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世界 · 9.1914年戰爭的最初幾小時

1914年夏天，即使沒有那場席捲整個歐洲大地的災難，我們也難以忘懷。因為我很少經歷過一個比這更豐滿更美麗，我甚至要說，更富夏日氣氛的夏天。一連好幾天，天空湛藍，宛如一塊藍綢。空氣柔軟、鬱悶，草地芬芳、溫暖。森林嫩綠一片，鬱鬱蔥蔥，枝葉繁茂。直到今天，我每次說起夏天這個字，我就不由自主地會想起當時我在維也納附近的巴登所度過的那些陽光普照的七月天。我隱居在這座貝多芬特別喜歡選來消夏的羅曼蒂克的小城，打算在這一個月里集中心神進行寫作，然後把夏天餘下的時日，到我尊敬的朋友維爾哈侖在比利時的小小鄉間寓所去度過。在巴登，用不著離開這座小城，就能領略鄉間的風景。優美的森林布滿丘陵起伏的山巒，不知不覺地浸入這些低矮的畢德麥耶風格的房屋，保持著貝多芬時代的質樸雅致的風貌。大家坐在咖啡館和飯店的露天地段，可以隨意參加到療養者歡快的人群中去。他們在療養地的花園裡進行彩車巡遊，或者消失在荒寂無人的小道上。 六月二十九日，是天主教國家奧地利慶祝「彼得和保羅」的節日。前一天晚上就有大批客人從維也納前來，人們穿著鮮艷靚麗的夏裝，歡天喜地、無憂無慮地隨著音樂湧來涌去。這天天氣溫和宜人，晴空高懸在寬闊的栗子樹上，萬里無雲，這真是一個幸福歡樂的日子。不久，大人和孩子們的假期就要來到，大家仿佛把這第一個夏天的節日預先當作整個惠風和暢、茵綠遍地的整個夏季，忘卻每日的憂愁。我當時坐在僻靜處，遠離療養地擠來擠去的人群，正在看一本書，——我到今天還記得，那是梅日科夫斯基[1]寫的《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得全神貫注，心情急切。可是與此同時我還意識到清風在樹梢間吹拂，百鳥啁啾，從療養地公園飄來清晰的樂聲陣陣，並沒感到受到騷擾，因為我們的耳朵具有高度適應的能力，持續不斷的嘈雜聲響，大街上隆隆的車聲，潺潺流動的溪水聲，幾分鐘後都會使我們的意識完全適應，相反只有意想不到的節奏停頓才使我們突然驚醒。 因此，當音樂的節拍突然停頓，我不由自主地停止閱讀。我不知道，剛才療養地的樂隊演奏的是哪首樂曲。我只感到，音樂突然間戛然而止，我本能地從書本上抬起頭來，原來在樹木之間像一股光鮮的流水不斷涌動的人流，似乎也突然改變；人流突然停止來回走動，想必是發生了什麼事情。我站起身來，看見樂師們離開了音樂亭。這一點也很奇怪：因為療養地的音樂會平素長達一個小時，或者更長，想必有什麼事情促使樂師們猝然離去。我走過去，發現人們三五成群興奮地擠在音樂亭前一張剛剛貼上去的布告前面。幾分鐘後，我獲悉，這是一份電報：皇太子弗朗茨·費迪南[2]殿下及皇太子妃前往波士尼亞去檢閱演習，在那裡遭到政治謀殺，遇刺殞命。 這張布告前面聚集的人越來越多，人們口口相傳這意想不到的消息。但是說實話，大家的臉上並沒有流露出特別震驚或者激憤的神情，因為這位儲君並不受人愛戴。我還記得在我很早的童年時代的那一天，皇太子魯道爾夫[3]，皇帝的獨生子被人發現在麥耶林遭人刺死。當時全城震驚，人心激動，悲憤異常，數不盡的人群擠來擠去，想瞻仰死者的遺體，強烈地表現出對皇帝的同情。他唯一的兒子和繼承人，被人公認為哈布斯堡皇族思想進步、富有人性、無比受人擁戴的王子，人們對他抱有最大的期待，如今正值華年，不幸凋零。而弗朗茨·費迪南正好相反，缺乏一種在奧地利贏得萬民愛戴的無限重要的因素：個人的親切和藹，人性的魅力，待人隨和，不拘形式。我在劇院裡多次對他認真觀察，他坐在他的包廂里，威風凜凜，神氣活現，一雙眼睛冷漠、僵直，既不向觀眾報以親切的一瞥，也不向藝術家報以親切的目光以示讚賞、鼓勵。從來沒有看見他臉上泛出微笑，沒有一張照片顯示出他舉止輕鬆。他對音樂毫無感覺，也沒有幽默感。他投向夫人的目光也同樣毫不友善，夫婦兩人置身在一股冰冷的寒氣之中。大家知道，他們沒有朋友，知道老皇帝打心眼裡恨他，因為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繼承皇位君臨全國，急切的心情都不加掩飾，一點不知分寸。我有一種幾乎可說是神秘的預感，這個男人長著鬥牛狗一樣粗壯的脖子和僵硬冷漠的眼睛，一定會招致什麼災禍，這種預感絕不是我個人的感覺，而是在整個民眾當中廣為流傳的預感。因此，這位皇太子遇刺的消息並沒有引發民眾深切的同情。兩小時後，已經感覺不到任何真正悲哀的跡象。人們照舊聊天的聊天，歡笑的歡笑，深夜時分在酒店裡又奏起樂來。在這一天，奧地利有許多人悄悄地暗自吁了口氣，老皇帝的繼承人，這下算解決了，將有利於無比受人擁戴的年輕大公爵卡爾[4]。 第二天，不言而喻，各報登載了詳盡的訃告和悼詞，對於暗殺行徑表示了應有的憤慨，但是看不出任何苗頭，說這一事件會演化成一樁反對塞爾維亞的政治事件。