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世界 · 11.在歐洲心臟

1917年復活節，我的悲劇《耶利米》作為單行本出版，我經歷了一大驚喜。我是內心懷著對時代最激烈的反抗情緒寫出這齣悲劇的，因此我也有思想準備，必然會遭到外界激烈的反對。可是事實正好相反，這本書立刻就銷售了兩萬冊。這對於一個劇本而言，簡直是難以想像的數字。不僅像羅曼·羅蘭這樣的朋友們，便是那些先前幾乎是站在另外一邊的人們，例如拉特瑙和理查·德默爾，也公開讚賞這部劇作。我並沒有把此劇送交各劇院的經理，他們卻已經主動寫信給我，請求我把此劇在和平時期的首演權留給他們，——戰爭期間在德國上演此劇是無法想像的——即便是好戰的反對派也表現得客客氣氣，充滿敬意。我什麼都想到了，唯獨這點沒有想到。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了？別無其它，就是戰爭已經持續了兩年半：時間十分殘忍地使人們冷靜下來。在戰場上採用了可怕的放血療法之後，熱度開始漸漸消退。人們不像戰爭爆發時那幾個月興高采烈，而是比較冷靜，比較嚴峻地凝視著戰爭。那種團結一致的感覺開始土崩瓦解。因為哲學家們和詩人們情緒高昂地宣稱為偉大的「道德淨化」的活動，已經絲毫也感覺不到。整個民族出現了深刻的分裂。全國似乎一下子分裂成兩個全然不同的世界，前面是士兵的世界，他們浴血奮戰，經歷了極端可怕的物質匱乏。後面是留在後方的那些人的世界，他們無憂無慮地照舊生活，照樣上劇院看戲，從別人的苦難還有利可圖。前方和後方越來越明顯地形成互相對立的兩個陣營。任人唯親的惡劣風氣以各種面貌在各個部門猖狂蔓延。大家都知道，使用金錢或者良好關係可以得到收益甚豐的供應，而打得肢體不全的農民或者工人卻一而再地被趕到戰壕中去。因此每個人只要有一點可能，都設法無所顧忌地自我救助。由於無恥的中間買賣，必須的日常消費品都變得日益昂貴，食品日益匱乏。民眾的苦難猶如灰色的泥沼，在此之上搖曳著鬼火似的藍色幽光，是發戰爭財的傢伙所過的窮奢極欲的生活。民眾漸漸地開始產生強烈的懷疑，——懷疑日益貶值的貨幣，懷疑將軍、軍官和外交官們，懷疑國家和參謀總部發布的每一份公告，懷疑報紙和報上的消息，懷疑戰爭自身和戰爭的必要性。因此我的這個劇本獲得這樣意外的成功，並不是由於它文學上的成就，我只不過說出了別人不敢公開說出的話：對戰爭的仇恨，對勝利的懷疑。 當然在舞台上用生動的語言表達出這樣一種情緒，顯然是不可能的。這不可避免地會引發遊行示威。所以我必須放棄成為戰爭時期第一部得到上演的反戰劇本的希望。這時我突然收到蘇黎世市立劇院經理的一封信，他想立即上演我的悲劇《耶利米》，並邀請我參加此劇的首演。我完全忘記，——在這第二次戰爭時期也一樣——在這世界上還有一小塊土地，但是非常珍貴的一塊德語的土地，承蒙上天恩賜，得以存在於不遠處，一個民主的國家，那裡還有言論自由，思想還未遭蒙蔽。我當然立即表示同意。 當然我的同意起先只能是一種原則上的贊同，因為我還首先需要獲准離職去國一段時間。幸運的是，在所有這些交戰國里都設立了一個文化宣傳部，在這第二次戰爭中根本就沒有設立這樣一個部。在顯示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精神氛圍的區別時，人們一再被迫指出，「一戰」時，這些國家，領袖、皇帝、國王們都是在人道的傳統中成長起來的，在潛意識中還為進行戰爭感到羞恥，人家指責這些國家是「軍國主義者」，一個個國家都對這種指責加以駁斥，認為這是卑鄙的「污衊」。相反，每個國家都爭先恐後地證明，解釋，擺出樣子，表示自己是個「文化民族」。1914年全世界還把文化置於暴力之上，並且把「神聖的利己主義」和「生存空間」這樣的口號斥為「不道德的」，予以摒棄。各國還爭相以得到世界承認的精神成就，來博得讚美。因此，一切中立國家裡便充斥著藝術表演。德國派出它的交響樂團，在世界聞名的指揮家的率領下前往瑞士、荷蘭和瑞典。維也納則派出它的愛樂交響樂團；甚至詩人、作家和學者也都派出國去——並不是為了讚美赫赫戰功或者炫耀兼併主義的傾向，而僅僅是用他們的作品證明，德國人並非「野蠻人」，並非只製造火焰噴射器和優質毒氣，也會生產絕對的對歐洲有用的價值。我必須一再強調，在1914至1918年期間，世界的良心還依然是人們爭相追求的勢力，在戰爭中一個民族的藝術獨創因素、道德因素還是一種力量，影響深遠，受人尊敬。各個國家還都在努力爭取人類的同情，而不像1939年的德國，只會用非人道的恐怖手段把人類打翻在地。所以我申請休假前往瑞士，參加一個劇本上演。這事本身便很有機會獲准；需要擔心的困難充其量就在於這是一出反戰的劇本，劇中一個奧地利人——雖說只是以象徵的形式出現——預言戰爭可能失敗。我到部里去求見這個部門的首長，向他提出我的願望。使我極為驚訝的是，這位首長立刻就答應我，一切照辦，而且用的是非常奇怪的理由：「感謝上帝，您從來就不是一個愚蠢的鼓吹戰爭的人。好吧——您到了國外，就盡您所能，使這件事情趕快結束吧。」四天之後，我請假獲准，得到一張出國的護照。 聽到奧地利國防部的最高官員之一在戰爭期間這樣自由無羈地發表意見，我還是感到相當驚訝的。但是我不諳政治的秘密通道，我沒有料想到，1917年，新即皇位的卡爾皇帝曾經在政府的上層官員當中悄悄啟動了一個運動，想擺脫德國軍方的獨裁專制。德方想肆無忌憚地在違背奧地利內心意志的情況下，拽著奧地利跟著推行他們狂野的兼併政策。在我們的參謀總部里，人們對魯登道夫[1]專橫跋扈的霸道作風深惡痛絕。在外交部里，人們抵制德國人漫無邊際的潛艇戰，這必然會使美國成為我們的敵人。即便是平民大眾也對「普魯士的驕橫放肆」極有煩言。所有這一切，暫時只是表現在小心謹慎的影射暗示和似乎漫無目的的評說之中。