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世界 · 3.愛欲萌發

中學裡這八年，我們每個人身上都各自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我們都從十歲的男孩漸漸變成十六歲、十七八歲的青年男子。自然人的天性開始提出要求，青春期的覺醒似乎完全是個個人問題。每個正在發育成長的人以他自己的方式來予以解決；乍一看完全不適合進行公開討論。對於我們這代人，那個危機卻超越了自己的範疇，同時也顯示了另一種意義上的覺醒，因為它第一次讓我們從更加批判的意義上來觀察我們成長起來的那個社會所屬的世界及其習俗。孩子們，甚至年輕人，一般說來，首先都傾向於滿懷敬意地適應他生活環境的法則。但是他們只有看到別人也真心誠意地屈服於這種他們必須服從的習俗時，他們才屈從。只要老師和父母稍稍顯得不那麼真實可信，就必然促使年輕人以懷疑的眼光，更加尖銳的眼光來觀察他整個周圍的世界。不需要很久我們就發現，我們迄今為止一直十分信任的那些權威、學校、家庭和公眾的道德在性慾這一點上態度非常奇怪，不甚真誠，——甚至不僅如此，他們也要求我們在這方面要保守秘密，要詭計多端。 因為在三四十年前，人們對事情的想法和我們今日世界不同。也許由於一系列因素——婦女的解放，心理分析，重視體育運動，青年的獨立自主——在整整一代人的時間內，在任何領域也不如在兩性關係問題上發生過這樣完全徹底的變化。十九世紀資產階級道德基本上是一種維多利亞時代[1]的道德。倘若試圖把這種道德和今天普遍通行的更加自由，更加大方的觀點之間的差別做番研究，也許說那個時代由於感到內心極不踏實，所以膽戰心驚地迴避性愛問題，這種說法最接近事物的真實情況。從前的一些時代，還真誠地信仰宗教的時代，尤其是嚴格的清教徒時代，事情要容易得多。中世紀的權威們腦子裡灌滿了真誠的信念，堅信性慾的渴求是魔鬼的毒刺，猛攻這一問題，予以嚴厲禁止，——特別在加爾文教盛行的日內瓦——以殘酷刑罰強行貫徹他們嚴酷的道德。我們這個世紀則相反，作為一個寬容的，早已不再相信神鬼的時代，不再有勇氣施行這樣極端的逐出教門的行徑。但是感到性慾是一種無政府主義的，因而是一種搗亂的因素，和這個時代的倫理學無法協調，不能讓它在光天化日之下為所欲為。因為自由的婚外戀的任何形式都有違資產階級的「體面」！在這樣一種矛盾當中，那個時代發明了一種奇特的妥協。把道德局限於雖不加以禁止，年輕人卻以不惹人注意的方式，把這種令人難堪的事情自行解決。既然無法把性慾逐出這個世界，那就至少在這崇尚禮儀的世界裡不要讓人看到它。於是就作出了心照不宣的協定，無論在學校里，家庭里，還是在公開場合都不要討論這個問題，一切會令人想起它存在的東西全都強壓下去。 我們從弗洛伊德那裡獲悉，誰若企圖把這些自然的衝動從意識中驅逐出去，絲毫也不能把它們消滅淨盡，只能把它們很危險地驅逐到潛意識中去。我們今天看到那種幼稚的保密技巧收效甚微，很容易付之一笑。但是整個十九世紀都當真瘋狂地認為，可以用理性主義的理性解決一切矛盾。越是把自然的事情掩蓋起來，越能平息其無政府的力量。只要無所作為，不向年輕人對他們的情慾的存在進行啟蒙，他們就會忘卻自己的情慾。所有的機構妄想通過無視達到平息，便聯合起來嚴格保持沉默共同對情慾進行封鎖。學校、拯救靈魂的教會，沙龍和司法機關，報紙和書籍，時尚和風習原則上都避免提及這個問題，甚至科學界也無恥地同意這種觀點：「自然之事有傷風化。」[2]科學真正的任務應該是大大方方地接觸各種問題。它藉口處理這種下流問題有失身份，從而繳械投降。不論查閱那時候的什麼書籍，哲學書籍、法律書籍，甚至醫學書籍，都會不約而同地發現，人們擔驚受怕對此不作任何闡述。當刑法學的學者在大會上討論監獄中使用人道化的方法提到獄中生活造成道德損害時，他們膽怯地從真正的中心問題上一掠而過。同樣，神經科的醫生也不敢承認這種病的真實情況，儘管他們在許多病例中對於有些精神病的病源知道得清清楚楚，大家不妨讀一下弗洛伊德的著作，即便是他尊敬的老師夏爾科（Charcot）[3]私下裡也向他承認，自己很清楚真正的病因，可是從未把它公之於眾。尤其是——當時這樣稱謂的——「優美」文學，最為不敢老老實實地進行描述，因為它只把審美-美麗的東西當作自己的領地。在先前幾個世紀，作家並不怯於為他的時代作一幅誠實的、包羅萬象的文化圖像，在笛福[4]，在彼萊伏斯特神父[5]，在費爾丁[6]和雷蒂夫·德·拉·布列多納[7]的作品裡還能看到真實情況的並未摻假的描寫，而上個世紀則認為只能表現「感情豐富的」和「思想崇高的」東西，不能描寫使人難堪的和真實的東西。因而在十九世紀的文學中，關於大城市青年遭遇到的種種危險，經歷的眾多陰暗場景，身陷的重重迷誤，幾乎看不見絲毫表露。即使有個作家大膽地提到賣淫，他也認為必須把它高尚化，給女主人公灑上香水，使之成為「茶花女」，於是我們就站在一個奇怪的事實面前。