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筆記 · 一九一七

這一年，我被派到俄羅斯完成一項秘密任務，於是有了以下這些筆記。 俄羅斯。引起我對俄羅斯興趣的理由與同時代人的大概差不多，其中最明顯的便是俄羅斯小說。托爾斯泰，屠格涅夫，不過主要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們筆下的情感不同於其他國家的小說。他們讓西歐最偉大的小說也顯得矯揉造作。見識過他們創作的新穎，我便偏了心，不再看得起薩克雷、狄更斯和特羅洛普以及他們因循守舊的道德觀。就連法國最偉大的作家巴爾扎克、司湯達、福樓拜，相比之下也顯得刻板且有些冷漠。這些英國和法國作家所描繪的生活是我們所熟知的，而我以及我這一代人都厭倦了它。他們描寫的社會是一個被整頓、束縛了的社會。這種社會的思想毫無新意，千人一面。在這樣的社會裡，就連放縱情感也只在允許的限度內。這種小說只適合中產階級文明，它的讀者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堅定不移地記住他們所讀到的一切都是虛構的。 荒唐的九十年代刺激了有頭腦的人，讓他們無法再冷漠下去，使他們焦躁不安、心懷不滿，但卻沒拿出什麼東西滿足他們。舊的偶像被打碎了，但取而代之的卻是紙糊的。九十年代的人大談文學和藝術，但九十年代的作品卻像玩具兔子，擰緊了發條，它們便會往前跳，然後咔噠一聲，不再動彈。 現代詩人。我寧願他們多一點情感，少幾分聰明。他們淺吟低唱，卻不是因為巨大的憂傷，而是良好教育帶來的清醒、愉悅。 特務。他的個頭連中等都不到，但長得虎背熊腰。他走起路來健步如飛、悄然無聲，姿態很奇特，有點兒像只大猩猩，胳膊垂在身體兩側，離身體有點距離。他給你一種他幾乎是一隻猿的感覺，隨時準備一躍而起，有使不完的勁兒，這讓人感到不安。他粗短的脖子上長著方方的大腦袋，臉颳得很乾淨，小眼睛敏銳狡猾。那張臉扁平得奇怪，就好像五官被一拳打陷進去了似的。他的大鼻子肉乎乎的，很平，嘴巴也很大，一口黃牙倒是挺小。他一頭濃密的淺色頭髮，梳得油光水亮，貼在頭上。他從來不大笑，但常常輕笑，笑時眼中閃爍著幽默的光，殘忍的幽默。他穿著美式成衣，很得體，乍一看，你可能會認為他是個中產階級移民，在中東某個繁華的城市做點小生意，小有成就。他英語說得很溜，但不準確。和他在一起呆久了，便不可能不欣賞他的決絕。與他堅毅的性格相對應的是他強壯的體魄。他冷酷、聰明、謹慎，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說到底，他讓人感到恐懼。他想像力豐富，滿腦子點子，這些點子全都狡詐而大膽。他所從事的工作錯綜複雜，而他則像個藝術家，視之為賞心樂事。當他向你介紹自己想出的一個計劃，或是描述哪次成功的脫險，這時，他藍色的眼睛發亮，滿臉惡毒的快樂，容光煥發。他對人的生命有種英雄式的漠視，因此你會覺得為了某項事業，他會毫不猶豫地犧牲自己的朋友或是兒子。他的勇氣不容置疑，他的精神和頭腦讓他不僅能夠面對危險（這不算是難事），也能忍受困苦和無聊。他生活儉樸，而且能夠長時間不食不寢。他從不放鬆自己，也從未想過放鬆別人，他的精力充沛得驚人。儘管冷酷，但他的脾氣很好，他能夠殺掉一個人，卻不表現出對那個人任何的憎惡。除去對好雪茄的極度喜愛，他的生命中似乎只有一種激情，那就是愛國。他極具組織紀律性，無條件地服從領導，也同樣要求他的下屬。 俄羅斯人的愛國主義很奇怪，它充滿了狂妄自大：他們覺得自己與其他民族不同，並因此沾沾自喜；他們說起本國農民的無知時自鳴得意；他們大肆炫耀自己的神秘和複雜；他們重重複復地說自己用一副面孔看西方，換上另一副面孔看東方；他們為自己的缺點而驕傲（就像一個粗人對你說上帝就是這樣造他的），洋洋得意地承認自己的確是愚蠢且無知，做計劃時混亂不堪，行動起來優柔寡斷。但是別的國家稱之為「愛國主義」的那種複雜情感，他們卻似乎沒有。我曾試著分析這種特別情感在我心中是由什麼組成的。對我來說，單單是地圖上英國的形狀就意義深刻，它讓我腦中生出萬千意象：多佛的白色懸崖和茶色海水，肯特郡宜人的蜿蜒小道和蘇塞克斯郡的丘陵，聖保羅大教堂和倫敦池，詩篇錦句，柯林斯[1]卓越的頌歌，馬修·阿諾德的《博學的吉普賽人》，濟慈的《夜鶯》，莎士比亞的台詞選段和一頁頁的英國歷史，德雷克[2]和他的海船，亨利八世和伊麗莎白女王，湯姆·瓊斯[3]和約翰遜博士，我的朋友們，維多利亞火車站上的海報；還有隱約感受到的莊嚴、力量、傳承；還有，天知道為什麼，還有這樣一幅畫面：一條三桅船鼓滿了風帆駛過英吉利海峽，火紅的落日掛在天邊——哦，氣宇軒昂的航船，你撐起白帆，是要去往何方[4]。這樣的感受和千百種其他感受匯集成一種情感，這種情感讓人樂於犧牲，這種情感中兼有自豪、渴望和愛，但它是謙遜而不是自負的，並且不排斥一點幽默感。也許這樣的情感過於精巧瑣細，而俄羅斯實在是太大了，它的過去太缺乏騎士精神和浪漫傳奇，它的個性太含糊，它的文學太貧乏，於是想像力無法將整個國家，它全部的歷史和文化，都納入一種情感之中。俄羅斯人會告訴你農民熱愛他的村莊，而他的眼界也僅局限於此。讀俄羅斯歷史，你會驚訝地發現，一代又一代，每個時期俄羅斯人的民族感都是那麼淡漠。偶爾他們愛國熱情高漲，趕走了入侵者，這樣的事件少得可憐，一旦出現則叫人驚訝不已。通常情況下，只要事不關己，他們對同胞的淪陷和苦難是漠不關心的。神聖俄羅斯帝國能長時間地、順從地套上韃靼人的枷鎖可不是事出偶然。現在軸心國[5]可能會侵吞俄羅斯部分國土，這並沒引起俄羅斯人什麼憤慨，他們聳聳肩，一句話就打發了：「反正俄羅斯也夠大的了。」 但我的工作讓我和捷克人有密切接觸，他們身上的愛國情操讓我驚詫不已。他們全身心沉浸在這種強烈情感中，根本沒給任何別的情感留下空間。我覺得這些人讓我敬畏而不是欣賞，他們為國家事業犧牲一切，他們不是冷漠人群中的兩三個狂熱分子，而是成千上萬個公民，他們奉獻出自己所有的一切，自己的安寧，自己的家園，自己的財產，自己的生命，以換取國家的獨立。他們如同一家百貨公司一般井井有條，如同一個普魯士軍團一樣紀律嚴明，我所遇到的大多數愛國者也急於為自己的國家服務，但堅決要求自己也有利可圖。（唉，這在我們國家實在是太常見了。國家生死存亡之際，人們依然忙著找工作，搞陰謀詭計，以權謀私，互相嫉妒，這樣的事實，有誰會提到？）但是捷克人完全沒有私心。就像母親照料自己的孩子一樣，他們根本不求回報。別人得到冒險刺激的機會時，他們欣然接受單調乏味的工作；別人被委以重任的時候，他們甘願居於卑微的職位。像所有具有政治頭腦的人一樣，他們也有不同的黨派和綱領，但這些全都服從於共同利益。在俄國成立的偉大的捷克人組織，在整個戰爭期間，所有的人，從富有的銀行家到窮苦的工匠，都捐出了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一，這難道不是個奇蹟麼？甚至戰俘們（大家都知道那可憐巴巴的幾個小銅板對他們自己來說是何等寶貴）也能攢下錢來，捐出的款項總額高達上萬盧布。 九十年代只吸引理智，那是潺潺流水，一切從水中流過的東西都得到了淨化。但當今文學吸引的是情感，那是一口井，一潭死水漸漸變得骯髒惡臭。九十年代人們的喜怒哀樂都寫在臉上，像所羅門的窗台上綻放的絢麗蘭花，但我們當代人卻把喜怒哀樂放在污水盆里。也許激情似火、燃起寶石般炫目的火焰的確有點荒唐，但做一罐麵包醬也委實是單調乏味。 我讀《安娜·卡列尼娜》時還是個孩子，那是本由沃爾特·司各特出版的藍封皮譯本。那時離我自己開始動筆寫作還早得很，我對那本書的記憶已經模糊。許多年後我重讀了《安娜·卡列尼娜》，這時我是從專業的角度看它的小說藝術，我認為這本小說有力、奇異，但有些生硬、枯燥。後來我讀了法文譯本的《父與子》，我對俄國的東西實在一無所知，沒法欣賞它；那些奇怪的名字、獨特的人物的確自有一番情趣，打開了一扇新的窗戶，但它只是一本平常的小說，和同時代的法國小說相似，不管怎麼說，就我看來，它沒有什麼太重大的意義。後來，當我發現自己的的確確對俄國有了興趣時，我又讀了屠格涅夫其他的小說，但它們都沒能打動我。這些小說里的理想主義太無病呻吟了，不對我的口味，而且讀翻譯本也無法領會俄羅斯人所欣賞的寫作手法和風格之美，我覺得這些小說寫得不成功。直到讀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讀了《罪與罰》的德文譯本），我才得以感知一種新的情感，令人迷惘又扣人心弦。這些書里才真的有對我來說意義深刻的東西。我一本接一本貪婪地讀著這位俄羅斯最偉大作家的偉大小說。我最後讀了契訶夫和高爾基。對高爾基我不以為然，他的創作題材的確奇且偏，但是論才華他似乎很平庸：他寫最下層人民的生活，文風不矯揉造作，倒還可一讀，但我很快就對彼得格勒的貧民窟沒了興趣。而當他開始深思或是進行哲學探討時，我就發現他很淺薄。他的才華來自於他的出身，他是作為無產階級寫無產階級，不像大部分的作家是作為資產階級寫無產階級。但是，我發現契訶夫作品裡的精神我十分喜歡。這才是個真正有個性的作家，他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是一股狂野的力量，令人吃驚，給人靈感，叫人恐懼，又讓人不解，契訶夫不是這樣，你可以和他建立起親密的關係。我覺得只有從他身上才能了解到俄羅斯的秘密，換了其他人都不行。他的寫作題材廣博，有直接的生活閱歷。有人認為他堪比莫泊桑，但這樣說的人肯定兩者的作品都沒讀過。莫泊桑是一個聰明的說書人，但最多只能算效果精彩（當然，這應該是評判作家作品的標準之一），和實際生活沒什麼關聯。讀他的名篇時你會覺得有意思，但它們太不自然，經不起仔細推敲。那些人物都是戲劇舞台上的形象，他們的悲劇在於他們像木偶而不像活人。他們的出身決定了他們的生活觀，而他們的生活觀乏味而庸俗。莫泊桑的本質是一個衣食無憂的推銷員，他的眼淚、他的笑聲像是從哪家外省旅館的商務室傳來。他是郝麥先生[6]的兒子。但讀契科夫，你似乎根本不是在讀故事。這些作品中沒什麼明顯的奇思妙想，你也許會覺得這樣的故事誰都能寫，但實際上沒有別人寫這樣的故事。作家有了一種情感，用文字表達出來，然後你便可體會這種情感，你就成了作家的合作者。用「生活的片段」如此陳腐的說法描述契訶夫的故事太不合適了，因為片段是割裂的一個小塊，而讀契訶夫的短篇時你絕不會有割裂之感：它是一種透過指縫看到的風景，儘管你只能看到一小部分，但你清楚它是綿延不絕的。 上面我對莫泊桑實在有些不公，他的《泰利埃公館》就足以駁斥我的不公論斷。 