但是再過幾天，我就會知道得更為詳盡，我在無意之中比別人更早就接近了那個時代最重大的政治秘密之一。 事情是這樣的：我在前往瑞士途中，在薩爾茨堡呆了兩天。我在那裡買了一幢房子，打算戰後就寓居那裡。在這座城裡有人數不多的一批具有嚴格天主教思想的人士，其中兩位，在戰後奧地利歷史上作為總理，要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他們是亨利希·拉馬什[2]和伊格納茨·賽帕爾[3]。前者是他那時代最為傑出的法學教師之一，曾任海牙會議主席團成員，而後者伊格納茨·賽帕爾，是一位天主教神父，簡直聰明絕頂。他註定了在奧地利帝國崩潰之後，來執掌小小的奧地利的領導權，乘此機會，他的政治天才得到了出色的證明。他們兩位都是堅定不移的和平主義者，篤信教規的天主教徒，熱情洋溢的舊式奧地利人，因此從內心深處就堅決反對德國的、普魯士的、篤信新教的軍國主義。他們覺得這種軍國主義和奧地利傳統思想、奧地利的天主教使命不能協調一致。我的劇作《耶利米》在這些宗教的——和平主義者的圈子裡贏得了最強烈的同情。拉馬什樞密官請我在薩爾茨堡去見他——賽帕爾正好出門在外。這位高雅的年老學者非常親切真誠地和我談論我的作品；他認為書中充滿了我們奧地利的思想，友好妥協的精神，他迫切希望，此書的影響不僅限於文學方面。使我驚訝的是，他以坦誠的口氣向我這個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吐露了一個秘密，我們在奧地利正處於一個決定命運的轉折時期。他的坦誠證明了他內心的勇敢。自從俄羅斯在軍事上被排除在外之後，只要德國願意放棄它的侵略的傾向，無論對德國還是對奧地利都不再存在一個真正阻止他們結束戰爭的障礙。這個時機不可錯過。倘若德國的泛德意志集團繼續抵制和談，奧地利必須奪過領導權，獨立行動。拉馬什向我暗示，年輕的卡爾皇帝已經答應幫助這種傾向。大家也許不久就會看到皇帝個人政策的效果。德國的主戰派不惜繼續作出犧牲，定要簽訂「勝利和約」。現在一切都取決於奧地利是否能迸發出足夠的能量，放棄「勝利和約」，而能把諒解和約貫徹到底。必要的時候，可以採取極端措施：在德國軍國主義者還沒有把奧地利拽進一場災難之前，奧地利及時擺脫和德國的聯盟。「誰也不能指責我們背信棄義，」拉馬什堅定而又堅決地說：「我們已經有一百多萬人死於非命。我們已經作出了足夠沉重的犧牲，已經盡心盡力！現在不能再為德意志的世界霸權再犧牲人命，一個人也不能再犧牲！」 我嗓子發緊，透不過氣。所有這些事情我們都暗中想過多次，只不過誰也沒有勇氣在大青白日把它們說出口來：「讓我們及時擺脫德國人和他們的兼併政策」，因為這話被當作「背叛」我們的戰友。而在這裡，卻有一個人把這句話說給我聽。我先前就已經知道，他在奧地利享有皇帝的信任。而在國外，由於他在海牙的工作，享受最為崇高的威望。他把這句話說給我這個可以說是素昧平生的人聽，態度是如此安詳平靜，堅毅果決。我立刻感覺到，奧地利分裂主義的行動早已不是處於準備階段，而是已在進行之中。想法非常大膽，要麼以分別簽訂和約威脅德國，迫使德國更加傾向於和談，要麼在必要時把這種威脅付諸實現。歷史證明，這個想法是當時唯一能夠拯救帝國，拯救君主政體，從而也能拯救歐洲的唯一的、最後的可能性。可惜，原有的計劃執行起來缺乏堅決果斷的勁頭。皇帝派他妻子的弟弟帕爾瑪親王[4]，的確帶了一份密函去見克里列孟梭[5]，以便在事先沒有照會柏林王室的情況下，探聽簽訂和約的可能性。必要時，開始進行和談。這項秘密使命究竟是以什麼方式被德國獲悉，我想，至今尚未完全澄清；災難深重的是，卡爾皇帝從此再也沒有勇氣公開他的信念，也許像有些人說的，是因為德國以軍事入侵奧地利相威脅，也可能是卡爾皇帝作為哈布斯堡王室的成員，很怕沾上這樣的污點：在舉足輕重的緊要關頭，取消了弗朗茨·約瑟夫皇帝親自締結的、並且由這麼多人的鮮血確定的盟約。反正卡爾皇帝沒有召喚拉馬什和賽帕爾來擔任首相，這兩個人是唯一作為天主教國際主義者出自內心的道德信念、擁有力量來承擔這個脫離德國的污點。這一遲疑成為皇帝的厄運。他們兩位未能成為哈布斯堡帝國的首相，而只成了殘缺不全的奧地利共和國的總理。除了這兩位聲譽卓著極有威望的人物之外，當時的確沒有人更有能力在全世界面前捍衛這似乎是不正確的行動。拉馬什完全可以以脫離德國來公開威脅，或者乾脆就脫離德國。這樣他不僅可以拯救奧地利的存在，也使德國擺脫其最深重的危險，擺脫漫無限制的兼併欲望。倘若那位睿智而極為虔誠的政治家當時向我公開宣布的行動沒有因為軟弱無能、笨拙遲鈍而毀於一旦，這對於我們歐洲將是一大幸事。 第二天我繼續旅行，越過了瑞士邊境。現在要我具體回憶，當時從一個嚴密封鎖的、已經餓得半死不活的交戰國過境到一個中立國，究竟意味著什麼，這確實非常困難。從一個車站到另一個車站，只不過是幾分鐘時間，但是在第一秒鐘，人們就有這樣一種感覺，仿佛是從一個空氣渾濁、嚴加封閉的房間突然走進一片白雪覆蓋、空氣清冽的平原，似乎有股陶醉的感覺從頭腦經過所有的神經傳向四肢百骸。即使多年之後，當我從奧地利前來，駛過這個火車站時（它的站名我平素永遠也記不住），我又像閃電般迅速重複經歷這種突然間鬆了口氣的感覺。大家跳下列車，在自助餐桌上已經放滿了食品，在等待著大家取用。大家幾乎忘記從前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生活必須的食品，有金色的汁水飽滿的橘子、香蕉，巧克力和火腿也公然陳列在那裡。這些東西在我們那裡只有通過後門偷偷地弄到，還有麵包和豬肉，不用麵包票，也不用肉票——這些旅客的確都像飢腸轆轆的動物，撲向這些便宜的美食。有一家電報局，一家郵局，從這裡可以不經審查，把信和電報寄向全世界的四面八方。法文、義大利文、英文的報紙擱在那裡，可以隨便購買、打開、閱讀，而不致受到懲罰。一切嚴禁的事情，往前走五分鐘，就都是允許的，而在那邊允許的事情也都遭到嚴禁。