倘若今天的一個年輕人想知道上一代和上上一代的年輕人這一生是如何闖過來的，於是打開當時最偉大的大師們的長篇小說，打開狄更斯[8]，薩克雷[9]，高特弗里特·凱勒和比昂松[10]的作品——除了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為俄國人置身於歐洲虛假的理想主義之外——只能找到提煉過的、調整過的事件的描述。因為這整個一代人受到時代的壓力，嚴重受阻不能自由表達思想。即便是這種文學上的收斂態度，都還嫌不夠，這正好顯示了這種祖父輩的道德的幾乎已經達到歇斯底里的過分激動的程度，今天看來這種氣氛早已無法想像。因為像《包法利夫人》[11]這樣一本完全可說是樸實無華、就事論事的長篇小說，竟然被法國公開的法庭以有傷風化的罪名遭到禁止，這事能夠想像嗎？在我年輕的時候，左拉的小說被視為色情小說，像托馬斯·哈代[12]這樣一位性情平和的古典主義敘事文學的作家，居然在英國和美國激起了抗議的風暴，這可以想像嗎？儘管這些作家儘量收斂，竭力含蓄，他們的作品暴露的現實還是太多。 而我們就是在這個很不健康、令人窒息、充滿了香水迷霧的空氣中長大成人。這種遮遮掩掩、竭力隱瞞的極不誠實，有違心理學的道德就像沉重的夢魘壓在我們身上。由於大家全都一致採取隱瞞的高招，正確的文學的和文化史的文獻材料全都缺失，在這種情況下，要把那些已經變得令人不能置信的事情再重新打造出來，想必很不容易。當然，某種根據還是存在的；我們只消看一看當時的時尚，因為一個世紀的每種時尚，以它外露的趣味方向不由自主地暴露了這個世紀的道德。今天，1940年，在電影院裡，1900年社交界的男男女女，身穿當時的服裝在銀幕上出現的時候，歐美各國每個城市、每個鄉村的觀眾都會異口同聲地大笑起來。即便是今天最天真淳樸的人，看見昨天的這些稀奇古怪的人物，都會嘲笑他們是些漫畫，是些打扮得不自然，不方便，不衛生，不實際的傻瓜；甚至於我們，我們還看見過我們的母親、姨媽，我們的女友穿著這些荒謬的長裙，我們自己在少年時代也穿得這樣可笑地走來走去，也覺得整整一代人不加反抗地都會強迫自己穿著這樣愚蠢的服裝，真是一場陰森可怕的幻夢。先說男人的時髦裝束，被叫做「弒父兇手」的高高僵硬的領子，使人無法行動輕鬆靈便，黑色燕尾服的上裝，令人想起火爐煙囪的大禮帽組成的男性時髦裝束，令人忍俊不置；再看當時的「淑女」，她們辛辛苦苦費盡力氣穿在身上的裝束，每個局部都在強制她們的天性！一件用鯨骨做成的緊身馬甲，把身體束成兩段，當中是纖細的蜂腰，下身又四下撐開，變成一口大鐘。脖子束得很緊，直到下巴，裙子蓋到腳部，直到腳趾；頭髮被無數的小髮捲、發圈和髮辮盤起，戴上一頂神氣活現搖搖晃晃的大帽子。即使在酷暑盛夏，雙手也戴著長長的手套，使得這個今天早已成為歷史人物的「淑女」儘管灑滿香水，身邊香氣馥郁，渾身首飾，珠光寶氣，穿戴著珍貴已極的花邊、鑲邊和流蘇花穗，卻是一個不幸的人，全然無助，令人惋惜。乍一看，我們會看到，一個女子一旦穿上這樣一身打扮，猶如一個騎士披上他的鎧甲，完全不再可能自由自在、彈性十足、舉止優美地活動。穿著這樣的服裝，每個動作，每個姿勢，進一步整個裝腔作勢的樣子，就必然會很是做作，極不自然，有違自然。單單「淑女」的這身穿戴，——就不要說她的社交教育，——穿上和脫下這些長裙就是極為麻煩的一件事情，沒有別人幫忙，根本不行。首先得在背後從腰部直到頸部要系上無數搭扣，讓伺候她的使女使出全力把馬甲拉緊。她的長髮——我提醒年輕人，三十年前，除了幾十名俄羅斯的女大學生，每個歐洲婦女的頭髮散開來，都可以達到腰部——由一名每天都來的女理髮師用不計其數的別針發卡和梳子，再用燙髮剪子和捲髮筒子弄彎、扯平、刷齊，抹上髮油，向上堆起，然後再給她穿上重重疊疊的襯裙、內衣，外套和小外套，把她百般包裝、穿戴，直到她女人形狀和個人形狀的最後殘餘全都消失。但是這無聊的事情自有它秘密的含義：通過這番擺布，女人身體的線條得完全掩蓋起來，即便是新郎官在新婚宴會上都絲毫也無法猜到，他未來的生活伴侶究竟是腰杆筆直的，還是身體佝僂的，是胖的還是瘦的，是短腿還是長腿。這個「講究道德」的時代認為，為了達到騙人的目的，為了適應普遍的美麗的理想，人為地對頭髮、胸部或者身體的其它部分加強裝扮，絕不是不允許的。一個女人越要顯得像個「淑女」，就越發不要讓人看出她自己的形狀。歸根結底，時髦帶著它這個有意識的指導原則只是服從於時代普遍的道德傾向，其主要關心的事情是：掩蓋和隱藏。 但是這個睿智的道德完全忘記了，若要把魔鬼關在門外，魔鬼在大多情況下就通過煙囪或者後門強行進屋。這種服裝企圖拚命把赤裸裸的皮膚和真實的身段全都掩蓋起來，吸引我們注目的絲毫不是這種衣服多麼道德高尚，而是相反，讓我們注意到，那種時髦極力突出兩性的差異，挑釁到令人難堪的程度。我們這個時代的青年男女都長得身材高挑、修長，都沒有鬍子，蓄著短髮，光從外表上看都是同伴，互相適應。可是在那個時代，兩性儘可能地突出差異。