現在俄羅斯作家風靡一時，有些作家，僅僅是因為他們用俄語寫作，就有些嚴肅的人來使勁兒誇大他們的優點，於是有的作家萬眾矚目，比方說庫普林[7]、柯羅連科[8]、索洛古勃[9]，其實他們本不值得人們這樣重視。我覺得索洛古勃毫無價值，但是他把肉慾和神秘主義相結合，這肯定會吸引某個階層的讀者。話又說回來，我倒不像有些人那樣，要擺出一副鄙視阿爾志跋綏夫[10]的架勢。我認為《沙寧》這本書有些價值，它的優點是擁有俄羅斯小說中少見的陽光。我們習慣了俄羅斯小說中的人物生活在冰冷的毛毛雨中，但《沙寧》中不是這樣：天空蔚藍，夏日宜人的微風拂過白樺，嘩嘩作響。 每一個剛開始研究俄羅斯文學的人都會驚訝於其貧瘠。對於十九世紀前的俄羅斯文學作品，就連最滿腔熱情的評論家也只不過對它們的歷史價值有些興趣。俄羅斯文學始於普希金，然後是果戈理、萊蒙托夫、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然後是契訶夫，沒了。研究者會提到不少名字，但他們並不看重這些人，門外漢們只要隨便讀一讀別的作家的作品，就會明白不讀這些作家也沒多大損失。我試著想像，如果英國文學從拜倫、雪萊（用托馬斯·摩爾代替雪萊也可以）和沃爾特·司各特開始，接下來是狄更斯、薩克雷和喬治·艾略特，最後以喬治·梅瑞狄斯收尾，那會怎麼樣？第一個影響就是人們會把這些作家看得更重。 正因為俄羅斯文學極其貧瘠，俄羅斯人才能對自己的文學琢磨得如此透徹。只要肯讀書的俄羅斯人，就都讀盡了俄羅斯文學，而且是頻繁地讀，讀得爛熟於心，就如我們讀欽定英譯本《聖經》一般。因為俄羅斯文學的主要組成是小說，所以，比起其他國家來，小說在俄國知識分子的心中分量更重。 《欽差大臣》在俄羅斯享有盛譽。它本身就構成了俄羅斯古典戲劇的全部。每一個中小學生都讀它，就像我們讀《哈姆雷特》一樣；它一到節假日就會公演，就像《熙德》[11]節假日在法蘭西戲劇院公演一樣。對俄國人來說，這部微不足道的小戲就如同莎士比亞和伊麗莎白時代的戲劇家，康格里夫[12]和威徹利[13]，哥爾德斯密斯[14]和《造謠學校》[15]一般舉足輕重。劇中的角色都已成為各種性格特徵的代名詞，現實中的人們可以對號入座，而且已經有上百句各類台詞成為了格言成語。但其實它只不過是一部微不足道的鬧劇，跟科策布[16]的《德國小市民》大致一樣，也許它的創作靈感就來自《德國小市民》。《欽差大臣》這部戲的水平和《屈身求愛》差不多。戲劇情節很普通，對劇中人物的刻畫只是滑稽的模仿，而不是角色創作。不管你多發自肺腑地想相信他們的真實性，你也抑制不住自己對這些角色的不以為然。不過果戈理倒是有自知之明，沒在劇里設置什麼聰明或是體面人，所以沒有破壞畫面。他的劇中聚齊了一幫惡棍和笨蛋，說起來也達到了某種藝術完整，若是在這幫人中間安插個老實人或是能幹人則會打破這種完整。康格里夫在這個問題上也一樣睿智，他十分注意不要在自己筆下那群浪蕩子中插入一個賢人。果戈理以及他同時代的人看重這一部鬧哄哄的小滑稽戲，這倒不怎麼奇怪，奇怪的是那些通曉西歐文學的評論家居然也看重它。通常，那些向世界介紹俄羅斯的人自己多半對其他國家不甚了解，就因為某些特徵不是英國特色，他們便讚頌為俄國特色，而不知道這些特徵是由自然條件造成的，在別的與俄羅斯自然條件相似的地方，也會有這樣的特色。想要對哪個異邦有一點了解，你不能只在自己國家和這個國家生活過，起碼你還得在別的哪個國家待過。阿諾德·本涅特[17]就一直堅信，早餐不吃麵包卷和咖啡是法國人獨有的特色。 我沒什麼非凡的天才，但我有剛烈的性格，它多多少少彌補了我其他的不足。我有理智常識。大多數人什麼都看不見，我卻能把眼面前的東西看得一清二楚。最偉大的作家能看透磚牆，我的目光還沒這麼犀利。長期以來，人們都說我憤世嫉俗，我只是一直都說實話罷了。我就是我，我可不希望別人把我看成別的樣子；而另一方面，我也覺得自己沒有必要接受別人的虛飾偽裝。 比起研究本國的人來，研究異邦的人沒法指望認識太多的異邦人，而且由於語言、文化差異，多少年也沒法兒和他們建立起親密的友誼。即使英國人和美國人，雖沒太多語言隔閡，也沒法真正地互相了解。或許，只有當人們早年的生活以及教育背景相似時，才最能相交相知。塑造一個人的是他生命前二十年中的所見所聞、所想所思。而英國人和俄國人之間的這道鴻溝不僅寬之又寬，還深不見底。單是語言差異就是不可逾越的困難，大大地拉開了兩者的距離。就算你語言掌握得很好，也好不到足以讓人忘掉你是外國人的地步，他們與你相處永遠不可能像他們自己之間那樣。外國人想要最大程度地深入了解一個異族，就得靠閱讀，而在這方面，讀二流作家要比一流作家更有用。偉大的作家會創造，而稍次一點的作家則是臨摹。關於俄羅斯人，契訶夫能告訴你的遠比陀思妥耶夫斯基要多。然後，通過對比你認識的人和你讀到的人，你的腦子中便能形成一個印象，就算這印象同事實仍有差距，不管怎麼說，它也相對完整、合理，且貫通暢達。 關於學習一門語言，我有自己的看法。我認為學到我能流暢閱讀、能應付日常對話的地步就足夠了，再學下去就是浪費時間。想要精通一門外語需付出巨大努力，得不償失。 近些年文人們流行談上帝，他們繪聲繪色地描寫萬能的主，好平衡句子，或是讓段落充滿感情。這下蕭伯納和H·G·威爾斯[18]也來湊熱鬧，雖然只是踩著時間剛剛趕上，他們卻加快了腳步，要走在這場運動的前面。如果你不再像以前那麼活躍，那做某種思潮的領頭人可是夠困難的，如果他倆看上去都有些上氣不接下氣，那也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 我希望哪個有思想的人能寫一篇文章解釋一下，為什麼英國的文人會重拾宗教信仰，甚至在戰前就開始這樣。而奇怪的是，他們並沒能帶動大眾，教堂依舊乏人問津，更沒能對那些更有才智、極有學問的人產生什麼影響。總的來說，法律界、科學界和商界人士都對宗教信仰持懷疑態度，這個思潮純粹是文學上的。這當然與法國類似的思潮有關，在法國，這場運動植根於政治，1870年普法戰爭中法國戰敗則為它奠定了基礎：戰後成長起來的一代無精打采，沒有活力，因此自然傾向於信教。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反天主教，於是所有反對它的人都站在了天主教一邊，許多人把宗教信仰與愛國主義、法蘭西的偉大等同起來。最終，那些不明智的人想要的承諾科學沒有兌現，有些問題科學從沒裝作能給出答案，他們卻對此不滿，於是許多人就投入了教會的懷抱。 法國每出現一場文學運動，英國就會有人效仿。我國有不少文人以「獨創性」著稱，他們其實不過是做了孜孜不倦地閱讀法國文學評論這件簡單事。就像在法國，在英國也有許多人對科學不滿。我們的大學依舊虔誠信教。它們不斷向年輕人灌輸「信仰上帝是高尚傳統」這樣的思想。不難理解為什麼重拾宗教的主要是文人：首先，若是以前，那些心存宗教本能的人會受聖職，但現在做教職人員不是什麼受歡迎的職業，於是這些人便把全部或部分時間投入了寫作；其次，作家不斷地求變，他們這類人善變無常，而捍衛一種垂死的信仰不僅可以給提供他們別致、生動的新主題，而且正合他們熱衷浪漫傳奇的本意。我們都知道，過去二十年里，我們一直渴望浪漫傳奇，這種熱情持續升溫，我們都在貝斯沃特大街上尋找著魯里坦尼亞王國[19]。後來大戰來了，隨之而來的痛苦、恐懼和困惑讓許多人選擇了宗教。看到別人死去（他們並不怎麼在乎這些人），他們便通過信仰全能的、大慈大悲的、無所不知的造物主來給自己以慰藉。我有一次在海上，認為自己身處危境、面臨死亡，那時嘴邊便不由自主地要冒出祈禱的話，這是兒時信仰的殘存碎片，原本早已忘記。我憑著自己的意志，頗下了一番力氣才抑制住了它們，得以冷靜從容地面對下面可能發生的事情。在那一刻，我差點兒就要信仰上帝了，但幸好我還有敏銳的辨別力，認得出什麼是無比荒唐的，這才擺脫了恐懼，沒有投降。我試圖在《人性的枷鎖》[20]里記下我為什麼會捨棄了自己幼年時期的虔誠，但這種事難以精確描述，我也一直對最終的定稿不太滿意。儘管我的思想方式很具象，不善於做抽象思考，但我挺熱愛玄學，而看到哲學家像雜技演員走鋼絲一般面對難以理解的東西時，我能從中獲得強烈的快樂。我讀過許多哲學著作，雖然有些贊成絕對事物存在論這種理論很理智，不知如何否定、駁斥它們，但對於「宗教」一詞的通常所指我有一種與生俱來的不信任，而我並沒有從那些著作中讀到任何能夠誘使我放棄這種懷疑的東西。有些作家試圖將玄學說的絕對事物與基督教的上帝整合在一個概念中，我對這種人沒什麼耐心。而且就算我曾懷疑過自己的見解，這場大戰也早已打消了這點疑慮。 只要是觀察俄羅斯人的生活，或是讀俄羅斯小說，就一定會注意到強烈的罪惡感占了俄羅斯人生活的多大比重。俄羅斯人不僅會不停地告訴你他是一個罪人，而且他似乎是真心感覺自己有罪，時時受到良心的譴責，飽受痛苦煎熬。這一特點真實而奇怪，我試圖找出個中緣由。在教堂里我們自然也會說自己是可憐的罪人，但我們根本不相信自己有罪，我們有頭腦，知道自己絕不是什麼罪人。我們都有缺點，都做過讓自己後悔的事，但我們知道自己的行為還沒到要讓自己捶胸頓足或是咬牙切齒的地步。我們大多數人都還是挺正派的，機遇給了我們什麼樣的生活，我們就在其中盡力而為。就算我們相信有末日審判，我們也覺得上帝如此睿智，如此通情達理，我們這些凡人都能輕易寬恕鄰居身上的一些小缺點，對我們身上類似的毛病，他老人家也肯定犯不著追究。倒不是我們自滿，總的說來，我們這些人夠謙遜的了，只是我們專心做手邊的事，而不怎麼記掛自己的靈魂。俄羅斯人則好像不一樣。他們比我們更喜歡自省，有強烈的罪惡感，對懺悔的渴望更迫切。他們被這一負擔壓得喘不過氣來，為了一小點過失，他們就會悲切哀悔，抽泣慟哭，然而換了我們這些沒這麼敏感的人，根本不會為了些許小事而良心不安。德米特里·卡拉馬佐夫視自己為大罪人，陀思妥耶夫斯基透過他看到了一個暴躁、狂熱的人，靈魂肯定在撒旦手裡。然而冷靜一點判斷，德米特里不過是犯了些小錯。他喜歡玩牌，酒總是喝得太多，喝醉了大吵大鬧；他好色，還常常控制不了自己的暴躁脾氣；他草率、衝動，但他的弱點也就這麼多了。凡爾蒙先生，還有被愛情變成「幸福的偽君子」前的喬治·黑爾爵士[21]，這兩人根本就不會在乎德米特里的「罪過」，只會覺得好笑。實際上俄羅斯人根本算不上什麼大罪人：他們懶惰，意志不堅定；他們話太多；他們沒什麼自制力，所以雖然表達起自己的感情來總是無比熱烈，實際上感情是否如此強烈可說不準；但總的說來他們心腸好，脾氣也好；他們不懷恨不記仇，慷慨大方，對別人的缺點很寬容；比起西班牙人和法國佬，他們也沒那麼沉迷於性事；他們友好；他們雖是火爆脾氣，但火發起來快，熄下去也容易。如果他被罪惡感壓著，這明顯不是因為他沒做或是做了什麼事（實際上，他們多半是因前者而自責不已），而是由於生理上的癖好。參加過俄國酒會的人都會注意到，他們喝酒都喝得很悽慘。他們一喝醉了就會哭。他們常常喝醉。