，他至死都忠於他所捍衛的他認識中所含有的真理。沒法想像還有比他在精神上更加勇敢無畏的人；弗洛伊德在任何時候都敢於說出他在想些什麼，儘管他知道，他這樣清楚明了，堅定無情地傾訴己見會使別人心煩意亂，驚慌失措；他從來也不設法作出絲毫讓步，哪怕只是形式上讓步一番來改善他艱難的處境。我敢肯定，弗洛伊德若能同意小心翼翼地把他的理論改裝一下，把「性慾」（Sexualitt）說成「愛欲」（Erotik），把「慾念」（Libido）說成「愛戀」（Eros），不是永遠無情地把最後的結果確定下來，而只是暗示一下，那麼他就能減少學界的阻力，說出他理論的五分之四。但是，只要事關學說和真理，他就寸步不讓；阻力越強硬，他的決心也就變得越堅強。倘若我要為道德上的勇氣這個概念——世上唯一不要求別人為之犧牲的英雄主義，——尋找一個象徵，我面前一直看見弗洛伊德英俊男性、輪廓分明的面容和他那雙目光坦誠、平靜泰然的深色眼睛。 這個學者給他的故鄉帶來遍及全球穿越時代的榮譽，如今離開他的故鄉，逃到倫敦，這些年來早已垂垂老矣，而且重病纏身，但他並非疲憊不堪，彎腰曲背。他肯定在維也納度過折磨人的時光，我心裡暗自有些擔心，生怕看見他時，他愁苦滿面或者驚惶失措。可是我發現他泰然自若，甚至比以往更加心情舒暢。他把我領到他在倫敦居住的郊區房屋的花園裡。「我難道以前住得更好嗎？」他問我，在他平素如此嚴峻的嘴邊泛出一絲開朗的微笑。他把他心愛的幾座埃及雕像指給我看，這是瑪利亞·波拿巴特幫他救出來的。「我不是又到家了嗎？」他手稿的大型對開本打開來放在寫字檯上，這位八十三歲的老人依然用他圓潤流暢、線條清晰的字跡，每天寫作，他的腦子依然和他最佳年華時那樣不知疲倦；他那堅強的意志克服了一切。疾病，年齡，流亡，在漫長的鬥爭歲月中積聚起來的他本性中的善意好心，如今第一次從他心裡自由自在、無拘無束地迸涌而出。只有高齡使他變得更加溫和，經歷過的考驗只是使他對人更加體貼關懷。現在有時候他會做出一些溫存的手勢，是我從前在這位性格內斂的學者身上從來沒有見過的；他把手臂放在我的肩上，眼睛透過閃閃發亮的眼鏡，更加溫暖地看著我。在所有這些年裡，每次和弗洛伊德談話都是我最高的精神享受。學習他的同時，還欣賞他。我感到，我說的每一句話都為這位了不起的毫無成見的長者所理解，任何自白都不會讓他吃驚，任何看法都不會讓他激動，對他而言，教育別人要看清楚、要感覺清楚的意志早已變成他本能的生活意志。但是我從未像在那黑暗的一年、他人生中最後一年那樣更加懷著感激之忱，感覺到和他進行的這些長談，真是難以取代。一走進他的房間，外面世界的瘋狂仿佛就被擱在一邊。最殘忍的事情變得虛幻，雜亂無章的事情變得清澈，當代現實的事情卑微地屈從於偉大的宇宙循環。我第一次經歷了一位真正的智者，他已超越自我，連痛苦和死亡也不再感到是個人的經歷，而是一個超個人的觀察和審視的對象；他的死也和他的生同樣是一個道德的壯舉。弗洛伊德當時病情已很嚴重，這個疾病不久將致他於死命，用他假牙托的顎板說話顯然十分困難，他跟別人每說一句話，別人看了其實都很羞愧，因為清楚地發音已經叫他非常費勁，但是他不讓人阻止他說話；向朋友們顯示，他的意志遠比他的身體帶給他的低下的折磨要堅強得多，這對他而言已經成為他鋼鐵般的靈魂特別的雄心。他的嘴巴痛得扭曲著，他忍著病痛坐在書桌旁一直工作到最後幾天，即使夜裡病痛折磨得他無法入睡——八十年來，這健康的沉沉酣睡是他力量的根源——他依然拒絕服用安眠藥或注射任何麻醉劑。他不願用這種減輕病痛的方法，使他失去精神的清晰明亮，哪怕只是一小時，他也不願失去；寧可忍受痛苦，但要保持清醒。