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世界 · 14.落日西沉

在那個人[1]擾亂我們世界之前，1924至1933年之間的這十年，對於歐洲而言比較平靜，我要一再懷著感恩的心情記起這點。正因為我們這代人在動亂之中深受其苦，所以我們也把這相對的和平視為意料之外的饋贈。感覺到，必須彌補戰爭和戰後這些惡劣的年代對我們的幸福、自由、精神專注所進行的盜竊，我們大家就幹得更多，可是卻幹得更加輕鬆。大家到處漫遊，到處嘗試，又為自己發現了歐洲和世界。人們從來沒有像在這幾年這樣頻繁出遊，——是由於年輕人焦躁不耐，急於想挽回他們在互相封閉期間造成的缺失？還是說也許有一種不祥的預感，趁封鎖還沒有重新開始，必須及時跳出這狹小的天地？ 我在那個時候也進行許多旅行，但是這已和我年輕時候的旅行大不相同，因為我在這些國家現在已不再是個陌生人，我到處都有朋友，有出版家，有讀者。我是作為我的那些著作的作家前來，不再是從前那個好奇心切的無名之輩。這給我帶來各式各樣的好處。我可以為歐洲精神團結的理念大做宣傳，多年來這種理念已成為我人生的真正理想，現在宣傳起來力度更加強大，影響更為廣泛。本著這個宗旨，我在瑞士在荷蘭講演，在布魯塞爾我在藝術宮（Palais des Arts）用法文講演，在佛羅倫薩，在當年米開朗琪羅[2]和萊奧納多[3]曾經呆過的歷史性的杜景多大廳（Sala dei Dugento）用義大利文講演，在美國我舉行一次文學之旅，從大西洋海岸直至太平洋之畔，用英文講演。這可是另外一種旅行；我到處都見到該國最優秀的人士，像夥伴一樣用不著我特地去拜訪他們，在青少年時代，我都滿懷敬畏之心抬頭仰望他們，從來不敢寫封簡訊給他們，如今卻成了我的朋友。我進入了一些圈子，平素他們都非常高傲，拒不接納任何陌生人。我看到了聖日耳曼郊區的那些豪華府邸，義大利的宮殿和一些私人收藏；在公共圖書館裡我不再在借書處請求借閱圖書，而是由館長們親自把他們珍藏的寶貝展現在我面前。我在費城像羅森巴赫[4]博士這樣一些家私億萬的古董商家裡做客，一些小收藏者都會目光畏怯地從他們的商店前面走過。 我生平第一次得以把目光投進那所謂的「上流社會」及其享受的舒適方便的生活，用不著請求任何人允許我進去做客，一切都是自己呈現給我。但是這樣一來，我看見的世界就更加美好了嗎？我一再渴望著像我年輕時那樣旅行，沒有人期待我。由於離群獨行，一切都顯得更加神秘；因此我絲毫不想完全拋棄過去那種漫遊的方式。我到巴黎，不讓自己在第一天就告訴別人，即便是我最好的朋友羅傑·馬丁·杜·加爾[5]、儒勒·羅曼，杜阿梅爾、麥綏萊勒也不通知。我想首先像從前當大學生時那樣，無拘無束、漫無目的地在街上溜達。我尋找舊日的咖啡館和小飯店，我又返回我的青年時代。同樣，如果我想寫作，我也同樣到最冷僻的地方去，到布羅涅、蒂拉諾或者帝雍這樣一些外省小地方去。住過令人生厭的豪華賓館之後，住在小飯店裡，我可以時而出門，時而返回，全憑我個人的興致。儘管希特勒日後奪去我很多東西，可是我還是有十年之久完全按照我個人的意志、內心自由自在地過著歐洲人的生活。單單這點他無法從我這裡沒收，也無法擾亂。 在那些旅行當中使我特別激動、對我特有教益的是我對新型俄國的一次旅行。早在1914年，大戰即將爆發，我正在寫作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本書時，就已經準備前往俄國。當時戰爭血淋淋的鐮刀把我們劈開，此後我又有了顧慮，使我望而卻步。通過布爾什維克的實驗，俄國對於一切知識界人士，成為戰後最令人神往的國度，大家並不了解詳情就對它熱情洋溢地讚不絕口，又對它狂熱偏激地仇視敵對，誰也沒有可靠的消息——由於宣傳和粗暴激烈的反宣傳，——不知道那裡發生了些什麼事情。但是大家知道，那裡在試驗一種嶄新的事物，對於我們世界未來的形式，從好或者壞兩個方面都會同時發生決定性的作用。蕭伯納、威爾斯[6]、巴比塞、伊斯特拉蒂[7]、紀德和其他許多人都到那裡去了一次。有些人熱情滿懷，有的人大失所望地從那裡回來。我若沒有立刻同樣受到誘惑想去親眼看看，形成自己的看法，那我就不是思想上與之相聯繫、對新鮮事物極感興趣的人了。我的著作在那裡廣為傳播，不僅有高爾基撰寫前言的那套全集，還有花幾個戈比[8]就能買到的廉價版一直深入到廣大群眾之中。所以我一定會在那裡受到很好的接待。但是阻止我前去的是，當時到俄國去，從一開頭就意味著表態，就迫使你公開表示承認或者反對。而我打心眼裡就對於政治和教條深惡痛絕，不願意對一個幅員廣大、遼闊無邊的國度，對一個還沒有解決的問題，僅靠幾個禮拜走馬觀花就被迫形成一個判斷。所以我雖然好奇心切，迫不及待地想要到蘇俄去看看，卻始終下不了決心。 這時候，在1928年夏天，我收到一封邀請信，請我作為奧地利作家的代表到莫斯科去參加列夫·托爾斯泰的百歲壽辰慶典，並在那裡的慶祝晚會上發表對他的頌詞。這樣一個契機，我沒有理由迴避。因為通過一個不帶黨派性質的對象，我的訪問也就不和政治沾邊。托爾斯泰作為一個非暴力主義的倡導者，不能解釋成布爾什維克。而我作為一個作家，有顯而易見的理由來談論他。因為我那本論述他的著作[9]已經有幾千冊在那裡流傳；另外從歐洲的意義上我也覺得世界各國的作家聯合起來，為了向他們當中最偉大的作家表示共同的敬意，也是一個極有意義的示威運動。所以我接受邀請，我這樣迅速做出決定並不感到後悔。單說穿過波蘭的行程便是一次美好的經歷。我看見我們這個時代能夠多麼迅速地治癒我們自己在我們身上造成的創傷。加里西亞的一些城市，我在1915年看見時到處都是廢墟，如今重建得光鮮靚麗。我又發現，十年功夫在個人的一生中意味著人生的極大一部分，而在一個民族的生活中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在華沙已無法看出勝利的軍隊和敗北的軍隊，曾經在這城裡兩次、三次、四次衝進衝出。咖啡館裡坐著時髦的女人，異彩照人。軍官們穿著緊身的軍裝，身材高挑，在大街上漫步，看上去更像演技出眾的宮廷演員在扮演軍人。到處都可感到人們精力充沛，充滿信任，有種合情合理的驕傲，因為新建的共和國如此堅強地從幾個世紀的廢墟中站立起來。從華沙繼續前進馳向俄國邊境，田野儘是平展展的沙土地；每個車站都有全村的居民穿著五顏六色的服裝在觀看列車，因為在當時每天只有一次客車馳入這嚴密封鎖的禁錮之國，對於村里人來說，看見特別快車擦得錚亮的車廂，可是件了不起的大事，這趟列車把東方世界和西方世界聯繫了起來。終於開到了邊境車站涅戈洛爾耶，在鐵軌上方拉著一條橫幅，上面寫著我看不懂的西里爾字母[10]的標語。有人給我翻譯，那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從這條火燒火燎的紅色橫幅底下走過，就邁進了無產階級的帝國，蘇維埃共和國，一個嶄新的世界。當然，我們乘坐的這趟列車，絕不像是無產階級的，這是沙皇時代的一列臥車，比歐洲所有的豪華列車都更加舒服，更加愜意。因為車身更寬，速度更慢。我這是第一次穿過俄羅斯大地，奇怪，我一點也不覺得陌生。我感到一切都非常奇特地熟悉，遼闊空曠的大草原及其淡淡的哀愁，矮小的茅屋，外省小城擁有的大蒜形狀的塔樓，蓄著長鬍子的男子半是農民半是無產者，帶著溫厚的笑容，咧著大嘴歡迎我們。