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世界 · 12.返回奧地利

從邏輯的立場上看，在德奧戰爭失利之後，我能做的最愚蠢的事情，莫過於返回奧地利了。奧地利當時只是作為從前那個奧匈帝國的一片模糊不清、灰暗朦朧、闃無生氣的陰影漂浮在歐洲的地圖之上。捷克人、波蘭人、義大利人、斯洛維尼亞人，都把他們的國家奪走；剩下的只是一個斷肢缺臂的軀幹，全身血流如注。六七百萬人被迫自稱德意志-奧地利人，其中兩百萬人都擠在首都，饑寒交迫；從前使國家富裕的工廠，如今都落在外國的土地上。鐵路軌道殘破不全，慘不忍睹。大家從國家銀行取出黃金，把戰爭貸款的重負加在它的身上。國界還沒確定，因為和平大會尚未召開，該履行的義務尚未規定，沒有麵粉，沒有麵包，沒有煤炭，沒有石油；一場革命或者其它什麼災難性的解決辦法似乎不可避免。根據一切人世間的預見，這個由戰勝國人為地創造出來的國家，不可能獨立生存。而所有黨派——社會主義黨，教權主義黨，民族主義黨——異口同聲地大聲叫嚷——他們也根本不願獨立生存。據我所知，在歷史的進程中，這是第一次出現這樣自相矛盾的荒謬情況。外人得強迫一個國家獨立自主，而這個國家自己卻斷然拒絕。奧地利希望要麼和過去那些鄰邦又統一起來，不然就和同宗同源的德國相統一，絕不願意以現在這種殘缺不全的樣子，過著備受屈辱的乞丐生活。可是鄰邦不願再和這個奧地利建立經濟同盟，一方面是因為它們嫌奧地利太窮，另一方面是害怕哈布斯堡王朝捲土重來；至於和德國合併，這可遭到協約國堅決禁止，為了不使戰敗的德國又因而崛起。於是發出命令：德意志-奧地利共和國必須建立。於是在歷史上出現了絕無僅有的事情，向一個自己不願存在的國家發出命令：「你必須存在！」 我今天自己也解釋不清，當年究竟是什麼促使我在國家最艱難困苦的時候，自覺自愿地回國去的。但是我們這些戰前時代的人們，儘管情況各式各樣，都是秉承著一種更強大的責任感成長起來的。我們認為，在這極端艱難的時刻，比任何時候都更加屬於我們的祖國，我們的家庭。我總覺得，祖國處於悲劇的境地，若貪圖安逸，儘量迴避，這總是膽怯的行為。我感到，——恰好作為《耶利米》的作者——有責任用自己的語言來出手相助，克服戰爭的失敗。戰爭期間，我顯得多餘。如今戰爭失敗，我覺得我首當其衝，尤其因為我反對戰爭延長，特別在年輕人那裡贏得了某種道義上的地位。即使我不能有所作為，至少我能像我預言的那樣，和大家一樣受苦受難。 要返回奧地利在當時就和要遠征北極一樣需要做些準備，得準備暖和的外套和羊毛的內衣。因為大家都知道，邊境的那邊缺煤少炭——而嚴冬已經近在眼前。得把鞋換上鞋底，因為國內只有木頭鞋底。我得帶上乾糧和巧克力，瑞士允許我們帶多少就帶多少，免得挨餓，一直挨到第一份麵包券和豬油券領到為止。給行李保險，保險費能多高就多高，因為大多數行李車都遭到掠奪、搶劫，而每隻鞋、每件衣服都是不可取代的；只有在我十年後前往俄國去時，我才做過同樣的準備。一年多以前，我興高采烈地通過邊境車站布克斯駛入瑞士境內，此刻站在這個車站還猶豫不決了片刻。我問我自己，是不是在最後時刻寧可返回瑞士。我仿佛覺得，我在做出一個有關我一生的決定。可是最後我還是做出決定，選中艱難的更加困難的前途。我又登上列車。 一年前我抵達瑞士時，在布克斯經歷了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現在返程時，我在奧地利邊境車站弗爾特基爾西，即將經歷一個同樣難以忘懷的時刻。在下車時我就發現，邊境官員和警察騷動不寧，非常奇怪，他們並不特別注意我們，對我們的檢查非常馬虎：顯然他們是在等候一樁更加重要的事情。終於響起鈴聲，預告從奧地利方向又有一趟列車駛近。警察立刻列隊，官員們都急急忙忙地走出他們用隔板做成的小屋。他們的太太們顯然也得到了通知，全都擠到站台上來。在等候的人群中，一位身穿黑衣、帶著兩個女兒的老太太引起了我的注意，從舉止和服裝來看，估計她是位貴婦人。她顯然十分激動，時不時地用手絹擦拭眼淚。 列車，一列特殊的列車緩緩駛來。我簡直要說氣概莊嚴肅穆，這不是破舊不堪、風雨侵蝕的一列普通客車，而是一節黑色的寬闊的車廂，一節豪華車廂。火車頭停止前進。等候著的人群隊伍里引起一片明顯的騷動，我還一直鬧不清楚這是什麼緣故。在車廂的窗玻璃後面，我認出身材高大的是卡爾皇帝、奧地利的末代皇帝和他那一身黑衣的夫人齊塔皇后[1]。我嚇了一跳：奧地利的末代皇帝，統治了這個國家達七百年之久的哈布斯堡王朝的繼承人，如今棄國而去！儘管他拒絕正式遜位，共和國仍然答應他以一切禮遇送他離去，或者不如說迫使他離開這個國家。如今這個身材高大、表情嚴肅的男子站在車窗前，最後一次觀看他國家的山嶺、房屋和人民：這是我親身經歷的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瞬間。