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世界 · 8.光影交織籠罩歐洲

我就這樣在新世紀生活了十年，見到了印度，見到了一部分美洲和非洲，開始懷著新的歡樂回顧歐洲，更加了解歐洲。我從來也沒有比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這最後十年更愛我們這古老的大地，更希望歐洲統一，更比這個時候更相信歐洲的未來。我們認為，已經看到了新的晨曦。但是實際上這只是日益臨近的世界大火的火光映空。 現在的一代人在災難重重、政權崩潰、危機不斷之中長大成人，戰爭時刻可能爆發，災難幾乎每天都可能降臨，也許很難向他們描繪我們這代年輕人從世紀轉折時期起，就受到的樂觀主義的鼓舞，對世界懷有信任。四十年和平使各國的經濟機構更加強健，技術使生活的節奏更加迅猛。科學的發現使得這代人的精神更加驕傲；幾乎在一切國家都可以同樣感到，新的經濟高漲開始。各個城市一年年變得更加美麗，居民更多。我在1901年認識的柏林已不可和1905年的柏林同日而語，它已從一個小國首都變成了一個世界都市，可是1905年的柏林又已被1910年的柏林遠遠超過。維也納、米蘭、巴黎、倫敦、阿姆斯特丹——不論何時，你重訪這幾個城市，都會驚訝不已，欣喜異常。馬路變得更加寬闊，更加繁華，公共的建築物更加雄偉壯觀，商店更加奢華，更有品味。所有的事物都讓人感到，財富在迅速增長，而且大大擴展，即便是我們這些作家也從作品的印數上感到這點。在這短短十年間，我們著作的印數翻了三倍、五倍、十倍。到處都建造起新的劇院、圖書館、博物館；舒適的設施，例如浴室和電話，先前只是狹小圈子裡的人的專利，如今已進入尋常百姓之家。自從勞動時間縮短，無產階級也從下向上突出，至少也要求享受生活的這些小小的快樂和方便舒適的條件。各個方面都突飛猛進。誰有膽子，就能獲得。誰若買進一幢房子，一本罕見的書，一幅畫，就看到不斷升值。一個企業投資越大膽，越慷慨，賺錢就越有把握。一種奇妙的無憂無慮的情緒就籠罩著全世界，因為這種蒸蒸日上的勢頭，什麼東西能夠打斷？這種幹勁蓬勃發展，從自身獲取力量，什麼東西能夠阻擋？歐洲從來也沒有比這時更強大、更富裕、更美麗，從未像這時更加熱忱地相信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除了幾個業已老朽衰敗、滿臉皺褶的老人之外，沒有人像從前那樣連聲悲悼「美好的往日」已一去不返。 但是不僅城市越來越美輪美奐，便是人自己也越來越美麗，越來越健康，通過運動，增進營養，縮短工時，更緊密地聯繫大自然。冬天，以往一直是荒寂一片的季節，大家情緒惡劣地呆在酒店裡玩玩紙牌，或者百無聊賴地貓在過分暖熱的家裡浪費光陰。如今人們登上高山，發現冬天竟是過濾太陽的儀表，沁潤肺臟的玉液瓊漿，血液通暢的皮膚感到的極度歡樂。山巔、湖泊、海洋不再像往年那樣離得如此遙遠。自行車、汽車、電車已經縮短了彼此間的距離，給予世界一種新的空間感。一到星期天，成千上萬的人穿著色彩鮮艷的運動衣，踏著滑雪板和雪橇，沿著積雪的山坡飛馳而下；到處都建造體育館和游泳池，恰好在游泳池你可以清楚地看到發生的變化。在我年輕的時候，一個真正長得身材勻稱的男子，置身於一群脖子肥厚、大腹便便、胸部凹陷的男子當中顯得與眾不同，引人注目。現在通過體操四肢靈活，曬了太陽皮膚黝黑，通過運動，肌肉緊繃的男子們在古典式歡快的競賽中相互爭雄。除了窮困至極的人以外，星期天沒人留在家裡。青年們全都出去徒步旅行、爬山、競技，從事各種運動。誰若度假，不再像我父母親的年代，跑到城市近郊，最多也不過是到薩爾茨卡默古特山地去走走。現在大家對世界大為好奇，不知外面各處也這樣美麗，或者別有一番美景；從前只有特權階級才出國遊覽，現在銀行職員，工會小幹部也到義大利和法國去走一遭。旅行便宜多了，也方便多了。尤其是，人們有了新的勇氣，膽子更大，讓大家更加放心大膽地去漫遊，生活中不那麼膽小怕事，縮手縮腳。整整這一代人都決心讓自己變得年輕一些，每個人都和我父母那代人的世界相反，以年輕為榮，以年輕自豪。起先，年紀輕一點的人，臉上鬍子突然消失，緊接著年長一些的人也跟著效法，不想顯得老成。長得年輕，朝氣蓬勃，不再老成持重，成為一時的口號。婦女扔掉了把她們胸部緊緊勒住的緊身馬甲，放棄了陽傘和面紗，因為她們不再害怕空氣和陽光。她們剪短了裙子，打網球時可以更靈活地運動雙腿，也不再羞於把自己長得線條優美的身體裸露出來。時尚變得越來越自然。男人穿上馬褲，婦女也敢於騎上男式馬鞍[1]。大家相互之間不再躲避，不再遮掩，整個世界不僅更美，也變得更加自由。 在我們後面出生的這代新人的健康和自信，使他們在風習上也贏得了這份自由。我們第一次看見年輕姑娘沒有家庭女教師陪同，和年輕男子一同郊遊，以公開自信的夥伴關係一同運動。