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世界 · 7.走出歐洲

是不是當年時間的流逝比現在更快，因為充滿了各式各樣的事情，把我們的世界幾百年來從表皮到內臟全都徹底改變？還是說，在第一次歐戰前，我最後幾年青少年的歲月，我之所以覺得模模糊糊，只是因為這幾年是在有條不紊的工作中度過的緣故？我寫作，我發表作品，我在德國和德國之外小有名氣。我擁有擁護者——其實在某種意義上更說明問題的是——我已經有了敵人；帝國一切重要的報紙為我敞開大門，我已經無需投稿，而是被人約稿。但是從我內心深處，我絲毫也沒有沾沾自喜。我深知，我在那些年裡做的事情，寫的作品，今天看來並不重要。我們當年所有的雄心壯志，我們所有的憂慮、失望和怨憤，今天看來都是小兒科，微不足道。歲月的流逝改變了我們的看法。倘若我在幾年前開始動筆寫這本書，我會詳述和蓋哈爾特·豪普特曼、阿圖爾·施尼茨勒、貝爾-霍夫曼、德默爾、皮蘭德婁、瓦色曼[1]、沙隆·阿施[2]和阿納托爾·法朗士的談話（最後的這個談話，其實是一次歡快的談話。因為老先生整個下午盡跟我們講些不太正經的故事，可是他講的時候帶著優越的一本正經的神氣和難以描寫的優雅氣度）。我可以報導宏偉壯觀的初演情景，古斯塔夫·馬勒的第十（=第八）交響樂在慕尼黑、《玫瑰騎士》[3]在德勒斯登初演的情景，報導卡爾薩維娜[4]和尼金斯基[5]出演的情景；因為我興致勃勃，生性好奇，成了許多文藝界重大歷史事件的見證人。但是，凡和我們今日時代的問題不再有關的一切事情，按照我們更加嚴格的標準，都不算重要。今天在我看來，我青年時代把我的目光引向文學的那些人，遠遠不及把我目光引向現實的那些人重要。 這些人當中，首先有一位，在最具悲劇色彩的時代之一，得以掌握德意志帝國的命運。在希特勒上台掌權前十一年，國家社會主義黨人[6]第一槍射殺的便是此人：瓦爾特·拉特瑙[7]。我們的友誼聯繫建立得很早，是真心誠意的友誼，開始建立的方式殊為奇特。我衷心感謝那些首先扶助過我這十九歲青年的一些人，其中之一便是馬克西米利安·哈爾登[8]。他的刊物《未來》，在威廉帝國的最後幾十年起過決定性的作用。俾斯麥很樂於把哈爾登用作傳聲筒或者避雷針，親自把哈爾登推進政治。哈爾登使部長下台，使渥倫堡案件[9]爆炸，使皇宮每個禮拜遭到其它攻擊、揭露而戰慄；儘管如此，哈登堡的私人愛好乃是戲劇和文學。有一天在《未來》上刊登了一些箴言警句，用的假名我現在已經記不起來。這些箴言寫得特別聰明，而且語言凝練含蓄，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是這個刊物的經常撰稿人，便寫信給哈爾登：「誰是這位新人？多年來我沒有讀到過如此精雕細刻的箴言。」 回信的不是哈爾登，而是另外一位先生，署名瓦爾特·拉特瑙。我從這封信，也從其他方面獲悉，此人就是實力強大的柏林電力公司的董事長之子，自己也是一位巨商，大工業家，無數公司的監理會理事。他是一位新型的德意志（照讓·保爾[10]的說法）「面向世界型」的商人。他非常親切地寫信向我致謝，說我的信是他發表了文學習作後收到的第一個反響。儘管他起碼比我大十歲，他卻坦率地向我承認他心情忐忑不安，不知道是否應該把他的一整本隨想和箴言予以發表。