對於一個在帝國的傳統中長大成人的人而言，這一瞬間更顯得加倍的令人震撼。我們在學校里唱的第一首歌便是頌揚皇帝之歌[2]，日後在服兵役的時候，都向這個男子——他穿上便服，總顯得嚴肅而又沉思——向他宣誓，「無論在陸地，在水上還是在空中」都效忠於他。我曾經無數次地看見過年邁的老皇帝，他身穿隆重盛大的慶典時的節日盛裝，如今早已成為傳奇。我看見老皇帝在美泉宮寬大的台階上，由他的家人和身穿耀眼軍裝的將軍們簇擁著接受維也納八萬學童向他致敬。這些學童整整齊齊地排列在寬闊的綠色草坪上，用他們尖細稚嫩的嗓子高唱海頓譜曲的那首大合唱《上帝保佑吾皇》[3]。我看見老皇帝身穿光彩照人的軍裝，出現在宮廷舞會上，又看見他頭戴施蒂里亞人的綠色氈帽在伊夏爾狩獵。我看見他虔誠地低著頭，在基督聖體節的巡遊隊伍中向史蒂芬大教堂走去——在那霧氣迷濛、潮濕陰冷的冬日，我看見他的靈柩，在戰爭期間，人們把這位年邁的老人安葬在托缽僧的墓穴之中。「皇上」這兩個字對於我們而言，曾是一切權力和財富的化身，是奧地利綿延永續的象徵。大家從孩提時代就學會滿懷敬意說出「皇上」這兩個字。如今我看見了他的繼承人，奧地利的末代皇帝，作為逐客離開祖國。榮耀無比的哈布斯堡王朝，一個世紀又一個世紀把帝國的金球[4]和皇冠世世代代地往下傳遞。而在這一時刻，傳到終點。看到這一充滿悲劇色彩的場面，我們身邊所有的人都感受到歷史和世界史的凝重。憲兵們，警察們，士兵們都感到窘困，略帶羞澀地往旁邊看，因為他們不知道是否還允許他們像往日那樣敬禮。婦女們都不敢抬起頭來仰望，誰也不吱聲。突然之間，聽到那位身穿喪服的老太太輕聲啜泣，不曉得她是從哪個遠處趕來，再見一面「她的」皇上。最後火車司機拉響汽笛，大家都不由自主地嚇了一跳。無可挽回的時刻開始來到，火車頭使勁震動一下，似乎它也得對自己施加壓力，列車緩緩離去。官員們畢恭畢敬地目送列車駛去，然後都帶著一些尷尬的神氣回到他們的辦公地點，就像參加完一次葬禮似的。此時此刻，這幾乎已達千年之久的帝國真正壽終正寢。我知道，我是回到另外一個奧地利，另外一個世界中去。 等到列車在遠處消失之後，人家讓我們離開光鮮乾淨的瑞士車廂，改乘奧地利車廂。只要一踏上奧地利的車廂，就可以預先知道這個國家發生了什麼事情。給我們安排座位的列車員們瘦骨嶙峋，面有飢色，衣衫襤褸，穿舊了的制服破破爛爛掛在他們瘦削的肩上。拉動車窗玻璃升降的皮帶被人割斷取走，因為每塊皮革都是寶貝，軟座的座位也遭到強盜般的小刀子和刺刀的蹂躪，某一個肆無忌憚的傢伙十分野蠻地把軟墊上蒙的皮面整張割掉，拿去給自己補鞋，哪兒有皮，他就拿走。同樣，菸灰缸也被偷走，上面有點鎳和銅。透過砸爛的車窗，晚秋的勁風從窗外把可憐巴巴的褐煤煙塵和爐渣吹進窗來。現在火車頭燒的是褐煤，它染黑了車廂的地板和牆壁，但是煤炭的臭氣至少沖淡了刺鼻的碘仿的怪味，不再使人想起這些像骷髏一樣快散架的車廂在戰爭期間運送了多少傷病員。不管怎麼說，列車居然能往前開動，這總是一個奇蹟，當然是個費了大勁很艱難地發生的奇蹟。每當沒上油的車輪發出的聲音不那麼刺耳的時候，我們就擔心，使用過度的機器喘不上氣來了。平時只消一小時就能拿下來的路程，現在得開上四五個小時才行。等到夜幕低垂，我們就陷入一片黑暗之中。電燈泡不是給打爛了，就是給偷走了，要找什麼東西，得劃根火柴往前摸索。大家之所以不覺得天冷難受，是因為一上車就是六七個人、或者七八個人擠在一條凳子上坐著。可是剛走了一站，就有新的乘客進到車廂里，越來越多。大家都因為等了幾個鐘頭，疲憊不堪，過道里都塞滿了人。就是上下車的踏板上，在這初冬的夜裡也蹲坐著人。另外，每個人都戰戰兢兢地把自己的行李和食品盒抱在懷裡，誰也不敢在這黑暗之中把什麼東西從自己手裡鬆開，哪怕一分鐘也不行。我是從和平時期返回到我以為早已結束的戰爭恐懼之中。 快到因斯布魯克時，火車頭突然痰喘不已，不管怎麼噴氣、尖叫也沒法開過一個小小的高地。在黑暗中，列車的工作人員打著直冒黑煙的手提燈跑來跑去，忙了差不多一個鐘頭，一台輔助性的機車才氣喘吁吁地開來。再一次，我們花了十七小時，走完七小時的路程，駛抵薩爾茨堡。附近沒有一個搬運工人，最後多虧幾個穿著破衣爛衫的士兵幫忙，才把行李搬到馬車上。可是出租馬車的馬匹年紀太老，營養不良，與其說是叫馬拉車轅，不如說是馬靠車轅支撐著別倒下。我簡直沒有勇氣再要求這匹疲累已極的老馬再拉什麼東西。我把幾口箱子裝在車上，放在車站的倉庫里，當然憂心忡忡，生怕再也看不見這些東西。 戰爭期間，我在薩爾茨堡購置了一幢房子。由於我和我從前的朋友們對待戰爭的態度對立，只想遠離他們，使我心裡產生一種欲望，不再在大城市裡和許多人當中生活。這種離群索居的生活方式日後對我的寫作也大有裨益。