皇太子之死首先給皇家造成了另外一種截然不同的煩惱，關於皇太子安葬的禮儀問題。按照他儲君的地位，特別因為他是在為帝國執行公務時去世的，理應把他安葬在托缽僧墓穴之中，這是哈布斯堡皇族世代相傳的墓地。但是弗朗茨·費迪南曾經和皇室家族進行了長期激烈的鬥爭，為了迎娶一位卻德克伯爵小姐[5]，伯爵小姐雖說也屬於顯貴家族，但是根據哈布斯堡王朝連綿幾百年之久的神秘莫測的家族法則，這位伯爵小姐和皇太子並不門當戶對。那些大公爵夫人們認為，這位皇太子妃的兒子無權繼承皇位，碰到隆重的典禮，她們頑強地堅持要走在這位皇太子妃的前面。這種宮廷的倨傲即使對於死者也不讓步。什麼？把一位卻德克伯爵小姐安葬在哈布斯堡皇室的墓穴里？不行，這樣的事情絕對不允許發生！一場聲勢浩大的陰謀活動開始進行；大公爵夫人們在年邁蒼蒼的皇帝那裡大聲訴求。一方面官方要求百姓表現深切的悲痛，另一方面在皇宮裡卻打得天昏地暗，敵意森森。在這種情況下，理虧的總是死者，典禮官們想出了一種說法，已故皇太子自己的願望是安葬在奧地利的一個外省小城阿爾茨台滕。多虧這個偽造的尊重死者遺願的藉口，就可以無聲無息地躲過公開的遺體入殮、大殯，以及由此引發的送殯者地位高低的爭執。遇刺身亡的皇太子夫婦的靈柩悄悄地運往阿爾茨台滕，在那裡安葬。維也納人一向喜歡看熱鬧，這一來失去了看熱鬧的機會，早已開始把這個悲劇事件忘得一乾二淨。再說奧地利人由於伊麗莎白皇后[6]和皇太子[7]的暴死和皇家各式各樣成員的聳人聽聞的逃亡，早已習慣於這樣的想法，這位老態龍鐘的皇帝將孑然一身，毫不動搖地活得比他的唐塔盧斯[8]家族更長。再過幾個禮拜，弗朗茨·費迪南的名字和身影將永遠消失在歷史之中。 但是差不多過了一個禮拜，報上開始爭吵起來，而且越吵越凶，幾乎同時進行，不像是完全出於偶然。塞爾維亞政府受到指責，說它默許這一罪行發生，半吞半吐地暗示，奧地利對於它那——據說如此受人愛戴的——儲君被刺，不會不要求償還血債。無法擺脫這樣一種印象，媒體上正為某種行動製造輿論，但是誰也沒想到會打仗。無論是銀行、商店還是私人都沒有改變他們的態度。沒完沒了地和塞爾維亞爭吵，這跟我們有什麼關係。我們大家都知道，歸根到底是因為塞爾維亞的生豬出口，使一些貿易協定引起了爭吵。我的皮箱已經收拾好，正打算前往比利時去見維爾哈侖。我的寫作進行得十分順利。躺在石棺里的那位死去的大公爵，究竟和我的生活有什麼關係？夏日從來沒有像今年這樣晴朗美好，看來還會更好；大家都無憂無慮地凝視著世界。我記得，我在巴登度過的最後一天，還和一位朋友一起走過種植葡萄的山崗。有位種葡萄的老農對我們說：「像今年這樣好的夏天已經好久沒有過了。倘若天氣一直這樣晴好，我們的葡萄將會有一個難得的好收成。大家日後還會想到今年夏天！」 但是這位身穿藍色酒窖管理員衣衫的老人不知道，他說出了一句多麼可怕的真話。 我本打算在靠近奧斯坦德的小小的海濱浴場勒·科克去度過兩個禮拜，每年我都在那裡的維爾哈侖的小小鄉間寓所作客，就是在那裡，也是一片祥和氣氛，無憂無慮。那些高高興興地前來度假的人們躺在岸邊花花綠綠的帳篷下面，或者下水游泳。孩子們在放風箏，咖啡館前面年輕人在堤岸上跳舞。各個國家的人在這裡都和平相處，特別聽見有許多人說的是德語，因為每年臨近的萊茵地區最喜歡把它消夏的客人送到比利時的海岸邊去度假。唯一的騷亂來自賣報的少年，為了多賣幾份報紙，他們大聲嚷嚷，把巴黎報上威脅人的大字標題叫了出來：「奧地利向俄羅斯挑釁」，「德國正準備全民總動員」。可以看見，人們買了報紙以後，臉色都變得十分陰沉，但是也不過陰沉幾分鐘。畢竟這些外交衝突，我們早已領教多年。每次總是在緊要關頭，眼看就要較起真來，這些衝突又平復下去。為什麼這一次不會這樣呢？半小時後，我們看到同樣的這些人又興致勃勃地鼻子裡噴著氣，在海水裡踏水前進，風箏升起來，海鷗在翱翔，艷陽高照，陽光明媚溫暖，照射著這片和平寧謐的大地。 但是惡劣的消息紛至沓來，形勢越來越嚴峻逼人。起先是奧地利向塞爾維亞發出最後通牒，接著是塞爾維亞躲躲閃閃的答覆，各國君王之間電報密切往來，最後是無法掩蓋的動員令。我在這狹隘的偏遠地方已呆不下去，每天都乘坐小電車前往奧斯坦德，想就近探聽消息，消息可是越來越糟。人們還在海邊游泳，旅館依然住滿客人，堤岸上消夏的客人依然熙來攘往，一邊玩笑，一邊閒聊。但是第一次有什麼新的東西夾雜在這裡面。突然之間，人們發現比利時的士兵出現，他們平時從不踏上海濱。機關槍裝在小車上，由狗拉著走——這是比利時軍隊的一個特點。 我當時和幾個比利時朋友一起坐在一家咖啡館裡，一位年輕的畫家和詩人克羅默林克[9]。我們在詹姆斯·恩索爾[10]家度過了下午。他是比利時最偉大的現代派畫家，一位非常奇特的、深藏不露的隱士。他對自己為軍樂隊譜曲的小型的蹩腳波爾卡和華爾茲比對他光怪陸離色彩明艷的油畫更加自豪。