話說到底，他畢竟是個門外漢。迄今為止，他的全部活動都放在經濟領域。我真心誠意地鼓勵他，我們從此保持通信聯繫。在我下一次到達柏林時，我打電話給他。他回答時，聲音有些遲疑：「啊，原來是您，多可惜，我明天一早六點就要啟程到南非去……」我打斷他：「那沒有關係，我們就下次再見吧。」他慢慢地思索著，接著說道：「別價，您等等，……等一會兒……下午安排了會議……晚上我得到部里去，下面還有一次俱樂部的晚餐，……您能在十一點十五分到我這兒來嗎？」我表示同意。我們一直聊到清晨兩點，六點他出門遠行。——我日後得知，他受德國皇帝的委託，前往西南非洲。 我之所以講述這些細節，因為這清楚說明拉特瑙的性格特點。他忙得不可開交，可是總有時間在世界大戰最艱難的日子裡，在日內瓦會議召開前夕，在他遇刺之前沒幾天，我還乘坐著他不久被人刺死時坐的那輛汽車，和他一起駛過同一條大街。他總是把他每天的日程排得滿滿的，排到每一分鐘，可總是能夠舉重若輕地從一件事情轉到另一件事情，因為他的腦子隨時都在運轉，是件無比精確轉動迅速的儀器。我在任何人身上都沒看見過這樣的儀器。他說話流利，仿佛是照一頁看不見的稿子在念，可是每個句子都形象生動，清清楚楚，若把他的談話速記下來，完全是篇立即可以付印的報告。他說法文、英文和義大利文，就像說德文一樣的精準——他的記憶力從來不出毛病，談任何題目都不需要特別準備。和他談話，看見他沉靜斟酌、洞察一切的就事論事的態度，會感到自己愚蠢，缺乏教養，忐忑不安，迷惘糊塗。他的思想像強光一樣刺眼，像水晶一樣清澈，這使人感到不適，就像在他的房間裡擺放著精緻絕倫的家具，美麗絕頂的畫幅。他的精神是架天才發明的儀器，他的住宅猶如一座博物館。他在邊區擁有的富有封建氣派的路易絲王后的宮裡，一切都井井有條，條理分明，乾乾淨淨，你怎麼也暖和不起來。在他的思維中總有一些像玻璃一樣透明的，因而是輕若無物的東西。我很少在別人身上像在他身上這樣強烈地感到猶太人的悲劇性。儘管有許多明顯的優越感，他總充滿著深切不安和把握不定。我另外的一些朋友，例如維爾哈侖，埃倫·凱，巴扎爾傑特，沒有他十分之一的聰明，沒有他百分之一的淵博和洞悉世界的能力，但是他們穩穩地站在自己的位子上。而在拉特瑙身上，我總感到，他儘管聰明絕頂，無人企及，可是他腳下沒有土地。他整個存在是一系列新的矛盾組成的一大矛盾。他從他父親那裡繼承到一切可以想像的權力，卻不願做他父親的繼承人，他身為商人，卻想感到自己是個藝術家。他擁有千百萬家私，卻玩弄社會主義思想。他感到自己是猶太人，卻一味侈談基督。他的思維方式是國際性的，可他卻崇拜普魯士主義，他夢想有個人民的民主，可是每逢威廉皇帝接見和詢問，他就受寵若驚。他目光犀利，看透了皇帝的弱點和虛榮，可並未因此而控制住自己的虛榮心。所以他一刻不停地辦事，活動，也許只是一劑鴉片，藉以掩飾自己內心的煩躁，消除他內心生活的孤獨。1919年德國軍隊崩潰之後，最沉重的歷史使命落到他的頭上，要他使遍體鱗傷的國家從一片混亂之中重獲得生命力，直到他挑起這一重擔的時刻，他身上蘊藏著的無比強勁的原始力量凝結成一股統一的力量。他投入他的全部生命獻給他唯一的理念：拯救歐洲，從而給自己創造了和他的天性與生俱來的宏偉。 和拉特瑙的談話，對我啟迪良多，使我放眼遠眺，這些談話就其精神上的凝練和光澤，也許只有我和霍夫曼斯塔爾、瓦雷里和凱澤林伯爵[11]的談話可以相比。