我覺得在奧地利所有的小城市當中，薩爾茨堡的出眾之處，不僅在它的景色，還在於它的地理位置，是最理想的城市。因為它位於奧地利的邊緣地帶，離開慕尼黑只有兩個半小時的火車路程，離開維也納只消五小時，花十小時就到蘇黎世或者威尼斯，二十小時到巴黎，真正是歐洲的樞紐。當然，當時還沒有因為舉行盛大的節日音樂會而聞名遐邇，成為知名人士在夏天故作風雅爭取聚會的城市（否則我不會選擇它作為我寫作的地方），而是一個古色古香、睡意濃重、羅曼蒂克的小城，坐落在阿爾卑斯山最後的山坡上，阿爾卑斯山就在那裡，連同山巒和丘陵緩緩下降，進入德意志的平原之中。我住的這座森林密布的小山，就像是起伏綿延、巍峨高聳的山嶺上最後一道山崗，剛一升起，旋即平復。汽車開不上去，只有一條三百年之久、有一百多級石階、像通往骷髏地[5]去似的小路通到山上。爬山雖然艱苦，但是從小山的露台上可以眺望這座多塔之城迷人的景色，屋頂和牆垣重重疊疊，鱗次櫛比，山後是莊嚴肅穆的阿爾卑斯山的山巒全景（當然也看到貝爾希特斯戛登[6]附近的薩爾茨山，那裡不久將有一個名叫阿道爾夫·希特勒的人住在我的對面，此人當時還籍籍無名）。這所房子本身並不羅曼蒂克，也不合實用。在十七世紀時，它是一位大主教的行獵宮，邊上修建了堅固的城堡牆垣。到十八世紀末左右，兩邊又都擴建了一個房間，有非常講究的古老的糊牆紙和一台彩繪的保齡球。1807年弗朗茨皇帝巡幸薩爾茨堡時，在我們屋裡的長長走廊里曾經親手扔過保齡球。除了幾張表明此屋許多基本權利的羊皮紙外，這些舊物都明顯地證明它那極為顯赫的光輝歷史。 這座小府邸有個寬闊的門面，顯得很有氣派，其實一共只有九個房間，因為無法往縱深發展，——是個古色古香的奇葩，後來使我們的客人看了賞心悅目。可在當時它的歷史淵源卻成了一個災難。我們發現我們的房子幾乎處於無法居住的狀態，雨水直往屋裡滴落，每次雪後，走廊里都浸滿了水。屋頂無法進行徹底修理，因為木匠沒有木頭來做椽子，管道工沒有鉛皮來做屋檐上的水溝，只好費盡力氣用厚紙板權當屋頂，把漏雨的地方勉強遮住。要是再下一場新雪，別無他法，只好自己爬上屋頂，及時把積雪鏟掉。電話也不聽話，因為電線不是銅做的，而是用的鐵絲。沒人送貨，每一件小東西都得我們親自從山下搬上來。但是最糟糕的是寒冷，方圓幾里地里都沒有煤。花園裡的木頭太濕，一燒起來像蛇似的嘶嘶直叫，可是並不生出熱氣，噼噼啪啪亂響，可就是燒不起來。急切之中，我們只好燒泥炭，至少還給我們一點取暖的樣子。可是三個月之久，我幾乎一直坐在床上捂著被子寫作，手指凍得發紫，每寫完一頁，就把手伸到被子裡去焐熱。可是即便是這樣一個沒法居住的容身之地，也得拚命保衛。因為這災難深重的一年裡，除了普遍的糧荒、煤荒之外，還有一個房荒。四年之久，在奧地利沒蓋房子，許多房屋年久坍塌，而退伍士兵和釋放回來的戰俘難以計數，全都無房，紛紛湧來，只要可用的每間房子，都勢所必然地要安排給一家人家居住。委員會的人到我家來了四次，我們早已自覺自愿地交出了兩個房間。我們原來痛恨我們家的房子沒法居住，加上屋子奇冷，現在經受了考驗，誰也不願意爬上百十來級小坡，到我們這兒來受冷挨凍。 每次下山進城，在當時都是一個令人深受震撼的經歷。我第一次直視了饑荒的猙獰面目。麵包碎成黑色的粉末，吃起來味同泥土、瀝青，咖啡就是燒焦了的大麥水，啤酒就是黃湯，巧克力是染了色的沙土，土豆全是凍僵的。為了不致完全忘記肉的滋味，有人就飼養家兔。在我們家的花園裡有個小伙子射殺了一隻松鼠，當作禮拜天的佳肴。營養良好的狗或者貓，要是出門遛的時間稍長，就很少回到家裡。提供的衣料實際上全是加過工的紙，比代用品還代用品。男人幾乎全都穿著舊制服甚至是俄軍的制服到處瞎逛，是從一個倉庫或者一家醫院拿來的，醫院裡已經有些人死去。用舊麻袋製作的褲子，並不罕見。到大街上去走一走，櫥窗里空蕩蕩的，就像遭了搶劫。頹敗的房屋灰漿剝落，就像長滿疥癬。人們顯然營養不良，費力地拖著腳步去上班工作，叫人看了心煩意亂。平原地帶的營養狀況較好，在道德普遍淪喪的時候，沒有一個農民會把他的黃油、雞蛋、牛奶用法定的「最高價格」脫手。他儘可能地把他擁有的東西藏在倉庫里，等待著買主來向他提出更高的價格。不久就出現了一種新的職業，所謂的「囤積居奇的商販」，一些沒有職業的傢伙拿著一兩個背包，挨家挨戶地去找農民，他們甚至乘坐火車到出產特別豐富的地方，非法地收買糧食，然後到城裡去以四五倍的高價出賣。起先農民賣掉雞蛋和黃油，看到那麼多紙幣像大雨似的落進家來，感到喜出望外，他們就把紙幣「囤積」起來。等他們拿著鼓鼓囊囊的錢包到城裡去購物時，這才發現，就在他們只用五倍的價錢出售他們的糧食和食品時，他們想買的鐮刀、鐵錘、鍋子卻已經漲價漲了二十倍，或者五十倍。他們真是火冒三丈，怒不可遏。從此以後，農民只要工業品，要求以物易物，以貨換貨；人們在戰壕里呆過之後，快快活活地回到穴居時代，此刻又把推行了千年之久的金錢交易消除，回到原始的交換方式。