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世界 · 4.人生大學

渴望已久的時刻終於來到，我們辭別舊世紀最後一年時，也能告別我們深惡痛絕的文科中學。好不容易通過了畢業考試——我們對數學、物理學和學院式的材料還知道什麼？——我們在畢業典禮上必須身穿莊重的黑色禮服，校長發表一通激昂慷慨的演說，對我們進行教誨，說我們現在已長大成人，必須勤奮努力為祖國爭光。這樣我們八年之久的同學交往就此結束，從此以後，我很少再見我苦役船上的同伴。我們當中大多數人註冊上了大學，其他一些不得不從事其他營生，一邊滿懷妒意地注視著我們。 因為在奧地利那業已銷聲匿跡的時代，大學還帶著一輪特別的羅曼蒂克的光圈。當了大學生就能享受某些特權，使得青年學子的地位遠遠凌駕於同齡人之上；這種老古董式的特殊情況，在德國以外很少有人知曉。因此對這種荒謬絕倫、不合時宜的事情，需要進行一番解釋。我們的大學大多是在中世紀創建的，在那個時代，研究學問從事科學還被視為異乎尋常的事情。為了吸引年輕人上大學學習，就賦予他們某些特權。中世紀的大學生們不受尋常法院的管束，警察不能闖入大學搜查或者騷擾大學生，他們身穿特別的衣服，有權進行決鬥而不受懲罰。他們被公認為一個完整的行會，擁有自己的規矩或者陋習。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公眾生活日益民主化的進程，其他行會行業紛紛解體。在整個歐洲，學者們的這種特權也隨之喪失。只有在德國和德意志所屬的奧地利，等級意識始終高於民主意識，大學生們還一直頑固地抱著這種早已失去意義的特權不放，甚至創立了一種大學生自己的規範。德國大學生主要在市民榮譽和普通榮譽之外還加上一種大學生的「榮譽」。誰若侮辱了大學生，就必須答應給他公道，也就是說，必須拿起武器和他決鬥，只要此人有資格決鬥。根據這種自負的評價標準，並不是商人或者銀行家算是「有資格決鬥」的，只有學術上有教養的人、大學畢業生或者軍官才有資格；除此之外，在幾百萬人當中，沒有人有這種特殊的榮譽，可以和這麼一個沒長鬍子的傻小子去刀劍相向。另一方面，為了表明自己的確可以算作一個「真正的」大學生，必須證明自己的男兒氣概。這就是說，必須決鬥過多次，甚至臉上要落下疤痕，作為這種英雄事跡的標誌；臉上光滑，沒有疤痕，鼻子沒挨過幾刀是不配充當一個真正的日耳曼族的大學生的。所以那些色彩大學生，也就是那些屬於各種顏色的學生聯誼會[1]的大學生們，被迫互相挑釁，或者不斷向那些完全性格溫和的大學生和軍官挑釁，以便找到新的決鬥對象。在這些「聯誼會」里，在擊劍的訓練場上要教會每一個新入學的大學生「懂得」這種體面的主要活動，此外還要讓他知道這種大學生協會的習慣。每一隻「狐狸」，這就是說，每一個新手都分配給一個新的協會的兄長。他得像奴隸一樣地聽從這位兄長的命令，而這位兄長也教會他懂得這大學生行會規則的各種高貴的技能，這就是：狂飲酗酒，直到嘔吐為止，一大缸啤酒一飲而盡，為了儘量鍛煉，別當「包軟蛋」，或者直著嗓子齊聲高唱大學生歌曲，深更半夜大吼大叫齊步走過大街，嘲弄警察。所有這些都算是「男兒氣概」，「大學生氣派」，「德國派頭」。這些大學生聯合會舉著高高飄揚的旗幟，戴著五顏六色的帽子和綬帶，星期六列隊前進「巡遊」，這些幼稚的年輕人通過他們自己的行動毫無道理的變得傲慢狂妄，自以為是知識青年的真正代表。他們帶著鄙夷不屑的神情，俯視那些「賤民」，這些人不懂得對這些學術文化和德意志的男子氣概表示應有的尊敬。 一個來自外省的小文科中學生，作為毛頭小伙子初到維也納，一定會覺得這種活力充沛、「歡快欣喜的大學生時代」實在是浪漫已極。事實上那些上了歲數的公證人和醫生們，多年之後，在他們所在的村子裡有了三分醉意，還都感動不已地望著他們房裡交叉著掛在牆上的佩劍和陳列著的仿製品，驕傲地亮著他們臉上的疤痕，作為他們學術等級的標誌。而這些幼稚粗野的行為都只能引起我們的反感。倘若我們遇到這群佩著飄帶的大學生隊伍，我們就明智地退避三舍；因為對於我們這些人而言，個人自由意味著最高財富，而這種酷愛進攻，同時又表現出群體奴性的狂熱勁頭，我們則認為是德意志精神中最糟糕和最危險的東西。另外，我們也知道，在這種人為的木乃伊行為的浪漫主義精神後面，隱藏著非常狡猾精心盤算的極端實際的目的，因為參加一個「打架鬥毆的大學生聯誼會」，保證每個會員能得到該聯誼會位居上層的「老爺子們」的庇護，便於日後飛黃騰達。這些「英雄」大多知道得很清楚。通過波恩的「Borussen」[2]聯誼會是唯一安全的直通德國外交界的門路，而通過奧地利天主教的大學生聯誼會則達到基督教-社會黨的各個肥缺，他們這些彩色的綬帶將來必然會彌補他們努力學習時疏漏的東西，他們額頭上留下的幾個刀疤在日後求職時，一定比額頭後面的腦子更有好處。單看這幫粗野的軍國主義化的傢伙，這一張張刀傷累累、放肆挑釁的臉，就使我對於在大學教室里上課毫無興趣。其他真正渴望學習的大學生，到大學圖書館去時，也避免走過大禮堂，寧可選擇一道不顯眼的後門，免得碰上這些可悲的英雄。 我得上大學學習，這是家庭會議早就已經決定的事情。但是決定上哪個系呢？我的父母親完全聽憑我自由選擇。我的哥哥已經投入我父親的工業企業，因此我這個次子，並不急於作出決定。歸根到底，問題只是在於得給家庭的榮譽添上一個博士頭銜，哪方面的博士都行。奇怪的是，選擇什麼學科我自己也同樣無所謂。我的靈魂早已迷戀上了文學，講授專業知識的科學，我一門也不感興趣。我甚至對每個學術機構都暗懷疑慮，這種懷疑至今都還沒有消失。愛默生[3]的公理：「好的書籍，可以取代最好的大學」，對我而言一直有效。我今天還依然確信，不用上大學，甚至不用上文科中學，都可以成為一個出類拔萃的哲學家、歷史學家、語言學家、法學家，或者隨便什麼專家。我在實際生活中無數次得到證實，舊書店老闆對書籍的了解往往超過有關的教授，藝術品商人比講藝術的學者知識更為淵博。在各個領域，大部分重要的啟發和發現都來自門外漢。儘管大學教育對於資質平庸的人而言，很是實際，便於使用，頗有益處，在我看來，對於富有獨創性的人，並非不可缺少，甚至會對他們產生阻礙的作用。特別像我們維也納大學這樣的一所學校，擁有六七千大學生，學生人數眾多，師生之間有益的接觸從一開始就受到阻礙，另外過分忠於傳統，反對時代潮流，也已落後，我沒看見一個人能吸引我對他的學術感興趣。因此我選擇專業的標準不是看哪個學科最能吸引我，而是相反，看哪個學科給我的思想負擔最少，可以給我最多的時間和自由，來滿足我自己激情的需要。最後我決定選擇哲學——或者不如說，選擇「精確的」哲學，就像我們這裡按照舊日的模式所稱呼的那樣，——但是的確不是出於內心的使命感，因為我進行純粹抽象思維的能力很差。我腦子裡的思想，毫無例外地總是隨著事物事件和形象而發展，一切純理論、純形上學的東西，我覺得都是學不會的。總之，在這裡，純粹資料方面最為局限，聽課或者參加討論在「精確」哲學方面最好應付。最最必須做的事便是，第八學期上完之後，必須交出一份博士論文，參加幾次考試。所以我從一開始就把時間安排妥當：整整三年時間，根本不必過問大學的學習！然後在最後一年鉚足勁頭，生吞活剝地幹掉學院式的材料，迅速寫完一篇博士論文！這樣，大學就給了我唯一想從它那兒得到的東西：為我一生奪得幾年充分自由從事藝術活動的時間——人生大學。 回顧我的一生，我很少能回憶起像我大學頭幾年所過的這種沒有大學的幸福時光。我年紀輕輕，還沒有感到有責任非做出什麼事情不可。我湊湊合合地還算獨立自主，一天二十四小時全都屬於我，我可以讀書寫作，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用不著向任何人匯報。