我的視野從文學擴展到時事，除此之外，我還要感謝拉特瑙的是，他給了我最初的啟示，走出歐洲。他對我說：「如果您只了解英倫三島，您無法理解英國。如果您一次也沒有離開過歐洲，您就無法理解我們這個大陸。您自由無羈，充分利用您的自由吧！文學是個奇妙的職業，因為從事這一行，匆忙是不合適的。要真正寫出一本書，早一年晚一年無關緊要，您為什麼不去印度和美洲一游？」他這隨口說出的一句話，打到我的心裡。我於是決定，立即遵從他的忠告。 印度給我的印象比我設想的更為陰森可怕，更為令人壓抑。看到那些瘦骨嶙峋的人，我大吃一驚。他們黑色的目光毫無歡樂，極為嚴肅。自然景色往往單調，令人發怵，尤其是等級和種族的嚴格區分，我在船上就已經有所領教。兩個迷人的姑娘和我們同船旅行，她們長著烏黑的眼睛，身材苗條，極有教養，舉止得體，神情謙虛，頗有帥氣。第一天我就發現，她們遠離人群，或者有道看不見的柵欄把她們遠遠隔開。她們從來也不在跳舞會上露面，也不參加我們的談話，而是徑自坐在一邊，看英文或者法文書。一直到第二、第三天我才發現，不是這兩個姑娘避免和英國社交圈子接觸，而是其他人不願和「混血兒」交往，儘管這兩個迷人的姑娘是一位信奉拜火教的印度大商人和一位法國女子的女兒。在瑞士洛桑的寄宿學校里，在英國的結業淑女學堂[12]度過的兩三年里，她們受到的完全是平等的待遇；可是在前往印度去的船上，立刻出現這種冷森森的、看不見的，但是依然同樣殘酷的社會排斥的形式。我第一次見到了這種種族純潔狂的瘟疫，它比以往若干世紀流行的真正的瘟疫對我們這個世界而言，更加災難深重。 這初次邂逅，使我的目光從一開始就變得犀利無比。人們對歐洲人懷有一種敬畏之情，把他們視為一種白色的天神。由於我們自己的過錯，這種敬畏業已消失。我享受這種敬畏，心裡總感到有些羞愧。白人若長途旅行，譬如，攀登錫蘭的亞當峰，必然會有十二至十四個僕人相隨；若不是這樣，就有失他的「尊嚴」。一想到，今後幾十年，幾百年必然會給這種荒謬的情況帶來的變化和變動，我就感到毛骨悚然，擺脫不了不安的情緒。而我們舒舒服服地呆在歐洲，覺得非常安全，對於這種可能發生的變化，想也不敢去想。多虧有了這些觀察，我看印度，就不像，譬如說皮埃爾·洛蒂[13]那樣，在玫瑰紅的光澤中看見一些「羅曼蒂克的東西」，而是看見了一種「警告」。在我這次意為內心教養的旅行中，給我收穫最多的不是那些莊嚴巍峨的廟宇，歷經風霜的宮殿，不是喜馬拉雅山的景色，而是我結識的人。他們習慣於用另外一種方式在另外一個世界，不同於在歐洲腹地，和一位作家相遇。 當時人們更加精打細算，庫克[14]的觀光旅遊還沒有組織，誰若要旅行到歐洲以外的地方去，那他在他的等級之中，在他的地位上，幾乎永遠是一個另類。商人就不是一個目光狹窄的小商販，而是個大商人，醫生就是個真正的研究者，企業家就屬於征服者一族，大膽無畏，慷慨灑脫，毫無顧忌，即便是作家，也是個在精神上更為好奇的人物。在旅途中這漫長的日日夜夜裡，當時還沒有無線電以閒聊來充滿這漫長的時間，我就在和另外一種類型的人交往時，更多地學習觸動我們世界的各種力量和各種緊張情緒，而不是從上百本書籍中去學習。和故鄉形成的距離，也改變了我們內心的尺度。有些瑣碎的小事，我過去過分在意，在我回國後，我又開始覺得小里小氣，我再也不把我們歐洲視為我們宇宙永恆的軸心。 