一種稀奇古怪的貿易開始席捲全國。城裡人把他們用不著的東西拿到鄉下去找農民，什麼中國瓷花瓶啦，地毯啦，佩劍和火槍啦，照相機和書籍啦，燈具和裝飾品啦；所以如果走進薩爾茨堡的一家農戶，你會驚訝地發現，一尊印度菩薩正凝視著你。或許你會發現一架洛可可的書櫃，盛放著皮革封面的法國書籍。新主人對此特別自豪。他們鼓起腮幫子大肆炫耀：「真皮的！法國貨！」當時流行的口號是，要真貨，就不要紙幣。有些人不得不從手指上脫下結婚戒指，從肚子上解下皮帶，就為了填飽肚子。 最後官廳介入，剎住這種黑市交易。這種交易實際上只對有錢人有利。一個省一個省地設立警戒線，截獲自行車上和火車上這些囤積居奇者的貨物，交給各市的糧食機關。囤積居奇者的反制手段是，按照美國西部的野性方式，組織夜間運輸，或者向負責監督的官員行賄，這些官員自己家裡也有孩子在挨餓；有時候的確激起火拚，動用手槍和小刀。這些傢伙在前線打了四年仗，善於擺弄刀槍，也同樣善於在逃遁時，從軍事的角度巧妙地利用地形地勢藏身隱匿。一周周過去，形勢越來越亂，民眾越來越火，因為貨幣貶值逐日加劇。鄰近國家發行自己的貨幣來取代舊日奧匈帝國的紙幣。舊日「克朗[7]」的主要債務現在多多少少全都扔到這縮小了的奧地利身上。隨著硬幣的消失，民眾產生第一個懷疑的信號，因為一小塊銅或者鎳和印出來的紙幣相比，總還算是物質。國家開足馬力，印製大量鈔票，想按照梅菲斯托[8]的方子，儘可能地多製造一些這種人造的紙幣，可是還是趕不上通貨膨脹的速度；於是每個城市、每個小鎮，最後每個村子，都自己印製「紙幣」，可是在鄰村就給退了回去。後來真正認識到這東西毫無價值，大多乾脆就把它扔掉。一位國民經濟學家若善於把通貨膨脹的這些階段——先把奧地利的通貨膨脹，再把德國的通貨膨脹——進行形象化的描述，我覺得，完全可以因為描述緊張，輕易超過任何一部長篇小說，因為混亂日益加劇，形式越來越光怪陸離。不久誰也不知道東西究竟是什麼價錢。價格隨意跳躍，一盒火柴在一家及時漲價的店裡賣出的價錢比另外一家老實巴交的老闆渾然不覺地以昨天的價錢賣出的火柴要貴二十倍。為了酬報這位老闆的誠實正直，他的商店在一小時之內就給搶購一空，因為一個傳倆，口口相傳，大家都跑來購買，能買什麼就買什麼，也不管這東西是否有用，甚至一條金魚、一台舊式望遠鏡也被搶購。它們反正總是「物質」：大家只要物質，不要紙幣。最最荒謬的是房東和住戶在房租上面的混亂關係。政府為了保護住戶（他們包括廣大群眾），禁止房租漲價，從而傷害房主。不久在奧地利，一個中等大小的住宅住戶付出的全年房租還不夠吃一頓午餐。在奧地利全國差不多有五年或者十年（因為即使在後來也不許解約）住房多多少少是白住的。由於這種瘋狂的混亂局面，形勢一周比一周變得更加瘋狂，道德更加淪喪。誰要是摳摳搜搜地節省了四十年，還把省下的錢出於愛國心存了個戰爭貸款，一下子就變成了一個乞丐。誰要是負債纍纍，一下子就債務全消。誰要是老老實實地遵守食品分配，就得餓死；只有放肆地違反這種分配方法，才能吃飽。誰會行賄，就青雲直上。誰投機，就大發利市。誰要是按照收購的價格出售，就等於被人搶奪。誰要是仔細盤算，就始終處於被詐騙狀態。在這金錢像流水一樣逝去，像空氣一樣化為輕煙的過程中，也就沒有尺度，沒有價值可言。別無其它美德，只剩一種：機靈、圓滑，毫無顧忌，縱身一躍，跳上狂奔的駿馬，而不是被馬活活踩死。 另外，在價值分崩離析之際，在奧地利也就任何尺度全都喪失。有些外國人發現，在我們這兒很可以渾水摸魚一番；在通貨膨脹時期——通貨膨脹了足足三年之久，而且速度越來越快；在國內擁有的穩定價值，乃是外幣。既然奧地利的克朗像凍膠似的捏在手裡，會在指縫裡化掉，大家都要瑞士法郎和美金。大批外國人利用這經濟情況，都跑來對臨死抽搐的克朗這頭死馬咬上幾口。奧地利突然被人「發現」經歷了一次災難深重的「外賓旺季」。維也納所有的旅館都住滿了這批吸血鬼；他們什麼都搶購，從牙刷一直到莊園。他們把所有的收藏，私人的收藏和古董店的藏品全都一搶而光。這些收藏的主人身處困境，都來不及發現他們遭到了什麼樣的掠奪和搶劫。瑞士的小飯店門房，荷蘭的女打字員都住在環形大道一些飯店的王侯套間裡。這一事實顯得如此難以置信，可我作為證人可以證實，薩爾茨堡著名的豪華飯店「歐羅巴」，很長一段時間完全租給美國的失業工人居住。他們拿到充分的失業救助金，在這裡完全可以比在他們的貧民窟里生活得更加便宜。凡是沒拿鉚釘釘牢的東西，全都不翼而飛；漸漸地這條消息不脛而走，在奧地利生活和購物便宜得很，於是貪婪的客人從瑞典和法國湧來。在維也納的內城聽到說義大利文、法文、土耳其文和羅馬尼亞文的人比說德文的人多。甚至於德國——那裡的通貨膨脹發展的速度比我們的緩慢得多，當然，日後超過我們的速度幾百萬倍，——也充分利用馬克對正在崩潰的克朗的優勢。