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世界 · 13.再次走向世界

1919、1920、1921是奧地利最艱難的戰後三年。我深埋在薩爾茨堡，已經放棄重新展望世界的希望。戰後徹底崩潰，國外對每一個德國人或者寫德文的人都滿懷仇恨。我們的貨幣嚴重貶值，凡此種種都災難深重。我們事先就早已認命，就拘囚在我們狹隘的故鄉範圍里，終老一生。但是日子又都好過起來，我們又能吃飽飯，又能安然無恙地坐在書桌旁，沒有遭到掠奪，沒有發生革命。我們太太平平地活著，感到自己渾身是勁，是不是又該檢驗一下青年時代的興致，出門遠行呢？ 長途旅行還不敢設想，但是義大利近在咫尺，只消八到十小時的路程，是不是該冒險去走一走呢？作為奧地利人，在那邊是被當作「世仇」看待的，儘管我們自己從來也沒有這種感覺。是不是會被人家很不客氣地攆走，為了不使老朋友陷入難堪的境地，只好和他們擦肩而過，也不打個招呼？好吧，我就冒一下這個風險，有一天中午我乘車越過邊境。 晚上我抵達維羅納，走進一家飯店。他們給我一張登記表，我填好表；門房看了一眼這張登記表，看見我在國籍這一欄里填上了「奧地利人」字樣，大吃一驚。他問我：「您是奧地利人？」我心想，現在他要趕我出門了吧，可是等我給予肯定的答覆之後，他幾乎歡呼起來，「啊，真是莫大榮幸！終於來了！」這是第一聲問候，再次證明我在戰爭期間就產生的感覺，全部宣揚仇恨的宣傳和挑唆只能激起一陣短暫的知識分子的熱病，歸根到底並沒有觸及歐洲真正的人民大眾。一刻鐘以後，這位好樣的門房特地到我房裡來一次，察看一下我的需要是否都已得到滿足。他竭力稱讚我說的義大利語。臨別時，我們熱烈握手。 第二天我到達米蘭。我又瞻仰了大教堂，在畫廊里徜徉，聽到義大利語元音眾多的樂聲，走在哪條街，都是熟門熟路，略感陌生反而感到親切。享受這樣的感覺，真令人心曠神怡。走過一幢高大的建築物，看見《晚間快報》的招牌，我忽然想起，我的老朋友G.A.波爾傑色在這裡的編輯部擔任領導職務。我和他一起，——連同凱澤林伯爵和本諾·蓋格[1]——在柏林和維也納度過一些思想極為活躍的夜晚。波爾傑色是義大利最為優秀最富激情的作家之一，對年輕人有著不同尋常的影響，雖說他是《少年維特之煩惱》的譯者，德國哲學的狂熱愛好者，在大戰期間他卻採取了堅決反對德國和奧地利的立場，和墨索里尼並肩作戰（後來他又和墨索里尼分道揚鑣），鼓動參加大戰。在整個大戰期間，我都覺得，看到一個舊日的夥伴作為干涉者站在對立面，是個奇怪的念頭，因此我就更加強烈地想要看見這樣一個「敵人」。可是無論如何我也不想淪落到被人拒絕的境地，所以我給他留了一張名片，寫上我的旅館的地址。可是我還沒有走下樓梯，已經有人向我追了過來，一張生機勃勃的臉上充滿了歡快的神情——波爾傑色；五分鐘後，我們像平時一樣真摯地交談起來，也許比從前更加真摯。他也從這場戰爭得到了教訓，我們從兩個不同的岸邊走來，比以往更加接近。 到處都是如此，在佛羅倫薩，我的老朋友，畫家阿爾貝爾特·斯特林加[2]在馬路上向我直撲過來，出其不意地和我使勁擁抱，以至於站在我身旁的我的太太[3]，還以為這個鬍子拉碴的陌生人想要向我行刺，我太太不認識他。一切都和從前一樣，不，甚至比從前更加推心置腹。我鬆了口氣：戰爭已被徹底埋葬，戰爭已經過去。 但是戰爭並沒有過去，我們只是不知道而已。我們大家失之輕信，把我們自己的準備和解誤認為全世界都是如此。但是我們不必因為犯了這個錯誤而感到羞愧，因為比我們更高明的人物，政治家、經濟學家、銀行家也都錯了。他們在這些年裡同樣把騙人的經濟繁榮視為經濟恢復，把疲憊視為滿足。鬥爭實際上只不過是轉移了方向，從民族轉向社會。在最初幾天我就親眼目睹了一個場面，一直要到日後我才理解這個場面深遠的意義。我們當時在奧地利，對義大利的政治知道得不多，只知道由於戰後出現的失望，激起了尖銳的社會主義的甚至是布爾什維克的傾向。在每道牆壁上都可以看到用笨拙的字跡、用煤炭或者粉筆寫下的「列寧萬歲」的字樣。另外我們聽說，社會主義黨人的領袖之一名叫墨索里尼，在戰爭期間脫離了他的黨，另外組織了一個反對的黨派，但是大家對於這樣的消息只是漠然置之。這麼一小撮人又能成什麼氣候！當時在每個國家都有這樣的小幫派；在波羅的海東岸三國，有一幫志願軍跑來跑去，在萊茵地區，在巴伐利亞，都組織了分裂主義者的小組，到處都有遊行示威和武裝暴亂，但幾乎全都被鎮壓了下去。這批「法西斯主義者」不穿加里波的[4]紅襯衫，而是穿上了黑襯衫。