女人扎著五顏六色的頭巾，穿著白色的長袍出賣格瓦斯[11]、雞蛋和黃瓜。我怎麼會熟悉這一切？只是通過俄羅斯文學的傑作，通過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阿克薩可夫[12]、高爾基，——他們以現實主義的手法這樣了不起地向我們描寫了「人民」的生活。這些穿著白色襯衫的男人叉開雙腳舒展地站在那裡，儘管我不懂他們的語言，但我相信，這些感人的純樸的男人開口說話，我會明白他們的意思。坐在列車裡面的年輕工人下著象棋，或者看書或者討論，這些年輕人思想活躍，難以駕馭，渴求所有的力量，還將經歷一次特別的復活。這是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人民」的愛，作為回憶在我身上發揮作用——反正我還在列車裡就對這些人身上那種質樸感人、聰明可又固執的特點產生強烈的好感。 我在蘇維埃俄國的兩個禮拜，始終是在一種持續不斷的高壓電流中度過。觀看、諦聽、讚不絕口，厭惡反感，興高采烈，惱火異常，始終是處於忽冷忽熱的交流電之中。莫斯科本身便是一個矛盾體——那裡是宏偉的紅場，旁邊是宮牆和大蒜形的教堂塔樓，有點奇妙的韃靼式的、東方的、拜占庭式的建築，周圍是古俄羅斯風格的建築群，旁邊則像是站立著由美國巨人組成的一群陌生人，一些現代化的、超現代化的高樓大廈，全都不相匹配，卻並行不悖；在教堂里那煙熏火燎的古老聖像和供奉聖人的珠光寶氣的祭壇還散發著幽光，而一百步以外，列寧的遺體還躺在玻璃靈柩里，（我不知道，是不是為了向我們致意）身上穿著黑色的西裝。幾輛嶄新錚亮的小汽車馳過，旁邊是幾個鬍子拉碴、衣衫邋遢的馬車夫，嘴裡吧嗒吧嗒地吐些親熱的話，一面揮動鞭子驅動他們瘦骨嶙峋的馬兒往前奔跑。我們在大歌劇院發表講演，歌劇院氣勢恢宏，金碧輝煌，一派皇家氣象，和無產階級的觀眾形成對比。郊區的房屋又老又朽，活像衣衫襤褸無人照看的老人，不得不互相緊挨著，免得倒塌。一切都衰老、疲憊、朽壞的時間太長，現在想一舉變得現代化，極度現代化，超技術化。由於行動匆忙，莫斯科顯得擁擠不堪，人滿為患，成為大雜燴。到處擠來擠去全都是人，商店、劇院前面，到處都得等待，一切都組織得過了頭，因而就運轉不靈，想要建立「秩序」的新式官僚主義還在充分享受批寫條子、簽發指令、表示批准的樂趣，把一切工作全都耽誤、延宕。那個原定六點開始的慶祝晚會，到九點半才正式開始；等我累得賊死，到深夜三點離開歌劇院時，演說的人還在沒完沒了地講個不停。每個招待會，每次約會，我們作為歐洲人，總是早到一個小時。時間就這樣白白地從我們的指縫中流逝，可是每秒鐘還都排得滿滿的，不是觀看、觀察就是討論；不論幹什麼都像生了熱病似的，我發現大家不知不覺地都染上了那種神秘莫測的俄羅斯的靈魂炎症，懷著那種無法控制的欲望，熱氣騰騰地從自己心裡掏出各種感情和思想。我也不大知道究竟為什麼會這樣，已經興奮若狂。可能是受到氣氛的感染，那種極不安定的嶄新氣氛的感染；也可能我心裡也已長出一個俄羅斯的靈魂。 許多東西都非常了不起，尤其是列寧格勒。這座由膽識過人的君王們天才構想出來的城市，有著宏偉壯闊的全景，氣勢逼人的宮殿，可是同時這還依然是《白夜》[13]和拉斯科爾尼柯夫[14]的那個令人壓抑的彼得堡；隱士廬[15]恢宏壯麗，裡面的景象使人難忘，一群群工人、士兵、農民手裡拿著帽子，就像當年滿懷敬畏之心站在古老聖像前面一樣，如今穿著他們笨重的皮鞋，穿過從前沙皇的大廳觀賞名畫，心裡暗自懷著驕傲的情緒：這一切現在都屬於我們，我們要學習懂得這樣一些東西。老師們領著腮幫子鼓鼓的學童們穿過各個大廳。藝術委員們向那些有點拘謹的正全神貫注地諦聽的農民們解釋倫勃朗和提香的名畫；指給他們看畫上的細部時，他們就怯生生地從沉重的眼皮底下抬起眼睛。在這裡也像在其他所有地方一樣，他們一心一意地真誠努力，想一夜之間能把「民眾」從文盲水平一舉拔高，使之能理解貝多芬和維米爾[16]，這顯得有點可笑。但是一方面企圖一蹴而就，努力讓人明白文藝的最高價值，另一方面也想理解，教育者和學習者雙方都同樣急不可待。在學校里讓學生畫最狂野最古怪的東西。在十二歲女孩子的凳子上放著黑格爾[17]的作品，索累爾[18]（這位作家我自己當時還不認識呢）的書，識字不多的馬車夫也手裡拿著書本。就因為這是書本，而書本意味著「教養」，所以讀書是無產階級的光榮和責任。他們讓我們去看一些中型的工廠，卻期待我們表示驚訝，仿佛我們在歐洲和美國還從未見過這樣的工廠。唉，我們為此常常不由得啞然失笑。有一個工人指著一台縫紉機，十分驕傲地對我說：「電動的」，並且充滿期待地瞅著我，我該大加讚賞才對。因為人民都是第一次看見所有這些技術器械，他們就謙卑地認為是革命和列寧和托洛茨基兩位大叔發明創造了這所有的一切。所以我們讚佩地微笑著並且讚美不已，而暗地裡我們也覺得挺逗樂；這是一個多麼奇妙的、心地善良的大孩子啊，這個俄羅斯，我老是這樣想，並且問我自己：他們真的會像他們預想的那樣，迅速地學會這一非同尋常的課程？這個計劃還會繼續得到驚人的發展還是說又會在俄羅斯的奧勃洛莫夫[19]式的懶散之中流於失敗。有時我信心十足，有時我又疑慮重重，我看的東西越多，心裡越不明白。 但是這種矛盾難道只存在於我的身上，不是更多的存在於俄羅斯人的性格之中，甚至於存在於托爾斯泰的靈魂里？我們這次來就是為了慶賀他啊！在我們乘坐火車到雅斯納亞-波爾雅那[20]去的路上，我和盧納察爾斯基談到這一點。他對我說：「他到底是個什麼人呢？是個革命者還是個反動派？他自己知道這一點嗎？作為一個真正的俄國人，他想要過於迅速地改變一切，經過了幾千年卻想在彈指一揮間就改變整個世界。——就像我們一樣。」他微笑著補充道，「就用一個公式改變世界，就跟我們一模一樣。有人說我們俄國人很有耐心，那他實在看走眼了。我們的肉體，甚至我們的靈魂是有耐心的，但是我們的思想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加缺乏耐心，我們總是希望一下子就馬上知道一切真理，馬上知道那唯一的真理。這位老人，他為此把自己折磨得多苦啊。」的確如此，我在雅斯納亞-波爾雅那托爾斯泰住的房子裡走過時，一直感覺到這句話：「這位偉大的老人把自己折磨得多苦啊。」就在這張桌子上，他寫下了他那些不朽的著作，他離開這張桌子到旁邊一間寒傖的小屋裡去掌鞋，很蹩腳的鞋，這扇門、這道樓梯，他就穿過這道樓梯和這扇門，打算逃離這所房子，逃離他生活中難解的矛盾。那兒擱著那把火槍，戰爭中他用這把槍打死過敵人，而他自己卻是一切戰爭的敵人。他生活中的整個問題，在這幢低矮白牆的地主莊園屋裡，極為鮮明地陳現在我們面前，但是在前往他最後安息地去的路程使這悲劇色彩大大沖淡。 因為我在俄國沒有看見過比托爾斯泰的墳墓更了不起、更感人肺腑的東西了。這個崇高的朝聖地孤零零地處在一個偏僻的地方，安置在森林之中。一條狹窄的步行小徑通向一個小小的山包，什麼也沒有，就是泥土堆成的一個四方形。沒有人看守，沒有人守衛，只有幾株大樹的濃蔭覆蓋著它。這幾株高高聳立的大樹，據他孫女在墓前對我說，是列夫·托爾斯泰生前親自栽種的。他和他弟弟尼古拉小時候聽一個村婦講過一個傳說，你親手種了樹的地方，就是你的幸運的寶地。所以他們兄弟兩個就像遊戲似的種了幾株樹苗。很久以後老爺子才想起這個奇妙的預言，立刻就表示心愿，要安葬在那些他親手栽種的樹下。事情就這樣照辦了，完全按照他的願望。