她們不再擔驚受怕，拘謹羞澀，她們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不要什麼，她們擺脫了父母親憂心忡忡的監督，充當女秘書、女公務員，謀求自己的生計，她們奪得自己安排自己生活的權利。由於這種新穎的、更加健康的自由，賣淫業，這個古代社會唯一允許的愛情機關，明顯衰微。任何過分表示拘謹的樣子，都已過時。在游泳池裡，以往把男子泳池和女子泳池分割開來的木板隔離，一再被人拆毀。無論男女，都已不再羞於露出他們長成什麼模樣。這十年里比以前的一百年里贏回更多的自由自在，無拘無束，大大方方。 因為在世上出現另外一種節奏，一年，現在一年之中會發生多少事情！一項發明追著另一項，一次發現接著另一次，而每個發明發現又飛快地變成大眾的財富。只要事關公共利益，各國之間也第一次感到須要更加緊密地互相聯合。當齊柏林飛艇[2]第一次升空飛行的那一天，我碰巧要到比利時去，途經斯特拉斯堡，在萬眾歡呼聲中，飛艇繞著大教堂盤旋，似乎這飄浮空中的龐然大物要向這座千年之久的宏偉工程鞠躬致敬。晚上我在比利時維爾哈侖家得到消息，飛艇在艾希特丁根摔成碎片。維爾哈侖眼裡噙滿淚水，激動不已。他作為比利時人，對於德國人碰到的災難並非無動於衷，而是作為歐洲人，作為我們時代的人，感覺到我們共同戰勝自然的勝利和我們共同經受的考驗。當布萊里阿[3]飛越英吉利海峽時，我們在維也納也歡呼雀躍，仿佛他也是我們祖國的英雄。我們的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突飛猛進，不斷取得的勝利使我們感到驕傲，我們歐洲人第一次產生集體聯合的感情，一種歐洲的民族意識第一次油然而生。我們對自己說，這些國界，每架飛機都能兒戲似的輕而易舉地越過，它們是多麼無謂。這些關稅壁壘，這些國境衛士，多麼偏狹，多麼小氣，多麼虛假，多麼有違我們的時代精神。我們的時代精神明顯地渴望彼此之間相互聯繫，普天之下建立兄弟情誼！這種感情的蓬勃高漲，直如飛機的迅猛發展一樣奇妙無比；每一個沒能在年輕時一同經歷歐洲互相信任的最後幾年的人，我都為他感到遺憾。因為我們四周的空氣並未死寂，並非虛無，它帶著時代的搏動和節奏，把這種節奏無意識地逼進我們的血液，深深地導入我們的心臟和頭腦。在這些年，我們當中的每一個人都從這時代普遍的迅猛發展吸進力量，從集體的信心中提升自己個人的信心。我們人總是忘恩負義的，也許我們當時並不知道，時代的潮流如何強烈，如何準確地承載著我們。但是只有經歷了這世界信任時代的人，才知道以後的一切是向後倒退，是轉晴為陰。 這個充滿力量的強健世界妙不可言，這股力量從歐洲的各個海岸向我們擊來：但是我們沒有料到，一切使我們幸福的東西，同時也是危險。當年席捲整個歐洲的驕傲和自信的風暴，也帶來了層層烏雲。也許蒸蒸日上過於迅猛，一些國家和城市過於匆忙地變得強盛有力，力量的感覺總要誤導人和國家來使用或濫用力量。法蘭西財富驚人，可是它還要求更多，還要一個殖民地，儘管它連占領舊日殖民地的人都沒有。幾乎因為摩洛哥的緣故而引發戰端。義大利想要占領西瑞耐卡（Cyrenaica）[4]，奧地利吞併了波士尼亞。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又向土耳其用兵，而德國呢，暫時還保持局外，但是已舉起利爪準備憤怒地一擊。各個國家全都頭腦充血，從內部團結統一的有益的意志開始，到處都同時散發出擴張的欲望，就像受到細菌的傳染，法國的工業巨頭施耐德-克羅索[5]賺得腦滿腸肥，唆使大家反對德國工業巨頭，而德國的工業巨頭克虜伯[6]同樣肥得流油，因為雙方都希望得到更多的大炮的訂單。漢堡的航運業擁有巨額紅利，和南安普頓的航運對抗。匈牙利的農民對抗塞爾維亞的農民，一批康采恩反抗另一批康采恩——經濟景氣把他們大家無論是這邊還是那邊都弄成瘋子，都貪得無厭，要求多了更多。倘若我們今天靜靜地思索一下，反問自己，為什麼歐洲在1914年會打起仗來，找不到任何哪一個理性的理由，也找不到任何理由，既不是為了什麼思想，也不為了什麼小小的邊境地區。我找不到別的解釋，只能說是這種力量過剩，是這種內在的強大力量造成的悲劇性的後果。四十年和平蘊積起來的這種巨大的內在力量、渴求強暴地發泄出來。每個國家都突然感到自己強大無比，忘記了別的國家也有同感。每個國家都想要得到更多，都希望得自別國。最糟糕的是，恰好是我們最喜歡的那種感情欺騙了我們：我們共有的樂觀主義。因為每個人都深信，在最後一刻，別人就會嚇退；於是外交官們就開始大玩互相嚇唬，互相忽悠的把戲。在阿加迪爾[7]，在巴爾幹地區，在阿爾巴尼亞[8]，大家就四五次地處於這種遊戲之中，但是大型聯盟組織得越來越緊密，越來越軍事化。德國在和平時期徵收起戰爭稅；在法國，軍中服役時間延長；最後，這過剩的力量非爆發出來不行。