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世界 · 5.巴黎，青春永駐的城市

贏得自由後第一年，我把遊覽巴黎作為給我自己的禮物。我對這座內蘊無限的城市了解得有限，只在從前匆匆漫遊過兩次。我知道，一個年輕人在那兒呆過一年，就會一生一世都保留著無可比擬的幸福回憶。一個人在任何地方也不像在巴黎城裡，感官全被喚醒，感到自己正值青春年華，和這城市的氣氛完全一致。巴黎把自己獻給每一個人，可是沒有人探查得出巴黎的深淺。 我清楚知道，我青年時代領略過的巴黎，這座幸福歡欣，又使人歡欣鼓舞的城市如今已不復存在；自從世上最無情的鐵拳在它身上粗暴蠻橫地蓋下了無情的烙印，也許永遠也無法再給巴黎那種奇妙無比的無拘無束的神氣。在我開始寫下這幾行字的時刻，德國軍隊和坦克正像一大堆灰色的螞蟻蜂擁向前，想把這個和諧城市裡的幸福安詳、天國般五彩繽紛的色調、歡快開朗的情緒、閃閃發光的晶瑩油彩和永不凋零的鮮艷花朵全部連根拔掉，徹底摧毀。這事現在已經發生：埃菲爾鐵塔上飄揚著卐字旗，拿破崙的香榭麗舍大街上納粹衝鋒隊列隊前進，一副挑釁的神氣。家家戶戶在家裡，心臟都抽搐起來。脾氣溫和的市民們，當占領軍的高筒靴在他們舒適的小酒店和咖啡館裡踩來踩去的時候，眼裡都流露出屈辱神氣。我在遠方也感同身受。我自己所遭遇的不幸沒有一個像這座城市所遭的屈辱使我這樣難過，使我這樣震驚，使我這樣絕望。上天單單賜福給巴黎這座城市，讓它使每一個接近它的人都得到幸福。它還能再一次把給我們的東西又給予世世代代的後人；最睿智的學說，最神妙的範例，同時，讓人既自由又富有創意，向每一個人都敞開胸懷，在美妙的揮霍之中，卻使自己越來越富有？ 我知道，我知道，今天受苦受難的不僅僅是巴黎而已，便是其餘的歐洲也模樣大變。幾十年內，也不會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那樣。從前歐洲的田野如此美好靚麗，在此之後，某種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的陰鬱氣氛再也不會在歐洲完全消散，苦難和猜疑將像腐蝕性極強的毒藥，殘存在支離破碎的軀體之中。兩次大戰之間這四分之一個世紀，在社會上，在技術上取得了這麼多進步，可是我們西方國家的小天地里，具體說來，沒有一個民族沒有失去無可估量之多的往日的生活樂趣和瀟灑勁頭。你得沒日沒夜地描述義大利人從前即使窮困不堪，也總是充滿自信，像孩子一樣歡欣開朗。他們在小飯店裡又笑又唱，風趣地嘲笑那糟糕的「政府」，而現在呢，他們得挺起下巴，列隊前進，心靈愁苦，一臉陰沉。你還能想像會有這樣一個奧地利人，脾氣溫和，渾身鬆弛，隨隨便便，真心誠意地虔信他那當皇帝的主子，把他們的生活弄得這麼舒適的上帝？俄國人、德國人、西班牙人，所有這些人他們大家都不再知道，那個毫無心肝、貪得無厭的名叫「國家」的巨靈怪物，已經從他們心靈深處敲骨吸髓，吸走了多少自由和歡樂。各個民族只是感到，有一片寬闊沉重的陌生陰影懸掛在他們的生活之上。而我們這些人還經歷過個人自由的世界，我們知道，並且可以證明，歐洲當年無憂無慮地樂享它那萬花筒一樣色彩繽紛的遊戲。看到我們的世界由於它那自殺似的憤怒蒙受陰影，漆黑一片，受到奴役，變成監牢，我們渾身戰慄。 但是話說回來，在任何地方也比不上在巴黎這樣，可以更加幸福地感到人生的這種天真無知，同時又無比睿智的無憂無慮的人生態度，這種人生態度通過禮儀的優美，氣候的溫和，累積的財富和悠久的傳統得到了光榮的證實。我們每一個年輕人都從這個城市的輕鬆自在的氣氛中吸取一部分到我們心裡，而我們也把自己的一部分輕鬆添加到這城市的輕快中去。中國人、斯堪的納維亞人、西班牙人和希臘人、巴西人和加拿大人，每個人在塞納河畔都有賓至如歸的感覺，沒有任何拘束，誰都可以想什麼就說什麼，想想什麼就想什麼，想笑就笑，想寫就寫，每個人都怎麼舒服就怎麼活，合群還是獨自一人，揮霍還是節儉，奢侈還是像浪蕩藝人那樣，悉聽尊便。每個特殊情況都有空間，所有的可能性全都具備。這裡有精緻高級的餐館，提供各式各樣魔術般的美味佳肴，有兩三百法郎一瓶的酒類，有貴得叫人瞠目結舌的甜酒，還是馬侖哥、滑鐵盧戰役時期的佳釀；但是你也同樣可以在旁邊馬路拐彎處每一位酒商那裡大快朵頤，開懷暢飲。在拉丁區擠得水泄不通的大學生飯店裡，花幾個蘇，買到美味無比的開胃小吃或者在吃了一份結結實實的牛排，就著牛排喝下去紅酒或白酒和一長條樹幹一樣長的可口白麵包之後，來點美味的尾食。你愛怎麼穿戴，也悉聽尊便：大學生們頭戴他們那種賣弄風情的四角帽，在聖·米歇爾大街漫步，而那些藝術家畫家戴著大蘑菇一樣的寬邊帽，穿著羅曼蒂克的黑絲絨外套，大搖大擺旁若無人地走著。工人們穿著他們藍色的短外套，或者只穿襯衫，無憂無慮地徜徉在最高雅的大道上，保姆們戴著大皺褶布列冬尼亞的女帽，斟酒的侍者繫著藍色的圍裙。用不著到七月十四日慶祝國慶，午夜後就有幾對青年男女開始在大街上跳舞。警察在旁衝著他們直笑：大街畢竟是每個人都有份的！誰也不會在別人面前不好意思；最最標緻的女郎們和一個皮膚黧黑的黑人挽著胳膊走進附近的一家小飯店，也絲毫不會害臊——在巴黎誰關心這些日後才吹了氣鼓起來的怪物，什麼種族啊，階級啊，出身啊。唉，只有見識過柏林，才會真正喜歡巴黎。只有領教過德國的那種自覺自愿的奴性，連同它的生硬的、磨製得如此尖刻的等級意識，才會喜歡巴黎。在德國，軍官太太不和教師太太交往，而教師太太又不和商人妻子交往，商人的妻子就根本不和工人的女人交往了。而在巴黎，法國大革命的遺產還生機勃勃地在人們的血液之中流淌，屬於無產階級的工人覺得和他老闆一樣是自由的、同樣重要的公民。在咖啡館裡，跑堂的和身系鑲金絛帶的將軍像平起平坐的同伴一樣握手。勤快、穩重、潔身自好的小市民的妻子，看見同一條人行道上行走的妓女，不會皺起鼻子，擺出鄙夷不屑的神氣，而是在樓梯上和她聊聊家常，她們的孩子也會給她獻上鮮花。有一次我親眼看見，一群有錢的諾曼底的農民參加了一場洗禮，走進一家高級飯店——瑪德萊娜河邊的拉許飯店——這些農民身穿他們農村的服裝，踏著笨重的皮鞋像雷聲隆隆，走進門來。頭髮抹了厚厚的髮油，連廚房裡都能聞到，他們大聲講話，喝酒越多，嗓門越大，歡笑聲中毫不在意地碰碰他們胖太太的腰肢。作為地地道道的農民，置身於身著光鮮燕尾服的紳士和盛裝打扮的太太小姐們之間，絲毫也不在意。便是那個臉上颳得光可鑑人的侍者也和德國和英國的侍者不同，碰到鄉下客人不會皺起鼻子，一臉的鄙夷不屑。這裡的侍者會照樣客客氣氣、彬彬有禮地招待他們，就跟招待部長和顯貴人士一樣。飯店經理看見這些不甚文雅的客人甚至覺得有趣，對他們表示特別熱情的歡迎。巴黎只知道矛盾雙方全都平等，沒有上下之分；在奢侈華麗的大街和骯里骯髒的胡同之間，並沒有明顯的界限，到處都同樣生氣勃勃，充滿歡聲笑語。在郊外的院落里，街頭樂師在奏樂，從窗口可以聽到小女裁縫邊工作邊唱歌。在不知什麼地方，空氣中飄蕩著一片歡快的笑聲，或者一聲親切的招呼。要是有兩個馬車夫在什麼地方互相碰撞了一下，他們事後會互相握手，一起喝杯葡萄酒，敲開幾個便宜得要命的牡蠣下酒。沒有什麼難辦的事或者棘手的事。和女人結交容易，解除關係也不難。每個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所愛，每個年輕人都能找得到一個性情歡快、毫不拘謹的女友。