誰也不會把這批人視為未來歐洲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但是在威尼斯，單單「法西斯分子」這個字，我就突然覺得具有感性的內容。下午我從米蘭來到我熱愛的這座瀉島之城[5]，沒有搬運工過來幫忙，沒有貢多拉小划船[6]，工人們和官員們都無所事事地呆著，雙手特意插在褲兜里。我有兩隻相當重的箱子要搬，我便環顧四周，找人幫忙，我問一位年紀較大的先生，這兒什麼地方可以找到搬運工人。這位先生深表遺憾地答道：「您今天來可沒選上一個好日子，不過我們現在常有這樣的日子。今天又舉行總罷工。」我不知道罷工的原因是什麼，也就不再追問。我們在奧地利對這種事情已經司空見慣，社會民主黨人很倒霉，使用他們的這種最為極端的手段過於頻繁，實際上並未能充分利用。我於是費了牛勁把我的兩隻箱子拖走，終於在水邊上的一個河道里看見有個貢多拉船夫急急忙忙地、悄悄地向我招手，然後把我和兩隻箱子裝到他的船上。半小時後我們就到達了飯店，一路上有幾個人舉起拳頭威脅這個罷工破壞者。我按照舊日的習慣，不言而喻立刻前往聖馬可廣場。廣場顯得十分荒涼，令人驚愕。大部分商店都關上店門，咖啡館裡不見人影，只有一群工人分成幾堆，站在拱廊里，像在等待著什麼特別的事情發生。我和他們一起等著，事情接著就突然發生。從一條旁邊的小巷裡走出一隊年輕人，或者不如說是用急促的步伐齊步走來，秩序井然，按照練習過的節拍唱著一首歌，歌詞我沒聽過——後來我才知道，這是《青年之歌》（Giovinezza）。霎時間人數比他們多一百倍的群眾還來不及沖向敵人，他們就揮舞著木棒，跑步從旁經過，這訓練有素的一小群人放肆大膽，的確非常勇敢，如此迅速地穿過人群，等到其餘的人悟到他們的挑釁，這些敵人已經走遠，再也抓不住他們。人群現在惱火地聚在一起，握緊了拳頭，可是已經為時太晚，這一小股衝鋒隊已經再也追趕不上。 親眼看見的東西印象深刻，令人信服。我現在才第一次知道，這傳奇般的法西斯主義，我幾乎一點也不熟悉，竟是真實存在，組織嚴密，領導有方，把一群意志堅定、大膽無畏的年輕人調動起來。此後我在佛羅倫薩和羅馬的一些年長的朋友，非常輕蔑地聳聳肩膀，把這些年輕人當作一幫「僱傭來的傢伙」嗤之以鼻，嘲諷他們的「魔鬼修士」[7]時，我不再表示贊同。出於好奇心，我買了幾份《義大利人民報》[8]，從墨索里尼像拉丁文一樣簡練鋒利、形象生動的文風，感覺到那些年輕人快步跑過馬爾庫斯廣場時所表現出來的堅定果決。不言而喻，我還不能預感到這場鬥爭一年後會具有多大的規模，但是我從此時此刻起已經意識到這裡會有鬥爭，到處都會有鬥爭；我們的和平並不是真的和平。 在這看來平靜無事的表層下面，我們歐洲充滿了危險的暗流，這是我得到的第一個警告。第二個警告接踵而至，我又重新激起旅行的欲望，決定夏天到德國北海之濱的威斯特蘭（Westerland）一游。當時對於一個奧地利人來說，訪問德國是令人振奮的事情。迄今為止，馬克對於我們一蹶不振的克朗，始終保持堅挺狀態，不受影響，經濟恢復的過程，似乎全面進行。列車準點到達，一分不差。飯店整潔光鮮，鐵路兩旁到處修建起新的房屋、新的工廠，到處都秩序井然，無可指責，不聲不響。這一切我們在戰前十分痛恨，而在混亂之中我們又學會予以讚許。當然一種緊張情緒還瀰漫在空氣之中，因為全國都在等待，在熱那亞和拉帕羅進行的談判，是德國第一次作為平等的國家和先前敵對的列強平起平坐一起討論的談判，是否會帶來期盼中的對戰爭賠償的減免，或者至少帶來一點微弱的真正諒解的姿態。在歐洲歷史上如此值得紀念的兩次談判，德方代表團長不是別人，恰好是我的老朋友拉特瑙。他那天才的組織才能早在戰爭期間便已得到出色的證明；在開戰後的第一時刻他便立刻看出了德國經濟的最薄弱的環節，後來在這裡也受到致命的打擊：那就是原料供應；他及時地（在這裡他也是超前的）把整個經濟由中央統一組織起來。等到戰後，需要物色一個人，和敵人當中聰明絕頂、最富經驗的人旗鼓相當，能出來擔任外交部長和這些人對陣，選擇自然而然地落在他的身上。 我在柏林打電話給他，心裡有些猶豫。此人正在安排時代的命運，我怎麼去打擾他？他在電話里對我說：「不錯，是很困難，我現在為了公務都不得不犧牲友誼了。」但是憑他超群出眾的技巧，每分鐘都充分利用，他立刻就找到了和我會面的可能性。他得到不同的公使館去投放自己的名片，從格魯納瓦爾特[9]出發他得乘坐汽車，花上半小時時間去轉上一圈辦完這件事情，所以最簡單的辦法便是，我去看他，然後和他一起在汽車裡聊上半個小時。