巴爾幹半島上的氣象信號顯示了濃重的戰雲從什麼方向接近歐洲。 不過人們還沒有驚慌失措，但是已經憂心忡忡，惶惶不安。巴爾幹半島上傳來陣陣槍響，我們總微微感到不甚自在。為什麼？什麼目的？我們都不知道，戰爭就真的要向我們襲來了，反對戰爭的力量慢慢地——我們今天知道，實在太慢，實在過於猶豫不決，——集中起來。社會主義政黨，這邊和那邊的幾百萬人，在他們的綱領里否定戰爭。在教皇的領導下，一些強大的天主教組織和一些國際聯合的康采恩，少數幾位明白事理的政治家，堅決抵制那些地下進行的陰謀挑唆活動。我們這些作家也站在反戰的行列里。當時總是個人行動，彼此孤立，而不是團結起來，意志堅決。大多數知識分子的態度可惜都是消極觀望，漠不關心，因為我們都有樂觀主義的情緒，戰爭問題及其道義上的後果，壓根就沒有進入我們內心的視野之中，——那個時代，顯赫人物的重要文章，沒有一篇對這一問題進行過一次原則性的探討或者激烈的警告。我們當時認為，只要我們具有歐洲思維，國際之間兄弟般的友好交往，只要我們在只有通過曲折道路才對一時的事件發生作用的領域裡，超越語言和疆界的界限，把相互理解和精神上的親切交往奉為理想，我們的作為也就足矣。恰好是這新一代人最為強烈地信奉這種歐洲理念。在巴黎，我發現有一批年輕人圍在我的朋友巴扎爾傑特身邊，他們和上一代人不同，堅決拒絕任何種類的狹隘民族主義和侵略成性的帝國主義。儒勒·羅曼[9]便在戰爭中寫了一首致歐洲的宏偉詩篇。喬治·杜阿梅爾[10]、查理·維爾德拉克[11]、杜爾丹[12]、勒內·阿克羅斯[13]、讓·理查·布洛赫[14]先後在「修道院」和「自由的努力」兩個社團中聚在一起，他們是一種未來歐洲人的熱情洋溢的先驅者，就像在戰爭中的血與火的考驗所顯示的，堅定不移地反對任何軍國主義——法蘭西很少產生過比他們更勇敢，更有天才，道德上更加堅定的年輕一代。在德國，維爾弗[15]寫出「世界朋友」，賦予世界各國親密友善的提法以最強烈的抒情音調，勒內·希克勒[16]作為阿爾薩斯人，命中注定夾在德法兩個民族之間，激情如熾地致力於民族之間的互相理解。G.A.波爾傑色[17]從義大利作為夥伴向我們表示問候，從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和斯拉夫國家傳來熱情鼓勵。有位偉大的俄國作家寫信給我：「你們到我們這兒來啊！讓那些想驅趕我們去打仗的泛斯拉夫主義者看看，你們在奧地利的人並不願意打仗。」唉，我們大家都熱愛我們的時代，它用翅膀載著我們翱翔，我們都熱愛歐洲！我們過於輕信理性，深信理性在最後關頭會阻止這種瘋狂的念頭。這種輕信同時也是我們的過錯。不錯，我們沒有懷著足夠的懷疑來觀察牆上的符號。但是真正的年輕人的意識不就在於不要疑神疑鬼，而要深信不疑嗎？我們深信饒勒斯[18]，深信社會主義國際，我們相信鐵路工人寧可炸毀鐵軌，也不讓人家把他們的夥伴運到前線去當炮灰。我們指望婦女們會阻攔她們的兒子和丈夫去充當奉獻給殘暴火神的祭品。我們堅信在最後的性命攸關的時刻，歐洲會高奏凱歌，顯示其精神和道德的力量。我們共同的理想主義，我們有賴於社會進步的樂觀主義，使我們看不清我們共同面臨的危險，藐視這個危險。 另外，我們還缺少一個組織者，把潛伏在我們身上的力量，目標明確地團結起來。當時在我們當中只有獨一無二的一個警示者，獨一無二的具有遠見卓識的高人；可是最奇怪的是，他就生活在我們中間，而我們對他卻久久一無所知，對於這個命運安排來做我們領袖的人一無所知。對我而言，在最後時刻發現他實在是件舉足輕重的幸事，因為很難發現他，因為他生活在巴黎市中，卻遠離「節場」。倘若有人要寫一部忠實可靠的二十世紀法國文學史，有一個令人吃驚的現象不可不注意。當時在巴黎的報紙上，一切想像得到的詩人和名人都得到吹捧，恰好沒有提及三位最主要的作家，或者只在錯誤的場合提到他們的姓名。從1900年到1914年，我從來沒有看到《費加羅報》和《晨報》提到瓦雷里的名字，馬爾賽爾·普魯斯特[19]被視為沙龍里的花花公子，羅曼·羅蘭是個知識豐富的音樂學者；當第一縷榮譽的微弱光芒射到他們的姓名時，他們差不多都是五十歲，他們偉大的作品都是在這世上最為好奇最有智慧的城市裡暗中創作的。 我及時發現了羅曼·羅蘭，這純屬偶然。佛羅倫薩的一位俄羅斯女雕塑家邀我喝茶，想讓我看看她的作品，也想試圖為我作一張速寫。我四點鐘準時登門拜訪，忘記了她是位俄國人，根本不在乎時間，也不講準時。一位老奶奶，聽說當過這位女雕塑家母親的保姆，把我帶進她的工作室。室內可是亂得一塌糊塗，老奶奶叫我在那兒等候。總的說來，有四尊小型的雕像亂放在工作室里，我花了兩分鐘就看完了這幾座雕像。於是為了不浪費時間，我就隨手抓起一本書，或者不如說抓起幾本凌亂地放在那兒的小冊子。