歐洲戰爭的一切荒誕不經，通過這兩個世界這樣並排地展現在這同一個空間，使我非常具體地看得一清二楚；對面那座小小的邊境小城，它的招牌，單憑肉眼就能讀得出來。從城裡的每幢小屋、每間茅舍把男人都抓了出來，運送到烏克蘭或者阿爾巴尼亞去，讓他們在那裡殺人或者被人所殺——離開那座小城五分鐘的距離，在這裡，同年齡的男子們安安逸逸地和他們的妻子坐在門上爬滿常春藤的屋門前，抽著菸斗：我不由自主地問我自己，是不是這條小小的邊界河流里，右側遊動的是交戰的魚，左側遊動的則是中立的魚。在我跨過邊界的這一秒鐘，我的腦子想法就不一樣，更自由，更激動，更不低三下四。我在第二天馬上檢驗一下，不僅我的精神狀況，便是我的身體機能在交戰的世界裡也大大削弱。我應邀到親戚家做客，飯後渾然不覺地喝了一杯黑咖啡，吸了一支哈瓦那雪茄，突然感到有點頭暈，心臟狂跳。我的身體，我的神經在好幾個月一直服用代用品之後，已經接受不了真正的咖啡和真正的菸草。人的身體在經受了戰爭的不自然狀況之後，又得轉變過來適應和平的自然狀況。 這種陶醉，這種愜意的暈眩也使人的精神為之一振。每棵樹我覺得都更加美麗，每座山都更加無拘無束，每一片風景都更加賞心悅目。因為在交戰國內，草原的寧靜，在人們陰翳密布的眼睛看來，就像是大自然無羈放肆，冷漠而無動於衷，黃昏日落時的紫色雲霞，使人想起染遍沙場的鮮血；而在這裡和平安謐的自然狀況之中，大自然的冷靜孤僻又變得極其自然。我愛瑞士，以前從來也沒有像現在這樣地愛它。我總是非常樂於到這個幅員雖小，卻妙不可言、花樣繁多、奇事層出的國度。我從來也沒有像現在這樣深刻地體會它生存的意義。各民族共存於同一個空間，而不抱任何敵意，這就是瑞士的思想。這種極富睿智的生活準則，通過互相尊重和真誠經歷過的民主，把語言上和人民間的區別提升為兄弟情誼——這對於我們整個迷惘混亂的歐洲，將是一個什麼樣的榜樣啊！一切受迫害者的避難所，幾百年來，是和平和自由的家園，總是殷勤好客地接納每一種思想，讓它忠實地保留其特殊的特點——事實證明，這樣一個獨一無二的超民族國家的存在，對於我們這個世界是何等重要！我覺得這個國家有權利獲得美景，得到財富。不，在這裡人們不感到陌生；一個自由自在、獨立無羈的人在這悲劇性的世界時刻，在這裡比在他自己的祖國更有返回家園的感覺。我心潮澎湃，夜裡在蘇黎世一連幾個小時在大街上、在湖岸邊漫步。燈光照耀下，一片和平景象，在這裡人們還享有人生的優美閒暇，從容不迫。我指的是，還感覺到窗戶後面，婦女並沒有躺在床上徹夜不眠思念她們的兒子。我沒有看見傷員，沒有看見缺臂少腿的傷殘軍人，沒有看見明天或者後天就要被列車帶走的年輕士兵——人們在這裡感到有權利生存。而在交戰國里，如果還沒有成為傷殘士兵，就會感到羞愧，幾乎感到有罪。 但是我迫切需要得到的並不是和人家討論我劇本演出的事宜，也不是急著和瑞士朋友、和外國朋友見面。我特別想要見到羅曼·羅蘭。我知道，此人可以使我更加堅定，頭腦更加清楚，更有活動的能量。我要感謝他，在我心靈感到無比痛苦極端孤獨的日子裡，他的鼓勵和他的友誼給我的一切。我首先要去看他。我立即前往日內瓦，於是我們這兩個「敵人」便處於相當複雜的處境裡。不言而喻，交戰國家的政府並不樂於看見他們國家的成員在中立國的國土上和敵對民族的成員進行個人交往。但是另一方面也沒有法律明文禁止。並沒有一條法律條文規定這樣的交往應該受到懲罰。只有在商業方面「和敵人進行交易」是嚴厲禁止和等於叛國的。為了不致稍有不慎而觸犯禁令，我們這些朋友甚至原則上避免互相遞上香菸。因為毫無疑問，我們都不斷受到無數密探的監視。為了避免讓人懷疑我們心裡害怕或者心裡有鬼，我們這些國際性的朋友便選擇了最簡單的方法：一切全都公開。我們不用隱蔽的地址或者留局待領的方式通信，我們也不在夜裡悄悄地秘密聚會，而是一同在街上溜達，或者公開坐在咖啡館裡。所以我一到日內瓦立即在飯店樓下的門房那裡通報我的真實姓名，我要和羅曼·羅蘭先生談話，正因為這樣對德法兩國的通訊社更好，他們若想報導我是誰，我想拜訪誰；對於我們而言，只有一點是不言而喻的，兩位老朋友不會因為他們兩人碰巧屬於兩個不同的民族，而這兩個民族恰好正在打仗，因此必須互相迴避。我們覺得沒有義務跟著去干一件荒唐的事情，就因為整個世界全都舉止荒唐。 我終於站在羅曼·羅蘭的房間裡——我覺得這房間就像在巴黎的那間房子一樣。和當年一樣，桌子和椅子都放在書堆里，書桌上堆滿了雜誌、信件和紙張，這同樣是個簡樸的、用來辦公的僧舍，可是和全世界緊密相連。不論他在哪裡，在他身邊，憑他的本性就築就了這樣一個僧舍。我一時說不出問候的話語，我們只是彼此向對方伸出手去——這是我幾年來又能握到的第一隻法國人的手；羅曼·羅蘭是三年來和我交談的第一個法國人——但是我們兩人在這三年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親近。我用這外語和他交談，比用母語和任何一個我本國的人都談得更加知己，更加坦率。我心裡完全有數，我面前站著的這個朋友對我而言，是在我們這個重要的世界時刻最重要的一個人，是歐洲的道德良心在和我說話。這時我才能看到，他為各國人民互相了解曾經做過的和正在做的一切了不起的工作。他夜以繼日地工作，總是單槍匹馬，沒有外援，沒有秘書。他關注各個國家發表的一切聲明，和無數人通信，他們在良心問題上需要他的忠告。他每天寫許多頁日記，他和所有這個時代的人不同，感到自己有責任親身經歷這一歷史時期。他感到需要為後世作出交代。（那不計其數的手寫的日記本如今在哪裡？這些日記日後將向我們完整地說明那第一次世界大戰所有的道德上和思想上的矛盾。）與此同時，羅曼·羅蘭發表文章，每一篇在當時都引起了國際上的激動，還創作長篇小說《克萊朗波爾》——這是他的投入，不歇息，不停頓，充滿犧牲精神的全身心的投入，為了他承擔的巨大的責任，在人類發瘋發狂的時候，能在人性上公平正直，行動上每個細節都成為楷模。