我在印度之行中相遇的人們當中，有一個人對於我們時代的歷史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雖然這種影響往往視而不見。從加爾各答出發前往印度腹地，乘坐一艘內河船隻，沿著伊洛瓦底江逆流而上。我每天都和卡爾·豪司霍弗爾[15]及其夫人一起呆上幾個鐘頭。豪司霍弗爾是德國大使館的武官，奉命調往日本。這位腰杆筆挺、身材瘦削的男子，臉上只見骨頭，長著一隻尖利的鷹鉤鼻，讓我立刻看出了德國參謀部軍官與眾不同的品質和內在的訓練。我此前在維也納自然有時也和軍人有些交往，都是些親切友好，討人喜歡，甚至是性格歡快的年輕人，大多出身境況拮据的家庭，不得不穿上軍裝，試圖擔任軍職取得最舒服的待遇。豪司霍弗爾相反，這點一下子就能感到，他出身於一個很有教養的富裕資產階級家庭，——他的父親發表了詩歌，我想是位大學教授吧。他受的教育也不限於軍事，而是全面廣博的教育。奉命實地考察日俄戰爭的戰場，他和他太太便都努力學習日本語言和文學。我由此又看到，每種科學，甚至軍事科學，如果理解得寬泛些，必然超越狹隘的專業範圍，要接觸到其它一切學科。豪司霍弗爾在船上成天工作，用望遠鏡觀看每個細節，記日記、寫報告、查閱辭典。我很少看見他手裡不拿著書的。作為一個仔細的觀察員，他善於詳盡描述；我在談話中向他學到許多有關東方之謎的情況，回國後，和豪司霍弗爾一家保持友好的聯繫，我們經常通信，在薩爾茨堡和慕尼黑互相訪問。由於身患嚴重的肺病，他在達沃斯或者阿羅薩養病一年。由於不任軍職，轉而從事學術；恢復健康後，他得以在世界大戰時率領一支部隊。德軍崩潰後，我常常想到他，抱著很大的同情；我可以設想，幾年來他退隱林下，暗中出力幫助建立德國的霸權地位，也許也幫助建設德國的戰爭機器。看到日本站在獲勝的敵人一邊，想必十分痛苦。他在日本可贏得了許多朋友。 不久證實，豪司霍弗爾是最早系統地、大規模地想到重建德國霸權地位的人之一。他出版了一份地緣政治學的雜誌。我往往都是這樣，對於這種新型運動含有的深層意義，我一開始並不理解。我真心誠意地認為，事情只不過是想窺探其他國家合作時各種力量的組合。我想是他第一個提出的各民族「生存空間」這個詞，即便是這個詞，我也只是按照斯本格勒[16]的意思理解為一種相對的能量，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動。每個民族在時間的周期內依次開發出來。便是豪司霍弗爾的要求，要更加仔細地研究各民族各自獨特的特性，建立一種科學性的常設指導機關，我也覺得完全正確。因為我認為，這種研究完全旨在服務於各民族相互接近的傾向，也許——我說不準——豪司霍弗爾原先的本意也絕不是政治目的。反正我興致勃勃地閱讀他的著作（話說回來，書中有一次還引用了我），絲毫不起疑心。我聽到一切客觀評論的人士都稱讚他的講座極富教益，很有啟發，誰也沒有控告他，說他的思想是在為一種新的霸權政策、侵略政策效勞，只是新瓶裝舊酒，把古老的大德意志帝國的要求用新的形式，在意識形態方面予以說明。可是有一天，我在慕尼黑偶爾提到了豪司霍弗爾的名字，有人就以不言而喻的語調說道：「啊，希特勒的那個朋友吧？」