整個民族都受著宿醉頭痛之苦。如果禁飲伏特加，抹去了俄羅斯人的這種怪癖，大概會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正是俄羅斯人的這種特徵讓西歐的感傷主義者們認為很值得深思。 最近流行通過文學培養人們的吃苦精神，對此，我只覺得可怕。我一點都不贊成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於受苦受難的態度。我目睹過無數人受苦受難，自己也沒少受苦難。當我還在學醫的時候，我在聖托馬斯醫院的病房裡見過病痛對各類病人的影響。大戰中我也有過相同的經歷，而且我還見過心靈上的折磨對人的影響。我從沒見到過痛苦能加強人的性格修養。「痛苦能使人完美、使人高尚」，這純屬杜撰。痛苦對人的第一個影響是使他變得狹隘。他們變得以自己為中心，他們的身體、他們的周圍環境，在他們眼中都變得無比重要，在外人眼裡這不可理解。他們變得暴躁易怒、滿腹牢騷，成天在雞毛蒜皮的事上糾纏。我遭受過貧困的折磨，也曾情場失意、希望破滅、理想幻滅、懷才不遇、缺乏自由，這些折磨都讓我痛苦不已，而我知道它們讓我變得善妒、無情、暴躁、自私、不公，反之富足、成功，以及快樂則讓我趨善向良、變得更好。健康的人發揮自己所有的機能，他自得其樂，也能為別人製造快樂；他精力充沛，能利用並完善自己的稟賦；他的智力不斷成熟，讓他產生複雜的思想，變得充實；他的想像力讓他能夠掌控時空；他的感官通過培養和教育，能夠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加美麗。他一天天成長為一個更完整的人。但苦難會壓抑活力，它敗壞道德而不是提高修養；它不能育人，而是毀人。苦難有時的確能教人學會忍耐，而忍耐的確陶冶情操。但忍耐不是一種美德，它只是一種達到目的的手段，僅此而已。忍耐對那些想做大事的人來說是必要的，但在瑣事中忍耐，也就同那瑣事一樣，不那麼值得尊敬。如滑鐵盧大橋，它本身沒什麼了不起，不過是連通泰晤士河兩岸的一條通道而已，是橋兩端伸展開的倫敦城才讓它變得重要。你不會欽佩一個有耐性慢慢收集郵票的人，這一品質的運用並不能改變集郵是一項不重要的消遣活動這一事實。 有人說受苦受難會讓人順從，而人們把順從看做解決人生難題的方法。但順從就是屈服於厄運的任性。順從坦然地接受了殘暴命運擲來的矢石，受盡折磨，還要說是些好東西。它親吻懲戒自己的棍棒。順從是被征服者的德性。勇士是絕不會順從的，他會同生存環境做不懈地鬥爭，而且儘管明白自己與敵人並非勢均力敵，他仍會義無反顧戰鬥下去。失敗也許在所難免，但如果屈從了，就是雙倍的失敗。普羅米修斯被縛在岩石上，卻依然英勇，堅不可摧；而另一個人，吊在恥辱的十字架上，還懇請聖父寬恕自己的敵人，因為他們的行為並非故意——對於有些人來說，普羅米修斯遠比另一個傢伙更鼓舞人心。對於英勇的人來說，順從太接近於淡漠了。它有時會屈從於既不必也不該屈從的東西。它是奴隸們最後的嘗試，好把自己的懦弱變成自我陶醉的理由。儘管人生的各種束縛牢不可破，一個人也照樣應該鬥志昂揚，充滿反抗精神：儘管他飢餓寒冷，貧病交加，沒有朋友；儘管他知道前面全是上坡路，艱難困苦，而且長夜漫漫沒有黎明，也請允許他否認寒冷飢餓、疾病貧困是好事；儘管他已精疲力盡，沒有力氣再繼續這場無望的戰鬥，也請允許他保守住心中最後一點自由的火花，正是這點火花讓他可以說痛苦壞透了。 俄羅斯人比我們優越的地方在於，他們不像我們那樣易受傳統的奴役。俄羅斯人絕不會僅僅因為別人覺得他應該做某件事就去做自己不願意做的事。他們之所以能平靜地忍受長達幾個世紀的壓迫（他們的確是平靜地忍受，因為整個民族都長期容忍他們也認為無法容忍的暴政，這實在是不可理喻），是因為儘管政治上受著壓迫，個人的生活仍是自由的。俄羅斯人比英國人有更大的人身自由，大得多。沒有什麼規矩約束他。他喜歡吃什麼就可以吃什麼，想什麼時候吃就什麼時候吃；他想穿什麼就穿什麼，不用顧及社會習俗（藝人會泰然自若地戴圓頂硬禮帽、硬領子，律師則會漫不經心地戴頂墨西哥闊邊帽）。他的習慣在他身上顯得那麼自然，別人就也覺得它們的確自然；儘管他常常喜歡誇誇其談，但他從不試圖掩飾自我，表現出另一個面目來，他不過稍微有一點吹牛而已；他雖不支持某個立場，卻也不會對它感到震驚；他什麼都能接受，對待其他人思想和行為上的怪癖他也無比寬容。 俄羅斯人很有些受虐狂傾向。扎赫爾·馬索赫[22]自己就是個斯拉夫人，他寫了一本短篇故事集，在別的方面沒什麼出彩的，就是讓人們開始注意到這種疾病。據他妻子回憶，他本人的狀態就同他自己筆下描寫的病症一樣。簡單地說，這就是一個男人在性的問題上渴望受到深愛的女人對自己肉體和精神上的折磨。例如扎赫爾·馬索赫自己就堅持要求妻子和一個情人去旅行，而他自己則裝扮成男僕，一邊天天低三下四地為這一對服務，一邊妒忌不已，飽受折磨。在扎赫爾·馬索赫的小說中，女人都被描繪得高大強壯、精力充沛、無恥且殘忍。她們使喚男人，對他們百般侮辱。俄國小說里就充斥著這樣的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女主人公都是那種飛揚跋扈的類型，愛她們的男人對溫柔、甜美、文雅和嫵媚不感興趣，相反，他們倒是從自己所受的侮辱中獲得不少怪異的快樂。他們想要自己卑微下賤。屠格涅夫筆下的女主人公們都聰明、機警、活躍、積極進取，而男人們卻意志薄弱，只會幻想，不會行動。這是俄羅斯小說的一個特徵，我想這反映了俄羅斯人一種植根於本性的性格特點。在與俄羅斯人相處時，沒人不會注意到俄羅斯女人待男人有多麼粗暴。她們似乎能從當眾羞辱男人中獲得快感。她們好爭吵、說起話來蠻不講理。有些話，英國人再也不能容忍別人對自己說，而俄羅斯男人卻能忍受。你會看到哪句嘲諷讓他們紅了臉，但他們絕沒有一點要反擊的意思。他們柔弱被動，動不動就會哭。 俄羅斯人珍視自我羞辱，因為這來得容易。他能接受侮辱，因為被侮辱能給他以異常的快感。 俄羅斯小說中人物類型真是少得可憐，叫人吃驚。相同的人物換上不同的名字，反覆出現，不僅在同一個作家的筆下是這樣，在其他作家的作品中亦是如此。阿廖沙[23]和斯塔夫羅金[24]便是兩個突出的典型，他們似乎縈繞在俄羅斯作家的想像中。我們也可以認為他倆代表了俄羅斯人性格的兩個方面，每個俄羅斯人都覺得自己身上或多或少有這兩個人的印記。也許正是由於他們身上有兩個互不相容的自我共存，才使得俄羅斯人如此之混亂、矛盾。 是幽默使人類得以彰顯無窮無盡的性格類別。俄羅斯小說中的典型人物形象有限，可能是因為俄羅斯人特別缺乏幽默感造成的。在俄羅斯小說中，你找不到風趣詼諧、巧舌如簧，讀不到揶揄打趣、挖苦譏諷，也享受不到警句妙語的智慧，俏皮話的輕鬆愉快。俄羅斯小說里的反諷粗劣且淺顯。當俄羅斯人笑時，他是嘲笑別人，而不是和別人一起開懷大笑，因此能讓他們幽上一默的只有歇斯底里女人的癔病、鄉巴佬的奇裝異服、醉漢的滑稽行為。你不可能和他一起笑，因為他的笑有些粗魯，不厚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幽默就不怎麼高明，和泡在酒吧里鬼混的傢伙的幽默感差不多，做的是類似把水壺拴到狗尾巴上這樣的勾當。 我想不出任何一本俄羅斯小說里有哪個人物進過美術館。 俄羅斯人傳遞給世界的信息似乎很簡單：「愛」中藏著宇宙的秘密。其對立面俄羅斯人認為是「意志」，一種敵對而有害的力量。俄羅斯小說家不知厭倦、一遍又一遍地講述意志會給受其奴役的人帶來多大的災難。他們就像女人對唐璜著迷一樣地對它著迷，不過仔細思量，想到它的窮凶極惡，他們便毛骨悚然。然而他們卻又憐憫它、追逐它，就像《天堂獵犬》[25]里的基督追逐倉皇逃離的靈魂一樣。他們不認為它目標單一，而相信它自我分裂，內部存在對抗，確信意志的深處仍存在一點愛的火星，正是這星星之火燃燒吞噬著意志自己的心臟。若是它投降，哀求著要投入他們敞開的胸懷，他們就會歡欣鼓舞，像天使們一樣唱起讚歌；而若是它最終拒絕投入他們張開的懷抱，他們就會像稱職的基督徒一樣，將它驅逐到黑暗的世界，對它怒目切齒。 但俄羅斯人將「意志」和「愛」這樣對立，不過是把一種憑空想像的浪漫幻影置於另一種憑空想像的浪漫幻影面前。它們都只是表象，而我們若以為它們不止如此，那也許只是因為它們給我們以無比真實的感覺。但它們自始至終都只是感覺。愛，只要是積極活躍的，便也帶有意志所具備的性質，因而不能作為它的對立面，不能成為解釋存在之謎的相反答案。但契合俄羅斯人的性情、吸引俄羅斯人的卻是它消極的那一面，它的克己、它的謙卑，俄羅斯人正是從這其中找到了答案，可以解開那些讓他們困擾不已的謎團。這明顯與理智沒什麼關係，這是理智對情感的臣服，他們說愛中藏著宇宙的秘密時，就是承認自己放棄了探索宇宙的秘密。俄國人如此專注於人類命運和世界意義的問題，卻對探討形上學的問題一點都不在行，這真是奇怪。偌大的一個國家，不說一流的，連個二流的哲學家都培養不出。他們似乎根本沒有嚴密思考的能力，想不准也想不深。在思想問題上，他們都有空想症，沉溺於空想，怠惰懶散。為什麼俄羅斯人的這一信息會風靡歐洲，探討一下應該很有趣。愛的至高無上在歐洲被好好地宣傳了一番，好評如潮。各類作家被它吸引，而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它都影響了他們的觀念。它來得正是時候，世界已經對科學失望了。法國曾是許多西方思想運動的發源地，現在它也自慚形穢，疲憊厭煩。自然主義學派如今枯燥而機械，叔本華和尼采也沒了原先的新鮮感。一大批受過教育的人對玄學問題感興趣，卻既沒有那個修養、也沒那個耐心去研究玄學著作。神秘主義大行其道，有人告訴他們「愛」能解決他們所有的疑問，他們便開開心心地接受了。他們認為他們知道愛是什麼意思，因為「愛」這個詞詞義豐富，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最美好的經歷給它一個定義。以前讓他們困惑不已的東西，通過這種熟悉的情感似乎都清晰起來了，一想到這，他們便又生出一種情感，並很樂意把它視作一種解釋。他們根本就沒意識到這兩者根本風馬牛不相及，這樣的做法無異於指鹿為馬。對一些人來說，這一見解同他們一直未放棄過的信仰是一致的；而對另一些人來說，他們曾從理智上拋開了某種信仰，但情感上還沒有放棄，現在它便又重樹了這種信仰。我們也不應該忘掉，「愛」是花言巧語的傢伙們鍾愛的主題。 我讀了一本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論著，作者是X。這書讀上去像是哪個牧師的老處女女兒在更年期寫的。沒有理由不能在寫陀思妥耶夫斯基時也保持冷靜。讀一本小說沒必要狂喜、熱誠到像領聖餐的修女那樣。總對某人讚不絕口不僅會讓別人厭煩，對自己也沒什麼好處。