唉，在巴黎生活無拘無束，輕鬆自在，日子好過，特別是如果你正值青春年少！單單到處閒逛就是一件樂事，同時也等於不停上課，因為一切商鋪都敞開在每個人的面前，你可以隨便走進一家舊書店，任意翻閱一刻鐘書籍，店主都不會嘀咕、埋怨。你可以走進小型畫廊，在古董店裡盡情觀賞一切珍寶，可以在特魯阿飯店參加拍賣會，隨意旁觀，也可以在花園裡跟家庭女教師信口閒聊。一旦溜達起來，要想站住也不容易，大街猶如磁鐵，吸引你直往前走，像萬花筒似的不斷把新鮮事物呈現在你面前。你要是走累了，有上千家咖啡館，你就隨便找一家，在露台上坐下，在人家免費提供的信紙上寫寫信，同時讓路邊的小販把他們兜售的各式各樣傻裡傻氣純屬多餘的小玩意兒給你解釋解釋。只有一件事非常難熬，那就是呆在家裡，或者打道回府。特別是時逢春日，陽光照在塞納河上，銀色光輝柔和安詳，大街兩旁的樹木開始長出綠葉，年輕的姑娘每人都花上一個蘇，買來一小束紫羅蘭插在頭髮上。但是在巴黎，的確並不是非要等春天來臨才心情歡暢。 在我初識巴黎時，這座城市還沒有完全融為一體，不比現在，通過地鐵和公共汽車，全城連成一片。當時的交通主要以笨重的噴著粗氣的馬匹拉動的大型公共馬車為主。當然要想發現巴黎，最好的辦法莫過於乘坐「帝國馬車」，從這種寬敞的豪華馬車的上層或者從敞篷的出租馬車上四下顧盼。反正這種車也跑得不會太快。但是從蒙馬特爾到蒙帕納斯，當年怎麼說也還是小小的一段旅程。有傳說講，巴黎的小市民節儉成性，有人住在塞納河右岸，還從來沒有到過左岸，孩子們只在盧浮宮的花園裡玩，從來沒見過推勒里宮的花園，或者蒙梭花園。真正的市民或者門房，只喜歡呆在自己家裡，呆在他的天地里。他在大巴黎城裡給自己創建他自己的小巴黎。因而這些小區，各有自己明顯的，甚至是外省的特點。因此對於一個外國人，要在哪裡安營紮寨，確實需要下定某種決心。拉丁區已經不再吸引我。從前我作為一個二十歲的青年，對巴黎作過一次短暫的訪問。我一下火車，徑直撲向拉丁區，第一天晚上我就坐在瓦歇特咖啡館裡，滿懷敬畏之心，讓人家指給我看魏爾倫坐過的座位和那張他敲打過的大理石桌。每當他醉酒之後，他就用他那沉重的手杖，火冒三丈地敲打這張桌子，來博得別人對他的尊敬。為了對他表示敬意，我這個不貪杯的弟子，喝了一杯苦艾酒，雖說這綠兮兮的飲料一點也不配我的口味，但是我覺得作為一個懷有敬畏之心的年輕人，身在拉丁區，有義務遵守法國抒情詩人的禮數；我在書上讀到有種拉丁區的氣氛，為了能夠實實在在地體驗這種氣氛，我當時恨不得搬到索邦大學[1]旁邊的一個六層樓上的閣樓里去住，這才風格一致。到二十五歲就相反，我的感覺就不再這樣天真浪漫，我覺得學生區過於國際化，太沒有巴黎味。我尤其不再想根據文學上的回憶來選擇我長久的住處，而是儘可能有利於我自己的工作。我立即環顧四周，從這個意義上看時髦的巴黎，香榭麗舍大街就一點也不合適。更不合適的是和平咖啡廳四周的那個市區，來自巴爾幹半島的有錢外國人都在這裡聚會，除了侍者，沒有一個人說法語；倒不如聖·蘇爾彼斯區幽靜的氣氛對我更有魅力，那裡教堂林立，修道院不少，里爾克和蘇亞雷斯[2]都喜歡住在那裡。我當然恨不得住在聖·路易島上，和巴黎的兩邊，塞納河的左岸右岸同樣都有聯繫。但是散步時，我在第一個禮拜就找到了一個更加美好的去處。我溜溜達達地走過王宮的一道道走廊，發現十八世紀由平等親王[3]很均勻地建造起來的房子匯成這個巨大的正方形的地面，往日獨一無二的一座典雅的宮殿便淪落成一家小小的、有點簡陋的飯店。我叫人打開一間房間給我看，不覺喜出望外，發現從窗口向外可以遠眺王家宮殿的花園，一到夜幕降臨，園門就要關閉，這時只聽見城市的喧囂輕輕傳來，模糊不清，節奏分明，猶如動盪不寧的濤聲，拍打著遠方的岸邊，園內的塑像映著月光閃閃發亮，而在天方破曉的時分，有時微風從附近的前廳里送來一陣味道濃郁的蔬菜香味。在王家宮殿這歷史性的四方形場地里，曾經住過十八、十九世紀的詩人、政治家們。斜對面的那幢房子，巴爾扎克和維克托·雨果[4]曾多次爬上一百級樓梯，直達我深愛的女詩人瑪色琳娜·德斯波爾德-伐爾莫爾[5]寓居的閣樓，那裡有個地方有塊大理石閃爍。當年加米葉·德穆蘭[6]在那裡號召民眾向巴士底獄進攻，那裡還有道有屋頂的走廊，當年窮酸的小少尉波拿巴[7]在那裡來回徜徉，在德行並不十分高潔的女士當中尋找一名靠山。這裡每一塊石頭都講述著法蘭西的歷史；另外，國家圖書館近在咫尺，只隔一條馬路，我每天上午都在那裡看書。藏畫無數的盧浮宮博物館和人潮洶湧的幾條大街也相距不遠。我終於來到了我一心想去的地方，來到了幾百年來法蘭西的心臟熱烈而又富有節奏地搏動的地方，來到巴黎最中心的腹地。我記得安德烈·紀德[8]有一次來看我，對於巴黎心臟地帶的這片寧謐驚愕不已，他說：「我們得讓外國人向我們指出我們自己城市最美麗的所在。」的確，我找不到比這羅曼蒂克的書房更有巴黎氣息、同時又更偏僻的場所，而這書房就坐落在最為生機勃勃的世界大都市最內在的禁區之中。 我在當時走遍大街小巷，焦躁不耐之中觀看了多少景色，尋訪了多少地方！因為我不想只經歷1904年的這座巴黎城；我用全部感官，用我的心靈也在尋覓亨利四世[9]和路易十四[10]的巴黎，拿破崙和大革命中的巴黎，雷蒂夫·德·拉·布列多納[11]和巴爾扎克，左拉和查爾斯·路易·菲利普[12]的巴黎，所有的街道、人物和事件。在這裡和以後每次在法國，我都確實感到，一種偉大的忠實可信的文學會回報給它的人民以多少生命常駐的力量。因為在我親眼看見巴黎之前，通過詩人、長篇小說家、歷史學家和風俗畫家的表現藝術，巴黎的一切我事先都早已熟悉。初次邂逅，只是使這一切注入生機，肉眼觀看其實只是重新認識而已，就是希臘人說的「Anagnosis」[13]，亞里士多德把它贊為藝術享受中最了不起、最神秘莫測的一種。可是，話說回來，要認識一個民族或者一座城市最後的犄角，最隱蔽的所在，是不能單靠看書或者無窮無盡地閒逛所能辦到，而總是只能通過最優秀的人士才能深入了解。只有仰仗和健在的人士結成的精神上的友誼，才能一窺人民和國家之間的真正的關聯。在一旁觀看再多，也只能獲得一個不真實的匆匆獲得的圖像而已。 我有不少這樣的友誼，其中最出色的乃是和萊翁·巴扎爾傑特[14]之間的友誼。我每周兩次到聖·克魯去見維爾哈侖，多虧我和他建立的密切聯繫，我避免像大多數外國人那樣，陷入國際畫家和文人組成的浮而不實的圈子。這些人在教堂、咖啡館扎堆，歸根到底不論在這兒還是那兒，不論在慕尼黑、羅馬還是柏林，都是這同一幫人。而和維爾哈侖一起去看的那些畫家和詩人卻完全不同。在這縱情享樂、激情似火的城市裡，他們每個人都悄然隱遁，凝神創作，猶如生活在孤島之上。我還觀看了雷諾阿[15]的畫室，見到了他最優秀的學生。從外表上看，這些印象派大師的生活和小市民、退休人員的生活毫無差別，而他們的作品今天要賣到上萬美金一幅；普普通通的一幢小房子，旁邊加了一個畫室，沒有任何裝潢，而他們在慕尼黑把倫巴赫[16]和其他一些名家的作品放在仿古風格的奢華別墅里陳列展示。這裡的詩人也和畫家一樣，生活儉樸。他們大多都有一份較小的公職，具體工作不多。在法國，從下到上，從最低職位到最高職位，都對精神上的成就極為尊重。多年來他們已經想出一種十分聰明的辦法，把一些並不顯眼的閒職給予詩人作家，他們單靠寫作，收入不會太多。任命他們為海軍部或者參議院的圖書館管理員，有筆小額的薪金，沒有多少工作，因為參議員很少要弄本書來看看。