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世界 · 10.為精神上的親密友誼而奮鬥

但是離群索居，隱遁獨處，無濟於事。四周的氣氛令人壓抑。正因為如此，我意識到，在敵人破口大罵、瘋狂攻擊之時，僅僅消極避世，不同流合污還遠遠不夠。話說到底，你是作家，你能說話，就有義務說出你的信念，只要這在書報檢查的時代能辦到就行。我便試著這樣去做。我寫了一篇文章，題為《致外國友人》。和別人那些大肆宣揚仇恨的文字截然相反，我直言不諱地表明我的態度，忠於我在外國的一切朋友。儘管現在不可能有所聯繫，只要一有機會，我就和他們一起共同建造一種歐洲文化。我把這篇文章寄給最優秀的一家德國報紙，使我深感意外的是，《柏林日報》毫不遲疑地就將這篇文章全文發表，未作任何刪改。只有這一句話——「無論輪到誰獲勝」——成為書報檢查的犧牲品，因為德國要在這次世界大戰中獲勝，即使對此抱有最微不足道的懷疑，在當時也都不能允許。但是就算刪除這點保留意見，這篇文章依然招來了超級愛國主義者憤怒已極的來信。他們不能理解，在這樣一種時刻，怎麼還有人會和這些卑鄙下流的敵人有共同之處。這些信件並不怎麼使我氣惱。我這一生從未打算說服別人相信我的信念。說出我的信念，而且是能夠明確表達我的信念，這就足矣。 兩周之後，我差點已把那篇文章忘得乾乾淨淨，突然收到一封信，貼著瑞士郵票，蓋上書報檢查官的戳子。我從那熟悉的字跡，認出這是羅曼·羅蘭的手筆。他想必讀過了我的那篇文章，因為他寫道：「不，我永遠不會離棄我的朋友。」我立刻就明白，這短短几行文字是想嘗試著確認一下，在戰爭期間是否可能和一位奧地利朋友建立聯繫。我立刻給他回信，從此我們開始經常通信。這種通信延續了二十五年以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它比第一次世界大戰更加殘暴——把各國之間的聯繫徹底切斷為止。 這封信是我一生中最偉大的幸運時刻之一：它像一隻白鴿從肆意咆哮、無情踐踏、瘋狂喧鬧的獸性灰燼中飄然飛起。我不再感到孤立無援，而是終於又和志同道合者結合起來。羅蘭強大優越的心靈力量，使我自己也變得更加強勁有力。因為我知道，越過邊界，羅蘭多麼奇妙地維護著他的人性。他找到了詩人們在這種時代個人能夠採取的唯一正確的道路：絕不參加破壞、謀殺，而是——依照瓦爾特·惠特曼的極了不起的榜樣，他在南北戰爭期間充當了衛生員——在救助和人性的事業中工作。羅蘭在瑞士生活，由於健康狀況欠佳，免服任何形式的兵役。戰爭爆發時，他在日內瓦，立刻就參加紅十字會的工作。在那些擁擠不堪的房間裡他沒日沒夜地在這項奇妙已極的工作中服務。我後來在《歐洲的良心》一文中向這項工作公開致謝。在戰爭最初幾個禮拜血腥殺戮般的那些戰役結束之後，親人之間一切聯繫全都中斷。在所有的國家，家人不知他們的兒子、兄弟、父親是否陣亡，還是只是失蹤或者被俘。他們也不知道，該找誰去打聽。因為從「敵人」那裡是無法指望會得到任何消息的。於是「紅十字會」就承擔起這一任務。在瀰漫著恐怖、充斥著殘忍的世上，至少讓人們免遭這樣陰森可怖的痛苦：不至於因為親愛的人兒命運未卜而備受煎熬。紅十字會從敵對國家中把被俘人員的通信帶回故鄉。這樣一個才籌辦了幾十年的組織，當然對於通信達到這樣的規模，信件竟達幾百萬封之多，沒有思想準備；志願協助人員的數量與日俱增，時時增加。因為苦苦等待每個小時，對於家人而言，直如永恆。1914年12月，每天像潮水般湧來的信件已達三萬封之多。