寧可在痛苦之中思考，也不要停止思考。直到他生命的最後時刻，最後一個瞬間，他一直都是精神上的英雄。這是一場可怕的鬥爭，鬥爭持續得越久，越顯得壯麗輝煌。死神一次又一次地把陰影越來越明顯地投到他的臉上，掏空了他的面頰，像刻刀似的在他的額頭上刻出太陽穴，使他的嘴巴扭曲，使他的嘴唇說不出話來：只有他的眼睛，抵抗住這陰沉的死神，這座無法攻克的瞭望塔，死神無可奈何。這英雄的學者通過這座瞭望塔直視這個世界，他的眼睛，他的精神，直到最後一刻都始終保持清澈。有一次，是我最後去看望他時的某一次，我帶著薩爾瓦多·達利[16]同去，我認為他是嶄新一代當中最富天才的畫家，他對弗洛伊德無限尊敬。我在和弗洛伊德談話時，達利在作速寫。這幅速寫我一直不敢給弗洛伊德看，因為達利目光如炬，已經在他身上畫出了死亡的形象。 我們時代最頑強堅韌的意志，最能洞察精微的精神，在沉淪前所作的鬥爭越來越慘烈，直到他自己清晰地認識到，——對他而言，清晰永遠是思維的最高美德——他已不能再繼續寫作，不能再繼續發揮作用，他便像古羅馬的英雄那樣，允許醫生終止他的痛苦。這是了不起的一生的了不起的終結，即使在這個互相殺戮的時代殺人如麻、死人無數，他的去世依然值得紀念。我們這些朋友把他的靈柩沉入英國的泥土中去時，我們知道，我們把我們祖國最珍貴的寶物送給了英國大地。 我在和弗洛伊德呆在一起的那些時間裡，經常和他談到希特勒世界的恐怖和戰爭的恐懼。作為富有人性的人，他自然深受震撼。但是作為思想家，他對於這種獸性可怕地爆發並不感到驚訝。他說，人家老是責備他是個悲觀主義者，因為他否認文化有能力控制欲望；現在大家看到——當然這絲毫也不使他感到驕傲——他的意見得到了可怕的證實：深埋在人靈魂里的原始破壞欲無法徹底消除，也許在今後若干世紀裡，能找到一個形式，至少在各民族的共同生活裡面把這種本能強壓下去；而在日常生活裡面，這些本能依然不能消除，也許還會作為必要的、具有張力的力量存在於內心的本性之中。在他最後的日子裡，弗洛伊德思考得更多的還是猶太人的問題及其當前的悲劇；這位從事科研的學者想不出解決的公式，他那清醒的頭腦找不到任何回答。不久前他發表了關於摩西[17]的研究文章，把摩西寫成一個非猶太人，寫成一個埃及人。他的這個安排，在科學上不大有根據，既得罪了虔誠的猶太人，也大大地傷害了有民族意識的猶太人。這本書恰好在猶太人的遭遇最為恐怖的時刻出版，弗洛伊德深感遺憾，「此刻，人家把猶太人的一切全都剝奪乾淨，我還把他們最優秀的人搶走。」我不得不承認，他說得有理。每一個猶太人現在都比平時敏感幾倍，因為即使在這場世界悲劇之中，他們也是真正的犧牲品，到處都是犧牲品，因為在打擊面前，他們已經驚惶失措，他們都知道，一切糟糕的事情，首先打擊的是他們，而且打擊得沉重好幾倍。他們到處都知道，所有的時代最最滿懷仇恨的那個人恰好要羞辱他們，要把他們趕到地球的最邊遠的地方，趕到陰曹地府。一周又一周，一月復一月，越來越多的難民前來，他們一周復一周比他們先來的難民更加窮困潦倒，更加驚惶失措。第一批，也是最迅速地離開德國和奧地利的難民，還能救出他們的衣服、箱子和家庭用具，有些人甚至還能帶上一些錢。但是誰對德國的眷戀越深，越難和他親愛的故鄉斷然分開，受到的懲罰也越加沉重。起先他們只剝奪了猶太人的職業，不許他們上劇院，上電影院，參觀博物館，不許研究人員使用圖書館；他們留了下來，出於忠誠還是出於惰性，出於怯懦還是出於傲氣，寧可留在故鄉備受屈辱，也不願在異國他鄉淪為乞丐受人凌辱。