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世界 · 2.上世紀[1]的學校

國民小學畢業後我被直接送去上文科中學，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每一戶有錢人家為了社交的緣故，十分注意，家裡要有個「有教養」的兒子：他們讓兒子學法文、英文，讓他們熟悉音樂，先延請家庭女教師，然後聘請家庭教師教他們舉止得體。只有受到所謂的「學術」教育，去上大學，在那「開明的」自由主義的時代才獲得充分的價值。因此每個「上流」家庭的雄心壯志便是至少有一個兒子在姓名前面要加上一個什麼博士稱號。這條一直通向大學的道路相當漫長，絕不平坦。五年國民小學，八年文科中學得在硬板凳上度過，每天上五六個鐘頭課，課餘時間得做作業，另外普通教育又要求學生放學之後要學法文、英文、義大利文，這些「活」的語言，外加古典文字希臘文和拉丁文——這就是五門語言，再加上幾何和物理，以及其它的教學科目，內容繁多，不勝其煩，幾乎就沒有發展體育、進行運動和散步的時間，尤其沒有歡欣和娛樂的餘地。我模糊地記起，我們還是七歲孩童的時候，得學唱一首什麼關於「歡樂，幸福的童年」的歌曲，我們得背誦歌詞，齊聲合唱。這首簡單幼稚的小歌子的旋律還在我耳際迴響，但是歌詞在當時我就覺得拗口，唱不出來，更沒有讓我信服，牢記在心。因為我整個的學習時間，說老實話，不是別的，只是不斷叫人感到無聊、厭煩，由於急於擺脫這單調重複的課程，這種情緒逐年增長。我想不起來，在那單調乏味、毫無心肝也沒頭腦的學校教育里，曾經「歡快」過，「幸福」過。這種學校教育，徹底毀掉了我的人生中最美好最自由的年代。我甚至承認，看見本世紀兒童的童年不知可以發展得多麼幸福、自由，獨立自主，我今天還不由自主地心生某種妒忌。看到今天的孩子，大大方方地，幾乎平起平坐地和老師們聊天，毫無恐懼地到學校去上課，不像我們總感到犯有過錯似地跑去上學，看到他們在學校里和在家裡可以公開地承認他們年輕的好奇心裡有些什麼願望，什麼愛好，——我總覺得難以想像他們是些自由自在的、獨立無羈的、自然而然的人。而我們一踏進這幢令人憎惡的房子，就仿佛不得不縮起脖子走路，唯恐額頭碰到了那看不見的枷鎖。學校對我們而言就是強制、荒漠、無聊，在這裡得把「不值得知曉的東西當作科學」，分成仔細切開的幾塊吞食下去，儘是些煩瑣的材料，或者弄得十分煩瑣的材料。我們感覺到，這些東西和現實的興趣不可能有任何關係。這是一種並非為了生活而進行的沉悶的、荒涼的學習，而是為學習而學習，這是陳舊的教育學強加給我們的學習。我得感謝學校的唯一真正令人興高采烈的幸福時刻，乃是我永遠在身後關上校門的那一天。 並不是我們奧地利學校本身就很糟糕，相反，所謂的「教學計劃」是根據上百年的經驗認真仔細地制訂出來的。倘若傳授得法，給人啟示，完全可以成為一種極為有益、相當包羅萬象的教育的基礎。可是正因為通過它細緻的計劃性，和它乾巴巴的格式化，我們的課堂教學便變得非常乾癟而又呆板，成了冷冰冰的教案，從來也不根據學生的具體情況進行調節，只是像個自動機似的用數字標明：「良好、及格、不及格」，看學生達到教學計劃的「要求」到什麼程度。恰好是這種對付學生時的毫無人情愛意，這種冷漠的公事公辦，軍營氣息十足的氛圍，無意之中使我們都十分惱火。我們得學完我們規定的課程，並且考察我們學到了什麼。在八年里，沒有一個老師問過一次我們自己渴望學習什麼。這樣，每個年輕人暗自嚮往的，那種促人蓬勃向上的衝勁就完全不見蹤影。 我們的校舍在外表上就表現出這種冷漠。這是一種典型的實用建築，五十年前匆匆忙忙地以低廉的價錢隨隨便便地建造而成，冷冷的四壁馬馬虎虎地刷了石灰，低矮的教室沒有一張圖畫或者其餘養眼的裝飾。整幢房子都散發出規規矩矩的氣息，這座教育軍營有一些陳舊的飯店的家具，以前已經有無數人使用過，今後將會被無數人漠不關心或者心存反感地繼續使用；直到今天我還忘不了這幢房子和所有奧地利官廳都沾有的那種霉味濃重、帶有腐臭的氣息，我們這裡稱之為「國家財產的」味道，這是溫度太高，過於擁擠，沒有通風的房間發出的怪味，一直沾在人們的衣服上和靈魂上。學生兩個兩個地坐在低矮的板凳上，就像囚犯坐在苦役船上那樣。板凳讓人脊背彎曲，一直坐到你骨頭髮痛；冬天，沒有燈罩的煤氣燈發出搖曳的藍幽幽的燈光，照在我們的書上。夏天則相反，仔細地關上窗戶，免得學生的目光做夢似的投到小小方框之中的藍色天空，神遊天外。那個世紀還沒有發現，沒有長足的年輕人的身體需要空氣和活動。五六個鐘頭一動不動地坐著，只給十分鐘休息時間在陰冷狹小的走廊里度過，似乎就夠了。一個星期我們有兩次被帶到體操館去，那裡窗戶緊閉，每走一步地板上就揚起一米高的灰塵。我們就在那兒毫無意義地暗中亂摸著；這一來就算滿足了衛生的要求，國家按照羅馬人格言：「mens sana in corpore sano」（拉丁文：「健康的思想寓於健康的身體之中」），對我們盡到了義務。許多年之後，我一走過這幢陰鬱的衰敗的房子，總感到如釋重負，再也不需要踏進我們青少年時代的囚牢了。當這座莊嚴的學校慶祝它成立五十周年紀念慶典時，我作為當年的優秀學生應邀在部長和市長面前發表一篇賀詞，我彬彬有禮地予以婉拒。我對這所學校不存在感激之情，每說一句感謝的話都是撒謊。 我們的老師，對於學校的這種令人絕望的狀況也毫無過錯。他們既不好也不壞，不是暴君，可是另一方面也不是出手相助的夥伴；而是一些可憐蟲，奴氣十足地死死捆在條例上面，捆在官方制訂的教學計劃上面，他們有他們需要完成的教學任務，就像我們有我們需要完成的任務一樣——我們很清楚地感覺到——中午放學的鐘聲敲響，他們和我們都獲得自由，他們也和我們一樣高興。老師們不愛我們，也不恨我們。為什麼要恨我們呢，因為他們對我們一無所知，只過了幾年，他們還認得我們當中極少數人的名字。根據當年的教學方法，他們關心的只是記下「這個學生」在上次作業中犯了多少錯誤。他們高高在上地坐在講台上，我們則坐在下面。他們提問，我們必須回答，除此之外我們之間便毫無聯繫，因為教師和學生之間，講台和學生座位之間，明顯的上面和明顯的下面之間有著一道看不見的「權威」的障礙，阻止了我們相互之間的一切聯繫。一個老師得把學生當作一個個人來觀察，這要求老師對學生特別的個性有特別深入的了解，或者甚至於得對學生進行觀察，寫出「報告」。這在今天是不言而喻的事情，而在當年卻遠遠超出老師的權限和他的能力之外。另一方面，師生之間進行一次私人談話又會削弱老師的權威，因為這一來就把我們做「學生」的提到老師，提到「上級」的同一水平之上。對我而言，說明我們和我們的老師之間，無論精神上還是心靈上毫無關聯的最典型的事件乃是，我把老師們所有的姓名和臉全都忘得一乾二淨。我的記憶力近似照相一樣清晰，還保留著講台和教師登錄學生成績的記分冊。我們總想對這記分冊瞄上一眼，因為裡面有我們的成績；我看見這本小小的紅皮筆記本，老師在裡面標明我們的優劣名次，用黑鉛筆記上數目字。我看見我自己的作業本，上面寫滿了老師用紅筆做的批改。但是在我面前，我看不見一張老師的臉——也許因為我們站在老師面前總是低垂著眼睛，要不就是眼神漠不關心。 厭惡學校並不是什麼個人的態度；在這枯燥煩瑣的學校里，我們最好的興趣和企圖受到阻礙，我們感到無聊，受到壓抑。我想不起來，我的同學當中，有誰不對此感到憎惡。可是一直到很久以後，我才意識到，我們青少年時代這種沒有感情沒有靈魂的教學方法，並不是由於國家機關的馬虎懶散所致，而是在這裡面有某種當然是嚴加保密的目的所在。我們面前的或在我們頭上的世界把它們所有的思想都對準了安全崇拜。它們並不喜歡年輕人，或者不如說，它們對年輕人始終都不信任。資產階級社會對自己制度的「進步」，對社會的秩序沾沾自喜，宣揚在生活的各種形式方面，中庸之道和穩步前進是人們唯一行之有效的美德。任何促使我們前進的匆忙都應該避免。奧地利是個古老的國家，由一位年邁蒼蒼的皇帝統治著，由年老的部長們管理著，是個毫無野心的國家，一心只希望通過抵制在歐洲範圍內出現的一切激進的變化，能夠安全無恙地保留下來。年輕人出於本能總是要求出現快速的激烈的變化，因此被看成是一種很成問題的因素，必須儘可能長時期地摒除在外，或者遭到壓抑。