於是就變成這座因為樸實得令人心悅誠服而成為世上給人印象最為深刻的墳墓，一座小小的正方形的土包，坐落在樹林之中，在樹林的濃蔭覆蓋之下，——nulla crux nulla corona[21]！沒有十字架，沒有墓碑，沒有銘文。這位偉人無名無姓地安葬在這裡，沒有像其他任何人那樣因為自己的姓名和榮譽而受罪，完全就像一個偶爾發現的流浪漢，一個籍籍無名的士兵。誰也可以不受阻擋地走近他最後的安息地；四周薄薄的木板籬笆並沒有把墳地封閉起來；沒有任何東西保護這位不安寧者最終獲得的安寧，保護它的只有人們對死者的敬畏。平素豪華的墳墓會吸引好奇的人爭相觀賞，而在這裡，驚人的平易樸素使得看熱鬧的人不會馬上駐足張望。只有清風猶如上帝的聖言吹拂著這位無名氏的墳墓，此外別無其他聲響。你可以從旁走過，只會獲悉不知是誰埋葬在這裡，不知是哪一個俄國人安葬在這塊俄羅斯的土地上，無論是榮譽軍人教堂大理石穹頂之下的拿破崙的地下墓穴，公侯陵墓中歌德的靈柩，還是威斯敏斯特修道院裡的那些墓碑，都不會像這座感人至深的無名氏的墳墓這樣令人看了之後深受震撼。這座墳墓莊嚴地沉默無語，安置在林中某處，只有微風悄聲細語，自己並無任何信息，也未留下片言隻語。 我在俄國呆了兩個禮拜，我還一直感到這種內心的激動不已，這種精神上微醺酩酊引起的輕煙薄霧。這樣激動我的究竟是什麼東西？不久我就認識到，是人，是從這些人散發出來的真摯誠懇的感情。從第一個人到最後一個人，他們每個人都確信，他們是在參加一項有關整個人類的無比宏偉的事業。大家都沉浸在這種信念之中，他們今天不得不為此而承擔的物質匱乏和限制，都是為了實現一個更加崇高的使命。舊日面對歐洲而產生的自卑感，現在轉化成一種醉酒後的驕傲，覺得自己已經趕在前面，超越了眾人。「Ex oriente lux」[22]——救星就來自他們那裡；他們就這樣真誠而誠實地認為，他們已經認識了「真理」，他們的任務便是實現別人只是夢想到的事情。當他們把小小不言的東西給我看的時候，眼睛發光：「這是我們創造的。」「我們」這個字貫穿整個民族。馬車夫載我出行時，指一指一幢新房子，臉上洋溢著歡快的笑容：「這是我們建造的。」學生宿舍里的韃靼人、蒙古人向我走來，十分驕傲地把他們讀的書給我看，一個說：「達爾文」，另一個說：「馬克思」，那種驕傲的神氣就仿佛他們就是這些書的作者。他們不斷爭先恐後地向我表示，向我解釋。有人能來看看「他們的」作品，他們非常感謝。每一個人對歐洲人都懷有無限的信任——這是在史達林上台前好幾年——他們總以善良忠誠的目光仰視歐洲人。像兄弟一樣使勁地和歐洲人握手。但是恰好是這些最卑微的人既表示出他們愛歐洲人，同時也表示出他們對歐洲人並無「敬意」——大家都是兄弟，Towarisch[23]，意思是同志。啊，就是在作家那裡，情況也是如此。我們大家一起坐在當年屬於亞歷山大·赫爾岑的那幢房子裡，不僅有歐洲人和俄國人，還有通古斯人，喬治亞人和高加索人，每一個蘇維埃國家都派出自己的代表來紀念托爾斯泰。我和大多數人都沒法互相交談，但是我們都心領神會，有時候有人站起來，走到我的面前，說出我剛完成的一部作品的書名，然後指了指自己的心，想說：「我很愛它。」然後抓住我的手使勁搖晃，仿佛出於愛情要把我所有的關節全都弄斷似的。更加動人的是，每個人都帶來一件禮物。那時候日子還很艱難；他們都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但是每個人都帶來一件東西給我留作紀念，一張不值錢的舊版畫啦，一本我看不懂的書啦，一件農家的木雕啦。我當然送起禮來方便得多，因為我可以用俄國多年沒見的珍貴物品回贈，——一把吉列剃鬚刀，一支自來水鋼筆，幾張優質的白信紙，一雙暖和的皮拖鞋。等我回國時，行李的分量大大減輕。恰好就是這種默不作聲，卻出於本能的真情實意使人感動不已。我在這裡憑感官感受到的這種影響具有在我們那裡陌生的寬度和暖意，——因為在我們那裡我從來也沒有接觸到「人民」——每次和這些普通人相聚一堂，都是一次危險的誘惑。有些外國作家在訪問俄國時也的的確確為這種經歷所矇騙，他們發現自己從來也沒有這樣受人讚揚，為真正的民眾所熱愛，就相信必須讚美這個政權。在這個政權統治下，人們這樣熱切地閱讀他們的作品，這樣熱愛他們；人家慷慨大方地對待我，我也慷慨大方地回報，人家熱情滿懷地對待我，我也以滿腔熱情相報，這也是人情之常。我必須承認，我在俄國時，有些時候我差不多也想大唱讚歌，看到別人的熱情，我也熱情起來。 我沒有陷入這種著了魔法似的暈眩狀態，與其說要歸功於我自己內在的力量，毋寧說要歸功於一個陌生人。我不知道他的姓名，也永遠不會知道。那是在和大學生們一起歡慶之後。他們緊緊地包圍著我，和我擁抱，和我握手。他們的熱情使我感到溫暖，我高高興興地看著他們表情生動的面孔。四五個人送我回家，簡直成了一支隊伍。派來給我充當譯員的女孩也是一名大學生，把他們說的話都翻譯給我聽。一直等我回到飯店，在身後關上房門之後，我才真的獨自一人。其實十二天來我才真正第一次獨自一人，因為始終有人陪伴著我，保護著我，溫暖的波浪始終擁載著我。我開始脫衣服，剛脫掉我的上裝，感到有什麼東西在窸窣作響。我把手伸進口袋，是封信，不是通過郵局寄來的信，想必有人趁著大家和我擁抱，擠來擠去的時候把這封信巧妙地塞進了我的口袋。 這封信沒有簽名，寫得非常聰明，極有人性。雖說不是一個「白色分子」寫的信，卻對最近自由越來越受限制充滿了怨恨。這位陌生人寫信告訴我：「請您別相信人家告訴你的一切。您別忘記，儘管他們給您看了不少，但是還有許多他們沒有給您看。請您記住，跟您說話的人，大多沒有說出他們想跟您說的話，而只說了他們可以說的那些話。我們大家都受到監視，而您自己也是如此。您的譯員每句話都向上匯報，您的電話遭到竊聽，您走的每步路都受到檢查。」他給我舉了一系列例子和細節，我無法一一審核，但是我根據他的指示把這封信燒掉了，——「您別僅僅只把這信撕掉就完了，因為他們會從您的字紙簍里把每張碎片都取出來拼好還原。」——並且第一次開始把一切都仔細考慮一下。他們對我是真心實意的熱忱，的確是奇妙無比的同志式的關係，可我從來沒有一次機會大大方方地和什麼人單獨談過一次話。他說的難道不是事實嗎？我不懂俄語，使我無法和來自民間的人們有真正的接觸。再說，這個國家幅員廣大，一眼望不到邊，我在這十四天裡只看見其中極為微小的一角！我若要老實對我自己和別人，我必須承認，我得到的印象不論有些細節上多麼激動人心，多麼令人歡欣鼓舞，可是在客觀上經不起推敲。所以其他歐洲作家從俄國歸來，差不多全都立刻發表一本著作，或是熱情洋溢地表示肯定，要不就是滿腔憤怒地表示否定。而我則只寫了幾篇文章。我採取這種收斂的態度很有好處，因為三個月以後就發生了許多事情，和我看見的東西迥乎不同。一年之後，由於事態的急劇轉變，每一句話都被事實證明純屬謊言。但是無論如何我還是強烈地感受到了俄國發生的我們時代洶湧澎湃的激情，其強烈的程度，為我一生中所罕見。 在我離開莫斯科時，我的箱子差不多都空了。我能送人的東西都分送掉了，而我自己只帶走兩幅聖像，後來作為裝飾品在我的房間裡放了很長時間。但是我帶回家的最珍貴的東西乃是我和馬克西姆·高爾基的友誼。我在莫斯科是第一次和他見面。一兩年之後我在索倫特[24]又遇見他。由於他那受到損害的健康的緣故，他不得不到那裡去。我在他家作客，度過了三天難忘的日子。 我們這次相聚其實非常奇特。