得到這樣一個肥缺的人就可以在上班時間坐在派頭十足、古色古香的參議院宮殿里，窗前是盧森堡花園，安安靜靜舒舒服服地寫作他的詩篇，不必去考慮是否得到稿酬。這樣一來，溫飽得到保證，這些詩人也就心滿意足。另外一些人卻是醫生，就像後來的杜哈默爾[17]和杜爾丹[18]；有的開家畫店，像查爾斯·維爾德拉克[19]；或者原來是中學教師，例如羅曼[20]和讓·理查·布洛赫[21]。他們在哈瓦斯新聞社上班，像保爾·瓦雷里[22]那樣，或者在出版社幫忙。沒有一個像他們的後輩那樣自命不凡，這些人拍拍電影，出書量大，反而毀了他們，剛博得人家稱讚，就不可一世，試圖就此安身立命。當時的那些詩人對於這種卑微的、毫無野心求得的職業並無苛求，只求他們外在的生活能夠安全穩定，保證他們獨立自由去創作他們心裡想要創作的作品。由於生活這樣安定，他們就可以泰然自若地無視那些規模宏大腐敗透頂的巴黎各家大報紙，去為那些靠個人作出犧牲才得以維持的小報寫作，不收任何稿酬，也才能心情平靜地看到，他們的劇本只在文學小劇院裡上演。他們的名字起先只在自己的圈子裡為人所知：十幾年之久，克洛代爾[23]、貝基[24]、羅蘭、蘇亞雷斯、瓦雷里，只有極小的一批精英知道他們的名字。在這個人們爭分奪秒忙忙碌碌的城市裡，就只有這些人一點也不匆忙。安安靜靜地生活，為「節場」之外的一個安靜的圈子裡的人安安靜靜地寫作，這對於他們而言，要比使勁讓自己冒尖突出重要得多。過小市民捉襟見肘的生活，他們並不感到羞愧，換來的是在藝術創作上可以自由大膽地思索。他們的妻子自己做飯，料理家務，日子過得簡單樸素，因而在朋友相聚的夜晚，氣氛便更加親切。大家坐在便宜的墊著稻草的軟椅上，圍著一張隨隨便便鋪了格子布的桌子，——並不比同一層樓的裝配工人過得更加體面，但是大家感到自由自在，毫無障礙，沒有電話，沒有打字機，沒有秘書，他們避免使用一切技術器材，猶如避免精神上的宣傳機器。他們就像一千年前那樣用筆寫書，即使在大出版社，像《法蘭西商報》（Mercure）那樣，也不採用口授和複雜的機器。對外，絕不顯威風、擺場面而有所浪費。所有這些年輕的法國詩人和全體老百姓一樣，活著為樂享人生，當然享受最精緻的人生的樂趣，獨創性地工作之樂。這些新交的朋友以他們人性的純淨，大大地修正了我腦海里的法國詩人的圖像。他們的生活方式和布爾熱[25]和其他當代著名的長篇小說家書中所描寫的是多麼不同啊。對於這些人而言，「沙龍」就是世界！這些詩人的太太們給我很大的教訓，讓我看到，我們在家裡從書本里得到的法國女人的形象真是錯誤到令人髮指的地步，仿佛法國女人全是交際花式的人物，一心只想冒險艷遇，揮霍成性，盛裝打扮！我從來沒有看見過比那兄弟般的圈子裡見到過的太太們更優秀更文靜的家庭主婦，她們勤儉節約，謙虛謹慎，即使在最拮据的情況下，也心情開朗，在一個小爐灶上像變魔術似的做出美味佳肴，照看孩子，同時又忠貞不渝地和她們丈夫的一切作品息息相通！只有作為朋友，作為同伴生活在這些圈子裡的人，才知道真正的法蘭西。 萊翁·巴扎爾傑特是我朋友的朋友，他的名字現在大多數講述現代法國文學的文章里都忘記提及，這很不公平。他躋身於近代詩人之中，具有不同尋常的地位。他把自己具有獨創性的力量，全都用來介紹外國作家的作品，把他全部美妙的精力都節省下來留給他深愛的人們。他是個天生的「好夥伴」，我結交他，結交了一個有血有肉的絕對典型人物：為了別人犧牲自己，真正獻出自我。他畢生的任務僅僅在於，使他那時代的價值真正發揮作用，想也不想他理應得到的高傲稱號，因為發現了這些外國作家或者促進了他們的聲譽而備受稱讚。他的積極熱心，只是他道德意識自然發生作用。他看上去有些軍人氣概，儘管他自己是個激烈的反軍國主義者，和人交往總是赤誠相待，是個真正的好夥伴。他時刻準備提供幫助，提出忠告，真心誠意，始終如一，像個鐘錶一樣準時準點，對人關懷備至，極為周到，可是從來不謀私利。為了朋友，他不在乎時間，也不在乎金錢，他到處都有朋友，人數不多，可是精挑細選。他用十年功夫介紹瓦爾特·惠特曼，翻譯了這位詩人的全部詩作，寫了一部宏偉的傳記，讓法國人接近這位詩人，以這位自由無羈、熱愛世界的人作為榜樣，把他的民族的精神目光引到國境線之外，使他的同胞變成更有丈夫氣，彼此更加親密友善，這就成了他的人生的目的：他是最優秀的法國人，同時也是一個最激烈的反民族主義者。 不久我們成為兄弟般的莫逆之交，因為我們兩個都沒有忠君愛國的思想，因為我們兩個都樂於全身心地介紹外國的作品，毫無外在的利益，因為我們都把精神上的獨立自由視為人生的首要價值和最終價值。我在他身上第一次認識到那個「地下的」法蘭西，我後來在羅曼·羅蘭的書[26]中讀到，奧利維向德國人約翰·克利斯朵夫迎面走去，我幾乎以為看到了我們的親身經歷得到展現。但是我們友誼中最美好的事情，也是我最難忘的事情乃是，我們的友誼不斷克服一件棘手的事情，在正常的情況下，這棘手的事老是插在當中，必然會阻止兩位作家深交，使他們之間難以建立真誠而又親切的友誼。這件棘手的事情便是，巴扎爾傑特對於我當時創作的一切全都斷然否定，態度卻是非常真實誠懇。他深愛我個人，對我獻身於介紹維爾哈侖的作品尊敬有加。每次我去巴黎，他總是絕對忠實地站在列車旁，第一個迎上來向我問候，能幫我的地方，他立即出手相助。我們在一切決定性的事情上都觀點一致，比一般兄弟之間還要默契。但是對我自己寫的作品，他卻是堅決徹底地說「不」。他讀過我的詩歌和散文，那是亨利·基爾波[27]（他在一次大戰中作為列寧的朋友扮演過重要的角色）的法文譯本，他坦誠地拒絕接受的態度毫不含糊，他絲毫不留情面地指責這些作品與現實生活毫無關聯，這是一種深奧的文學（他從根本上表示厭惡），他生氣的作者偏偏是我。他對自己也是絕對誠實，所以在這點上他毫不妥協，不肯客氣地表示一點讓步。譬如他在編一份刊物，他就求我幫忙，——這就是說，他只是在形式上求我，給他從德國物色幾個重要的合作者，也就是要我徵求幾篇作品，比我自己的作品更好的作品，而我作為他最親近的朋友，他卻一點也不向我約稿，我的作品，哪怕一行字，他也堅決不予發表。與此同時，完全是忠於我們的友誼，他就為一家出版社審校我的一本作品的法文譯本，完全是自我犧牲，不拿一分稿酬。我們這種兄弟般的情誼，有十年之久，沒有一小時由於這種稀奇古怪的情況而有所削弱，使我覺得它特別彌足珍貴。在一次大戰期間，先前的一切全都宣布無效，我終於找到了一種表示個人意見的形式，這時，恰好是巴扎爾傑特表示的贊同比任何人的贊同更使我高興。因為我知道，他十年來一直誠實地對我的作品表示生硬的否定，現在對我的新作表示肯定，也同樣真誠。 賴納·瑪利亞·里爾克，儘管他是個德語詩人，我卻把他親愛的名字寫在我在巴黎時日的篇頁上，這是因為我在巴黎時，經常和他在一起，和他交往最深，我總看見他的面容就像印在舊日的畫幅上，總是以這座城市為背景襯托出來。他愛這座城市，甚於愛任何其他的城市。我今天想起他和另外一些語言大師，他們推敲語言就像那些顯赫的金銀藝術的大師精雕細刻一樣。我想起這些尊敬的姓名，他們像不可企及的星辰一樣照亮了我的青年時代。這時，在我心裡便會不可抗拒地湧現出一個哀傷的問題：在我們這個喧囂嘈雜混亂不堪的時代，這些生性純淨，只為創造抒情產品而生的詩人還能夠生存嗎？我充滿愛意地為他們悲嘆，這不是一個業已湮沒無聞的種族嗎？