最後在日內瓦面積狹小的市議會博物館裡，已經擠滿了一千二百人來處理和答覆每天的郵件。詩人當中最富人性的一位，不去自私自利地從事自己的寫作，而是和他們一起工作，此人就是羅曼·羅蘭。 但是羅曼·羅蘭也沒有忘記他另一項本分，藝術家的本分，直言不諱地說出他自己的信念。哪怕遭到他本國的阻撓，甚至激起整個交戰國家雙方的憤怒也在所不惜。早在1914年秋天，大多數作家懷著仇恨競相怒吼，彼此惡言相向，大聲狂罵，羅曼·羅蘭卻寫出了《超越混戰之上》那篇值得紀念的聲明。在這篇文章里，他批判了各民族之間的精神上的仇恨，要求藝術家即使在戰爭期間也要堅持正義和人道——這篇文章比那個時代的任何哪一篇文章都更加激起人們的爭論，一批人反對，另一批人贊同。 因為文字在當時還有力量，這一點有利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使之有別於第二次大戰：文學語言還沒有被有組織的謊言，還沒有被「宣傳」作踐致死。人們還諦聽寫出來的話語，還期待著它們。1939年時，詩人的任何表述，不論好壞都產生不了絲毫效果，直到今天，沒有一本書，一本小冊子，沒有一篇文章，一首詩能觸動大眾的內心，或者影響人們的思維，而在1914年，一首十四行長的詩歌，像利騷爾的那首《仇恨之歌》和那「九十三名德國知識分子」發表的愚不可及的宣言，另一方面，羅曼·羅蘭的那篇八頁長的文章《超越混戰之上》，巴比塞[1]的一部長篇小說《火線》都會成為一個文化事件。世界的道德良心，在當時還不像今天這樣疲弱無力，精血耗盡，對於每一句顯而易見的謊言都會猛烈作出反應，對於每一種破壞國際公法和人性的暴行，都會挾著存在幾百年的堅定信念的全部力量予以反擊。自從希特勒把謊言變成千真萬確的事情，把反人道的暴行提升為法律，像德國入侵中立國比利時這樣違反國際公法的暴行，在今天幾乎不曾受到嚴厲指責，若在當年，1914年時期，還會激動全世界，從一頭到另一頭。槍殺護士凱衛爾[2]的事件，「路西塔尼亞號」輪船[3]為魚雷擊沉事件，由於激起眾怒，招致全世界的道德譴責，對於德國而言，其後果災難深重，甚於打了一次敗仗。那時候，對於詩人，對於法國作家而言，還並非沒有指望發表自己的意見，耳朵和心靈還沒有被無線電一刻不停的胡說八道的聲浪所充斥；相反，一位大詩人本能地表態，比政治家們發表的一切官方講演產生的效果要大上一千倍。因為大家知道，政治家們考慮策略、政治，講話都得適應當時的需要，充其量也只不過說了一半真話。那一代人——日後大失所望的那一代人——還把詩人視為最佳公民，思想純正，本著對詩人的信任，他們也就表現出無限的、近乎宗教信仰的信念。軍事部門和官廳深知詩人的權威，就設法把一切擁有道德和精神威望的人們都羅致到他們煽動輿論的機構中去：這些人得解釋，得證明，得證實，得保證，所有的錯誤、所有的邪惡全都堆積在別人那邊，而所有的正義、所有的真理都歸於自己的民族。羅曼·羅蘭不吃他們這一套。他認為自己的任務不在於把那充滿仇恨、被一切煽動挑唆的手段弄得火氣沖天的氣氛再行升溫，而是相反，把這氣氛予以淨化。 誰若今天重讀這篇八頁長的文章《超越混戰之上》，大概已經無法理解它那強大無比的作用；如果頭腦冷靜，思維清晰地閱讀羅蘭在文中提出的一切要求，全是極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這些話是在一個群眾性精神瘋狂的時代說出的。這種瘋狂在今天已經無法複製。這篇文章發表時，法國的超級愛國主義者驚叫起來，仿佛他們不經意地把一塊熾熱燃燒的鐵塊握在手裡似的。