這些小冊子名為《雙周刊》（Cahier de la Quinzaine），我想起來，此前曾在巴黎聽到過這個名字，可是誰會關注所有這些小型雜誌，它們作為短命的理想主義的花朵在全國各地依次出現，又相繼消失？我翻開一冊，裡面是羅曼·羅蘭的《黎明》[20]，便開始讀了起來，越讀越感到驚訝，越讀越感興趣。這位如此深知德國的法國人究竟是誰？呆了一會兒，我就對這個好樣的俄國女人感激起來，感謝她不準時。等她最後走來，我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這位羅曼·羅蘭是誰？」她也說不清楚，等我把其它幾卷也都弄來（最後幾卷還在寫作之中），我就知道，這裡終於有了一部著作，不是單獨為個別的哪一個民族而寫，而是為了各個民族及其相互友好。就是他，就是這個人，這位詩人，他把全部力量都投入到這項工程：認識到需要相親相愛，真誠地堅持這種認識，懷著經受考驗、經過提煉的正義感，堅信藝術具有使人團結的使命，並且因而深受鼓舞。我們在一些瑣碎的小事上表現自己，精力分散；而他卻靜靜地耐心地去從事工作，把各民族在最彰顯各自最可愛的特點上面，團結起來。這是第一部在這裡完成的有意識寫出來的歐洲長篇小說，第一次向各民族友好相處發出的堅決的呼籲，有效的呼籲，比維爾哈侖的那些題目更為有效，比所有一切敕文和抗議更為有效，因為它直達更為廣大的群眾。我們大家無意識地期盼的東西，在這裡，在寂靜之中完成了。 我到巴黎的第一件事，便是打聽羅曼·羅蘭。我想到了歌德的名言：「他已學成，可以教導我們。」我向朋友們問起羅曼·羅蘭，維爾哈侖說他記得在社會主義的「人民劇院」上演過羅曼·羅蘭的《群狼》一劇。巴扎爾傑特又聽說過，羅曼·羅蘭是位音樂理論家，寫過一本關於貝多芬的小書；在國家圖書館的目錄里我找到了十幾本關於古典音樂和現代音樂的書籍，七八部劇本全都是在一些小出版社或《雙周刊》上發表的，最後，為了和他建立聯繫，我把我的一本書寄給他。不久寄來回信，邀我去看他，從而開始了一段友誼，和我跟弗洛伊德、跟維爾哈侖的友誼並列，成為我一生中最有益處、有些時刻甚至是決定我人生道路的友誼。 人生中值得紀念的日子，比平常的日子具有更強的亮度。所以我現在還非常清楚地回憶起我這第一次對羅曼·羅蘭的拜訪。靠近蒙帕納斯大街的一幢很不顯眼的房子，五道狹窄的盤旋的樓梯一直通到六層樓上，還在門口我就感到一種特別的寧靜。大街上的喧囂聽上去只像是陣陣風聲，在窗下掠過一座古老修道院的樹木。羅蘭為我打開房門，把我帶進他那狹小的書房，裡面堆滿了書籍，一直堆到天花板上。他的藍眼睛奇怪地閃閃發光，這是我曾經在一個人身上看到過的最清澈明淨，同時又是最善良好心的眼睛。這雙眼睛在談話時從內心最深的感情里抽出色彩和火焰，在悲哀時變黑，猶如蒙上陰影；在沉思時似乎變得更加深邃，激動時熠熠生輝；兩隻瞳仁嵌在有些過度疲勞，念書過多，醒著的時間過長，因而發炎發紅的眼瞼當中，在健談使人欣喜的狀況中可以發出奇妙的光彩。我觀察著他的形象，心裡有些忐忑不安。他個子很高，身材修長，走起路來有些勾背，似乎坐在書桌旁的無數鐘點壓彎了他的脖子。他面容清癯，臉色極為蒼白，看上去一臉病容。他說話聲音很輕，就像他愛護自己的身體到了極點。他幾乎從不散步，飯量很小，不抽菸不喝酒，避免使自己體力上使勁用力。但是我以後發現，這個苦行僧一樣的身體裡蘊藏著驚人的毅力。在他表面上的孱弱背後有著巨大的精神勞動的力量。他坐在他那堆滿書籍紙張的小書桌旁，一寫就是幾個小時。他躺在床上看書，一看就是幾個鐘頭，從不允許他那疲憊不堪的身體睡覺超過四五個小時。他唯一給予自己的放鬆和舒解乃是音樂，他鋼琴彈得極好，指法輕柔地撫愛琴鍵，使我難忘，仿佛他不是敲擊出音符，而只是想引誘出音響。我曾在最小範圍內聽過馬克斯·雷格爾、布索尼[21]、布魯諾·瓦爾特[22]的演奏，沒有一個傑出演奏家曾給我這樣親密無間地和心愛的大師們直接交流的感覺。 他的知識淵博得使人汗顏。他實際上是在閱讀之中度日，掌握文學、哲學、歷史，研究各個國家各個時代的各種問題。他熟悉音樂中的每個節拍，即便是戛盧彼[23]、台勒曼[24]和六七流的音樂家的偏僻至極的作品，他也知道。與此同時，他熱情地參與當代發生的每個事件。在這個像僧舍一樣的斗室里，世界就像在照相機的暗箱裡一樣映照出來。他享受了他那時代偉大人物人性的親密交往，是勒南[25]的學生，在瓦格納家當過客人，是饒勒斯的朋友，托爾斯泰曾經給他寫過一封著名的信，此信可以作為人性的自白，完全可以和他的文學作品並列。在這裡我感覺到一種人性的、道德的優越感，一種內在的自由而無傲氣，自由作為堅強靈魂的獨立行動的能力，這使我產生了一種幸福感。我第一眼就看出，這個人在緊要關頭會成為歐洲的良心，——時間證明我的判斷無誤。我和羅蘭談到《約翰·克里斯朵夫》，羅蘭向我解釋，他試圖寫這本書來盡三重義務：向音樂表示感謝，表明信奉歐洲統一，呼籲各國人民深思熟慮。