學科考試的陰雲還沒有在萬里無雲的天際浮現，因為三年對我這十九歲的人來說，是何等漫長。我還可以把這三年安排得多麼豐富，多麼充實，多麼充滿意外的驚喜和饋贈！ 我開始做的第一件事情，乃是把我寫的詩編成一部選集——我自己認為，這是一部精挑細選的集子。我並不羞於承認，對於我這樣一個高中剛剛畢業的十九歲學生來說，印刷機的油墨氣味，在當時是世界上最濃烈的芳香，比設拉子[4]的玫瑰香油更為馥郁芬芳。任何報紙接受了我的一首詩，都會給我極為脆弱的自信心，一次新的鼓舞。我是不是現在就該預先熱身，進行決定性的一躍，嘗試發表整整一部詩集？我的同伴們比我自己更相信我，他們的欣賞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我便把手稿頗為放肆地徑自寄到舒斯特及洛夫勒出版社，這在當時是專門介紹德國抒情詩的出版社，他們兩人[5]是李利恩克隆[6]、德默爾、彼爾鮑姆[7]、蒙貝爾特[8]的出版商，是那整整一代詩人的出版商。這些詩人和里爾克，和霍夫曼斯塔爾一起，同時創造了德國的新抒情詩，真是奇蹟的標誌！緊接著便是一個接一個難忘的幸福的瞬間，在一位作家的生活中，即使在取得最偉大的成功之後，這種瞬間也不再重複出現：一封印著出版社標誌的信寄來，我把這信握在手裡，心裡忐忑不安，沒有勇氣把信拆開。然後屏住呼吸，閱讀來信的時刻來臨，出版社決心出版此書，甚至提出條件，要求出版我以後作品的特權。接著寄來一個郵包，裝著詩集的校樣。我無比激動地解開郵包，看看印刷的鉛字、版心，詩集的胚胎狀態。過了幾個禮拜，書也寄來了，最初的幾本書。我把這幾本書看了又看，摸了又摸，比來比去，一遍又一遍，百看不厭。然後就是孩子氣地跑到各家書店，看看是不是已經有樣書陳列出來，是放在書店當中顯著的地方還是塞在書店邊上不顯眼的地方。接著我就靜等來信，等待最早的幾篇評論，等待從陌生的地方、捉摸不定的地方發出的第一個回答——感到情緒緊張，心情激動，熱情高漲，每一個年輕作家拋出處女作時，都會這樣，為此我暗自羨慕他們。但是我的這種高度喜悅，只是最初時刻的陶醉，並非洋洋自得。我自己不久究竟如何看待我的這些早年的詩歌，這簡單的事實可以證明，我不僅沒有讓這部《銀弦集》（這是我那早已湮沒無聞的處女作的書名）再版，也沒有把集子裡的任何詩篇收入我的《詩歌全集》。這都是一些憑著模糊的預感和無意識的感受寫出的詩歌，不是以我自己的親身經歷創作的詩句，全是出於語言激情之作。不過，這些詩歌具有一定的音樂性，有足夠的形式，足以引起一些人的興趣，我無法抱怨說沒有得到人家的鼓舞。當年統領詩壇的兩位抒情詩人，對我這個十九歲的新人表示衷心的、可說是同伴似的讚賞，里爾克這位被我崇敬有加的詩人，為了表示感謝我贈送給他的這本「如此優美的詩集」，把他新近創作的詩篇匯集的單行本加上「謹致謝忱」的獻詞回贈給我。這本單行本是我青年時代最珍貴的紀念品之一，我把它從奧地利的瓦礫堆中救出，一同帶往英國。（今天它可能流落到何方呢？）當然，里爾克給我的這第一份友誼的饋贈，最後總讓我感到有些鬼氣森森，這是他給我的許多禮物中的第一份——為時已有四十年之久，那熟悉的字跡從死人世界向我致意。然而，一切意外事件中最最出人意表的驚喜，乃是馬克斯·雷格爾[9]寫信給我，要求我允許他為詩集中的六首詩譜曲。他是和理查·施特勞斯齊名的當時健在的最偉大的作曲家；此後我常常在音樂會上聽人演唱這首或那首我自己的詩歌，可是它們早已被我自己忘懷，早已被我揚棄，是通過一位大師的兄弟般的藝術才把它們一直保留下來。 這些意想不到的讚許，再加上一些友好的公開評論產生的影響，鼓勵我邁出這一步。按照我那不可救藥的自我懷疑，我自己是永遠也不會，至少不會這麼早就邁出這一步的。早在文科中學時代，除了詩歌之外，我還在「現代派」的文學雜誌上發表過小型的中篇小說和雜文、隨筆，可是從來也不敢把我的那些習作，向一家勢力強大、廣為流傳的報紙投稿。在維也納，其實只有一家獨一無二的高檔次的新聞報紙《新自由報》，這家報紙態度高雅，在文化界享有盛名，在政治上極有威望，對於整個奧匈帝國而言，其地位猶如英語世界的《泰晤士報》，法語世界的《時代報》（Temps）；即便是德意志帝國的許多報紙，也沒有一份達到這樣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水平。該報主編莫里茨·貝內蒂克特[10]具有出類拔萃的組織才能和堅持不懈的勤奮努力，他把他的全部簡直可說是極不尋常的旺盛精力全都施展出來，在文學文化領域超越一切德國報紙。他若渴望發表某一位聲名卓著的作家的什麼作品，就不惜工本，一連發出十份、二十份電報給這位作家，答應預付每一筆稿酬；聖誕節和新年的節日專號加上文學副刊，整本整本地介紹當代最偉大的作家：阿納托爾·法朗士[11]，蓋爾哈特·豪普特曼，易卜生，左拉，斯特林堡和蕭伯納[12]，趁此機會匯集在這份報紙上，對於指導全城全國的文學方向，起到無可限量的作用。不言而喻，這家報紙的世界觀「進步」，自由，態度沉穩謹慎，以堪稱模範的方式，代表了古老奧地利高度的文化標準。 這座「進步」的廟堂，還隱藏著一個特殊的聖殿，那所謂的「雜文副刊」（Feuilleton）就像那些大型巴黎日報《時代報》和《論戰日報》（Journal des Débats），把關於詩文、戲劇、音樂和藝術的最為精彩、最為完美的論文十分顯眼地和瞬息萬變的政治和時事區別開來，加以發表。在這份副刊上，只有權威人士、久經考驗的評論家才得以發表意見。只有判斷的精純，多年相互比較的經驗和精緻完美的藝術形式，才能把一位作家在經受多年考驗之後，召喚到這座神聖的殿堂中來。路特維希·斯派德爾[13]，小型藝術的一位大師，埃杜阿爾特·漢斯利克在這副刊上同樣是戲劇和音樂方面教皇一樣的權威，就像巴黎《星期一》上的聖·伯夫[14]；他們說的「是」和「否」，都會決定一部作品，一齣戲劇，一本書，往往也牽涉到一個人在維也納取得的成功與失敗。他們的每一篇文章都是有知識有教養的階層當天的談話資料。這些文章激起討論，受到批評，被人讚賞或者遭人反對。在這些早已備受稱讚、得到普遍承認的小品文作家的文章里突然冒出一個新的名字，這可成為一件大事。在年輕一代人當中，只有霍夫曼斯塔爾以他的幾篇精彩絕倫的文章偶爾進入那個行列；除此之外，年輕的作家只好滿足於在文學報的背面捎帶著發表一點文章。誰若在首頁上發表文章，對於維也納而言，不啻把姓名鐫刻在大理石上。 《新自由報》，是我父輩們的神諭宣示所，是聖賢的家園，我怎麼會有勇氣把我的一篇小小的談論文學的文章投給這份報紙，直到今天我都覺得匪夷所思。可是話說到底，大不了遭到退稿，我不會遭到更大的不幸。副刊的編輯每周只有一天在下午兩點到三點之間接待來訪者。這些著名的固定聘用的工作人員經常輪換，很少有餘地來考慮一位局外人的作品。我爬上一道小小的旋轉樓梯，心臟突突直跳，讓人通報。幾分鐘後，僕人回來告訴我，副刊編輯先生有請，於是我走進那間又窄又小的房間。 《新自由報》的副刊編輯名叫台奧多爾·赫爾茨爾[15]，他是我一生中遇到的第一個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人——當然我並不知道，他個人在猶太民族的命運中，在我們時代的歷史中將會創造什麼樣巨大的轉變。他當時的立場還相當曖昧，難以預測。他以文學習作起步，很早就表現出光彩奪目的新聞記者的天才，起先擔任駐巴黎記者，接著作為《新自由報》的小品文作者成為維也納公眾的寵兒。他的文章觀察犀利，往往充滿睿智，今天讀來依然引人入勝。