一夜之間，羅蘭就遭到他最老的朋友們的摒棄，書商們不敢再把《約翰·克利斯朵夫》陳列在櫥窗里。需要用仇恨來激勵士氣的軍事當局已經考慮採取措施來對付羅蘭，一份份小冊子相繼發表，論據是：「戰爭期間表示人道，乃是傷害祖國。」但是狂呼亂叫每次都證明這一重擊正中要害。討論知識分子在戰爭中的態度已經無法阻止。這個問題不可避免地向每個人都提了出來。 我回憶這段往事時，最感遺憾的是，羅蘭那幾年給我的信，已無法得到。它們可能毀於這場新的洪水泛濫時期，或者中途丟失，這樣的想法壓在我的心頭，猶如一樁責任未盡。因為儘管我深愛他的作品，我還是認為，他那偉大的良心和他激情的理智曾經釋放出來的東西，日後將被人稱作最為美麗最富人性的成果。發自一個充滿同情的靈魂，挾著無奈的憤怒所具有的全部力量，向國境之外的一個朋友，也就是一個官方認定的「敵人」寫的信件和文章，也許會成為這個時代最激動人心的道德上的文獻。在這個時代，理解要求人們拿出極大的力量，忠於自己的信念。單單這一點，就要求人們擁有了不起的勇氣。從我們這友誼的通信，提煉出一個積極的建議：羅蘭動議，我們得設法把各國知識界最重要的人物邀請到瑞士去參加一次會議，達到共同一致、更有尊嚴的態度，也許甚至還能更進一步本著互相理解的精神，團結一致，向全世界共同發出呼籲。羅曼·羅蘭自己願意從瑞士出發，向法國和外國的知識界人士發出參加此會的邀請。我的任務則是從奧地利出發，探詢一下我國和德國的詩人和學者，只要他們還沒有自己作出公開表示仇恨的宣傳，敗壞自己的名聲。我立刻動手採取行動。當時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德國詩人乃是蓋哈特·豪普特曼。為了讓他便於表態，表示贊同或者反對，我不想親自出面直接找他，於是我寫信給我們共同的朋友瓦爾特·拉特瑙，請他私下裡詢問一下豪普特曼。拉特瑙表示拒絕，認為現在不是遵守精神上和平的時候，他有沒有告訴豪普特曼這件事，我一直都不知道。其實這樣一來，我的這一嘗試就已失敗。因為托馬斯·曼[4]當時已經站在另一個營壘里，在他剛寫的一篇關於弗里德里希大帝的文章里，採取的是德國的權利立場。里爾克，我知道他是站在我們這一邊，可是他照例不會參加任何公開的共同的行動。德默爾，從前的社會民主黨人，現在寫信時卻懷著幼稚的愛國主義的自豪感，簽上「德默爾中尉」字樣。關於霍夫曼斯塔爾和雅可普·瓦色曼，和他們的私人談話讓我明白，不能指望他們。所以在德國方面，沒有多大希望；而羅蘭在法國的進展也並不見得更妙。1914年、1915年還為時過早，戰爭對於後方的民眾而言還過於遙遠。我們是孤立的。 孤立，但並非完全孤立。通過我們的通信，我們還是有所收穫。我們看到第一批十幾個人，可以真誠地指望他們。他們在中立國或者交戰國，和我們想法相同；我們可以互相介紹這邊或者那邊出的書籍、文章、小冊子，某一個結晶點已經得到保證，新的因素會附著上去。由於時間的壓力日益沉重，附著上去的新的因素會越來越多，令人感到自己並非完全置身於真空之中。這種感覺鼓舞我，不斷撰文，為了通過答覆和作出反應，把那些和我們有同感的分散的隱蔽的人們顯露出來。我總算還有德國和奧地利的各家大報可供支配，這樣我就有一個重要的發生作用的圈子。我不用擔心官廳在原則上進行阻攔，因為我從不干預現實的政治。在自由主義精神的影響下，人們對於一切與文學有關的東西懷有的尊敬還非常強烈。我現在瀏覽一下我當年成功地偷運給最為廣泛的讀者大眾的那些文章，我不能不對奧地利軍事部門的官員所表現出來的寬宏大量表示尊敬。