他認為我們現在每個人都要發揮作用，每個人從自己的位置出發，從自己的國家出發，用自己的語言發揮作用。他認為現在是提高警惕，越來越要警惕的時候。迫使人去仇恨別人的各種力量，根據其低下的天性，比那些主張和平的力量要更加狂暴，更具侵略性；在它們背後也存在著物質利益，這些利益本身也比我們的利益更無顧忌。顯然，荒謬在起作用，抗擊這種荒謬，甚至比我們的藝術更為重要。這個人對於塵世結構的腐朽衰敗深感悲哀，我感到加倍的感人，此人在他全部作品裡讚美藝術永生不朽。「藝術可以安慰我們，我們這些個別的人，」他回答我，「但是它反抗不過現實生活。」 這是1913年，這是第一次對話，我從中認識到，我們的責任是不能毫無準備無所事事地面對一場歐戰可能爆發的事實。羅曼·羅蘭事先已經痛苦地加固了自己的靈魂，這在關鍵時刻比任何東西都更好地給予羅蘭一種極為強大的道德上的優越感，優於其他所有的人。在我們這個圈子裡，我們同樣已經作了一些事情。我翻譯了許多東西，我讓人注意到我們鄰人當中的詩人。我在1912年陪同維爾哈侖進行了一次演說旅行，穿過整個德國。這次旅行變成一次象徵性的德法友好盛舉：在漢堡，維爾哈侖和德默爾公開擁抱，一個是最偉大的法語抒情詩人，另一位是偉大的德國抒情詩人。我為維爾哈侖的新劇贏得了萊因哈特來，我們大河兩岸[26]的合作從來沒像此時這樣真誠親切，這樣強烈，這樣感情衝動。在有些激情奔放的時刻，我們沉湎於這樣一種幻覺：我們向全世界指出了正確的方向，指出了拯救的力量。但是世界很少關心這樣的文學表現，世界走著自己糟糕透頂的道路。只聽見屋樑上響起看不見的摩擦發出的一股觸電似的嗶嗶剝剝的聲音，時不時地跳出一粒火星。查伯爾恩事件[27]，阿爾巴尼亞危機，一次很笨拙的訪談，每次都僅僅是一粒火星，但是每粒火星都可能使堆積如山的火藥爆炸起來。我們在奧地利尤其感到，我們正置身於動亂地帶的核心。1910年，弗朗茨·約瑟夫皇帝剛剛過了他的八十大壽。這位已經成為象徵性人物的老人看來時間不會太長，一種神秘的感覺開始四下傳播，影響著人們的情緒，皇上殯天之後，這個千年帝國分崩離析的過程看來難以阻止。帝國內部各民族之間相互對抗的壓力日益增長，帝國之外，義大利、塞爾維亞、羅馬尼亞，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德國，都等待著瓜分奧地利帝國。巴爾幹戰爭、克虜伯和施耐德-克羅索互相對抗，在外國的「人身材料」上試驗他們的大炮，就像日後德國人和義大利人在西班牙內戰[28]中試驗他們的飛機一樣。這場戰爭把我們越來越深地吸引到這激流飛瀑似的潮流之中，大家不時驚醒，但每次都大鬆一口氣，「這一次還沒事，但願永遠沒事！」 根據經驗，把一個時代的歷史事件予以重現，要比重新構造這一時代的心靈氣氛容易千百倍。這種氣氛不會在公開事件上打下痕跡，主要是留在許多細小的個人的插曲之中。我在這裡要插入幾件這樣的插曲。老實說，我當時也根本不相信會打起仗來。但是在某種程度上，我有兩次是做白日夢時夢見過戰爭，每次都大吃一驚直跳起來。第一次發生在雷德爾[29]事件上，這一事件和歷史上一切重要的有關背景的插曲一樣，鮮為人知。 雷德爾上校是最為錯綜複雜的間諜劇之一的主人公，我個人和這位上校只有點頭之交。他和我住在同一個區里，只隔一條馬路。我的朋友檢察官T，在一家咖啡館裡介紹我和一位抽著雪茄、看上去很隨和的先生相識，這就是雷德爾上校，從此我們就互打招呼。可是後來我才發現，我們在生活中被秘密團團圍住，對我們近在咫尺的人都知之甚少。這位看上去平平常常的上校是儲君的心腹，被委以重任，領導軍事情報部門，破壞敵人的情報工作。突然透露出消息，1912年巴爾幹戰爭危機時期，俄羅斯和奧地利都動員軍隊，互相對抗，奧地利軍隊的頂尖絕密文件「進軍計劃」被出賣給了俄國。一旦爆發戰爭，必然引起史無前例的災禍，因為俄國人憑藉這份計劃會事先知道奧地利發起進攻的軍隊的每個戰略行動。這一叛賣事件在奧地利參謀本部的範圍內引起極度恐慌。雷德爾上校作為職位最高的專家，查出叛徒的任務落在他的身上，而外交部並不完全相信軍事當局的本領，也不知會參謀總部，便自顧自地提出口號，要獨立進行調查，——這是各部門之間互相妒忌、彼此偵察的一個典型案例。外交部便委託警察局，除了採取其它一切措施之外，為此還把一切來自外國留局待領的信件全都拆開來進行調查，毫不顧忌通信秘密。 有一天，從俄國邊境站波德沃洛斯齊斯卡寄到郵局一封信件留局待領，地址的密碼是「歌劇舞會」，拆開一看，裡面沒有信紙，只有六張或是八張簇新的奧地利一千克朗面值的鈔票。這個令人可疑的收穫，立即報告警察總署，總署立即下令，派一位探員守在櫃檯上，誰來領取這封可疑的信件，就立即逮捕。 一時間，這齣悲劇立即轉化成一出維也納式一團和氣的鬧劇。中午時分，一位先生露面，要求領取這份寫上「歌劇舞會」字樣的信件。