我認為，若是仰慕一個人，就應該理智地評價他，比起像醉漢沉迷於酒一樣盲目崇拜他，這是一種更好的恭維。我覺得，如果一個作家能蠱惑自己讀者的思想，他就會很樂意讓別人去贏取他們的心。在已逝的這些人中，阿魯埃·德·伏爾泰先生的地位肯定比穆迪甚至桑基先生[26]更顯赫。 我希望有人能分析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寫作技巧。我覺得，儘管他的讀者並未覺察，但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對讀者有如此影響，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他獨特的寫作手法。聽人們的口氣，似乎大家覺得他作為一個小說家並沒有什麼值得稱道的，但其實不是這樣的，他是個非常優秀的小說家，而且有些寫作策略他用得極有技巧。有一個策略他最喜歡，也始終在用，那便是讓故事中的主要人物聚在一起，對某種荒唐到讓人費解的行為進行討論。他技藝嫻熟地引導你一步一步弄懂其中的玄妙，就像加博里奧[27]揭露案件真相一樣。這些長長的對話引人入勝，令人興奮，而且他還有一種巧妙的技巧讓人益發興奮：他的人物個個激動不安，狀態與說出來的話極不相稱；他描寫他們激動地直哆嗦，臉色要麼發青，要麼就是慘白得嚇人，驚恐萬狀，這樣一來，最平常的詞句有了莫名的深意。目睹了如此極端的反應，沒多會兒讀者自己便也繃緊了神經，一有什麼事發生便會大吃一驚，而若是平常見到這種事兒他們連眼皮都不會眨一下。一個出乎意料的人走進來，宣布一條出人意料的消息。陀思妥耶夫斯基這個小說家太優秀了，安排起巧合來絕不猶豫，而他的人物總會在關鍵的時刻出現在關鍵的地方。這樣的寫作手段是歐仁·蘇[28]的寫作手段。我這可不是要譴責什麼，只要你有才華，所有的寫作方法都是好的。拉辛就能在亞歷山大詩格[29]的禁錮下盡情展現人類的各種激情，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用通俗鬧劇的元素也能創造出不朽的藝術佳作。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位難以模仿的大師，有些活寶作家自己想要成為英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但最多不過是成為歐仁·蘇的影子。 有時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機械地使用這種寫作技法，這個時候，他的人物就會很莫名其妙地坐立不安。一個場景雖以晴空霹靂結束，那動靜其實也不過是球滾過鐵皮折騰出來的。此時，他的人物扭曲變形，像是波倫亞畫派[30]筆下毫無生氣的人物畫，都只是擺出些毫無疑義的姿勢罷了。 我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塑造相當粗枝大葉。他的人物都是一個類型的。每個人的性格都是多面的，最偉大的作家們至少都暗示了這點，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卻永遠一成不變，他們就像十七世紀流行的「角色」設置一樣：鐵血男兒就永遠堅定如鋼，輕浮女子就永遠水性楊花，高尚之人就永遠聖潔崇高——他們只是情感、品質或是弱點的化身，很少是個實實在在的人。而整個西歐世界天真地相信他們就是俄羅斯人，然而我所遇見過的俄羅斯人與其他民族的人沒有什麼差別。鐵血男兒也會有他的弱點，輕浮女子也會有一顆善良的心，高尚之人也會有他的不是。讀者能從小說家那裡得到的最大樂趣，是看一個人既英勇豪邁又卑賤可憐，看人性矛盾無窮，豐富混亂，但從陀思妥耶夫斯基那裡你得不到這種樂趣。陀思妥耶夫斯基從未塑造過於連·索雷爾[31]那樣糾結複雜的人物。 我們都聽說過，哲學上「絕對」這個概念深不可測，它涵蓋了所有的痛苦和快樂，包括了所有的變化，蘊含了時間和空間，而人是如此之複雜，做「絕對」的象徵正合適。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都像是道德劇中的角色。你覺得他們複雜是因為你沒法理解他們的所作所為，但稍稍有些「交情」後，你便發現他們實際上簡單得過分，他們的一言一行真的從來都是按標準來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總讓我想起艾爾·格列柯[32]。而如果說兩個藝術家中，艾爾·格列柯似乎顯得更偉大的話，可能是因為他所處的時代和環境更合適：他們兩人都有著不同尋常的天才，可格列柯生活的時代和環境更有利於他全面發展這種才華。他們都有化無形為有形的本領，兩人都激情澎湃，感情總是大起大落。他們都讓人覺得他們窺探過靈魂不為人知的角落，他們在不一樣的地方走過，那裡的人呼吸的不是你我呼吸的空氣。兩人除了五官都還有其他的感官，憑著它識破了什麼天機，非常希望將之公諸於世，但只能以五官感受來描繪表達，因此徒勞無功，兩人便都因此無比苦惱，飽受折磨。他們都在努力地回想一個夢，記起這個夢對兩人來說都無比重要，可這夢卻總徘徊在意識的邊緣，叫他們抓不著，讓他們無比痛苦。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說，他巨大的畫布上也畫滿了誇張的人物，他們也擺出奇怪但優美的姿勢來表現自己，那些姿勢里似乎飽含深意，可你卻總是參不透。兩人都通過人物姿態表達深意，這是一門藝術，而他倆都是這一藝術的大師。列奧納多·達·芬奇也對這門藝術有些了解，他聲稱這是肖像畫家最了不得的稟賦。 《復活》這本書能出名全仗了作者的名氣。書中的道德說教掩蓋了它的藝術性，與其說它是部小說，不如說它是本宣傳冊。獄中的幾場戲、對罪犯流放西伯利亞一路行來的描寫，總讓人覺得是托爾斯泰特地死記硬背、硬著頭皮寫的，真是可惜。但托爾斯泰才華橫溢，即使在這裡也沒被埋沒。自然風景的描寫處理得極出色，既寫實又充滿詩意，讓人賞心悅目，他讓我們領略了鄉村夜晚的幽香、正午的炎熱，還有黎明時分的神秘，俄羅斯文學中能有如此筆力的再無第二人。托爾斯泰的人物塑造能力非凡，也許聶赫留朵夫這個角色的塑造並不完全符合他的本意，但通過聶赫留朵夫這個耽於聲色、神秘、無能、多情、糊塗、膽小又固執的人，托爾斯泰塑造了一個典型，大多數俄羅斯人都能從聶赫留朵夫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不過若是純從寫作技巧的角度來看，這本書中最出彩的莫過於那許多形形色色的次要人物了，有些人只在一頁上出現過一次，但托爾斯泰常常只用三四句話就能把他們描繪得性格鮮明、特立獨行，任何一個作家讀了都會嘖嘖稱奇。莎士比亞戲劇中小人物大多根本沒有什麼個性：他們只是些名字，有幾句台詞要念而已，而演員們多半在這種事上直覺很準，他們會告訴你想要把這些木偶演出性格得花多大的力氣。可托爾斯泰卻賦予每一個人物以獨特的生命和性格，於是，只要書評家夠能幹，哪怕是描寫得最粗略的人物，他也能估摸得出這個角色的過去，揣測出他的未來。 我最近一直在讀屠格涅夫。我覺得，像他這樣才華如此有限，卻能獲得如此聲譽的作家，大概是找不出第二個了。世人多高估俄羅斯文學，有些作家出名正是沾了這一點的光，而屠格涅夫最是如此。他與奧克塔夫·弗耶[33]或是謝爾比列[34]的寫作理念和風格一致，他最大的優點也是他們最大的優點：有柔情有涵養，知足常樂。因為他的身材和出身，他在巴黎的文學圈中頗引人注目，若能知道這個圈子裡的人到底是怎麼看他的，應該會很有意思。他認識福樓拜和莫泊桑、龔古爾兄弟、於斯曼[35]以及瑪蒂爾德公主[36]沙龍中的那些常客。他的書讀起來讓人心安：你絕不會按捺不住好奇心，要立即翻到最後一頁看看，你會一頁一頁地順著看下去，看到最後一頁後也不會後悔看了這本書。讀他的書就像行駛在河面上，整個過程平靜、平穩，一路既沒有驚險也沒有激情。有人說他的作品中涉及了某些主題，由於俄羅斯政治兇險，他不敢明講，便在作品中暗示（不過他是在巴黎寫作，和莫斯科離得遠，很安全，所以他其實完全可以同大膽的赫爾岑[37]或巴枯寧[38]一樣，沒必要畏畏縮縮），似乎只要他一說到某個主人公在種地，俄羅斯的讀者們就會興奮不已，認為這暗示了革命運動，當然這和他的書到底有沒有價值毫不相干，一本糟糕的書不會因為政治局勢問題變成一本好書。這就好比那些粗製濫造的文藝作品，就算創作它們是為了掙錢餬口、養活妻兒，也無法讓它們成為藝術品。屠格涅夫的優點主要在於他熱愛自然，他們那一代的人描寫自然都像列清單，一筆一筆地記下各種聲音、氣味和景色，而不會提及自然讓他們產生了什麼樣的情感，屠格涅夫也是這樣寫自然的，但我們不應該因此責備他，再說他的描寫還是相當優美怡人的。他還寫過亞歷山大二世統治時期的一個貴族家庭的鄉村生活，他的描寫也很有韻味，讀起來很叫人喜歡。而時過境遷，現在再讀起來，還添了一分風趣的優雅，增了幾成歷史價值。他的人物塑造都很程式化，而且人物類型也很少。每一本書中都有一個年輕女孩，每一個都嚴肅、端莊、充滿活力；每一本書中都有一個索然無味的母親，一個誇誇其談、懦弱無能的男主人公，次要人物都寫得含糊、蒼白。在他所有的書中，唯一一個在你合上書本後，還依舊擁有自己的生命的人物，是一個叫烏瓦·伊凡諾維奇·斯塔霍夫的大胖子，他出現在一本叫《前夜》的小說中。他笨重乏味，總是打著響指，說起話來含混得過分。但最能叫屠格涅夫的讀者們驚訝不已的，肯定是他的故事居然都那樣瑣碎。《貴族之家》寫的是一個不幸福的已婚男人愛上了一個女孩，後來聽說自己的妻子死了，就向女孩求了婚。但他的妻子突然出現，這對情人又分開了。《前夜》寫的是一個女孩愛上了一個年輕的保加利亞人。他生了病，他們結了婚，他的病發展成肺結核，然後他死了。這兩種情況，如果前一個中的男主人公採取了最基本的措施，先寫了封信給他的律師，確認一下他妻子是否的確死了，而後一個中的男主人公去取護照時穿了件厚大衣，故事也就都不會發生了。屠格涅夫和安東尼·特羅洛普[39]，將他們倆做個比較，你會很受啟發：除了寫作風格之外，每一點上都是那個英國作家占優勢。他更通人情世故，變化更多，更幽默，視野更廣，塑造的人物更形形色色。特羅洛普筆下普勞迪主教跪在死去的妻子床邊，祈求上帝讓自己不要為此欣慰感激，這一幕是如此震撼，它將永遠印刻在人的記憶中，但屠格涅夫就從未寫出過這樣的場景。 這上面的判斷可真夠差勁的。屠格涅夫的確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被激情所吞噬，也不像托爾斯泰那樣廣博、慈悲，但是他有其他的品質，他有魅力、風度和柔情。