每封來信他都回復，每一本關於時代問題的小冊子他都閱讀；這位作家身體虛弱，嬌氣，恰好在當時健康很受損害，只能輕聲說話，時刻都在和輕微的咳嗽搏鬥，每次到走廊里去都得戴上一條圍巾，走路快了，就得停下來稍事休息。這樣一個人，在當時投入的精力和向他提出的要求相比，簡直擴展到難以想像的地步。什麼都無法撼動他，無論是攻擊還是奸計。他勇敢無畏，目光清晰地注視著世界的混亂。我在這裡看到另一種英雄主義，看到精神上、道德上的英雄主義，像紀念碑似的放在一個活生生的人身上，——即使在我論羅曼·羅蘭[6]的書里，我對他的描寫也許還不夠（在描寫健在的人士時，總怕對他讚譽過分）。我在這間斗室里見到他，從這間房間那些視而不見的鼓舞人心的射線，射向世界上各個地方，我當時深受震撼，——如果我可以這麼說的話——得到「淨化」，我在幾天之後，血液里還有所感覺，我知道：這是當時羅曼·羅蘭創造的使人振奮、滋補強身的力量。只有他獨自一人，或者幾乎是獨自一人在和千百萬人無謂的仇恨作鬥爭。這種力量屬於那些無法丈量、無法計算的不可估量的事物之列。只有我們，那個時代的證人才知道，他的存在，他那堪稱榜樣的巋然不動，在當時意味著什麼。通過他，那陷入狂怒之中的歐洲才得以保持住它道德的良心。 他在那天下午及以後幾天和我進行的多次談話之中，常有一種微弱的悲哀觸動我。這種悲哀包含在他說的話里，就像我和里爾克談到戰爭時所發現的同樣的悲哀。羅蘭對於政治家們和為了自己民族的虛榮心造成外國人大量犧牲還嫌不夠的那些人充滿了憤怒。但是與此同時，他總對那些受苦受難喪失性命的人抱有同情。這些人是在為一種自己並不理解的意義去受難赴死，而這種意義實際上只是荒唐愚蠢。他把列寧[7]給他的一份電報給我看。列寧在乘坐那一節臭名昭著的密封列車離開瑞士時，請他一同前往俄國，因為列寧知道得很清楚，羅曼·羅蘭道德上的權威對他的事業將會多麼重要。但是羅蘭下定決心，絕不依附任何集團，而只是獨立無羈地以他自己個人為他獻身的事業服務，那就是人類共同的事業。他從不要求任何人屈從他的思想，他也拒絕依附於任何組織。誰若愛他，就得自己無拘無束，他不想樹立別的榜樣，只想樹立這樣一個榜樣，那就是，如何自由自在，忠於自己的信念，甚至反抗整個世界。 在日內瓦，我在第一天晚上就遇到了一些法國朋友和其他外國朋友。他們都圍繞在《葉子》（Feuille）和《明天》（Demain）這兩份報紙旗下。皮埃爾·讓·儒弗[8]、勒內·阿克羅斯和弗朗斯·麥綏萊勒[9]，我們很快就激情迸發，變成了真摯的朋友，平素只有青少年才能結成這樣的友誼。但是，我們本能地感到正在開始一種嶄新的生活。我們舊日的關係，大多由於以往的夥伴受到愛國主義的蒙蔽，都不復存在。我們需要新的朋友。既然我們站在同樣的戰線上，在同樣的精神戰壕里反擊同樣的敵人，我們之間便本能地建立一種激烈的同志情誼；二十四小時後，我們彼此之間已經如此熟悉，就仿佛我們已經相識多年，就像每條戰線上通行的那樣，我們已經互相使用兄弟般的「你」。我們大家都感覺到——「We few， we happy few， we band of brothers. 」（英文：我們少數幾個，我們快活的少數幾個人，我們是一幫兄弟。）——由於個人都是危險分子，也感覺到我們的聚會是絕無僅有、異常大膽的事情；我們知道，離開我們五小時的路程，每一個德國人都在窺伺著法國人，每一個法國人都在窺伺著德國人，打算用刺刀襲擊或者用手榴彈把他炸爛，從而獲得一枚勳章，交戰國這邊和那邊的幾百萬人唯一夢寐以求的就是互相消滅，從地球上消滅個乾乾淨淨。各報講起「敵人」，都嘴巴白沫亂噴。而我們，這千百萬人中絕無僅有的一小撮人，不僅能夠心平氣和地同坐在一張桌子旁邊，還能夠極為真誠，甚至有意識地懷著濃烈的兄弟情誼坐在一起。我們知道，我們這樣和一切官方公開言論和奉命而寫的文章形成什麼樣的對照。我們知道，我們在我們那些祖國面前這樣忠實地顯示我們的友誼，必然會使我們遭到危險；但是正因為這點風險使我們的大膽行為幾乎提高到極度加強的程度。我們是要冒險，我們享受這種冒險的強烈快樂，因為風險才賦予我們抗議真正的分量。所以我甚至和皮埃爾·讓·儒弗一同在蘇黎世舉辦講座（這在這次戰爭中可是獨一無二的事情）——他用法文朗讀他的詩歌，我用德文朗讀我的《耶利米》中的段落。但是正因為這樣公開攤牌，我們表示，我們在這場大膽的賭博中態度是老老實實的。在我們的領事館和公使館裡人們對此是怎麼想的，我們都無所謂，即使我們這樣一來也許會像科爾特斯[10]一樣破釜沉舟，在我們身後把回家的船隻全都燒毀。因為我們在心靈深處確認，「叛徒賣國賊」並不是我們，而是把詩人人性的使命出賣給了偶然時刻的那些人。這些年輕的法國人和比利時人活得多麼富有英雄氣概！譬如弗朗斯·麥綏萊勒，他用自己的木刻反擊戰爭的暴行，在我們眼前刻出了戰爭的亘古長存的繪畫的紀念碑，這些令人難忘的黑白畫頁，其強勁和憤怒，絕不亞於戈雅的《戰爭的災難》。這位剛強堅毅的男子不知疲倦地夜以繼日地在那默不作聲的木頭上面，刻出新的人物和場景，他那狹小的房間和廚房已經堆滿了這些木塊，但是每天早上《葉子》報還登出他另一批圖像的控告。這些控告並不針對某一個特定的民族，它們全都針對同一個敵人，我們共同的敵人：戰爭。我們多麼夢想能從飛機上把這些木刻當作傳單，把每一個人，哪怕是最卑微的人，不需要文字，不需要語言都能懂得的憤怒而又可怕的譴責扔到各個城市裡，扔到各個部隊里去，而不是扔的炸彈；我堅信，這些木刻將會提前戰勝這場戰爭。可惜這些木刻只發表在《葉子》這份小報上，都傳送不到日內瓦以外的地方去。我們所說的話，所做的嘗試，都只局限於瑞士狹小的圈子裡，要到為時已晚的時候，才發生作用。在暗地裡，我們並沒有估計錯誤，對於各國參謀總部和政治部門的龐大機器，我們全然無力。他們之所以沒有迫害我們，也許是因為我們對於他們而言，並不會有什麼危險。我們的話語被窒息，我們的影響遭阻礙。