然後人們又奪走了他們的傭人，從他們的住宅里搬走了收音機和電話，最後連他們的住宅本身也被奪去，接著迫使他們把大衛星縫在衣服上；讓每個人在大街上看見他們都像看見麻風病人似的，避之唯恐不及，他們是遭到唾棄、遭到排斥的人，被大家百般嘲笑。所有的權利都被褫奪，所有精神上、肉體上的暴行都可以施在他們身上，藉以戲謔，藉以取樂。每個猶太人都發現，古老的俄羅斯諺語突然變成了殘酷的真理：「是去當乞丐還是進監獄，誰心裡都沒底。」誰要是不走，就把他投進集中營。在那裡，嚴格的德國式的管教會把最驕傲的人都收拾得服服帖帖，然後把他剝奪得只剩下身上的這套衣服和口袋裡的十個馬克，驅逐出境，也不問到哪兒去。於是這批人就站在國境線上，然後他們就在各個領事館乞討，但幾乎總是徒勞。因為哪個國家願意收留被搶得不名一文的人，收留乞丐？我永遠忘不了我有一次走進一家旅行社看到的一番景象。屋裡擠滿了難民，幾乎全是猶太人，大家都想到什麼地方去。不論什麼地方，不論哪個國家，到北極的冰原上去還是到撒哈拉灼熱的沙丘里去，哪兒去都行，只要往前走就行。因為這裡允許他們居留的時間已經到期，他們得繼續往前走，帶上老婆孩子繼續往前走，到陌生的星辰照射之下的地方去，到講陌生語言的世界去，到那些他並不認識別人，人家也不喜歡他的人群中去。我在旅行社裡遇見了一個當年在維也納相當富有的企業家，此人同時也是我們最聰明的藝術收藏家之一；我起先沒有認出他來，他變得頭髮灰白，老態畢露，疲憊不堪，他虛弱地用雙手抓住桌子。我問他想到哪兒去，他說：「我不知道，今天誰還問我們想去哪兒？人家還讓我們到哪兒去，我們就到哪兒去。有人告訴我，在這裡也許可以得到一張去海地或者聖多明各的簽證。」我聽了心裡一沉，一個疲憊不堪的老人，帶著一幫兒孫，心裡滿懷希望，忐忑不安地要到一個他以前從來沒在地圖上好好看上一眼的國度去，只是為了在那兒繼續沿街乞討，繼續人生地不熟地漫無目的地苟且偷生！旁邊有一個人拼著老命打聽，怎麼樣能到上海去，他聽說中國人還能收容他們。就這樣大家擠在一起，從前的大學教授、銀行經理、商人、地主、音樂家，每個人都準備拖著他生活的殘破瓦礫向前走，無論拖到哪裡，無論是拖過大地，還是拖過海洋，不論去幹什麼，去受什麼罪，只要離開歐洲就行，只要離去，只要離去！這是鬼氣森森的一群人，但是，對我來說最可怕的是，想到這五十個受盡折磨的人，只是五百萬、八百萬，也許是一千萬猶太人這一驚人龐大的大軍極為微不足道的先遣部隊而已。這支大軍在他們身後，已經啟程，正爭先恐後準備出來，所有這些被掠奪得一乾二淨、在戰爭中還遭到踩踏的幾百萬人，正等待著慈善機構的郵包，官府的批准書和旅費。這是數量驚人的一大群人，他們被兇殺的手段所驚擾，心驚膽戰地想逃避希特勒燃放的這場森林大火。他們在歐洲所有的邊境，把火車站圍得水泄不通，擠滿了所有的監獄。這是一個遭到驅逐的民族，人家不允許他們成為民族。可他們的確是一個民族，兩千年來他們別無所求，只希望用不著再到處流浪，能感覺到在他們休憩時，腳下有一片土地，寂靜的，和平的土地。 但是這部二十世紀的猶太悲劇最可悲的是，他們受苦受難，卻看不出這悲劇有什麼意義，自己有什麼罪過。所有在中世紀被驅逐的人，今天被驅逐的猶太人的遠祖和祖先，至少知道他們為什麼受苦受難：為了他們的信仰，為了他們的法律。他們還擁有對自己上帝的牢不可破的信仰，作為自己靈魂的護身符。今天的猶太人早已失去這護身符，這些猶太人的祖先生活和受苦，懷著驕傲的妄想，身為創世主的遺民註定了要有一種特殊的命運，去完成特殊的使命。