薩爾茨堡作為邊境城市，給我最好的機會來觀察這每天進行的掠奪行徑。巴伐利亞人數以千百計地從鄰近的村子裡和城市裡越過邊界過來，湧入這座小城。他們在薩爾茨堡定製服裝，修理汽車，到藥房購藥，找大夫看病。慕尼黑的大公司把他們的涉外郵件和電報拿到奧地利來寄出，利用郵資的差價賺上一筆。最後在德國政府的推動下，設立了一個邊界警衛隊，阻止德國人在比較便宜的薩爾茨堡購物，而不在本國商店裡購買所有的日用必需品。在薩爾茨堡，一個馬克可以換得七十個奧地利克朗。海關執法嚴厲，每一件來自奧地利的商品全都沒收。但是有一樣東西沒法沒收，那就是裝在肚子裡的啤酒。愛喝啤酒的巴伐利亞人，根據每天的行情算出，由於克朗貶值，他們在薩爾茨堡用在家裡喝一升啤酒同樣的價錢，究竟是可以喝五六升還是十升啤酒。更加美妙的誘惑實在想不出來，於是他們就帶上老婆孩子成群結隊地從鄰近的弗賴拉辛和賴辛哈爾邊境前來，好好奢侈一把，肚子能裝多少啤酒就灌多少。每天晚上火車站都展現一幅群魔亂舞的場面，一幫醉酒的人怪聲怪氣地大叫大唱，又打嗝又嘔吐，有些人肚子裡的酒實在裝得太多，只好用搬運行李箱子的運貨車把他們運到車廂前面，列車就裝滿了酗酒者的狂呼亂叫和怪裡怪氣的歌唱返回德國。這些歡天喜地的巴伐利亞人當然沒有預料到他們將要遭到可怕的報復，因為等到克朗穩定下來，而馬克相反，卻以難以想像的比例大幅度貶值時，奧地利人從同一個車站開過邊境，也要廉價痛飲啤酒。同樣的一齣戲第二次開場，當然是朝著相反的方向。在兩邊通貨膨脹時進行的這場啤酒大戰，是我的一段最為奇特的回憶，因為它以形象而怪異的方式，具體而微地把那年代的全部荒謬瘋狂的特性，也許最為明顯地表現了出來。 最奇怪的是，我今天絞盡腦汁也想不起來，這些年裡，我們家裡的日子是怎麼過的，奧地利每個人又都擁有了成千上萬的克朗，而在德國，弄到幾百萬馬克來支付每天最起碼的生活必須。但是神秘莫測的是，大家就有了這些錢。大家習慣了、適應了這種混亂的形勢。沒有經歷那些年代的外國人理所必然地會這樣設想，那年頭在奧地利，一枚雞蛋值的錢，在先前可以買一輛豪華汽車，後來在德國值四億馬克，——這麼多錢先前可以買下大柏林地區所有的房產——在這種時候，婦女們一定披頭散髮，像瘋女人一樣跑過幾條大街。商店裡空無一物，一片荒涼，沒法再買到什麼東西。尤其是劇院和娛樂場所，照例應該全都空無一人，完全閒置才對。可是令人驚訝的是，情況正好相反。延續生活的意志比貨幣的不穩定性更為堅強。就在財政混亂當中，每天的生活居然不受干擾繼續進行。就個人而言，改變許多。有錢人變窮了，因為他們存在銀行里和國家公債里的錢大大縮水。但是投機商卻大發橫財。命運的飛輪快速旋轉，不顧個人的命運如何，按照自己的節奏轉個不停，一切都不停頓；麵包師傅烘烤麵包，鞋匠製造皮靴，作家寫作書本，農民種地，列車照例按時開來開去。每天早上，報紙在慣常的時間放在門口，唯獨娛樂場所、酒吧、劇院人滿為患。因為發生了意想不到的事，從前最牢靠最穩固的東西——金錢，每天貶值。人們現在對人生中真正的價值——工作、愛情、友誼、藝術和大自然評價更高——全民在災難之中，生活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全力以赴，更加緊湊；少男少女到山間漫步，曬得黑黝黝的回來。舞廳里樂聲大作，直到深夜。新的工廠和商店到處創辦。我自己也認為，我的生活和寫作從來也沒有像在那幾年那樣全力以赴，全神貫注。我們先前以為重要的東西，現在變得更加重要。我們在奧地利從來也沒有比在那混亂的年代裡更加熱愛藝術。由於金錢背叛我們，我們感到，只有我們身上永恆的東西才真正恆久不變。 譬如說，我永遠也忘不了在那些極端艱難的日子裡看過的一次歌劇演出。大家摸索著走過半明不暗的大街，照明因為煤荒受到了限制，大家花了一大捆鈔票買到了一張頂層的座位。過去用這筆錢訂一個全年的豪華包廂都綽綽有餘。大家穿著大衣坐在座位上，因為劇院大廳沒生暖氣。大家和鄰座擠在一起，互相取暖。這大廳過去觀眾身著耀眼的制服和珍貴的禮服，何等光彩奪目，如今看上去多麼悽慘，多麼灰暗！如果貨幣繼續貶值，煤炭供應就這一周，以後不復供應，誰也不知道，下個禮拜這歌劇是否還會繼續公演。在這極端奢華、富有皇家氣派的大廈里，一切都顯得倍感絕望。樂師們坐在樂譜架前，也都像是灰色的影子。他們穿著過去穿舊了的燕尾服，瘦骨嶙峋，各種物質匱乏，弄得筋疲力盡；我們自己在這座鬼影憧憧的劇院裡也都形同鬼魊。可是緊接著指揮舉起指揮棒，帷幕往兩邊拉開，從來也沒有這樣美妙的景象。每一個歌手，每一個樂師都竭盡最後的能力。因為他們都感到，也許這是在這心愛的劇院裡最後一次演出。我們側耳諦聽，細細傾聽，從來沒有這樣全神貫注，因為這也許是最後一次傾聽。我們大家，成千上萬個人，幾十萬、上百萬的人，都這樣生活；每個人在這幾周、幾個月、幾年裡，在沉淪前的這段時間裡，都使出最後一點力氣。