但是正因為我們知道，我們人數是多麼稀少，我們是多麼孤立無援，所以我們緊密團結起來，胸靠著胸，心貼著心。即使在我更成熟的年齡，我也永遠沒有像在日內瓦的那些時刻，感到過那麼熱情如熾的友誼，這種聯繫經受了日後一切時代的考驗。 從心理學和歷史的（不是從藝術的）角度看，這一些人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人物是亨利·基爾波。我在他身上比在任何人身上都更加堅信不疑地發現，歷史的顛撲不破的法則得到證實：在突發巨大變故的時代，特別是在戰爭或者革命期間，勇氣和大膽妄為在一個短時間內，往往比內在的意義更起作用：一時爆發的匹夫之勇，可能比堅毅果決的性格更起決定性作用。每當時代迅速向前發展，發展速度急切匆忙，善於毫不遲疑地投身到時代的浪潮之中的人們便能占儘先機，有多少曇花一現的人物，在當時應運而生。貝拉·孔[11]，庫爾特·艾斯納爾[12]，他們被抬上一個位置，而他們實際上並不能夠勝任！基爾波，一個身體瘦弱、一頭金髮的小個子，長了一雙目光犀利不停轉動的灰色眼睛，說起話來滔滔不絕，其實並非天才，儘管他差不多在十年前就把我的詩歌譯成法文，我必須老老實實地承認，他的文學才能並不出色。他的語言表達能力並未超出中等水平，他的教養無論哪方面都缺乏深度。他所有的力量都在論戰之中，他出於性格中一種不幸的秉性，屬於那種總要「唱反調」的人們之列，根本不論反對什麼。他作為一個淘氣男孩能瞎打一氣，去頂撞一些比他更強勁有力的東西，他就覺得自在。儘管他歸根結底是個脾氣很好的小伙子，可是戰前他在巴黎就不斷地和文學上的各個流派和各種人論戰不休，然後就在一些激進黨派中轉來轉去，覺得哪個黨派都不夠激進。如今在戰爭中，他突然作為一名反軍國主義者找到了一個巨大無朋的敵人：世界大戰。大多數人都謹小慎微，膽小怕事，另一方面，碰上他膽大包天，魯莽放肆，投身到戰鬥中去，這就使他在驚動世界的瞬間變得非常重要，甚至不可或缺。使別人害怕的東西，恰恰吸引他：危險。別人好多事都不敢做，而他卻有那麼多事都敢做。這就使這位其實無足輕重的文人突然形象高大，遠遠把他的政論和戰鬥的能力提升到實際的水平之上，——這一現象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吉倫特黨人中那些渺小的律師和法學家身上可以看到。在別人保持沉默，我們自己又猶豫不決，一有機會就再三思考該做什麼不做什麼之時，他可是毅然決然地打了出去。基爾波創辦並且主編了《明天》這份第一次大戰期間唯一的一份思想上重要的反戰雜誌，這將是他永恆的功績。這是一份文獻資料，每一個真正想要理解那個時代思想潮流的人，都得參考這份文獻。他給予了我們當時需要的：在戰爭期間、國際間、超民族之間進行討論的一個中心。有羅曼·羅蘭在背後支持他，就決定了這份雜誌的意義，因為多虧羅蘭道德上的權威和他廣泛的聯繫，他可以給基爾波提供來自歐洲、美國和印度的極有價值的工作人員。另一方面，還有當時從俄國流亡在外的革命家列寧、托洛茨基[13]和盧那察爾斯基[14]，又對基爾波的激進態度表示信任，經常為《明天》撰稿。於是在世界上有十二個月或者二十個月，沒有一份比《明天》更有趣更獨立的雜誌。倘若這份雜誌能一直辦到大戰以後，那它也許會對輿論發生舉足輕重的影響。與此同時，基爾波又在瑞士領導了法國一些激進小組的代表機構，這些小組被克里列孟梭的強硬手段封住了嘴巴。在大名鼎鼎的基因塔爾[15]和齊默爾瓦爾特[16]兩次大會上，剩下來高舉國際大旗的社會主義者和那些變成愛國主義者的社會主義者們分道揚鑣。基爾波在這兩次會上都扮演了一個歷史性的角色。戰爭期間在巴黎的政治界和軍事界裡沒有一個法國人，甚至連薩杜爾上尉[17]在內，像這個金髮的小個子男人這樣被人害怕，遭人憎恨。薩杜爾上尉在俄國投到布爾什維克一邊，法國諜報機關終於成功地找到基爾波的把柄，在伯爾尼的一家飯店裡，在一個德國間諜的房間裡偷出來一些吸墨水紙和抄寫件，這些東西只能證明，德國有些機構訂閱了幾份《明天》雜誌，——這其實只是一個無辜的事實，因為這幾份雜誌很可能只是按照德國人辦事完全徹底的作風，是應不同的圖書館和政府部門的要求訂購的。但是在巴黎，只要有個藉口就足以把基爾波說成是一個被德國收買的鼓動家，對他起訴，他被缺席判處死刑，——這完全是場冤案。事實證明這個判決於十年後在一次平反昭雪的過程中被否定。但在當時，他不久就因為性格暴烈，死不妥協，和瑞士官方發生矛盾，於是被捕，遭到關押，漸漸地使羅蘭和我們大家的處境也很危險。只有列寧對他懷有個人的好感，也因他在最困難的時候曾經出手相助，對他懷有感激之情。列寧大筆一揮，使基爾波變成一個俄國公民，讓他乘坐第二輛密封列車前往莫斯科，這才使他得救。其實這時他應該好好地發揮他的獨創性才對，因為在莫斯科他擁有一位真正革命者的一切功勞，他坐過牢，被判處過死刑，他第二次擁有發揮作用的一切可能，就像在日內瓦他有羅蘭幫助，在莫斯科他憑藉列寧對他的信任，在俄國的建設中完全可以作出積極的貢獻；另一方面，沒有一個人像他這樣，通過他在戰爭中的勇敢態度，如此出類拔萃，在法國戰後的議會和公眾生活中也可以扮演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因為所有的激進小組都視他為真正的實幹的勇士，天生的領袖。但是實際上事實證明，基爾波絕對不是一個領袖人才，而只是像許多戰爭詩人和革命政治家一樣，僅僅是曇花一現的時代產物，突然青雲直上之後又全都跌落塵埃。基爾波在俄國和當年在巴黎一樣，作為一個無可救藥的論戰行家，浪費他的天才去和別人爭執不休，爭吵不停，漸漸地和那些尊重他勇氣的人都搞壞了關係。首先和列寧，接著和巴比塞，和羅蘭，最後和我們大家全都鬧僵。在他落魄的時候，就和他起步的時候一樣，寫些無關緊要的小冊子，進行一些毫無意義的爭論；在他獲得赦免之後不久，他就在巴黎的一個小角落裡鬱鬱而終，無人關注。