他優雅而與眾不同（這可都是絕佳的特質），理智，並且對鄉村很有感情。即便是讀譯作，你也能看出他的文筆是多麼漂亮。他從不走極端，從不虛偽，從不乏味。他既不是說教者，也不是預言家，他滿足於做一個小說家，純粹而簡單。下一代人的定論很可能將他看做三個人中最偉大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墓。墓地外圍著整齊的鐵欄杆，地上平整地鋪著沙礫。一個角落裡立著一個巨大圓盒子，前面是一塊玻璃蓋，裡面放著一個巨大的花環，花環是由人造花朵編成的，古板的白玫瑰和鈴蘭，比真花大得多，上面繫著個大蝴蝶結，還拖著一條長長的綢帶，上面印著金字。我希望這墓地無人問津，蓋滿了落葉，就像它周圍的那些墓一樣。它這樣整潔，顯得庸俗，真叫人難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半身雕像放置在花崗岩石碑前，那石碑根本沒什麼形狀，上面刻了些毫無意義的徽章，而且它看上去就要垮塌，讓人覺得很不舒服。 那是一張被滿腔熱情扭曲了的臉。那頭顱大得驚人，讓人情不自禁地覺得那就是一個世界，大得足夠容納他筆下那數不勝數的人物。他長著一對大招風耳，耳垂很厚實，一看就是感官主義者的耳朵。他的嘴巴也很性感，兇巴巴地板著個臉，卻又像是一個噘著嘴的傷心孩子。他的兩頰瘦削，太陽穴深陷進去。他留著絡腮鬍和八字鬍，都很長，髒兮兮、亂蓬蓬的；長頭髮稀疏；額頭和臉頰上各有一大顆痣。那張臉上透著一種痛苦，一種可怕的東西，既讓你想轉身走開，又牢牢地吸引著你。他的相貌比他所有的作品都駭人。他看上去像是一個去過地獄的人，在那裡看到的不是無止境的煎熬，而是卑鄙和矯飾。 涅瓦大街[40]。邦德大道[41]狹窄而彎曲，就像中世紀城市的街道，它讓人時時想起這座貴婦人前來度社交季節的城市，就是在邦德大道，最後一位克利夫蘭女公爵摑了她僕人一耳光。和平大街[42]有著法蘭西第二帝國的耀眼華貴，它寬闊大氣，莊嚴凜然，卻又歡快輕鬆，似乎科拉·珀爾[43]和奧爾唐斯·施奈德[44]的影子依然對著所收集的寶石笑得那麼燦爛。第五大道也很歡快輕鬆，但它的那種歡快與和平大街不同，它神采奕奕、興高采烈，它青春氣盛，有著年輕人那種缺乏想像力卻燦爛輝煌的光彩。儘管每一條街道都有自己的特點，也只可能和自己所在的那個城市契合，但這些偉大的街道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彬彬有禮，欣欣向榮，正合適代表一個站住了腳跟、充滿自信的社會。但它們都沒有涅瓦大街那樣有個性。涅瓦大街昏暗骯髒、邋遢破爛、破敗不堪。它很寬也很直。街道兩旁的房子低矮、單調、油漆髒兮兮的，失去了光澤，建築風格也乏善可陳。街道讓人感覺亂七八糟的，雖然我們也知道它是照計劃建成的，但它卻一副沒有完工的樣子，使你想到美國西部小鎮的某條街道，經濟景氣時匆匆開建，經濟漸漸衰落，它也就無人問津，破舊不堪了。商店櫥窗里塞滿了俗氣的商品，像是來自維也納或柏林郊區某個破產公司的庫存。街上人山人海，川流不息，也許涅瓦大街的個性就來自於這摩肩接踵的人群。它不像其他的大街，街上走的主要就是某一階層的人，涅瓦大街上什麼階層的人都有。若是在街上閒逛，便可觀察到各式各樣的人：士兵、水手，以及學生、工人和資產階級，還有農民，他們沒完沒了地說著話，一群群人熱情地圍著賣最新一期報刊的小販。這些人看上去溫和敦厚，脾氣隨和，很有耐心，我覺得他們不會像巴黎的群眾那樣脾氣暴躁，動不動就鬧出不快，大動干戈；我也相信他們肯定不會像法國大革命中的群眾那樣行為惡劣。他們給人的印象就是一群老實人，想要找點樂子，尋點刺激，但他們只把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件當做有趣的談資。現如今，肉鋪和食品店外面總排著長長的隊伍，戴著頭巾的婦女、小男孩兒、小女孩兒、白鬍子老頭，還有面色蒼白的年輕人，他們都排著隊等著領取食物，一個小時接一個小時地等待著，耐心地等待著。 我覺得，這一群群人最不可思議的是他們的容貌各式各樣，其他國家的人們面孔多半都差不多，但這些俄國人可不是這樣的。相較之下，他們的靈魂深處的強烈情感似乎都明明白白地寫在了臉上，這一張張臉不是面具而是索引：沿著涅瓦大街一路走，你可以看見所有偉大的俄羅斯小說中的各種人物，你可以一個一個將他們對號入座。有闊臉厚唇的商人，一把濃密的鬍鬚，放蕩、大嗓門、粗俗；有臉色蒼白的理想主義者，雙頰深陷，膚色蠟黃；還有人群中那些冷漠的女人，一臉木然，毫無表情，像是一架樂器，由著任性的手彈撥，從女性的嬌柔中你能窺到殘忍。情慾就像某種古老道德問題的化身，在街上遊蕩，同它一起的還有美德、怒火、恭順，以及饕餮。俄羅斯人總是說，世界沒法兒理解他們，他們也沒法兒理解自己。他們以神秘自居，這有點兒虛榮。許多人宣稱俄羅斯人的神秘難以解釋，我也不知道怎麼解釋，但我自問這樣的神秘是不是源於他們的簡單，而非複雜。他們完全屈從於情感，這很奇怪，相當原始。比方說英國人，他們有扎紮實實的性格「基礎」，雖然情感會影響它，但它反過來又會影響情感；但俄國人好像完全處於情感的控制下，每一種情感都能完完全全地支配個體，指使著他向東往西。他們就像風鳴琴[45]，一百陣風就能吹出一百種旋律，這樂器因此就顯得難以想像的複雜。 涅瓦大街上，我常能看到一個異乎尋常、使人驚駭的傢伙在沉思，在俯瞰人群。它看上去都不像是人，而是一個畸形的小侏儒，他姿勢古怪地蹲在一根粗柱子上，柱子的高度讓他正好高過行人，下面有一個壯實的農民扶著柱子，收取善人的施捨。侏儒棲在柱子上，像一隻怪鳥，他的腦袋上有些什麼看上去很像鳥，更加強了這種效果，但奇怪的是那腦袋的形狀勻稱，這是一顆年輕人的頭，長著大大的鷹鉤鼻，厚實的嘴唇，眼睛很大，靠得很近，眨都不眨一下，一直盯著人群。他的太陽穴深陷，雙頰蒼白瘦削。五官這種古怪的美感可不是一般地顯眼，因為俄國人通常都是扁平、模糊的。這顆頭像是雕塑館中某個羅馬帝國時期人物的頭。這個傢伙一動不動，看上去兇險邪惡，他注視著人群，專注得像一隻猛禽，可卻又什麼都沒看，而那張殘忍的厚嘴微微翹起，帶著點嘲諷的笑意。這個傢伙冷漠孤高中顯出一絲可怕，他對這世界既鄙夷又漠然，既惡毒又寬容。人群就好像身處「冷嘲精神」的注視之下。人們在他身邊來來往往，將銅板、獎券和紙幣投進那農民的盒子裡。 亞歷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走到涅瓦大街盡頭，街道變得更加破敗寒酸。這裡的房子都像城郊的房子一樣髒兮兮的，它們讓人感覺邋遢又神秘。走著走著就突然沒了路，好像大道沒鋪完似的，這就到了修道院的大門前。走進大門，兩邊各是一片公墓，再跨過一條小渠，眼前便是這世界上最出人意料的景象。這是一座巨大的方形庭院，草地新鮮翠綠，讓人仿佛置身鄉村一般。庭院的一邊有一座禮拜堂，然後就是大教堂了，周圍是修道院低矮的白色建築。這些建築極其奇特，裝飾雖非常簡單，但卻給人以華麗的感覺，讓你想到十七世紀的荷蘭淑女，一身肅穆的黑衣卻顯得雍容華貴。這些建築看上去端莊，但卻毫不矜持。樺樹上，白嘴鴉呱呱地叫著，將我的記憶帶回了坎特伯雷城郊，那裡的白嘴鴉也呱呱亂叫，這種聲音總會引得我傷心。我想到我的童年，我因為靦腆，雖然生活在一大群孩子中，仍然感到孤獨，我的童年真是不幸，但那童年又是富足的，因為我心中充滿了對未來模糊的幻想。頭頂上是一樣的灰色。我想家了。我站在東正教會的教堂台階上，望著修道院裡長長的一排建築，望著一棵棵光禿禿的白樺樹，但我看到的是坎特伯雷大教堂長長的中殿，殿上的飛檐，還有中央的塔樓，在我飽含深情的眼中，它比歐洲哪一座塔樓都要宏偉、可愛。 革命成功後，小費就廢除了。飯店和旅館的服務員從此不收小費，而是取賬單的一部分作為服務費。他們把小費看作是對自己人格的侮辱。人們出於習慣仍然會給小費，但是他們無一例外地拒絕接受。我就有過一次奇怪的經歷。我有一次為了什麼事大大地麻煩了旅館裡的擦鞋童，於是就想給他五盧布。他拒絕了，儘管我再三要塞給他，他還是不肯要。說來，如果這是哪個飯店裡的服務生，接了小費有可能會被同事看見，那這也就沒什麼奇怪的，但是現在是在我房間裡，只有我們倆，就算這個擦鞋童（這類人天生喜歡占點小便宜）拿我給的賞錢，也沒人會看到啊。我們不得不承認，這些服務生的觀點的確是變了。這些人，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忍受著殘酷的壓迫，現在終於有了全新的感覺，隱隱約約體會到了人的尊嚴。他們是受了政客們蠱惑民心的煽動，但因此就詆毀他們實在是很蠢的做法，從自己拒收小費等一系列行為里，他們看到了展開嶄新生活的希望。我問那個常接待我的餐館服務員這種變化對他有沒有什麼好處。「沒有，」他說，「以前我們收小費時賺的錢更多。」「那你還願意再回到過去嗎？」「不願意，」他笑道，「就這樣挺好。」這樣的精神值得讚揚。但不幸的是大部分情況下，這些人越變越無禮。我們只能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面對無情的事實：人骨子裡都是粗人，他們憎惡為同類服務，要想要他和藹友善，就得付錢給他。 薩溫科夫[46]。革命前，他是恐怖分子的頭領。他策劃並執行了對普列韋和塞爾吉烏斯大公[47]的暗殺行動。他被警察追捕，逃亡了兩年，使用的一直是一本英國護照。他最終在一家旅館裡被逮住了，被帶進餐廳里，逮捕他的士兵就在那裡寫報告書。士兵們告訴他，若是他想要什麼，可以給他。他要了蘇打水和香菸。蘇打水送了上來，執行此次逮捕行動士兵的長官從自己的煙盒裡抽出一支煙，丟給他。薩溫科夫火冒三丈，他抓起香菸扔到長官的臉上，說道：「您忘了，先生，我和您一樣都是紳士。」他是笑著告訴我這話的。這正證實了我的理論是對的：我認為當人的情緒激動時，常常會言行誇張，說的話好似通俗劇里的套路。這就是為什麼最好的作家寫作時常常不忠實於生活的緣故。 我問他被捕時心裡是怎麼想的，是不是極度恐懼。「不是，」他說，「畢竟，我知道這是遲早的事，當我當真被捕了時，說來也怪，我倒是感到鬆了口氣。要知道，我原來的生活一直很緊張辛苦。我實在是累壞了。我覺得我當時的第一反應是：現在我終於可以休息了。」 他被判處死刑，行刑前那段時間被關押在塞瓦斯托波爾[48]。我聽說他曾用他那雄辯的口才，說動了獄卒參加革命隊伍，還幫他逃跑。我問他這是不是真的。他哈哈大笑。事實沒這麼浪漫。主管監獄哨兵的那個中尉已經參加了革命，被別人勸誘，最終放走了薩溫科夫，用的是最簡單的方法：中尉大搖大擺地走進牢房，命令把薩溫科夫帶出來，叫薩溫科夫跟著他，然後就快步出了監獄。哨兵們看到長官經過，也沒有提出質疑，他們就這樣到了大街上。