我竟然可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鬥正酣之際，對和平主義的創始人貝爾塔·封·蘇特納熱情洋溢地稱頌一番；她把戰爭斥為罪行中的罪行。我還在一份奧地利的報紙上，詳細報導巴比塞的長篇小說《火線》。當然我們要使用某些技巧，才能在一場戰爭期間把我們這些不合時宜的觀點介紹給廣大的讀者圈子。為了描寫戰爭的恐怖和後方民眾的冷漠，在奧地利當然有必要把一個「法國」步兵的苦難，在一篇介紹《火線》的文章里顯突出來，但是從奧地利前線傳來的幾百封信件讓我看到，我們的士兵多麼清晰地看出了他們自己的命運。要不，我們就選擇似乎是互相攻擊的手段，來說出我們堅定的信念。於是我的一位法國朋友便在《法蘭西信使報》上針對我的文章《致我在敵國的朋友們》，和我論戰。他假裝和我論戰，把我的這篇文章，連最後一個字都譯成法文印出來，便成功地把這篇文章偷運到了法國，每個人都可以在法國讀到此文（而這正是目的所在）。就用這種方法把閃光信號在兩國之間傳來傳去，這些信號僅僅是記憶片斷而已。後來有個小小的插曲向我表明，這些信號如何為指定的人群所理解。當義大利在1915年5月向它從前的盟友奧地利宣戰，我們這邊立刻有股仇恨的浪潮騰空而起。義大利的一切都遭到痛罵。恰好義大利復國[5]時期一位年輕的、名叫卡爾·波哀里阿的義大利人的回憶錄在這時碰巧出版。他在回憶錄中描寫了他對歌德的訪問。我刻意寫了一篇文章《一位義大利人造訪歌德》，以便在切齒痛恨的怒吼狂叫聲中說明，義大利人和我們的文化歷來關係極為良好。因為這本書的引言是貝內德托·克羅齊[6]所寫，我便利用這一契機，寫了幾句話，獻給克羅齊，向他表示最崇高的敬意。這個時候在奧地利根本不允許對敵對國家的任何詩人或者學者表示讚許，而我卻對一個義大利文人表示讚賞，這不言而喻意味著明確的示威，這一點也為國境之外的人們所理解。克羅齊當時在義大利當部長[7]，後來有一次對我說，部里有個職員，自己看不懂德文，慌慌張張地告訴他，在敵方的主要報紙上有文章攻擊他（這個職員心想敵人提到克羅齊，勢必帶有敵意）。克羅齊讓他把《新自由報》找來，起先頗為驚訝，繼而覺得非常逗樂，報上非但沒攻擊他，反而向他表示敬意。 我絲毫也沒過分誇大這些孤立的小插曲的意思，這些事情對於事件的進程，不言而喻沒有起到一點點作用。但是它們幫助了我們自己和有些無名的讀者。它們緩解了二十世紀一個有真正人性感知的人所處的陰森可怕的孤立狀態，心靈的絕望境地——二十五年之後，人們在今天面對超強的力量，又處於同樣的無力無奈的境地，我擔心的，還更甚於此。我早在當時就充分意識到，我用這種小小的抗議和微不足道的計謀，並不能擺脫壓在我身上的真正重負。慢慢地，在我心裡醞釀出創作一部作品的計劃，在這部作品裡我不僅想說出我個別的看法，還能顯示我對時代和民眾、對災難和戰爭的整體態度。 要想在一部文學作品裡表現戰爭，其實我還缺少最重要的一點：我並沒有親眼看見過戰爭。我現在差不多有一年之久像拋錨似的枯坐在這間辦公室里，而在看不見的遠方，戰爭的「真正的」、確實的、可怕的行徑正在進行。我有若干次親上前線的機會，幾家大報三番兩次請我擔任它們的駐軍通訊員。但是無論用什麼方式描寫戰爭，都只能本著積極的愛國主義的精神，來進行描述。而我曾經發誓，——這一誓言，我在1940年也依然信守，——絕不去寫一句話來肯定戰爭，或者貶低另外一個民族。這時突然出現一個機會，1915年春，奧地利和德國聯軍在塔爾諾夫（Tarnow）發動大規模的進攻，突破了俄軍陣線，在一次全力衝鋒之後征服了加利西亞（Galizien）和波蘭。