在戰爭中最大膽最勇敢的反戰戰士，倘若能好好利用時代賦予他的優越條件，順風前進，必定能成為我們時代的偉大人物之一。如今已完全為人遺忘。我也許是最後想起他的人當中的一個，還懷著感激之心想起他在《明天》雜誌中所進行的戰鬥業績。 幾天後，我從日內瓦回到蘇黎世，為了我劇本的排練，開始進行一些討論。我一向喜歡這座地勢優美的城市，它坐落在湖泊之畔，山巒之陰，也因為這座城市高雅，略微有些保守的文化。由於瑞士和平寧謐，處於交戰各國之間，蘇黎世便走出它的寧靜，一夜之間變成了歐洲最重要的城市，一切思想運動的匯集點，當然也是各種可以想像得出的生意人、投機商、密探、宣傳家的交匯處。這些人對這座城市突然如此鍾愛，很有理由受到本地居民懷疑目光的審視……在各個飯店裡，咖啡館裡，電車裡，聽到各式各樣的語言，到處都能碰到熟人，你喜歡的和不喜歡的熟人；不管你願不願意，都會像衝起一股急流似的熱烈討論起來。因為所有這些被命運沖刷到這裡來的人，他們的生存都和戰爭的結局緊密相聯，他們當中一部分人是受自己政府的委派，另一部分人則是受到迫害和唾棄，但每個人都和自己的生活脫離開來，被投入命運偶然的安排之中。既然大家都無家可歸，便不斷尋找同伴們的親切交往。正因為他們沒有權力影響軍事和政治事件，他們夜以繼日地討論個不停，仿佛患了一種精神的熱病，既使人有所啟發，同時也使人疲憊不堪。在家鄉經年累月地嘴上貼著封條，現在實在難以擺脫滔滔不絕地說個沒完的樂趣。大家第一次又可以不受監督地思考和寫作，都迫切地想寫，想發表；每個人都發揮才情到極致，便是資質中等的人物——就像我在基爾波身上所描述的那樣——也變得比以前更有才華，日後也沒達到這樣的水平。各式各樣，操各種語言的作家和政治家們也都聚在一起；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阿爾弗雷德·赫爾曼·弗里德[18]在這裡發表他的《和平眺望台》，弗里茨·封·翁魯[19]先前是普魯士軍官，向我們朗讀他的劇本，萊翁哈爾特·弗朗克[20]寫出了他那激動人心的作品《人皆善良》，安德累阿斯·拉茲阿[21]的作品《戰時的人們》引起了轟動，弗朗茨·維爾弗前來發表一次講演。在我下榻的古老「寶劍飯店」里，我遇到來自各個國家的人們。卡薩諾瓦[22]和歌德當年也都曾在這裡下榻過。我看見一些日後在革命中出現的俄國人，他們真正的名字叫什麼，我永遠不得而知。我還看見義大利人，天主教的神父，絕不妥協的社會主義者和一些絕不妥協的德國戰爭黨的死硬分子。在瑞士人方面，極為出色的牧師萊翁哈爾特·拉戛茨[23]和詩人羅伯特·費埃西[24]站在我們這邊。在一家法文書店裡，我遇到了我的譯者保爾·莫里斯[25]，在音樂廳里遇到了指揮家奧斯卡·弗里特[26]——所有的人都在這裡，所有的人都從旁走過。我們聽見各種意見，最荒誕不經的和最合情合理的意見。我們為之生氣，為之興奮。刊物紛紛創辦，論戰持續進行，矛盾互相交鋒，或者逐漸升級。小組組織起來，或者逐個解體。在這個如此集中、又如此熱氣騰騰的論壇上，我再也沒有比在蘇黎世度過的這幾天或者不如說這幾夜看見過這樣色彩繽紛、激情如熾的意見交鋒，人員交匯（因為大家一直討論到美景咖啡館或者莪黛翁咖啡館熄燈之後，還往往跑到這個或那個的寓所里去）。在這個中了魔法的世界裡，誰也顧不上去看風景，去觀賞山嶽湖泊及溫馨的和平景象；大家都生活在報紙、消息和謠言裡，生活在發表意見和爭論不休之中。說也奇怪，我們在這裡，甚至比身在交戰中的故鄉精神上經歷這場戰爭更加深切。因為問題似乎變得客觀起來，完全擺脫了或勝或敗的民族利益。我們不再在政治立場上觀察這場戰爭，而是站在歐洲立場上，把它看成一個殘忍暴力的事件，不僅要改變地圖上的若干疆界，還要改變我們世界的形式和未來。 我似乎預感到未來自己的命運，在這些人當中對我觸動最深的乃是那些沒有故鄉或者更糟的是，沒有一個祖國，卻有兩三個祖國的人。他們內心深處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屬於哪個國家。在莪黛翁咖啡館，有一個蓄了一小撮褐色小鬍子的年輕人，往往獨自一人坐在一個角落裡。在他目光犀利的黑眼睛前面，戴著一副鏡片厚得驚人的眼鏡：有人告訴我，他是一個才氣橫溢的英國詩人。幾天之後，我就認識了詹姆斯·喬伊斯[27]，他態度生硬地拒絕承認和英國有任何瓜葛。他說他是愛爾蘭人，他雖然用英文寫作，但是他思索起來不用英文，也不願用英文思索——「我想要」，他當時對我說，「用一種凌駕於一切語言之上的語言，一種所有的語言都為之效勞的語言，我用英文不能完全表達我的思想，而不囿於一個傳統之中」，這句話我不太明白，因為我不知道，他當時已經在寫作他的《尤利西斯》，他只把他的著作《一位青年藝術家的肖像》借給我看，這是他擁有的孤本；還借給我看他的一出小劇《流亡者》，我當時甚至打算翻譯這部作品，對他進行幫助。等我越了解他、他那神乎其神的語言知識，越使我驚訝。他那滾圓的、砸得結結實實的額頭，在電燈光照耀下像瓷器似的平滑發光。各種方言的詞彙都鐫刻在這個額頭後面，他以出神入化的方式擺弄這些詞彙。有一次他問我，在《一個藝術家的肖像》中有一句難解的句子，我會如何把它譯成德文。我們便一起設法用義大利語和法語來表達；每個字，他用每一種語言都有四五個相應的詞來表述，甚至採用方言。他了解這些詞的價值，它們的分量，直到最精微的細枝末節。某種憤懣的情緒他總沒法擺脫，但是我認為，恰好是這種神經過敏，這種力量，使他內心感情激烈，富有創造力。他對都柏林、對英國、對某些人所懷的怨恨，在他心裡變成一股強勁激烈的能量，的確要在他的作品中釋放出來。但是他似乎對自己的這種嚴酷頗為欣賞。我從來沒有看見他笑過或者情緒好過，他總像一股凝成一團的陰暗的力量。