在我們這個遭受命運的各種疾風暴雨侵襲的日子裡，這個種族沒有直接的後嗣——這些詩人，對外界的生活無所企求，既不要大眾的同情，也不要榮譽的標誌，既不慕尊榮，也不牟利益，只求在平靜之中生活，讓他們充滿激情地努力創作，寫出一節又一節精雕細刻的詩句，每一行都浸透了音樂的韻味，色彩繽紛光彩照人，圖像耀眼生輝。他們組成了一個行會，在我們嘈雜喧鬧的日子裡，他們組成了一個像僧侶般的修會。這些有意識地避開日常凡俗生活的詩人，對他們而言，宇宙之間最重要的莫過於韻腳，詩韻輕柔無比，卻比時代的轟響壽命更長。一個韻腳和另一個韻腳相配，激起那種無法形容的波動，比一片風中落葉引起的聲響更為輕柔，卻又觸動最遙遠的心靈的震顫。但是這些忠於自己信念的詩人存在於世，對於我們這些年輕人起到多麼振奮的作用，這些語言的維護者，嚴格忠於職守，只對洗鍊淨化的語言獻出他們的愛，語言不是用來滿足時代和報紙的一時之需，而是為了持久存在，流傳下去。看見這些詩人，我幾乎感到羞愧，因為他們生活得那樣不聲不響，毫不張揚，不見蹤影，一個像農夫般蟄居鄉間，另一個找了門小差使，第三個漫遊世界，活像個傾心虔信的朝聖者。所有這些詩人都只為少數人所知，這少數人因而更加熱情地喜歡他們。一位住在德國，一位住在法國，一位住在義大利，可是每個人都住在同一個故鄉，因為他們只生活在詩歌之中。他們堅決擯棄一切轉瞬即逝的俗物，精心製作藝術品，就把自己的生活也塑造成藝術精品。在我們青年時代，看到這些毫無瑕疵的詩人生活在我們當中，我總覺得生活奇妙無比。但是我暗自提心弔膽，一再問我自己：我們這個時代，我們這種新型的生活方式把人兇狠已極地從每一個自我審視的角落驅趕出來，猶如一場森林大火把所有的動物都從隱蔽深藏的犄角里直逼出來。在這種情況下，這些純粹獻身給抒情藝術的心靈能夠生存嗎？我也知道，詩人的奇蹟在不同的時代一再發生，歌德在他致拜倫爵士的哀歌中表達的動人慰藉，永遠是真實不爽：「因為大地又創造了他們，猶如他們曾一次次為大地創造一樣。」承蒙上帝恩賜，這樣的詩人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出現，即便是在最低下的時代，不朽的上帝也賦予它珍貴的禮物。但是我們這個時代不正好是一個連最純潔的人，最避世的人也不允許擁有寧靜的時代，那用來等待、成熟、思索和內省所需要的寧靜，而在歐戰前的世界裡，時代比較有利，比較從容，他們還能獲得這種寧靜？我不知道，所有這些詩人，瓦雷里，維爾哈侖，帕斯柯里[28]，弗朗西斯·耶默[29]，今天還被人承認多少，現在這一代人，年復一年，不聽這種柔美的音樂，耳旁聽到的全是宣傳機器磨輪般劈啪亂響和兩度震耳欲聾的大炮轟鳴，他們會欣賞這些詩人多少。我只知道，這樣一個連自己都機械化了的世界裡面，這些如此聖潔地獻身於完美境界的詩人生活在我們當中，對我們而言，是個多麼深刻的教訓，是個多麼喜人的幸事，我感到有責任懷著感激的心情把這話說出口來。回顧我的一生，命運允許我從人性的角度，親近這些詩人當中的有些人，持久的友誼得以和我先前的敬意結合起來，我發現再也沒有比這更意義深遠的財富。 在所有這些詩人當中，也許沒有一個生活得比里爾克更低調，更神秘，更隱逸。但這並不是他故意這樣，並不是像斯台芬·格奧爾格在德國鄭重其事表現出來的那種勉強裝出來的、披上修士外衣的孤寂隱遁；不論里爾克到哪裡去，不論他身在何處，他身邊在某種意義上便產生出一片靜寂。他竭力避開任何喧譁，甚至躲開他自己的名聲——他曾經稱之為「圍繞著我的名字產生的一切誤會的總和」，說得真妙——由於好奇而滾滾湧來的虛榮波濤只沾濕了他的名字，永遠沒有沾及他的本人。很難找到里爾克，他沒有房子，沒有地址可以尋蹤探訪。他也沒有家，沒有長住的寓所，沒有職務。他總在世上漫遊。誰也不知道，連他自己事先也不知道他要到哪裡去。他的心靈敏感異常，經不起任何壓力，每次生硬地做出決定，每做一個計劃，宣布一項打算，他都覺得是個負擔。因此和他邂逅，總是巧遇。你在義大利的一個畫廊里感到有誰向你親切地微笑，你都沒有覺察到此人是誰，接著你才認出他那雙藍色的眼睛。這雙眼睛看你一眼，憑著發自他內心的光芒，就使得他臉上原本並不引人注目的輪廓變得生意盎然。恰好這種不引人注目的表情，是他本性最深厚的秘密。這個年輕人蓄著微帶憂傷神氣、向下垂落的金黃色的口髭，他那有些斯拉夫人似的面部輪廓沒有任何線條顯出特別令人注目之處。成千上萬的人可以和他擦肩而過，不會想到這是一位詩人，是我們這個世紀最偉大的詩人之一；只有和他進一步深交，他的特點才會顯露出來；那就是他的性格極為封閉、隱逸，他的行動和談話都輕聲輕氣，簡直難以形容。他若走進一個房間，那裡正在聚會，他的行動竟會毫無聲息，幾乎無人察覺，他就坐下靜靜諦聽，有時若有什麼東西引起他的注意，他便不由自主地抬起頭來，若輪到他自己開始說話，他絕不動感情，也不加強語氣。他訴說得十分自然簡潔，就像一個母親給孩子講述故事，同樣是那樣親切和藹。他講起話來，即便是最普通的題目，他也說得形象生動，意味深長，聽他說話真是妙不可言。可是他一發現，在較大的一群人中成了人們注意的中心，他就戛然而止，又回到他原來一聲不吭、全神諦聽的狀態之中。他的每個動作，每個手勢都輕柔無比；即使他展顏歡笑，也只微微發出笑聲。他似乎處處都需要弱音器，因此他最受不了的便是喧鬧嘈雜，而在感情領域裡，便是激烈衝撞。他有一次對我說：「這些人吐露感情猶如咯血，使我心力交瘁。所以我接待俄國人每次人數都不多，就像甜酒，總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喝。」他不僅舉止總是恰如其分，秩序、清潔和寧靜也完全成了他天生的需要。不得不乘坐擠得要命的電車，在大聲喧譁的飯店裡坐下吃飯，會讓他一連幾個小時通體不適。一切庸俗的東西，他都無法忍受。儘管他生活的環境並不寬裕，他的衣衫總是乾乾淨淨、整整齊齊，富有品味，既想得很周到，又絕不引人注目，做得非常到家。可是他身上總有一樣東西並不顯眼，卻帶有個人色彩，一個他心裡暗自喜歡的小玩意兒，譬如手腕上戴一根細細的銀手鍊。因為他那追求完美和對稱的審美趣味一直深入到最為內在的、最為個人的領域之中。有一次我在他寓所里看他出門旅行前收拾箱子，他拒絕我幫忙，認為我幫不上忙，這很有道理。他把每一樣東西都仔仔細細地放在用來安放此物的地方，就像是在拼湊一張馬賽克圖像，這些東西像拼花一樣地放在一起，要是叫那幫忙的手把它弄亂，我也會覺得這是褻瀆之罪。他的這種原始的美感，陪伴著他直到極為無關緊要的細枝末節，他不僅在最漂亮的紙上以他書法純熟的手仔仔細細地寫出他的手稿，每行距離相等，就像用摺尺量過似的，便是最普通的書信，他也用精選的信紙書寫，他那書法優美的字跡，寫得工整、乾淨、圓潤，一直寫到邊上，他從不允許自己信上有劃掉的字，即便是最為緊急的通知也是如此。只要有一個句子或者一個表達方式說得不夠貼切，他就以了不起的耐心把全信再寫一遍。他寫的東西，如果不夠完美，他絕不罷手。 他性格中這種做事低調同時又全神貫注的勁頭，對於每一個和他接近的人都起到催人上進的作用。誰也想像不出曾經見到里爾克有情緒激烈的時候，同樣誰在里爾克面前感覺到他身上散發出來的寧靜的電波，也都不會大聲喧譁，態度張狂。因為他的沉靜收斂的態度，變成一股神秘的力量，教育和道德的力量，持續發揮作用。每次和里爾克交談的時間稍長，你就會幾小時或者甚至好幾天不會做出庸俗的事，說出庸俗的話。