我聽了簡直驚訝到了極點，因為首先，豪司霍弗爾的太太就不是純種[17]，而他的幾個（極有天才，討人喜歡的）兒子就經不住紐倫堡猶太人法令[18]的審查；另外我也看不出在一個極有教養、思想開闊、博學多能的學者和一個以最狹隘最殘暴意義上執著於德意志民粹的粗野的宣傳鼓動家之間有任何直接的精神上聯繫的可能性。但是魯道爾夫·赫斯[19]便是豪司霍弗爾的學生，他把這兩人之間的聯繫建立起來了。希特勒這人不大接受別人的意見，可是他從一起頭就有一種本能，能夠把一切有助於他達到個人目的的東西全都據為己有；因此地緣政治學對他而言，就完全可以溶入國家社會主義的政策，為此政策所用。他充分利用地緣政治學，使之為他的目的服務。國家社會主義的本事就是把它明目張胆的自私自利的強權本能用意識形態和虛假道德來加以掩飾。有了「生存空間」這個概念，終於為其赤裸裸的侵略意志得到了一襲哲學外衣，通過這個概念的定義模糊不清，便變成了一個似乎使人不致困惑的口號。要是取得成功，可以為任何兼併、侵吞，哪怕是肆意專橫的侵吞進行辯護。於是我舊日的旅伴——我不知道是否分明知道，有意如此——對於希特勒的目標發生根本性的、對於世界而言災難性的轉變是有罪責的。希特勒的目標原先嚴格限制在民族性和種族純淨，現在通過「生存空間」的理論，蛻變成這樣的口號：「今天屬於我們的是德意志，明天是全世界。」這句話言簡意賅，憑著文字固有的力量可以轉化為行動，轉變成災難，和當年百科全書派強調「理性」的提法一樣，最終轉向反面，成為恐怖和群眾情緒衝動。據我所知，豪司霍弗爾在納粹黨內從未占有過顯著的地位，甚至也許從來就不是納粹黨員。我絕不像今天的那些手指靈巧的新聞記者那樣，把他視為妖魔似的「灰衣主教」，躲在後台，制訂危險透頂的計劃，交付元首付諸實施。但是，他的理論，比希特勒殘暴已極的顧問們更加有意識無意識地把國家社會主義的侵略政策強勁地從狹隘的民族範圍擴展到全球範圍，這點毋庸置疑。只有等到後世，比我們這些同時代人擁有更詳盡的文獻資料才能對他的形象用正確的歷史的尺度來予以衡量。 我這第一次越洋旅行之後不久，就進行第二次越洋旅行，前往美國。這一次也別無其他目的，只想見識一下世界，如果可能，也看一下展現在我們眼前的未來一角。我想，我真的成了極少數的幾個作家之一，他們遠渡重洋，不是為了獲取金錢，或者像新聞記者那樣銷售美國之行的新聞，而是把對於新大陸的相當模糊不清的設想和現實情況進行對照。 我對美國的設想——我並不羞於說出來——是相當羅曼蒂克的。對我而言，美國就是瓦爾特·惠特曼，新的節奏，未來的世界大同之國；在我越洋過去之前，我又一次閱讀了一下偉大的「夥伴」（Comerads）所寫的氣勢狂野奔放猶如飛瀑急流一般奔騰湧流的長行詩句，然後我就懷著坦誠的兄弟般心胸開闊的感情踏上曼哈頓，毫無歐洲人通常懷有的那種倨傲之情。我還記得，我乾的第一件事便是向飯店的門房打聽瓦爾德·惠特曼的墳墓在哪裡，我打算前去瞻仰。我的這個要求當然讓那可憐的義大利人狼狽不堪，他從來沒有聽人說起過這個名字。 我得到的第一印象極為強烈，儘管紐約當時還沒有今天那種令人心醉神迷的夜間美景。時代廣場上還沒有那種迷人的瀑布狀的燈光效果，和這座城市如夢如幻的星空。入夜之後，千百萬盞人造的星辰和天上真正的確確實實的星辰交相輝映。城市的景色和交通還缺少今天的這種宏偉壯觀的規模，因為新的建築學正嘗試著建造出個別的高樓大廈還把握不住。