高爾基一門外語也不懂，而我也不懂俄語。按照邏輯推論，我們看來只能默默無言地相對枯坐，或者只能依靠我們尊敬的女友瑪利亞·布特貝爾格男爵夫人[25]翻譯，才能進行一次談話。但是高爾基並不僅僅是出於偶然才成為世界文學中最有天才的小說家，敘述對他而言，不僅僅是一種藝術的表達形式，而是他整個本性的功能性的釋放。敘述時，他就活在他敘述的故事中，完全融化在他敘述的事情里，通過他面部形象逼真的表情，我雖然不懂他的語言，卻事先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本人看上去就只是一個「俄國人」，——只能這樣形容他，別無他法。他的面部輪廓毫無引人注意之處；完全可以把這個長著麥黃色頭髮，身材高挑瘦削，顴骨很寬的男人設想成田裡的一個農民，出租馬車上的一名車夫，一個小鞋匠，一個潦倒不堪的流浪漢——他不折不扣地就是「民眾」，是俄羅斯人的原始典型。走在街上，大家會毫不在意地和他擦肩而過，不會看出他身上有什麼特別之處。只有等你坐在他的對面，他開始敘述，你才會認出他是誰。因為他不由自主地已經轉變成他正在描寫的那個人。我記得他如何描述他在漫遊時，有一次遇到的一個疲憊不堪的駝背老人，男爵夫人還沒有給我翻譯，我就已經明白了。他身不由己地低下腦袋，肩膀耷拉下來，他的眼睛開始講述時，明亮湛藍，閃閃發光，這時變得昏暗疲憊，聲音沙啞；他自己也不知道竟轉化成那個駝背老人。而他要是描述什麼歡快的事情，他的嘴裡立刻發出爽朗的笑聲，他身子往後一靠，全身放鬆，額頭髮出亮光；聽他說話，真是其樂無窮。他張開雙臂比劃，就像用畫筆描摹身邊的景色和人物。他身上的一切全都簡單而又自然，一舉手，一投足，他的步態，他的坐姿，他側耳傾聽，他忘乎所以，都是如此。有天晚上他裝扮成一名顯貴，腰上系了一柄佩刀，頓時眼睛就顯出睥睨一切的氣概。雙眉一蹙，顯出頤指氣使的神情，神氣活現地在屋裡踱來踱去，仿佛正在思考著要頒發一道嚴酷的命令。可是待一會兒等他卸去這身裝束，他就像一個農家娃一樣天真地大笑起來。他強勁的生命力簡直就是個奇蹟；他的肺受到損傷，可他還活著，其實是有違一切醫學法則的。但是他那令人驚怵的生命意志，鋼鐵般的責任感支撐著他，使他不致垮下；每天早上他都用蒼勁有力、軒昂流暢的字跡寫作他那偉大的長篇小說，回答他故鄉的青年作家和工人向他提出的幾百個問題。和他呆在一起，對我而言就是經歷俄羅斯，不是布爾什維克的俄國，不是從前和今天的俄國，而是永恆的人民的靈魂，遼闊堅強，陰鬱深沉。在那幾年，他內心還沒有完全做出決定。作為一位老革命家，他歡迎推翻舊王朝，和列寧有私人的友誼。但是他那時還猶豫不決，不想完全獻身給黨，就像他自己說的「究竟是當東正教的牧師還是當天主教的教皇呢」，但是在那些年，每周都有重大事件發生，他沒有和自己人呆在一起，良心總感到壓力。 真是機緣巧合。恰好在那些日子，我親眼目睹了這樣一個非常典型的、完全可說是新俄羅斯式的場景，讓我看清了他內心的全部矛盾。一艘俄羅斯軍艦在進行一次訓練航行中，第一次駛入那不勒斯港。從未見過世界都市的年輕水兵穿著他們挺帥氣的制服在托萊多大道（Via Toledo）上散步，睜著大大的農民的眼睛好奇地觀看這麼多新鮮景物，真是看個沒夠。第二天，他們當中有一個小組決定前往索倫特去訪問「他們的」詩人。他們事先並未通知；憑著他們俄國式的人人皆兄弟的想法，他們認為，不言而喻，「他們的」詩人隨時隨地都必須有時間接待他們。冷不丁地他們就站在高爾基的房子門口，他們的感覺一點沒錯：高爾基沒有讓他們多等，邀請他們進屋做客。但是——高爾基第二天哈哈大笑著親自告訴我——對於這些年輕人而言，「事業」高於一切。起先對高爾基態度相當嚴峻，他們剛走進這幢漂亮舒適的別墅，就說：「你在這兒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你日子過得完全像個布爾喬亞。你到底為什麼不回到俄國去？」高爾基只好竭盡所能，向他們詳詳細細地把一切都解釋一遍。可是歸根到底，這些好小伙子的意思也並不是那麼嚴厲。他們只是想表示一下，他們對名人毫無「敬意」，首先每個人的思想都得審查。他們無拘無束地坐了下來，喝茶聊天，最後每個人都和高爾基擁抱作別。聽高爾基講述這一幕，真是妙極了。他完全為這年輕一代的這種隨隨便便、自由自在的樣子所傾倒，絲毫也沒有因為這些人的大膽放肆而生氣。他總是一再這樣說：「我們當年是多麼不同啊，我們要不是忍氣吞聲，就是肝火極旺，其實對自己心裡根本沒數。」整個晚上他始終情緒高漲，眼睛發光。我對他說：「我心想，您大概恨不得和他們一起回國吧。」他愣了一下，目光犀利地看著我，「您怎麼會知道這個？的確，我一直到最後一刻還在思考，我是不是撂下這裡的一切，書本啦，紙張啦，工作啦，和這些年輕的小伙子們一起乘坐他們的艦艇，漫無目的地航行它兩個禮拜。這樣，我又會知道，俄羅斯是什麼，身在遠方，人會忘記最美好的東西。我們當中誰在流亡之中也沒有寫出過什麼佳作。」 高爾基若把索倫特說成是一個流亡地，那可是說錯了。他每天都可以回到故鄉去，後來也的確回去了。他並沒有像梅日科夫斯基那樣，連人帶書遭到流放——我曾在巴黎遇見過這位滿腔憂憤、悲苦不堪的詩人——並不像「我們」今天這樣，格里爾帕策說得好，是「兩個外國人，沒有故鄉」，借用別人的語言，無家可歸，隨風飄蕩，不知所終。我在以後幾天，得以在那不勒斯拜訪一位真正的、但卻是特殊的流亡者：貝內德托·克羅齊，克羅齊有幾十年之久始終是義大利青年的精神領袖。他擔任參議員和部長，擁有國內一切外在的榮譽，直到他反抗法西斯主義，使他和墨索里尼發生矛盾。他辭去了所有的職務，退隱林下；但是那些絕不妥協的死硬派還嫌不夠，他們硬要使他屈服，必要時甚至對他進行嚴懲。大學生們和以往迥乎不同，今天到處都充當反對派的衝鋒隊，衝進他的屋子，砸爛他家的玻璃。但是這個身材矮小、身體敦實的男子長著一雙聰明的眼睛和一副山羊鬍子，看上去更像一個性情開朗的市民，他可不怕別人嚇唬。儘管他擁有好幾所美國大學和其他外國大學的聘書，他並不去國離家。他留在家裡，呆在圖書的壁壘後面。他按照同樣的思想繼續主編他的雜誌《評論》（Critica），繼續發表他的著作。他享有的威望如此之高，平素冷酷無情的書報檢查奉墨索里尼之命，碰到克羅齊就止步不前。而他的學生們，他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們全都徹底完蛋。要造訪克羅齊，對於一個義大利人，甚至對於一個外國人都需要有特別的勇氣。因為當局清楚知道，克羅齊在他的堡壘里，在他坐擁書城的房間裡，說起話來必然不戴面具、不抹脂粉，必然口無遮攔。就這樣，他似乎生活在一個緊緊關閉、密不透風的空間裡，在四千萬同胞當中，他獨自一人呆在一種貯氣瓶里。在一座幾百萬人的城市裡，在一個幾千萬人的國度里，單單有這樣一個人處於這種密不透風的孤立狀態之中。我感到這可真有點陰森可怕，同時我又覺得，真有些了不起。那時，我還不知道，比起我們以後將要遭受的精神摧殘的形式來，這種形式還僅僅是比較溫和的一種。我當時不由自主地佩服這位不論怎麼說，已經是年邁的長者，在這場每天都在進行的鬥爭中，還能保持這樣蓬勃的朝氣和這樣充沛的精力。克羅齊笑道：「恰好是這種反抗的勁頭使人永葆青春。倘若我還在當參議員，我就不會那麼較真。我在思想上早已遲鈍，就會隨波逐流。