當然，他的性格不斷的調節適度，自己從不向人掏心掏肺，也使得他和別人之間不可能特別推心置腹；我想，只有少數幾個人可以自詡當上了里爾克的「朋友」。在他已經發表的六卷書信里，幾乎沒有一次用上「朋友」這個稱呼。那個兄弟般親切的「你」，似乎從他中學畢業以後就幾乎沒有在任何人身上用過。他那異乎尋常的敏感，使他不可能讓任何人或者任何事情過於接近他自己，特別是那種特別囂張的男性氣概，簡直只會引起他生理上的反感。他比較容易和女人進行交談，他給女人寫的信件很多，樂於寫信給女性，在女人面前他自由自在很多。也許因為女人嗓子裡沒有渾濁的喉音，這使他感到舒服，因為令人不快的嗓音使他痛苦。我還記得，他曾在我面前和一位顯赫的貴族談話，我看見他縮著身子，聳起肩膀，一副受苦受罪的樣子，連眼睛也不抬一抬，免得目光暴露出聽見這個貴族講話時發出的高聲尖叫，他渾身都不舒服。但是如果他和什麼人志趣相投，和他在一起可是美妙無比！那你會感到他發自內心的善意，儘管在言語和手勢中很少流露，直如一股使人溫暖、令人振奮的電波一直射進你的靈魂深處。 巴黎這座城市，最最敞開胸懷，使人心胸開闊，心曠神怡，而里爾克在這裡顯得羞怯，收斂，也許是因為，人們在這裡還不知道他的作品，還不知道他的名字。他作為無名氏在這裡越來越覺得自由自在，怡然自得。我在那裡拜訪他，他住在兩間出租的房間裡。每間都很簡樸，毫無裝飾，憑著他稟賦的美感，卻立刻具有獨特的品味，散發出寧謐的氣氛。他絕不租用鄰居喧鬧異常的大型房屋。他寧可挑選一幢老房子，儘管不大舒服，他卻能在裡面安之如飴，他一直呆在內室里，他善於安排，立刻把這內室布置得富有情趣，符合他的本性。在他身邊永遠沒有多少東西，但是在花瓶里或者杯子裡總插著鮮花，發出奪目的光輝，也許是女士們贈送的，也許是他自己精心地帶回來的。牆上總排著書籍，閃閃發光，裝幀漂漂亮亮，或者用紙仔細地包了封面。他喜歡書籍猶如喜歡無聲的動物。桌上整整齊齊地排放著一排鉛筆和鋼筆，沒寫過的白紙方方正正地摞成一堆；一幅俄國東正教的聖像和一個天主教的十字架，我想，是他每次旅行必帶的隨身物品，賦予他的工作地點一股淡淡的宗教味道，雖然他的宗教虔誠並沒有確定的教條，每個細枝末節你會感到都是仔細挑選出來，細心守護著的。你要是借給他一本他沒讀過的書，等他把書送回來時，那本書卻用精緻的薄紙包了起來，沒有一絲折印，還纏上彩色帶子，就像是份節日的贈禮。他把他的《愛與死之歌》一詩的手稿作為珍貴的禮物送到我房裡來時的情景，我還記憶猶新。這份包得很好的書卷，我今天還珍藏著。但是最最令人心曠神怡的事情乃是陪著里爾克在巴黎閒逛。這就是說，仿佛一時眼明心亮，即便是最不顯眼的事情，你也可以看出，別有韻味。任何微小的事物他都不放過，即便是商店的招牌，只要他覺得聽起來節奏鮮明，他就會念出聲來。踏遍這座巴黎城，把它最偏遠最隱蔽的角落都探個究竟，他興致勃勃，樂此不疲，這幾乎是我在他身上曾經發現的唯一使他激動的事情。有一次，我們在共同的朋友處相遇，我告訴他，我昨天碰巧走到舊日的「柵欄」前面，最後一批喪命於斷頭機的犧牲者就埋葬在那裡的皮克普斯公墓[30]里，其中有安德烈·謝尼埃[31]。我向他描寫這些墳墓就分散在一片秀麗動人的草地上，平時人跡罕至。後來我往回走，路過一條街道，透過一扇敞開的大門，看見一座修道院，俗家修女[32]手握念珠，默默地繞著圈子徒步前進，似乎身在虔誠的幻夢之中。里爾克很少流露出急不可待的神情，這一次我看到這個如此沉穩、頗能自控的詩人顯得有些性急：他極想看見安德烈·謝尼埃的墳墓和那座修道院。他問我是否願意陪他前往，我們第二天就出發。他靜靜地站在這座孤寂的公墓前面，一副心醉神迷的樣子，稱這座公墓是「巴黎最抒情的一座」。但是在往回返的時候，那座修道院卻是院門緊閉：這時我可以試驗一下里爾克的寂靜的耐心，無論是在生活中，還是在他的作品裡，他都善於控制他的耐心，他說：「咱們碰碰運氣吧。」他微微低垂著腦袋，只要大門打開，他就能窺見院內。我們差不多等了二十分鐘，這時一個修女沿著大街走來，在門上打鈴，里爾克向我輕聲低語：「現在成了。」情緒激動。可是修女已經覺察到里爾克默默傾聽的神氣，——我說過，人家從遠處就能感覺到他身上的情緒變化，——便走到里爾克跟前，問他是不是等什麼人。里爾克便向修女報以他特有的溫柔的微笑，立刻便激起對方的信任。他坦誠相告，真希望一睹修道院裡散步的迴廊。接著，修女也微笑著對里爾克說，她很抱歉，不能讓里爾克走進院內，可是她給里爾克出主意，讓他到修道院旁邊園丁住的小房子裡去，打開樓上的窗口，可以眺望院內。這樣，里爾克這次和其他很多次一樣達到了目的。 以後我還有多次和里爾克途中相遇，可是無論何時，我想起里爾克，總看見他在巴黎。他終於免於經歷這座城市最悲慘的時刻。 結識這樣一些奇人，對於初出茅廬者，是個巨大收穫。但是我還得接受一次決定性的教訓，讓我整個一生受用無窮。這是一次天賜良機。我們在維爾哈侖家和一位藝術史家進行討論，這位歷史學家連聲抱怨，偉大的雕塑和繪畫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我激烈反駁，羅丹不是還和我們在一起嗎？他和往日的大師相比，不是也毫不遜色嗎？我便把羅丹的作品列舉出來，歷歷如數家珍，跟每次和反對意見爭辯一樣，我又情緒激昂，近乎發火。維爾哈侖含笑傾聽，不發一言。「你這樣熱愛羅丹，理應和他認識一下才對。」末了他說道，「明天我要上他的工作室，你要是有興趣，我帶你去。」 我是否有興趣？我高興得一夜都沒合眼。可是見到羅丹，我卻說不出話來，我都沒法和他攀談。站在他的雕塑當中，好像自己也成了一尊泥塑木雕。奇怪的是，他似乎很喜歡我這窘迫的樣子，因為在告別的時候，老人向我發出邀請，問我是否想去看看他在穆敦的真正的工作室；甚至請我一同進餐。我得到的第一個教訓便是：偉大的人物最具愛心善意。 第二個教訓便是：這些偉人在生活中總是最為簡單淳樸。羅丹這個人譽滿全球，他的作品都清清楚楚地擺在我們這代人的眼前，就像是我們最親近的朋友，在他家裡用餐就像在一個中等農民的家裡吃飯；結結實實的一大塊肉，幾枚橄欖，滿滿一盤水果，再加上濃度強烈的當地葡萄酒。這頓飯使我勇氣倍增，臨了我又無拘無束地說起話來，就仿佛我已熟識這位老人和他的太太多年。 飯後我們到他的工作室去，這是一間寬闊敞亮的大廳。他最主要作品的複製件都匯集在這裡。這些塑像中間，或站或躺，陳列著好幾百件精妙的小型局部造型——一隻手啦，一堆馬鬃啦，一隻女人的耳朵啦，大部分都還是石膏澆成的模型；大師自己只是用來練筆的素描，我現在還記憶猶新。這一小時的經歷我可以足足講上好幾個鐘頭。最後大師把我領到一台底座前面，上面放著他最新的作品，上面蓋著濕布，這是一座女人的雕像。他那沉重的滿是皺紋的雙手，活像農民的手，把濕布取下，身子向後退了兩步。我不由自主地從壓抑的胸中叫出一聲讚美：「太棒了！」話剛剛出口，我就感到羞愧，因為這話過於陳腐平庸。羅丹端詳著自己的作品，只說了聲「可不是？」表示贊同，態度平靜客觀，毫無虛榮自誇的神氣。然後他遲疑了一陣，「就是肩膀這兒……等等！」他一下子脫掉他家居的外套，穿上白色工作服，手裡拿起一把刮刀，在雕塑的肩上出神入化地一抹，把這柔軟的、似乎在活生生地呼吸著的女人的皮膚抹得平順流暢。他又往後退了兩步：「還有這兒，」他喃喃自語。又巧妙地改動了一個小小的細部，效果立刻顯著提高。