果然他有極強的集中心神的能力，能夠很快地把注意力從一件事情轉到另一件事情，無論是在汽車裡或是火車裡，他說起話來隨時都像在他辦公室里那樣精準深刻。我不想錯過這個機會，我想他也很願意和一個政治上並不介入、而在私交上多年來卻有友好關係的人推心置腹地交談一番。談話時間很長，我可以證明，拉特瑙個人並不是完全沒有虛榮心，當他接受外交部長這個職位的時候，心情絕不輕鬆，更不會充滿貪慾，迫不及待。他事先就知道，這項任務暫時還是個無法解決的難題，充其量他只能取得一個局部的小成功，得到一些無關緊要的讓步。但是還不可能希望得到一張真正的和約，寬宏大量的妥協。 「也許再過十年，」他對我說，「前提是，大家日子都不好過，不僅僅是我們日子難過。首先外交界的老一輩必須徹底清除，將軍們只不過作為無聲的紀念碑豎立在公共廣場之上。」他完全意識到，由於他是猶太人這個負擔，他負有雙倍的責任。在歷史上也許很少有人懷有這麼多懷疑、這麼多內心顧慮去承擔這項任務的。他知道，這個任務不是他所能勝任，只有時間才能解決，他認識到他個人面臨的危險。埃爾茨貝爾格[10]承擔了簽訂停戰協定這個棘手的職責，而魯登道夫卻小心翼翼地溜到國外去了，結果埃爾茨貝爾格遭到謀殺，從此之後，拉特瑙就不會心存懷疑，作為一個謀求民族諒解的先鋒戰士，同樣的命運也在等待著他。但是，他沒有結婚，沒有兒女，歸根結底極端孤獨，他認為他也沒有害怕危險的必要。我也沒有勇氣提醒他個人要多加小心。拉特瑙在拉帕羅工作做得如此出色，在當時極為艱難的情況下，他已竭盡所能，這在今天已是一個歷史事實。他以令人目迷神眩的天才，迅速抓住每一個有利的時機。他善於交際，加上個人威望，從未像這次這樣出色地得到證明。但是國內有些小集團日益猖獗，他們知道，只有向被戰勝的民眾保證他們並未戰敗，這樣他們才會受人擁戴。任何談判，任何讓步都是對民族的背叛。這些被同性戀者強烈掌控的秘密社團已經十分強大，遠遠超過當時共和國領導人的估計。這批領導人設想的自由就是聽任一切想要在德國永遠消滅自由的人為所欲為。 我在城裡的外交部前和拉特瑙分手，沒有料到這竟是永訣。後來我在照片上認出來，我和他一同乘車駛過的那條馬路，就是不久之後刺客埋伏下來向他的座駕發起襲擊的那條馬路。我自己未能成為這一歷史性災難場景的證人，純屬偶然。所以我感受這個悲劇的插曲，心情才會更加激動，感情上印象才會更加深刻。隨著這個悲劇事件的發生，德國的不幸，歐洲的災難就此開始。 這天我已經在威斯特蘭，好幾百個療養者心情歡快地在海灘游泳。一支樂隊又在面對無憂無慮的消夏客人演奏，就像弗朗茨·斐迪南遇刺的那天一樣，賣報的童子像搏擊風暴的白色海鳥似的在散步道上奔跑：「瓦爾特·拉特瑙遇刺！」人們驚恐萬狀，全國震撼，馬克頓時下跌，再也控制不住，迅速達到一萬億這樣令人神志暈眩的瘋狂數字。這才真正開始了通貨膨脹的妖魔狂舞的盛典。本來已經荒唐透頂，與之相比，我們奧地利克朗從1漲到15000，只是一個可憐見的兒童遊戲而已。要講述這事的細節，其難以令人置信的種種，足足需要一本書才行，而這本書在今天給人的印象直如一則童話。我經歷過這樣的日子，早上我得用五萬馬克買一份報紙，晚上就得用十萬馬克才行。誰若想兌換外幣，就得分時間段去進行，因為在四點鐘他可以換得的馬克數目是三點鐘時換得的好幾倍，而在五點他又可以得到一小時前他可能換得的數目的幾倍。譬如說，我給我的出版家寄去一份我寫作了一年的稿件，為了保險起見，我要求立即預付印刷一萬冊的稿酬，可是等到支票寄來，這筆錢連支付一周前寄一包書的郵費都不夠；在電車上買票要花幾百萬馬克，載重汽車把紙幣從國家銀行運往各家銀行。兩周之後，人們在陰溝里發現十萬馬克面值的鈔票：一個乞丐十分不屑地把它扔進陰溝。一付鞋帶的價錢比先前一隻鞋還貴，不，比奢侈品商店裡兩千雙鞋還貴，修理一扇打破玻璃的窗戶，比先前買一幢房子還費錢，一本書的價錢比先前擁有幾百台機器的印刷所還貴。用一百美元可以在選帝侯堤大街[11]買上一排七層樓的房子。幾家工廠折算起來不比先前的一台手推車更加值錢。幾個半大不小的少年在碼頭上撿到一箱被人遺忘的肥皂，就可以乘坐汽車到處兜風一個多月，過著王侯似的生活，他們只消每天賣掉一塊肥皂就行。而他們的父母，過去都是有錢人，現在卻像乞丐似的到處躑躅。送貨的人創辦起銀行來，利用各種匯率波動進行投機。高居於這些人之上的是斯蒂納斯[12]巨人般的宏偉形象，他贏利最多。