對於一個思想敏銳的人，對他最有害的莫過於缺乏反抗的意志；等我真的在孤軍奮戰，不再有青年圍在我的身邊，我就被迫自己又煥發青春。」 還得再經過若干年，我才開始懂得，考驗提出挑戰，迫害使人堅強，孤立增強鬥志，只要這些東西沒把人徹底摧毀。這樣一種認識就和生活中一切重要的事情一樣，我們都不是從別人的經驗中學到，永遠總是在自己的命運里獲得。 我從來沒有見過義大利最重要的人物墨索里尼，這是由於我的心理障礙，不願接近政治人物。即使在我自己的祖國，在小小的奧地利，我也從來沒有見過居於領導地位的政治家，無論是賽佩爾、道爾弗斯[26]，還是舒施尼克[27]，這並不足為奇。我從我們共同的朋友處獲悉，墨索里尼是我的著作在義大利獲得的最早、最熱情的讀者之一。其實我有責任親自向墨索里尼表示感謝，因為我生平第一次向一位政治家提出的請求，他爽快地予以實現。 事情是這樣的：有一天我收到一個朋友從巴黎寄出的快信，告訴我有位義大利女士為了一件要事要到薩爾茨堡來拜訪我，要我立即接待。第二天，這位女士登門求見，她告訴我的事情，的確令人震撼。她丈夫是位傑出的醫生，出身寒微，是馬特奧蒂[28]資助他，把他培養長大的。這位社會主義黨人的領袖遭到法西斯分子的兇殘謀殺，使得業已大大疲憊的世界良心對這一個別的罪行憤怒地作出反應。整個歐洲都義憤填膺，奮起反抗。這位醫生是位忠實的朋友，他是六名勇士之一。他們當時竟然膽敢公開地抬著被謀殺的馬特奧蒂的靈柩穿過羅馬的大街；緊接著醫生遭到制裁、封鎖和威脅，於是流亡國外。但是馬特奧蒂一家的命運使醫生極為不安。想到他的恩人，他決定把死者的孩子們從義大利偷運到國外。偷運過程中，他落到密探或者挑起事端的特務手裡，遭到逮捕。對馬特奧蒂的任何回憶對於義大利而言都是難堪的事情，因而由此引起的一場訴訟對於這位被捕的大夫未必結局會極為糟糕，但是行政長官巧妙地把這位醫生塞進同時發生的另外一件案子裡，那是計劃用炸彈來行刺墨索里尼。這位醫生獲得過最高的軍功章，如今被判處十年嚴酷的監禁。 醫生的這位年輕的妻子當然極為激動，這完全可以理解。她希望大家能出把力反對這個判決。她丈夫這樣判刑，別想活著出來。她希望全歐洲的著名作家能聯合起來，大聲抗議，她請我能出手相助。我馬上就勸她不要試圖搞什麼抗議活動。我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來，所有這些抗議示威活動已經用濫，不起作用。我設法讓她明白，單單出於民族自尊心，沒有一個國家會讓外國人來糾正它的司法程序。在美國的薩可和旺澤蒂案件[29]上，歐洲發出的抗議對當事人與其說起了促進作用，毋寧說發生了不利的影響。我急切地請求她，別幹這樣的事情。這只會使她丈夫的處境更加惡劣，因為倘若人家從國外對墨索里尼施加壓力，迫使他下令緩刑，那麼即使他願意，他也永遠不會改判，永遠不能改判。但是我真的深受震撼，我答應那位醫生的太太，將竭盡全力。我告訴她，我恰好下個禮拜要到義大利去。我在那裡有些朋友心地善良，身居要職，很有勢力，也許他們能悄悄地起些作用，有助於她的丈夫。 我第一天就想方設法，可是我發現，恐懼已經深深地咬噬了人們的心靈。我剛一提那醫生的名字，每個人就臉色尷尬，都說：不行，無能為力，完全辦不到。一個個都這樣表態。我很慚愧地回到家裡，因為這個不幸的女人說不定會以為，我並沒有想盡一切辦法。我也的確沒有做最後的努力，還有一種可能性——那直接的公開的途徑：給那個做出最終決定的人寫信，親自給墨索里尼寫信。 說干就干，我給墨索里尼寫了一封的確是非常誠實的信。我寫道，我不想用些阿諛奉承的話作為開場白。我開門見山就說，我並不認識此人，他犯的事有多嚴重也不知道。但是我見到了他的妻子，妻子無疑是無辜的。倘若她的丈夫得在囚牢里度過這麼多年，那麼這懲罰的全部分量也都落在他的妻子身上。我絲毫不想批評這一判決，但是我可以設想，倘若她的丈夫不是關進牢獄，而是放逐到拘留囚犯的一座小島上，允許囚犯的妻兒到島上和他們同住，這意味著救了這個妻子一命。 我寫完此信，投進薩爾茨堡一個普通的郵箱裡，寄給貝尼托·墨索里尼閣下。四天之後，維也納的義大利公使館寫信給我，貝尼托·墨索里尼閣下向我致謝，告訴我他將滿足我的願望，也打算縮短此人的刑期。與此同時，從義大利發來一份電報，對我請求的運送犯人一事予以確認。墨索里尼大筆一揮，親自實現了我的請求，被判刑的犯人不久完全獲得赦免。我這一生中沒有一封信曾給過我更大的快樂和滿足，要說我有什麼文學上的成就值得懷念，那麼，此刻我就懷著特別感激的心情想起這件事來。 在那風平浪靜的最後幾年裡，出門旅行是件快事，而遨遊之後回到家裡也很美妙。可是在寂靜無聲之中，卻發生了一件引人注意的事情。只有四萬人口的小城薩爾茨堡就因為位置偏僻，富有浪漫情調被我選中在此安家。這時卻令人驚訝地發生了變化：夏天，這座小城不僅變成歐洲的藝術首都，而且變成了全世界的藝術京城。在戰後最艱難困苦的歲月里，演員和音樂家在夏天幾乎有斷炊之虞。為了減輕演員和音樂家的困境，馬克斯·萊因哈特和胡戈·封·霍夫曼斯塔爾組織了幾場演出，尤其是在薩爾茨堡的教堂廣場上舉行的《耶德曼》的那場露天演出，首先吸引了鄰近各地的人們前來觀賞；後來他們又嘗試著演出歌劇，演出越來越出色，越來越完美，漸漸地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最優秀的指揮家、歌唱家、演員，很高興有這樣的機會，不必僅僅為他們自己當地的觀眾演出，而是可以向國際性的觀眾獻藝，都野心勃勃、爭先恐後地前來參加演出。於是薩爾茨堡的音樂節演出一下子就成了吸引全世界的一大盛事，就仿佛成了新時代藝術的奧林匹克演出會，各個國家都在這裡競相獻演他們自己最出類拔萃的節目。誰也不想錯過這些不同尋常的演出。國王，顯貴，美國的百萬富翁和影星，音樂愛好者，藝術家，詩人和附庸風雅的人士，在最近幾年都在薩爾茨堡歡會；在歐洲，從來沒有看見過像在這小小的、被人忽視已久的奧地利的這座小城裡這樣成功地集中上演了戲劇和音樂的最完美的節目。薩爾茨堡繁榮起來。夏天在這座小城的街上，可以碰到來自歐洲和美國的任何一位尋找藝術表演最高形式的人們，身穿薩爾茨堡的民族服裝——男人是白色亞麻布短褲和寬大的短上衣，婦女是花花綠綠的「少女花裙」——小小的薩爾茨堡一下子統領了世界時尚。旅館裡人滿為患，一房難求。音樂節演出，劇院門前，豪華的轎車一輛接著一輛，其氣派猶如當年參加皇家宮廷舞會的盛況。火車站總是人山人海；其他城市試圖把這條載有金沙的江河引過去，可是沒有一座城市辦到。在這十年里薩爾茨堡成了歐洲的藝術朝聖地，並且一直是歐洲的藝術聖地。 就這樣，我在自己的城市裡一下子就住在歐洲的中心。命運又一次實現了我自己想都不敢想的願望。我們那幢坐落在托缽僧山上的房子，變成了一個歐洲之家。有誰沒到我們家裡來做過客？我們的賓客簽名冊比我單憑記憶可以更好地證明這一點。但是就是這本簽名冊也連同這幢房子和許多其它東西，落入了納粹分子手裡。我們在那兒和多少人度過真誠友好的時光啊！從露台俯視美麗和平的景色，可沒想到，在正前方，在貝爾希特斯戛登山上就坐著一個人[30]，想把這一切全都毀掉。羅曼·羅蘭在我們家住過，還有托馬斯·曼，作家當中，有H.G.威爾斯，霍夫曼斯塔爾，雅可普·瓦色曼，梵·洛恩[31]，詹姆斯·喬伊斯，埃米爾·路德維希[32]，弗朗茨·維爾弗，喬治·勃蘭兌斯，保爾·瓦雷里，簡·亞當斯[33]，沙龍·阿施[34]，阿圖爾·施尼茨勒都曾是我們親切接待過的客人。