因此他們沒有任何理由讓我們舒舒服服地度過我們在校學習時期，我們先得耐心忍耐，才能求得任何形式的步步高升。這樣不斷排斥的結果，年齡的差別，就獲得了和今天截然不同的價值。一個十八歲的高中生被當作孩子一樣對待，倘若被當場抓獲在抽香菸，就要受到懲罰，要想離開教室出去解手，得十分馴順地先舉起手來；即便是一個三十歲的男子，也被看作乳臭未乾，到了四十歲還被認為尚未成熟，不能擔任要職。有一次發生了令人驚訝的意外狀況，古斯塔夫·馬勒三十八歲就被任命為宮廷歌劇院的經理，整個維也納都大吃一驚，竊竊私語：竟然把全國第一的藝術機構託付給了「這樣年輕」的一個人去掌管，（他們完全忘記了莫扎特在三十六歲、舒伯特才三十一歲就已經完成了他們畢生的事業。）認為每個年輕人都不怎麼可靠，在當年任何圈子裡都有這樣一種懷疑。我父親從來也不會在他的企業里接納一個年輕人。誰若不幸長得特別年輕，到處都得克服別人對他的懷疑。年輕竟然會成為步步高升的阻力，只有年長才成為優點，這在今天幾乎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在我們這個完全改變了的時代，四十歲的人竭盡全力想看上去像個三十歲的人，六十歲的人又想變成四十歲。在今天，年輕使人顯得精力充沛、幹勁十足、充滿自信，而在那個安穩的年代，每個想要飛黃騰達的人，設法採用一切可以想像的偽裝，使自己顯得老氣一些。報上推薦使鬍鬚加快生長的手段，二十四五歲的年輕醫生，剛通過醫學考試，就蓄起濃重的鬍鬚，即使毫無必要，也都戴上金絲邊的眼鏡，只是為了讓他們的第一批病人心裡可以產生他們「經驗豐富」的印象。他們穿上長長的黑色小禮服，走起路來四平八穩，如果可能，就微微地突出一個小胖肚子，為了體現這種渴望的莊重老練。誰若有野心，在那個懷疑年輕人浮而不實的時代，至少在外表上要拒絕顯得年輕；還在六、七年級的時候，我們就拒絕再背書包，為了不至於讓人看出自己還是個中學生，我們就拎起公文包。今天我們看來，值得羨慕的一切優點，年輕人的朝氣蓬勃、信心十足、勇敢進取、好奇心切、生活樂趣，在那個只求「穩定」的時代，全都顯得十分可疑。 只有看到了這一個奇特的態度，才可以理解，國家只把學校用來充當維護其權威的工具。我們首先得培養把現存的一切尊為完美無缺，老師的意見視為正確無誤，父親說的話當作無可辯駁，國家的各種機構看成絕對需要，萬古長存。那種教育學的第二個基本原則，即使在家裡也須奉行的是，年輕人日子不可過得過於舒適，在給予年輕人什麼權利的時候，他們同時應該學會，他們還須盡些義務，尤其有義務完全聽話。我們從一開始就得牢記，我們這些在生活中還一無建樹、毫無經驗的年輕人，得對人家給予我們的一切都要心存感激，不要提出任何問題或者要求。在我當時，從最小的時候開始，就施行這種愚蠢的恐嚇手段。使女們和愚蠢的母親們嚇唬三四歲的孩子，如果不立即停止吵鬧，她們就要把警察找來。我們還是中學生，他們就威脅我們，要是在哪門副科上面成績不好，就不讓我們繼續上中學，而要我們去當學徒，學門手藝——在市民階級範圍內，最可怕的威脅就是跌回到無產階級當中去，——要是年輕人真心誠意地渴望獲取知識，向成年人就嚴肅的時事問題尋求解答，成年人就回答一句：「這個問題你現在還不懂。」把年輕人給打發了。在所有的地方，他們都採用這種技術，在家裡，在學校里，在國家機關里。人們不遺餘力地囑咐年輕人，他還沒有「成熟」，他還什麼都不懂，他只需要充滿信任地側耳傾聽即可，永遠不要自己插嘴，更不要作出反駁。因此，在學校里，高高在上地坐在講台上的老師這個可憐蟲，就得擺出一副不可接近的泥塑木雕的神明模樣，把我們整個的感覺和願望全都限制在「教學計劃」之中，至於我們在學校里是否覺得舒服，那都無關緊要。按照他們時代的精神，他們真正的使命與其說是要使我們上進，毋寧說是要拉我們後腿；不是塑造我們的內心，而是儘可能使我們毫不反抗地適應安排就緒的國家機構，不是提高我們的精力，而是加以規範，拉到同一水平。 對年輕人施加的這樣一種心理上或者不如說是有違心理學的壓力，只可能產生兩種效果：不是起到麻痹就是起到激勵的作用。這種荒謬的教育方法造成了多少「自卑感」的案例，可以參看心理分析師記錄的檔案。這種自卑感恰巧由那些自己也上過我們古老的奧地利學校的人揭發出來，也許並非偶然。我個人感謝這種壓力，很早就顯示出一種渴求自由的激情，其強烈程度是今天的年輕人所不會擁有的，另外又激起我對一切威權行為的仇恨，仇恨一切「居高臨下」的說話方式。這種仇恨陪伴了我整個一生。年復一年，這種對一切不容爭辯的教條主義的東西的反感，漸漸成為我的本能。我都已經忘記，這種反感從何而來。有一次我在舉行講演之旅的途中，有人給我選擇了大學的一座寬大的聽課大廳。我突然發現，我得從一座講台上向下講演，而聽眾則坐在下面的板凳上，就像我們當年作為學生乖乖地坐著聽講，不得發言，不得反駁。我突然覺得很不自在。我回憶起，在我所有的中學年代，這種居高臨下的講話不親切不友好，極富威權、教條十足，使我受苦良多，我突然心生恐懼，我這樣從講台上向下講話也同樣會顯得很不親切，就像當年我們老師講課對我們產生的影響一樣。有了這種心理障礙，我這次講演也就成為我一生中所作的最糟糕的一次講演。 直到十四五歲，我們在學校里還混得不錯。我們拿老師開玩笑，我們懷著冷冷的好奇心學習課文，然後，學校讓我們感到無聊、感到討厭的時刻來臨。一個奇怪的現象悄然發生：我們是作為十歲的男孩上這文科中學的，八年中學過了前面四年，我們就覺得在精神上已經超過了我們中學，我們本能地感到，我們已從學校學不到什麼本質性的東西，有些我們感興趣的東西，我們甚至比我們可憐的老師們知道得更多。他們從上大學起，就再也沒有憑著自己的興趣打開過一本書。另外一種矛盾對立也一天比一天更清楚地讓人感到，我們平時就是屁股坐在板凳上，已經聽不到什麼新鮮知識，或者值得我們知道的知識。校外是座充滿了千萬種啟發的城市，是座有劇院、博物館、大書店、大學、音樂的城市，每天都給我們帶來其他令人驚訝的事情。於是我們憋足了勁的求知慾，精神上、藝術上、享樂上的好奇心，在學校里找不到滋養，全都熱情飽滿地傾注在校外發生的一切上面。起先只是我們當中的兩三個人發現自己身上有這種藝術的、文學的、音樂的興趣，接著是十幾個，最後幾乎是全班同學都有所發現。 因為激情在年輕人身上，就像是一種傳染病。在班上會一個傳一個，就像麻疹或者猩紅熱。這些新受洗入教者懷著他們孩子氣的虛榮強盛的野心，儘可能迅速地在知識方面試圖超越其他同學，他們便互相追逐個不停。這種激情究竟採取什麼方向，其實純屬偶然。要是在一個班上有個集郵愛好者，他很快就會使十幾個人成為同樣的傻子。要是有三個人迷上了舞蹈演員，那麼其餘的人也會每天守在歌劇院通向舞台的後門口。比我們低三個年級的一個班裡，迷上了足球，比我們高一個年級的一個班裡，熱衷於社會主義或者托爾斯泰[2]。我碰巧分在一個痴迷於藝術的一班同學當中，這也許對我整個人生道路起了決定性的影響。 其實這種對戲劇、文學和藝術的熱情在維也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報紙賦予文化事件特別多的篇幅，不論到哪兒去，前後左右都能聽見成年人在討論歌劇院或者宮廷劇院。在所有的紙品商店裡，著名演員的照片陳列在櫥窗里，而體育一直被認為是件粗鄙的事情，文科中學生去搞運動依然被認為應該羞愧。電影藝術連同它的公眾理想還沒有發明，便是在家裡也不必害怕有人會反對我們上劇院。劇院和文學不同於玩紙牌或者追女孩，算是「無邪」的愛好。說到底，我父親和所有維也納的父親們一樣，年輕時也熱衷於劇院。他懷著類似的激情觀看過理查·瓦格納指揮的《洛恩格林》的演出，就像我們觀看理查·施特勞斯[3]和蓋哈特·豪普特曼[4]的劇作首演一樣。因為我們這些文科中學生每次首演都要擠著去看，那是不言而喻的事情，第二天早上那些運氣好，看了戲的同學在學校里設法講述演出的每一個細節，在他們面前，沒有去看演出的人，會羞愧成什麼樣子？要是我們的老師不完全無動於衷，他們應該注意到，首演前的那天下午，全班學生的三分之二都會神秘兮兮地請了病假，因為我們在下午三點就得去排隊，弄張我們唯一看得起的站票。嚴格審視一下，老師們同樣應該發現，在我們拉丁語法書的封面裡，夾著里爾克[5]的詩篇。