《聖經》中預言性的話語對他們是號令和法律，若把他們扔到熊熊燃燒的柴火堆上去，他們會把他們神聖的《聖經》壓在胸上，通過這內在的火焰就不會感到殺人的凶焰如此熾熱。把他們從各個國家趕出去，他們還剩下最後一個故鄉，他們在上帝心裡的故鄉，任何一種世上的權力，任何皇帝，任何國王，任何宗教法庭都無法把他們從中趕走。只要宗教還能把他們團結起來，他們還是一個集體；若把他們趕走，驅逐出去，他們就為自己的罪過贖罪，因為他們有意識地通過自己的宗教和習俗，把自己孤立起來，自別於世上其他的民族。而二十世紀的猶太人早已不再是個集體。他們沒有共同的信仰，他們覺得身為猶太人與其說是個驕傲，毋寧說是個負擔。他們也沒意識到自己有什麼使命。他們在背離他們從前聖書所規定的命令的情況下生活，不再想要他們古老的共同的語言。融入他們四周的那些民族之中，和他們融成一片，是他們越來越迫切的追求，只希望得到和平，不受任何迫害，在永恆的逃亡中能夠休憩。所以一部分人不再理解另一部分人，他們已融入其他民族，更是法國人、德國人、英國人、俄國人，早已不是猶太人。現在，人家把他們大家又扔在一起，就像街上的垃圾掃在一塊兒，來自他們柏林豪宅的銀行行長，來自東正教教區的教堂僕役，巴黎的哲學教授們，羅馬尼亞的出租馬車的車夫，屍體洗滌師和諾貝爾獎金得主，音樂會上的女歌手們和葬禮上雇來哭喪的婦女們，作家和釀酒工人，有產業的人和沒有產業的人，偉大的人物和渺小的人物，虔信的人和開化的人，放高利貸者和智者，主張猶太復國主義者和業已同化者，東歐和中歐的猶太人，西班牙、葡萄牙和東方猶太人，虔信的和非虔信的猶太人，在他們背後還有一幫驚惶失措的人，他們是那些受了洗禮的猶太人和父母親當中一半受過洗禮的猶太人中的一小部分，自以為早已逃離這種詛咒，——幾百年來，這些猶太人早已不再感到彼此之間有什麼共同性，現在第一次又把一種共同性強加在他們身上。那就是他們逃離埃及之後一再遭遇到的被驅逐的共同命運。但是為什麼這種命運落在他們身上，一而再地總是落在他們身上？這種無謂的迫害，原因何在？意義何在？目的何在？把他們從所有的國家趕走，卻不給他們一個國家；人們說：別跟我們生活在一起，卻不跟他們說，叫他們生活在哪裡；人們說他們有罪，卻拒絕給他們任何手段來贖罪。於是這些猶太人在逃亡途中睜著火燒火燎的眼睛面面相覷：為什麼該我倒霉？為什麼該你倒霉？為什麼該我和你倒霉？誰也不知道答案。即便是弗洛伊德，這個時代頭腦最清楚的天才，我在那些日子裡和他交談多次，他也不知道這種荒謬的事情有什麼意義，有什麼出路。但是也許猶太民族的最終意義就在於通過它那謎樣的經久不敗的生存，一而再地重複約伯[18]向上帝提出的永恆的問題，以便他們在世上的生存不致完全被遺忘。 人生中，早已被人以為業已死滅，裝進棺材的東西，突然以同樣的形狀、同樣的模樣又向我們走來，再也沒有比這更陰森可怕的了。1939年夏天來到，慕尼黑連同它那短命的妄想「為我們時代求得的和平」早已過去。希特勒早已背信棄義地襲擊了殘缺不全的捷克斯洛伐克，把它據為己有。默麥爾[19]已被占領。被人為地弄得暴跳如雷的德國媒體要求占領但澤[20]和波蘭走廊。英國不復輕信，痛苦的覺醒籠罩全國。即便是沒有受過教育的普通人，單憑本能憎惡戰爭，也開始表現出激烈的氣憤。平時如此內斂的英國人也向我打招呼，照看我們寬敞的公寓房間的門房，開電梯的司機，打掃我們房間的女傭，他們沒有一個人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但是每個人都還記得一點，那不可否認的公開的事情，英國首相張伯倫三次飛往德國，為了拯救和平，哪怕是這樣親切友好的遷就態度都還沒有打動希特勒。