窗口上的櫃員把暗底下的警告信號發給那位偵探，可是那位探員正好吃早餐去了，等他回來，大家只能告訴他，那位陌生的先生跳上一輛出租馬車離去，方向不明。於是這齣維也納喜劇的第二幕就此迅速開演。在那盛行出租馬車的時代，這種時髦的出租馬車可是個時興玩意兒。出租馬車的馬車夫自以為高貴非凡，不能親自擦洗他的馬車，在每一個馬車站都有一個所謂的「洗車員」，他的職務就是給馬添料，擦洗馬車。碰巧這位洗車員記住了這輛剛才馳走的馬車的車號，一刻鐘以後，所有的警察分局都得到警報，出租馬車立即找到。人們描繪了這位坐車的先生，他乘車前往皇宮咖啡館。我一直在這家咖啡館裡碰到雷德爾上校，另外碰巧在馬車上還找到了一把隨身攜帶的小折刀，那個陌生人就是用這把小刀拆開信封的。他們描寫的那位先生這時又離開咖啡館而去。可是咖啡館的侍者眾口一詞都肯定地說，那位先生不是別人，就是他們的常客雷德爾先生。他剛剛坐車回到克羅姆瑟爾飯店去了。 探員聽了目瞪口呆。秘密已經解開，奧地利軍方最高情報首腦雷德爾上校，同時也是被俄羅斯參謀總部收買的間諜。他不僅出賣了奧軍的秘密和軍事計劃，也一下子使人明白，為什麼在前一年，由他派出的奧地利的間諜在俄羅斯都逐一被捕、判刑。接著便開始狂打一通電話，直到接通奧地利參謀總部的首腦弗朗茨·康拉德·封·霍岑多爾夫[30]。這一場面的一位目擊證人告訴我，才聽了幾句話，封·霍岑多爾夫就臉色煞白，活像一塊白布。電話繼續打到皇宮，會議一個接著一個。現在該怎麼辦？警察在這期間採取預防措施，雷德爾上校不得脫身。等他再次想要離開克羅姆瑟爾飯店，只給門房做了交代，一個探員就毫不引人注意地走到他的身邊，把那把小刀拿到雷德爾上校面前，彬彬有禮地問道：「上校先生，您把小刀落在出租馬車裡了吧？」在這一瞬間，雷德爾知道，他已完蛋。不論他走到哪兒，都看見監視他的一些秘密警察熟悉已極的面孔。等他回到飯店，有兩名軍官一同跟進他的房間，將一把手槍放在他面前。因為在這段時間裡，宮廷里已經做出決定，以毫不聲張的方式來結束這件使奧地利軍隊極端蒙羞的事件。直到夜裡兩點，兩位軍官還在雷德爾的房門前面巡邏，然後在屋裡響起手槍的一聲槍響。 第二天在晚報上登出了一則訃告，功勳卓著的軍官雷德爾上校猝死。但是有太多的人遭到追捕，這一案件無法保密，漸漸地人們又聽到許多細節，從心理學上解釋了這一事件。無論是雷德爾的任何哪一位上級或者同僚都不知道，雷德爾天生的是個同性戀者，多年來落在敲詐勒索者的手裡，最後逼得他採取了這種絕望的脫身手段。全軍上下無比震驚，大家都知道，一旦開戰，這一個人將會使幾十萬人送命，帝國將因他而陷入深淵的邊緣，直到此時此刻我們在奧地利才理解到，去年我們和戰爭的距離簡直間不容髮。 這是第一次我親身感到戰爭的恐懼。我非常偶然地在第二天遇到貝爾塔·封·茹特納[31]，我們時代的這位了不起的、秉性高尚的卡桑德拉[32]。她出生於數一數二的顯貴家庭，早在最早的青年時代，就在她坐落在波西米亞的府邸附近，親眼目睹了1866年戰爭中的殘暴行徑，懷著弗羅倫斯·南丁格爾[33]的激情，她認定今生只有一項任務，那就是制止第二次戰爭，制止任何戰爭。封·茹特納寫了一部長篇小說《放下武器》，轟動全世界。她組織了無數次和平主義大會，一生的重大成功乃是喚醒了炸藥的發明者阿爾弗雷德·諾貝爾[34]的良心，為了補償他的炸藥釀成的災害，設立了諾貝爾和平和國際相互諒解獎。她十分激動地迎著我走來，「人們不理解發生了什麼事，」她在大街上大聲嚷嚷，而她平時說話卻是輕聲細語，和藹從容，「這已經就是戰爭了，他們又一次在我們面前藏起了一切，都向我們保密！你們這些年輕人，為什麼你們毫無作為？這事主要和你們有關啊！你們快反抗啊，快團結起來，別總把一切都讓我們這幾個老太太去干啊，沒人聽我們的！」我告訴她，我要到巴黎去，也許我們真的可以設法發表一個共同聲明。她催著我：「為什麼只是也許，情況比任何時候都更糟，機器可是已經開動起來了。」我自己也十分不安，卻努力使她平靜下來。 恰好在法國我通過第二個親身經歷的插曲，想起這位在維也納很少有人認真對待的老太太對未來的預見，具有什麼樣的先見性。這是很小的一個插曲，卻給我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1914年春天，我和一位女友從巴黎前往都蘭，在那裡過幾天，打算前去瞻仰萊奧納多·達·芬奇[35]的墳墓。我們沿著羅亞爾河景色宜人、陽光明媚的岸邊信步走去。晚上感到疲倦得好不舒服，於是我們決定，在這睡意朦朧的圖爾城裡去電影院看場電影，此前先去拜謁巴爾扎克出生的那幢房子。 這是一家郊區小影院，和新時代用鉻和玻璃打造的閃閃發光的電影宮毫無相同之處。只有一間勉強改建好的大廳，擠滿了各式各樣的小人物，工人啦，士兵啦，市場上的小販啦，貨真價實的人民大眾，無拘無束地聊天閒談，儘管禁止吸菸，卻毫無顧忌地把Scaferlatic和Caporal[36]的藍色煙雲吹進污濁的空氣中去。