他利用馬克狂跌的機會擴大他的信貸，能買什麼就買什麼，他收購礦山、船舶、工廠和大宗股票、府邸和莊園，購買一切其實支付的都是零，因為每一筆錢、每一筆債最終都變成零。過不多久，四分之一個德國都掌握在他手裡。違反常情的是，民眾向他歡呼，把他當作天才崇拜。在德國，民眾總是看到明顯的成功便醺然陶醉。失業工人成千上萬地站在一起，握緊了拳頭，憤怒地指向乘坐豪華轎車的投機商和外國人。這些傢伙買下一整部電車就像買了一包火柴似的；每一個只要能識字寫字的人都在做買賣，搞投機，掙錢牟利，同時暗自感覺，他們大家都在自我欺騙，被一隻暗藏的手在欺騙。這隻手故意製造這番混亂的局面，為了讓國家能擺脫債務和義務。我自以為對歷史了解得相當透徹，但是據我所知，歷史還從來沒有製造出類似的這樣大規模的瘋狂時代。所有的價值全都改變，而且不僅在物質方面，國家的種種法規政令遭到恥笑，任何規矩，任何道德都不再受到尊重。柏林變成了世界上的巴比倫[13]。酒吧間、遊樂場和小酒館大批湧現，直如雨後春筍。我們在奧地利所見到的僅僅被證明為這種喧囂狂亂的妖魔世界的文靜溫和的前奏而已，因為德國人做事的強勁徹底，也都帶到這種反常狀態之中。塗脂抹粉的青年男子穿著婦女的緊身胸衣，沿著選帝侯堤大道招搖過市，並非全是職業男妓；每一個文科高中學生都要掙點小錢，在光線昏黑的酒吧里可以看見國務秘書和高級財務人員不顧羞恥地向醉酒的水手柔媚地大獻殷勤。即便是蘇埃東[14]筆下的羅馬也沒有見過柏林的變裝男女舞會這樣瘋狂放蕩的盛會。幾百個男人穿著女裝，女人穿著男裝，在警察讚許的目光下婆娑起舞。一切價值全都跌落，尤其是迄今為止一直秩序良好，從未動搖過的市民階級圈子受到瘋狂的打擊，年輕的姑娘們以自己變態而沾沾自喜；十六歲還被人懷疑是個處女，在當時每一所柏林的中學裡都被視為奇恥大辱。每個姑娘都希望能有自己的艷遇可講，越離奇越好。而這種激情昂揚的愛情故事當中，最重要的一點乃是虛假得叫人害怕。歸根結底，德國的這種隨著通貨膨脹而發生的恣意放縱的行徑只是一種競相效法的努力。看得出來，這些出身體面的市民階級家庭的女孩，寧可梳一個頭髮兩邊分開的簡單髮式，也不願梳一個油光鋥亮的男人頭，寧可用小勺慢慢地吃澆上奶油的蘋果蛋糕，也不願狂飲烈性燒酒；到處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人民大眾都覺得這種過分狂熱的表現，這種每天神經極度緊張、近乎斷裂，簡直無法忍受。整個民族經過戰爭筋疲力盡，其實只渴望過一個秩序井然、安寧穩定的市民生活。大家心裡暗自憎恨共和國，並不是因為共和國把這種野性的自由給鎮壓下去了，而是正好相反，因為共和國過於手軟，管束不嚴。 誰若自己也厭惡而又憤怒地經歷過這些像世界末日一樣不幸的混亂歲月，定會感到必然會有反覆，會有一陣可怕的反擊。把德國人民驅入這種混亂狀態中去的那些人呆在幕後，手裡握著跑表，笑眯眯地靜靜等待著：「國家越糟，對我們越好。」他們知道，他們的時間就要來到。反革命勢力越來越多，明目張胆地聚集起來，主要是聚在魯登道夫的周圍，而不是聚在當時還毫無勢力的希特勒周圍。那些給扯下了肩章的軍官們組成了秘密團體，眼看著自己的儲蓄全被騙光的小市民們悄悄地湊在一起，只要是答應恢復秩序的口號，他們就事先都表示擁護。德意志共和國[15]提出理想主義的嘗試，把自由給予人民，甚至給予共和國的敵人。對於共和國而言，再也沒有比此舉更加災難深重的了。因為德意志民族，一個講究秩序的民族，拿到自由，不知如何是好。他們焦躁不耐地四下張望，尋找能把自由從他們那裡拿走的那些人。 德國通貨膨脹結束的那一天，本可以成為歷史的轉折點，鐘敲一下，飆升到每十億馬克換一個新馬克時，指標算確定下來了。果然過不多久，所有的污泥濁水連同渾濁的泡沫全都退潮。酒吧間、燒酒鋪倏爾不見，各種關係漸趨正常。每個人又可以計算清楚賺了多少錢，蝕了多少錢。大多數人、廣大民眾全都輸了。但是該負責任的卻不是釀成這場戰爭的那些人，而是勇敢地做出犧牲、把建立新秩序的重負承擔起來——雖說吃力不討好——的那些人。必須一直記住的是，再也沒有比通貨膨脹更使德國人民憤怒、更使他們充滿仇恨、更使他們傾向希特勒的了。因為戰爭儘管殺害了這麼多人，畢竟還有歡聲雷動的時刻。那時鐘鼓聲喧，號角齊鳴，凱歌陣陣。德國作為一個不可救藥的尚武民族，通過短暫的勝利，使他們的傲氣大大提高，而通貨膨脹只能使他們感到受到玷污，遭到欺騙，備受屈辱：整整一代人都不能忘記共和國讓他們經受了這些年月，寧可把他們的屠夫再重新召回，也不能原諒共和國。