音樂家當中，有拉威爾[35]和理查·施特勞斯，阿爾邦·貝爾格[36]，布魯諾·瓦爾特，巴托克[37]，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畫家們，演員們，學者們當中的許多人，誰沒當過我們的客人？每個夏天都給我們帶來多少美好歡快的時光來交流思想，互相切磋！有一天，阿爾圖羅·托斯卡尼尼[38]辛辛苦苦地爬上這陡峭的石級，同時開始了一種友誼，使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熱愛音樂，更加懂得音樂，享受音樂。接著有幾年之久，在他排練時，我都是最忠實的客人，親身經歷了他如何一而再地為使演出臻於完美而作的激烈鬥爭。這樣完美的演出在公開舉行的音樂會上便顯得像奇蹟一樣，同時又像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試圖撰寫一篇文章來描寫他的這些排練，不到無瑕可擊絕不停止努力。它們應該成為每一個藝術家的最佳榜樣和推動力）。莎士比亞的這句話「音樂是靈魂的養料」絕妙地證實了這一點。眼看著各門藝術在這裡爭奇鬥豔，我讚美命運對我的厚愛，讓我持續不斷地和這些藝術緊密相連。這些夏日，藝術和上天賜福的大地交相輝映，互相促進，內容是多麼豐富，色彩是多麼絢麗！回憶往昔，我想到大戰剛剛結束時，這座小城衰敗、灰暗、壓抑，而我們自己的房子，我們住在裡面，冬天挨凍，還得和屋頂上漏下來的雨水作戰。我才知道，這和平幸福的幾年時光給我的生活帶來了什麼，我又可以相信世界，相信人類。 在那幾年，許多期盼中的著名客人來到我們家裡。但是在我獨自呆在家裡的時候，像魔術一般在我周圍聚集了一些崇高的形象，我成功地把他們的影子和痕跡漸漸地召喚出來：各個時代的最傑出的大師們，都有手跡匯集在前面已經提到過的我的手稿收藏之中。十五歲時我是出於業餘愛好，開始收集名人手跡。這些年來積累了很多經驗，資源也更加雄厚，尤其是激情更加高漲。我的收藏便從原來簡單地把藏品一件件並排放在一起，經過分門別類，變成一個有機的整體。我簡直可以說，變成了一件件真正的藝術品。起先我像每個新手一樣，只追求名人的簽名；接著出於好奇的心理，只收集手稿——原始的稿件或者作品的殘篇，讓我同時一窺我心愛的大師的創作方法。世上無法參透的謎團無數，其中埋得最深、最為神秘的謎團乃是創作的秘密。大自然在這裡不容人偷聽，也從不容人偷窺這最後的絕技。地球是如何形成的，一朵小花是如何生長的，一首詩和一個人是如何產生的。在這裡，大自然極端無情地拉上帷幕，絕不讓步。即便是詩人和作曲家自己事後也無法再解釋，他獲取靈感的這一瞬間。一旦作品塑造得盡善盡美，藝術家自己也不知道這作品的起源、成長和完成。他永遠也不可能，或者幾乎永遠也不可能解釋清楚字、詞如何在崇高意義上組成一節詩，個別的音響如何融成各種旋律，然後歷經許多世紀，一直迴響。唯一能讓我們朦朦朧朧地猜想到這無法捉摸的創造過程的東西，乃是一頁頁手稿，尤其是那些還沒有拿去付印，修改得面目全非的修改稿，尚未成型的初稿。就是從這些最初的手稿，才漸漸地提煉出未來確定形式的結晶。我那手稿收藏的第二個階段，也就是更內行的階段，便是把各個偉大的詩人、哲學家和音樂家的這些手稿、校樣，也就是他們艱苦創作過程的證明收集起來。對我而言，在各個拍賣會上追逐這些手稿，是我的一大樂趣，把它們從隱蔽最深的角落裡發掘出來，是我樂於付出的辛苦，同時也成了一門學問。因為漸漸地，除了我的手稿收藏之外，又產生了第二種收藏，那就是收集一切關於手稿的書籍，一切已經印出來的圖書目錄，合在一起有四千種之多，是個獨一無二的私人參考書藏書室，絕無競爭對手。因為即便是書商也不可能對一個專業投入這麼多時間，傾注那麼多熱愛。我敢斗膽說一句——關於文學或者生活中的另外一個領域，我都永遠不敢這麼說這樣的話——經過這三四十年的收藏，我已經在名人手跡方面成為第一權威。每一張重要的篇頁，我都知道它存放在哪裡，屬於誰，是如何落到它主人手裡的。我成了一個真正的行家，一眼就能判定藏品的真偽，估起價來比大多數行家都更加在行。 我這種收藏的野心愈演愈烈，單單擁有一個收藏世界文學和音樂的手稿長廊，反射千百種獨創手法的明鏡已不能滿足我的要求；單單擴大我的收藏，已不再吸引我。在我進行收藏的最近十年所致力的事情，乃是使我的收藏不斷得到優化。如果說我起先能得到一位詩人或者音樂家的幾頁手稿，看出他在進行創作時的情景就滿足了，那麼我繼續努力的目標乃是，找到每位詩人或作曲家在創作的最為幸福的瞬間，表現他取得了最為出色的成功。這樣我不再尋覓一位詩人在創作他的任何一首詩歌時的手跡，而是他最佳詩歌中的一首。這些詩歌恰好是靈感通過墨水或者鉛筆，第一次找到了塵世間的表達，並且一直通向世世代代的永恆。我要在這些不朽的大師遺留的手稿這一聖物之中，——何等狂妄的非分之想——恰好找到那使他們在我們世上變得永垂不朽的東西。 所以我的收藏永遠處於流動狀態；凡是我擁有的那些達不到這最高要求的篇頁，都遭到剔除，不是賣掉就是和別人交換，只要我能找到一張更加重要，更有特性，——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更具有永恆的特點的篇頁。奇妙的是，在很多情況下，我都獲得成功。因為除了我之外，只有極少數人擁有這樣的知識，這樣的韌性，同時又進行過這樣一種研究，在收集這些重要的稿件。這樣，起先是用一個文件夾子，接著是用一個大箱子，把持續表現人類創造力的作品的原始手稿或者作品收集在一起，用金屬和石棉來防止朽壞。我像今天一樣一直過著居無定所的遊牧民族的生活，那些早已散失的收藏的目錄不在手邊，我只能隨便列舉幾件，在這些藏品身上，體現了塵世的天才在一個永恆的瞬間表現出來。 有萊奧納多[39]工作手冊中的一頁，用反寫字的字體寫的關於畫幅的說明；有拿破崙在里沃里[40]戰役期間，用潦草已極幾乎難以卒讀的字跡寫的致他士兵的一道四頁長的作戰命令；巴爾扎克的一本印在整張印張紙上的長篇小說，每一頁都是布滿千百個校正處的戰場，校正之處又復校正，亂七八糟，難以描寫，表現出他泰坦巨人般的戰鬥（所幸此書的照相複印件已為一所美國大學所挽救）；尼采的《悲劇的誕生》的一部不為人知的初稿，這是尼採在此書發表之前許久為他心愛的科西瑪·華格納所寫的；巴赫的一部大合唱曲；格魯克的《阿爾契斯特》的詠嘆調和亨德爾[41]的一部詠嘆調，他的音樂手稿最為難得。總是尋找最有代表性的手稿，在大多數情況下總能覓得，有勃拉姆斯的《吉普賽人之歌》，蕭邦的《Barcarole》，海頓的《皇帝四重唱》中那一曲的不朽的旋律《願上帝保佑》（Gott erhalte）。在有幾個情況下，我甚至於通過獨創性的獨一無二的形式擴張到獨創性的人物的整個一生的形象。所以我不僅擁有莫扎特還是個十一歲男孩時留下的一張寫得不大流暢的樂譜，還有他歌曲藝術的標誌性作品，歌德的那首不朽的《紫羅蘭》，他舞曲音樂中對《小步舞曲》、《費加羅》的《別再跑來跑去》（Non più andrai）[42]進行的自由修飾，還有《費加羅》中柴魯比尼詠嘆調。另一方面我又擁有他那些奇妙的不正經的書信，從未公開地全文發表過，寫給貝斯勒[43]的一首輕浮俏皮的加農曲，最後還有一頁手稿，那時莫扎特即將去世之時寫的《提圖斯》[44]中的一首詠嘆調。