戰爭檔案館要為它的圖書館收集在奧地利占領區所有的俄國宣言和公告的原文，趁它們還沒撕下來或者以其它方法毀掉。碰巧上校知道我有收藏家的技巧，便問我是否願意去辦理此事。不言而喻，我立即抓住這一機會，於是他們就給了我一張到處通行無阻的通行證。我用不著依附於任何官廳或者任何上級軍官，可以乘坐任何軍事列車或者自由行動，無論我到哪兒去都行，於是引發了各式各樣稀奇古怪的突發事件：我其實並非軍官，只不過是一個徒有虛名的上士。我身穿一身軍裝，並沒有特別的徽章。我拿出我那神秘莫測的文件，就引起人們特別的敬意。因為前線的軍官和官員估計，我大概是一個喬裝打扮的參謀總部的軍官，要不然就是身負一樁神秘兮兮的使命。我也避免踏進軍官餐廳，只在飯店裡用餐投宿，這樣我也就贏得了一個好處，置身於龐大的軍事機關之外，可以沒有任何「嚮導」，想看什麼就看什麼。 我身負的使命，收集俄軍的文告，並未成為我的巨大負擔。每當我到達加利西亞的一座城市，來到塔爾諾夫，來到德洛霍比茨，來到倫貝爾格，火車站上總站著幾個猶太人，所謂的「小商販」，其職業是，你想要什麼，他們就給你去辦什麼。我只消給這些萬能商販當中的一個說，我想要俄國占領區的公告和布告，這個商販就像黃鼠狼似的一溜煙地跑了開去，通過神秘莫測的途徑，把這項任務轉告他手下的幾個小幫手。三小時後，我一步也沒邁，就把這些資料完整無缺地收齊了。由於這一堪稱模範的組織，我有很多時間去四下觀看。我看見了不少東西，我尤其看見了平民百姓的極端苦難的處境，看見他們所經歷的恐怖，猶如一片陰影籠罩在他們眼裡。我看見了猶太人聚居區的居民經受的意想不到的苦難。他們八個人、十二個人一間，住在底層或者地下的房間裡。我第一次看見了「敵人」。在塔爾諾夫我碰見了第一批運來的俄國被俘士兵，他們圈在很大的一塊四四方方的地面上，抽著煙，聊著天，由二三十個上了年紀、鬍子拉碴的蒂羅爾戰時後備軍的士兵們看守著。這些士兵也同樣衣衫襤褸，軍容不整，和那些戰俘不相上下，和我們在家裡從畫報上看到的那些英俊瀟灑、鬍子颳得乾乾淨淨、身穿光鮮軍裝的士兵大相徑庭。但是這些看守的士兵絲毫沒有凶相畢露，或者擺出嚴酷無情的神氣。戰俘們並未像一般情況下那樣想要逃走的樣子。奧地利的這些戰時後備軍的士兵也絲毫沒有嚴加看守的願望。他們和戰俘們像夥伴一樣地坐在一起，正因為他們語言不通，無法交流，因此雙方都感到特別有趣。他們互相交換紙菸，相視而笑。有個蒂羅爾後備軍的士兵從一隻很舊很髒的錢包里取出他妻子和他孩子的照片，給他的這些「敵人」觀賞，這些「敵人」挨個觀看這些照片，表示讚賞，伸出手指，問這個孩子是三歲還是四歲。我不由自主地感到，這些原始的純樸的人們，比我們的大學教授和詩人對戰爭的感受要正確得多，他們感到戰爭就是災難，如今大難落在他們頭上，他們對此毫無過錯，每一個陷入這場災難的人都是兄弟。這個認識給我欣慰，一路上始終陪伴著我，走過遭到炮擊的城市，遭到掠奪的店鋪，店裡的家具扔到馬路上，狼藉遍地，猶如斷肢殘臂，五臟六腑。作戰地區之間是耕作得很好的田地，這也使我萌生希望，幾年之後所有這些破壞又都會蕩然無存。當然我那時還難以衡量，人們對戰爭恐怖的回憶會迅速地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就像戰爭的痕跡會迅速地在地面上消失一樣。 最初幾天，我還沒有碰到戰爭真正的恐怖。戰爭真正的面貌，遠遠超過我最厲害的擔憂。幾乎沒有任何按時運行的客車。我有一次就乘坐敞篷的炮兵運炮的列車，坐在拖動大炮的雙輪車上，又有一次乘坐運牲口的列車，臭氣熏天，大家累得要死，就橫七豎八地躺下睡覺給運到屠宰場去，也都成了挨宰的牲口。