我要是在街上碰見他，兩片薄薄的嘴唇緊緊地抿在一起，總是疾步向前，仿佛他要向什麼特定的東西徑直走去，於是我對他性格中那種拒人於千里之外、那種內心的孤立隔絕的狀況，比我們兩人在交談時感覺得更加強烈。日後恰好是他寫出了最孤僻的作品，我絲毫也不驚訝。這部作品和一切事物都毫無關聯，就像是顆流星似的墜落在我們的時代之中。 另外一位像兩棲動物似的生存於兩個民族之間的人物乃是費魯齊阿·布索尼[28]，論出生和教育，他是個義大利人，按照他人生的抉擇，他是個德國人。從我青年時代起，在專業的演奏家當中，我最崇拜的莫過於他。當他全神貫注在鋼琴上，他的眼睛就蒙上一股奇妙的夢幻般的光彩，下面，他的手毫不費力地製造著音樂，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但是上面，他那美麗的靈光四射的腦袋微微向後靠去，側耳傾聽他製造的音樂，把音樂融入他自己的心靈中去。似乎有一種祥光仙氣降落到他身上，我有多少次在音樂廳里像著迷入魔似的看著他這張靈光四射的面孔，柔和的音響使人心靈顫動，可是又像銀子般純淨地滲入到我的血液中去。如今我又看見他了，他的頭髮呈灰白色，他的眼睛含有深切的悲哀。有一次他問我：「我到底屬於哪一國？中宵夢醒，我知道，我在夢中說了義大利文，等我寫作時，我是用德文思維。」他的學生散布在世界各地，「也許現在這一個正在向另一個開槍射擊」。他還不敢動筆寫作他真正的作品，他的歌劇《浮士德博士》，因為他感到心緒不寧。為了自我放鬆一下，他寫了一出小型的輕快的獨幕音樂劇。但是陰雲在戰爭期間從未從他頭上散去，我很少再聽見他那聲如洪鐘般的爽朗笑聲，我從前非常喜歡他的這種笑聲。有一次，我深夜在火車站飯店的大堂里遇見布索尼，他獨自一人已經喝了兩瓶葡萄酒。我從他身邊走過，他叫住我，指了指酒瓶：「別喝酒！但是有時候我們得自我麻醉，否則承受不了這沉重的負擔。音樂並非永遠能夠做到這點，而工作只有在美好的時刻才來做客。」 這種曖昧的處境對於阿爾薩斯人最為艱難，而在這些人當中，尤其難堪的是像勒內·希克勒這樣心向著法國、卻用德語寫作的人。這場戰爭打來打去實際上是為了他們的國家，鐮刀割穿了他們的心臟。大家想把他們拽向右邊，拽向左邊，強制他們表態歸依德國，或者歸依法國。可是他們憎惡這種「非此即彼」，他們辦不到。他們希望德國和法國和他們大家一樣都是兄弟，互相理解，而不是相互成仇。因此他們為了兩國承受著痛苦。 周圍還有一群一半有聯繫的、混合成姻的人們，他們不知所措。英國女人嫁給了德國軍官。奧地利的外交官，母親卻是法國人。有的家庭一個兒子在這邊效力，另一個卻在那一邊，父母親期待著這邊或那邊來信。在這裡的少數財產遭到充公，在那裡的職位丟掉了；所有這些家庭分裂的人們全都逃到瑞士來，為了逃避在舊日的和新近的故鄉同樣會遭到的懷疑，因為擔心使這批人或者那批人受到傷害。他們避免用任何一種語言講話，像陰影似地到處遊蕩。這些遭到破壞、殘缺不全的人生，一個人在歐洲越是生活得像歐洲人一樣，越會被砸爛歐洲的鐵拳所嚴厲懲罰。 這期間，《耶利米》上演的時間日益臨近，這次演出是一大成功。《法蘭克福匯報》告密似地向德國報導，美國公使和另外幾位協約國顯要人物參加了這次公演。這則報告並沒有使我過於不安，我們感覺到，戰爭已經進入了第三個年頭，氣勢已日益虛弱。戰爭主要由魯登道夫強迫繼續推進，反抗戰爭已不像在他輝煌燦爛的最初的罪惡時間那樣危險。1918年秋天必然會帶來徹底結束戰爭的決定，但是我不想再呆在蘇黎世消磨這等候的時間，因為我的目光已經漸漸變得更加清晰，更加警覺。我初到蘇黎世時熱情洋溢，以為在所有這些和平主義者和反軍國主義者當中可以找到真正志同道合的朋友，找到為歐洲各國互相理解而戰的真正堅定奮戰的戰士。不久我就發現在那些以逃亡者自居，擺出為英勇果敢的信念吃苦受罪的殉道者當中夾雜了一些形跡可疑的人物，他們為德國的情報機關服務，被人用金錢雇來探聽監視每一個人。每一個人根據個人的切身經歷不久就會肯定，安寧穩定的瑞士已被兩大陣營的大量密探進行的暗中活動弄得遍體鱗傷。室內的使女把字紙簍查了個底朝天，電話接線員、在你身邊慢慢地伺候你的飯店侍者都在為一個敵對國家效勞。甚至同一個人，往往在為兩邊效力。箱子被神秘莫測地打開，吸墨水紙被人拍照，信件在往返郵局途中消失；打扮時髦的女人在飯店大廳里挑逗似地向你微笑。我們從未聽說過的熱心得出奇的和平主義者突然找上門來，邀請你在某項聲明上簽名或者偽善地請你把可靠的朋友的地址相告。有個「社會主義者」給我一筆高得可疑的報酬，要我在拉紹德封[29] 為工人做個報告，而這些工人對此卻一無所知；你得時時刻刻小心謹慎。隔不多久，我發現真正可以看成絕對可靠的人數量是如此之少。既然我不想牽扯到政治中去，我對我交往的人們便一再限制。但是即使和那些可靠的人士在一起，那老是沒完沒了的討論毫無收穫，這些人又隨意加入激進的、自由派的、無政府主義者的、布爾什維克的和不問政治的小組，這一切也使我感到無聊、厭煩。我第一次學會正確地觀察職業革命家的永恆的典型，他感到只要處於反對派的地位，就能使他在原來無關緊要的位置向上提升，並且緊緊抓住教條主義絕不放鬆，因為他自己身上並無任何支撐點。呆在這樣一種亂七八糟胡言亂語之中，必然使自己思想混亂，培養毫無把握的共同觀點，使自己擁有道德穩定性的信念受到損害。於是我抽身退出。的確，這些在咖啡館裡密謀造反的陰謀家們，沒有一個敢於造反，所有這些即興表演的世界政治家們，在的確需要搞政治時，他們全都一竅不通。等到戰後恢復建設，要從事積極的活動，他們就停留在說三道四，連聲抱怨，一個勁地大唱反調，就像當年那些反戰詩人，只有極少數在戰後還成功地寫出過一本有分量的作品。是時代的熱病，寫出了他們的作品，進行討論，發表政論，就像每一個由於一時的形勢促成他們相聚，而不是由於一種共同經歷過的理念聚在一起的小組。這個由很有特色、極有天才的人組成的整個小組，等到他們共同反對的敵人——戰爭——一旦結束，這個小組也就四分五裂，消失得無影無蹤。 