男人蓄著長長的鬍子，或者至少留著濃密的口髭，往兩邊直翹，作為極其鮮明的男性的標誌。而在女人那邊，緊身馬甲把女性的基本標誌，她的胸部儘量顯突出來。人們要求，所謂的強勢性別，面對弱勢性別，即使在舉止態度上也要得到過分強調，要求男人堅毅果決，富有騎士精神，主動進攻，而女人則要羞怯、靦腆，處於守勢，是獵人和獵物的關係，而不是男女平等。這種外表上的不自然的差異，必然也使兩性之間內在的緊張關係，愛欲，得到加強；於是由於當時社會所採取的遮掩、保密，有違心理學的方法，真是適得其反。因為，既然當時社會不斷地擔心害怕，不斷地拘謹保守，在生活、文學、藝術、服裝的各種形式當中搜尋違反道德的東西，為了避免發生任何誘惑和刺激，結果這個社會實際上被迫不斷去想傷風敗俗。既然這個社會不斷地研究，什麼東西可能不合適，自己就不斷處於暗中留神的狀態。當年世界一直覺得「禮儀」處於致命的危險之中：每個姿勢，每句話都會使禮儀陷入危險。也許今天還能理解，女人當時在運動或者遊戲的時候不穿裙子，而穿褲子，會被認為是犯罪行為。可是，一個淑女在當時，嘴裡根本就不許說「褲子」這個字，這樣歇斯底里的拘謹怎麼能使人理解呢？倘若淑女不得不提及男人的褲子，這個如此容易引起人們性慾的東西存在時，就不得不選用無邪的「腿衣」（Beinkleid）或者自己發明的躲躲閃閃的字眼「那說不出口的東西」。幾個不同性別、門戶相當的年輕人若要在無人監護的情況下一同出遊，那是完全不能設想的事情——人們想到的第一個念頭便是，這準會「出什麼事」。這樣一種男女聚會充其量只有在有監護人的情況下才能允許，那就是一定要有母親啦，或者家庭女教師啦，寸步不離地陪伴著這些年輕人。年輕姑娘，即使在酷暑盛夏，穿著露出雙腳的衣服或者裸露著胳膊打網球，也會被認為駭人聽聞。要是有個循規蹈矩的女人在社交場合把雙腳架在一起，會被認為嚴重違反禮儀。因為這一來，裙子下面會露出腳踝來。即便是大自然的元素，即便是太陽、水和空氣，也不得接觸女人裸露的皮膚。在自由自在的大海里游泳，女孩子也得穿上笨重的衣服艱難地往前划動，從脖子到腳後跟都得遮住，在女子寄宿學校和修道院裡，為了讓女人忘記她們還擁有一個肉體，即使在室內洗澡，也得穿上長長的白色的襯衫。女人直到年老病逝，她們的身體除了接生婆、丈夫和擦洗屍體者，沒有一個人看見過她肩膀的輪廓或者膝蓋，這完全不是瞎說八道或者誇大其辭。所有這一切在四十年後的今天，看上去像是童話或者幽默的誇張。但是這種對一切肉體的、自然的東西感到的恐懼，以一種真正是神經官能症患者的兇猛勁頭，從最上層一直貫穿到全體民眾之中。因為，在世紀交替時期，最初的一些婦女大膽地騎上自行車或者像男人那樣跨上馬背騎馬，農民竟然向這些膽大妄為的女人大扔石頭，這種事情今天還能想像嗎？在我還上中學的時候，有人建議進行可怕已極的很不道德的革新，讓宮廷歌劇院的芭蕾舞演員跳舞時不得穿上緊身的長襪；維也納各報發表通欄的文章，對此進行討論。今天能夠想像嗎？伊莎多拉·鄧肯[13]在跳她那些還算是極為經典的舞蹈時，第一次在她那白色的，幸而是向下翻飛的長袍下面露出來的不是通常穿的絲綢小鞋，而是她赤裸的腳底，這竟然成了一種無與倫比的聳人聽聞的事件，這能想像嗎？現在請設想一下年輕人，他們在這樣一個時代，目光灼灼地長大成人，一旦認識到，人們用來神秘兮兮地遮掩這些東西的道德小外衣，實在破爛不堪，儘是裂縫和窟窿，想必會覺得，這些對永遠受到威脅的體面禮儀懷有的擔驚受怕，不知多麼可笑。最後不可避免的事情終於發生，這五十名中學生當中的一個，在那些陰暗的胡同里撞見了他的老師，或者在家庭範圍內，偷聽到這一位或者那一位，其實犯過種種罪過。而他在我們面前特別裝出道貌岸然的樣子，其實再也沒有什麼比那種拙劣的遮掩技術更刺激和提高我們好奇心的了。既然不想讓這種自然的願望公開自由地宣洩，好奇心便在大城市裡創造了地下的、大多是不甚乾淨的排水溝。人們感到通過這種壓抑手段，在各個階層的年輕人當中都會出現一種地下的極度刺激，以孩子氣的、無助的方式表現出來。幾乎沒有一道籬笆或者一間偏僻小屋不是塗滿了下流的字句和圖畫，沒有一間游泳池裡通向女更衣室的木板牆壁不是布滿了所謂的木板節孔的窺視洞。一系列工業部門，如今由於風俗習慣的自然化早已破產衰敗，當時卻悄悄地興旺發展起來，尤其是那種製造春宮畫和裸體照的行業，每家飯店都有小販悄悄地向半大不小的小伙子們兜售這種照片。或者是那種叫做「sous le manteau」（法文：大衣底下）的色情文學，——由於嚴肅文學被迫不得不理想主義和小心謹慎——提供糟糕透頂的書籍，紙張蹩腳，語言粗劣，可是銷路極好。那些「香艷刺激」類的雜誌，類似的令人反感、淫穢不堪的刊物，今天已經再也找不到了。宮廷劇院為當時的理想服務，思想高尚，潔淨如雪。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劇院和歌舞廳，只為最庸俗不堪的下流笑話服務；被壓抑的情慾到處製造宣洩的歧途、彎路和種種出路。