但是最可怕的是傷兵車，有兩三次我不得不乘坐這種車子。唉，這些運送傷員的車子和戰爭初期畫報上登載的那些照得燈火通明、刷得雪白、洗滌得乾乾淨淨的救護列車真是千差萬別。在那種列車裡，大公爵夫人們和維也納上流社會高貴的太太們充當護士，讓人拍照，刊登出來。而我看到的是些普通的運送傷員的列車，沒有正式的窗戶，只有一個狹小的通風的天窗。車內全靠煙熏發黑的油燈照亮。我看了不禁毛骨悚然。一台台原始的擔架，挨在一起，全都躺滿了不斷呻吟、渾身冒汗、臉色灰白的傷員。他們在瀰漫著糞尿臭味和碘酒藥味的濃重空氣里痰喘著、呼吸著。衛生兵累得一塌糊塗，搖搖晃晃地來來回回，根本不是在走路。畫報照片上的那些白得耀眼的床單早已不見蹤影，躺在稻草上或者硬邦邦的擔架上的傷員，身上蓋的全是血跡斑斑的毛毯。在每一節這樣的車廂里總有兩三個死人，躺在這些身在彌留之中、不斷呻吟的傷員中間。我和醫生談話，他向我承認：他其實只是匈牙利一座小城市裡的牙科醫生，不動外科手術已經多年。他絕望透頂。他對我說，早在七站路以前，他就事先發出電報，要求提供嗎啡。但是所有的物資都已耗盡，到布達佩斯醫院還有二十小時，已經沒有藥棉，沒有乾淨的繃帶。大夫請我幫忙，因為他的助手們都已累得動彈不得。我設法幫忙，我笨手笨腳，至少每到一站，我都能跑出去幫忙拎幾桶水來。水髒兮兮的，並不乾淨，其實是給火車頭用的，現在卻成了清涼飲料，至少可以用來洗洗涮涮，把不停地滴到地板上的鮮血擦掉。另外，這些士兵來自各式各樣的民族，如今都扔進這口滾滾向前的棺材裡，語言混雜，就像當年修建巴比塔[8]時那樣，誰也聽不懂別人的語言。無論是醫生還是看護人員，誰也不懂奧地利境內的烏克蘭人的語言和克羅埃西亞語言；唯一能夠多少幫上點忙的是位一頭白髮的老神父，就像醫生因為沒有嗎啡而絕望一樣，這位老神父也深受震撼地抱怨，他沒法完成神聖的職責，給臨終的傷員施行塗油禮，因為他沒有油了。他整整一輩子給臨終的人行塗油禮的人數，還沒有這最近一個月的人數多。我聽他用憤怒的聲音說了一句話，我永遠也不會忘記：「我六十七歲了，見過的東西很多，但是我從來沒有想到人類有可能犯下這樣一種罪行。」 我乘坐著回家的那列傷兵車，在拂曉時分到達布達佩斯。我立刻走進一家飯店，首先想好好睡上一覺；我在那列火車裡唯一的座位乃是我的箱子。我一直睡到十一點左右，和睡覺之前一樣疲勞至極。我迅速穿上衣服去吃早餐。可是剛走幾步，我就不得不揉揉眼睛，我不斷地感到我是否在做夢。天氣晴朗，陽光明媚。 早上還是春天，中午已是盛夏。布達佩斯從來沒有這樣美妙宜人，無憂無慮。身穿白色衣裙的女人和軍官們手挽著手漫步街頭。我突然覺得這些軍官來自另外一個部隊，和我昨天、前天才看見的那些躺在傷兵車裡的軍人迥乎不同。我衣服上、嘴巴里、鼻子裡還殘留著昨天運送傷員的車上散發出來的碘仿的味道。我看見這些軍官在購買紫羅蘭花束，瀟灑殷勤地獻給女士們。無懈可擊的漂亮汽車載著鬍子颳得精光、衣著打扮無懈可擊的男士們滿大街地往來馳騁。而這一切距離前線不過八九小時快車的行程！可是我們有權利控告這些人嗎？難道他們活著，試圖樂享他們的人生，不是最自然不過的事情嗎？也許恰好是因為感覺到，一切都受到威脅，所以能夠抓到什麼就抓什麼，幾件好衣服啦，最後幾小時好時光啦！正因為大家看到，人是多麼脆弱，容易遭到破壞，一小顆鉛子，就能在千分之一秒的時間裡，把人的生命連同它的一切回憶、一切認識和狂喜極樂擊成齏粉。於是人們懂得，在這樣一個艷陽高照的上午，幾千人擠在波光粼粼的河畔觀看太陽，充分感受自我，自己的鮮血、自己的生命，也許還感到力量增強。