再往後他什麼話也不說。時而往前，時而退後，從一面鏡子觀察一下這尊雕像，自言自語地說些什麼，發出一些誰也聽不懂的聲音，在雕像上時而這裡改改，時而那裡抹抹。他的眼睛，吃飯的時候親切友好，心不在焉似的，現在射出奇特的光芒。他顯得身材高大了許多，年輕了不少。他身材魁梧強壯，他把全身的激情和力量全都用來工作、工作、工作。每次他快速地往前走動或往後倒退，地板都壓得咯吱咯吱直響。可是他沒有聽見，他沒有注意到，在他身後站著一個年輕人，一聲不響，緊張得心臟都跳到嗓子眼裡，能夠讓他親眼看見這樣一個獨一無二的大師正在工作，他感到幸福無比。大師把我忘得乾乾淨淨，我對他而言，並不存在。對他而言，存在的只有這座雕像，這件作品，後面是那看不見的絕對完美無缺的傑作的幻影。 這樣過了一刻鐘，半小時，我都不知道過了多長時間。宏偉美妙的時刻總是不受時間的約束。羅丹全神貫注，沉溺於創作之中。即使霹靂雷鳴也不會把他震醒。他的動作越來越使勁，就仿佛越來越發火；一種狂野的勁頭，或者一陣醺然醉意從他身上表現出來，他越干越快，越來越快，接著雙手遲疑起來，似乎認識到，它們已無用武之地。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朝後倒退，什麼也沒改動，然後他輕聲地自言自語一陣，非常溫柔地把濕布又蓋在他的雕像身上，就像在心愛的女人肩上披上一塊紗巾。他深深地鬆了口氣，全身放鬆。他的身影又顯得沉重起來，火焰已經熄滅，然後發生了對我而言難以理解的事情，偉大的教訓：他脫下白色工作服，又拿起家居上衣，轉身想走。在極端專心致志的時間裡，他已把我完全忘記。他已經不知道，有個年輕人，是他自己帶到他工作室來觀看他工作場所的客人，此刻正站在他身後，深受震撼，屏住呼吸，一動不動，和他的雕塑一樣。 羅丹走到門口，正打算關上大門，突然發現了我。他簡直有些生氣似的眼睛直盯著我：這個陌生的年輕人是誰？怎麼溜進他的工作室了？可是馬上他就想起來了，幾乎帶著羞愧的神情，迎著我走了過來，開口說道：「對不起，先生。」我不讓他再往下說，只是懷著感激的心情抓住他的手：我恨不得親吻這隻手。在這一小時內，我親眼看見了創造一切偉大藝術的永恆的秘密，實際上也是世上任何偉大成就的秘密展示在我眼前，那就是專心致志，全神貫注，匯集一切力量，一切官能，忘形物外，遠離塵世。每個藝術家都是如此。我學到這點，一生受用無窮。 我原來打算五月底離開巴黎前往倫敦，但是我被迫提前兩周出發，因為我那迷人的寓所發生了一起意外事件，使我感到很不舒服，無法再住下去。這是一個奇特的插曲，既使我感到逗樂，同時也給我教訓，讓我看到在不同的法國環境裡人們不同的想法。聖靈降臨節那兩個節假日[33]，我不在巴黎，和朋友們一起瞻仰我尚未拜訪過的壯麗宏偉的夏特爾大教堂[34]。星期二早上，我回到旅館的房間裡，正打算更衣，發現我的皮箱不見了。這幾個月，皮箱一直安安靜靜地放在角落裡。我下樓去找這家小旅館的老闆，他和他太太白天輪流坐在小小的門房間裡值班。老闆是個矮矮胖胖的馬賽人，長著一張紅臉膛。我常常歡快地和他開開玩笑，甚至有時候在馬路對面的咖啡館裡玩擲十五子遊戲，這是他最愛玩的。聽我說箱子不見了，他立刻激動萬分，高聲大叫，一面用拳頭猛敲桌子，說出一句神秘莫測的話：「還真是如此！」他和平時一樣只穿件襯衫坐著，此刻慌慌張張地穿上外套，脫掉舒服的拖鞋，穿上皮鞋，向我解釋事情的經過。不過，事先我得向大家講講巴黎房屋和旅館的一個特點，便於把事情講述明白。在巴黎，稍小一些的旅館和大多數私人住房都沒有大門鑰匙，而是由房主或者房屋主管來鎖門，一旦外面打鈴，房門就由門房室自動把門打開。較小的旅館或者住房的房主或者門房，並非徹夜守在他的門房間裡，而是躺在床上，摁動一個摁鈕——大多是在半睡半醒迷迷糊糊的狀態之中——把大門打開。誰要出門，得叫一聲「勞駕，拉一下繩子！」同樣，誰要從門外進屋，只消報上自己的姓名。這樣，從理論上講，不會有陌生人半夜溜進屋來。——拂曉兩點，有人在我下榻的旅館門外拉動鈴鐺，有人進來，自報姓名，聽上去和旅館裡的一名客人姓名相仿，取下掛在門房室里的房門鑰匙。其實契別魯斯[35]的責任，就是通過窗玻璃確認這位遲歸客人的身份。可是顯然他睡意太濃，沒有注意。又等了一個鐘頭，現在有人在屋裡叫了一聲「勞駕，拉一下繩子！」他要出門，門房給他開了大門之後，覺得事情有些蹊蹺，有人竟然在凌晨兩點還要離開旅館，於是門房便翻身起床，出門察看外面的街道，覺察到有人拎著一隻皮箱離開了飯店。門房立即披上睡衣，穿著拖鞋，尾隨這個形跡可疑的人，等他看到那人拐過街角，走進小巧鄉間大街的一家小旅館。他當然沒有想到這是個小偷或者溜門撬鎖的竊賊，他也就心安理得地又上床睡覺。 一看搞錯了，他大為慌張，就和我一起衝到最近的一個警察崗，警察立刻到小巧鄉間大街的那家旅館去進行盤問。結果確認，我的箱子還在那裡，可是那個小偷顯然出去到附近哪家酒吧去喝早咖啡去了。兩名偵察便守在小巧鄉間旅館看門人的小房間裡，等著那個壞蛋。等到小偷半小時後毫不提防地回到旅館，立即被捕。 現在我們兩個，旅館老闆和我得到警察分局去參與審訊，我們被帶進局長辦公室。局長是個其胖無比的先生，脾氣很好，留著八字鬍，制服上裝鈕扣解開，坐在寫字檯前。桌上亂七八糟，堆滿文件，整個房間煙味濃烈，一大瓶葡萄酒放在桌上，表明此人絕非兇殘成性、憤世嫉俗的警察油子之流。首先，他下令把我的箱子帶進屋來；我得確認，是不是缺少了什麼貴重物品，唯一似乎值錢的物品乃是一本用得很舊的存摺，賬面上有兩千法郎。不言而喻，不是本人，誰拿到它都沒用。果然，它一動不動地放在箱子底上。我承認箱子是我的，箱子裡的東西沒有丟失，做了記錄，警官就下令把小偷押進來。和這小偷見面，我還是頗為好奇。 好奇是值得的。這個可憐蟲身材矮小，瘦弱不堪，夾在兩個身強力壯的軍人當中，益發顯得怪模怪樣，一眼就可看出他衣衫襤褸，小八字鬍兩邊下垂，長著一張耗子臉，愁容滿面，餓得半死。我冒昧地說一句，他可是個蹩腳的小偷，技術很不熟練。單憑他第二天一大清早沒有拎著箱子逃之夭夭，就可看出他很不在行。他低垂著眼睛站在警察大人面前，渾身微微哆嗦，仿佛身上有點發冷。我必須羞愧地說，我不僅覺得他有點可憐，甚至還對他懷有某種同情。一位警官把搜身時從小偷身上找到的所有物件神氣莊嚴地放在一塊大木板上，這時我對他的同情和興趣，變得更加強烈。一塊髒得要命、破破爛爛的手絹，十幾把各種大小的私人配製的鑰匙和撬鎖工具，用一把鑰匙圈串起來，碰在一起，發出音樂般的聲響，一隻破舊的皮夾。幸而沒有武器，這至少證明，這個小偷干他這行手藝非常嫻熟，但是只以和平方式進行。 警察首先在我們眼前檢查那隻錢包，檢查的結果出人意表，沒有什麼一千法郎或者一百法郎的鈔票，根本一張鈔票也沒有，只是一些著名女舞蹈家和女演員的袒胸照片，數目不下二十七張，還有三四張裸體照片。這樣一來，沒有發現其他犯罪行為，只說明這個瘦骨伶仃、愁容滿面的小伙子狂熱喜愛美色，巴黎戲劇世界的那些高不可攀、遙不可及的星辰，他至少可以讓她們在照片中憩息在他的心裡。儘管警察局長目光嚴峻地把這些春宮照片和裸體照片一張張仔細觀察了一遍，這種社會階層的一名罪犯居然會有這樣古怪的一些藏品，他一定和我一樣覺得非常逗樂。我對這個可憐罪犯的同情心，也因為他對這些審美之美所表示的愛好而大大提高。警官鄭重其事地把鋼筆拿到手裡，向我發問，是否要向這個罪犯提出起訴，我理所當然地快速回答：不。 