歸根到底，那一代人在兩性問題上拒絕進行啟蒙，保守地不讓人們大大方方地與異性相處，其實他們這一代人遠比今天享有更高的愛情自由的青年在情愛問題上要敏感上千倍。因為只有得不到的東西才煽動慾念，只有被禁的東西才刺激渴求。眼睛看到的，耳朵聽到的越少，腦子裡才夢想得更多；越是不讓空氣、光線和太陽觸及人的肉體，感官的欲望才越加發酵。總的說來，對我們的年輕人施加的那種社會壓力，不是產生更高的道德，而是在我們心裡激起對所有這些機構的懷疑和憤懣。從我們覺醒的第一天開始，我們本能地感到，這種不誠實的道德，以其隱瞞和掩飾，想從我們身上奪去一些東西，這些東西從法律上講是屬於我們這個年齡的，它要犧牲掉我們想要誠實做人的意志，使之屈從於一種早已變得極不真實的習俗。 這種「社會道德」一方面私下裡也承認性慾的存在及其自然的流程，另一方面又公開地絕不承認，因而是雙重的虛偽。因為它對青年男子閉一隻眼，甚至又眨巴另一隻眼鼓勵他們「歷練一番，老成起來」，就像當時脾氣溫和帶有嘲諷意味的家庭俗話說的那樣。可是面對婦女，這種道德便驚慌失措地緊閉雙眼，假裝瞎子。一個男人有慾念，會感覺到性慾衝動，甚至習俗也不得不予以默認。可是一個女人也同樣會屈從於性慾衝動，上帝創造世界，為了其永恆的目的也需要有女性這一面，老老實實地承認這一點，似乎就違背了「女人的神聖性」這一概念。於是在弗洛伊德之前的時代，以下的協定就成了一條公理：只要不被男性喚醒，女性並無肉體上的慾念。不言而喻，這種慾念只有在結婚時才公開地被允許喚醒。既然空氣——尤其在維也納——即使在那講求道德的時代也充滿了危險的情愛的傳染體，出身良家的少女從出生直到和她丈夫一同離開婚配的祭壇，都必須生活在一個經過嚴格消毒的氛圍之中。為了保護這些年輕的姑娘，一刻也不能讓她們單身獨處，她們就得到一個家庭女教師，其任務是設法讓姑娘得到上帝保佑，不在無人守護的情況下走到大門口。有人陪她們上學，去上舞蹈課、音樂課，又同樣有人把她們接回家去。她們讀的每一本書都經過檢查，尤其要讓年輕的姑娘一天到晚忙個不停，為了把她們的注意力從一切可能產生的危險思想分散開去。她們得練習彈鋼琴，唱歌，畫畫，學習外語、藝術史和文學史，讓她們受到教育，受到過度的教育。可是一方面對她們這樣進行教育，儘可能地在社交上賦有教養，另一方面又想方設法讓她們對一切自然的東西渾然不知。我們今天簡直無法理解，一個出身良好家庭的年輕女孩，不得對男子身體的構造有任何設想，不得知道孩子是怎麼生到這世上來的，因為這個天使結婚時不僅身體從未被人接觸過，而且心靈上也應該純粹「乾淨」。「受到良好教養」，在當時對一個年輕的姑娘而言，應該就意味著不諳世事；當時的女人有時候一輩子都這樣不諳世事。我有個姨媽在新婚之夜，在凌晨一點鐘時，突然又跑回她娘家，大吵大鬧，哭著喊著說她再也不願看見和她結婚的這個可怕的男人，他是個瘋子，是個惡魔。因為那人當真試圖脫掉她的衣服。我那姨媽費了大勁才擺脫了這個男人顯然是病態的欲望。我姨媽的這個稀奇古怪的故事至今還使我忍俊不禁。 我不能隱瞞，這種無知另一方面也賦予當年那些年輕姑娘一種神秘的魅力。這些羽毛未豐的小雛兒以為，在她們自己的世界旁邊或者後面，另有一個世界。她們對此一無所知，也不得有所知曉，這使她們好奇，嚮往，熱衷，並且吸引她們，使她們心亂神迷。若在街上向她們問候致意，她們立即滿面通紅，——今天還會有臉紅的年輕姑娘嗎？姑娘們若是單獨呆在一起，她們就悄聲竊笑，輕聲耳語，就像薄醉微醺似地笑個不停；她們對一切向她們緊緊封鎖的陌生的東西都充滿了期待，把人生設想得浪漫已極，同時又十分羞怯，唯恐有人發現，她們的身體渴望得到種種柔情，而她們對此並不知道詳情。一種輕微的迷亂不斷地使她們整個舉止慌亂，不知所措。她們的步態和今天的姑娘們不同，今天的少女通過運動，身體得到鍛煉，和她們同樣的青年男子相處，行動大大方方，動作輕盈自如。當年隔開一千步就可以從步態和舉止看出一個年輕女孩和一個已經認識了男人的婦女之間的差別。她們比今天的女孩更像女孩，而不像當時的婦女。這些女人本性就像暖室里栽培的植物，具有異樣的嬌嫩，在玻璃房裡人工加熱的氣氛中栽培長大。防止任何邪惡的氣浪吹襲：她們是一種特別教育和文化精心培植的產品。 當時的社會就是要把女孩子培養成這樣傻裡傻氣，未經教育，很有教養又渾然無知，好奇而又害羞，心中無數又毫不實際，通過這種不諳世事的教育從一開始就決定，在婚姻中毫無主見地聽憑丈夫塑造擺布。風習似乎把她們當作秘密理想的標誌，當作女性德行保持貞操、超塵脫俗的象徵。可是會發生什麼樣的悲劇呢，倘若她那時代疏忽了這些年輕姑娘當中的一個，倘若她到二十五歲、三十歲還沒有結婚，那怎麼辦！因為習俗也無情地要求這個三十歲的姑娘，為了「家庭」和「道德」的緣故，繼續完整無損地保持這種毫無經驗、無欲無求、天真爛漫的狀態，而這種狀態早已不適合她的年齡。然後在大多數情況下，這嬌嫩的圖像便轉化成一張尖刻的殘酷的漫畫。