我從來也沒有在一個民族身上和我自己身上像當時這樣強烈地感受到求生的欲望，事關最後關頭：為了生存，為了延續生命。 然而儘管如此，要我向什麼人解釋，遭到掠奪、窮困不幸的奧地利當時怎麼能夠撐下來的，我還是會感到窘迫不安。右邊在巴伐利亞已經建立了蘇維埃共和國，左邊匈牙利在貝拉·孔的領導下已經成了布爾什維克掌權；可是革命並沒有蔓延到奧地利來，這點我至今感到匪夷所思。看來炸藥並不缺少。大街上到處是退伍返鄉的士兵，飢腸轆轆，衣衫襤褸，對發戰爭財、發通貨膨脹財的人荒淫無恥的窮奢極欲怒目而視。軍營里一營「紅色衛隊」，已經子彈上膛，根本沒有和它對壘的組織存在。兩百名意志堅定、下定決心的漢子在當時就能拿下維也納，拿下整個奧地利。可是什麼嚴峻的事情也沒發生。只有一次，一群紀律散漫的傢伙試圖發起一次暴亂，可是五六十個武裝警察毫不費勁地就把他們鎮壓下去，於是奇蹟成了現實；這個遭到掠奪的國家切斷了它的力量的源泉，它的工廠，它的煤礦，它的油田，擁有的是變得一文不值、雪崩似的飛速貶值的紙幣，這個國家居然撐住了，堅持下來，——也許多虧了它的特點，因為人們過於孱弱無力，過於飢餓難熬，無法再為爭取什麼而抗爭。但是也可能是多虧了它那最為秘密、它那典型的奧地利的力量：它那與生俱來的妥協精神。因為國內最大的兩個政黨，社會民主黨和基督教社會黨，在這國家面臨最艱難困苦的時刻，捐棄了它們深沉的內在矛盾，組成了聯合政府。它們互相讓步，來避免可能把整個歐洲都席捲進來的一場災難。情況開始漸漸步入正軌，鞏固起來，使我們自己深感錯愕的是，發生了難以置信的事情：這個切割得殘缺不全的國家繼續生存下去。後來當希特勒跑來，想把這個樂於犧牲、忠誠可靠、在匱乏之中也表現得絕頂英勇的民族所擁有的靈魂奪走之時，這個國家甚至願意捍衛自己的獨立自主。 但是只是在表面上，在政治的意義上阻止了這種極端的顛覆；在內心深處，在這戰後的最初幾年還是發生了一場無與倫比的革命。隨著軍隊被打垮，對於權威無錯誤論的信仰也隨之被摧毀，而我們自己在青少年時就是被人教育得對這樣的信仰極度謙卑。德國人對他們的皇帝還得繼續無比欽佩嗎？這位皇帝發誓要戰鬥到「人和馬都直到最後一口氣！」，可是趁著夜霧迷濛，他卻連夜逃到國外，還得繼續無比欽佩他們的統帥們或者詩人們？他們不斷地讚美戰爭，每戰必勝，歌唱苦難，直到死亡。到現在，戰爭的硝煙已在全國消散，戰爭造成的破壞已經顯露出來，景象才顯得分外可怕。四年之久一直以英雄行為和戰爭徵用的名義所進行的殺人放火強行奪取的行為，這樣一種道德的信條怎麼可能還被視為神聖的誡命？這個國家把一切在它看來極不方便的、一切對百姓應盡的義務全都取消，民眾怎麼還會相信這個國家所做的一切允諾？如今，同一批人，同一幫老傢伙，同一幫所謂的經驗豐富的老東西，在和平時期的拙劣行徑遠遠超過了他們在戰爭時期的愚蠢行為。大家今天都知道，——而我們這些少數人當時已經知道——這次和平，是歷史給予我們的一次道德上的可能性，即使不是最大的一次可能性。威爾遜認識到這點，從他高瞻遠矚的設想，他判定了一個真正的持久的各國人民相互了解的計劃。但是老將軍們、老政治家們、老利益集團把這個宏偉的計劃弄得支離破碎，變成毫無價值的廢紙。人們給予千百萬人的宏偉神聖的諾言：這次戰爭將是最後一場戰爭，這個諾言，在那些半已大失所望，半已筋疲力盡、徹底絕望的士兵們身上，吸出最後的力量。可是這個諾言被人們以玩世不恭的態度，為軍火工廠老闆的利益和政治家的賭博作出犧牲。這些人善於無視威爾遜的明智、人性的要求，關在密室里，洋洋得意地挽救他們舊日慣用的簽訂秘密協定、進行秘密商談的災難性的戰略。全世界只要睜開眼睛就會看見，已經受到欺騙。那些獻出了自己孩子的母親感到受騙，那些像乞丐一樣回歸故里的士兵感到受騙，所有那些出於愛國心、認購了公債的人感到受騙，每一個相信了國家允諾的人感到受騙。我們大家夢想有個新的整頓得更好的世界，如今看見，我們的生存，我們的幸福，我們的時間，我們的財產，作為賭注，投入其中的那場賭博，被同樣一些賭徒，或者新的賭徒又開始賭了起來。這時，整個一代年輕人怒不可遏，充滿輕蔑地望著他們的父輩，有什麼可奇怪的？這些父輩，先是打了敗仗，如今又失掉了和平，他們把一切都搞得一塌糊塗，什麼也沒能預見，一切全都失算。如今這新的一代人對他們毫無些許敬意，這還有什麼不能理解的呢？整整一代新型的年輕人不再相信自己的父母，不再相信政治家和教師；國家的每一道命令，每一份公告，他們談起來都表示懷疑。戰後的這一代人猛的一下子掙脫了一切迄今為止行之有效的規矩，背離任何傳統，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擺脫一切陳年往事，一舉撲向未來。