我們的數學練習本，用來抄寫那些借來的書籍里含有的美麗詩歌。我們每天都發明新的技術，把無聊的上課時間用來閱讀我們愛看的作品。老師在上面發表講過多次的關於席勒[6]的《純樸的詩與感傷的詩》的報告，我們在板凳下面，悄悄地閱讀尼采[7]和斯特林堡[8]的作品。我們老實巴交的老師從來也沒聽見過他們的名字，猶如一陣熱病傳遍我們全班，大家都想知道在藝術、科學各個領域發生的事情。我們都想知道，都想了解；下午我們常常擠到大學裡去，和大學生一起，聽他們的課。我們參觀藝術展覽會，我們走進解剖室，看他們解剖屍體。我們到處伸出我們的鼻子，對每一件事情，對所有的事情都十分好奇。我們悄悄地溜進去聽愛樂交響樂團的樂師們排練；我們去淘舊書店，我們去查看書店的書目，以便立刻弄清楚，昨天至今天又出了多少新書。尤其重要的是，我們拚命念書，落到我們手裡的書籍，我們全都拿來閱讀。我們從每個公共圖書館借來書籍，我們再互相轉借我們可以弄到的圖書。但是我們學習一切新鮮事物的最佳學校乃是咖啡館。 要想了解這點，首先得知道，維也納的咖啡館是一個特別的機構，世上沒有類似的機構可以和它相提並論。它其實是一種民主俱樂部，只要喝一杯便宜的咖啡就能參加。每個人花這點錢就能一連幾個小時坐在那裡討論、寫作、玩牌、收領郵件，尤其可以閱覽數量無限的報紙和雜誌。在一家比較高級的維也納咖啡館裡，陳列著維也納所有的報紙，不僅如此，還有整個德意志帝國、法國、英國、義大利和美國的報紙，以及世上所有重要的文學藝術的雜誌，有《法蘭西信使報》（Mercure de France），同樣還有《新觀察報》（Neue Rundschau）、《工作室》（Studio）和《伯爾林頓雜誌》（Burlington Magezine）。所以我們對於世上發生什麼事情，總獲得第一手材料。我們知道每一本新出的書籍，知道每一場演出，不論它在哪裡上演，把各報的評論加以比較；也許再也沒有比在咖啡館裡這樣全面了解世上發生的所有事件，同時又在友好的圈子裡進行討論，對於奧地利人腦子靈活和視野開闊更有貢獻的了。我們每天一連幾小時坐在咖啡館裡，什麼事情都看在眼裡。多虧我們有共同的興趣，對於藝術事件的五顏六色的全貌，不是用兩隻眼睛審視，而是用二十隻，四十隻眼睛注視。第一個人忽視的東西，第二個人代替他看清了。既然我們孩子氣地爭強好勝，以一種運動場上的雄心壯志，不斷地追求最新的，最最新的知識，想要超過別人，我們便不斷地處於冀求獲取轟動新聞的妒忌之中。譬如我們討論當時還備受貶抑的尼采時，我們當中有人突然擺出一副極富優越感的樣子，說道：「可是在自我中心思想方面，克爾愷郭爾[9]要比他優越」，我們立刻不安起來，「克爾愷郭爾是誰？居然某甲知道他，我們卻不知道？」第二天我們便都衝進圖書館，找出這位早已湮沒無聞的丹麥哲學家的作品。因為別人知道的什麼陌生的東西，我們卻不知道，這是很丟臉的事情。恰好是發現或者預見最近的、最新的、最古怪的、異乎尋常的東西，還沒有人知道，尤其是我們可尊敬的報紙還沒有廣為宣傳的東西，這才是我們的激情所在（這種激情我個人還保持了多年之久）。恰好是了解那些一般人還沒有公開承認的東西，知道那些難以得到的、稀奇古怪的，別致新穎、趨向極端的東西特別刺激我們去喜歡它們。因此沒有什麼東西這樣遮遮掩掩，這樣偏遠冷僻，我們集體的、互相競爭的好奇心不能從它隱蔽的地方把它搜尋出來。斯台芬·格奧爾格[10]或者里爾克的作品在我們上中學期間多次發行，每一版二三百本，其中充其量有三四本傳到維也納，沒有一個書店老闆把它們存在書庫里，沒有一個公開的評論家曾經提到過里爾克的名字。但是我們這夥人憑著意志的奇蹟，知道每一首詩，每一行字。我們這些沒長鬍子，尚未長足的年輕小伙子，白天還不得不去坐在學校的硬板凳上，實際上的確成為一個年輕詩人可以夢寐以求的理想的讀者群，好奇心切、懷有批判精神，可又善於理解，自己熱情洋溢，又能感染別人。因為我們激情奔放的能力是無邊無際的，上課期間，上學去的路上和放學回家的路上，在咖啡館裡，在劇院，在散步時，我們這些還未成年的小伙子，這些年裡什麼也沒幹，盡在討論書本、繪畫、音樂、哲學；誰在公眾場合露面，不論是當了演員還是當了指揮，是發表了一本書還是在報上發表了文章，都變成耀眼的星辰出現在我們的天空中。幾年後我在巴爾扎克描寫他青少年時代的書中讀到這句話：「我覺得名人對我而言就像是天神，他們不說話，不走路，不吃飯，不像別人。」簡直大吃一驚，因為我們也有同感。在馬路上見到古斯塔夫·馬勒，對我們而言是個重大事件，可以作為個人的勝利，第二天驕傲地向同學們報告。有一次，有人把我這個孩子介紹給約翰尼斯·勃拉姆斯。他親切地拍拍我的肩膀。這個不同凡響的事件，弄得我一連幾天都暈暈乎乎。我作為一個十二歲的男孩，雖說只是模糊地知道勃拉姆斯做出了什麼貢獻，但是僅僅是他享有盛譽這一事實，他頭上獨創藝術家的光圈，就對人施加了令人震撼的威力。蓋哈特·豪普特曼的劇作，在宮廷劇院首演，還沒開始排演，已經使我們全班心煩意亂好幾個禮拜；我們溜到演員和渺小的群眾演員身邊，想比別人更早知道此劇的情節和演員的陣容；我們到一個宮廷劇院的理髮師那兒去理髮（我並不羞於把我們幹的荒唐事都說出來），只是為了獲取關於沃爾特或者索門塔爾的一段秘密的消息。低年級的一個學生受到我們這些年紀大的一些同學的特別關愛：我們用各式各樣的小禮物討好他，就因為他是歌劇院的一名負責燈光照明的檢查員的侄兒。我們通過他有時悄悄地溜到舞台上去偷看排練，一登上這座舞台我們感到渾身戰慄，超過但丁升上天堂邁進聖人圈子時感到的戰慄。榮譽的光彩奪目的威力對我們而言是如此強大，即使隔開重重阻礙，也使我們對它產生敬畏。一個可憐的小老太婆在我們眼裡成了超凡入聖的人物，就因為她是弗朗茨·舒伯特的侄孫女。即便是約瑟夫·凱因茨的貼身僕人，我們在大街上碰見，也尊敬地目送他遠去，就因為他一個人有幸貼近這位最受人熱愛、最富有天才的演員。 今天我當然清楚地知道，在這種不加選擇的熱情當中夾雜了多少荒唐的事情，有多少僅僅是相互模仿，有多少僅僅是運動場上不甘落後的熱情，有多少是孩子氣的虛榮心，覺得自己關心藝術，能夠傲視周圍的親戚和老師，他們對文藝一竅不通。直到今天，我還驚訝不止，我們這些年輕的小伙子激發起文學的激情，在當時就已經知道了多少東西。我們不斷討論，認真分析，多麼早就擁有了批判性的辨別能力。我在十七歲時不僅知道波德萊爾[11]或者瓦爾特·惠特曼[12]的每首詩歌，還能背出其中重要的詩篇。我想，在我今後整個一生中，都沒有再像在中學和大學這幾年裡這樣認真地讀過書。十年後才為一般公眾尊敬備至的姓名，不言而喻，我們已很熟悉，便是曇花一現的姓名，由於我們熱心記取，也已留在我們記憶之中。我有一次告訴我尊敬的朋友保爾·瓦雷里[13]，我和他在文學上神交已久。三十年前我就已經讀過他的詩篇，喜歡他的詩歌。瓦雷里溫和地衝著我笑道：「親愛的朋友，您別騙我！我的詩歌到1916年才出版呢。」我便詳詳細細地向他描繪一番我們1898年在維也納找到的刊載他最早詩歌的那份小文學雜誌的顏色和開本。他不勝驚訝地說道：「這個刊物在巴黎幾乎沒有人知道啊，您怎麼在維也納弄到它了？」我便回答他：「就像您作為中學生在您所在的外省小城讀到過馬拉美[14]的詩歌，而文壇對他卻還並不了解。」他同意我的意見：「年輕人發現他們自己的詩人，因為他們一心想要發現他們。」事實上這陣風還沒有吹過國境，我們就已經嗅到，因為我們一直張開鼻翼生活著。我們發現新鮮事物，因為我們想要這新鮮事物，因為我們渴望得到一些屬於我們，只屬於我們的東西，——而不屬於我們父輩們的世界，不屬於我們四周人們的世界。年輕人就像某些動物，擁有一種出色的善辯風向的本能，所以我們這代人，在我們的老師和大學還不知情的情況下就感覺到，隨著舊世紀的終結，在藝術觀點上也有一些東西告終，一場革命或者至少是一場價值的轉變已經開始。我們父輩時代的出色、作品紮實的大師——文學中的高特弗里特·凱勒[15]，戲劇中的易卜生，音樂中的約翰尼斯·勃拉姆斯，繪畫中的賴貝爾[16]，哲學中的埃杜阿爾特·封·哈特曼[17]——我們覺得他們表現了整個安全世界的悠閒自得；儘管他們在技法上，在思想上超群出眾，已經引不起我們的興趣。