文章的文體優美，境界高雅，即使出語歡快，作出批評，也永遠不失天生的典雅氣派，是新聞類作品中可以想像得到的精緻典雅的極品。全城為之風魔，而這座城市訓練有素，最能洞察幽微。他的一部劇作在宮廷劇院上演，也獲得成功。於是他就成了一個極有威望的人士，備受年輕人的頂禮膜拜，我們父輩們的高度尊崇，直到有一天，意料不到的事情發生。命運總善於為自己找到一條道路，為了找到它需要的人來達到它的秘密目的，即使此人一直想要躲避。 台奧多爾·赫爾茨爾在巴黎經歷了一件事情，使他心靈深受震撼，這一時刻改變了他整個的人生。他作為記者親身經歷了阿爾弗雷德·德雷弗斯[16]遭到公開貶抑的過程，親眼看見人們如何從這位臉色蒼白的軍官身上撕下他的肩章，這位軍官高聲大叫：「我是無辜的」。赫爾茨爾在這一瞬間直到內心深處都清楚知道，德雷弗斯確實是無辜的。他之所以蒙受這種可怕的叛國罪行的嫌疑，就因為他是猶太人。台奧多爾·赫爾茨爾作大學生時，就感到他那正直的富有丈夫氣概的傲氣，因為這猶太人的命運而受到痛苦——更確切地說，當猶太人的悲劇似乎還不是一種嚴肅的命運之時，憑著他那富有預見性的本能，他已事先為這種悲劇受苦受罪。他感到，他生來就該充當領袖。他那氣宇軒昂的外表和他恢弘壯闊的思想，以及他那淵博豐富的世界知識，也同樣證實他確有領袖才能。他當時有個奇妙絕頂的計劃，想永遠徹底地一舉解決這個猶太人的問題，那就是通過自覺自愿的集體接受洗禮的方法，讓猶太教和基督教合二而一。他一直富有戲劇性地設想出這樣的場面，成千上萬奧地利猶太人排成長隊，前往斯台芬教堂[17]，在那裡通過一個示範性的象徵性的儀式，讓這個受人四下驅趕、無家可歸的民族永遠擺脫隔離和仇恨的詛咒。不久他認識到這個計劃根本無法實行，他一直把「解決」他人生這個主要問題作為他真正的任務，做了好幾年他自己的工作，終於把他的精力從這個問題引開。現在，在德雷弗斯遭到貶抑的瞬間，他的民族永遠遭到詛咒的這個念頭，猶如一把匕首插進他的胸中。他對自己說，既然隔離不可避免，那就乾脆徹底隔離！既然屈辱將一直是我們的命運，那我們就以高傲的態度直面屈辱，既然我們苦於無家可歸，那我們就自己創建一個家園！於是他就發表了他的小冊子：《猶太國》，在這本小冊子裡，赫爾茨爾宣布，一切種族同化的適應，所有全面寬容的希望對於猶太民族而言，都不可能。必須在猶太民族古老的故鄉巴勒斯坦創建一個新的自己的家園。 這本薄薄的，卻力透紙背的小冊子發表時，我還在上文科中學，但是我還清楚記得維也納資產階級——猶太人圈子裡的人普遍表現出來的驚慌和氣惱。他們很不高興地說，這個平素如此聰明、風趣，富有教養的作家抽什麼風啊？他在幹些什麼傻事，寫些什麼蠢話啊？為什麼叫我們到巴勒斯坦去？我們的語言是德語，不是希伯來語，我們的故鄉是美麗的奧地利，我們在善良好心的弗朗茨·約瑟夫皇帝統治下，日子不是過得蠻好嗎？我們在這兒不是成長發展得挺好，地位不是很穩固嗎？我們不是享有同樣權利的公民，不是這座為我們深愛的維也納市的世世代代定居於此的忠誠的市民嗎？我們不是生活在一個進步的時代，不出幾年就會把一切宗教信仰的偏見全都消除乾淨？赫爾茨爾此人，可是一直作為猶太人說話，要幫助猶太人，為什麼他要把論據交到我們最兇惡的敵人手裡，試圖把我們和德意志世界區分開來？我們現在可是每天都和德意志世界聯繫得越來越接近，越來越密切了啊！猶太教的拉比[18]們從講經台上大放厥詞攻擊赫爾茨爾，《新自由報》的頭頭禁止在他「進步」的報紙上哪怕只是提及一下「復國主義」一詞，維也納文壇的特西特斯[19]，尖刻諷刺的大師卡爾·克勞斯[20]寫了一份小冊子《給錫安[21]的王冠》，當台奧多爾·赫爾茨爾踏進劇院時，全場喃喃之聲不絕，發出嘲諷的聲音：「陛下駕到[22]」。 在第一時間，赫爾茨爾可能以為遭到了誤會：多年來他一直受到維也納的喜愛，自以為在這裡最為安全。如今維也納拋棄了他，甚至對他發出嘲笑。但是回音如此強烈，如此突如其來地轟然反彈，他幾乎大吃一驚。他以薄薄的十幾頁紙，在世上喚起了一個如此強勁有力的、遠遠超過他能力的運動。當然，這個回音並非來自西方那些生活得舒舒服服、家境富裕的猶太資產階級，而是來自東方那些人數眾多的群眾，來自加里西亞、波蘭、俄國的那些隔離區里生活的猶太無產階級。他渾然不覺地把猶太教在國外灰燼下暗自燃燒的核心煽動起來，這是在神聖典籍中得到強調的關於重返聖地的預言；千年之久的救世主的幻夢，——這種希望同時也是宗教的確信，只使那千百萬遭到踐踏、遭到奴役的人的生活還能有些意義。在聖書記載的兩千年當中：每當一個人——不論他是先知，還是騙子，——只要一撥動這根琴弦，人民的整個靈魂都立刻顫動起來。但是沒有一次振動得像這一次這樣的強烈，從來也沒有像這一次激起如此喧囂狂暴的迴響。就憑這十幾頁紙，就這孤零零的一個人把四下分散、爭吵不休的民眾塑造成為一個整體。 只要思想還只有夢幻般並不確定的形式，這第一時間就確定為赫爾茨爾短暫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刻。等他開始著手在現實的領域裡確定目標，集結力量，他不得不認識到，他的這個民族在和不同的民族一起，經歷了各自不同的命運，相互之間已經變得多麼不同。這裡是宗教虔信的猶太人，那裡是自由思想的猶太人，這裡是社會主義的猶太人，那裡是資本主義的猶太人。大家以各種語言互相爭吵，都不願意聽從一個統一的權威。1901年，我第一次見到赫爾茨爾，他正處於這場鬥爭之中，也許也正在和自己作著鬥爭；他還不夠信任他取得的成功，沒有放棄那養活他自己和他家庭的職位。他還不得不分頭照顧他那渺小的新聞記者的工作和那項任務，那才是他真正的生活。他還依然作為副刊編輯台奧多爾·赫爾茨爾，在當時接見我。 台奧多爾·赫爾茨爾站起身來歡迎我，我不由自主地感到，那個含有嘲諷意味的趣話：「錫安國王」還真有一點道理；赫爾茨爾身上還真有一點王者氣概，他額頭高爽，天庭飽滿，臉上輪廓分明，五官端正，蓄了一部黑里透藍的長髯，——長了一雙深黃色憂鬱的眼睛。他那動作很大略嫌誇張的手勢並不顯得做作，而是出於自然的莊嚴氣派。用不著這個特殊的機會，也使我覺得他真的顯得器宇軒昂。即使身在這間狹小寒傖、只有一扇窗戶的編輯部辦公室里，站在一張堆滿了紙張的老舊書桌前面，他看上去也像是一個沙漠裡貝督英族的酋長；一件飄飄欲仙的白色披風竟然和他身上穿的做工講究、顯然是根據巴黎的款式製作的黑色高領西裝同樣合身。短短地停頓一會兒，這是故意安排的——我日後經常注意到，他喜歡這種小小的效果。這大概是他在宮廷劇院學來的——他向我伸出手來，有點居高臨下的架勢，可是還是十分親切友善。他指了指身旁的一張小沙發，問道：「我想，我曾經在什麼地方聽到過或者讀到過您的大名，發表過詩作吧，是不是？」我只好承認。「那麼，」說著，他身子往後一靠，「今天您帶什麼作品給我呢？」我告訴他，我很想把一篇小小的散文作品請他過目，說著把我的手稿遞給他。他看了一眼封面，然後一直翻到最後一頁，估量一下這篇文章的篇幅，接著在軟椅里再往後靠一靠。令我驚訝的是，他居然已經閱讀起我的稿子來了（我根本沒有指望他會這樣）。他讀得很慢，總是讀完一張再讀一張，眼皮也不抬一下。等他讀完最後一張，就慢條斯理地把稿紙摺疊整齊，相當費事地把稿紙塞進一個信封，用藍筆在上面做了一個記號，一直沒有抬頭看我一眼。等他用這些神秘兮兮的動作吊足了我的胃口之後，他才抬起他那沉重、陰鬱的目光，有意識地用不緊不慢的莊嚴神氣對我說：「我很高興地可以告訴您，您的出色的文章已為《新自由報》的副刊採用。」就像拿破崙在戰場上把一枚榮譽團騎士十字勳章別在一個年輕軍曹的胸前。 