起先使我大吃一驚的事情，我幾乎都已經釋然，不再生氣。可是不幸的是，那個殷勤的侍者給我送來一份維也納的報紙，我打開來看了一眼，這下子我才感到一陣噁心，火冒三丈。報上盡登著胡言亂語，侈談什麼不屈不撓的勝利意志，我們自己的軍隊損失甚微，敵人損失慘重。戰爭的謊言向我迎面撲來，赤裸裸的彌天大謊，恬不知恥！不，不是這些散步的男女，真正的罪人是那些用自己的語言驅使人們去打仗的傢伙。但是我們如果不用我們的語言來反駁他們，我們也有罪。 這下我才找到了我真正的動力：必須堅決反對戰爭！我心裡已有素材，只是我的本能還缺少最後的形象的確認，所以沒有動筆。我已認清了我需要抗擊的敵人——那就是虛假的英雄氣概，寧可先把別人推到前面去受苦，去送死，那就是沒有良心的先知們廉價的樂觀主義。這些政治上、軍事上的先知，他們肆無忌憚地預言勝利，延長殺戮，在他們身後是他們僱傭來的合唱隊，就像弗朗茨·維爾弗在他優美的詩歌中批判的那些「用語言美化戰爭的傢伙」。誰若表示有所顧慮，就破壞了他們愛國主義的買賣，誰若發出警告，他們就嘲笑此人是個悲觀主義者。他們自己在戰爭中沒有受苦受罪，可是誰若反對戰爭，他們就把他打成叛徒。任何時候，永遠是這麼一幫歹徒，他們把謹慎的人斥為膽小鬼，把富有人性的人斥為軟蛋。他們輕率地找來災難，可是等到災難臨頭，他們自己卻心慌意亂，不知所措。永遠是這一幫歹徒，嘲笑特洛伊城裡的卡桑德拉，耶路撒冷的耶利米[9]。我從來也沒有像在這些如此相似的時刻里這樣理解這些人物的悲劇和偉大。我從一開始就不相信「勝利」，我只知道有一點是肯定的：即使付出了難以估量的犧牲，獲得了勝利，也無法為這些犧牲進行辯護。可是在我所有的朋友當中，作出這種警告的，依然是我獨自一人。在打響第一槍以前的嘈雜不堪的勝利叫囂，在打第一仗以前就瓜分戰利品的行為，常常使我懷疑，在所有這些聰明人當中，究竟是我自己瘋了，還是說在眾人皆醉時，就我一人獨自可怕地保持清醒呢？「失敗主義者」這個字發明出來，是為了把失敗的罪過轉嫁到那些為民族間彼此理解而努力的人身上，因此對我而言， 把「失敗主義者」自己的悲劇處境用戲劇形式加以描述，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我選擇了耶利米這個人物形象、這個徒勞無功的警告者作為象徵。但是我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撰寫一部「和平主義」的戲劇，把盡人皆知的道理化為語言和韻文，侈談和平比戰爭更好，而是為了描述那個在群情激昂的時候被人恥笑為軟弱無力之輩、膽怯懦弱之徒的人，在失敗之時，往往證明是唯一不僅能夠承受失敗，甚至能夠控制失敗的人。從我撰寫的第一部劇作《特西特斯》起，我腦子裡再三思索著被戰勝者的精神優越感的問題——我一直想要讓人看到，任何形式的權力在一個人身上都會產生使人心腸變硬的作用，每次勝利都會在各個民族身上產生精神上的僵化狀態，只有用那刺激人心、刺痛靈魂的可怕的失敗的力量，來對抗這種精神上的僵化狀態。戰爭正酣，其他人正冒冒失失地提前高奏凱歌，互相證明自己萬無一失地取得了勝利，我卻投身到災難的最深層的深淵之中，尋找自拔上升之路。 可是當我選擇一個《聖經》中的主題時，我卻無意識地觸及了至今藏在我心裡從未動用過的東西，朦朧地建立在我血液里或者傳統中的和猶太人的命運共同之處。