未嫁的姑娘變成了「蹲班留級」的姑娘，蹲班留級的姑娘又變成了「老小姐」，那些諷刺畫報就對她們不斷地進行低級的嘲諷。誰若今天翻開昔日某一年的《活頁畫報》[14]，或者當時另外一些幽默雜誌的哪一種，就會非常驚恐地在每一卷里都能找到對一些年華不再、韶華流逝的老姑娘們發出的愚蠢已極的嘲諷。這些姑娘神經受到騷擾，無法掩飾她們理應說是自然的愛情的渴望。人們非但沒有看出在這些受到犧牲的姑娘人生中發生的悲劇，她們為了家庭和良好名聲的緣故，不得不壓抑她們心裡天性的要求，壓抑她們渴望愛情，渴望生兒育女的欲望，反而對她們百般嘲笑，對她們毫不理解，至今還使我們感到厭惡。一個社會總是對暴露它那秘密、揭露它因為對天性不誠實而犯下罪行的那些人態度最為殘忍。 如果說資產階級的習俗拚命地維護這種虛構的假象，仿佛一個出身「良好家庭」的女人如果尚未婚配，並不擁有性慾，也不得擁有性慾，——否則她就成為一個「不正經的人」，變成一個家庭的「敗類」，該逐出家門，那麼碰到一個年輕男人，又被迫承認這種性慾衝動的存在。既然根據經驗無法阻止成年男子過性生活，那就只好提出一個起碼的要求，希望他們在神聖的道德的牆垣之外，解決他們這些拿不上檯面的娛樂，就像城市在掃得乾乾淨淨的馬路、珠光寶氣的奢華商店、高雅漂亮的散步道下面掩蓋著地下的排水系統，陰溝縱橫，將污穢垃圾引入溝渠之中。年輕人的全部性生活也得在社會道德的表層下面，在人們眼睛看不到的地方進行。年輕人這一來得冒多少危險，會陷進什麼樣的環境之中，對此社會全都滿不在乎。無論是學校還是家庭，戰戰兢兢地疏忽了在這方面向青年男子進行啟蒙。在最近幾年，偶爾有些考慮周到的父親，或者像人家當年所說的，思想開通的父親，一旦發現兒子長出了最早的鬍子，就想幫他們走上正道；於是把家庭醫生請來，大夫捎帶著就把年輕人請到一間房間裡去，仔仔細細地擦拭他的眼鏡，然後開始大談性病的危險性，囑咐這年輕男人務必節制，千萬不要忽視某些預防措施，而這位年輕人通常在這時候，自己早已精通此道。另外一些父親還採用一種奇特的手段；他們給家裡僱傭一個漂亮的女傭人，其任務是在實踐當中開導這個男孩。這些父親覺得，不如讓這年輕人在自己的屋檐底下幹掉這麻煩的事情，這樣更好。因為這一來，對外保住了禮儀，另外又消除了這年輕人可能會落入某個「陰險狡詐之人」手中的危險。一種啟蒙的方法，公開的、真誠的啟蒙則遭到各個機關以各種形式的堅決唾棄。 對於一個出身資產階級家庭的年輕人，究竟又有哪些可能性呢？在一切其他階級，在所謂的下層階級，這種問題根本就不是問題。在鄉下，一個長工早在十七歲就和一個使女上床睡覺，如果有了什麼結果，也沒什麼了不起。在我們大多數的阿爾卑斯山區的村子裡，私生子的數字遠遠超過合法孩子的數字。在無產階級那裡，一個工人早在能夠結婚成家之前，就已經和一個女工在「非法同居」。在加里西亞正統的猶太人當中，男孩十七歲還沒成年，就把新娘迎進家門，到四十歲，就已經可以當上爺爺了。只有在我們這個資產階級的社會裡，真正有效的解救方法，早婚，遭到唾棄。因為當父親的，誰也不願把他的女兒嫁給一個二十二歲，或者二十歲的年輕男子。因為他們認為，一個這樣「年輕」的男人還不夠成熟。在這點上又暴露了一種內在的不真誠，因為資產階級的日曆和天性的日曆並不協調一致。按照天性，十六七歲便已成熟。而對於社會而言，只有當年輕男人有了一個「社會地位」，才算成人，也就是說，在二十五六歲之前不算成熟。於是在真正的成年和社會承認的成年之間便人為地出現了一個六年、八年或者十年的空隙，在這段空隙之中得自己解決他的各種「機會」或者各種「艷遇」。 那個時代並沒有給年輕男子這方面太多的可能性，只有少數特別有錢的年輕男人可以奢侈一把，養個情婦，這就是說「金屋藏嬌」，給女方買套房子，支付她的生活費用。同樣也只有幾個特別走運的幸運兒，能碰上當時文學上的愛情理想——這是唯一能在長篇小說中加以描寫的題材，——那就是和一個已婚女子發生關係。其餘的人大多和女店員啊，女侍者啊湊合著解決問題，這很難給以內心的滿足。因為在那女性尚未解放、女性尚未獨立自主地參加公開生活的時代，只有出身最為貧窮的無產階級家庭的女孩才會一方面毫無顧忌地，另一方面才有足夠自由地去建立這種露水姻緣，並不認真打算結婚。這些可憐的姑娘衣衫寒傖，幹了十二小時的工作，工資低得可憐，累得筋疲力盡，毫不修飾（在那個時代有間浴室，可是有錢人家的特權）。她們的社會地位遠比她們情郎的水平低下，以致這些男人自己都不敢帶著她們公開露面。預防周密的習俗也為這些年輕男人的尷尬發明了特別的措施；所謂的「隔開的單間」，可以在這種房間裡和一個姑娘一起共進晚餐，而不致被人看見，其餘的一切便在黑黝黝的小街胡同里的小旅館裡解決，這種旅館就是專為這種事情裝備起來的。儘管有這些措施，他們的這些邂逅也只能匆匆了事，並無真正的美感可言，更多的是為了性慾，而不是為了情愛。因為他們的一切總是幹得急促，總是悄悄進行，就像犯了一個罪過。