我們本能地感覺到，這些大師清冷緩慢的節奏，對於我們這些躁動不寧熱血沸騰的人的節奏很是陌生，已經和我們時代加快的速度很不合拍。恰好在維也納生活著更加年輕的一代德國人最為警覺的精神，赫爾曼·巴爾[18]，他作為一切未來的即將來臨的一切，是個精神上的打手。他憤怒地揮拳打向四方，憑著他的幫助，「分離派（Sezession）」[19]才得以在維也納打開局面，畫展上使得古老流派大吃一驚，展出了來自巴黎的印象派和點畫派（pointillist）[20]，挪威的蒙克[21]，比利時的羅普斯[22]以及一切想像得到的激進主義者；這一來也同時為他們遭到忽視的先驅者格呂納瓦爾德[23]、格累柯[24]和戈雅[25]打開了道路。人們突然之間學習了一種新的觀看法，同時在音樂中通過穆索爾斯基[26]、德彪西[27]、施特勞斯和勛伯格學到新的節奏和聲調。在文學上，通過左拉[28]、斯特林堡和豪普特曼開始了現實主義，通過陀思妥耶夫斯基[29]，開始了斯拉夫的魔力，通過魏爾倫[30]、蘭波[31]、馬拉美開啟了抒情的語言藝術的一種迄今為止不為人知的升華和凝練。尼采進行了哲學的革命；一種更大膽更自由的建築術，取代了古典主義的奢華堆砌，宣告了不加修飾的實用的建築物的出現。突然之間，古老的、舒適的秩序給破壞了。它那迄今為止一直被認為是正確無誤的「審美之美」（漢斯利克[32]）的標準成了問題。正當我們「結實牢固的」市民階級報紙的官方評論員們，對這些往往是大膽放肆的實驗驚愕不止，試圖用「頹廢」或者「無政府的」這樣的咒語來阻止這股不可遏制的洪流時，我們這些年輕人卻熱情滿懷地投身到浪花最為洶湧的波濤中去。我們感到，一個時代，我們的時代已經為我們而開始，在這個時代里，年輕人終於得到了他們的權利。於是我們焦躁不安地四下尋覓探索的激情一下子變得意義明確：我們這些坐在學校板凳上的年輕人在這些為新藝術而進行的狂野的，有時往往是暴烈的戰鬥中也能參加作戰。什麼地方進行一場試驗，是演出一出魏德金德[33]的戲劇，還是舉行一次新抒情詩的朗誦會，我們準會在場，不僅用上我們心靈的全部力量，也會用上我們雙手的力氣；我親眼目睹在阿諾德·勛伯格青年時代創作的無調性音樂的樂曲舉行初演時，有個男子使勁發出噓聲，我的朋友布緒貝克也同樣使勁地給了他一記耳光；我們在任何地方都是每種新藝術的突擊部隊和先頭部隊，只因為這藝術是新的，只因為它要為我們而改變世界，現在輪到我們這些人，按照我們的意思過我們的生活。因為我們感覺到，「我們的事業正蒸蒸日上」（拉丁文：nostra ves agitur）。 但是使我們對這種藝術產生無限興趣並且無限吸引我們的，還有另外一點。這種藝術幾乎完完全全是一種年輕人的藝術。在我們父輩這一代人，一位詩人，一位音樂家，先要經受「考驗」，適應了資產階級社會從容不迫、四平八穩的品味方向之後，才能獲得威望。人們教育我們該尊敬的所有的人，舉止態度也令人尊敬。他們有著漂亮的打了蠟的鬍鬚——維爾勃蘭特[34]、艾伯爾斯[35]、費利克斯·達恩[36]、保爾·海澤[37]、倫巴赫[38]，這些早已湮沒無聞的那個時代的寵兒——身穿詩意的天鵝絨外套。他們擺出沉思的目光讓人照相，總是擺出一副「很有尊嚴」「詩意濃郁」的姿態，他們的舉止就和宮廷顧問和達官貴人一樣，也像他們一樣掛滿了勳章。年輕的詩人或者畫家或者音樂家充其量只能稱作「很有希望的天才」，相反，積極的讚許暫時存放在冰箱裡冷凍起來；小心謹慎的時代不喜歡在一個人沒有做出過長年「扎紮實實」的成績，沒有經受過考驗之前過早表示恩寵。新湧現出來的詩人、音樂家和畫家卻都是年輕人；蓋哈特·豪普特曼突然從籍籍無名的狀況脫穎而出，三十歲上就君臨德國舞台，斯台芬·格奧爾格、賴納·瑪利亞·里爾克都是二十三歲，——這就是說，比奧地利的法律規定人們成年的年齡還早就蜚聲文壇，贏得了絕妙的一群追隨者。在我們自己的城市裡，一夜之間便湧現出以阿圖爾·施尼茨勒、赫爾曼·巴爾、理查·貝爾-霍夫曼[39]、彼得·阿爾滕貝爾格[40]組成的「青年維也納」小組。這些作家的作品裡，典型的奧地利文化提煉了一切藝術手段，第一次獲取了歐洲聲譽。但是尤其是一個人的「形象」使我們著迷，使我們迷惑，使我們陶醉，使我們熱情高漲，那就是胡戈·封·霍夫曼斯塔爾的奇妙的無與倫比的形象。我們這些年輕人在這個幾乎和我們同年的少年身上，不僅看到了我們最高的野心得以實現，也看到了絕對詩意的完美體現。 年輕的霍夫曼斯塔爾這一現象是少年得志的偉大奇蹟之一，永遠值得紀念；在世界文學中除了濟慈[41]和蘭波之外，這樣年輕就精準掌握語言，只有他寫得出思想如此高遠的文字，最平常的字句竟滲透如此濃郁詩意，實在沒有先例，像他這樣了不起的天才，才十六七歲就寫出難以磨滅的詩句和至今尚未被人超越的散文，必將載入德語永恆的青史之中。他的突然開始，同時也臻於爐火純青的地步。這一現象在一代人的時間裡難以第二次出現。因此首先聽到這一消息的幾乎都把這難以置信的事情視為超自然的事件，驚愕不止。赫爾曼·巴爾常常向我談到他辦的雜誌從維也納收到一個名叫「洛里斯」的人寫的文章，不知道此人是誰，著實大吃一驚——當時中學生不許以真實姓名公開發表作品。在他從世界各地收到的投稿中，從未有過一篇文章，語言是如此空靈輕盈，典雅高貴，仿佛不經意地就把這樣豐富的思想灑了一地。「誰是這個『洛里斯』，誰是這個陌生人？」——他問自己，肯定是位年老的長者，多年來持續不斷默不作聲地把他的知識加以提煉，在神秘的幽居密室中把語言的最純淨的精華炮製成一種幾乎使人癲狂的魔力。這樣一位智者，這樣一個獲得上帝恩寵的詩人就和我們生活在同一個城市裡，而他居然從未聽人說起過這位天才！巴爾立即回信給這位陌生人，約好在一家咖啡館晤談——就是那家著名的格林斯泰德爾咖啡館，年輕的文壇新秀的司令部。一個身材頎長，還沒長鬍子的高中生，穿著男孩子穿的短褲，邁著輕捷的、迅速的步伐走到巴爾的桌前鞠躬致意，用他那高亢的沒有完全變聲的嗓子乾脆果斷地說道：「我叫霍夫曼斯塔爾！我就是洛里斯。」若干年後，巴爾談到他初遇霍夫曼斯塔爾時的驚愕之情還激動不已。他起先根本不能相信，一名中學生還鮮有人生經歷就已擁有這樣的技巧，這樣的遠見，這樣廣闊的視野，這樣深邃的眼光，這樣驚人的洞察力！阿圖爾·施尼茨勒向我敘述的幾乎是同樣的故事。施尼茨勒當時還是一名醫生，他所取得的最初的文學上的成功似乎還無法保證他生活的安定；但是他已是「青年維也納派」的領袖。更加年輕的作家樂於向他請教，請他提出忠告，作出評判。純粹是機緣巧合，他認識了這個身材高挑的年輕高中生。這個中學生機敏聰明，引起了他的注意。這位中學生請求向他朗讀一出小型詩體劇本，施尼茨勒便邀請他到自己的單身漢寓所去，當然心裡並不抱多大的期待——他心想，無非是一出高中生的劇本，多情善感，偽裝典雅而已。施尼茨勒請來了幾個朋友，霍夫曼斯塔爾穿著男生穿的短褲如約而至，有點緊張，有點拘謹，開始朗讀。施尼茨勒對我說：「過了幾分鐘，我們大家突然都豎起耳朵仔細諦聽，彼此交換目光，不勝驚訝，幾乎可說驚愕不已。這樣精美絕倫的詩句，形象如此鮮明，無懈可擊，感人至深的音樂性，我們還從來沒有從一個活生生的詩人身上聽見過。是啊，歌德之後幾乎不可能聽見這樣的詩作。但是除了這種絕無僅有的把握形式的高超能力之外（從此之後還沒有一個人在德語方面達到這一地步），更為奇妙的乃是這個男孩對世界的知識，這些知識只可能來自魔力般的本能。他白天可要在學校里上課啊。」霍夫曼斯塔爾念完，大家都不吭氣。施尼茨勒對我說：「我感到，生平第一次遇到了一個真正的天才。我這整個一生中，從來沒有這樣震撼過。」誰若十六歲就開始——或者不如說，不是開始，而是一開始就成功——想必是歌德或者莎士比亞的一個弟弟。的確，他那爐火純青的狀況似乎越來越臻於清純至極的程度：在這第一出詩體劇本《昨日》之後，又發表了宏偉壯闊的斷片《提香[42]之死》，在這個斷片裡，德語也提升到義大利語的優美音韻之中。接著是詩歌，每一首對於我們來說都是一個重大事件。幾十年後，直到今天，我還能一行一行地背出來。再就是小型戲劇和那些知識豐富、藝術理解力正確無誤、觀察世界的目光寬闊遼遠的文章，把這一切像憑藉魔力似的壓縮在這十幾頁有限的篇幅里：這位高中生，這位大學生所寫的一切，猶如水晶玲瓏剔透，由內向外散發晶光，朦朧而又熾烈。