他們奔向港口，上了一條早已準備好的敞篷小船，划船過黑海。他們一路上多次遇到可怕的風暴，不過用了四天他們就抵達了羅馬尼亞海岸。薩溫科夫從那兒去了法國，一直住在巴黎和里維埃拉[49]，直到革命成功後才得以重返俄國。 我說策劃並執行那些暗殺一定需要巨大的勇氣。他聳聳肩：「一點也不要，相信我，這和所有的事兒都一樣，做著做著就習慣了。」 彼得格勒。傍晚時分，這裡會十分美麗。這裡的一條條運河有著自己的個性，也許你會想起威尼斯或阿姆斯特丹，但這麼想只是因為看得出它們有多麼不同。這裡的色彩淡雅柔和，它們好似粉彩塗抹，又具有畫筆鮮能繪出的輕柔。能找到康坦·德·拉圖爾[50]作品中夢幻的藍色，淡淡的粉色，還有玫瑰花蕊的嫩綠、淺黃。十八世紀法國音樂的明媚憂傷會讓一顆敏感的心湧上千般情感，這樣的畫面也會。這畫面安詳寧靜，質樸純真，這個背景襯著那些想像力天馬行空、感情瘋狂的俄國人，真是不太協調，但還是很讓人愉快。 我的第一位俄語老師是個敖德薩[51]人，渾身上下都是毛。他是個矮子，差不多都能算是個侏儒。我那時住在卡普里，我的房子建在橄欖樹叢中，他每天下午都上我家來給我講課。他不是個好老師，畏畏縮縮而且心不在焉。他穿著褪了色的黑衣服，戴著頂形狀奇異的大帽子。他出汗出得著實厲害。有一天他沒來，第二天也沒來，第三天還是沒來，於是第四天我出門找他。當初得知他很窮，我沒認真考慮就預付了他講課費。我一路找到鎮上一條狹窄的白色小巷裡，又經人指點爬到一棟房子的頂層。這是頂樓的一間小閣樓，熱得像個火爐，裡面除了一張輪式矮床、一把椅子和一張桌子外是空空如也。我看見我的俄國人坐在椅子上，一絲不掛，酩酊大醉，面前的桌子上放著一大壺酒。我走了進去，他對我說：「我寫了一首詩。」然後二話不說，也沒意識到自己現在是一絲不掛，光著毛乎乎的身子，就擺出誇張的姿勢，背起他的詩來。那詩很長，我一個字也沒聽懂。 每個民族都為自己塑造了一個典範，並將自己的敬佩傾慕全都寄託其上，雖然鮮有人真能完全符合這個典型，但將它分析分析還是會很有意義也很有趣的。這個典範會隨時代環境變化而變化。它是一個理想，小說家們都努力用血和肉來充實它。他們賦予這個美好想像各種特點，而這些特點正是這個民族此時隱隱約約渴望擁有的。不用多久，有些天真純樸的人就被這些虛構的人物迷住，把他們當作模範，還真的據此改造自己。因此在現實生活中，你也能發現自己曾在小說中讀到過的一些人物類型。作家們能虛構出一些性格特色，之後人們會把它們當做自己的性格，還真是奇怪。據說，巴爾扎克筆下的人物，與其說像他同時代的人，倒不如說更符合他下一代人的特徵；而曾有一度，只要在這世上轉轉，終歸會遇到一些處處模仿吉卜林筆下人物的傢伙。他們的品味這麼差勁，倒也許值得我們注意。如今最叫英國人著迷的人物範式似乎是強壯而沉默的男人。他到底是什麼時候闖進英國小說里的，這不好說。《簡·愛》中的羅切斯特有可能是第一個例子，此後他就一直備受女作家們青睞。他之所以吸引女作家，吸引所有的女人，有兩個原因：她們都渴望被保護，而從他身上她們看到了能夠保護自己的力量，而她們又能左右這種力量，這便大大滿足了她們天生的統治欲。因為這樣的男人是在小說中和戲台上更常見，而不是在生活中，而且要描寫一個男人，卻總不讓他表達自己，這實在是困難，所以雖然沉默是定義他性格的特徵之一，卻不是他最鮮明的特點，實際上他容易囉嗦。但原則上他是個沉默寡言的人，話少，用詞也不豐富。他和人說話時會用上一堆的術語，而這些人根本就不屬於能聽懂那些術語的人，作家用這個來體現出他是一個能幹、會辦事的人。他和一般的人打交道會感到窘迫，言行舉止大有改進餘地；但奇怪的是，儘管他和自己的同胞相處得很尷尬，和各地的原住民們來往時卻從容瀟灑，有天賦異稟。他不諳待客之道，在客廳里會茫然無措，但碰上狡猾的東方人卻是棋逢對手。他對待他們慈愛而嚴格，就像一個好父親對待自己兒子那樣。他正直、公正、誠實。他算不上多愛讀書，但他閱讀研究的都是不錯的文學作品：《聖經》、莎士比亞、馬可·奧勒留[52]、《威弗利》系列小說[53]。他不健談，若是說話一定是開門見山。他智商很高，但稍顯褊狹，他知道二加二等於四，但永遠不會想到在某些複雜情況下也可以等於五。他對藝術沒什麼耐心，對待哲學很天真。他從來不會對什麼是「重要的事情」產生疑問，實際上，他從來看不出一個問題不只有一個側面，這是成就他力量的一部分原因。他的性格比他的智力更好。他具有所有的男性優點，不僅如此，他還具備女性的溫柔。但不能就此認為他完美無缺，作者總是在暗示他的風度禮節並非時時都好，有時候他甚至很乖戾粗暴；這樣，若是哪個灰眼睛的英國女孩能獲得他忠誠的心，將百鍊鋼化為繞指柔，那這勝利該有多偉大！他的脾氣，雖然總是控制得很好，但也常常讓人震驚，當他拚命忍著不發怒時，凹陷的太陽穴上便青筋暴跳。他的品性變化不定。有時他很純潔，有時則相反，他在生命的某一個時期曾很是放蕩不羈。他嚴厲苛刻，必要的時候還甚至會無情冷酷，但不管怎麼說他還是心地善良的。他的相貌與他的性格相符。他有鷹一般的眼睛，頭髮捲曲灰白（尤其是兩鬢處的頭髮），下巴方方正正，但那張嘴倒不顯得堅毅。他是人中豪傑。就是這個強壯沉默的男人，肩負著白人的使命，締造了我們的偉大國家，建設著我們的帝國，是我們實力的依靠、中流的砥柱。他在地球上人跡罕至的偏遠地區無休止地辛苦勞作；他守衛著帝國的邊疆：遙遠的印度、帝國最荒涼的地區、非洲內陸的熱帶森林裡都有他的身影。想到他，沒有人不會頓覺驕傲，無比激動。只要是可望不可即的地方，就會有他。實際上，這就是他經久不衰的原因所在。 小說故事獻給這個世界的人物里，沒有哪個能比阿廖沙·卡拉馬佐夫更可愛了，他總能使書中遇見他的人感到愉快，也總能讓書外他的讀者感到愉快。他讓人心情舒暢，就好像是英格蘭六月的清晨，空中瀰漫著花朵的芳香，鳥兒在歌唱，海上吹過帶鹹味的海風，海風拂過高地，成了清新的微風。你覺得活著真是太好了。你覺得能有阿廖沙這樣叫人愉快的夥伴，活著真是太美好了。他有著這世界上罕見也是最美好的品質：他善良，與生俱來、純真質樸的善良，這讓所有天資聰明的人都顯得平凡淺薄。阿廖沙並不怎麼聰明，他不大會做事，有時看到這個世界如此混亂，想到只有態度更堅決果斷才能解決問題，你也肯定會對他不耐煩。他不是一個行動果斷的人，事實上他根本就不像是人，他幾乎同神祇一般非人。他的美德是被動的而不是主動的，他溫順、耐心、隱忍，他從不評判他人，他也許不能理解他們，但他對他們卻有無限的愛。我想，這就是充滿他靈魂的強烈情感，這種無私、熱忱的愛，在這種愛面前，性愛叫人憎惡，甚至母親對孩子的愛也蒙著凡塵。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個殘忍的人，卻也仁慈了一次，他把阿廖沙的靈魂塑造得和他的肉體一樣美麗。他像天使一樣快樂，和天使一般從不知凡世間的痛苦。他走到哪裡，哪裡便陽光燦爛。他甜甜一笑便抵得過別人的聰明才智。他有一種無比美妙的稟賦：他知道如何安慰一顆焦躁不安的心。對痛苦中的人來說，他的出現，就像是發高燒時，感覺到心上人柔軟冰涼的手在撫摸自己滾燙的額頭。 民主大會今起在亞歷山大劇院召開。大會代表的是工農階級，因此可以推測這些來自俄羅斯各地的代表們都是自己階級里的典型。粗略看看他們的臉，我的感覺是從整體上看是，這都是些農民的面孔。當然那裡也有許多猶太人，目光機警而謹慎，而我猜在這一大群人中（劇場裡有將兩千人）也不乏惡棍無賴，但總的來說，我的印象是這倒不是一群墮落的人，而是一群笨拙的鄉巴佬：他們一臉無知，表情呆滯，渾身上下透著農民的狹隘、頑固和粗俗。儘管有些人帶了硬領、穿了夾克衫，還有幾個人穿著制服，我還是覺得他們更像是面向黃土、慢吞吞耕作的農夫。他們聽著演講，無動於衷。那些演講非常之長。計劃四點開會，實際上到五點才開始，而且一直持續到近午夜，這麼長的時間裡一共只有五個人演講，每個人講得都差不多長。演講者們說起來都滔滔不絕，都一樣的激越熱誠；他們都非常鄭重其事，根本就沒想說點故事或開幾個玩笑來調節氣氛，讓講演輕鬆點。他們甚至不肯講幾條明明白白的事實，好讓聽眾放鬆放鬆思想，只知道一個勁地概括、勸誡；每篇演講實際上都只能算得上是一篇演講的收尾。曾經有一個法學教授告訴他的學生們：「打官司的時候，如果事實對你有利，把他們『砸進』陪審團的腦子裡；如果法律對你有利，把它『砸進』法官的腦子裡。」一個學生問：「那要是事實和法律都對你不利呢？」「那就拚命砸桌子，」教授回答。這些雄辯家們就一直在拚命砸桌子，但這一點都不震人，倫敦南區激進黨候選人爭取選區選票時也是這樣的。人人都說切爾諾夫[54]是「革命的邪才」，個個談其色變，都認為他有著巨大的影響力。但這個人其實既沒有氣勢，也沒有個性。他個子很矮，五官粗獷，滿頭白髮。他看起來和世界各地的社會主義演說家都差不多，演說起來拖沓冗長，還強調這強調那的，讓人厭煩。外長采賽特里的演講倒是清楚明了，都說到了點子上，但他的演講風格沒什麼特色，不過是一個很普通的人做的很普通的演講。這個龐大的帝國居然就由這麼些個平庸的人來掌管，真是奇怪。我問自己，到底是什麼讓他們從芸芸眾生中脫穎而出，他們無論是性格、魄力還是智力都不比別人優秀到哪裡去。 真正讓與會人員熱情高漲的是克倫斯基[55]。這個人在這樣短的時間裡就獲得了如此了得的聲望和權力，我很好奇，想見見這個人，但見到他後，我又大惑不解了，要說這人缺什麼，他明顯缺乏氣力。我真不懂為什麼他的對頭們會認為他和拿破崙一樣野心勃勃，有所企圖。他像聖茹斯特[56]勝過像波拿巴。他坐在原來的皇家包廂正中，當主席叫到他上台講話時，他沿著劇場的中央過道走上了台。他穿著卡其布衣服，身後跟著兩個副官。他比我想像的要胖些，沒蓄鬍子，剃了個平頭，而最引我注意的是他的臉色。我們經常會讀到書上說誰嚇得臉都綠了，我一直以為這只是小說家的杜撰，但克倫斯基的的確確就是這個樣子。他快步走過去，上了台後，繞著理事會的桌子走了一圈，和每位委員依次握了手。他握手也就是抽搐似的抖一下，臉上仍然是緊張得毫無表情。他一副極其絕望、走投無路的樣子。很明顯，他非常緊張。這一刻對於他來說很是危險，輿論普遍指控他是科爾尼洛夫將軍[57]軍事叛亂的同謀，召開這次會議的布爾什維克們也對他充滿敵意，大家都知道這次會議也許會決定他的命運，如果激進主義者占了大多數的話，理論上他們就會令他辭職，這樣於他們有利。不知道若是那樣他打算怎麼做，但大家普遍認為他會拒絕，然後將自己的內閣遷到總司令部，把彼得格勒留給布爾什維克們，依靠軍隊來統治國家。他的開場白便是呼籲大家投他的信任票。他口若懸河地講了一個小時，沒帶稿子，時時被打斷。他很煽情。在樂池上面有個過道通往台上，他就不時地從這條過道走下台，最後幾乎是站到聽眾中間，似乎是想感染每一個人，面對面地懇請每一個人都支持他。他這番呼籲針對的是人的感情而不是理智。