商店的櫥窗和裝潢也剛在羞怯學步的階段，預示著人們的品味發生令人吃驚的飛躍。但是布魯克林橋因為人們在上面活動，始終在微微震顫，從橋上俯瞰碼頭，在這些繁華的街道構成的石頭深谷里遊蕩，依然會有所發現，取得足夠的啟發，當然經過兩三天，又讓位給另外一種更加激烈的感情：極端孤獨的感覺。我在紐約無所事事，當時一個無所事事的人在任何地方也不比在紐約這樣不合適。那時候還沒有眾多影院可以讓人消遣解悶一個鐘頭，也沒有那種舒適的小咖啡館，沒有像今天這樣有那麼多圖書館和博物館。在文化領域一切還都遠遠落後於歐洲，我花兩三天時間，老老實實地參觀了博物館和主要的名勝古蹟之後，就像一隻無槳的小舟，在冰冷的空洞的大街上飄來盪去。最後我感到這樣瞎逛馬路實在毫無意義，只有想出一個絕招，使馬路上溜達對我更有吸引力，才能克服心裡的孤獨感。我想出一招，和我自己做個遊戲。我跟我自己說，我在這兒孑然一身到處亂逛，是萬千流亡者當中的一個，正不知如何是好，兜里只有七元美金。於是我對自己說，別人不得不做的事情，你就自覺自愿去做就是。不妨設想一下，你最晚在三天之後必須掙得你的麵包。好好四下看看，一個毫無聯繫毫無朋友的外國人是如何在這裡立即找到一份工資的！於是我就從一個職業介紹所跑到另一個職業介紹所，仔細研讀貼在門上的招聘廣告，這裡在找一個麵包師，那裡在找一個會法語和義大利語的助理文書，這裡又要找一個書店的助手：這最後一個位子無論如何總還是我為想像中的我找到的第一個機遇吧。於是我就沿著旋轉樓梯爬到四樓，打聽工資的數目，拿它和報紙廣告上登載的布隆克斯區一個房間的租金相比較。尋找了兩天工作，理論上我找到了五個職位，可以幫我維持生活，於是我就比到處閒逛更加確信，在這個年輕的國度里，對於每一個願意工作的人有多少發展空間，多少可能性，使我不由得暗自稱讚。這樣逐一造訪職業介紹所，在公司里自我介紹，使我看到了這個國家享受的神仙般的自由，沒有人問我的國籍，問我的宗教信仰，問我的血統出身。我不帶護照在進行旅行——在我們今天這個講究指印簽證和警察局證明的世界裡，這可是神奇至極。那裡有工作在等人，光是這一點就決定一切。在這傳奇的自由年代裡，沒有國家橫加干擾，沒有繁文縟節，沒有工會，在一分鐘內就簽訂了合同。多虧尋找工作，我在開頭幾天對美國知道的程度比以後幾個禮拜了解得更多，後面幾周我作為一個旅遊者，舒舒服服地遍游費城、波士頓、巴爾的摩、芝加哥；只有在波士頓，在查爾斯·洛夫勒[20]家和人們交往中度過了幾個鐘頭，他為我的幾首詩譜了曲。在別的地方，我都是孤身一人。僅僅有一次，巧遇打破了我的純粹匿名狀態。我至今還清清楚楚地記得這一瞬間。當時我正在費城沿著一條寬闊的大道溜達，在一家大書店前面我停住腳步，至少看看作者們的姓名能讓我聯想到什麼眾所周知的事情，或者我已經熟悉的事情。突然，我嚇了一跳：在這家書店櫥窗的左下方陳列著六七本德文書，有一本書上我自己的姓名直撲我的眼睛。我像中了魔法似的往那兒看，開始沉思起來。我在那裡籍籍無名，似乎無謂地在這些外國的街道上溜達，誰也不認識，誰也不注意，可是我的一部分，在我之前就已到達這裡；書商想必在一張書單上寫上了我的名字，以便這本書能花十天功夫越過重洋來到這裡。剎那間，孤寂之感全都拋盡。兩年前，我又重遊費城，我無意識地又在尋找那個櫥窗。 