他的詩歌、散文，猶如伊米托斯[43]（Hymettos）的蜂蠟在他手裡，用起來得心應手。每部作品都像藉助一個難以重複的奇蹟，達到恰如其分的尺寸，增一分太多，減一分太少。你總會感到，有一個無意識的東西，無法理解的東西神秘莫測地在暗中指引他走這些道路，通向迄今為止無人問津的地方。 這樣一個奇妙的現象如何教育我們，吸引我們去感覺事物的價值，我現在簡直難以重述。因為一代年輕人一直只是在荷爾德林[44]、濟慈和萊奧帕爾蒂[45]的傳說般的形式中想像一個純淨、高雅的詩人，難以企及，半是幽夢，半是幻影，如今卻發現，有個天生的活生生的純淨高雅的詩人就近在咫尺，就在自己身邊，還有什麼比這更使我們心醉神迷的呢？因此我直到今日還如此清晰地記得我親眼看見霍夫曼斯塔爾那一天的情景。我那時十六歲，我們對於我們這位理想的導師所做的一切都非常注意，報上一條小小的隱蔽的消息引起了我極大的關注。報上宣布他將在「科學俱樂部」舉行一次關於歌德的講演（我們無法想像，這樣一位天才竟然在這樣寒磣的房間裡講演；我們期待著霍夫曼斯塔爾若公開亮相，最大的報告廳也必然會擠得水泄不通才是），但是在這件事上，我們這些渺小的中學生，我們的評價，我們——不僅在這裡——對於能夠持續長存的事物的本能，被證明是正確無誤的，遠遠超過了廣大的公眾和公開的評論界；總共大約有十幾個聽眾聚集在狹小的客廳里：我性子太急，早出發半個小時，想要占個位子，其實完全沒有必要。我們等了一會兒，突然有個身材修長，並不引人注目的年輕人穿過我們的座位，走到講台邊上，也沒打聲招呼，就開始講了起來。我都沒有時間好好地把他端詳一番。霍夫曼斯塔爾蓄著柔軟的、還沒完全定型的口髭，加上他柔韌彈性的身軀，看上去比我預先想的要年輕些。他那輪廓鮮明的、有點像義大利人那樣深色的臉似乎有些緊張，有些激動。他那深色的、天鵝絨般然而極度近視的眼睛表現出來的不安加深了他那神情緊張的印象，他像是一頭扎到演說中去，就像一個游泳者跳進熟悉的洪流，他越說，手勢就越自由，舉止就越沉穩；一旦講得如魚得水，先前那種拘謹倏爾消失，代之以一種奇妙的輕快和靈動的神采，富有激情的人講話總是如此（我後來在私下談話中也常常覺察到這點）。只有在講開頭幾句話時，我發現他的嗓音並不悅耳，有時候快要用假聲講話，聲音有點劈裂、刺耳，但是演說使我們精神高揚，自由無羈，我們幾乎不大注意他的聲音，看不見他的臉。他自由講述，不用講稿，沒有筆記，也許甚至也沒有仔細準備，但是每句話都發自他天性的神奇的審美感，說得精雕細刻，結構精美。大膽至極的命題和反命題提出來，使人眼花繚亂，然後以清晰的使人驚詫的詞句化解開來。聽者不禁感到，他表述的東西，僅僅是相當豐滿的材料中偶爾拋出的一部分而已。他激情高揚，飛升到超群出眾的境界，還能一連幾小時地繼續往下講述，而不致使自己才思枯竭，水平降低。在以後的歲月中，私下的談話里，我也感到過這位被斯台芬·格奧爾格譽為「流暢滾動的歌曲和才氣橫溢、機敏流暢的對話的發明人」的魔力：他在個人交往之中焦躁不寧，急促不安，感覺過敏，經不起任何空氣的壓力，往往抑鬱不樂，易於煩躁，要想接近他很不容易。此刻有個問題，他感到有興趣，他就像個一觸即燃的點火裝置；猶如一枚猛烈爆發的火箭，光芒四射地騰空飛起，把每次討論都提升到他個人所有的，只有他才能達到的領域。除了有時和思考問題比較沉穩清晰透明的瓦雷里，和感情激烈奔放的凱澤林[46]談話之外，我還從來沒有進行過一次在類似的思想水平上進行的談話像和他進行的談話那樣。在這些真正是富有靈感的瞬間，對於霍夫曼斯塔爾那像是著了魔似的清醒的記憶力，所有的一切，他讀過的每一本書，看見過的每一幅畫每一片風景，都顯得那麼具體，近得觸手可及；一個譬喻如此自然地和另一個譬喻相連，猶如一隻手握著另一隻手。重重景色，在我們早已認為消失的地平線上，突然像布景似地升起，——那次講演是第一次，以後在我們個人的接觸中，我真的感覺到了他身上那種「氣流」（拉丁文：Flatus），那種無法估量的，單憑理性無法完全理解之物發出的使人起死回生、精神振奮的氣流。 從某種意義上講，霍夫曼斯塔爾再也沒有超越過他從十六歲起到二十四歲為止顯現出來的這前所未有的奇蹟。我也同樣欣賞他後來的有些作品：優美的文章，《安德累阿斯》的片斷，也許可以成為德語文學中最優美的長篇小說的殘篇，他寫的劇本中的有些場景；但是隨著他和現實戲劇以及他那時代的利益的聯繫進一步加強，他的創作計劃有著清楚的意識和勃勃野心，他那少年時代最初作品的純淨清澈，靈氣橫溢，以及我們自己少年時代的陶醉和痴狂，也隨之蕩然無存。憑著未成年人所特有的有魔力的感悟，我們預先知道，我們青少年時代經歷的這一奇蹟，純屬是曇花一現，在我們生活中不會再現。 巴爾扎克以無可比擬的方式描述了拿破崙的榜樣，如何在法國像觸電似地激勵了整整一代人。一個小小的少尉拿破崙令人眼花繚亂地青雲直上，變成全世界的皇帝。這對於巴爾扎克而言，不僅意味著一個個人的勝利，也意味著青年人思想的勝利。人不必非要作為親王或者公侯出生，才能及早地贏得權力。人也可以出生於隨便哪一個渺小的，甚至是貧困的家庭，在二十四歲便當上將軍，三十歲當上法蘭西的統治者，不久可以當上全世界的君王。這樣一種史無前例的成功促使數以百計的人，脫離他們卑微的職業，離開他們外省的小城——波拿巴特少尉使得一代年輕人腦瓜發熱，促使他們野心勃發；他創造了法蘭西大軍的大批將領和人間喜劇的英雄們和名流們。總是由個別的年輕人在某個方面一舉成名，達到了迄今為止未能達到的高度，通過他取得成功的事實，鼓勵他身邊的和身後的所有年輕人。在這個意義上，霍夫曼斯塔爾和里爾克對於我們這些更年輕的人而言，意味著極為重要的激勵，促使我們迸發出尚未完全成熟的能量。我們並不希望，我們當中有人會重複霍夫曼斯塔爾的奇蹟；可是通過他單純身體上的存在，我們感到力量大增。他的存在恰好形象鮮明地證明，即使在我們時代，在我們的城市裡，在我們的環境中，詩人也可能產生。霍夫曼斯塔爾的父親是位銀行經理，和我們其他人一樣，他也是出生在同樣的猶太-資產階級階層。天才和我們一樣，在一幢相似的屋子裡，在同樣的家具和同樣的階級道德中長大成人，上的是同樣枯燥乏味的文科中學，念的是同樣的教科書，在同樣的木頭板凳上坐了八年，像我們一樣焦躁不耐，同樣熱衷於一切精神的價值；瞧，他成功地做到了，還不得不穿著中學生的短褲在這些板凳上蹭來蹭去，在體育館裡跳來蹦去的時候，已經克服了這狹窄的空間、城市和家庭的局限，奮力一躍，臻於無限。通過霍夫曼斯塔爾，在某種意義上，在我們眼前清楚地顯示，即使在我們這個年齡，甚至在奧地利中學這樣一種囚牢氣氛之中，原則上也可能創造出詩意的作品，甚至是詩意濃郁、盡善盡美的作品。甚至還有可能刊印出來，受到稱讚，遐邇聞名，而在家裡，在學校里我們還被當作半大不小、微不足道的小東西呢，這對於一個少年的心靈是多大的誘惑！ 里爾克對於我們意味著另外一種類型的鼓勵，它以使人安慰的方式成為霍夫曼斯塔爾的那種激勵的補充。因為即便是我們當中最放肆大膽之徒，也覺得和霍夫曼斯塔爾去爭個高下，頗有褻瀆之嫌。我們知道：他是絕無僅有的早熟成才、少年得志的奇蹟，根本不可能重複出現。我們這些十六歲的男孩，把我們寫的詩歌和他在我們同樣年齡寫出的、那樣備受稱頌的詩歌相比較，我們大吃一驚，羞愧得無地自容；同樣，他還在中學期間，便像蒼鷹一樣振翅飛翔，遨遊精神的蒼穹，面對他，我們在知識領域也自愧不如。里爾克則相反，他雖然同樣起步很早，十七八歲便已開始寫詩，發表詩作。但是里爾克早期的詩作和霍夫曼斯塔爾那些早年詩篇相比，甚至在絕對意義上是些不成熟的、孩子氣的幼稚的詩篇，只有抱著寬厚的態度，才能從中看出薄薄的幾縷金色的天才痕跡。只有到二十二三歲，這位奇蹟般的、為我們無限熱愛的詩人才漸漸地開始成形；這對我們來說是極大的安慰。這就是說，用不著像霍夫曼斯塔爾一樣，在中學時代就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可以像里爾克一樣探索、嘗試、成形、升華，用不著因為一時寫出的作品還缺點累累，並不成熟，不負責任，馬上就自暴自棄，也許可以不必效法霍夫曼斯塔爾的奇蹟，而在自己身上重複里爾克的比較寂靜、比較正常的逐步上升。 