現在要理解當時的情景，又需要插入一段說明。在我們奧地利和其他許多國家，倘若有人犯了罪行，是由官方來提出控告，這就是說，是由國家獨斷專行地把司法權抓到自己手裡。而在法國則由受害人自由選擇起訴與否。我個人感覺，這種權利觀比所謂的一成不變的權利要合理得多。因為這種觀點使人有可能原諒那個加害於你的人，而在德國，譬如說，一個女人妒性大發，開槍打傷了她的情人，受傷者千央告萬哀求，也無法使那女人免於判刑。那個女人一時衝動打傷的那個情人，也許正因為女方感情如此激動，更加愛那個女人。可是國家介入案件，硬把女人從那男人身邊拽走，把她投入牢房。而在法國，男方原諒女方之後，道歉和解，就手挽著手回家去，這件事情就可以看作已經內部解決。 我剛斬釘截鐵地說了那個「不」之後，便發生了一個一波三折的突變。夾在兩名警察當中的那個瘦個子男人，突然站直身子，以一種難以描寫的感激的目光凝視著我，這我永遠不會忘記。分局長心滿意足地把鋼筆放下；顯然我拒絕起訴小偷，分局長也很高興，這樣就省得他再寫那些繁瑣的公文報告了。可是我的房東卻不然，他連臉帶脖子都漲得通紅，衝著我大吼大叫我不該這麼辦，這批無賴必須徹底清除，一個不留，說我無法想像這批流氓幹了多少壞事，一個正派人得一天到晚都提防這些傢伙，放走一個就鼓勵其他上百個壞蛋跟著作惡。爆發出來的是一個生意受到損害的小市民身上的全部誠實、正直和心胸狹窄，他要我看到這個小偷在這件事情上給他招來的各種麻煩、煩惱，簡直是粗暴地，用威脅的口氣要求我立即收回我的寬恕。可是我不為所動。我斬釘截鐵地說，我找到了我的箱子，沒有遭到什麼損害，這事對我來說就算已經了結，我這輩子還從來沒有對另外一個人進行過投訴，想到別人不會因為我的緣故而不得不去蹲監獄，吃牢飯，我今天中午也會心情更為舒暢地去吃一塊肥碩的牛排。我的房東立即反駁，火氣越來越大。分局長宣布，不是他而是我來作出決定。我拒絕投訴，放棄訴訟，就此了結。房東聽了這話，突然扭頭就走，十分惱火地離開房間，砰地一聲在身後關上房門。分局長站起身來，微笑著目送那火冒三丈的房東離去，十分默契地向我伸出手來。這樣，官方的案子就此完成。我伸手去拎我的皮箱，打算拎著箱子回家。這時發生了一件怪事，那個小偷急急忙忙地走到我的跟前，十分謙卑地說：「啊，別價，先生，我幫您把箱子拎到您家裡去。」於是我便邁步回家，身後跟著那個感激涕零的小偷拎著我的箱子，又走完那四條街，回到我住的旅館去。 就這樣，這場起先令人生氣的事情似乎以歡快收場，令人極為愉悅。可是很快就引出兩場好戲，使我很受啟發，得以對法國人的心理有所了解。第二天，我去看維爾哈侖。他一臉壞笑，向我表示問候：「你在巴黎這兒奇遇不少啊。」他開著玩笑，說道：「尤其是我根本不知道，你這麼有錢，簡直富得流油啊。」我開頭一頭霧水，不知道他什麼意思。他把報紙遞給我，瞧，報上登了一篇其長無比的報導，記載昨天發生的事件。當然，在這篇浪漫主義風格的詩作里，我簡直找不到真正的事實。記者以卓越的新聞報導的技藝，描述在內城的一家旅館裡，一位高貴的外國人——為了使故事更加有趣，我就變成了一個高貴人士——有隻皮箱失竊，箱子裡裝了一批價值連城的珍寶，其中還有一張存摺，賬面上有兩萬法郎——一夜之間兩千翻了十倍，——以及其它一些無可補償的物品（實際上只是一些襯衫、領帶），起先此案似乎漫無頭緒，毫無線索，因為小賊異常狡詐，作案時顯然對地形十分熟悉，但是該區警察分局局長「某某」先生，以他「著名的幹勁」和「敏銳的洞察力」，立即採取各項措施，僅僅在一小時之內，通過電話關照巴黎所有的旅館和寄宿宿舍，進行仔細調查，並以慣有的精確方式，貫徹執行他的一切措施，在最短的時間內抓獲犯罪分子。警察總監立即對這位優秀的警官作出這一卓越的成績，表示他的特別讚揚。因為這位警官以他的出色能力和遠見卓識，又一次為巴黎警察這一模範組織，提供了一個光輝的範例。這篇報告自然毫無真實之處，那位優秀的警官根本沒有一分鐘需要離開他的辦公桌。我們把小偷連同皮箱一起送到他的所里，而他卻利用這一良好的機會為他個人在報紙上大撈資本。 這段插曲的描寫，對小偷和崇高的警察分局長而言，頗為可喜。可是對我卻滿不是這麼回事，因為從此時開始，從前待人如此和藹可親的旅館老闆，現在是不遺餘力地讓我呆在旅館裡日子難過。男僕打掃我的房間漫不經心，來信莫名其妙地丟失，甚至在鄰近的店鋪里，大家對我也是冷臉相迎。菸草店因為我需求很大，平日把我看做「好夥計」，現在對我也板著臉。小市民的道德受到傷害，不僅整個旅館，而是整條大街，甚至全區都聯合起來一致反對我，因為我「幫助」了小偷。最後我別無他法，只好帶著那隻獲救的皮箱撤走，灰溜溜地離開那家舒適的旅館，仿佛我自己成了罪犯。 離開巴黎，前往倫敦。倫敦給我的印象是，在炎熱無比的日子裡，突然走進陰冷的地方：一開始你會不由自主地冷得一陣哆嗦，但是很快眼睛和其它感官也都適應了環境。我從一開始就安排在英國呆上兩三個月時間，似乎把這視為一項必須先修的課程，因為如果不了解幾世紀來我們世界一直讓英國這個國家自行其是，獨來獨往，怎麼能夠理解我們這個世界，評價它的力量。另外我也希望，和人家多多對話，多多參加社交活動，把我生了銹的英文也弄得光鮮漂亮一點。話說回來，我從來就沒有真正流利地說過英文。可惜這點沒有辦到：我和我們大陸上所有的人一樣，和海峽對岸很少文學上的聯繫。在我下榻的小旅館裡，早餐的時候談話，平時閒聊都不外談談王宮、賽馬和聚會，我都覺得插不上嘴，十分窘困。他們要是討論政治，我搞不清楚，因為他們老說「喬」如何如何，我不知道他們指的是張伯倫[36]。同樣，談起爵士們，也總是稱呼名字，不說他們姓什麼；碰到馬車夫說倫敦土話，我的耳朵好長時間就像灌了蠟，聾得什麼也聽不進去。因此，我沒有像我預先期望的那樣取得快速進步。我試圖在教堂里從布道師那裡多少學到一點優美的措辭，到法院去兩三次，湊湊熱鬧，旁聽判案。我上劇院聽演員說標準的英語，——但是我始終不得不費勁地尋找在巴黎向我迎面湧來的東西：社交場合、夥伴友誼和歡快情緒。我找不到一個人可以和他討論我認為最重要的事情。而對於好交往的英國人而言，由於我對運動、賭博、政治以及英國人平素關心的事情極端漠不關心，不以為意，他們大概也覺得我相當缺乏教養，枯燥無味。我從來沒有能夠和一個環境、一個圈子有深入的聯繫。於是我在倫敦的時間十分之九是在我旅館的房間裡，或者在大英博物館裡寫作研究中度過的。 首先我當然設法好好地散散步，開頭八天就逛遍了倫敦城，直逛得腳底發燙。懷著大學生的責任感，遊覽了旅遊指南上介紹的一切名勝古蹟，從杜莎夫人蠟像館[37]直到議會大廈。我學著喝麥芽啤酒，用英國人通常愛用的菸斗取代巴黎的香菸。在上百件細小事情上，我竭力使自己適應英國。但是無論是在社交上還是在文學上，我都沒能建立真正的聯繫。誰若只是在表面上看看英國，那就忽略了本質的東西，就像忽略城裡那些家底雄厚、資產高達千百萬的公司一樣。從外表看，這些公司你也只看見那些擦得鋥亮的黃銅招牌而已。帶進一個俱樂部，我不知道到那兒去幹什麼，一瞅見那些低矮的皮沙發，就跟整個氣氛一樣，使我精神上發困，想睡，因為我和別人不一樣，不是由於聚精會神地工作之餘或者做了運動之後，用這種聰明的方法來放鬆精神的。一個人如果不是腰纏萬貫，把悠閒無為提高到崇高的社交藝術的地位，而只是成天無所事事，到處東張西望，這樣的人，倫敦城會把他當作一個異類，斷然排除在外。