在生活的一切領域，一個完完全全嶄新的世界，一個截然不同的秩序隨著這代人開始；不言而喻，一切都極度誇張，只要不是同齡的一切，全都算是徹底過時。十一二歲的孩子，不像從前那樣和父母親一同出遊，而是組織起來，成群結隊，在性愛上得到完備的教導，像「候鳥」一樣，走過全國，直達義大利，或者北海之濱。在學校里，按照俄國的模式組織起學生委員會，監督老師，教學計劃被推翻，因為孩子們只應該、只想要學習他們喜歡學的東西。純粹出於造反的欲望，他們反對每一種通行的形式，甚至反對大自然的意志，反對男女對立的屬性。女孩子剪短頭髮，短到看不出和男孩子有什麼區別。年輕的男子又剃掉鬍子，顯得比女孩子更像女孩子。男女的同性戀大肆流行，並非出於內在的性取向，而是反抗自古流傳下來的合法的正常的愛情方式。生活的每一種表達方式，都努力要表現得極端激進，富有革命氣息，不言而喻，藝術也是如此。新式的繪畫公開宣布，倫勃朗[9]、霍爾拜因[10]和委拉斯凱茲[11]所創作的一切都已過時，開始出現了狂野已極的立體主義[12]、超現實主義的實驗。人們可以理解的藝術元素到處遭到唾棄：音樂里的旋律，肖像與真人相似，語言可以理解，「der、die、das[13]」這三個冠詞被取消，句子的結構顛倒過來。人們用電報體寫東西，用激烈的感嘆詞寫得「陡峭」，寫得「唐突」。每一種文學，只要不顯得進步，這就是說，不進行政治性的激烈論戰，全都扔到垃圾堆里去。音樂一個勁地尋找新的調式，把節拍進行肢解，建築把房子的里里外外弄得顛三倒四。跳舞時引進古巴和黑人的舞蹈造型，華爾茲退出舞池，流行時裝特彆強調裸露，一再發明其它的荒謬玩意兒。劇院裡上演《哈姆雷特》，演員身穿燕尾服，試圖尋找爆炸性的戲劇情節。在各個領域都開始了一個狂亂實驗的時期，試圖猛地一跳就超越過往存在的一切，以往變成的一切和過去創造的一切；一個人越年輕，學的越少，越受歡迎。因為他和任何傳統都毫無瓜葛，——終於，青年人對於我們父母的世界洋洋得意地爆發了一次強大的復仇行動。在這場混亂不堪的狂歡節中，讓我感到最具悲喜劇色彩的好戲莫過於許多老一輩的知識分子驚慌失措，唯恐被人超越，被人視為不復「時興」，就拚命急急忙忙地裝扮成一副人為的狂野勁頭，在明顯已極的歧途上跛著腳步拚命跟著別人瞎跑一氣。老實巴交的、規規矩矩的鬍子花白的畫院裡的教授們，在他們從前繪製的、現在賣不出去的「靜物畫」上塗上象徵性的小方塊，立方體，因為年輕的院長們（現在到處都物色年輕人，恨不得找到最年輕的）把其它一切畫幅全都當作「古典主義的」，統統從畫廊里搬走，送到庫房裡去。幾十年來一直書寫一種圓潤流暢、清晰明快的德語的作家們，如今順從地把他們的句子切得支離破碎，以實際行動表現他們的「奮發激進」。大腹便便的普魯士樞密顧問在講台上大講卡爾·馬克思[14]的學說，年老的宮廷芭蕾舞娘裸露了四分之三的身體，笨手笨腳地為貝多芬的《熱情奏鳴曲》和勛伯格的《升華之夜》伴舞。老年人到處都在驚惶失措地追逐著最新的款式。突然之間，人們只有一個野心：「必須年輕」。在昨天還是時髦的方向之後，趕快發明一個更加時髦、更加激進的，還從來未曾出現過的方向。 那個年代是個多麼狂野的、無政府主義的、不真實可信的時代啊。由於貨幣貶值，在奧地利和德國其他一切價值也都紛紛急劇下滑！整整一個時代極度興奮，心醉神迷，詭計多端，漫天欺詐。人們既焦躁不耐，又盲目信仰。凡是稀奇古怪、難以控制的一切，都經歷了一個黃金時代：接種論、神秘學、招魂術、夢遊症、人智學、手相術、筆跡學，印度的瑜伽修煉法，帕拉契爾蘇斯的神秘主義，凡是能突破一切迄今為止熟悉的、最為劇烈的緊張關係的東西，任何形式的毒品、嗎啡、古柯鹼和海洛因，都能獲得極度暢銷。劇作當中亂倫和弒父，政治中，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成為唯一期待的極端的題材；相反，各式各樣正常和緩和的方式必然遭到揚棄。但我並不想從我自己的生活中、從藝術發展的過程中否定這個亂七八糟的時代。就像任何精神革命一樣，初興的時候，總是放任恣肆地向前突進，這個時代也把濃重渾濁的傳統的空氣滌盪乾淨，把多年的緊張情緒一舉發泄。珍貴的啟發儘管經歷了放肆大膽的實驗，仍能保留下來。儘管它那誇張過分的勁頭使我們反感，我們並沒有權利對它進行指責或者態度倨傲地把它加以拒絕，因為歸根到底，這代新型的年輕人試圖彌補我們這代人由於小心謹慎、偏頗狹隘所疏忽的東西，雖說做得過火一些，過於缺乏耐心，但從本質上看，它的本能是正確的。戰後時代必然應該和戰前時代不同。我們這些年長的人在戰前和戰爭之中不是也希望有一個新的時代，一個更好的世界？當然，即使在戰後，我們這些年長的人，新近也證明了我們全然無能，用一種超民族的組織來及時的和危險的世界新政治化相抗衡；還在舉行和平談判的時候，亨利·巴比塞——他的小說《火線》給他帶來了國際聲譽——曾經試圖本著和解的精神使全歐的知識分子聯合起來。