這事本身看上去只是一件無足輕重的小事，必須是維也納人，那一代的維也納人，才會理解這次提拔對於一個人的升遷有多大的推動作用。這一來我就從一個十九歲的青年，一夜之間躋身於一批名人的行列之中，而從這最初的時刻起，台奧多爾·赫爾茨爾對我就恩寵有加，他就立即利用一次偶然的契機，在他後來的文章里寫道：在維也納別盡想著藝術頹廢。相反，現在除了霍夫曼斯塔爾之外，還湧現出一批青年才俊，可以期待他們會創造出最佳成就。他首先就把我的名字排在第一位。一個具有台奧多爾·赫爾茨爾這樣顯赫名聲的人，盡人皆知，因而身在責任重大的位置上，作為第一個人公開為我說話，我的確一直感到這是一個特別的褒獎。而我沒能像他所希望的那樣——為他的猶太復國主義的運動活動，甚至參加領導工作，——顯然是不知感恩——這對我而言，的確是個沉重的決定。 但是我沒能成功地和這個運動建立什麼聯繫，使我和這運動疏遠的原因，主要是赫爾茨爾自己的黨內同志對他個人表現出來的缺乏尊敬的態度。尤其在今天，這種態度實在沒法理解。東方的猶太人責備他對猶太民族毫不理解，他連猶太人的風俗習慣也一無所知，國民經濟學家把他視為雜文作家，每個人都持有異議，而且態度並非永遠極為恭謹。我知道，在當時，完全忠心耿耿的人，尤其是年輕人使赫爾茨爾最最感到慰藉。在這個圈子裡，這種動輒反對，爭吵不休，強詞奪理的精神，缺乏真誠的忠心的順從關係，使我和這個運動疏遠，而我只是為了赫爾茨爾的緣故，才好奇地接近這個運動的。有一次，我和赫爾茨爾談起這個題目，我公開地向他承認，我對他的隊伍中這種缺乏紀律性的狀態表示憤怒。他面帶一絲苦笑說道：「請您不要忘記，我們猶太人幾個世紀以來已經習慣於玩弄各種問題，用各種思想爭論不休。我們猶太人兩千年來在歷史上根本沒有實踐在世界上辦成什麼實實在在的事情。無條件地獻身還得到時候現學，我個人到今天也還沒有學會獻身。因為我還一直在擔任《新自由報》的副刊編輯，而我的職責所在應該是除了這一個念頭之外，不得有別的念頭，不得在紙上為其他任何東西寫一筆一畫。不過我現在已經在改過自新，我自己也要現學無條件的獻身，也許其他人也都跟著在學。」我還記得，他這些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為我們大家都不理解，赫爾茨爾這麼久未能下定決心放棄他在《新自由報》里的職位——我們都認為，他是為了養活全家的緣故。而其實並非如此，他甚至把他自己的私人財產奉獻給了猶太復國事業。而這些，世人要等很久以後才會聽說。不僅是我和他的這次談話，他日記里的許多記載也都向我證明，在這種矛盾分裂的狀態下，他是多麼痛苦。 我後來還和他見過幾面。但是在所有這些邂逅之中，只有一次我覺得十分重要，值得回憶，難以忘懷，也許因為這是最後一次見面的緣故。我在國外呆了一陣——和維也納只有書信聯繫——，後來終於有一天在市立公園裡和他相遇。他顯然是從編輯部出來，走得很慢，身子有點佝僂，不再是過去那種彈性十足的步伐。我客氣地和他打了個招呼，想要走開，他卻很快伸直身子，走來把手伸給我：「為什麼您躲了起來？您完全不必躲開。」我常常避到國外去，對此他評價很高。「這是我們唯一的道路。」他說道。「我的全部知識，都是在外國學的。只有在國外，你才習慣於拉開距離進行思考。我確信我在這裡是永遠不會有勇氣去制定那第一個構想的。人家會把我的這個構想，還在胚胎萌芽狀態就徹底破壞淨盡。可是感謝上帝，等我把這構想帶到這裡來，一切都已完成。他們除了搗亂，什麼都幹不成。」然後他氣惱地談起維也納，他在這裡遇到的阻礙最為強烈。倘若不是從國外，特別是從東方，後來也從美國傳來新的動力，他也許已經疲憊不堪。「總的說來，」他說道，「我的錯誤是，開始得太晚。維克托·阿德勒三十歲就當上了社會民主黨的領袖，正是年富力強，最佳的戰鬥年華。至於歷史上的那些偉人，我就根本不想再談了。您能知道，想到這些逝去的年華我多麼痛苦，那就好了。我後悔沒有更早地投身到我的使命中去，倘若我的健康狀況和我的意志一樣堅強，那麼一切還都很好。可惜歲月流逝，無法追回。」我還陪他走了很長一段路，一直送他到家門口。他停下來伸手給我，說道：「為什麼您從來不到我家裡來？您從來沒到我家裡來看我。事先來個電話，我會專誠接待您。」我答應去看他，同時暗下決心，絕不兌現這個諾言。因為我越愛一個人，就越發不願浪費他的時間。 但是儘管如此，我還是去看望他了。也就在短短的幾個月之後，當時使他低頭的疾病，突然把他打倒。我只能送他前往墓地。七月的一天，一個奇特的一天，每個經歷過這一天的人都難以忘懷。因為突然之間，從城裡的各個火車站，每列火車，不分白天黑夜，從所有的帝國和國家都有人群湧來，西方的猶太人、東方的猶太人，俄羅斯和土耳其的猶太人，來自各個行省、各個小城，他們突然蜂擁而至，臉上還布滿了噩耗給他們造成的恐懼。大家從來也沒有比現在更清楚地感覺到，這裡抬進墳墓里去的是一個偉大運動的領袖，這使得從前的激烈爭吵和蜚短流長，全都消失不見。無盡漫長的人流。維也納一下子發現，這裡不只是一個作家，或者平庸的詩人去世，而是一位思想的塑造者。這樣的思想塑造者在歷史的長河中要經過漫長的間歇，才會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當中勝利地傲然崛起。在公墓里突然亂成一團；太多的送殯者湧向他的靈柩，嚎啕大哭，大放悲聲，搶地呼天，絕望的心情突然爆發，聲震四方，簡直變成一陣狂叫，一陣怒吼；發自肺腑，無比激烈的悲哀迸發出來，打破了所有的秩序。我以前在葬禮上從未見過這樣的場面，以後也從未見過幾百萬人匯成的整整一個民族，從內心深處像洪水般迸發出這種無比強大的痛苦。從這種深切的痛苦中，我第一次可以衡量出，這位特立獨行、孤軍奮戰的人，通過他思想的力量，把多少激情和希望拋進這個世界。 我本人得以這樣莊嚴隆重地躋身於《新自由報》的副刊之中，這事的真正意義在我的私生活中對我發生了影響。我從而在家人面前贏得了一種意想不到的安全。我父母親很少關心文學，也不自以為是地作出任何判斷；對於他們，就像對於整個維也納資產階級而言，凡是在《新自由報》上受到稱讚的東西他們認為都很重要，凡是報上遭到忽視或者受到譴責的東西，他們全都漠然置之。凡是發表在副刊里的文章，他們覺得出自最高權威之手，內容得到保證，因為在報上發表判斷，進行褒貶的人，單看他的地位便令人肅然起敬。那麼請設想一下這樣一個家庭，這家人每天都懷著敬畏和期待，把目光射向他們報紙的第一版，有天早上，令人難以置信地發現，坐在他們桌旁的這個並不循規蹈矩的十九歲青年，學校里的成績也並不名列前茅，他的文章，寬容地當作「不惹是生非」的遊戲（反正比玩紙牌賭錢或者和輕佻的女孩調情好些），竟然可以躋身於行家名流和飽學人士之間，站在這個責任重大的位置上發表意見（迄今為止，他的意見在家裡並不怎麼受到尊重）。即使我寫出了濟慈、荷爾德林或者雪萊[23]最為優美的詩篇，在這個圈子裡，也未必能產生這樣徹底讓人刮目相看的影響；我若走進劇院，人家就指指點點的指著我這個讓人莫測高深的本雅明[24]，這個小子竟然以神神秘秘的方式擠進了德高望重的長者們神聖的林苑之中。我常在副刊上發表文章，幾乎可說定期為它撰稿，不久就有危險成為當地受人尊重的人物；幸虧我及時擺脫了這一危險。有天早上，我告訴我父母親，下學期我要到柏林去學習，使他們深感意外。我的家人尊重我，或者不如說，尊重《新自由報》，我正處於該報的金色陰影之中，他們不能不贊同我的願望。 不言而喻，我想也沒想過，要在柏林好好「學習」。我在柏林就像在維也納一樣，一學期就到大學去兩次，一次是註冊聽課，第二次是讓人考查我先前確實聽了課。我在柏林尋找的，既非課程，亦非教授，而是一種更高程度上更完美的自由。