而巴黎則會興高采烈地讓他在巴黎更加溫馨的活動中一同向前涌動。我的錯誤在於，我發現這點太遲；我應該在倫敦參加個什麼工作，來度過這兩個月，在什麼企業里當個實習生或者在一家報館裡當個秘書，那我至少深入到英國的生活中去，哪怕只深入一點。僅僅在旁觀察，我的經歷極少，到多年之後，在戰爭期間，我才對真正的英國有所了解。 英國詩人中，我只見到亞瑟·西蒙斯[38]，他又為我弄到一張請帖去見濟慈。我很喜歡濟慈的詩歌，純粹是出於愛好。我把他的溫婉的詩劇《湖邊的陰影》（The shadowy Waters）的一部分譯成了德文。我不知道，這是他朗誦詩篇的晚會，有精挑細選的一些聽眾獲得邀請。我們坐在一間不甚寬敞的房間裡，相當擁擠，一些人坐在小板凳上或者乾脆坐在地板上。濟慈在他旁邊的黑木（或者蒙上黑布的）高案上點燃兩支像胳膊一樣粗的蠟燭，教堂祭壇上用的巨型蠟燭。朗誦終於開始，屋裡所有的燈燭全都熄滅，只有他那長著一頭黑色鬈髮，精力旺盛的腦袋在燭光中形象鮮明地突顯出來。濟慈念得很慢，聲音低沉，音韻優美，並不落入慷慨激昂的朗誦腔調，每行詩都念得鏗鏘有力，分量十足，簡直妙不可言。氣氛的確極為莊嚴，唯一讓我感到不適的是，詩人的裝束打扮有些造作，不大自然。一襲黑色的長袍讓濟慈看上去像個牧師。粗大的蠟燭慢慢燃燒，我覺得微微散發出薰香的味道；這樣一來，這文學上的享受與其說是普通的詩歌朗誦，不如說是用詩歌在進行一次宗教的典禮——這另一方面也給我看到一種新型的魅力。我不由自主地進行回憶，做出比較，想到維爾哈侖如何朗誦詩歌：他穿著襯衫，挽著袖子，露出強壯的手臂，可以更好地為他朗誦打出節拍，沒有任何排場，也不作任何排演。或者想到里爾克如何偶爾從一本詩集裡講述幾首詩，簡簡單單，清楚明了，靜靜地緊扣字面。濟慈的這次朗誦是我參加的第一次「排練好的」詩人朗誦。儘管我喜愛他的作品，對於這次祭拜偶像似的典禮卻有些牴觸，我這個客人當時對濟慈還是懷著感激之忱的。 但是我當時在倫敦真正發現的詩人，並不是一位當時健在的詩人，而是一位那時幾乎被人遺忘的藝術家：威廉·布萊克[39]。這位孤寂的天才很是棘手。他的作品集古樸拙澀、精緻完美於一身，至今還令人著迷。一個朋友勸我到大英博物館，當年是勞倫斯·賓容[40]主管的印刷間，讓他們把彩色插圖本《歐羅巴洲》《亞美利加洲》《約伯書》拿出來給我看，這些書在今天都是舊書店裡極其罕見的珍藏本；我在那裡第一次看見了那些具有魔術天性的人中的一個，我簡直像著了魔一樣。他們並不明確知道，他們的道路何在，讓幻影像駕著天使翅膀似的載著他們穿過想像力的一切荒郊野地；一連幾天、幾周，我試圖深入到這一天真爛漫，同時又妖魔氣十足的靈魂的迷宮中去，把布萊克的幾首詩譯成德文。擁有一張出自他手筆的畫稿，是我日夜渴求的東西。起先這可能性幾乎只是一種夢幻，希望極為渺茫。有一天，我的朋友阿切巴德·G.B.羅素[41]，當時已是最好的布萊克專家，他告訴我，在他舉辦的展覽會上，有一張「夢幻般的肖像畫」要出售。他和我都認為，這是大師最優美的一幅鉛筆畫《約翰王》。他向我預言，「這幅畫您一定百看不厭」。他這話真是千真萬確，我所擁有的書籍和繪畫當中，這幅畫陪伴了我三十多年；這位發瘋的國王目光如炬，具有魔力，常常從牆上凝望著我。在我所有丟失的和留在遠方的珍貴物品之中，我在四海漂泊時最最捨不得的，便是這一幅畫。我在大街小巷、各個城市裡努力尋找英國的天才，卻遍尋不得，突然他在布萊克真正星辰般燦爛的形體裡顯現出來，在我擁有的眾多世界之愛中，又贏得了一個新的世界之愛。 * * * [1] 即巴黎大學。 [2] 安德烈·蘇亞雷斯（1868—1948），法國詩人。 [3] 平等親王（Prince Egalité），即奧爾良公爵（1747—1793），法國波旁王族的成員。 [4] 維克托·雨果（1802—1885），法國作家。 [5] 瑪色琳娜·德斯波爾德-伐爾莫爾（1786—1859），法國女作家。 [6] 加米葉·德穆蘭（1760—1794），法國大革命的領袖之一。 [7] 拿破崙·波拿巴（1769—1821），法蘭西第一帝國的皇帝。 [8] 安德烈·紀德（1869—1951），法國作家。 [9] 亨利四世（1553—1610），法蘭西國王。 [10] 路易十四（1638—1715），法國國王，又稱「太陽國王」。 [11] 雷蒂夫·德·拉·布列多納（1734—1806），法國作家。 [12] 查爾斯·路易·菲利普（1874—1909），法國作家。 [13] Anagnosis，希臘文，意為閱讀，指古人解釋經典或解讀先知的言行。 [14] 萊翁·巴扎爾傑特（1870—1926），法國文藝評論家、作家。 [15] 彼耶爾-奧古斯特·雷諾阿（1841—1919），法國印象派畫家。 [16] 弗朗茨·封·倫巴赫（1836—1904），德國畫家。 [17] 喬治·杜哈默爾（1884—1966），法國作家。 [18] 呂克·杜爾丹，原名安德烈·內普弗（1881—1959），法國小說家、評論家、醫生。 [19] 查爾斯·維爾德拉克（1829—1884），法國作曲家。 [20] 儒勒·羅曼（1885—1972），法國作家。 [21] 讓·理查·布洛赫（1884—1947），法國猶太裔作家。 [22] 保爾·瓦雷里（1871—1945），法國詩人、哲學家。 [23] 保爾·克洛代爾（1868—1955），法國作家。 [24] 夏爾-彼耶爾·貝基（1873—1914），法國作家。 [25] 保爾·查爾斯·布爾熱（1852—1935），法國作家。 [26] 即《約翰·克利斯朵夫》。 [27] 亨利·基爾波（1884—1938），法國作家、記者。 [28] 喬萬尼·帕斯柯里（1855—1912），義大利作家。 [29] 弗朗西斯·耶默（1868—1938），法國詩人。 [30] 柵欄：法國大革命前（1785—1788），巴黎城外建有高牆，當中有61條通道，就是「王室的柵欄」，進入巴黎的商品必須在這裡交稅。1794年6月2日至7月27日，巴黎革命法庭下令在王家柵欄廣場把1308人在斷頭台上處死。屍體埋葬在皮克普斯大街的一幢房子旁邊的萬人塚里。如今這裡變成私人墓地。 [31] 安德烈·謝尼埃（1762—1794），法國詩人。 [32] 俗家修女，是一些未發修身大願的修女，隨時可以還俗。 [33] 指星期天和星期一兩天。 [34] 夏特爾為法國厄爾-羅亞爾省省會，夏特爾大教堂是早期法國哥德式建築的典範。教堂的雕塑藝術和玻璃彩畫無與倫比。作為世界最絢麗的建築，被譽為法國乃至西方的先賢祠。 [35] 看守地獄的三頭犬，兇惡的看門人，泛指門房。 [36] 亞瑟·奈維爾·張伯倫（1869—1940），英國政治家，1937年至1940年任英國首相。 [37] 瑪麗·杜莎夫人（1761—1850），法國蠟像藝術家。1835年她在倫敦貝克街建立了第一個永久性展覽館，即杜莎夫人蠟像館。 [38] 亞瑟·西蒙斯（1865—1945），英國抒情詩人。 [39] 威廉·布萊克（1757—1827），英國詩人，畫家。 [40] 勞倫斯·賓容（1869—1943），英國詩人。 [41] 阿切巴德·喬治·布羅姆菲爾德·羅素（1879—1955），英國藝術評論家，威廉·布萊克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