這個組織本該叫做「清朗」（Clarté），即「思想清朗者」——各國的作家和藝術家聯合起來一起宣誓，今後堅決反對挑動各國人民互相敵對。巴比塞委託我和勒內·希克勒共同領導德國小組，也就是這項任務中最艱難的部分，因為在德國，人們對於《凡爾賽和約》還怒不可遏，只要萊茵地區、薩爾地區和美因茨橋頭堡還為外國軍隊占領，要想爭取有頭有臉的德國人來支持精神上的超民族主義，看來希望不大。儘管如此，倘若巴比塞不棄我們於不顧，要想創辦一個日後高爾斯華綏[15]實現的「筆會P.E.N俱樂部」[16]那樣的組織，還是會辦成的。可惜巴比塞到俄國去旅行了一次，那裡廣大的群眾向他個人表示無比強烈的熱情歡迎，使他確信，資產階級國家和民主主義者沒有能力實現真正的各民族變成真正的兄弟，只有在共產主義才能想像全世界會結成兄弟。不知不覺中，他試圖把「清朗」變成一個階級鬥爭的工具，而我們則堅決抵制極端化，這必然會削弱我們的隊伍。所以這個本身很有意義的項目也早早地歸於失敗，我們又一次在爭取精神自由的鬥爭中遭到挫折，由於我們過於熱愛自己的自由和獨立。 於是只剩下一件事可做：過隱逸的生活，寫自己的作品。我已三十六歲，對於表現主義者，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對於張揚的詩人而言，我已經滑到老一輩，滑到業已消逝的那一代人當中去了，因為我拒絕像猴子似的效法他們。我先前的作品，我自己也不再喜歡。我「唯美」時代的作品，我一本也不讓再版，所以得再次重新開始，靜等所有這些「主義」的焦躁不耐的波浪退去。我這人缺乏個人的野心，這對於我當前這種安於現狀的狀況極為有利。我開始創作《世界建築師》[17]這一宏大的系列，恰好是為了心中有數，這樣一來，我可以好幾年都有事可干，我完全是在非激進主義的從容不迫的狀態中寫作了像《馬來狂人》和《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這樣的中篇小說。我身處的國家，我周圍的世界，開始漸漸秩序井然，因此我也不得再多事猶豫；我可以騙我自己的時代終於過去，不能再說我動筆寫的東西都是暫時應景之作。人生的中途[18]我已達到，只是空頭許願的年齡已經一去不返，現在必須確認已經許諾的事情，證明自己能有所作為，或者乾脆自暴自棄。 * * * [1] 齊塔·瑪利亞·德萊·格拉齊耶·封·波旁-帕爾瑪（1892—1989），奧地利末代皇帝卡爾四世的皇后。 [2] 即《皇帝頌歌》，為當時的奧匈帝國對皇帝的頌歌。 [3] 由海頓譜曲的《上帝保佑吾皇》為奧地利國歌。 [4] 奧地利帝國金球——皇帝權力的象徵。 [5] 骷髏地為耶穌釘在十字架上的地方，通往此地的這段路程為耶穌背負十字架走完的一段苦難的路程。 [6] 德國巴伐利亞邊境城市。希特勒在此地有一座名為「鷹巢」的別墅。1938年建造。希特勒將其用作款待重要客人的場所。1945年盟軍對「鷹巢」進行了轟炸，別墅並未受到損壞。 [7] 克朗，奧地利的貨幣。 [8] 梅菲斯托，歌德詩劇《浮士德》中的反面人物。他在該詩劇第二部里提出多印紙幣的建議。 [9] 倫勃朗·哈爾曼松·梵·萊因（1606—1669），巴洛克時代最重要的荷蘭畫家。 [10] 漢斯·霍爾拜因（1497—1543），德國畫家，歐洲北方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家，最擅長油畫和版畫。 [11] 迪埃哥·委拉斯凱茲（1599—1660），西班牙巴洛克畫家。 [12] 立體主義，1907年在法國產生的先鋒派運動中的一派，畢加索為其代表之一。 [13] der、die、das，為德語中的三個冠詞，德語名詞均需加上冠詞，分別代表陽性、陰性、中性。 [14] 卡爾·馬克思（1818—1883），德國哲學家，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 [15] 約翰·高爾斯華綏（1867—1933），英國作家，193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16] 筆會P.E.N俱樂部，「P.E.N」為POETS/ESSAYISTS/NOVELISTS（詩人/評論家/小說家）的縮寫，國際作家協會，於1921年由英國小說家凱瑟琳·阿萊·道森·司各特在倫敦建立。 [17] 《世界建築師》，茨威格傳記系列，包括《三大師》《與妖魔搏鬥》和《三作家》。 [18] 人生的中途，但丁在《神曲》一開始就宣稱已到「人生的中途」， 即三十五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