難道不是我的民族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其他各個民族戰勝，可是多虧有種神秘的力量，通過自己的意志，我們民族轉敗為勝，一而再地熬過了失敗？難道我們的先知，不是事先就知道，這樣永遠被人驅趕，被人追逐，直到今天還把我們像秕糠似的扔在街上，這些先知不是肯定了這種屈從於暴力之下，甚至祝福它是通向上帝的一條道路？難道考驗不是對所有的人和個別的人都永遠是個收穫？——在我寫這齣劇本的時候，我很幸運地感覺到這點。在我所有的作品中，這是第一本我自己也認可的作品。我今天知道：倘若沒有我當時在戰爭期間自己感受到的一切，自己預先感受到的一切，我將和戰前一樣，是個「愜意地打動人」的作家，就像人家在音樂上說的那樣，但永遠也不是一個能感動人、吸引人，一直觸及人們靈魂深處的作家。現在我才第一次感到，我既是在吐露我的肺腑，也同時在說出時代的心聲。我在設法幫助別人的時候，在當時也幫助了我自己：幫我寫出了我自己最有個人特色、最有私人性質的作品，和我的《埃拉斯莫斯》一樣。1934年，在希特勒統治的日子裡，我在《埃拉斯莫斯》一書中也奮力掙脫了一個類似的危機。從我開始試圖表現當代的悲劇之時起，我也就不再這樣嚴重地承受這種悲劇之苦。 我一刻也沒想過，我這部作品會獲得明顯的成功。劇中涉及這麼多問題，先知的、和平主義的、猶太人的問題，最後幾個場景，像首讚美詩似的升起，匯成一曲對失敗者命運的頌歌，這部作品遠遠超過一部正常劇本的篇幅，如要上演，非得花上兩三個晚上不可。再說，這樣一部預示失敗，甚至讚美失敗的劇本，怎麼可能搬上德國的舞台。在德國，每天都在大聲鼓譟「不是勝利，就是沉淪！」要是這本書能夠出版，我就得稱之為奇蹟了，可是即使再糟不過，這本書未能出版，它至少幫我度過了最艱難的時期。我在劇中的對話里說出了我在和我周圍的人們交談時不得不諱莫如深的話語。我拋掉了壓在我靈魂之上的重負，回歸到我自己，就在我心裡的一切對這個時代表示「否定」的時候，我卻找到了對我自己的「肯定」。 * * * [1] 亨利·巴比塞（1873—1935），法國作家。一戰中反軍國主義，反對戰爭。 [2] 愛迪特·路易莎·凱衛爾（1865—1915），英國護士。「一戰」期間，德國占領比利時，她幫助協約國的士兵逃離比利時，被德軍槍殺，在英國被當作烈士和英雄受到尊敬。 [3] 「路西塔尼亞號」為英國輪船，為當時世上最大的船隻，航行於英美之間。1915年被德國潛艇擊沉，1200人死於非命。 [4] 托馬斯·曼（1875—1955），德國作家，192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5] 義大利復國運動，1814至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後，義大利人民努力爭取統一義大利。這一運動蓬勃發展，到1870年終於成功建立君主立憲制的義大利王國。許多著名人士均參加這一運動，如加里波的等。 [6] 貝內德托·克羅齊（1866—1952），義大利哲學家、政治家、史學家。 [7] 原編者註：茨威格記憶有誤，克羅齊到1920至1921年才擔任部長。 [8] 《聖經·創世記》里記載，初民為了直達天庭，竟忘乎所以修建高塔，即巴比塔。上帝震怒，使他們各自所說的語言各不相同。由於無法交流，高塔便未能繼續建造。 [9] 耶利米，《聖經》中猶太人的先知，因預言猶太人必敗而受到攻擊。茨威格以此寫作反戰劇本《耶利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