因為不言而喻，我們大家早已開始寫作或者寫詩，演奏樂器或者吟誦詩文；對於年輕人而言，任何一種消極顯示熱情的態度都是不正常的，因為年輕人的特性在於，不僅接受印象，也會創造性地回饋印象。喜歡戲劇，對於年輕人而言，至少是希望和夢想自己也能在舞台上一顯身手，或者為劇院發揮點作用。如痴如狂地欣賞各種形式的天才，不可阻擋地導致他們反窺自己，在沒有研究過的身體裡，或者還處於半明半暗狀況的靈魂里，是否還能發現這種精挑細選出來的精華一縷，或者是否有可能成為這種精華。於是在我們班上，根據當時維也納的氣氛和那個時代的特殊局限性，藝術創作之風簡直像傳染病似的廣為流傳。每個人都在自己身上探尋天才，試圖使之發揚光大。我們當中四、五個人想當演員，他們模仿我們宮廷劇院演員的用字措辭，不停地吟誦朗讀，在課間悄悄地分配角色，即興演出古典作家劇本中一個個完整的場景。我們另外一撥人則變成既好奇又挑剔的觀眾。兩三個同學已經在音樂方面學有所成，但是還沒有下定決心是當作曲家、獨奏演員還是當指揮；多虧他們，我獲得了最初的關心新音樂的知識。這種新型音樂在愛樂交響樂團的公開音樂會裡還遭到嚴厲的貶抑，與此同時，他們又把我們的詩作拿去作為他們歌曲和合唱曲的歌詞。另外一個，是當時社交界一位著名畫家的兒子，他在上課時把我們的練習本都畫滿了，為我們班未來的天才們一一作畫。但是更加強烈的是文學上所做的努力，通過互相激勵，越來越迅速地臻於完善。通過對每首詩互相進行批評，我們在十七歲上達到的水平遠遠超過一些業餘詩人的水平，個別人的成績的確得到承認。我們的作品不僅只有外省不知名的小報採用，新一代人的領袖刊物也予以採納、付印，甚至支付稿酬——這可是最有說服力的證明。我的一個同學PH.A，我把他當做天才一樣崇拜，在極了不起的豪華雜誌《潘神》的頭版地位發表作品，極為顯眼，和戴默爾[47]和里爾克並列。另一個同學A.M以「奧古斯特·歐勒爾」的筆名，敲開了《藝術之葉》這個刊物的大門。這是德語刊物中最難以企及，最具獨創性的刊物，這份刊物只把斯台芬·格奧爾格保留給它那神聖的經過七次篩選的讀者圈子。第三位受霍夫曼斯塔爾的鼓舞，寫了一出拿破崙的戲。第四位寫出了一種新式的審美理論和幾首很有分量的十四行詩。而我自己的稿子則被現代派的主導報紙《社交界》和馬克西米利安·哈爾登[48]的周刊《未來》所採用，這個周刊對新德國的政治、文化歷史起決定性的作用。今天我回顧往事，必須非常客觀地承認，我們知識的總量，我們文學技巧的改善和我們的藝術水平，對於十七歲的少年而言，的確令人吃驚。只能通過霍夫曼斯塔爾的奇妙早熟給人作出的激勵人心的榜樣才能解釋，他的榜樣促使我們大家都鼓足了最大的勁頭，這才使我們彼此能勉強適應我們之間的競爭。我們都掌握了語言的各種竅門、稀奇古怪和放肆大膽的表達方法。我們嘗試過每種詩體的技巧，用無數詩句試驗過，從品達[49]式的慷慨激昂到民歌式的自然淳樸的各種文體。我們每天交換彼此的作品，互相指出最細小的不妥之處，對音韻的每個細節都進行討論。我們善良的老師們還渾然不覺地用紅筆把我們的課堂作文大肆批改，指出用錯的標點符號，我們相互之間已經以高度的藝術知識極端嚴格、仔細認真在進行批評。我們大型日報的官方文學教皇沒有一位在評論古典名著時像我們這樣專業，這樣嚴格，這樣認真。便是那些官方任命的享有盛名的評論家們，在我們中學階段的最後幾年，我們也憑著我們的狂熱激情，在專業評論闡述和修辭表達能力方面，遠遠超過他們。 對我們文學早熟所做的這一的確忠於現實的描繪，也許會引人產生這樣的意見，仿佛我們是一個特別的神童班。其實完全不是這樣。當年在維也納，在我們鄰近的十幾所中學裡，可以看到同樣如痴如狂、同樣天才早熟的現象。這並不偶然。在世紀轉折時期，一種由城市的藝術土壤決定的特別有利的氣氛，不問政治的時代，思想和文學新的方向交相輝映的形勢，凡此種種，在我們身上通過化學變化和我們內在的創造意志相結合，這種創造意志幾乎必然會在人生的這一階段發生。在青春期的年齡，其實每個年輕人都會有詩人的氣質，或者產生詩人氣質的動力，當然在大多情況下只像一陣輕飄的波浪。這種傾向，很少能熬過青年時代，因為它自己也僅僅是青年時代的放射物而已。我們班上的那五個演員，後來誰也沒有成為真實舞台上的演員。《潘神》和《藝術之葉》[50]的詩人們在這令人驚嘆的最初勃發之後，全都逐漸停止不前，成為老老實實的律師或者官員。也許今天他們正懷著感傷的情緒或者自嘲的神情對他們當年的雄心壯志暗自發笑——我是他們當中唯一的一個，創作的激情始終不衰，成為整個一生的意義和核心所在。但是，想起那些同學的情誼，我是懷著多麼感激之忱！這種友情給我多大的幫助！那些熱烈的討論，狂野的角逐，彼此欣賞和互相批評，使我的文筆和神經很早就得到鍛煉，對這種精神宇宙進行了多少觀察，多少展望，使我們大家精神飛升，凌駕於我們學校的荒蕪和悲涼之上！「你這崇高藝術，有多少陰暗的時刻……」，每當舒伯特的這首不朽的歌曲響起，我就形象生動頗為真切地看見我們自己縮著肩膀，坐在我們可憐兮兮的板凳上，然後就看見我們在回家的路上眼睛發光，神采飛揚地批評著詩歌，朗誦著詩歌，熱情奔放，完全忘記了時空給我們的束縛，真正「進入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 藝術狂熱的這樣一種偏執癖，審美趣味這樣過分強調到如此荒唐的程度，自然只可能以犧牲我們這個年齡正常的興趣為代價。倘若我今天問我自己，我們的日子已經被學校上課時間和課外輔導時間所排滿，我們什麼時候還能找到時間來念這麼多書，那我就明白了，大多是犧牲我們的睡眠時間和我們身體的活力來念書的。儘管我早上七點就得起床，我還從未在夜裡一兩點之前放下我手裡的書本——當時養成的這個壞習慣，竟成了我終身的習慣：即使夜裡再晚，我也要再看上一兩個鐘頭的書。所以我想不起來，我曾經睡醒了或者梳洗整齊了去上課。我總是在最後一分鐘趕到學校去，一路上邊跑邊吃手裡的黃油麵包；我們儘管智力發達，全都長得乾瘦乾瘦，臉色發青，就像沒成熟的青澀水果，衣服也都隨隨便便，不修邊幅。因為我們的零花錢全都用來買戲票、音樂會票或者買書了。另一方面，我們一心只想讓更高的機構看重我們，也不重視是否取悅於年輕的姑娘。和年輕的女孩子一同散步，在我們看來純屬浪費時間。因為我們自以為智力過人，態度倨傲，從一開頭就把女性視為智力較弱，不願意和她們進行膚淺的談話，浪費我們寶貴的時間。要讓一個今天的年輕人理解我們在多大程度上忽視甚至輕視一切體育活動，想必不是易事。當然在上世紀，體育的熱潮還沒有從美國傳到我們大陸。我們這裡還沒有體育場，要是有個拳擊手一拳打碎另一個人的下巴，不可能有成千上萬個人在場上喧囂鼓譟；各報還沒有派出通訊員，以荷馬式的高昂激情花上幾欄篇幅來報導一場曲棍球賽。摔跤比賽，運動員協會，舉重紀錄在我們那個時代還被視為一種偏遠郊區居民的事情，屠宰師傅和搬運工人才是它們真正的觀眾；充其量只有比較高雅的貴族氣派的賽馬運動，一年舉行幾次，把所謂的「上流社會」吸引到賽馬場上，但吸引不了我們。我們覺得，任何身體活動，簡直都是浪費時間。十三歲時，我開始染上了那種知識文學型的傳染病，我就停止溜冰，把父母親答應給我付舞蹈課的錢拿來買書，十八歲我還不會游泳，不會跳舞，不會打網球；直到今天我還不會騎自行車，不會駕駛汽車，在體育運動方面，每個十歲的孩子都能讓我羞愧。即使在今天，在1941年，英國棒球和足球之間，曲棍球和馬球之間的差別，我還相當糊塗。報上的體育欄所用的那些對我來說無法解釋的代號寫的文章，我看了直如天書。面對著一切體育方面講究速度或者技能的記錄，我堅定不移地站在波斯國王的立場上。有人試圖打動國王去觀看一場大型賽馬，他以東方人的智慧回答道：「有什麼可看的？我分明知道，有匹馬比另一匹馬跑得快。到底是哪一匹，我無所謂。」我們就像藐視鍛煉我們身體一樣，也同樣輕視用賭博浪費時間；只有下棋得到我們另眼相看，因為下棋要求動動腦子。還有一件事，說起來甚至更加荒謬。儘管我們自己感到是未來的詩人，或者是頗有潛力的詩人，我們卻很少關心大自然。直到我二十歲時，我對於維也納周圍絕妙的環境，居然還從未欣賞過；在最美好最炎熱的夏天，城裡人都離城而去，留下空城。這些天對我們來說甚至具有一種特別的魅力，因為我在咖啡館裡可以更快拿到報紙和雜誌，報上的內容也更為豐富多彩。