我已沒有勇氣到舊金山去——好萊塢當時還沒有發明出來——但至少在另一個地方我可以一睹久欲一見的太平洋的風采。在我童年時代讀到最初的環遊地球的報告，太平洋就使我神往。就在一個今天已經消失的地方，這個地方，活人的眼睛再也不會看到在當年還正在修築巴拿馬運河的最後幾座山崗。我乘坐一條小船，經過百慕達和海地直駛過去——我們這一代詩人，接受維爾哈侖的教育，滿腔熱情地讚嘆我們這個時代技術的奇蹟，就像我們的先人熱情讚美古羅馬古典文化的成就，單單巴拿馬運河自身便是一幅難以忘懷的壯美景觀，用機器挖掘出來的河床，即使戴上太陽鏡去看，也會呈現褐黃色，灼人眼球。一種妖魔似的快感，由千百萬、億萬蚊子圍繞著亂飛亂舞，只見其受害者一排排安葬在公墓里，無邊無際，無窮無盡。這項工程由歐洲人開始動工，將由美國人把它竣工，有多少人為之犧牲殞命！經過三十年的災禍和失望，現在才形成規模。再過幾個月，船閘就最後完成，然後手指一摁電鈕，經過幾千年，兩大海洋將永遠匯合涌流。我作為這個時代最後幾個清醒而充分地意識到這一歷史事件意義的人，還親眼看見這兩大海洋的各分東西。親眼看到它最了不起的獨創性的行動，這是和美國美好的告別。 * * * [1] 雅可布·瓦色曼（1873—1934），猶太裔德國作家。 [2] 沙隆·阿施（1880—1957），依地語（即猶太德語）作家。 [3] 《玫瑰騎士》，理查·施特勞斯的歌劇。 [4] 塔瑪拉·卡爾薩維娜（1885—1978），俄國芭蕾舞女演員。 [5] 瓦斯拉夫·尼金斯基（1889—1950），波蘭出生的俄國芭蕾舞演員和編導。 [6] 即納粹黨，該黨全稱為「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縮寫為：NSDAP。 [7] 瓦爾特·拉特瑙（1867—1922），德國政治家、企業家、作家，曾任德國外交部長。 [8] 馬克西米利安·哈爾登（1861—1927），德國政論家、評論家、演員。 [9] 渥倫堡案件乃1907至1909年間引爆的重大案件，爭論很大。關於德皇威廉二世的內閣成員中有同性戀者，對皇室的威望有很大損傷。 [10] 讓·保爾（1763—1825），德國作家。 [11] 赫爾曼·亞歷山大·凱澤林伯爵（1880—1946），德國哲學家。 [12] 淑女學堂，為已受普通教育的青年女子進入社交界作準備的一種私立學校，內授音樂等課，重視禮儀。 [13] 皮埃爾·洛蒂（1850—1923），法國海軍軍官，作家。 [14] 托馬斯·庫克（1808—1892），英國旅行商。近代旅遊業先驅，團隊旅遊的開拓者。 [15] 卡爾·豪司霍弗爾（1869—1946），德國軍官，重要的地緣政治的代表。 [16] 奧斯瓦爾特·阿爾諾爾特·斯本格勒（1880—1936），德國哲學家、歷史學家。 [17] 並不是純粹雅利安人。 [18] 紐倫堡猶太人法令，亦被稱作種族迫害法令，或雅利安人法令，是在1935年9月15日舉行的國家社會主義者，即納粹分子的所謂黨代會上通過的法令，限制猶太人的自由。 [19] 魯道爾夫·赫斯（1894—1987），德國納粹頭目之一。 [20] 查爾斯·洛夫勒（1861—1935），徳裔美國小提琴家、作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