在維也納，我總覺得自己拴在身邊的環境裡，和我交往的文學界的同行，幾乎清一色全都出身猶太市民階層，和我自己一樣；在這個誰跟誰都認識的狹小城市裡，我無可爭辯的始終只是一個出身「上層」家庭的子弟，已經對這個所謂的「上流社會」厭煩已極；我甚至想去領略一下特別「下流」的社會，一種無拘無束、不受審查的生活方式。誰在柏林大學裡講授哲學，我都沒有在課程表上查閱過；只要知道，「新近的」文學在柏林比在我們這兒活動得更加積極更有活力，這就夠了。在柏林，可以遇見德默爾和年輕一代的其他詩人，在那裡接二連三地有雜誌、歌舞廳和劇院創辦出來，一句話，在柏林，就像維也納人說的，「總有新鮮玩意兒」。 事實上我是在一個非常有趣的歷史性的時刻前往柏林的。1870年，柏林從普魯士王國的一個非常平淡、狹小，根本算不上富有的首都變成德意志皇帝的京城。從此以後，施普雷河上的這個毫不顯眼的地方強勁發展突飛猛進。但是柏林還未能占據藝術文化事務的領導地位，慕尼黑畫家和詩人云集，成為藝術的真正中心，德勒斯登歌劇院雄踞音樂之冠，一些較小的首府吸引了許多優秀的人才，尤其是維也納，擁有百年的傳統，集中的力量，自然的天才，始終遠比柏林更為優越。然而在最近幾年，德國經濟迅猛高漲，歷史開始翻過一頁。大型康采恩和富豪家族紛紛遷往柏林，新的財富連同強勁的勇氣，在這裡為建築和劇院開拓了比在德國其他大城市裡更大的發展可能性。在威廉皇帝的庇護下，各個博物館大大擴建。劇院得到奧托·勃拉姆[25]堪稱楷模的領導；正因為沒有真正的傳統，不存在長達幾世紀的文化，這就引誘年輕人進行嘗試。因為傳統也總意味著阻礙。維也納繫於往日陳跡，對自己的過去尊崇備至，對於年輕人和大膽試驗總是小心謹慎，遲疑觀望。而在柏林，城市本身想要迅速建成，具有個人的形式，總在尋找新穎特色。因此年輕人爭先恐後地從全國各地，甚至從奧地利湧向柏林，也就自然不過的了。他們當中才氣橫溢的人做出成就，證明他們的決定正確。維也納人馬克斯·萊因哈特[26]若在維也納要耐著性子等上二十年，才能得到他在柏林兩年之內就贏得的地位。 就在柏林從小國首都向世界大都會轉變的過渡時期，我來到柏林。我腦子裡還是維也納繼承了偉大祖先遺留下來的豐腴飽滿的美麗景色。相形之下，柏林給我的第一個印象著實令我失望。向西部拓展的決定性的一步，當時才剛剛開始。新的建築得取代有些過於張揚炫耀的動物園一帶的房屋。建築物有些荒漠的弗里特里希大街和萊比錫大街，以其笨拙的奢華氣派組成了城市的中心。只有乘坐有軌公共馬車[27]，才能費勁地前往維爾默爾村、尼古拉斯湖、斯台格利茨這樣的郊區。邊界地區的一些湖泊景色優美，富有野趣，在那時候非得進行一次遠征，才得以欣賞。除了古老的「菩提樹下地區[28]」之外，別無真正的市中心，沒有我們維也納的溝邊大道[29]這樣的「美麗林蔭道」。由於普魯士古老的節儉成風，這裡完全缺少一種時髦的風采。婦女們身穿自己縫製的，毫無品味的衣衫去上劇院，到處都看不到一隻輕快的巧手會化腐朽為神奇，無論在維也納還是在巴黎它都會用便宜的衣料製成迷人的花哨衣衫。在每一件小事上都可以感到弗里德里希大帝[30]傳下來的吝嗇持家的派頭；咖啡淡而蹩腳，因為每粒咖啡豆都得省了又省；飯食淡而無味，沒有汁水，沒有勁道；到處乾乾淨淨，一板一眼，秩序井然，沒有我們那種樂音裊裊、飄然神往的熱情活力。譬如我在維也納的女房東和柏林的女房東之間，就天差地別。我覺得再也沒有比她們之間的差別更典型的了。維也納的那位女房東性格活潑，多嘴多舌，並沒有把房間收拾得一塵不染，不時丟三落四，漫不經心，可是總是熱情飽滿，做些事情討你喜歡。柏林那位太太一絲不苟，什麼事都做得無瑕可擊；但是在第一個月結賬的時候，我發現她用乾乾淨淨的斜體字，把她為我做的每一件小事都算得清清楚楚地記在賬上：縫了一隻褲子上的鈕扣3個芬尼，擦掉桌面上的一個墨水漬20芬尼，最後把她所做的一切，努力畫一根粗線，加在一起共67個芬尼。我看了以後起先啞然失笑；但是更典型的是，我自己在幾天之後也屈從於普魯士的這種錙銖必較，井井有條，講求秩序的精神，事無巨細都要交代個一清二楚。我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把我的開銷都一筆不落、仔仔細細地記在賬上。 我從維也納的朋友那裡拿到一大堆介紹信，可是我一封也沒動用。我這次放蕩行為的真正目的所在，可是要擺脫每一個穩當、安全的資產階級的氛圍，從而自由自在，無拘無束，完全我行我素地生活。我只想認識各式各樣的人，通過我自己的文學活動，找到的一些人——儘可能是些有趣的人；話說回來，《流浪作家》[31]這本書也不是白讀的，一個二十歲的青年必然會產生自己也經歷一番流浪詩人生活的願望。 我用不著花多少時間就找到了這樣一個亂七八糟、胡亂湊在一起的小圈子。我在維也納時，就給柏林「現代派」的主導性報紙寫過文章，這張報紙簡直是以嘲弄的口吻，自稱《社交界》，主編是路德維希·雅可博夫斯基[32]。這位年輕詩人在他英年早逝之前不久，創辦了一個協會，用的是對年輕人極有誘惑力的名字「未來的人」，協會每周聚會一次，地點是諾倫多爾夫廣場的一家咖啡館的二樓。這個模仿巴黎丁香花園（Closerie des Lilas）的模式組成的人數眾多的聚會，三教九流千差萬別的人全都擠進來參加，詩人和建築師，自命風雅之輩和新聞記者，打扮成手工藝工人或者雕塑家的年輕姑娘，想來提高德語水平的俄國大學生和頭髮像白金似的斯堪地納維亞女郎。從德國國內則有來自各省的代表，筋骨強健的威斯伐倫人，忠厚老實的巴伐利亞人，西里西亞的猶太人：大家七嘴八舌熱烈討論，完全不拘形跡。有時候有人朗誦詩歌或者劇本，但是大家的主要目的，只是彼此認識一下。這些年輕人有意識地擺出流浪詩人的架勢，在這群人當中像聖誕老人似的坐著一個鬍子灰白的老人，頗為感人。他受到眾人的尊敬和熱愛，因為他的的確確是個詩人，實實在在是個流浪詩人：名叫彼得·希勒[33]。這位七十歲的長者，長著一雙藍色的狗眼，性情溫和，充滿善意地瞅著這群孩子，身上總穿著他那件灰色的風衣，蓋著裡面破破爛爛的衣褲和非常骯髒的內衣。經不住我們的催請，他每次都會欣然從上衣的哪個口袋裡取出揉得皺巴巴的稿紙，朗讀他的詩歌。這些詩歌種類不同，其實都是一位抒情天才的即興之作，只是寫得過於隨便。他坐在電車裡或者咖啡館裡，信手用鉛筆寫下這些詩句，寫完之後也就忘了，到朗誦時，在那張塗得亂七八糟、沾滿污漬的紙條上都找不到那些字來。他身上從來沒錢，他也不在乎錢。有時住在這人家裡，有時在那人家裡做客，他忘懷塵世，絕對無欲無求，倒還真是如此，令人感動。其實大家都不清楚，這位善良的林中老人是什麼時候，又是如何跑到柏林這座大城市來的，他到這裡來究竟有何企圖。可他什麼企圖也沒有，既不圖名聞遐邇，也不想受人尊崇，憑著他詩人的如夢如幻的神氣，比我日後見到的任何人都過得更加無憂無慮，更加自由自在。在他身邊那些野心勃勃的討論者大聲喧譁，嗓門一個壓過另一個；他神態溫和地聽他們爭論；跟誰也不爭吵，有時舉起酒杯，向一個人致以親切的問候；但他從不參與別人的談話。你會有這樣的感覺：就仿佛在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他那頭髮蓬亂、有點疲勞的腦袋正在尋找詩句，推敲字詞，可總是遍尋不得，不能如願。 這位純樸的詩人身上散發出來的真實和天真，——今天即使在德國，他也幾乎已被遺忘——也許從感情上把我的注意力從「未來的人」選出來的主席身上引開，可是這位主席的思想和言論，以後將對無數人在塑造人生道路時起決定性的作用。魯道爾夫·斯泰納[34]日後成為人智學的奠基人，他的擁護者為了貫徹他的學說，為他建造了無比富麗奢華的學校和研究院。