不過這一切還相隔甚遠。外表上看來，1924年似乎令人眼花繚亂的幻景轉瞬即逝，猶如一片閃爍不定的鬼火。又開始出現晴朗的白天，大家發現如何進退，如何取捨。眼看著秩序漸漸恢復；人們又欣然看見持續安居樂業的生活開始。我們再一次、又一次認為，戰爭已一去不返。傻瓜，我們永遠是些不可救藥的傻瓜。但是這一欺人的妄想畢竟還是給予了我們十年工作，十年希望，甚至是十年的安全。 從今天來看，1924年至1933年之間的這短短十年，從德國通貨膨脹結束到希特勒奪權上台這十年，不論怎麼說，是持續不斷的一系列災難之中的間歇。我們這代人從1914年起就是見證這些災難的證人和受害者，並不是說這十年就沒有緊張，沒有激動和危機——特別是1929年的經濟危機——但是在這十年里，在歐洲似乎和平得到了保障，單是這一點就可說意義重大。人們接納德國很有尊嚴地加入國聯，藉助貸款促進了德國的經濟建設——實際上是促成了德國的軍備，英國裁減了軍備，在義大利，墨索里尼擔負起保護奧地利的責任。世界似乎又想進行建設，巴黎、維也納、柏林、紐約、羅馬，戰勝國的城市和戰敗國的城市全都變得比以往更美。飛機加快了交通，護照的規定不復森嚴，貨幣的搖擺不定終於停止。大家知道自己收入多少，可以支出多少，再也不如此狂熱地把注意力集中到外在的問題上。人們又能寫作，聚斂心神，思考精神問題。甚至又能夢想，希望有個統一的歐洲。這短短十年，只是宇宙彈指一瞬，似乎又要讓我們這經受磨練的一代人能過上正常的生活。 在我個人生活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在那幾年有一個不速之客造訪我家，並且一片好意地在我家定居下來，這就是成功。要我提到我的著作外表上取得的成功，我會覺得不是非常舒服，這可以理解。在正常情況下，哪怕只是極為輕描淡寫地提這麼一句半句，我都會堅決制止。這會被人解釋為洋洋自得或者自我吹噓。但是我有特別的理由，我甚至被迫不去隱瞞我生命史上的這一事實，因為我的這一成功，從希特勒上台之後，七年來已經成為歷史。我的幾十萬冊甚至幾百萬冊書籍，原來安安穩穩地呆在書店裡和無數家庭里，如今在德國已經一本也買不到；誰若還擁有一冊，也是小心翼翼地把它悄悄隱藏起來。有幾本書還留在公開圖書館裡，藏在所謂的「毒品箱」里，供少數人憑官方的特許才能閱讀——說是為了科研需要，但在大多數情況下是為了進行口誅筆伐。從前和我通過信的讀者和朋友，早已一個也不敢把我受到唾棄的名字寫在信封上。這還不夠：便是在法國，在義大利，在所有這些目前遭到奴役的國家，從前我的書的譯文，在那裡屬於最為暢銷的作品，如今奉希特勒的命令，也同樣遭到摒棄。我今天作為一名作家，就像我們的格里爾帕策說的，是「活生生地走在自己的屍體後面」；我四十年來在國際上建造起來的一切，或者說，差不多一切，都被這隻拳頭擊成齏粉。所以當我提到我的「成功」時，並不是指的現在屬於我的什麼東西，而是曾經屬於我的東西，就像我的房子，我的故鄉，我的自信，我的自由，我的無拘無束；如果我不先指出我是從什麼樣的高處墜落，我根本無法形象具體地顯示我——和其他不計其數的同樣不幸的人們——究竟跌得多麼深，多麼徹底，也無法顯示我們這整個一代文人前所未有地遭到了完全徹底的消滅殆盡，而我清楚知道在歷史上無人能和這一代文人相提並論。 「成功」這位客人，並非突然闖進我家，它是慢慢地走來，小心謹慎地走來的。但是它一直堅定而忠實地呆在我身邊，直到希特勒用他指令的皮鞭把它從我身邊趕走為止。成功年復一年地提升它的影響。我在《耶利米》之後發表的第一部著作，我的《世界建築師》的第一卷，三部曲《三大師》，就打破了對我的魔咒；表現主義者、激進主義者、實驗主義者全都紛紛衰微，對於堅韌忍耐、始終不渝的人通向民眾的道路又暢通無阻。我的中篇小說《馬來狂人》和《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膾炙人口，通常只有長篇小說才能如此，它們被改編成戲劇，公開朗誦，拍成電影；一本小書《人類星光燦爛時》變成各所中學的讀物——在《海島叢書》中短期內便創下二十五萬冊的記錄。短短几年，我便成功地贏得了一群讀者。根據我的感覺，這是一個作家能夠得到的最有價值的成功。這是一群可靠的讀者，他們期待著這位作家的每本新作，購買他的每本新書，信任這位作家，不能喪失他們的信任。