在英國議會裡人們突然聽見強硬的聲音：「停止侵略！」到處都感覺到在準備（或者實際上是反對）即將來臨的戰爭，再一次升起顯眼的阻攔氣球[21]——現在看上去還像灰色的兒童遊戲氣球——在倫敦上空飄浮，又一次挖掘防空洞，分給居民的防毒面具經過仔細的檢查。形勢又和一年前那樣緊張，也許更加緊張。因為這一次站在政府背後的不再是天真的渾然不覺的民眾，而是已經下定決心、滿腔憤怒的民眾。 我在那幾個月離開倫敦，搬到鄉下，隱居在巴斯。我一生中從來沒有這樣深切地感覺到，人們對於世事是如此的無可奈何。一邊是個清醒的、會思維的人，遠離一切政治事件，獨自工作，獻身給自己的工作，寂靜地頑強地致力於把他的歲月融入他的作品之中。另一邊是在不知什麼地方，在世人看不見的地方，另外有十幾個人，大家都不認識，從來都沒見過，在柏林的威廉大街，在巴黎的奧爾賽碼頭，在羅馬的威尼斯宮，在倫敦的唐寧街[22]，這十個或者二十個人，其中只有極少數人迄今為止證明自己具有特殊的聰明才智或者機智靈活。他們談話、寫字、打電話，對一些大家都不知道的事情達成協議。他們做出決定，大家並不參與，詳細情況大家一無所知。他們就這樣最終決定了我自己的生活和歐洲每個人的生活。現在，我的命運掌握在他們手中，而不是掌握在我自己手裡。他們破壞或者保護我們這些無權無勢的人，他們給我們自由或者迫使我們被奴役，他們為千百萬人決定戰爭還是和平。而我和其他所有的人一樣，坐在我的房間裡，像蒼蠅一樣毫無抵抗能力，像蝸牛一樣毫無力量，與此同時卻在進行殊死的鬥爭，關係到我內在的自我和我的未來，關係到我腦子裡正在形成的思想，已經制訂和尚未制訂的計劃，我的清醒和我的睡眠，我的意志，我的財產，我整個的生命。我坐在那兒等待著，凝視著了無一物的空間，猶如一個囚犯坐在他的囚室里，緊緊關押在牢房裡，用鎖鏈牢牢地拴在這毫無意義、毫無力氣的等待而又等待之中。左右的同屋囚犯發出問題，提出忠告，喋喋不休地說個沒完，就仿佛我們當中有什麼人知道或者會知道人家會怎樣處置我們，會給我們做出什麼決定。這時電話鈴響了，有個朋友問我有什麼想法，這時報紙送來，使我的腦子更加糊塗。這時無線電響了，一種語言反駁另一種語言。我便走到街上，我碰到的第一個人，和我一樣無知的人，問我意見如何，到底會不會打仗。我心情焦躁地反問，說啊，聊啊，討論啊，雖然我清楚地知道，我這些年來積累的養成的一切知識，一切經驗，一切預見，碰到這十幾個陌生人所做出的決定變得毫無價值。我在二十五年當中第二次又孱弱無力，意志頹喪地站在命運面前，思想毫無意義地敲擊著我疼痛不已的太陽穴。最後，我再也忍受不了這大城市，因為在每一個街角，張貼的海報用刺目的詞句，像兇險的惡狗向你撲來。因為我不由自主地想從成千個從旁一涌而過的行人額上看出，他在想些什麼。我們大家想的不都是同樣的事情，想著是還是否，黑還是紅[23]，在這場決定生死的博弈中，我整個的人生也成了賭注，我最後還剩下來的歲月，我的尚未寫成的著作，我迄今為止視為我的任務，我的生活意義的一切，全都成了賭注。 但是在外交的輪盤上，彈子滾來滾去，速度慢得使人神經備受摧折，遲遲沒有結果，滾來滾去，滾來滾去，時黑時紅，時紅時黑，希望，失望，佳音，噩耗，一直沒有決定，沒有最後結果。忘了吧！我對我自己說。逃走，逃到你內心深處的灌木叢中，逃進你的工作，逃進你只是活生生的自我的所在，不是公民，不是這場地獄般博弈的對象，在那裡只有你那一丁點理智還能在一個瘋狂了的世界裡起點作用。 我並不缺少任務。