他把自己的作品給我們看，其實很不願意給我們觀賞，因為有個怪念頭總壓在他的心頭：有人想買下他的一幅畫。就像他的朋友大笑著告訴我的，他的夢想其實是以高價出售他的畫作，而同時又能保留他的全部作品，因為他既對金錢貪得無厭，也同樣貪戀自己的每一幅畫。每次賣掉一幅畫作，他總要傷心欲絕好幾天。這位天才的阿巴貢[11]以他的奇思怪想，使我們忍俊不禁，好不開心。正好又有一隊士兵帶著狗拉的機關槍從旁開過，我們當中有個人站起來摸摸這條狗，使得帶隊的軍官非常生氣，他生怕有人這樣愛撫一件戰爭用品會有損軍事機構的尊嚴。我們這圈子裡有人咕噥道：「幹嗎這樣傻乎乎地來回瞎走？」但是另一個人激動地回答：「得防患於未然啊，這就是說，一旦開戰，德國人想從我們這裡突破。」我堅信不疑地說道：「不可能！」因為在那箇舊日世界裡，人們還相信條約的神聖性。「倘若真要發生什麼事情，法德兩國互相惡鬥，直到消滅最後一個人，你們比利時人也平靜地坐在岸上，不受侵犯！」但是我們的悲觀主義者並不讓步。他說：比利時採取這樣的部署必然有它的道理。幾年前我們就風聞德國參謀總部制訂了一個秘密計劃，倘若對法國發動襲擊，即使有信誓旦旦簽訂的協定和條約，也會侵入比利時。而我也同樣毫不讓步，我覺得，正當成千上萬個德國人在這裡懶懶散散、高高興興地享受著這個並未介入的小國的好客精神，而在邊境上卻有一支軍隊正虎視眈眈地打算入侵這個國家，這是荒謬透頂的事情。「荒唐！」我說道，「如果德國人進軍比利時，你們可以把我吊死在這根路燈杆上！」我直到今天還不得不感謝我的朋友們，他們日後沒有憑這句話來吊死我。 接著便是七月最後那幾天極端緊張的日子，每個小時的消息都和另一個小時的消息自相矛盾。德國威廉皇帝寄給俄國沙皇的一些電報，沙皇致威廉皇帝的一些電報，奧地利向塞爾維亞宣戰，饒勒斯遇刺。大家感到形勢嚴峻起來。一下子，一陣驚恐的寒風吹過海濱，把岸邊吹得乾乾淨淨。幾千人離開各家旅館，列車擠滿了人，連最不輕信的人也開始迅速收拾行李。我剛一聽到奧地利向塞爾維亞宣戰的消息，也去訂了一張火車票，的確到了該走的時候了。因為這一趟奧斯坦德快車，成為最後一趟從比利時開往德國的列車。我們站在過道里，無比興奮，焦躁難耐，大家都在互相交談，誰也沒法安安靜靜地坐著或者看書。每到一個車站，大家都衝出去打聽消息，滿懷神秘莫測的希望，說不定有什麼堅定的手，還會把已經釋放出來的命運再扳回來。大家還一直都不相信會爆發戰爭，更不相信會入侵比利時。大家無法相信這事，因為這樣荒誕不經的事，誰也不願相信。列車漸漸開近邊界，我們越過了維爾維埃，比利時的邊境車站。德國列車員上來，再過十分鐘我們就要進入德國境內。 在前往第一個德國車站赫爾伯斯塔爾的半路上，列車突然在空曠的田野上停了下來。我們在過道里的人都擠到車窗邊，出什麼事了？在黑暗中我看見一節節載重的列車向我們迎面馳來，都是敞開的車廂，用粗帆布蓋著，下面依稀可以認出大炮的威脅人的形狀。我的心臟停止了跳動，想必這就是德軍在挺進。但是這也許——我連忙自我安慰——只是一種自衛的措施而已，只是用動員來進行威脅，而不是真的動員。在危險時刻，仍然還抱有希望的意志，總是無比強大。終於發出信號，「車軌暢通無阻」，列車也繼續往前開動，馳入赫爾伯斯塔爾車站。我一下子跳下階梯，去買份報紙，打聽一下消息。但是車站上布滿了士兵，我想走進候車室，在緊閉的大門前站著一名官員擋住我們。他長了一臉的鬍鬚，神情嚴峻，擋住去路，誰也不許踏進車站各個房間。門上的玻璃窗已被仔細地掛上帘子，可我已經聽見玻璃窗後面佩刀鏗鏘作響、槍托砸地的沉悶聲音。毫無疑問，令人驚恐的事情正在發生。德國軍隊準備違背國際公法的一切條款，侵入比利時。我渾身戰慄地重新登上列車，繼續往前行駛，回到奧地利。現在已無任何疑惑：我正駛入戰爭。 第二天早晨進入奧地利！每個車站都貼滿了布告，宣布進行全民總動員。列車載滿了新入伍的新兵，旌旗招展，樂聲震天。在維也納，我發現全城都沉浸在一片陶醉之中，無論是民眾還是政府，誰也不希望發生的戰爭，外交官們拿來玩弄，互相恫嚇的戰爭，如今已違背他們的初衷，從他們手裡滑脫。對戰爭的最初的恐懼，如今突然轉變成歡欣鼓舞。大街上組成了各種遊行隊伍，到處飄舞著彩旗、彩帶，到處響起歡快的音樂。年輕的新兵們神氣活現地列隊行進，他們的臉喜氣洋洋，因為民眾向他們歡呼，這些平常生活中的小人物，平素誰也不予理睬，不加讚賞。 說真的，我必須承認，在這大眾最初覺醒之中，的確有一種妙不可言、極了不起、無比動人甚至極端誘人的東西存在，你很難不受影響。儘管大家普遍仇恨並且憎惡戰爭，我不願忘記我一生中對戰爭之初的那些日子的回憶。千千萬萬，幾十萬人，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感到團結一致，最好他們平時、在和平時期能有這種感覺。一個兩百萬人口的城市，人口將近五千萬的一個國家，在這一時刻感覺到，他們正在共同經歷世界歷史，共同經歷這一永遠不會再來的時刻。