漸漸地我的讀者群變得人數眾多，人數更多；我出版的每一本書，在德國，第一天就售出兩萬冊，在報紙上還沒有登出一份廣告呢。有時候我試圖有意識地避開成功，可它出乎意料地堅韌不拔地對我緊追不捨。譬如我完全是為了自娛自樂寫了一本書，富歇[16]的傳記，我把書稿寄給出版家後，他寫信告訴我，他馬上就下令印出一萬本。我立即請求他，這本書千萬別印這麼多，富歇是個令人憎惡的人物，書中也沒有一段女人的香艷插曲，不可能吸引更多的讀者；我勸他先印五千本即可。一年之後，這本書在德國售出了五萬冊。就在這同一個德國，今天誰也不許閱讀我的作品，一行也不許讀。類似的情況是我對我自己加過工的《沃爾波納》的譯本，我打算用韻文製作一部譯文，九天之內我先以輕快流暢的文筆、用散文把全劇寫了出來。恰好這時德勒斯登的宮廷劇院向我打聽有什麼新的計劃，而該劇院是上演我的處女作《特西特斯》的劇院，我對它懷有道義上的責任。我便把《沃爾波納》的散文本寄了過去，並且表示歉意：我呈上的，只是計劃中的韻文譯本的初稿而已。劇院立即回電，要我千萬不要再做任何修改；果然這個劇本就以這散文本在世界各個劇院上演（在紐約由阿爾弗雷德·龍特[17]領銜在「基爾特劇院」（Theatre Guild）上演）。這幾年我無論做什麼事情，——成功和不斷增長的德國讀者群始終忠於我。 既然我一直覺得有責任在閱讀別人的作品、或者審視別人的人物時，總要在它們的時代內用傳記或者評論文追溯其產生影響與否的原因，我在沉思默想時也不由得反躬自問，我的著作究竟有什麼特別之處，竟然奠定了對我而言如此出人意表的成功。歸根到底，我想這成功來源於我個人的一個怪癖。這就是，我是一個很沒耐心、容易衝動的讀者。一部長篇小說，一部傳記，一篇思想論爭中，任何離題萬里、臃腫堆砌、籠統狂熱的詞句，一切含糊不清、拖拉延宕的章節，我都不喜歡。只有一頁又一頁不斷使人情緒高漲，一口氣讀到最後一頁都能使人屏息凝神，愛不釋手，這樣的一本書才能給我十足的享受。我接觸過的所有書籍，十之八九我都覺得有純屬多餘的描寫，過分囉嗦的對話和毫無必要的配角，弄得篇幅臃腫，因而懸念太少，缺少蓬勃的生氣。即使在最享盛名的經典名著中也有許多毛毛糙糙、拖泥帶水的段落使我不悅。我常常向出版家們提出大膽的計劃，搞一個一目了然的系列叢書，把整個世界文學從荷馬，經過巴爾扎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直到《魔山》，徹底刪除一切帶有個人色彩的多餘部分，作為刪節本出版，那麼具有超越時代的內容的所有這些作品，無疑又能重新栩栩如生地在我們這個時代發揮作用。 這種在閱讀別人作品時，對一切旁生枝節、極端無聊的東西產生的反感，也必然會轉移到我自己的寫作中來，並且教育我要對此懷有特別的警惕。其實我自己寫作時不費力氣，運筆流暢，寫一本書的初稿時，我總是信筆寫去，把我心裡所思所想的一切盡情創造出來。同樣，在我寫一部傳記時，首先總要充分利用我能找到的一切文獻資料中的細枝末節；譬如寫《瑪麗·安多奈德[18]》這部傳記時，我的確把每份賬單都審核了一下，為了確定她個人的消費究竟是多少，我又研究了當時的一切報紙和傳單，挖掘審訊的檔案直到最後一行。但是印成書以後，所有這一切，一行字也看不見，因為初稿剛剛謄寫清楚，真正的工作對我而言就此開始，那就是提煉和編排的工作。這項工作我可以一稿一稿地搞，永遠沒夠。這是一個不斷把壓艙物扔進海里的過程，一個內部建築不斷濃縮、不斷淨化的過程。別人大多下不了決心，把知道的事情隱而不說，懷著某種偏愛，寫出一句半句成功的文字就想把自己寫得比實際情況更淵博更深邃。而我的雄心壯志則在於知道的總比表現出來的要多。 這種提煉濃縮的過程以及戲劇化的過程接著就在修改校樣時一而再、再而三地一遍遍地重複進行；最後就形成一種極為有趣的逐獵，再找出一個句子，哪怕只是一個字，刪掉了它們不會使表達有失精準，卻能提高速度。在我的寫作過程中，刪節其實成了最愜意的事情。記得有一次我寫作完畢站起身來，顯得特別滿意。我太太對我說：「你今天大概成功地寫出了什麼異乎尋常的東西了吧？」我頗為得意地回答她：「不錯，我又成功地刪掉了整整一節。這樣一來，文章的轉折就更順更快。」所以倘若聽到人家稱讚我的作品具有動人心弦的速度，那麼這種特點絕不是源於自然的熱烈或者內在的激動，僅僅是由於那種不斷地徹底清除純屬多餘的停頓和旁生枝節的噪音。若說我身懷什麼絕技，那便是擁有割愛之術。因為倘若我寫了一千頁，結果八百頁扔進了字紙簍，而把二百頁作為篩選過的精華保留下來，我也並不抱怨。