起先銀幕上放映的是「環球新聞」，英國的一場划艇比賽：人們一邊閒聊，一邊鬨笑，接著是一次法國軍隊的閱兵式：就是這時觀眾也不大關心。然後放映第三部分：威廉皇帝[37]在維也納訪問弗朗茨·約瑟夫皇帝。我一下子看見銀幕上出現醜陋的維也納西火車站，非常熟悉的站台，有幾名警察在等候進站的列車，緊接著一聲汽笛：年邁的弗朗茨·約瑟夫皇帝在檢閱儀仗隊，準備迎接他的客人。年老的皇帝在銀幕上出現，有些勾背，步履略顯蹣跚地從儀仗隊前走過。圖爾的觀眾對於這位長著白色絡腮鬍子的年邁蒼蒼的老爺子發出好心的笑聲。銀幕上列車徐徐進站，第一、第二、第三車廂，豪華車廂的門打開，下車的是威廉二世皇帝，他身著奧地利將軍制服，八字鬍的兩端高高翹起。 就在威廉皇帝在銀幕上出現的時候，在一片漆黑的放映廳里，完全自發地響起了刺耳的口哨聲和跺腳聲，大家都狂呼亂叫，猛吹口哨。男男女女和孩子們都發出嘲笑的聲音，就仿佛有人侮辱了他們自己一樣。圖爾的這些性情溫和的人們，對於驚恐和外部世界一無所知，只知道他們報上登載的消息，一時間都像瘋了似的。我大吃一驚，驚恐一直深入我的內心深處，因為我感覺到，長年累月進行的仇恨宣傳已把人們毒化到什麼程度。甚至在這兒，在一座外省小城裡，善良輕信的市民和士兵，已被煽動刺激到如此仇恨德國皇帝、仇恨德國的程度：只在銀幕上匆匆忙忙地現出一張照片，就會驅使他們仇恨發作。只是一秒鐘，僅僅只有一秒鐘。等到其它的圖像又顯現出來，一切全都忘得乾乾淨淨。接著放映的是一段滑稽影片，觀眾笑得前仰後合，高興得把膝蓋打得山響。就只有一秒鐘，可是這一秒鐘讓我看到，在發生嚴峻危機的瞬間，邊界這邊和那邊的兩國人民，都會多麼容易地就給煽動起來，儘管作過各式各樣互相諒解的企圖，儘管我們自己也作了努力。 整個晚上我的情緒都惡劣已極，無法入睡。倘若這事在巴黎發生，也會同樣使我不安，但是不會使我這樣震驚。但是這種仇恨情緒竟然會一直深入到外省，一直深入到性格溫和、天真爛漫的老百姓身上，這使我不寒而慄。過了幾天，我把這個插曲告訴了我的朋友們，他們大多數都沒把這事當真：「我們法國人大肆嘲笑肥胖的女王維多利亞，可是兩年後，我們和英國締結同盟。你不了解法國人，政治不會深入到法國人的心裡。」只有羅曼·羅蘭看法不同：「老百姓越天真，越容易上人家的當。自從波安卡累[38]當選之後，情況很糟。他到聖彼得堡去，可不是去休閒娛樂的。」我和羅蘭還長時間地談論夏天要在維也納召開的國際社會主義者大會，但是在這個問題上，羅蘭也比別人更持懷疑態度：「一旦貼出總動員令，又有多少人還能堅持得住，誰知道呢？我們身處一個群眾感覺的時代，群眾歇斯底里的時代，它的力量，在戰爭情況下，還很難估量。」 但是，我已經說過了，這種憂心忡忡的瞬息猶如風中蛛網，迅速飛散。我們雖說有時想到戰爭，但也只不過像偶爾想到死亡一樣——雖說是件可能發生的事情，但極可能還遠在天邊。在那些日子裡，巴黎實在太美，而我們自己也太年輕、太幸福。我現在還回憶起儒勒·羅曼想出來嘲笑那位「詩壇王子」的令人著迷的滑稽劇，這是一個頭腦有點簡單的傢伙，希望加冕成為「思想者中的王子」，讓大學生莊嚴隆重地把他帶到先賢祠前羅丹的那尊雕像前去。晚上我們像小學生似的在滑稽嘲諷的宴會上瘋瘋癲癲地鬧騰一氣。樹木吐出新綠，空氣甘冽清新，誰願意面對這麼多賞心悅目的景物，去想那麼難以想像的事情？在這陌生的國度里，朋友比以往更多，舊友之外，又添新交。城市比以往更加無憂無慮，人們自己無憂無慮，也愛上了城市的無憂無慮。在這最後的日子裡，我陪伴維爾哈侖前往盧昂，他要在那裡作一次講座。夜裡我們站在大教堂前，教堂的尖頂在月光中閃出魔幻似的亮光，——這種優美的奇蹟只屬於一個「祖國」，不屬於我們大家嗎？在盧昂的火車站，我們互相告別。在這同一個火車站，兩年後，他被他自己歌頌的機器碾成碎片[39]。他擁抱我，「在八月一日，到佳郁吉畢克我家裡再見！」我答應他，因為我每年都要去拜訪他的這所鄉居，和他攜手翻譯他新的詩作，為什麼這一年就不去呢？我無憂無慮地和其他朋友們告別，和巴黎隨隨便便地、毫不傷感地告別，就像離開自己的家，出門幾周而已。我此後幾個月的計劃一清二楚，此刻在奧地利，在鄉間什麼地方，離群索居加緊寫作《陀思妥耶夫斯基》（五年之後才得以問世），從而完成《三大師》，這本書通過三位最偉大的長篇小說家，分別表現了三個偉大的民族。然後去看望維爾哈侖，也許在冬天就進行一次計劃已久的俄羅斯之行，在那裡為我們精神上的相互諒解組織一個小組。在我三十二歲這一年，一切都平坦順利，光明靚麗地展現在我眼前；世界在這陽光燦爛的夏天展現得美輪美奐，光鮮宜人，猶如一枚美味絕倫的佳果。我愛這世界，由於它的現代，更由於它的燦爛輝煌的未來。 可是在1914年6月28日，在塞拉耶佛響起了那聲槍響。這聲槍響，在一秒鐘之間把安全穩定、具有獨創性的理性世界，像口空無一物的陶製大缸似的擊成無數碎片，而我們就是在這個世界裡受到教育長大成人安家落戶的。 * * * [1] 原來有一種女式馬鞍，供婦女使用，婦女側身坐在馬上，雙腳並不分開。 [2] 齊柏林飛艇，德國人費迪南·封·齊柏林（1838—1917）製造的飛艇。 [3] 路易·查爾斯·布萊里阿（1872—1936），法國工程師和飛行家，是法國飛行事業的先驅。 [4] 西瑞耐卡（Cyrenaica），即今天的利比亞東部地區。 [5] 施耐德-克羅索，施耐德為法國電氣康采恩，創建於克羅索，有巨型煉鋼廠，亦製造武器。 [6] 克虜伯，德國重工業企業重要公司，亦製造武器。廠址在埃森，原為克虜伯家族的產業。 [7] 阿加迪爾，大西洋上的一個港口城市，在摩洛哥南，為戰略要地。1914年，法德在此對持，幾乎釀成戰爭。 [8] 1912年、 1913年曾兩次爆發阿爾巴尼亞戰爭：在奧、俄兩國的支持下，巴爾幹各國發生了兩次戰爭。第二次戰爭，阿爾巴尼亞有俄羅斯作後台，與塞爾維亞等瓜分保加利亞，加深了世仇奧俄的衝突，埋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 [9] 儒勒·羅曼（1885—1972），法國作家。 [10] 喬治·杜阿梅爾（1884—1966），法國作家。 [11] 查理·維爾德拉克（1829—1884），法國管風琴家、作曲家。 [12] 萊翁·杜爾丹（1881—1959），法國作家。 [13] 勒內·阿克羅斯（1880—1959），法國作家。 [14] 讓·理查·布洛赫（1884—1947），猶太裔法國作家、評論家。 [15] 弗朗茨·維爾弗（1890—1945），猶太裔奧地利作家，後流亡美國，入美國籍。 [16] 勒內·希克勒（1883—1940），德國作家，又是法國作家，和平主義者。 [17] 朱色佩·安東尼奧·波爾傑色（1882—1952），義大利歷史學家、評論家、作家。 [18] 讓·饒勒斯（1859—1914），法國歷史學家，社會主義政治家，法國社會黨領袖，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改革社會主義最著名的代表之一。 [19] 馬爾賽爾·普魯斯特（1871—1922），法國作家、批評家。意識流小說重要作家。 [20] 《黎明》為《約翰·克里斯朵夫》的一部分。 [21] 費魯齊阿·布索尼（1866—1924），義大利鋼琴家、作曲家。 [22] 布魯諾·瓦爾特（1876—1962），德奧指揮家、鋼琴家、作曲家。 [23] 巴爾達撒累·戛盧彼（1706—1785），義大利作曲家。 [24] 喬治·菲利普·台勒曼（1681—1767），德國巴洛克時代的作曲家。 [25] 恩斯特·勒南（1823—1892），法國作家。 [26] 大河兩岸是指萊茵河兩岸。 [27] 查伯爾恩事件是德意志帝國內政危機。1913年底，德國駐阿爾薩斯查伯爾恩的一名少尉侮辱了當地居民，引起居民抗議。軍隊用武力鎮壓，引發了國會的激烈論戰，影響了阿爾薩斯和帝國其餘部分的關係，首相遭到彈劾，大大損傷德國皇帝的威信。 [28] 西班牙內戰發生於1936至1939年，佛朗哥反叛民選的共和國政府，內戰以佛朗哥獲勝、合法政府失敗告終。德、意均站在佛朗哥一邊，大力支持佛朗哥政權。佛朗哥遂在西班牙推行獨裁統治。 [29] 阿爾弗雷德·雷德爾（1864—1913），奧地利的情報部門官員，把奧國軍事秘密出賣給俄、意、法。 [30] 弗朗茨·康拉德·封·霍岑多爾夫（1852—1925），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任奧軍參謀總長，1916年升元帥。 [31] 貝爾塔·封·茹特納（1843—1914），奧地利貴族，和平主義者、女作家，1905年獲諾貝爾和平獎。 [32] 卡桑德拉，荷馬史詩《伊利亞特》中特洛伊城中的公主。她善於預卜未來，預告特洛伊城終將失敗。但她的預言當時無人相信。 [33] 弗羅倫斯·南丁格爾（1820—1910），現代西方護理學的創始人。 [34] 阿爾弗雷德·諾貝爾（1833—1896），瑞典化學家、發明家。 [35] 萊奧納多·達·芬奇（1452—1519），義大利畫家、雕刻家、工程師和哲學家，文藝復興三傑之一，為包羅萬象的「通才」的代表。 [36] Scaferlatic和Caporal，兩種廉價菸草。 [37] 即德國皇帝威廉二世 （1859—1941）。 [38] 賴蒙·波安卡累（1860—1934），法國政治家。1913至1920年間任法國總統，此前曾幾次擔任總理。 [39] 維爾哈侖於1916年被火車碾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