當然還有一種可能，那就是和那些半在社交場合之內，半在社交場合之外的兩棲類的女性交往，這就是女演員啦，舞蹈演員啦，女藝術家啦，那個時代唯一「解放」了的女人。但是總的說來，那時候婚外情愛生活的基礎就是嫖娼；這在某種意義上形成了一種陰暗的拱形地窖，在這之上則高高聳立著市民社會豪華建築的無瑕可擊、光彩奪目的門面。 在歐洲，賣淫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極度擴展，眼前這一代人對此已無法設想。今天在大城市的街道上已很少碰見妓女，就像在車行道上很少看見馬匹一樣，可是在當時，人行道上站滿了妓女，動不動就能碰見她們，想躲都躲不開。再加上那些「關上大門的房子」，夜間酒館，歌舞場，跳舞廳，裡面有舞女和歌女，酒吧間裡有的是陪酒女郎。當時女人猶如商品，各種價碼，各種時段全都公開提供。一個男人其實根本花不了多少錢就能買到一刻鐘、一小時或者一夜春情，就像買一包香菸或者一份報紙那樣便宜。今天的青年有可能不再買春，並且是不言而喻地放棄光顧這些艷窟，這些賣春的場所，從前是不可或缺的，並不是警察或者法律把賣淫業逼出我們的世界，而是虛假的道德製造出來的這種可悲的產品由於銷路銳減，除了極少數殘餘之外，都已自行消化了。我覺得這比任何東西都更加證實，今天的生活和愛情的形式更加誠實，更加自然。 國家及其道德對這件曖昧事情的公開態度從來也不怎麼舒服。從道德的立場出發，不敢公開承認婦女有自我賣身的權利，從衛生的角度來看，又不能缺少賣淫業，因為它疏導了婚外的性生活。於是那些權威人士就藉助於一種模稜兩可的態度，把賣淫分為兩類，一類是秘密賣淫，國家認為不道德，而且危險，予以打擊；另一類是允許的賣淫，給予營業執照，由國家徵稅。一個女孩子下定決心要當妓女，就獲得警方的特別許可，取得自己有權營業的證件。她受到警方的檢查，有責任每周兩次接受醫生的檢查，這樣她就獲得了營業的權利，把她的身體租賃給任何一個她認為開價合適的男人。人家承認她有個職業，是一切所有其他職業中的一種，可是——這兒又露出了道德的馬腳——又沒有完全得到承認。所以譬如說，有個妓女把她的商品，這就是說把她的肉體，出賣給了一個男人，這個男人事後拒不支付他們商定的價錢，這個妓女也無法向他提出控告。於是突然之間，這妓女的要求，就像法律闡述的，由於是可恥的事件，突然變成一種不道德的要求，不受官方保護。 單從這些細節就可感到這樣一種觀點的自相矛盾。它一方面把這些女人納入一種國家允許的職業之中，另一方面又把她們個人視為「被摒棄的人」，享受不到一般權利。但是真正的虛偽在於處理的方法，所有這些限制只是指對比較窮困的階級。一個芭蕾舞女在維也納，隨時都可以用兩百克朗出賣給每個男人，就像一個街頭妓女用兩個克朗就會賣身一樣，這樣的芭蕾舞女自然不需要營業執照；甚至在刊載跑馬比賽和德比馬賽的報導中，也會在顯要的觀眾名單之中提到那些風月場上的大牌交際花，因為她們業已屬於這個社交界。同樣，有些最為高級的女中介人，她們向宮廷，向貴族，向富有的資產階級提供奢侈品，也凌駕於法律之上，而一般的拉皮條活動，按照法律，將判處重刑。嚴格的紀律，無情的監督和社會的鄙薄，只限於針對成千上萬的貧苦大軍，他們得以她們的肉體和她們備受屈辱的靈魂，來捍衛一種古老的早已遭到摧毀的道德觀念，抵制自由的自然的愛情形式。 這個十分壯觀的賣淫大軍分為不同種類——也和真正的軍隊分為不同的兵種，騎兵、步兵、要塞炮兵一樣。在賣淫女當中，那些完全占領城市某些街道作為她們地界的妓女，最像要塞炮兵，她們的地界大多是從前在中世紀的時候豎立絞架、麻風病醫院或者墳場的地方，是小偷蟊賊、劊子手和其他社會所摒棄的人聚居的地方，這種地方，市民階級幾百年來都避之唯恐不及，絕不在那裡居住。在那裡，官廳把幾條小巷辟出來作為人肉市場：就像在日本吉原[15]或者開羅的魚市場，在二十世紀還有二百或者五百個女人，門挨門地，一個挨著一個坐在她們住的平房的窗口，儘是些便宜貨，分白天黑夜，兩班工作。 那些流動的賣淫女，無數賣淫的姑娘在大街上尋找客人，她們相當於騎兵或者步兵，在維也納一般稱之為「線上的姑娘」。警察在人行道上給她們畫出了一條看不見的線，她們只得在線內招徠顧客；不分白天黑夜，甚至直到破曉黎明，她們拖著一身好不容易買得的虛假的漂亮裝飾，即使冒著冰雪雨水，走在街上，一再向每一個過往行人擠出滿臉誘人的微笑，而她們化妝粗劣的臉業已疲憊。自從大街上不再充斥著這群飢腸轆轆、滿心憂鬱的女人，我覺得今天所有的城市都變得更加美麗，更有人性。這些可憐的女人強顏歡笑，出賣歡情，漫無止境地從一個角落走到另一個角落，最後都不可避免地走上同一條道路：通向醫院的道路。 但是即使有這樣一群賣笑的女郎，也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需求。有些顧客還希望更加舒適，更加隱蔽一些，不願在街上追逐這些飄忽不定的蝙蝠，或者這些可悲的極樂鳥。他們要更加舒服地享受愛情：要在燈火通明暖谷如春的地方買春，有音樂有舞蹈，還有富麗奢華的氣派。