要說真有什麼東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我作品的影響，那便是嚴格的紀律，寧可把精力只用在比較狹小的文學形式上，但總是限於絕對本質的東西。我的思想從一開始就全部指向歐洲，指向超民族之上，這對我而言的確是件幸事，現在國外的出版商也都紛紛找上門來，有法國的，保加利亞的，亞美尼亞的，葡萄牙的，阿根廷的，挪威的，立陶宛的，芬蘭的，中國的出版商們。不久我不得不去購買一隻龐大的柜子來盛放所有這些不同語言的譯本。有一天，我在日內瓦國聯「智力合作組織」的一份統計表上讀到，我是世界上擁有譯著最多的作家（根據我當時的脾氣，我把這當作一則錯誤的報導）。另一天寄來一封俄國出版家的來信，告訴我他打算出版我作品的俄文版全集，問我是否同意由高爾基為這套書寫一篇前言。我在中學念書時已經偷偷地在閱讀高爾基的小說，從此就一直喜歡他的作品，對他讚賞不已。但是我從來都沒有狂妄到這樣的地步，認為他會聽見過我的名字，更不用說他會讀過我的什麼作品，絕對不會想到，這樣一位大師竟然會覺得有必要為我的作品寫一篇前言。又有那麼一天，一位美國出版家帶著一封推薦信——似乎來看我需要帶這麼一封介紹信似的——造訪我於薩爾茨堡的家中。他建議出版我的全部作品並且連續發表，這就是維京出版社（Viking press）的本雅明·許普施[19]，從此他就成了我最可靠的朋友和顧問。既然所有其它一切都已被希特勒的皮靴踩在腳下遭到蹂躪，我的古老的、真正的故鄉，德意志的、歐洲的故鄉已經喪失殆盡，我總算還在文字上保留了我最後的故鄉。 這樣一種外在的成功還是相當危險的。有人先前更相信自己善良的目的，而不是相信自己的才能和自己作品的影響力，會被這種成功弄得糊塗迷惘、不知所措。任何形式的一旦成名，本身就意味著打破了一個人自然的平衡。在通常情況下，一個人的姓名僅僅就像雪茄菸上的標籤：是個識別的標記，是個外在的、幾乎可說是無關緊要的東西，和實實在在的主體、和真正的「自我」，只有鬆懈的聯繫。一旦成功，這個名字就似乎膨脹起來，和叫這個名字的人擺脫了關係，自己變成了一種勢力，一種力量，成了一種自在之物，一種商品，一種資本，在內心深處又變成一股強烈的反彈力量，開始影響叫這個名字的人，控制他，使他轉變。幸運的、天性自信的人們於是習慣於把他們自己和他們發生的影響等同起來。一個頭銜，一個職位，一枚勳章，反正是他們的姓名產生的名氣在他們身上提高了自信心和自尊心，並誤導他們意識到，他們在社會上，在國家裡，在這個時代都具有特別的重要性，於是他們不由自主地自我膨脹起來，想使他們自己達到他們外在影響所達到的程度。可是誰若本性就對自己抱有懷疑態度，就把任何方式的外在成功全都視為責任，恰好在這艱難的時刻使自己儘可能地保持不變的本色。 我這樣說，並不是要表示我對我取得的成功並不歡欣鼓舞。完全相反，我欣喜異常。但是這僅限於我剛剛完成的產品，我的著作，以及與我的姓名聯繫在一起的那個幻影。倘若我在德國，偶然在一家書店裡看到一個小小的中學生走進書店，也沒認出我來就要一本《人類星光燦爛時》，用他極為有限的零花錢買了這本書，我覺得那場面真是動人。在列車的臥車車廂里，列車員認清我護照上的姓名之後，畢恭畢敬地取過我的護照，或者一位義大利的海關官員讀了我的某一本書十分感激，就非常寬宏大量地對我的行李不作徹底搜查，這的確使我的虛榮心大大得到滿足。個人發生的作用，單單從數量上看，對於一個作家而言也是十分誘人的事情。純屬巧合，我有一天來到萊比錫，那天恰好開始發行我的一本新作。我親眼看見我在三四個月里寫成的一部三百頁的書稿，無意之中要調動多少人來為之工作，一些工人把書裝進巨大的箱子，另外一些工人氣喘吁吁地把它們扛下去裝進卡車，送到貨車的車廂里，分別運到世界各地。幾十個年輕姑娘在印刷廠里疊放紙張，排字工人、裝訂工人、搬運工人、批發商們從早上一直忙到夜裡，完全可以算得清楚，這些書籍像磚頭似地堆積起來，可以鋪成一條寬闊的大街。便是物質方面，我也從來沒有傲氣凌人地表示過鄙夷不屑。在經濟復甦的初年，我從來也不敢設想，我能用我的作品賺到的錢或者可以用這些收益來維持生計。現在這些書籍突然之間給我帶來了可觀的、日益增長的款項，似乎可以使我永遠擺脫任何憂慮——誰能想到我們的時代能夠這樣？我又可以醉心於我少年時代舊有的嗜好，大手筆地去收集作家的手稿。這種奇妙的聖者遺物當中最為精美最為珍奇的東西在我這裡得到悉心的照料，妥當的保存。