我選擇了一個合適的地方，呂施利孔的一家小旅館，離蘇黎世大約半小時的路程。從這裡的小山上可以俯瞰全湖，還能遠眺城裡顯得又小又遠的一些塔樓。在這裡我只需要見到我請來做客的真正的朋友。他們應邀前來，羅蘭和麥綏萊勒。我在這裡可以閉門寫作，充分利用時間。與此同時，時間正毫不留情地向前移動。美國參戰使得一切眼睛沒有弄瞎、耳朵沒有被故鄉的空話胡說弄聾的人都發現，德國戰敗已不可避免。當德國皇帝突然宣布他從今以後要「民主」治國，我們都知道，正在敲響什麼鐘聲。我坦率承認，我們奧地利人和德國人，儘管語言一致，心靈相通，都迫不及待地等著，不可避免的事情既然不可避免，那就應該趕快發生；那位曾經發誓賭咒要戰鬥到最後一個人陣亡、最後一匹馬死去的威廉皇帝，卻偷偷地逃過邊境，而那個讓幾百萬人為贏得他的「勝利和約」而犧牲性命的魯登道夫，卻戴著他的藍眼鏡，悄悄地溜到瑞典去了。這一天給我們帶來了極大的欣慰，因為我們相信——當時整個世界都和我們一起相信，這場戰爭結束，「世世代代不會再有戰爭」。那頭蹂躪我們這個世界的野獸被降伏了，或者甚至被斬殺了。我們相信威爾遜的那份極端了不起的綱領，這完全就是我們的綱領。在那些日子裡，我們看見東方俄羅斯的革命還和人道的、理想主義的思想慶賀新婚之夜，會有某種光芒射來。我知道，我們真是愚不可及，但是並不單單是我們如此愚蠢。誰若經歷過那個時代，應該回憶得起，所有城市大街小巷都歡聲雷動，像迎接救世主一樣歡迎威爾遜。敵對國家的士兵互相擁抱、親吻，在歐洲從來也沒有像在剛剛和平的開頭幾天那麼多信任，因為現在世界上終於有了空間可以締造那久已允諾要實現的正義和博愛的王國，現在便是締造我們夢寐以求的聯合歐洲的時候，不然就永無時機。地獄已經置於我們身後，經歷了地獄，還有什麼能嚇唬我們？另一個世界已在開始新生。既然我們年輕，我們就對自己說：那將是我們的世界，我們夢寐以求的世界，一個更加美好、更加人道的世界。 * * * [1] 埃利希·弗里德里希·魯登道夫（1865—1937），德國將軍和政治家。 [2] 亨利希·拉馬什（1853—1920），奧地利法學家，1918年任奧匈帝國最後一任總理，和平主義者。 [3] 伊格納茨·賽帕爾（1876—1932），奧地利天主教高級教士、神學家，兩度擔任總理。 [4] 帕爾瑪親王（1893—1970），出生波旁-帕爾瑪公爵家庭。 [5] 喬治·本雅明·克里列孟梭（1841—1929），法國政治家，曾任總理（1906—1909，1917—1920）。 [6] 論羅曼·羅蘭，指的是茨威格在戰後為羅曼·羅蘭寫的評論專著《羅曼·羅蘭》。 [7] 列寧（1870—1924），原名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列寧是他的筆名。他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締造者，布爾什維克黨的創始人。 [8] 皮埃爾·讓·儒弗（1887—1976），法國作家。 [9] 弗朗斯·麥綏萊勒（1889—1972），比利時雕刻家、畫家，以富有激情的木刻著稱。 [10] 埃爾南·科爾特斯（1485—1547），西班牙殖民者，阿茲特克帝國的征服者。 [11] 貝拉·孔（1886—1938），匈牙利共產黨人、政治家。 [12] 庫爾特·艾斯納爾（1867—1919），德國新聞記者，巴伐利亞州社會黨領導人。 [13] 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茨基（1879—1940），曾是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成員，後長期流亡國外。在墨西哥遇刺身亡。 [14] 阿納托利·盧那察爾斯基（1875—1933），十月革命後任蘇俄教育人民委員。 [15] 基因塔爾會議，1916年4月24日至30日，第二次齊默爾會議在基因塔爾舉行社會主義國際大會，此次會議分裂為以列寧為首的共產主義者和其對立面社會民主黨人。 [16] 齊默爾瓦爾特大會，即1915年9月5日至8日舉行的國際社會黨人第一次代表大會。列寧代表布爾什維克黨出席了此次會議。 [17] 薩杜爾上尉（1881—1956），法國社會黨黨員，1917年作為法國軍事使團成員被派往俄國，參加過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 [18] 阿爾弗雷德·赫爾曼·弗里德（1864—1921），奧地利著名新聞記者，1911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 [19] 弗里茨·封·翁魯（1885—1970），德國作家，表現主義詩人。 [20] 萊翁哈爾特·弗朗克（1882—1961），德國反法西斯進步作家。 [21] 安德累阿斯·拉茲阿（1876—1943），奧地利和平主義者，劇作家、小說家。 [22] 賈科莫·卡薩諾瓦（1725—1798），十八世紀極富傳奇色彩的義大利冒險家、作家。 [23] 萊翁哈爾特·拉戛茨（1868—1945），瑞士改革派神學家。 [24] 羅伯特·費埃西（1883—1972），瑞士作家、德語文學教授。 [25] 保爾·莫里斯（1866—1946），法國作家、翻譯家。 [26] 奧斯卡·弗里特（1871—1941），德國作曲家、指揮家。 [27] 詹姆斯·喬伊斯（1882—1941），愛爾蘭作家、詩人，現代文學派的奠基者之一。 [28] 費魯齊阿·布索尼（1866—1924），義大利作曲家、鋼琴家。 [29] 拉紹德封 ，瑞士城市，在法語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