對於這些顧客設有「房門緊閉的房子」，妓院。那裡用一種所謂的富麗堂皇的陳設，俗不可耐的奢侈排場裝飾起來的「沙龍」聚集了姑娘們，她們有的穿著貴婦的衣衫，有的明目張胆地穿著睡衣。有人彈著鋼琴，有音樂助興，先是喝酒、跳舞、閒聊，然後一對對男女悄然退進臥室；有些高級的妓院，特別在巴黎和米蘭，擁有某種國際聲譽，天真的人在那裡會產生幻想，以為應邀走進了一家私人住宅，裡面有些感情奔放的社交界的女性。從表面上看，這些妓院裡的姑娘比四下遊走的街頭野雞日子要過得好些。她們不用冒著風雨在滿地泥濘的小巷裡穿行，這些姑娘坐在溫暖的房間裡，穿著漂亮的衣衫，吃得豐盛，尤其是喝得暢快。實際上她們都是老鴇們的俘虜。老鴇們用高利貸的價錢向她們提供身上穿的衣裳，用精打細算的方法來索取她們的膳食費，即便是最勤快最能吃苦耐勞的姑娘，也都欠債，遭到拘留，從來也不可能依照本人的自由意志離開這座妓院。 撰寫一部某些妓院的秘密歷史想必非常刺激，基本上也對那個時代的文化起到文獻的作用。因為這些妓院隱藏了極為稀奇古怪的秘辛，那些平素如此嚴格的官廳，不言而喻，對此全部非常熟悉。妓院裡有幾扇秘密的小門和一道特別的樓梯，——有人風言風語說，最高層社會的成員，即便是宮庭成員也會通過這道樓梯前來光顧，而不致為平頭百姓看見。這裡面有裝滿鏡子的房間，和那些特殊房間，可以窺見隔壁房裡一對對男女正渾然不覺地盡情歡娛。還有怪異已極的化妝服飾，從修女的服裝一直到芭蕾舞女的裝束，鎖在柜子里供特殊的戀物狂者使用。同一座城市，同一個社會，同一種道德，看見女孩子騎腳踏車便憤怒異常，可是當弗洛伊德以他平靜、清晰、切中要害的方式確定一些他們不願領悟的真理時，他們就宣布這是玷污了科學的尊嚴。同一個世界，它慷慨激昂地捍衛婦女的純潔，卻容忍這種可怕的自我賣身的行徑，並且加以組織，甚至從中牟利。 讀了那個時代多愁善感的小說，千萬不要上當，對於年輕人那可是一個糟糕的年代。年輕姑娘們受到家庭的監督，囚居在家，關得密不透風，與世隔絕，身體和精神的發展全都受到阻礙。而青年男子又被一種基本上誰也不相信、誰也不遵循的道德所逼，去干一些偷偷摸摸、陰險狡詐的勾當。大大方方老實正派的關係，照理恰好是按照自然的規律會給青年人帶來幸福和歡樂的事情，卻只有極少數人才能得到。那代人當中誰若想誠實地回憶起他最早和女人的一些交往，只能找到少數插曲，他回想起來，真能感到沒有絲毫陰影。因為除了社會的壓力不斷迫使他小心謹慎、嚴加遮掩之外，當時還有一個因素使心靈蒙上陰影，即使在最為纏綿悱惻充滿柔情蜜意的時刻也是如此，那就是害怕傳染。在這點上，和今天的青年相比，當時的年輕人也很吃虧。因為不要忘記，四十年前性病傳染之廣遠比今天嚴重百倍，其危害性和可怕的程度也比今天嚴重百倍，因為當時的醫療方法還不知道如何對付這種疾病。今天如此迅速、徹底消除這種疾病，使得這種疾病僅僅只是一個插曲，這樣一種科學的可能性當時還並不具備。今天在中小型大學的醫院裡，多虧保爾·埃爾利希[16]的治療方法，往往要等上好幾個禮拜，一位大學教授才能向他的學生展示一個剛剛染上梅毒的病例。而當時部隊里和大城市裡的統計顯示，十個年輕人起碼有一兩個成為這種傳染病的犧牲品。當時的年輕人不斷被人警告，要注意這種危險；走在維也納的街上，每隔六七幢房子就能看見一個牌子：「皮膚病性病專科醫生」。害怕傳染之外，當時治療的方法令人噁心，使人屈辱，也加劇了恐怖。對於那時的治療方法今天人們也同樣一無所知。染上梅毒的病人，一連好幾個月身上都抹上水銀，其後果是，病人牙齒全都脫落，其它有損健康的現象也隨之出現。這種惡劣的偶然事件不幸的犧牲品，不僅心靈受到玷污，肉體也同樣污穢不堪。即使經過這樣一種可怕的治療，有關的病人也一生都忐忑不安，這陰險的病毒是不是時刻會從它的包囊里又甦醒過來，從脊髓出發使四肢全都癱瘓，並且在額頭後面使腦子軟化。因而，當時許多青年一旦診斷身患梅毒，立即拔槍自盡，也就毫不足奇。因為不僅他自己懷疑，便是他最親的親人也懷疑他已無藥可救。這樣一種感覺，他們無法忍受。這種總是悄悄進行的性生活，又會帶來其他的憂慮種種。我若老老實實地回憶，我同年的青年時代的同伴，差不多都有那麼一次臉色蒼白、目光慌亂地跑來，一個是因為得病了，或者擔心得了病，第二個是因為讓姑娘墮胎而受到敲詐勒索，第三個是沒錢瞞著家人去接受治療，第四個是有個女侍者塞個孩子給他，他無法支付這私生子的贍養費，第五個是因為在妓院叫人把他的錢包給偷走了，而他不敢告發。所以說在那個虛假的講求道德的時代，年輕人所有的經歷，遠比那個時代的御用詩人的小說和戲劇所描寫的要更富戲劇性。那方面要骯髒得多，要更加緊張，同時又更加壓抑，就像在學校里和家裡一樣；年輕人在情愛的環境裡，也幾乎從來沒有得到過自由和幸福，而在他們的年齡，他們理應得到幸福。 所有這一切，在對那個時代作出一幅誠實的圖畫時，必須予以強調。因為當我和戰後一代更加年輕的朋友聊天時，我往往不得不使勁說服他們，我們的青年時代和他們的青年時代相比，絕不占有優勢。