每個人都受到召喚，把渺小的自我投入到這烈焰燃燒般的群體之中，在那裡滌儘自己身上的一切利己主義。所有的等級、語言、階級、宗教的差異，在這一時刻都被洶湧澎湃的博愛精神、兄弟情誼所淹沒。在大街上，陌生人互相攀談，多年來避免接觸的人們，互相握手，到處都看到生意盎然的臉。每個人都體驗到自我升華，他不再是過去那個孤立的人，他已融入群體之中，他就是民眾，而他個人，平時不受人注意的個人獲得了一種意義。平素從早到晚分發郵件，一而再地分發郵件，從周一到周六不停分發郵件的郵局職員、抄寫員、修鞋匠，突然在生活中發現了另外一種，一種浪漫主義的可能性：他可以變成英雄。每個穿上軍裝的人都受到婦女的讚賞，留下來的人，事先就用這浪漫主義的名字，畢恭畢敬地向他致意。大家承認這種把他們從平凡的日常生活中顯突出來的力量。暗自悲傷的母親，心驚膽戰的妻子，在這最初的感情激昂的時刻，都羞於顯露出她們極為自然的感情。也許在這種陶醉之中，有一種更深沉更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這種滔天巨浪向人類劈頭蓋腦地擊來，那樣強勁，那樣突然，表面上濁浪翻卷，把人這種動物陰暗深沉、無意識的原始衝動和本能掀到上層，——這就像弗洛伊德如此深刻地稱之為「對文化的憎惡」，那種渴望有朝一日掙脫由法律和條文組成的資產階級世界，把原始古老的渴血本能發泄出來。也許這些陰暗深沉的力量，也在這種狂野的陶醉之中發揮作用。樂於犧牲的精神和酒精、冒險的慾念，和純粹的虔信，旌旗和愛國主義詞句的古老魔力全都混雜在一起。千百萬人的這種令人毛骨悚然、難以用語言描述的醺然醉意，一時間給予我們時代最巨大的罪行一股狂野的、幾乎使人如痴如狂的動力。 今天這一代人，只親眼目睹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也許會問自己：為什麼「我們」沒有經歷這一切？為什麼民眾在1939年不再像1914年那樣情緒高漲，熱血沸騰？為什麼他們只是嚴肅堅決，沉默而宿命地響應號召？難道同樣的情況不起作用？難道在我們現在的這場戰爭中，不是為了更多的東西，為了更神聖、更崇高的東西？今天的戰爭是場不同思想的戰爭，不僅僅是一場擴張疆土、爭奪殖民地的戰爭。 回答非常簡單：因為我們這個1939年的世界不再擁有那麼多天真幼稚的信仰，不像1914年的那個世界。當時人民大眾還不假思索地信賴他們的權威。在奧地利誰也不敢存有這樣的想法，那位深受萬民信賴的國父弗朗茨·約瑟夫皇帝憑他八十四歲的高齡，如果沒有極端緊迫的情況，他會號召他的民眾前去戰鬥，要不是邪惡成性、陰險狡詐、無法無天的敵人威脅帝國的和平，他會要求百姓流血犧牲？德國人又讀到了他們的皇帝發給沙皇的幾通電報，談的是為和平而鬥爭。對於「上層」，對於部長們、外交官們，對於他們的判斷能力和誠實品性，人們都極為尊敬。這種敬意還鼓舞著普通百姓。倘若一旦發生戰爭，只可能在違反他們自己政治家意志的情況下發生。這些本國的政治家不可能有任何罪責，全國上下不可能有任何人員有絲毫罪責。所以犯罪分子、戰爭的挑唆者，只可能在外國，在別的國家。拿起武器，只是自衛，反擊一個卑鄙下流、陰險狡詐的敵人，這敵人純粹是無緣無故地「襲擊」和平的奧地利和德國。可是到1939年則相反，在整個歐洲，對自己政府的誠實，或者至少對自己政府的能力所懷有的幾乎可說是宗教般的信念已經蕩然無存。自從人們憤怒地看見，外交官們在凡爾賽如何背叛了持久和平的可能性，大家都對外交界表示輕蔑。各國人民記憶猶新，外交官們如何恬不知恥地用裁減軍備、取消秘密外交的謊言欺騙大家。而在1939年，民眾歸根結底，對於任何政治家都毫無敬意，誰也不再迷信地把自己的命運託付給這些政治家。法國最渺小的馬路工人也嘲笑達拉第[12]。在英國，自從慕尼黑會談後——提出「Peace for our time！（為我們時代求得的和平）——對於張伯倫的遠見卓識也失去了任何信任。在義大利，在德國，人們滿懷驚懼地看著墨索里尼[13]和希特勒：他又要把我們趕到哪裡去啊？當然，人們無法反抗，事關祖國啊。於是士兵們拿起武器，婦女們讓自己的孩子走上戰場，但是不像從前那樣堅信不疑：犧牲在所難免。大家默默地服從，但不再歡呼雀躍。人們走上前線，但不復夢想成為英雄。各國人民和各族人民都已感覺到，他們只是犧牲品，不是人世間政治蠢行的犧牲品，就是難以捉摸、充滿惡意的命運暴力的犧牲品。 可是在1914年，經過了差不多半個世紀的和平歲月，廣大民眾又對戰爭有什麼了解？他們不知道戰爭是何物，他們幾乎從來也沒有想到過戰爭。戰爭只是一個傳奇，正因為它相隔遙遠，便被渲染成英雄氣概、浪漫色彩。大家於是從教科書的角度和畫廊里畫幅的角度來觀察戰爭：騎兵身穿光彩耀眼的制服，發動令人眼花繚亂的衝鋒，慷慨赴死，致命一槍，擊穿心臟，整個戰役只是一場號角喧天的勝利進軍。