我還得花上幾年、幾十年的時間，來矯枉過正重新克服這種孩子氣的、貪婪的、過分求得平衡的高壓，把不可避免的身體上的笨拙多少糾正了一些過來。但是總的說來，我從未後悔我中學時代這種只憑眼睛、只憑神經生活的狀況。它把一種對精神事物的激情灌輸到我的血液中去，這種激情我再也不願失去。我此後所讀所學的一切都置放在那些年夯實的地基之上。在肌肉方面所失，日後還能補上；但是飛升到精神境界，心靈的內在的控制力則相反，只有在發育成型的那些關鍵性的年代才能實現，只有及早學會擴張心靈、達到遠方的人，才能在日後擁抱整個世界。 我們青少年時代真正的經歷乃是有新生事物在藝術中醞釀，它不以滿足我們父母親和我們周圍的人為目的，而是更加富於激情，更成問題，更有誘惑力。但是我們為生活的這一斷片所迷惑，沒有注意到，在審美領域裡的這些變化，只不過是涉及面更為寬廣的變化的餘波和前奏而已。這些變化將震撼我們父輩的世界，安穩的世界，最後要消滅這個時代。在我們古老的瞌睡懵懂的奧地利開始醞釀著一種奇怪的社會結構的變動。人民群眾幾十年來默默無言，順從地聽憑自由派的資產階級統治，突然變得騷動不寧。他們組織起來，要求自己的權利。恰好在最近十年，政治突然以陣陣勁風闖入舒適生活的風平浪靜之中。新的世紀要求一個新的秩序，一個新的時代。 在奧地利，第一個這種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乃是社會主義運動。迄今為止我們這裡錯誤地稱之為「普選權」的選舉權，全都傾注在有產階級身上，他們得展示自己交了一定的賦稅。由這個階級選出來的律師和農場主真心誠意地認為，他們在議會裡是真正充當著「人民」的發言人和代表。他們感到非常驕傲的是，他們是些有教養的人，甚至可能是些上過大學的有教養的人，他們重視尊嚴、體面和談吐優雅；因此在議會裡就像在一個高雅的俱樂部里討論問題那樣。憑著他們自由主義的信念，相信通過寬容和理性，必然能創造一個進步的世界，這些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真誠地認為，通過小小的妥協和逐漸的改善，定能以最好的方式促進所有臣民的福祉。但是他們全然忘記了，他們只代表五萬個或者十萬個大城市裡生活富裕的人們，而不代表全國幾十萬、幾百萬的人民大眾。與此同時，機器完成了自己的任務，從前四下分散的工人大眾全都聚集在工業周圍；在一位傑出人士維克托·阿德勒[51]博士的領導下，在奧地利組織了一個社會主義政黨，來貫徹無產階級的要求，真正使每個人都有同樣的參加普選的選舉權。這一點剛剛實現，或者不如說剛剛爭取得到，大家就發現，自由主義是多麼單薄的一層，儘管很有價值。隨著自由主義的消失，妥協的氣氛也從公眾政治生活中消失，利益與利益發生激烈衝突，鬥爭就此開始。 我還記得我最早的童年時期，有一天，在奧地利社會主義政黨上升時期帶來了決定性的轉折：工人提出口號，慶祝五月一日為勞動大眾的節日，第一次公開顯示自己的力量和聲勢。工人們決定，列隊開進普拉特爾公園，也就是走進那條主要的林蔭道。平素在這一天只有貴族和富裕市民的豪華馬車，在這條美麗寬闊的栗子樹林蔭道上巡禮。工人遊行的消息一公布，善良的自由派的市民階層嚇得全部癱瘓。社會主義者這個字，當時在德國和奧地利，就和從前的雅各賓黨人和後來的布爾什維克這兩個字一樣，有點血腥的恐怖主義味道。在第一時間，大家原來認為，來自郊區的這些赤色暴徒列隊進城，不可能不燒毀房屋，掠奪店鋪，大施暴行。我們大家都驚慌失措，全城和附近的警察全都安排在普拉特爾值勤。士兵也荷槍實彈在後面待命。沒有一輛豪華馬車，沒有一輛出租馬車敢駛近普拉特爾公園，商家讓鐵制百葉窗在店前降下。我記得父母親嚴禁我們這些孩子在這可怕的日子裡出門上街。這天，維也納可能化為一片火海。可是什麼事也沒有發生。工人們帶著老婆孩子，四人一排，列隊前進，秩序井然，走進普拉特爾公園。每人鈕扣里都插著一朵紅色的丁香花，這是黨徽。他們一面前進，一面高唱《國際歌》。可是孩子們第一次走上這條「高貴的林蔭道」，在美麗的綠蔭之中唱起無憂無慮的學校歌曲來了。誰也沒有挨罵，誰也沒有挨打，誰也沒有握緊拳頭示威；警察和士兵都像夥伴一樣衝著工人露出笑臉。由於工人這無懈可擊的舉動，資產階級不可能再攻擊工人階級是一夥「赤色暴徒」，結果雙方都作出讓步——在古老明智的奧地利總是這樣；今天粗暴鎮壓，徹底消滅的制度當時還沒有發明。人道的理想（當然還沒有黯然失色）即使在黨的領導人那裡也還有生機活力。 紅色丁香花剛剛作為黨的徽章別在人們的鈕扣孔中出現，另外一種鮮花也在鈕扣孔里出現。白色的丁香花，這是基督教社會黨的黨徽（人們當時還選用花朵，而不是用長筒靴、匕首和骷髏作為黨徽，這不是很感人嗎？）。基督教社會黨完全作為小資產階級的政黨，其實只是無產階級政黨的一種有機的反作用，歸根結底兩者都是機器戰勝手工的產物而已。因為，機器把廣大勞動群眾吸收到工廠中來，賦予工人力量和社會地位的提高：機器也同時威脅到小手工業。大型的商場，大量的生產使得中產階級和小工業作坊的師傅們紛紛破產。有位機智的受人歡迎的領袖卡爾·盧埃格爾博士，利用這種不滿情緒和憂慮心情，打出「必須幫助小人物」的口號，把整個小資產階級和惱火的中產階級都吸引過來。其實中產階級對富有階級的嫉妒遠遠沒有擔心自己脫離市民階級淪落為無產階級的恐懼來得嚴重。恰好就是這同樣的一些擔驚受怕的階層，日後組成圍在阿道夫·希特勒身邊的第一批廣大的群眾，卡爾·盧埃格爾在另外一個意義上也是希特勒的榜樣，他教給希特勒反猶口號這一方便的工具。這個口號形象具體地向心懷不滿的小資產階級指出了一個敵人，另一方面又不引人注意地把仇恨從大地主和封建富豪身上引開。但是今天政治所具有的全部庸俗化和兇殘化，我們這個世紀令人驚恐的倒退，恰好表現在兩個人物的對比上面。卡爾·盧埃格爾蓄著一部柔軟的金黃色的絡腮鬍子，長得器宇軒昂——老百姓稱他為「美男子卡爾」——他受過高等教育，並不是徒然在一個把精神文化置於一切之上的時代受的學校教育。他會用老百姓能懂的語言講話，脾氣暴烈，說話風趣，但是即使在最激烈的演說當中——或者在一些被當時的人視為言辭激烈的演說之中——他也絕對不會有失禮儀。他的助手，一個名叫施耐德的技術員，經常講些破壞禮儀的駭人聽聞的故事或者類似的庸俗事情，盧埃格爾總是認真地控制住他。盧埃格爾的私生活無懈可擊，謙虛謹慎，他對他的敵人也始終保持一種貴族氣派。他公開反猶，但這並不阻止他對他從前的猶太朋友始終懷有好感並且態度親切。當他領導的運動最後征服了維也納的市議會——由於弗朗茨·約瑟夫皇帝對他的排猶傾向深惡痛絕，兩次拒絕任命他為維也納市長——他被任命為維也納市長後，他的市政府辦事公正，無可指摘，甚至作風民主，堪稱模範；唯恐這個排猶政黨取得勝利的猶太人，現在同樣生活在權利平等、備受尊重的狀況之中。仇恨的毒素和互相殘殺的願望還沒有浸入到時代的血液循環之中。 可是第三朵鮮花又已出現，藍色的矢車菊，俾斯麥最心愛的花朵，德意志民族黨的黨徽。這也是一個有意識的革命政黨——只不過當時人們還不理解——這個政黨以粗暴的衝擊力旨在摧毀奧地利帝國，有助於建立一個在普魯士新教領導下的——希特勒朝思暮想的——大德意志帝國。基督教-社會黨立足於維也納和鄉下，社會主義黨則紮根於工業中心，而德意志民族黨的擁護者幾乎全在波西米亞和阿爾卑斯邊遠地區；從數量上看，很是微弱，他們便通過狂野的進攻性和無限殘暴的手段來使人看出他們並非無足輕重。他們的幾個議員成了奧地利議會裡的恐怖和（在舊日意義上）的奧地利議會的恥辱；這個政黨的思想和技巧，成為希特勒的根源，他同樣也是個邊緣地區的奧地利人。希特勒從格奧爾格·封·勛納勒[52]那裡接過了他的「擺脫羅馬！」的口號，當時有成千上萬個德意志民族黨人德意志式地順從他，追隨著他，為了使皇帝和教會生氣，他們脫離了天主教，皈依新教，排猶的種族理論就來自他——有個傑出的榜樣這樣說道：「一切污穢就在於種族之中」——特別是從他那裡接過這種做法，動用一隊肆無忌憚的打紅了眼的衝鋒隊，接過這樣的原則，用一小隊人施行恐怖震懾住人數要多得多，但是從人性上看要被動得多的多數。衝鋒隊員為國家社會主義所做的事，就是用橡皮棒打散對立面的群眾大會，夜裡突然襲擊敵人，把他們打翻在地。