不錯，我們從國民的意義上看，比今天一代享有更多的自由。今天這代人要被迫去服兵役，要參加勞動，在許多國家要信奉一種大眾信仰的意識形態，其實在各個方面都要受制於愚蠢的世界政治的隨心所欲。我們當時可以更加不受干擾地獻身於我們的藝術，獻身於我們精神上的傾向，這些傾向使得個人生活變得更有個性，更有個人特點。我們當時可以更像世界公民那樣地生活，全世界都向我們敞開大門。我們旅行時可以無需護照，無需許可證。我們想到哪兒去就到哪兒去，沒有人審查我們的信仰、出身、種族和宗教。我們的確擁有不知要多多少的個人自由——這點我絲毫也不否認——我們不僅熱愛這些自由，也利用了這些自由。但是正如弗里德里希·黑貝爾[17]曾經那麼貼切地說過的：「有時我們沒有酒，有時沒有酒杯。」同一代人很少二者兼而得之；道德若給人以自由，國家就來加以限制。國家若給人以自由，道德就試圖來壓制他。我們曾經更好地、更多地經歷了這個世界，而今天的年輕人卻生活了更多，更有意識地經歷了他們自己的青春。今天我看見年輕人走出大學時昂首挺胸，面容歡快，看見年輕的男男女女走在一起，自由自在，毫無顧忌地親密無間地一同上學，一同運動，一同遊戲，穿著滑雪板在雪上飛馳，在游泳池裡仿效古人，自由自在地互相競賽，成雙成對地坐在汽車裡飛快地在原野上奔馳：健康地無憂無慮地生活，而沒有任何內心的和外在的負擔，那麼，每次我都覺得，似乎在他們和我們之間橫亘著不是四十年，而是一千年。我們當時為了給予愛情，或者接受愛情，總不得不尋找陰暗的場所，隱蔽的角落。今天我真心誠意地高高興興地看到，道德發生了多麼巨大的、有利於年輕人的革命，年輕人又贏回了在愛情和生活之中的多少自由。年輕人享受著這種新的自由，身體和心靈都變得更加健康：我覺得自從允許女人自由顯示她們的身體，女人變得更加美麗，她們的身姿更加挺拔，眼睛更加明亮，談話更加自然。這新一代青年除了對他們自己和他們內心負責之外，用不著向任何人匯報他們的所作所為。他們業已掙脫了父母親和姨媽們、老師們的監督，對於一切阻止我們發展的內心障礙、擔心害怕、緊張壓力早已一無所知。這代年輕人擁有一種什麼樣的不同的安全啊！新的青年不知道我們必須迂迴曲折、偷偷摸摸地把今天的青年理直氣壯地感覺到是他們權利的東西，當作違禁品偷運進來。他們幸福地享受著他們的年齡，懷著與之相應的幹勁、活力，輕鬆自在，無憂無慮。但我覺得在這種幸福中最美好的幸福，乃是他們用不著在別人面前撒謊，他們可以誠實面對自己，誠實對待他們自然的感覺和欲望。今天的年輕人這樣無憂無慮地生活著，很可能會對精神之物失去一些敬畏之心，而這些精神之物曾鼓舞過我們這代年輕人。也可能由於輕而易舉地取捨，使得他們在愛情中失去有些東西，這些東西我們覺得特別珍貴、特別迷人，譬如有些出於羞怯害臊而產生的內心障礙、柔情蜜意之中的溫存體貼。也許這些年輕人絲毫也沒有感到，恰好是這些被禁之物和棄絕之物引起的心靈戰慄，會神秘莫測地提高我們的享受。但是所有這一切，我覺得和年輕人經歷的這種轉變、這種拯救人們心靈的變化相比，顯得微不足道。今天的青年不再擔憂，不再壓抑，充分享受我們在那些年代未能得到的東西：那種無拘無束，沉穩自信的感覺。 * * * [1] 英國女王維多利亞統治的時代，達到英帝國的巔峰時期，國力強盛，經濟繁榮，社會穩定，表現出自滿、樂觀、正統、保守、求穩怕變的精神特徵。 [2] 原文為拉丁文格言：「Naturalia non sunt turpia.」（自然之事並不有傷風化。）茨威格故意去掉「non」，就變成：「自然之事有傷風化。」 [3] 讓-馬丁·夏爾科（1825—1893），法國病理學家和神經病學家。 [4] 丹尼爾·笛福（1660—1731），英國作家。 [5] 昂多阿納-弗朗索阿·彼萊伏斯特神父（1697—1763），法國作家。 [6] 亨利·費爾丁（1707—1754），英國作家。 [7] 雷蒂夫·德·拉·布列多納（1734—1806），法國作家。 [8] 查爾斯·狄更斯（1812—1870），英國作家。 [9] 威廉·梅克彼斯·薩克雷（1811—1863），英國作家。 [10] 馬蒂尼烏斯·比昂松（1832—1910），挪威作家。 [11] 法國作家福樓拜的長篇小說。 [12] 托馬斯·哈代（1840—1928），英國作家。 [13] 安傑拉·伊莎多拉·鄧肯（1877—1927），美國女舞蹈家。 [14] 《活頁畫報》為1845年至1944年在慕尼黑出版的一份幽默插圖周刊，諷刺德國市民階級，深受讀者歡迎，影響極大。 [15] 吉原，為日本東京的街名，是妓女聚居之地，相當於過去北京的八大胡同，上海的四馬路。 [16] 保爾·埃爾利希（1854—1915），德國醫生。 [17] 弗里德里希·黑貝爾（1813—1863），德國戲劇家和抒情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