1914年8月，新兵們大聲歡笑著向母親們叫道：「聖誕節我們就回到家裡！」無論城鄉各地，誰還記得「真正的戰爭」？充其量有幾個白髮老人在1866年還和普魯士——這一次的盟友——打過一仗，可這是一場多麼迅速就告終結的戰爭，不流血，遠在天邊，都還沒緩過氣來，三個禮拜就結束了征戰，最後也沒有多少人犧牲，是到浪漫天地里進行的一次快速郊遊，是狂野的男性的一次冒險——1914年在普通人的腦子裡描繪出來的戰爭便是如此，年輕人甚至當真害怕他們可能會錯過一生中最奇妙的激動人心的事件；因此他們爭先恐後地擠到軍旗下面，乘坐在把他們送到屠宰場上去的列車裡歡呼、高唱，鮮紅的熱血波浪在整個帝國的動脈里瘋狂地、患了熱病似地涌流不息。而1939年的這代人認識戰爭。他們不再自我欺騙。這代人知道，戰爭並不浪漫，而是十分野蠻。這代人知道，戰爭會年復一年地延續下去，占據一生中無法補償的歲月。這代人知道，人們不是佩著橡葉形的勳章和彩色綬帶向敵人衝鋒，而是長滿虱子，又飢又渴地在戰壕里，在野營地里一蹲就是幾個禮拜，連敵人都沒有看見，就在遠方被炸得肢體殘缺、血肉模糊。大家事先就在報紙上、電影院裡見識了新式的技術精良、兇殘無比的殺人武器。大家知道，龐大的坦克在前進路上會把傷殘士兵碾成齏粉，飛機會把婦女兒童在床上炸得血肉橫飛。大家知道，1939年的一場世界大戰，憑著它沒有靈魂的機械化會比人類以往的一切戰爭都要上千倍地卑鄙、殘暴，缺乏人性。1939年的這一代人，沒有一個還會相信戰爭會具有一種上帝所要求的公正性。更糟糕的是，大家甚至都不再相信，通過戰爭想贏得的和平會具有公正性、持久性。因為大家還十分清楚地記得最近一場戰爭給大家帶來的一切失望：非但沒有發財致富，反而貧困潦倒；非但沒有滿足，反而痛苦不堪，饑饉遍地，貨幣貶值，動亂連連，損失市民的自由，遭到國家奴役，使人神經嚴重受損的不安全感，人人懷疑人人。 這就是差異所在。1939年的戰爭有一種精神上的意義。打仗為了自由，為了維護一種道德財富。而為了一種意義而戰，使人堅毅果決。而1919年戰爭則相反，對現實一無所知，戰爭只為一種妄想服務，只為夢想得到一個更好的、一個公正而和平的世界服務。只是出於妄想而不是知曉實情，使人幸福，所以當時那些犧牲品歡呼雀躍，飄飄然，醺醺然，向著屠宰場走去，脖子上套著花圈，頭盔上綴著橡樹葉，街上歡呼聲震耳欲聾，燈火輝煌，猶如過節。 我自己沒有被這突發的愛國主義的酩酊醉意擊倒，並不是因為我頭腦特別冷靜，或者目光特別清晰，而是由於我迄今為止的生活形式。我在兩天前還滯留在「敵人的國度」，可以確認，在比利時，廣大民眾和我們自己的國民一模一樣，生性和平，渾然不覺。另外，我作為一個世界公民生活的日子已經相當長久，不可能一夜之間就會突然去仇恨一個同樣是我的世界、同樣是我的祖國的地方。我多年來一直懷疑政治，恰好在最近幾年，我和我的法國朋友、義大利朋友在無數次的交談中，談論過爆發一場戰爭這樣荒謬的事情，所以我在某種程度上打了預防針，對於愛國主義激情這樣的傳染病抱有懷疑，對於這種最初時刻的熱病發作，我預先有所準備。我決心不讓我對於歐洲必須統一的信念，被這種由笨拙的外交官和兇殘的軍火製造商激起的一場兄弟鬩牆的鬥爭所震撼。 因此我的內心從最初的時刻開始，作為世界公民就思想穩定；艱難的是找到一個國家公民應有的態度。儘管我只有三十二歲，暫時還沒有任何軍事義務，因為我在一切軍事體檢中都被認為不合條件，我當時對此就欣喜異常。第一，免於應徵入伍，免於因為愚蠢地參軍服役而浪費一年時間；另外我覺得在二十世紀還去受訓如何使用殺人工具，實在不合時代精神，簡直是犯罪行為。一個具有我這樣信念的人，真正的態度應該是在一場戰爭中宣布自己是個「憑良心的反對者」。這在奧地利（和在英國不同）將要受到最嚴厲的懲罰，要求此人的確具有殉道者的心靈堅定性。可是我的天性和這種英雄氣概格格不入，——我並不羞於公開承認我的這一缺點。碰到一切危險的處境，我的自然的態度總是退避；不僅在這一件事上，也許我不得不承認人家有理由怪我優柔寡斷，幾個世紀之前，人們對我尊敬的導師、鹿特丹的埃拉斯莫斯也多次這樣責備。另一方面，在這樣一種時候，我作為一個相對而言的年輕人，等候人家把我從暗處刨出來，扔到一個我不該去的地方去，這也難以忍受。所以我到處尋找一件我能有所貢獻的差使，而不是進行什麼煽動性的工作，我有一個朋友，一位在戰爭檔案館裡的高級軍官，讓我在那裡得到一個職位。我負責圖書館工作，我的外語知識使我在那個崗位上有些用處，或者對某些需要發表的通知在修辭上作些修改——我很願意承認，這並不是什麼光榮的差使，但我至少覺得比把刺刀扎進俄羅斯農民的五臟六腑之中，對我合適得多。可是對我而言，決定性的是，幹完了這件不算太辛苦的工作之後，給我留下時間去做我認為在這場戰爭中最重要的工作：為民眾在未來相互理解做些工作。 比這種官方地位更難適應的是，我在我朋友圈子裡的地位。