我自己所寫的作品從更高的意義上來看，都是一些相當短命的東西，但我可以爭取得到長存不朽的著作的手稿，莫扎特、巴赫、貝多芬、歌德和巴爾扎克的手跡。所以如果我會說，我對這出人意表的外在成就漠然置之，或者甚至於從內心就表示反感，那就完全是可笑已極的裝腔作勢了。 如果我說，我很高興取得了成功，只要這成功僅限於我的著作和我的文學上的名字，但是如果成功使人們對於肉體上的我感到好奇，那我就覺得成功令人厭煩了。我這樣說，是真心誠意的。早在我十分年輕的時候，我心裡最強烈的便是本能的希望，能自由自在，獨立自主。我感覺到，每個人的個人自由，通過照相似的知名度，大部分受到阻礙，遭到歪曲。另外，我出於嗜好而開始做的事情，頗像從事一種職業或甚至是在經營一種企業。每一次郵班都帶來一大堆信件，邀請信、要求和詢問，希望得到答覆。要是我出門在外一個月，那麼事後必然要浪費兩三天來處理那堆積如山的郵件，把「企業」又打理得井井有條。我並非心愿，卻是由於我的書籍成為市場上暢銷的商品，我也就陷入了一種買賣之中。這項買賣要求有條不紊、統攬全局、準時和幹練，才能做好——所有這些非常值得尊敬的美德，可惜都和我的本性格格不入。它們非常危險地擾亂我純粹的無拘無束的思考和夢想。因此人家越是要我參與在莊嚴隆重的場合致辭講演，出場露面，我就越往後縮。要我用我這個人為我的姓名承擔責任，對此我懷有一種病態的羞怯，我一輩子也未能克服這種羞怯的心理。直到今天，走進一個大廳去聽音樂，或者在劇院觀看演出，我會完全出於本能，在最不引人注意的最後一排入座。再也沒有比在一個講台上或者在一個暴露的座位上去露一下我的臉更叫我難以忍受的事了。任何形式的隱姓埋名是我的迫切需要。我還是個孩子，就一直不能理解那些老一輩的作家和藝術家，他們穿著絲絨的外套，蓄著波浪形的頭髮，額上披著下垂的髮捲，像我尊敬的朋友阿圖爾·施尼茨勒和赫爾曼·巴爾那樣，或者以異乎尋常的鬍子式樣和怪異誇張的服裝，想讓人家在馬路上一眼就認出他們。我確信，讓自己身體的外表引人注目的任何方式都會把一個人誤導到照維爾弗的話所說的，變成他的自我的「鏡中人」生活著，一舉手一投足都要擺出某種氣派，而隨著這種外表舉止的變化，就會失去通常擁有的內在本性中的真摯誠懇，自由自在和無憂無慮。要是今天我還能從頭開始，我將設法使這兩種幸運的狀況、文學上的成功和個人的隱姓埋名合在一起加倍地享受，我要把我的作品用另外一個名字，一個虛構的名字，一個筆名來加以發表；因為生活本身就充滿魅力和意外驚喜，更不用說這雙重生活！ * * * [1] 本諾·蓋格（1882—1965），奧地利藝術史家、作家。 [2] 阿爾貝爾特·斯特林加（1881—1931），義大利畫家。 [3] 我的太太，指茨威格的第一任太太弗里特里克·茨威格（1882—1971）。 [4] 朱澤培·加里波的（1807—1882），義大利復國統一的英雄。 [5] 瀉島之城，即威尼斯。 [6] 貢多拉小划船，威尼斯的一種小船，為內河航運的重要交通工具。 [7] 「魔鬼修士」，確有其人。原名米凱勒·彼查（1771—1806），為義大利強盜和反對法國占領南義大利的戰士。他的生平常用作文學題材。法國作曲家達尼埃爾-弗朗梭阿-埃斯佩里·奧貝（1782—1871）藉此寫成歌劇。 [8] 《義大利人民報》（Popolo d』Italia），墨索里尼於1914年創辦的報紙，法西斯的機關報。 [9] 格魯納瓦爾特，柏林一個區，拉特瑙的住所在這個區。 [10] 馬蒂阿斯·埃爾茨貝爾格（1875—1921），德國作家、政論家、政治家。 [11] 柏林的繁華大街。 [12] 胡戈·斯蒂納斯（1870—1924），德國企業家、政治家。 [13] 巴比倫，這裡指《聖經》中道德淪喪的城市。 [14] 戛依烏斯·蘇埃多尼烏斯·特朗基路斯，德文名字是蘇埃東（70？—122），羅馬作家。 [15] 即1919年成立的德意志共和國，亦稱魏瑪共和國。 [16] 約瑟夫·富歇（1759—1820），法國政治家，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風派人物。 [17] 阿爾弗雷德·龍特（1892—1977），美國演員，電影演員。 [18] 即法王路易十六的王后。 [19] 本雅明·許普施（1876—1964），美國出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