而參加學生社團的大學生，則為國家民族黨人起到同樣的作用，這些大學生在學術豁免權的保護下創建一種無與倫比的毆打恐怖制度，每次政治活動時，一聲吆喝，一聲呼嘯，他們就按照軍隊機制組織起來，列隊開來。按照所謂的「學生社團」分成幾組，他們臉上滿是刀痕，喝醉了酒，兇狠無比，占領了大學的禮堂，因為他們和別人不同，不是僅僅頭戴飄帶和帽子，而且手持沉重粗大的棍棒；他們不停地到處挑釁，時而猛打斯拉夫學生，時而猛打猶太學生，天主教學生，義大利學生，把這些手無寸鐵無法自衛的學生趕出大學。每次「溜達」（這些學生把每次周六的檢閱叫做「溜達」）都要流血。根據大學享有的古老特權，警察不得踏進大學的禮堂，只能站在外面眼睜睜地看著這些膽怯的喧囂鬧事的小子在裡面胡作非為，他們能做的只是把那些被民族黨鬥毆行兇的小流氓打傷後扔下樓梯、扔到街上的傷員抬走。只要這人數極少，卻咧開大嘴拚命叫囂的德意志民族黨在奧地利有什麼地方要用暴力達到什麼目的，他們就派出這支由大學生組成的突擊隊。巴德尼[53]伯爵在皇帝和議會贊同的情況下，通過了一道關於民族語言的法令，企圖在奧地利各民族之間締造和平，這也許還能延長帝國幾十年的壽命，法令一公布，這一小撮受人唆使的年輕小伙子占領了環城大道。不得已開出騎兵，揮動佩刀，開槍射擊。可是在那個可悲的軟弱、感人的人道自由的時代，厭惡任何暴力行動和流灑鮮血，這種厭惡情緒如此強烈，面對著德意志民族黨人的恐怖行徑，政府只好倒退，總理被迫下台，全然合法的各民族語言法令竟被廢除。殘暴行徑進入政治，取得了第一次勝利。寬容妥協時代辛辛苦苦黏合起來的各個種族和各個階級之間的一切暗藏不露的裂痕和縫隙全都迸裂，變成深淵和鴻溝。事實上，在新世紀前的最後十年，在奧地利各民族之間互相殘殺的戰爭早已開始。 我們這些年輕人完全沉湎於我們文學的雄心壯志之中，很少注意我們祖國發生的這些危險的變化：我們只矚目於書籍和圖畫，對政治問題社會問題絲毫不感興趣。這些喧鬧刺耳的爭吵在我們的生活中有什麼意義？全城因為選舉而興奮不已，我們卻跑進圖書館去。人民群眾奮起，我們卻在寫作，討論詩歌。我們沒有看到牆上火焰燃燒的字跡，我們像當年的巴爾沙查爾國王那樣無憂無慮地舉行盛宴，品嘗一切藝術的山珍海味，絲毫也沒有憂心忡忡地預見未來。一直等到幾十年後，屋頂和牆垣坍塌，砸在我們頭上，我們才認識到，屋子的地基早已掏空。隨著新世紀的到來，個人自由同時在歐洲也開始淪喪。 * * * [1] 上世紀，指十九世紀。 [2] 列夫·托爾斯泰（1828—1910），俄國著名作家。 [3] 理查·施特勞斯（1860—1949），德國作曲家，以歌劇、歌曲聞名。 [4] 蓋哈特·豪普特曼（1862—1946），德國劇作家。 [5] 賴納·瑪利亞·里爾克（1875—1926），生於布拉格，死於瑞士，著名德語詩人。 [6] 弗里特里希·席勒（1759—1805），德國古典作家、戲劇家。 [7]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1844—1900），德國著名哲學家。 [8] 約翰·奧古斯特·斯特林堡（1849—1912），瑞典作家。 [9] 索倫·克爾愷郭爾（1813—1855），丹麥哲學家、作家。 [10] 斯台芬·格奧爾格（1868—1933），德國詩人。 [11] 夏爾·皮埃爾·波德萊爾（1821—1867），法國作家，被公認為法國最偉大的詩人之一，現代派文學的開拓者。 [12] 瓦爾特·惠特曼（1819—1892），美國著名詩人。 [13] 保爾·瓦雷里（1871—1945），法國抒情詩人。 [14] 斯特凡·馬拉美（1842—1898），法國作家。 [15] 高特弗里特·凱勒（1819—1890），瑞士著名作家。 [16] 威廉·賴貝爾（1844—1900），德國現實主義畫家。 [17] 埃杜阿爾特·封·哈特曼（1842—1906），德國哲學家。 [18] 赫爾曼·巴爾（1863—1934），奧地利詩人、劇作家、導演、文學批評家。 [19] 分離派（Sezession），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新藝術運動在奧地利的支流，該流派反對相對保守的維也納學院派，並與之決裂。分離派畫家風格多樣，涵蓋繪畫、建築等領域。 [20] 點畫派（pointillist），又稱點彩派，新印象派。以修拉、西涅克為代表的該畫派比印象派更進一步運用科學化的描寫法追求對外光的表現。 [21] 愛德華·蒙克（1863—1944），挪威畫家，現代表現主義繪畫的先驅。 [22] 菲利西安·羅普斯（1833—1898），比利時象徵主義派版畫家、畫家。 [23] 馬蒂阿斯·格呂納瓦爾德（1475？—1528），又名馬蒂阿斯·封·阿夏芬堡，德國文藝復興時期重要畫家。 [24] 埃爾·格累柯（1541—1614），意為「這個希臘人」，原名多米尼可斯·台奧可泡洛斯，希臘裔西班牙畫家，文藝復興後期矯飾派大師。 [25] 弗朗齊斯柯·何塞·德·戈雅（1746—1828），西班牙著名畫家，近代現實主義繪畫的奠基人。 [26] 莫德斯特·彼爾羅德契·穆索爾斯基（1839—1881），俄國作曲家。 [27] 阿西勒·克洛德·德彪西（1862—1918），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歐洲音樂界頗具影響的法國作曲家、革新家，同時也是近代「印象主義」音樂的鼻祖。 [28] 愛彌爾·左拉（1840—1902），法國著名作家，自然主義文學的代表人物。 [29] 費奧多爾·米哈伊洛維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國著名作家。 [30] 保爾·馬里·魏爾倫（1844—1896），法國印象主義詩人。 [31] 讓·尼古拉·阿圖爾·蘭波（1854—1891），法國著名詩人，早期象徵主義詩歌的代表人物。 [32] 埃杜阿爾特·漢斯利克（1825—1904），奧地利音樂評論家。 [33] 弗蘭克·魏德金德（1864—1918），德國戲劇家。 [34] 阿道爾夫·封·維爾勃蘭特（1837—1911），德國作家，維也納宮廷劇院經理。 [35] 喬治·艾伯爾斯（1837—1898），德國作家，埃及學研究者。 [36] 費利克斯·達恩（1834—1912），德國作家、史學家。 [37] 保爾·海澤（1830—1910），德國作家。 [38] 弗朗茨·封·倫巴赫（1836—1910），德國著名畫家，現實主義風格的代表人物之一。 [39] 理查·貝爾-霍夫曼（1866—1945），奧地利作家。 [40] 彼得·阿爾滕貝爾格（1856—1919），奧地利作家。 [41] 約翰·濟慈（1795—1821），英國浪漫派詩人。 [42] 提香·韋切利奧（1490—1576），義大利文藝復興後期威尼斯畫派的代表。 [43] 伊米托斯，位於希臘首都雅典郊區。該地區蜂蜜很有名。 [44] 弗里德里希·荷爾德林（1770—1843），德國詩人。 [45] 基阿科莫·萊奧帕爾蒂（1798—1837），義大利詩人。 [46] 埃杜阿特·封·凱澤林（1855—1918），德國作家，印象主義戲劇家。 [47] 理查·戴默爾（1863—1920），德國詩人。 [48] 馬克西米利安·哈爾登（1861—1927），很有影響的德國政論家。 [49] 品達（前522—前446），古希臘詩人。 [50] 原書編者註：關於青年夭折的奧古斯特·歐勒爾，茨威格在此記憶有誤。 [51] 維克托·阿德勒（1852—1918），奧地利政治家。 [52] 格奧爾格·封·勛納勒（1842—1921），奧地利政治家。 [53] 卡西米爾·費利克斯·封·巴德尼（1846—1909），奧地利帝國的總理。他制定法令讓捷克語在波希米亞和摩爾達維亞也能和德語一樣成為官方語言。這些地方的官員必須掌握德語和捷克語。這一指令在維也納引起強烈抗議，巴德尼被迫辭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