我們的詩人很少接受過歐洲文化的教養，完全生活在德國的視野之中。他們認為強化民眾的激情，用詩意的呼籲或者科學的意識形態來論證所謂的戰爭的美，乃是最出色地盡了他們的本分。差不多所有的德國詩人，以豪普特曼和德默爾為首，都認為有責任像古日耳曼人時代那樣，作為吟唱詩人，用詩歌和神秘的符號，鼓勵開往前線的戰士去慷慨赴死，血染沙場。大批的詩歌雨點般落下，打仗必打勝仗，危難何懼死難。作家們當然紛紛發誓賭咒，再也不願和英國人有任何文化相同之處。不僅如此：他們一夜之間否認存在過英國文化、法國文化。所有這一切在德國本性、德國藝術和德國方式面前都變得微不足道，毫無價值。學者們走得更遠，哲學家們突然之間不知道還有什麼別的智慧，只會把戰爭解釋成一種「鋼鐵的沐浴」，可以維護各民族的力量，使之不致鬆弛萎縮。醫生們也緊緊跟上，他們熱情洋溢地讚美自己的義肢，簡直叫人恨不得截掉一條腿，為了用一條這樣奇妙的假腿來替換。一切宗教的神職人員也同樣不甘落後，都參加到這大合唱之中。有時候給人這樣一種印象：就仿佛聽見一群瘋子在大聲喧譁。所有這些人不就是我們在一周前，一個月前，讚美其理性，其塑造能力，其人性態度的同一伙人嗎？ 這種瘋狂最使人震驚的是，他們當中大部分人都是真誠的，大部分人年事過高或者身體不宜於去服兵役，卻非常正派地認為自己有責任做點什麼輔助性的「貢獻」，他們創造的作品，是對語言的貢獻，也是對人民的貢獻。他們要通過語言來為自己的人民服務，想讓人民聽到想要聽到的東西：在這場戰鬥中，正義完全在他們的人民這一邊，不正義在別人一邊。德意志必將勝利，敵人將無恥地遭到失敗。絲毫沒有想到，他們這樣做完全背叛了詩人的真正的使命：充當人身上所有人性的維護者和捍衛者。當然有些人不久，在最初的興高采烈的醉意消退，便在舌頭上嘗到了他們自己說出的話所引發的那種噁心苦澀的味道。但是在最初那幾個月里，誰嚷得最歡最狂，就最能聽到他的聲音，於是無論是在那邊還是這邊，他們都狂呼亂叫，合唱一片。 這樣一種真誠而又荒唐的心醉神迷狀況中最為典型、最令人震撼的例子，我認為就是恩斯特·利騷爾[14]。我很了解他。他撰寫一些小型的簡短生硬的詩歌，可又是一個你能想像得出的脾氣最為溫和的人。直到今天我還記得，他第一次訪問我時，我得抿緊嘴唇，掩飾我的微笑。讀了他那些表達得極為簡樸生硬、德國式遒勁有力的詩句，我不由自主地把這位抒情詩人設想成一位身體苗條、骨骼強硬的年輕人，可是搖搖晃晃地走進房間的人，卻胖得像只水桶。在他長著雙下巴的大臉上布滿了溫和的笑容，是個心情舒暢的小胖子，極為熱心，信心滿滿，結結巴巴好不容易說出話來，對詩歌極為痴迷，怎麼阻攔也無法制止他一再引用和朗讀他的詩句。儘管他說不出的滑稽可笑，你還是不得不喜歡他，因為他是個熱心腸，很講義氣，真心誠意，而且簡直可說是著迷似的獻身於他的藝術。 他出身於一個富裕的德國人家庭，上的是柏林的弗里特里希-威廉文科中學，也許是我認識的一個最普魯士、最為普魯士同化的猶太人。他不會說其它外語，從未離開過德國，德國就是他的世界，越德意志的東西，越能使他熱情高漲。約克[15]、路德和斯泰因[16]是他的英雄，德國的解放戰爭[17]是他最鍾愛的題目，巴赫[18]是他音樂中的上帝，儘管他的手指又小又短，又肥又胖，可是巴赫的樂曲他演奏得很好。沒有誰比利騷爾更熟悉德國的抒情詩，誰也不比他更鐘情於德國語言，更對德國語言著迷，許多猶太人，他們的家庭日後才進入德國文化，利騷爾和他們一樣，在德國比最虔信的德國人更虔信。 等到戰爭爆發，他就第一個急匆匆地跑到軍營里去志願參軍。我可以想像，那些軍曹和二等兵，看見這一大堆肉氣喘吁吁地爬上樓來，會笑成什麼樣子。他們馬上就把利騷爾趕走，利騷爾絕望已極；但是就和其他人一樣，他至少也想用詩歌為德國效勞。對他而言，德國報紙上和德國軍隊報告所報導的一切，全是可靠已極的真實情況。他的祖國受人侵略，最邪惡的敵人就像威廉大街[19]所編排的，就是英國外交大臣，那個陰險奸詐的格雷爵士[20]。利騷爾就感到，英國是攻擊德國的主要罪犯，也是爆發這場戰爭的主要罪人。利騷爾就在他的《仇恨英國之歌》這首詩里表達了這種仇英的思想。這首詩——手頭沒有這首詩——以生硬簡練、給人印象深刻的詩句，把對英國的仇恨提高到永遠發誓的程度，永不原諒英國的這一「罪行」。不久大家就看見，用仇恨做文章是多麼容易。這可真是災難（這位大腹便便、喪失理智的小猶太竟然預先成了希特勒的榜樣）。他的這首詩簡直像枚炸彈掉進了軍火庫。也許在德國還從來沒有一首詩，像這首臭名昭著的《仇恨英國之歌》這樣迅速流傳，不脛而走，連《守衛萊茵》也沒有傳播得這樣迅速。皇帝欣喜異常，向利騷爾頒發了紅鷹勳章，各報轉載這首詩，教師在學校里向學童們朗誦這首詩，軍官們走到士兵的隊列前面，向士兵一再吟誦這首詩，直到每個士兵都能背誦這首仇恨的禱詞為止。但是這還不夠，這首小詩，配上音樂成為合唱，在劇院演唱。