掌聲越來越頻繁地響起，聽眾們對打斷他演講的人越來越不耐煩、越來越忿恨。人們似乎覺得這是一個誠懇且正直的人，就算他犯過什麼錯誤的話，那也是無心之過。他的聲音一點兒都不好聽，只有一個聲調，根本沒有抑揚頓挫。他演講起來不懂使用對比，而且要我說根本沒有什麼激動人的東西。他唯一的長處似乎就在於他嚴肅且超然。他講完了，繞著桌子和代表們飛快地再次握手，掌聲雷動，在一片叫好聲中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他在自己的包廂里又說了幾句，以感謝聽眾的掌聲，然後沒過一會兒就離開了劇場。他大獲全勝。 芭蕾舞。從舞者轉瞬即逝的優美舞姿中，我看到生命的象徵。這樣的美要通過無止境的努力才能獲得，凌空一躍，擺出優雅的姿勢，這樣的舞姿值得刻成浮雕，萬古流芳。可由於重力拚命地將舞者向下拉，因此這樣的美在獲得的那一刻便消失了，只有一陣美妙的感覺留在記憶里。而生命，若是活出色彩，活得廣博，便也像這舞蹈一般，只有到了它美麗的盡頭才得以成為藝術品，並且剛剛達到完美便化為了烏有。 薩溫科夫坐在小酒館裡喝茶，這時一個農民走上前來問：「我上哪兒能找到上帝？」他醉得可有點厲害。薩溫科夫看著他，表情嚴肅，但兩眼帶著笑：「在你的心中，我的兄弟。」農民半晌沒有作聲，那醉得稀里糊塗的腦子慢慢地消化著這答案。「那麼，我這日子該怎麼過呢？」薩溫科夫反問道：「你多大歲數了？」農民看上去有些猶豫，他聳了聳自己寬闊的肩膀：「四十，」口氣不太確定。「這個年齡可以相信自己的直覺了，」薩溫科夫說，「你健康強壯，去幹些你知道如何乾的活兒，至於其他的就看你想做什麼了。我就知道這麼多。」農民定定地站著，目光柔和、友好，直勾勾地盯著薩溫科夫，然後他摸了摸自己的鬍子，深深地鞠了一躬，慢慢走開了。 薩溫科夫。他四五十歲的樣子，中等個頭，身材修長，有點謝頂，他的五官普通，眼睛小而冷酷，兩眼靠得很近，可以想像得出，必要的時候，這雙眸子會射出凶光。他衣冠楚楚，穿著立領衣服，打著條顏色素雅的領帶，別著領帶夾，身披禮服大衣，腳穿漆皮鞋。他看上去像個律師一樣富足。他看上去一點都不暴力。他給我的印象就是一位有教養的男士，雖多少有些平常，但也不乏卓越之處。他安靜、緘默、謙虛。直到他開口說話，我才發現他的非凡所在。他說俄語，也說很棒的法語，他的法語地道準確，只是偶爾會弄錯詞的陰陽性。他說話很慢，似乎是一邊思考，一邊大聲說出來，但很明顯，他會用合適的詞來表達他的思想，這可是了不得的本事。他的聲音柔和、好聽，口齒非常清晰。我從未遇到過哪個人說起話來如此有魅力。當話題要求嚴肅時，他便嚴肅莊重，當可以幽上一默時，他又風趣幽默。他的話句句在理，不可能不被他感染。他極能說服人，但是他說每句話都深思熟慮，態度之克制也令人肅然起敬，這說明他堅毅決斷，也讓人理解他何以冷酷無情。我從未遇到過誰能讓我如此滿懷信賴。 他給我講了一兩則秘聞軼事。 七月十八日一戰，俄國軍隊一敗塗地。克倫斯基一直和他一起親眼目睹了軍隊的潰逃，然後克倫斯基邀薩溫科夫一同乘他的車子出行。薩溫科夫當時是陸軍部長，以為他要和自己商量如何補救、扭轉局面，就上了他的車。他們出發了，但克倫斯基一直一言不發，他坐在那兒，和一個嚇壞了的、滿心絕望的懦夫沒什麼兩樣。他終於張嘴，卻冒出句哪個二流詩人的破詩，陳腐至極。薩溫科夫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這句無病呻吟的詩和他們國家的悲劇之間到底有什麼聯繫？他得出結論：「這個沒受過教育的傢伙就這麼個德性，居然會用這麼拙劣的詩來安慰自己。」相似的一幕在塔爾諾普陷落時又上演了，看見俄國軍隊潮水一般四下逃散，薩溫科夫跑去通報科爾尼洛夫。科爾尼洛夫面無表情，毫不猶豫地立刻下令：「格殺勿論。」聽薩溫科夫說這個故事的口吻就知道他很高興發現了一個和自己一樣有氣魄的人。 另一件秘聞。他和克倫斯基一道從前線回來，抵達聖彼得堡，到車站時，底下的人呈給總理一封電報。克倫斯基掃了一眼，就把它遞給薩溫科夫，說：「你能不能處理一下？」這是一個女人替兒子求情，她兒子當了逃兵，要被槍決。這事情薩溫科夫實在沒法管，判決的不是他，他也沒有赦免權。克倫斯基自己不想承擔這可怕的責任，就把電報給了他。講完故事，薩溫科夫說：「最奇怪的是克倫斯基之後再也沒提起過這件事，他一直沒敢問我到底是怎麼處理那事的。」 他說克倫斯基是個只會說不會做的人，是一個自負的傢伙，容不得一點不同意見，便找了一群馬屁精圍在自己周圍。這人嘮叨得都有些變態，他和手下的部長們聊天時會長篇大論地大做演講，和副官們一起坐在車上也會對著他們發表演說。他是一個沒受過多少教育、缺乏想像力的人，一個疲倦不堪、神經過敏的人。「如果他有點兒想像力的話，」薩溫科夫說，「他就不會帶著他那些女人入主冬宮了。」 克倫斯基。他看上去身體很不好。大家都知道他是個病秧子，他也常說自己快要死了，好像還帶了點炫耀的意思。他的臉很大，臉色是一種奇怪的黃色，而他一緊張時，臉就發青。他的五官不算丑，眼睛大而有神，但給人的整體印象依然是相貌平平。他穿著件怪衣服，是卡其布的，但既不像軍裝，也不是平民百姓穿的衣服，不好歸類，而且髒兮兮的。他快步走進房間裡，身後跟著他的副官，他匆匆地和我握了下手，那手握得機械但有力。他看上去似乎非常焦躁不安。他坐了下來，一邊不停地講著話，一邊拿起一隻煙盒，煩躁地合上又打開，掀開蓋子又關上，拿在手裡轉過來又轉過去。他的話說得飛快，一直用的是強調口氣。看到他這麼緊張，我也跟著緊張起來。他似乎沒有幽默感，但卻和孩子一樣，喜歡開開玩笑，搗搗亂。他的副官中好像有一個年輕人在風月場上混得不錯，女人們常常要打電話給他，而電話機就在克倫斯基的辦公桌上。克倫斯基的人生樂趣之一就是代替他的副官接電話，裝成自己是那位年輕的軍官，和電話那頭不知名的女子拚命調情。茶端了上來，還有一杯給他的白蘭地，當他正張口要喝，屋裡的副官攔住了他，酒精對他身體不好。聽見他像一個被寵壞了的孩子一樣，一通乞憫告憐，試圖哄著年輕人讓他喝一杯，只喝一杯。他樂呵呵的，動不動就開懷大笑。我想不通，到底是什麼特質讓他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就升到了如此顯赫的位置。從他的談話里聽不出他有多少文化，好像連普通教育也沒有接受過。他毫無人格魅力。我既看不出他思想有多活躍，也沒看出他精力有多充沛。但我實在沒法相信他的升遷僅僅是事出偶然，而能坐穩這個位子僅僅是因為沒人來頂替他。隨著談話的深入（他一刻不停地說著，好像自己累得剎不住話頭一樣），我似乎感受到了一絲可悲，我覺得自己很為他難過。我突然意識到，也許他的本事在於他能激起別人的憐惜之心，弄得別人想要去保護他，他身上有些極具感染力的東西，讓你覺得自己應該去幫助他。他具有查爾斯·弗羅曼[58]的那種非凡品質，即能激起別人為他做事的欲望。不少人都說他非常自負，我倒一點也沒看出來，正相反，我發現他質樸，且毫不做作。你不可能會懷疑他的誠實。我覺得這是一個誠心誠意盡全力做事的人，他充滿了一種極為純粹的熱情，倒不是非常想為國家服務，而是滿懷熱情地想為他的同胞們服務。他這樣感情用事，在俄國倒算是一種長處。在這兒，淺薄的情感流露就能帶來不可思議的巨大收效，但性格謹慎內斂的英國人卻會覺得這很難堪。我希望他的聲音不要這樣動不動就顫抖起來。聽到別人如此直露地表達出如此高尚的情懷，真叫人有些尷尬。但這就是英國人與俄國人之間的差異。正因為此，兩個國家將永遠是陌路人。我最終的印象是這個人疲憊不堪，他似乎被權力重擔壓垮了。我很能理解他為什麼無法果斷行事，他怕把事做錯甚於想把事做對，於是他什麼事也不做，一直等別人逼到頭上才去做。而到了那會兒，他最關心的就是如何避免承擔可能歸咎於他的責任。 高更。克里斯蒂安尼亞[59]美術館裡的一幅靜物，畫的是各式水果，有芒果、香蕉、柿子，色彩無比奇特，真難用言語描述它們會讓人產生多麼紛亂的情感。畫中有陰沉的暗綠色，像中國玉石雕成的碗一般，雖不透明，卻燦然生輝，暗示著生命的神秘悸動；有腐臭的生肉般可怕的紫色，卻又洋溢著感官享受的快樂，使人想起黑利阿加巴盧斯[60]統治下的羅馬帝國；有紅色，像冬青樹的果子那樣明艷（使人想到英格蘭的聖誕節，皚皚白雪，大家其樂融融，孩子們歡聲笑語），卻又似乎被某種魔法變得柔和下來，最終變得像鴿子胸前淡淡的顏色；有深黃色，似乎帶著奇怪的激情，漸變成春天般芬芳的綠色，又似山澗流水一般純淨。誰知道是何等扭曲的想像力創造出了這些水果？它們像是長在赫斯帕里得斯[61]玻里尼西亞的花園裡。它們看上去異常特別，似乎它們生長在凡世那段混沌的歷史時期，彼時萬物皆未定型。它們極盡奢華，帶著濃郁的熱帶風情。它們自己似乎也擁有嚴肅憂鬱的情感。這些是被施了魔法的水果，嘗上一口，也許就會為你開啟一扇大門，通往天曉得什麼靈魂之秘，或是通往想像力世界的魔法宮殿。這些水果極其危險，人吃上一口也許會變成野獸，也許會立地成仙。 * * * [1] 柯林斯（William Collins，1721—1759），英國詩人，擅以新古典時期文藝形式表現浪漫主義的情感，代表作有《黃昏頌》（Ode to Evening）、《詩性頌》（Ode on the Poetical Character）、《波斯牧歌》（Persian Eclogues）等。 [2] 德雷克（Francis Drake，1540？—1596），英國海軍上將。伊麗莎白時代最著名的航海家，是第一個航行太平洋、印度洋和南大西洋的英國人。1588年西班牙艦隊入侵，他任英國艦隊副司令。在打敗西班牙無敵艦隊的戰鬥中起了關鍵性作用，成為英國的英雄人物。 [3] 湯姆·瓊斯（Tom Jones）是英國作家菲爾丁（Henry Fielding，1707—1754）同名小說中的主人公。 [4] 此句出自英國桂冠詩人布里奇斯（Robert Seymour Bridges，1844—1930）的詩《一名路人》（「A Passer-by」）。 [5] 一戰時德國、奧匈帝國及其盟國土耳其和保加利亞。 [6] 郝麥先生（Monsieur Homais）是法國作家福樓拜的長篇小說《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中的人物。郝麥先生是個藥劑師，自私自負，喜歡長篇大論，滿口醫學名詞和理論，而實際上他對醫學根本一竅不通。他平生最大的願望就是獲得榮譽勛位團勳章，而在小說的最後他也的確如願以償。 [7] 庫普林（1870—1938），俄國作家，作品揭露沙皇軍隊的腐敗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罪惡，代表作長篇小說《決鬥》、《火坑》（舊譯《亞瑪》）等。 [8] 柯羅連科（1853—1921），俄國作家、社會活動家。