同樣，歌德悠長的一生也涵蓋在我的收藏之中，第一個藏品是出自這個九歲男孩之手的一篇從拉丁文翻譯過來的稿子，最後一件則是詩人在八十二歲高齡去世前不久撰寫的一首詩歌，在這兩者之間則是一大張稿紙，選自他創作巔峰之作《浮士德》中對摺在一起的兩頁，他關於自然科學的一份手稿，很多詩歌，還有他一生不同階段創作的圖畫，從這十五張稿紙可以縱覽歌德整個一生。當然，在我們大家最尊敬的貝多芬身上，我未能成功地收集到手稿來這樣完整地概括他的一生。我的出版家吉彭貝爾格教授是我收集歌德手稿時的強勁對手，在收集貝多芬手稿方面，我的強勁對手和拍賣時的競爭者乃是瑞士最富有的富豪之一，他收藏的貝多芬的珍寶簡直無與倫比。但是除了我所擁有的貝多芬青年時代的筆記本，他的歌曲《吻》和《哀格蒙特》樂曲中的一些斷片之外，我至少還能把一個瞬間，把他一生中最富悲劇色彩的一個瞬間，從外觀上完整地表現出來，這是世上任何一個博物館都辦不到的。我碰到運氣，把貝多芬去世後拍賣、由樞密官布洛伊寧購得的全部剩下的貝多芬的房裡設施，全都弄到我的手裡，尤其是那張巨大的寫字桌，在桌子的抽屜里還深藏著大師的兩個戀人朱麗哀塔·吉契阿爾狄伯爵夫人和埃爾多迪伯爵夫人[45]的兩幅肖像，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一直放在他床邊的錢箱，那張斜面寫字檯，他躺在床上還在上面寫他最後的曲子和書信，在他臨終時的床上從他頭上剪下來的一綹白色鬈髮，參加他葬禮的邀請函，他用顫抖的手寫下的最後一張內衣的單子，拍賣時清點他家具的文件，他全部維也納的朋友答應給他身無分文地留下來的廚娘莎莉資助的清單。真正的收藏家總是鴻運高照，我剛購得貝多芬臨終時的屋子裡所有的東西，我又有機會買到他臨終時躺在床上的三幅畫像。從他同時代人的描繪中獲悉，在3月26日[46]那一天，貝多芬已在彌留之際，有個年輕的畫家，舒伯特的朋友約瑟夫·台爾契爾[47]試圖為這位垂死的大師畫像，可是樞密官布洛伊寧認為這是對病人不敬，把畫家從病房裡趕了出去。一百年里這些畫下落不明，後來在布呂恩舉行了一次小型的拍賣會。這位名氣不大的小畫家有幾十本速寫本，以便宜得驚人的價錢出賣。人們突然發現，那幾張關於貝多芬的速寫就在這些速寫本里。接著又是偶然加上偶然。有位商人打電話問我，是否對貝多芬臨終前畫幅的原件感興趣。我回答他，我自己已經擁有它了。談話的結果弄明白，這幅要提供給我的畫乃是丹豪瑟[48]為臨終時的貝多芬製作的石版畫的原件，此畫後來非常有名。這一來我就收集到了一切有關畫幅，它們把這值得紀念的不朽的最後瞬間以形象具體的方式保留了下來。 但是我從來不以這些藏品的所有者自居，僅僅只是覺得自己是它們一時的保管者而已，這點是不言而喻的。並不是擁有它們，為我個人所有的感覺吸引我，而是把一組藏品匯集起來，使之成為藝術品，箇中的魅力使我著迷。我清楚地意識到，我的這個收藏作為整體傳承下去，比我自己的作品更有價值。儘管有很多人提出建議，要我做出我藏品的目錄，我一直猶豫著沒有動手。因為我覺得這個建築物還在修建之中，尚未竣工，有些名人的名字和有些作品尚還缺失，作為最完整的形式還嫌不足。我那深思熟慮後的目標是，在我死後把這至為罕見的收藏交給一個能實現我的特別條件的研究機構，也就是每年得花一筆款項，按照我的本意繼續使這個收藏臻於完善。這樣，它就不是一個僵死不變的完整的東西，而是一個靈活有機的機體，在我身後五十年或者一百年，還在不斷補充不斷完善，成為一個越來越美不勝收的整體。 但是我們這個經受考驗的一代人，沒法設想我們身後的事情。等到希特勒時代一開始，我一離開我的家，我對收藏的樂趣消失。深信有些東西還能保存下來的信念也蕩然無存。有一段時間我還把部分藏品安置在保險箱裡或者存放在朋友處，但是接著我就根據歌德警示的話語：「博物館，收藏品和武庫，如果不能發展，就會僵死」，下定決心，和一個我自己已經無法繼續努力使它發展的收藏訣別。一部分藏品，我在臨別時送給了維也納國家圖書館，主要是我同時代的朋友們饋贈給我的手稿，一部分我變賣了，剩下的藏品遭遇如何，或者將會如何，已經不會太讓我揪心了。因為一直只有創造才是我的快樂所在，而不是已經創造的東西。所以我不會對我曾經擁有過的東西哀嘆不已。因為如果我們這些被追捕被驅逐的人，在這對每一種藝術和每一種收藏都懷有敵意的時代，還有什麼新的藝術可以學習的話，那就是訣別的藝術。從此和以前構成我們驕傲和愛的一切訣別。 於是這些年我就時而寫作，時而旅行，在學習、閱讀、收藏和享受之中度過。1931年11月，有天早晨我一覺醒來，我已五十歲了。這個日期對於那位薩爾茨堡勤勤懇懇、老實巴交的白髮郵遞員可是個糟糕的日子。在德國有個好習慣，在各家報紙上對於一位作家的五十歲壽辰總要詳詳細細地撰文慶祝一番。這位老人在這天可要背著極為壯觀的一大堆信件和電報沿著陡峭的石級爬上山來。在我拆開這些郵件閱讀之前，我思忖了一下，這個日子到底對我意味著什麼。五十歲意味著人生的一個轉折；人們忐忑不安地回首往事；人生的道路究竟已經走了多少。人們暗暗捫心自問，這條道路是否還繼續向上延伸。我把已經經歷過的歲月從頭想了一遍，就像從我們家眺望阿爾卑斯山連綿的山巒，又往下俯視緩緩向下的山谷。我回顧了我這五十年，必須對我自己說，我若不知感恩，實在罪不可赦。我最終得到的東西遠遠超過我的期待，或者說超過我希望得到的東西。我想用來發展我的本性、並把它表現出來的手段，那文藝的手段，文學的生產，所產生的影響，遠遠超過我少年時代最大膽的夢想。海島出版社給我的五十歲壽辰的禮物是我的作品用各種語言出版的目錄，它本身就已經是一本書了；什麼語言都沒缺少，既不缺保加利亞文和芬蘭文、葡萄牙文和亞美尼亞文，也不缺中文和馬拉提文[49]。盲文版、速記版，各式各樣富有異國情調的文字和語言把我的話語和思想傳送到眾人身邊。我把我的存在無限擴大到我本性的空間之外，我贏得了我們時代最為出類拔萃的人士當中的有些人，他們成為我個人的朋友，我欣賞過最為完美無缺的演出；我得以觀看並且欣賞那些永恆的城市、不朽的畫幅和世上最美好的景色。我一直自由自在，不依賴職位和職業。我的工作便是我的快樂，不僅如此，它還給別人帶去歡樂！還可能發生什麼惡劣的事情？我的著作就在這裡：有什麼人能把它們消滅殆盡？（我在這一時刻還渾然不覺地這樣思忖）這是我的屋子——有誰能把我趕出我的屋子？這是我的朋友們——難道我會在什麼時候失去他們？我毫無畏懼地想著死亡，想著疾病，但是我即將經歷的事情，哪怕只是它最遙遠的影像，也沒有浮現在我的腦海里，那就是我將不得不變成一個逐客，無家可歸，受到驅逐，受到追趕，再一次從一個國家流浪到另一個國家，越過重洋，浪跡天涯。我的著作將被焚毀，遭到禁止，遭到唾棄。我的名字在德國將像罪犯的姓名一樣遭到批判。我的朋友們的信件和電報曾放在我面前的書桌上，就是這同一批朋友，倘若和我在街上偶遇，他們會立刻臉色發白。我在三四十年間堅毅頑強地作出的成績，竟然會毫無痕跡地遭到抹殺。我眼前的這個生活，創造得堅固結實，似乎不可動搖，卻會毀於一旦，我眼看著已攀登到頂峰邊上，卻被迫要憑著我業已趨向疲弱的力氣、悵然若失的靈魂再一次從頭開始向上攀爬。的確，在我生日這一天，我沒法想像出這樣無謂、這樣荒謬的事情。我真的可以感到滿意。我沒有任何憂慮；即使我再也不動筆寫字，我的著作也已經可以使我無憂無慮，我似乎已經達到了所有的目的。命運已被我降服。我小時候在爸媽家裡所熟悉、而在戰爭期間所失去的安全，現在憑著我自己的力量又重新奪了回來。