多年來，我一直在為一部兩卷集的巨型的評述巴爾扎克生平和著作的傳記做著準備工作，不斷地收集資料，可是我一直沒有勇氣動筆撰寫這樣一部長期著眼的大部頭。恰好是憤怒給了我動筆的勇氣，我隱居到巴斯去。恰好是巴斯，因為光芒璀璨的英國文學中許多最為優秀的人物，尤其是費爾丁曾經在這座城市裡寫作過。這座城市比其它任何一座英國城市都更加忠實，更加有力地向一個心情已經平靜下來的人演變出另外一個世紀，一個更加寧靜的世紀：十八世紀。可是這個溫和的、呈現出柔和之美的景色，和世上日益增長的騷動不寧和我思想的焦躁不安形成了多麼痛苦的對比！就像我在奧地利能夠回憶起來的1914年那個最美好的七月天那樣，1939年英國的這個八月天也是氣候宜人，叫人心曠神怡，同樣是晴空萬里，猶如一幅碧藍柔美的絲綢，像是上帝和平時期的一頂帳篷，同樣是璀璨的陽光四射，映照草地和森林，繁花似錦，美不勝收——同樣是一派和平景象籠罩大地，而人們卻在厲兵秣馬，準備開戰。這種瘋狂和當年一樣令人難以置信，尤其是面對著巴斯幽谷中沉靜的花繁葉茂，這種酣暢淋漓、自我陶醉的深邃靜謐，這種賞心悅目的景色，使我神秘莫測地回憶起1914年巴登的風光。 我又一次不想信以為真，我又和當年一樣正收拾行裝進行一次夏遊。國際筆會的全球大會定於1939年9月第一個星期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瑞典朋友看見我這兩棲動物不再代表任何國家，便邀我作為貴賓參加會議。未來幾周的中午、晚上，每一小時都為親切友好的東道主們所決定。我早已訂了船票，可這時關於即將發布動員令的緊張消息紛至沓來。根據一切理性的法則，我應該趕快收拾起我的書籍、我的手稿離開英倫三島才對，這裡很可能就要變成戰場。因為我在英國是個外國人，如果打起仗來，我馬上就變成敵對的外國人。可想而知，我的自由就會受到限制。可是一股無法解釋的勁頭在我心裡表示反抗，不讓我逃離英國。這一方面是由於倔強，不願意一次又一次地逃亡，反正我到哪兒，命運就追到哪兒。另一方面也是由於疲勞，我就像莎士比亞說的：「面對時代吧，它到處找我們。」它要找你，你都快六十了，不要多事反抗！反正你的精華，你已經度過的歲月，它也抓不著了。於是我留了下來。但是無論如何，我得事先把我外在的市民生活儘可能地安排妥帖，我打算第二次結婚，一刻也不能浪費，免得我未來的生活伴侶遭到拘留[24]或者因為其他難以估量的措施和我長期分開。所以那天早上——這是九月一日，星期五——我就到巴斯的戶籍管理所去登記結婚。官員拿過我們各式各樣的證件，態度特別親切熱心。他像每個人一樣明白，我們在這種時候希望儘快辦理手續，婚禮安排在第二天；他取過鋼筆，開始用優美圓潤的筆跡在他的登記簿里寫上我們的姓名。 這時——大約在十一點左右——旁邊房間的門猛的一下給打開，一名年輕的官員沖了進來，一面走路一面脫掉外套，「德國人已經入侵波蘭，這就是戰爭！」他衝著安靜的房間大聲嚷嚷，這句話像鐵錘似的砸在我的心上，但是我們這代人的心已經習慣於各式各樣沉重的打擊。我真心誠意地說道：「這還未必就是戰爭。」可是這個官員幾乎發起火來。他厲聲說道：「不，我們已經受夠了！我們不能讓他們每隔六個月又重新再來一回！現在必須有個了結！」 與此同時，另一位官員，本來已經開始給我們簽髮結婚證的那一位，一臉沉思地放下鋼筆，他在考慮，我們歸根結底是外國人，要是打起仗來就自動變為敵對的外國人。他不知道在這種情況下是不是允許我們結婚，反正他得請示倫敦給以指示，——於是我們就等待，希望，心驚膽戰地度過兩天，極端可怕分外緊張地過了兩天，到星期天上午，無線電宣告消息：英國已向德國宣戰。 