我在柏林這兒遇見他，是繼台奧多爾·赫爾茨爾之後第一次又碰到的一個奇人。命運賦予他的任務是成為千百萬人的引路人。他個人給人的印象，不像赫爾茨爾那樣儼然是個領袖，更多的像是個誘惑者。他那黑色的眼睛具有一種催眠的力量，我不看他的眼睛，聽他說話，反而聽得更加真切，更能進行批評，因為他那苦行僧似的瘦削的臉，布滿精神上的激情，不僅只對女人才有說服力。魯道爾夫·斯泰納在那時還沒有完全創立他自己的學說，還是個探索者、學習者；有時候他向我們朗讀他對於歌德色彩學的評論，歌德的形象在他的表述中，更像浮士德，更像帕拉徹爾蘇斯[35]。聽他講話，使人激情澎湃，因為他的教養著實驚人，尤其和我們相比，我們的教養只限於文學，而他實在多才多藝，真了不起。聽了他的講演，進行了有些坦誠的個別談話之後，我回到家裡總是既感到精神振奮，也有點垂頭喪氣。儘管如此——我今天問我自己，我當時是否預見到這個年輕人擁有這樣一種哲學的和倫理學的影響群眾的作用，我必須很羞愧地予以否認。我曾期待於他那探索精神，在學術方面作出了不起的成績。我若聽說，他憑著本能成功地在生物學上作出了一個重大的發現，我絕不會感到驚訝。可是當我多年以後在多爾納赫看見他的學生們建造了一所宏偉的歌德博物館，這所「智慧的」學校，是他的學生作為「人智學」的柏拉圖式的學院贈送給他的，我發現他的影響如此體現在寬泛的現實之中，有時甚至流於庸俗，反而更加失望。我不敢冒昧地對「人智學」妄加評論，因為我到現在還不甚清楚，這人智學究竟想幹什麼，有什麼意義；我甚至認為，這種學說誘惑人的作用基本上並不在於一種思想，而是在於魯道爾夫·斯泰納這一迷人的個人。反正他是一個具有磁石般吸引力的人，恰好在他青年時期和他相遇，他那時還能親切地毫不教條地和比他年輕的人士交往，這對我而言，還是一次難以估量的收穫。我們憑著文科中學的那股傲慢勁，自以為已經達到多才多藝包羅萬象的知識面，可是看到他光怪陸離同時又極為深邃的知識，我認識到，真正的學識淵博，其實是不可能草草了事地讀些書，浮皮潦草地討論一番所能達到的；只有常年苦心研讀，拚命用功才能做到。 在那個易於吸收的時代，友誼容易建立，社會差別或者政治差別還沒有加劇，一個年輕人其實最好是和一同奮鬥的人學習，而不是跟比自己高明的人學習重要的東西。我又一次感到，——當然現在是比中學時代更為高級、更具國際性的程度——，集體的熱情洋溢具有多麼強大的促進作用。我在維也納的朋友幾乎全都出身資產階級，甚至十分之九是出身猶太資產階級，這樣我們的傾向和熱情，只是照式照樣地加了一倍或者若干倍而已。而在這個新世界裡，年輕人來自互相衝突的各個階層，來自上層，來自下層，這個是普魯士的貴族，那個又是漢堡船主的兒子，第三個出身威斯伐倫的農民家族。我突然生活在一個圈子裡，這裡的確有衣衫襤褸、腳踏破爛鞋子的窮人。這個氛圍，我在維也納是從來也沒有接觸過的。我和那些酩酊大醉的酒鬼、同性戀者和吸嗎啡的癮君子同坐一桌，——十分得意地——和一個相當有名、刑滿釋放的騙子手握手（他後來發表了自己的回憶錄，這樣他也就走到我們這些作家當中來了）。凡是我在現實主義的小說中不大相信的各色人等，全都跑到這些狹小的飯店咖啡館來熱熱鬧鬧地擠在一起。一個人的名聲越壞，我就對他越感興趣，想要認識一下他本人。話說回來，我對這些聲名狼藉的人所懷有的特殊的愛或者好感，陪伴了我一輩子。即使在我理當慎交的年代，我的朋友也常常責備我，盡跟一些什麼道德敗壞、很不可靠、真正會使人丟人出醜之輩交往。也許恰好是我出身的那個穩定安逸的氛圍，和我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也因此而有負擔這一事實，使我覺得把自己的生命錢財、健康和名聲恣意揮霍，幾乎不屑一顧的那些人，聽憑激情發泄、偏執狂放、一無目的地活著的那些人著實迷人。也許人們在我的長篇小說和中篇小說中發現，我對一切一門心思放蕩不羈的人物懷有這種偏愛。再加上異國情調外國風光的魅力；幾乎他們當中的每一個人，都從陌生世界給我強烈的好奇心帶來一份禮物。我認識了畫家E.M.利里恩[36]，德羅霍比茨的一位窮苦的信奉猶太正教的旋工師傅的兒子。這是我第一次碰到一位真正的東方猶太人，從而也接觸了這種猶太民族。它的力量和堅韌不拔的狂熱勁頭，是我迄今為止從來也不知道的。一個年輕的俄國人把當時在德國還無人知曉的《卡拉瑪佐夫兄弟》[37]中最優美的段落翻譯給我聽；一位年輕的瑞典姑娘第一次把蒙克的圖畫拿給我看；我在一些（當然是）蹩腳畫家們的畫室里轉來轉去，觀賞他們的技藝，有個信徒把我帶進一個唯靈主義的圈子，——我感覺到人生的千姿百態，多種多樣，真是看個沒夠。在文科中學裡，我們專心致志的研究僅僅限于格式、韻律、詩句和字詞，現在用來研究活生生的人。從清晨到夜晚，我在柏林總和新人交往，總和不同的人來往，時而精神振奮，時而大失所望，甚至被他們敲詐勒索。我相信，我在十年之內進行的精神上的社交活動，也不及我在柏林的短短一學期內結交的更多，這是我享受的完全自由的第一學期。 這樣多種多樣的啟發想必會使我創作的興趣極大提高，這似乎是合乎邏輯的事。而事實上，情況卻完全相反；在中學裡我興之所至，忽發奇想，促使我的自我意識直線上升，而這時我的自我意識卻疑慮重重地熔化開來。在我的詩集出版之後的四個月里，我都想不明白，我從哪兒找來的這股勇氣，把那本並不成熟的詩集拿去發表；我一直覺得集子裡的那些詩句寫得優美、空靈，一部分甚至可以說是值得稱道的手工藝品，產生於一種雄心勃勃的玩弄技巧的快樂時刻，但是詩中多愁善感的流露並不真實。同樣，自從我這次接觸到現實生活之後，我感到我最初寫的小說都有一股香水紙的味道；在全然不知現實的情況下寫出來，採用的是偷窺來的第二手技巧。我把一部最末一章都已寫完的長篇小說帶到柏林，本想讓我的出版商欣喜一場。不久我就把它扔進爐子裡，化為飛灰。因為我第一眼看到真實的生活，對中學時代才能的信念便受到了沉重的一擊，就像我在學校里留了幾級似的。在我出版了第一本詩集之後，的的確確停了六年才出版了我的第二部詩集，又過了三四年才出版我的第一本散文作品。聽從德默爾的忠告，我利用時間，從外語翻譯外國作品。我至今還認為，對於一個年輕詩人，這是最好的方法，可以更深切、更有創意地理解自己的祖國語言，直到現在我還感謝德默爾的這一忠告。我翻譯了波德萊爾的全部詩歌，魏爾蘭、濟慈、威廉·莫里斯[38]的一些詩篇，查爾斯·梵·勒貝爾格[39]的一出短劇，加米耶·勒摩尼哀[40]的一部長篇小說Pour me faire la main[41]。正因為每門外語有它特有的語彙和句型，首先會為翻譯製造困難，它便要求譯者找出相應的表達方式，這是非斟酌再三絕對寫不出來的。從外語中頑強地找出其最為特有的表達方法，竭盡全力把它同樣形象生動地在自己的母語之中表現出來，這是一場戰鬥。這場戰鬥對我而言，總意味著一種特殊的藝術創造的樂趣。正因為這種沉靜的，其實是無人向你致謝的工作，要求極有耐心和堅忍不拔，我在中學時輕率浮躁，放肆大膽，忽視了這些美德，而這種工作我特別喜歡，因為這種譯介尊貴的藝術珍品的活動，雖然並不顯眼，我卻第一次從中感到心裡踏實，的確在做一點有意義的工作，證明生命並未虛度。 今後幾年我的道路應該如何，現在我心裡已經清楚；多看，多學，然後再真正動筆！不要把匆忙製作出來的產品拋向世界——先要了解世界最本質的東西！柏林以它口味甚濃的小餐館，使我更加饑渴難耐。我環顧四周，尋找夏天想去旅行哪個國家，我選中比利時。這個國家在世紀交替時期，在藝術方面飛躍發展，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在發展的勢頭上，超過了法國。 