在七千萬德國人當中，不久，沒有一個不能把《仇恨英國之歌》從頭到尾全都倒背如流。不久全世界都認識這位詩人——當然不那麼激情洋溢。一夜之間，恩斯特·利騷爾獲得了一位詩人在這場戰爭中獲得的最為火熱的榮譽——當然，這種榮譽後來便像內蘇斯襯衣[21]一樣，貼在他身上，因為戰爭一結束，商人又想做生意，政治家們又真誠地致力於各國之間相互理解，人們便竭盡全力，否認利騷爾的這首詩歌，它要求人們永遠與英國為敵。為了擺脫自己身上的罪責，他們就竭盡全力把這個可憐的「鼓吹仇恨」的利騷爾斥為這種荒謬的「仇恨歇斯底里」的罪魁禍首；而實際上，在1914年這種「仇恨歇斯底里」從上到下誰都有份。每個在1914年稱讚他的人，在1919年都故意對他嗤之以鼻。報紙上不再刊載他的詩歌；他要是在同伴們當中出現，馬上冷場，場面令人難堪。他可是一心一意全都獻給了德國，結果遭到唾棄，被希特勒逐出德國國境，結果被人遺忘，鬱鬱而終。他是這一首詩歌的犧牲品，這首詩把他捧到九霄之上，然後把他打入地獄之中，把他擊成齏粉。 他們大家其實都和利騷爾一樣。我不否認，當時的這些詩人，這些教授，這些突然冒出來的愛國主義者，他們大家的感覺是誠實的，他們以為自己的行動是誠實的。但是時隔不久，就可以認識到，他們這樣讚美戰爭，鼓吹仇恨，造成了多麼可怕的災難。交戰各國的民眾在1914年本來就已經情緒激昂，過度緊張，最最駭人聽聞的謊言都會立即轉化為真事，最荒謬的誣衊也會被人信以為真。在德國，許多人都發誓賭咒，他們親眼看見在戰爭即將爆發之際，有載滿黃金的汽車從法國開往俄國；關於挖掉眼睛剁掉雙手的童話，在每次戰爭發生之後的第三天或者第四天都會迅速流傳，很快就充斥報紙。唉，傳播這些謊言的那些渾然不覺的人們，譴責敵人的士兵作出這些可以想像得出的殘暴行徑的技巧，這些人和技巧同樣也屬於戰爭物質，就像軍火和飛機一樣，它們在每場戰爭中，也在開頭幾天就從倉庫里取了出來。戰爭無法和理性和正義感協調起來。它需要一種精神激越的狀況，需要對自己的事業擁有激情，對敵人懷著仇恨。 強烈的感情無法延長到無限的境界，無論對於每個個人，還是整個民族，都是這樣。這是人的天性使然，這一點軍事組織知道得一清二楚。因此它需要一種人為的刺激，一種持續的激情如熾的麻醉狀態。這樣一種刺激人們精神的工作，不論良心安然，還是良心不安，不論真心誠意還是例行公事，需要知識分子去做，需要詩人、作家、新聞記者去做。他們敲響了仇恨的戰鼓，使勁敲擊，直敲得每一個心胸坦蕩，無拘無束的人耳朵轟鳴，心臟顫慄。在德國，在法國，在義大利，在俄國，在比利時，他們大家幾乎全都在為「戰爭宣傳」，從而也為民眾瘋狂，為戰爭的民眾仇恨服務，而不是和這一切進行鬥爭。 這樣做的後果災難深重。當時在和平年代，宣傳還沒被人濫用，民眾儘管有成千上萬種失望，還把報上印出來的消息當真。就這樣，開戰最初幾天的那種純潔、美好，勇於犧牲的高昂激情逐漸變成糟糕已極、愚蠢不堪的種種感情的瘋狂發泄。大家在維也納和柏林，在環形大道[22]和弗里德里希大街[23]，「打倒」法國和英國，這要方便得多。商店招牌上的法文、英文字樣必須消失，甚至連「聖女修道院」（zu den Englischen Frulein）也必須改名，因為一般老百姓不知道，「Englisch」一字指的是「天使」，不是「英吉利撒克遜」。忠厚老實的生意人在信封上貼上或者敲上「上帝懲罰英國！」的印章。上流社會的婦女們發誓賭咒（致函報紙），她們一輩子再也不說一句法文。莎士比亞被逐出德國舞台。莫扎特、瓦格納被逐出法國和英國的音樂廳。德國教授宣稱，但丁是個日耳曼人。法國教授宣稱，貝多芬是個比利時人。他們肆無忌憚地從敵對國家徵收精神財富，猶如沒收穀物和礦石。這些國家成千上萬的和平公民，每天在前線相互廝殺致死。這還不夠，在後方還彼此辱罵誹謗在墳墓里無聲無息地安臥了幾百年的敵對國家的偉大死者。這種神經錯亂變得越來越離奇，越來越荒謬。爐台邊的廚娘，一輩子沒有離開過自己的城鎮，小學畢業後就沒打開過地圖，深信奧地利如果不擁有「桑特夏克」（波士尼亞某地的一個小小邊區）就活不下去。馬車夫在大街上爭吵不休，應該向法國要求多少戰爭賠款，是五百億還是一千億，其實並不知道十個億究竟是多少。沒有一個城市、沒有一群人沒有沾染上這種可怕的仇恨歇斯底里。祭台前的神父們，社會民主黨人，一個月以前還把軍國主義斥責為十惡不赦的罪行，此刻也許叫囂戰爭比其他人更凶更狂，免得被人家按照威廉皇帝的說法，把他們看成「沒有祖國的傢伙」。這是糊裡糊塗的一代人進行的戰爭，恰好是各國民眾充沛的信仰，片面認為自己的事業無比正義，成為最為嚴重的危險。 在1914年這最初的幾個星期，已經漸漸的不可能和任何人進行一次理性的談話。性格最為平和、脾氣最好的謙謙君子，被嗜血好鬥的毒霧所迷惑，變得像醉漢一樣。