這是一個奇特的早晨。大家從收音機旁退回來，默默無言，收音機電台剛向房裡扔進了一條消息。這個消息將持續若干世紀，這個消息註定了要徹底改變我們的世界和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這個消息包含著此刻默默地傾聽它的那些人當中成千上萬人的死亡，意味著我們大家的悲哀和不幸，絕望和威脅，也許在多年之後才有一個獨創性的意義。又是戰爭，一次比世上任何一次戰爭都更加可怕、影響更加深遠的戰爭。又一次，一個時代結束，又一次，一個新時代開始。我們默默無言地站在突然鴉雀無聲的房間裡，避免互相張望。窗外傳來鳥兒啁啾的聲音，無憂無慮，隨心所欲，它們輕佻地調情嬉戲，任由和風載著它們飛翔。樹木在金色的霞光中迎風輕擺，仿佛它們的樹葉像嘴唇似的柔情萬種地彼此親吻。古老的大自然母親，它又一次對它的造物的憂愁，一無所知。 我走到我的房裡，把我的東西拾掇到一隻箱子裡。倘若身居高位的一個朋友向我所作的預言一旦成真，我們這些身在英國的奧地利人就要算做德國人，將要受到和德國人同樣的限制；也許夜裡我又不能再在自己的床上睡覺。我又往下跌落了一級，就這一個小時，我在這個國家已不再是個外國人，而是一個敵對的外國人；我被強制流放到一個地方，而我的心臟並不在那裡跳動，因為我們能夠設想一個人會處在比這更荒謬的境地嗎：此人早已被逐出了德國，那個因為他的種族和思想方法給他打上了反德意志的烙印，如今在另一個國家根據一紙官僚主義的法令，又強迫他歸在一個德國人的集體之中，而他作為奧地利人根本就不屬於這個集體。有人大筆一揮，人的整個一生的意義變成了瘋狂；我還一直用德語寫作，用德語思維，但是我想出來的每一個思想，我感覺到的每一個願望，卻屬於那些手執武器為世界的自由而戰的那些國家。任何其他聯繫，一切往事和舊日種種，全都扯斷，打得粉碎。我知道，這場戰爭結束之後，一切都不得不從頭開始。因為我四十年來，竭盡我信念的一切力量意圖實現的內心最深沉的任務，歐洲的和平統一，已被摧毀。我比怕我自己的死亡更害怕的事情，大家混戰一場的戰爭已經爆發了第二次。我一輩子強烈地致力於使人性上、精神上人們實現團結一致，在這一時刻感到，此刻比任何其它時刻都更要求這牢不可破的團結一致。這硬生生的人為隔離，使我感到我一生中從來沒有這樣的無用和孤獨。 我再一次下樓到城裡去逛逛，為了向和平投射最後一道目光。城市寂靜地沐浴在正午的陽光中，我覺得似乎和平時沒有什麼兩樣。人們邁著他們慣常的步伐，走他們平常走的路。他們並不匆忙，並不七嘴八舌地聚在一起。他們舉止安詳從容，星期天的樣子，我一時問我自己：他們是不是還不知道那事？可是他們是英國人，控制感情他們早有訓練。他們堅毅卓絕，不愛慷慨激昂，而是暗下決心，用不著旌旗招展，鼓聲雷動，用不著喧譁和音樂來加強他們的決心。這和1914年那個七月天在維也納是多麼不同，而今天的我自己也和當年那個毫無閱歷的年輕人又是多麼不同，回憶多麼使人心情沉重！我知道，戰爭意味著什麼。我看到貨物琳琅滿目、陳設光彩奪目的商店，我眼前便幻化出1918年那些商店的景象，商店裡搶購一空，店裡空蕩蕩地猶如睜著大眼睛凝視著人們。我像在白日夢中，看到食品店門前面容憔悴的女人們排著長隊，穿著喪服的母親們，傷員們，殘疾人，所有這些往日的巨大恐懼又像幽靈似地來到這燦爛明媚的正午陽光之中。我想起我們舊日的士兵，形容憔悴、衣衫襤褸地從戰場回來，我那怦怦直跳的心臟在今天開始的那場戰爭中感覺到過去那場戰爭的經過，而今天的戰爭還掩飾它，不讓人們看見那可怕的景象。