繪畫方面的克諾普夫[42]和羅普斯[43]，在雕塑方面有康斯坦丁·莫尼埃[44]和米內[45]，工藝美術方面有梵·德爾·維爾德[46]，文學方面有梅特林克[47]，艾克胡德[48]，勒摩尼哀，他們為新歐洲的創造力提供了一個極了不起的尺度。尤其是愛彌爾·維爾哈侖[49]使我著迷，因為他為抒情詩指出了一條嶄新的道路。他在德國還完全無人知曉，官方文學有很長一段時間把他和魏爾蘭混為一談，就像把羅蘭[50]和羅斯當[51]搞混淆了一樣。在某種程度上是我個人發現了他。獨自喜愛一個人，永遠意味著加倍地熱愛他。 也許有必要在這裡插入一段故事。我們這個時代經歷事情過快過多，記憶力再好也難以完全記住。我不知道，愛彌爾·維爾哈侖這個名字在今天是否還有什麼意義。他卻是法國詩人中第一個試圖給予歐洲的，正好是瓦爾特·惠特曼給予美國的東西：肯定當代，肯定未來。他開始熱愛現代世界，想要為文學贏得這個世界。機器對於別人意味著邪惡，城市意味著醜陋，現實毫無詩意；而他對於每個新的發明創造，每個技術成就都熱情滿懷。他為他自己表現出來的洋溢熱情，也熱情高漲，他有意識地迸發熱情，以便在激情之中更強烈地感覺自我。從起先的小型詩歌發展成氣勢恢宏、才思泉涌的頌歌。他向歐洲各國人民提出的口號是：「你們互相熱情讚賞吧！」我們這代人的全部樂觀主義，由於我們經歷的最為可怕的倒退，在今日時代早已不可理解的這種樂觀主義，在他的作品裡第一次得到詩意的表現。他有幾篇最優秀的詩作，還將長久地證明我們當時夢寐以求的那個歐洲和人類。 認識維爾哈侖，是我前往布魯塞爾的真正目的。但是加米耶·勒摩尼哀，這位身強力壯、歌頌「男性」的詩人，今天被人遺忘，著實沒有道理。我曾親自把他的一本長篇小說譯成德文，他很抱歉地對我說，維爾哈侖難得離開他的小村莊到布魯塞爾來，現在也不在這裡。為了使我不致過於失望，他就竭盡熱忱地向我引見其他的比利時藝術家，於是我就見到了白髮蒼蒼的大師康斯坦丁·莫尼埃，一個富有英雄氣概的勞動者和塑造勞動最為出色的雕塑家，接著是梵·德爾·斯塔彭[52]，今天在藝術史里他的名字幾乎銷聲匿跡，可是這個面頰胖乎乎的小個子佛蘭德爾人是個多麼親切友好的人啊，他和他那身材高大、性情開朗的荷蘭妻子，非常熱忱地接待我。斯塔彭讓我觀看他的作品，在這個陽光明媚的上午，我們談論藝術和文學，談了很久。他們夫妻倆的好心善意很快就使我毫不靦腆。我直言不諱地告訴他們，我很遺憾，在布魯塞爾偏偏沒有見到一個人，而我這次前來的目的，就是為了見他，這就是維爾哈侖。 我今天是不是說得太多？是不是說了些蠢話？反正我發現，無論是梵·德爾·斯塔彭還是他的太太，都開始悄悄地微笑起來，並且互相暗遞眼色。我發現，我說的話激起了他們之間秘密的心領神會，弄得我局促不安，想要告辭而去。他們兩個卻竭力挽留，要我無論如何一定要留下吃飯，一絲古怪的笑意，又在他們兩人的眉目之間傳來傳去。我感覺到，他們之間若有秘密，也必然是個友好的秘密，我也就欣然放棄原來前往滑鐵盧的行程。 很快就到中午時分，我們已經坐在餐廳里——和所有荷蘭人的家裡一樣，餐廳安排在底層，從屋裡通過彩色玻璃窗看到街上，突然有個人影在窗前站住，有根指關節敲敲彩色玻璃窗，這時鐘聲轟然響起。「他來了！」梵·德爾·斯塔彭太太說道，站起身來。來人踏著穩重有力的步伐走進屋來：他就是維爾哈侖。我一眼就認出這張我從照片早已熟悉的臉。維爾哈侖常在斯塔彭家作客，今天也是如此。當他們夫妻兩人聽說我在這一帶遍尋維爾哈侖不得，他們立即迅速互相使個眼色，什麼也不要對我說，而要讓他突然出現，給我一個驚喜。現在維爾哈侖就站在我的面前，聽到他們夫妻這個玩笑開得成功，臉上露出微笑。我第一次感到他強有力的手和我緊緊地握在一起，第一次看到他向我投來的清澈善意的目光。每次他來都是這樣，仿佛一來就把人生經歷和滿腔熱情帶進屋來。餐桌上，他一面大口大口地吃菜，一面已經開始講述，他方才在朋友們那裡，在一個畫廊里，講話時還因這番經歷而眼睛放光。他回家的時候，總是已到各處去走了一走，這些偶然的經歷已在他腦子裡升華為激情。熱情奔放已經成為他的一種神聖的習慣；熱情猶如火焰，一而再地從他嘴裡噴出。他能非常出色地用鮮明的手勢描繪他的話語。他第一句話就深入到人們的心坎，因為他敞開心扉，能夠接受一切新鮮事物，對什麼也不採取拒絕的態度，準備接近任何人。他在某種程度上是把自己整個的心靈都立即向你迎面撲來，這第一時間我得到的印象是如此，以後上百次我都非常幸運地經歷了他的心靈和別人發生的這種激烈的、超強的碰撞。他這時對我還一無所知，可是已經向我表示他的信任，就因為他聽說，我覺得他的作品親切。 午飯後，方才的第一個驚喜之後，又接著第二個驚喜。梵·德爾·斯塔彭早就要滿足他自己和維爾哈侖的一個夙願。好些天來，斯塔彭就在雕塑維爾哈侖的一座胸像；今天應該是維爾哈侖最後一次坐下來讓斯塔彭為他創作。梵·斯塔彭說，我在他家實在是天賜的一件友好的禮物，因為在維爾哈侖充當模特的時候，雕塑家恰好需要有人能和這位不肯老實坐著的詩人交談，以便詩人的臉在說話和諦聽時變得生意盎然。於是我就有足足兩個小時的時間，深度觀看這張臉，這張令人難忘的臉。高爽的額頭，艱苦歲月留下的皺紋印在上面，猶如多次深翻的土地，額上覆蓋著褐色的鬈髮，臉上的輪廓強硬，上面緊繃著飽經風霜的黃褐色的皮膚，下巴猶如山岩，高高崛起，在薄薄的嘴唇上面懸掛著維欽托利[53]式的濃密的口髭。他的一雙手瘦削、柔軟、秀氣，可是強勁有力，顯得神經質，薄薄的皮膚下面，青筋直暴。他的全部意志力表現在他農民般寬闊的肩膀上，和肩膀相比，他那強壯的，儘是骨頭的腦袋顯得太小。只有當他邁步行走時，才能看見他的力量。今天我望著這座雕像，——梵·德爾·斯塔彭從來也沒有比那一小時的工作更為成功——方才知道，這尊塑像是如何逼真，如何完全把握住了維爾哈侖的特點。這座塑像是記載了一種詩意偉大的文獻，是顯示了一種永不消逝的力量的豐碑。 在這三小時裡，我已經深深地愛上了這個人，以後我一生都這樣愛他。他的特點是泰然自若，一刻也不顯得洋洋自得。他不慕金錢，寧可過鄉間生活，也不寫一行媚俗媚時的詩。他不追求成功，絕不以妥協讓步取悅別人、拉扯關係，從而擴大自己的成功——只要有幾個朋友和他們忠實的思想，對於他便已足矣。他甚至不受榮譽的影響，這可是對人格最危險的誘惑，當他達到人生的高峰時，榮譽終於來臨，而他不慕虛名。他在任何意義上都襟懷坦蕩，內心毫無障礙，不為虛榮心弄得亂了方寸，自由無羈，歡快開朗，很容易歡欣鼓舞。誰和他在一起，會被他肯定人生的意志所感染，而充滿活力。 如今他就活生生地站在我的面前。這位詩人，就站在我這年輕人的面前，像我所希望的那樣，像我所夢想的那樣。在與這個人邂逅的第一小時，我已下定決心：為這個人效勞，為他的作品出力。這的確是個非常大膽的決定，因為這位歐羅巴的頌歌詩人當時在歐洲還沒有多少名氣。我事先就已知道，翻譯他那直如紀念碑一樣宏偉的詩歌和他的三部詩劇，將奪去我三年創作自己作品的時間。但是我一決定把我的全部力量、時間和激情用來翻譯一部別人的作品，我便全力以赴。這是一項道義上的任務。我那毫無把握的尋找和嘗試，現在有了明確的意義。今天若要我對一個走什麼道路還不明確的年輕作家做出忠告，我一定勸他確定，先對一部篇幅較大的作品進行闡述或者翻譯，一切犧牲自己，譯介別人的活動，對於一個初出茅廬的新手，比自己進行創作可以更有把握。任何自我獻身中做出的事情，都不會是白費力氣。 兩年之中，我幾乎主要用來翻譯維爾哈侖的詩歌，並為寫作一部有關他的傳記而收集資料。在這兩年里，我不時進行旅行，有時也是為了公開發表講演。獻身於維爾哈侖的作品似乎是吃力不討好的事情，我卻得到意想不到的感謝作為回報；維爾哈侖在國外的朋友開始注意起我來，不久也都成了我的朋友。