我的那些朋友，我一向認為是堅定的個人主義者，甚至是精神上的無政府主義者，一夜之間變成狂熱的愛國主義者，從愛國主義者又搖身一變成為貪得無厭的併吞主義者。每次談話都用這樣一種愚蠢的套話結束：「誰不會恨，就不會好好地愛」，或者表示粗魯的懷疑。多年來從沒和我發生過爭吵的老同學，非常疾言厲色地責備我已經不再是奧地利人了，我應該跑到法國或者比利時去。是啊，他們甚至小心翼翼地暗示，其實應該把「這場戰爭是個罪行」這樣一類的看法報告官廳，因為「失敗主義者」——這個漂亮的詞是在法國發明的——是對祖國最嚴重的背叛者。 這樣只有一途：當別人狂熱叫囂之際，我只好縮回去，保持沉默。但這並不容易，因為即使在流亡地——這點我已深有體會——也不見得比「獨自」在祖國日子更難過。在維也納我已和我的舊友紛紛疏遠，現在也不是另尋新交的時候。只和賴納·瑪利亞·里爾克，我有時還能進行一次彼此心領神會的談話。我總算成功地要求讓他也到我們這偏僻的戰爭檔案館來，因為像他這樣神經分外纖弱的人，骯髒、臭味、喧囂，都會使他渾身難受，直想嘔吐。他這個人實在無法去當兵，根本不行。我一想起他身穿軍裝的模樣，就忍不住要笑出來。有一天，有人敲我的門，一個士兵頗為畏縮地站在門口，我再看一眼，大吃一驚：是里爾克——賴納·瑪利亞·里爾克穿著軍裝站在那裡！他看上去手足無措，模樣很叫人感動，領子太緊，一想到每見一名軍官，就得把靴子碰響，立正敬禮，他就不知如何是好。他有個癖好，什麼事情都要做得十全十美，規章條例上的這些無足輕重的規定，他也要模範地執行，所以他一直處於驚慌失措的狀態之中。他有一次輕聲輕氣地對我說：「從士官學校[24]起，我就討厭這身軍裝。我原以為，我從此永遠擺脫了它，可是現在還得再穿一次，我差不多都四十歲了！」幸虧有人幫忙，保護了他。不久，通過一次好心的體驗，讓他復員，他又一次到我房裡來，向我告別。這一次他又身穿便服，我簡直要說，他是給風吹進來的（他像平素一樣，走得步履輕柔，毫無聲息，真沒法形容）。他要向我致謝，因為我通過羅曼·羅蘭，拯救了他在巴黎遭到沒收的藏書。他第一次顯得不再年輕，仿佛老想可怕的事情，把他弄得筋疲力盡。「到國外去，」他說，「只要能到國外去就好了！戰爭永遠是個監獄。」然後他就走了，我又變得獨自一人。 幾周以後，我決心避開這危險的群眾精神變態，搬到一個鄉間郊區去住，以便身在戰爭之中，開始我個人的戰爭：針對現實的群眾激情，反抗對理性的背叛。 * * * [1] 狄米特里·梅日科夫斯基（1865—1941），俄國作家，十月革命後流亡國外。 [2] 弗朗茨·費迪南（1863—1914），奧地利大公爵，1896年起為儲君，1914年與皇太子妃遇刺於薩拉耶沃。 [3] 魯道爾夫皇太子（1858—1889），奧地利皇帝弗朗茨·約瑟夫和伊麗莎白皇后（即茜茜公主）之子。 [4] 卡爾大公爵（1887—1922），奧地利新皇太子，登基後為末代皇帝卡爾四世。 [5] 莎菲·卻德克伯爵小姐（1868—1914），後來成為奧地利皇太子妃，是位波希米亞的伯爵小姐，門第不夠高貴。 [6] 伊麗莎白皇后，即茜茜公主（1837—1898），原為巴伐利亞公爵小姐，1854年與弗朗茨·約瑟夫一世結婚成為奧地利皇后，1867年後又成為匈牙利王后，後在日內瓦為暴徒刺死。 [7] 皇太子，即魯道爾夫。 [8] 唐塔盧斯，古希臘神話中人物。他冒犯諸神，受到懲罰，罰他家族五代以上內部互相謀殺。 [9] 費迪南·克羅默林克（1886—1970），比利時法語戲劇家。 [10] 詹姆斯·恩索爾（1860—1949），比利時畫家。 [11] 阿巴貢為莫里哀的喜劇《慳吝人》的主人公。 [12] 埃杜阿爾·達拉第（1884—1970），法國政治家，幾次擔任總理。 [13] 貝尼托·墨索里尼（1883—1945），義大利獨裁者，法西斯主義的創立者。 [14] 恩斯特·利騷爾（1882—1937），德國詩人，極端愛國主義者。 [15] 漢斯·大衛·約克·封·華爾騰堡（1805—1865），德國政治家。 [16] 亨利希·封·斯泰因（1757—1831），普魯士政治家、改革家。 [17] 德國的解放戰爭，1813年德意志各國奮起反抗拿破崙的異族統治，成立聯軍，在萊比錫打敗拿破崙。 [18] 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1685—1750），德國音樂之父。 [19] 威廉大街，當時德國外交部就在柏林的這條街上。 [20] 埃德瓦爾德·格雷爵士（1862—1933），英國政治家。 [21] 希臘神話中，內蘇斯是個半人半馬的怪獸，穿上浸透了內蘇斯鮮血的襯衣會使人中毒而死。 [22] 環形大道，維也納的主要街道。 [23] 弗里特里希大街，柏林的主要街道。 [24] 里爾克曾在士官學校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