我知道：一切過去的東西又將逝去，一切創造出來的成績將被摧毀——歐洲，我們的故鄉，我們為之而生，將要遭到破壞，遠比我們的生命更為久長。另外一些東西，一個新的時代將要開始出現，但是要走到新的時代還要經歷多少地獄的痛苦，煉獄的磨難！ 太陽高照，陽光熾烈。我走回家去突然發現我自己的影子就在前面，就像我看見另一場戰爭的影子跟隨在這一場戰爭的後面。我這影子，經歷了所有這些時間，沒有再和我離開，它不分白天黑夜去依附在我的每一個思想之上，也許它那陰森森的輪廓也附著在這本書的有些篇頁上面。但是每一道陰影說到底也是光明的孩子，只有經歷過光明和黑暗，戰爭與和平，繁榮和衰亡，這人才算真正活了一場。 * * * [1] 約翰·德林克瓦特（1882—1937），英國作家。 [2] 胡格·瓦爾波爾（1884—1941），英國作家。 [3] 費邊社，英國社會主義知識分子的社會改良主義研究和宣傳團體，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著名。 [4] 帕提農神廟，古希臘雅典娜女神的神廟，興建於公元前五世紀的雅典衛城，是現存最重要的古希臘建築物。 [5] 埃布羅河，在西班牙境內。 [6] 曼薩那累斯河，是西班牙的河流，流經馬德里。 [7] 哈利法克斯爵士（1881—1959），英國保守黨政治家。 [8] 路德維希·安岑格魯伯（1839—1889），奧地利作家、戲劇家。 [9] 羅得，《聖經·舊約全書》中的人物，敬畏上帝。而他所住的索多瑪城極為邪惡，將被毀滅。羅得全家逃到城外獲救，但不許回頭。羅得的妻子回頭一看，立即變成一根鹽柱。天火降到索多瑪和俄摩拉城，全都燒成灰燼。（《創世紀》第十九章第十一至第二十八節） [10] 這一天希特勒正式占領奧地利。 [11] 巴托羅繆之夜，1572年8月23至24日那天夜裡，法國天主教徒對新教徒施行大屠殺，那一天是聖人巴托羅繆的紀念日，所以史稱巴托羅繆之夜。 [12] 德米特里·謝爾蓋耶維奇·梅日科夫斯基（1865—1941），俄國作家、詩人、文學評論家。後流亡法國，主要居住在巴黎。 [13] 英語：試一試，再試一次。 [14] 指「一戰」結束後的希特勒。 [15] 瑪利亞·波拿巴（1882—1962），希臘和丹麥公主，法國心理學家和作家。 [16] 薩爾瓦多·達利（1904—1989），西班牙畫家。 [17] 摩西，《聖經》中的人物，公元前13世紀時猶太人的民族領袖。史學界認為他是猶太教的創始者。 [18] 約伯為《聖經》中人物，為人正直，卻受到考驗，必須承受許多痛苦，為此向上帝發出問題， 為什麼在世上受苦受難。詳見《舊約·約伯記》。 [19] 默麥爾，即立陶宛。 [20] 波蘭海濱城市，即今日波蘭的格但斯克。 [21] 這種氣球用來阻攔敵機逼近進行轟炸。 [22] 柏林的威廉大街，德國的行政中心，總理府和外交部所在地。巴黎的奧爾賽碼頭，為法國外交部所在地。羅馬的威尼斯宮，為義大利政府所在地。倫敦的唐寧街，為英國首相府所在地。 [23] 黑還是紅，賭檯輪盤上不同顏色的格子。 [24] 茨威格在1938年底解除他和弗里德里克·茨威格的婚約。「我未來的生活伴侶」，指的是茨威格的第二任妻子夏綠蒂·阿爾特曼（1908—1941），是流亡英國的德國難民。英德一旦開戰，將作為敵對的外國人關進集中營，失去行動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