有一天，埃倫·凱[54]前來看我，這位奇妙的瑞典女人，在那個偏見很深、一味抗拒女權的時代，她以無與倫比的勇氣為婦女解放而戰，並且在她的《孩子的世紀》一書里，遠比弗洛伊德更早就指出青少年心靈脆弱，易受傷害；通過她，我在義大利被引入喬萬尼·契納[55]和他的詩人團體，而在瑞典我則贏得了一個重要的朋友約翰·波耶[56]。享有國際聲譽的文學史大師喬治·勃蘭兌斯[57]也對我表示興趣。不久，經過我的宣傳，維爾哈侖的名字在德國，比在他的祖國名氣更大，最偉大的演員凱因茨和莫依希[58]公開朗讀我翻譯的他詩歌的譯文。馬克斯·萊因哈特把維爾哈侖的劇作《修道院》搬上德國舞台：我應該感到心滿意足。 但是就在這時，我回憶起來，我除了對維爾哈侖負責之外，還肩負著另外一個責任，我終於該結束我在大學裡的學業，把哲學博士的頭銜帶回家去。現在必須在幾個月內把全部煩瑣的學究氣的材料學習一遍，那些更加規矩的大學生幾乎花了四年時間才把這些材料硬吞下去。我和文學上的一個年輕朋友埃爾文·基多·科爾彭海耶[59]一起，通宵達旦地拚命苦讀，死記硬背。他也許不大樂於讓人提起這段往事，因為他已經成為希特勒德國的一個御用詩人和學者。老師們在考試時並不為難我。好心仁慈的教授，對我公開的文學活動知道得很多，不想用雞毛蒜皮的小事來折磨我。在一次考前的私人談話時，他微笑著對我說：「您一定寧可不要考精確的邏輯。」事實上，他果然在考試時把我引到那些他知道我確有把握的領域。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考試成績得了個優。像我所希望的，這也是最後一次。於是我對外完全自由。所有這些年，直到今天，我全都為使內心也同樣保持自由而鬥爭。在我們這個時代，這個鬥爭已變得越來越艱辛。 * * * [1] 每個大學聯誼會都有自己的顏色。 [2] 拉丁文：普魯士人。 [3] 拉爾夫·瓦爾多·愛默生（1803—1882），美國哲學家、作家，新英格蘭超驗主義領袖。 [4] 設拉子，伊朗名城。人稱「伊朗的花園」，盛產鮮花，以玫瑰著名。 [5] 即舒斯特和洛夫勒。 [6] 弗里特里希·封·李利恩克隆（1844—1909），德國詩人。 [7] 奧托·尤利烏斯·彼爾鮑姆（1865—1910），德國新聞記者、作家。 [8] 阿爾弗雷德·蒙貝爾特（1872—1942），德國作家。 [9] 馬克斯·雷格爾（1873—1916），德國作曲家、鋼琴家。 [10] 莫里茨·貝內蒂克特（1849—1920），奧地利政論家。 [11] 阿納托爾·法朗士（1844—1924），法國作家，192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12] 蕭伯納（1856—1950），英國作家，192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13] 路特維希·斯派德爾（1830—1906），德國作家。 [14] 查爾斯-奧古斯丁·聖·伯夫（1804—1869），法國文學評論家、作家。 [15] 台奧多爾·赫爾茨爾（1860—1904），奧地利猶太裔作家、評論家，現代猶太復國主義的創立者。 [16] 阿爾弗雷德·德雷弗斯，法國猶太裔軍官，1894年遭人誣陷，被錯判為間諜，激起眾怒。左拉拍案而起，對法庭提出控告。德雷弗斯的冤案終於在1906年得到平反昭雪。 [17] 斯台芬教堂，坐落在維也納市中心的天主教大教堂。 [18] 拉比，猶太教的教士。 [19] 特西特斯，特洛伊之戰時希臘軍中的一個猥瑣丑怪的戰士，卻能預示天機。茨威格寫過詩劇《特西特斯》，以他為主人公。 [20] 卡爾·克勞斯（1874—1940），奧地利諷刺作家、詩人、劇作家，語言與文化評論家。 [21] 錫安，Zion，耶路撒冷的聖山，由此引出Zionismus（猶太復國主義）。 [22] 把赫爾茨爾比作猶太國的國王陛下。 [23] 珀西·比希·雪萊（1792—1822），英國浪漫派詩人、小說家。 [24] 本雅明，《聖經·舊約·創世記（35·18）》中雅各和拉結的小兒子，以此表示此人為最小的一個。茨威格是家裡的次子。 [25] 奧托·勃拉姆（1856—1912），德國猶太裔批評家，劇院領導、導演。 [26] 馬克斯·萊因哈特（1873—1943），奧地利劇院和電影導演。 [27] 二十世紀初，柏林有軌電車尚未普及，只有有軌公共馬車。 [28] 菩提樹下地區，有菩提樹下大街，洪堡大學就在這裡。 [29] 溝邊大道，在維也納的內城。 [30] 弗里德里希二世（1712—1786），普魯士國王，又稱為弗里特里希大帝。 [31] 《流浪作家》，作者為法國作家亨利·穆爾謝（1822—1861）。 [32] 路德維希·雅可博夫斯基（1868—1900），德國作家，詩人，政論家。 [33] 彼得·希勒（1854—1904），德國詩人。 [34] 魯道爾夫·斯泰納（1861—1925），奧地利哲學家，人智學者。 [35] 帕拉徹爾蘇斯（1493—1541），德國醫生、鍊金術士、星占學家，生於瑞士，死於奧地利。 [36] 埃夫蘭姆·摩色·利里恩（1874—1925），猶太藝術家。 [37] 《卡拉瑪佐夫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長篇小說代表作。 [38] 威廉·莫里斯（1834—1896），英國畫家。 [39] 查爾斯·梵·勒貝爾格（1861—1907），比利時詩人。 [40] 加米耶·勒摩尼哀（1845—1913），比利時作家，小說中描寫工人生活。 [41] 法文：來練筆。 [42] 菲爾南·克諾普夫（1858—1921），比利時畫家、雕塑家。 [43] 費利西安·羅普斯（1833—1898），比利時象徵派雕塑家。 [44] 康斯坦丁·莫尼埃（1831—1905），英國雕塑家、畫家。 [45] 喬治·米內（1866—1941），佛蘭德畫家、雕塑家。 [46] 梵·德爾·維爾德（1863—1957），比利時-佛蘭德建築師。 [47] 莫里斯·梅特林克（1862—1949），比利時法語作家。 [48] 喬治·艾克胡德（1854—1927），比利時法語作家。 [49] 愛彌爾·維爾哈侖（1855—1916），比利時法語詩人。 [50] 羅曼·羅蘭（1866—1944），法國作家，191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51] 埃德蒙特·羅斯當（1868—1918），法國劇作家。 [52] 查爾斯-彼耶爾·梵·德爾·斯塔彭（1843—1910），比利時雕塑家。 [53] 維欽托利（前82？—前46），高盧阿維爾尼人的部落首領，率部抗擊愷撒，失敗後被俘，後在羅馬被處死。 [54] 埃倫·凱（1849—1926），瑞典女教育家、作家。 [55] 喬萬尼·契納（1870—1917），義大利作家。 [56] 約翰·波耶（1872—1959），挪威作家。 [57] 喬治·勃蘭兌斯（1842—1927），丹麥文學評論家、哲學家。 [58] 亞歷山大·莫依希（1879—1935），阿爾巴尼亞裔奧地利演員，1910至1930年成為德語國家最著名演員，堪稱世界明星。 [59] 埃爾文·基多·科爾彭海耶（1878—1962），奧地利小說家、戲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