還有什麼可企求的呢？ 可是說來奇怪——恰好在我無所企求的這一時刻，我心裡湧現出一種神秘莫測的不適之感。我心裡有個聲音——不是我自己——問我：如果你的生活就繼續這樣度過，這樣風平浪靜，這樣安排妥帖，這樣富有收益，這樣安逸舒服，這樣不消重新鼓勁，沒有任何考驗，這樣就真的很好嗎？這種享有特權的生活，這種平平安安、穩穩噹噹的生活，和你，和你身上的本質不是格格不入的嗎？我沉思著，在家裡踱來踱去。這些年生活變得非常美好，就像我所希望的那樣。可是且慢，難道叫我就一直在這裡生活，一直坐在這樣一張書桌旁寫書，寫了一本又寫一本，然後收取版稅，更多的版稅，漸漸地變成一個極有威嚴的人物，善於非常體面、極有風度地維護自己的姓名和作品，脫離了一切偶發事件，一切緊張情緒和各種危險？叫我的生活就一直這樣度過，直到六十歲、七十歲，一直沿著這條筆直光滑的軌道前進？我心裡不斷夢想，——是不是發生點什麼別的事情，什麼新鮮的事情，使我更加不安，更加緊張，更加年輕，向我挑釁，去進行新的戰鬥，也許是更加危險的戰鬥，這樣是不是對我更好？總有一種神秘莫測的矛盾寓於每一個藝術家的心裡：要是生活把他折騰得昏天黑地，他就渴望這安寧平靜，可要是給了他安寧，他又會渴望回到緊張生活中去。所以在我五十歲生日這一天，在我靈魂深處只有一個罪孽深重的願望：只希望發生點什麼事情，把我再一次從安逸平穩的生活中拽走，迫使我不能繼續這樣的生活，而得再一次重新開始。這是害怕我會變老，變得疲憊不堪、惰性十足？還是說這是一種神秘莫測的預感，讓我當時為了內心得以發展，渴望過另外一種生活，一種更艱苦的生活？我就不知道了。 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因為在這奇怪的時刻，從我朦朦朧朧的潛意識中升起的想法，根本不是什麼可以清清楚楚地說出來的願望，肯定也不是什麼和清醒的意志有關聯的東西。只是轉瞬即逝的念頭向我撲面吹來，也許根本就不是我自己的思想，而是來自靈魂深處的什麼念頭，我自己也不知道它是什麼。但是這股籠罩著我生命的陰暗的力量，已經幫我實現了那麼多我自己都不敢大膽心存的願望，這難以捉摸的力量，想必聽到了我的思想。它立刻順從地舉起手來，把我生活的最後基礎砸爛，迫使我從原有生活的廢墟中把一個全然不同的，更加艱苦、更加艱難的生活從根本上重新建立起來。 * * * [1] 即希特勒。 [2] 米開朗琪羅（1475—1564），義大利畫家、雕刻家，與達·芬奇、拉斐爾並稱文藝復興時期三傑。 [3] 萊奧納多，即達·芬奇。 [4] 亞伯拉罕·沃爾夫·羅森巴赫（1876—1952），美國古董商，圖書收藏家。 [5] 羅傑·馬丁·杜·加爾（1881—1958），法國作家，193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6] 赫伯特·喬治·威爾斯（1866—1946），英國作家。 [7] 巴奈·伊斯特拉蒂（1884—1935），羅馬尼亞裔的法語作家。 [8] 戈比，俄國最小的貨幣單位，如銅板。 [9] 即《世界建築師》中《三作家》的第三部分。 [10] 西里爾字母，即俄語所用的字母。 [11] 格瓦斯，俄羅斯人喜歡的飲料。不含酒精。 [12] 塞爾蓋依·阿克薩可夫（1791—1859），俄國作家。 [13] 《白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 [14] 拉斯科爾尼柯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長篇小說《罪與罰》的主人公。 [15] 隱士廬，原為皇宮，後改為博物館，藏有很多名畫。 [16] 維米爾（1632—1675），荷蘭最著名的畫家之一，作品大多為風俗題材，代表作有《倒牛奶的女僕》《戴珍珠耳環的少女》等。 [17] 格奧爾格·威廉·弗里特里希·黑格爾（1770—1831），德國哲學家。 [18] 喬治·歐仁·索累爾（1847—1922），法國社會哲學家，工團主義的先驅思想家。 [19] 俄國作家岡察洛夫長篇小說《奧勃洛莫夫》的同名主人公，一個懶散的地主。 [20] 雅斯納亞-波爾雅那，托爾斯泰的故鄉。 [21] 拉丁文：既無十字架，亦無王冠。 [22] 拉丁文：出自東方，光芒萬丈。 [23] 俄文：同志，夥伴。 [24] 索倫特，義大利地名。 [25] 瑪利亞·布特貝爾格（1891—1974），俄國男爵夫人，高爾基的情人、生活伴侶。 [26] 恩格爾貝爾特·道爾弗斯（1892—1934），奧地利政治家。 [27] 庫爾特·舒施尼克（1897—1977），奧地利政治家，曾任總理，1938年納粹併吞奧地利後，被囚於集中營。 [28] 基阿柯莫·馬特奧蒂（1885—1924），義大利政治家，社會主義統一黨總書記，被法西斯謀殺，墨索里尼的獨裁從此更加變本加厲。 [29] 薩可和旺澤蒂案件，費迪南多·薩可（1891—1927）和巴爾托洛美阿·旺澤蒂（1888—1927）為移居美國的兩名義大利工人，被控參與雙重搶劫謀殺罪，被判處死刑，於1927年8月23日坐電椅處死，引發群眾抗議遊行，認為這是司法不公，是政治謀殺，到1977年兩人被馬薩諸塞州州長平反。 [30] 指希特勒。 [31] 亨德里克·梵·洛恩（1882—1944），荷蘭-美國作家、歷史學家。 [32] 埃米爾·路特維希（1881—1948），猶太裔德國-瑞士作家。 [33] 簡·亞當斯 （1860—1935），美國芝加哥赫爾宮協會的創始人，因爭取婦女、黑人的權利而獲1931年諾貝爾和平獎。 [34] 沙龍·阿施（1880—1957），依地語作家。 [35] 約瑟夫-莫里斯·拉威爾（1875—1937），法國作曲家，印象主義音樂的主要代表。 [36] 阿爾邦·貝爾格（1885—1935），奧地利作曲家。 [37] 貝拉·維克托·巴托克（1881—1945），匈牙利作曲家、鋼琴家。 [38] 阿爾圖羅·托斯卡尼尼（1867—1957），義大利指揮家。 [39] 即萊奧納多·達·芬奇。 [40] 里沃里，義大利城市。1797年1月15日，拿破崙率領的法蘭西大軍在此打敗奧地利軍隊。這是義大利戰役中的決定性一戰。 [41] 喬治·弗里特里希·亨德爾（1685—1759），德國-英國作曲家。 [42] 下面是此詠嘆調的第一節， 原文為義大利文：別再跑來跑去，多情的蝴蝶，別不分白天黑夜到處亂晃，別打攪美女嬌娃的香甜幽夢，愛情的阿童奇諾，你這自戀狂。 [43] 貝斯勒，即莫扎特的堂妹瑪利亞·安娜·苔克拉·莫扎特（1758—1841），在莫扎特給她的書信中，她被稱作「貝斯勒」。 [44] 《提圖斯》，為莫扎特的歌劇。提圖斯為羅馬皇帝。 [45] 朱麗哀塔·吉契阿爾狄伯爵夫人（1782—1856）和埃爾多迪伯爵夫人為維也納兩位貴族小姐，曾向貝多芬學習鋼琴。 [46] 1827年3月26日貝多芬去世。 [47] 約瑟夫·台爾契爾（1801—1837），奧地利畫家。 [48] 約瑟夫·弗朗茨·丹豪瑟（1805—1845），奧地利畫家。 [49] 馬拉提文，印度的一種語言，使用者分布在印度西部馬哈拉施特拉邦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