代表作有《我的同時代人的故事》和《盲音樂家》等。 [9] 索洛古勃（1863—1927），俄國象徵主義詩人，著有詩集《火環》等。 [10] 阿爾志跋綏夫（1878—1927），俄國作家，頹廢文學的代表之一，其長篇小說《沙寧》鼓吹縱慾，宣揚非道德論。1923年逃亡國外。 [11] 《熙德》（Le Cid）是法國劇作家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1606—1684，法國古典主義悲劇奠基人，擅長運用戲劇場面揭示人物內心衝突）創作的劇本，是法國第一部古典主義名劇，取材於西班牙史，講的是一對青年男女在愛情和家族榮譽之間掙扎的故事。此劇1636年首次公演便轟動了巴黎。 [12] 康格里夫（William Congreve，1670—1729），英國王政復辟時期的風俗喜劇作家，擅長使用喜劇對話和譏諷手法，刻畫並諷刺當時的英國上流社會，主要劇作有《老光棍》（The Old Bachelor）和《如此世道》（The Way of the World）等。 [13] 威徹利（William Wycherley，1640—1716），英國劇作家，王政復辟時期喜劇作家之一，代表作有《鄉下女人》（The Country Wife）、《直爽人》（The Plain Dealer）等，諷刺當時庸俗、自私和虛偽的社會風氣。 [14] 哥爾德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1728—1774），英國詩人、劇作家、小說家，主要著作有小說《維克菲爾德的牧師》（The Vicar of Wakefield）、喜劇《屈身求愛》（She Stoops to Conquer）等。 [15] 《造謠學校》（The School for Scandal）是英國戲劇家謝里丹（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1751—1816，作品多為喜劇，在英國戲劇史上占重要地位）的代表作。劇本講的是一幫貴族男女整日以造謠生事為樂，專門破壞別人的名譽和家庭幸福，這個故事揭露了英國上層社會的虛榮、貪婪和虛偽。 [16] 科策布（Friedrich Ferdinand von Kotzebue，1761—1819），德國劇作家，曾流亡國外，在俄國任官職，後由俄皇派往國外，被視為間諜，遭暗殺。寫有《恨人與悔恨》、《捕獵》等大量劇本。《德國小市民》（Die deutschen Kleinstädter）這部喜劇充分展現了德國的鄉村生活。 [17] 阿諾德·本涅特（Enoch Arnold Bennett，1867—1931），英國小說家、批評家，寫過許多以家鄉五座工業城鎮（即the Five Towns）為背景的小說，主要作品有《五鎮的安娜》（Anna of the Five Towns）、《老婦人的故事》（The Old Wives' Tale）、《克萊漢格》（Clayhanger）等。 [18] H·G·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英國作家，主要作品有科幻小說《時間機器》（The Time Machine）和《星際戰爭》（The War of the Worlds）等。 [19] 貝斯沃特大街（Bayswater Road）是倫敦西區的一條大街，是倫敦最繁華的街區之一。不少名人，比如《彼得·潘》（Peter Pan）的作者巴里（Sir James Barrie，1860—1937）和英國前首相丘吉爾（Sir 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等，都在這條街上住過。 魯里坦尼亞王國（Ruritania）是英國作家霍普（Anthony Hope，1863—1933）在小說《曾達的囚徒》（The Prisoner of Zenda）中虛構的一個中歐王國的名字，在那裡上演著一出出陰謀、一幕幕浪漫。因此在英語中，「魯里坦尼亞王國」便是「浪漫國」的代名詞。 [20] 即Of Human Bondage，1915年出版。 [21] 凡爾蒙子爵（Vicomte de Valmont）是法國作家拉克洛（Pierre Choderlos de Laclos，1741—1803）的書信體小說《危險關係》中的人物，他與梅黛女爵（Marquise de Merteuil）兩人以性為武器，不斷互相詆毀。 喬治·黑爾爵士（Sir George Hell，「Hell」即「地獄」）是英國作家比爾博姆（Sir Max Beerbohm，1872—1956，英國漫畫家和作家）的短篇小說《幸福的偽君子》（The Happy Hypocrite）中的主角。他原是一個喜好聲色犬馬、流連賭場的花花公子，愛上清純的女舞蹈演員珍妮·梅爾（Jenny Mere），向她求婚卻遭到拒絕。珍妮表示自己只願嫁看上去像是聖人的人。黑爾爵士便買了一副面具，重新求婚，這次成功了。戴著面具的黑爾爵士不僅看上去像個聖人，還大行善舉，生活節儉，同以前的自己判若兩人，甚至連結婚證書上的名字也改作了喬治·黑文（George Heaven，「Heaven」即「天堂」）。婚後一個月，一次意外中黑爾爵士的面具被扯破，他原本擔心珍妮看到自己的本來面孔會離他而去，但卻發現自己的臉已和那面具長得一樣，成了聖人臉。 [22] 扎赫爾·馬索赫（Sacher Masoch，1836—1895），奧地利作家，代表作是《穿裘皮的維納斯》。他自己有受虐狂傾向，而筆下的男主角則個個都是受虐狂，作品多為虐戀文學。心理學上便用他的姓引申出 「masochism」 「masochist」等詞，用來指「性受虐狂；受虐狂」等心理病症和有這種心理疾病的人。 [23] 阿廖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一個人物，是作者心中的理想人物。阿廖沙是老卡拉馬佐夫的小兒子，與他的兄長們不同，他純潔善良，童心未泯，公正無私，與世無爭，富有同情心。他堅信宗教才是這黑暗世界中唯一的光明。他對所有人，包括他那個貪淫好色的父親，都懷著愛心。人們信任他、喜愛他，向他敞開心扉。 [24] 斯塔夫羅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群魔》（又譯《鬼》）中的人物，是一個沒有道德準則，荒淫無恥、專門玩弄女性感情的貴族少爺。 [25] 《天堂獵犬》（The Hound of Heaven）是英國修士、詩人湯普森（Francis Thompson，1859—1907）的長詩。 [26] 穆迪（Dwight Lyman Moody，1837—1899），美國的一位福音傳道者；桑基（Ira D. Sankey，1840—1908），一位美國作曲家、福音歌手。兩人一起走遍英美兩國，穆迪布道，桑基唱歌，呼籲人們皈依基督教。他們共同創作了許多福音歌，並出版了好幾本基督教頌歌。 [27] 加博里奧（Emile Gaboriau，1832—1873），法國作家，人們一般認為他是偵探小說的開山之祖。 [28] 歐仁·蘇（Joseph Marie Eugéne Sue，1804—1857），法國通俗小說家，倡導長篇連載小說，以描寫城市生活陰暗面著稱，代表作有長篇小說《巴黎之神秘》（舊譯《巴黎的秘密》）、《流浪的猶太人》等。 [29] 亞歷山大詩格（Alexandrine）是詩歌的一種韻律格式，要求每行詩含有六音步或十二音節抑揚格，三音步後一停頓。 [30] 波倫亞畫派（the Bolognese School）指的是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在義大利北部城市波倫亞興起的畫派。該畫派的信條是取前代大師的優勢，博採眾長，創作出更優秀的作品。但在實踐中，這個畫派卻流於模仿主義，作品大多毫無生氣、虛有其表。 [31] 於連·索雷爾（Julien Sorel）是法國作家司湯達的著名小說《紅與黑》中的主人公。 [32] 艾爾·格列柯（El Greco，1541—1614），西班牙文藝復興時期的著名畫家。「艾爾·格列柯」並非其本名，只因他出生在希臘，畫作上又總用希臘字母簽名，他便得了「El Greco」（西班牙語中「希臘人」之意）這個諢名。格列柯的作品多為宗教畫、肖像畫，受風格主義影響，色彩偏冷，人物造型奇異修長，代表作有《奧爾加斯伯爵下葬》等。 [33] 奧克塔夫·弗耶（Octave Feuillet，1821—1890），法國作家，出版了許多部小說，代表作有《小伯爵夫人》、《卡莫爾先生》等。 [34] 謝爾比列（Charles Victor Cherbuliez，1829—1899），法國小說家，代表作有《挑戰》、《羅薇爾小姐》等。 [35] 於斯曼（Joris-Karl Huysmans，1848—1907），法國頹廢派作家，代表作有《沉浮》、《逆流》等。 [36] 瑪蒂爾德公主（Mathilde Laetitia Wilhelmine Bonaparte，Princesse Française，1820—1904），拿破崙一世的侄女，法國公主。她的沙龍里聚集了當時的文學藝術名流。 [37] 赫爾岑（1812—1870），俄國作家和政治活動家，倡導適應俄羅斯國情的社會主義，即農民民粹主義。1861年制定解放農奴法令時，他抨擊該法律背叛了農民。之後，他便把精力完全投入到《往事與隨想》的創作上，這本散文集被公認為俄羅斯最偉大的散文作品之一。 [38] 巴枯寧（1814—1876），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和理論家，1864年參加第一國際。他反對馬克思主義，從事分裂活動，1872年被開除。 [39] 安東尼·特羅洛普（Anthony Trollope，1815—1882），英國小說家。以虛構的巴塞特郡系列小說（Chronicles of Barsetshire）著名，包括《養老院長》（The Warden）、《索恩醫生》（Dr. Thorne）等，其他重要作品還有政治小說《首相》（The Prime Minister）、《你能原諒她麼？》（Can You Forgive Her？）等。 [40] 涅瓦大街是俄羅斯聖彼得堡最著名的大街，全長四公里。一路有圖書館、博物院、音樂廳、飯店等，旁邊還有一條運河流過。 [41] 邦德大街（Bond Street）是倫敦主要商業街道。 [42] 和平大街（Rue de la Paix）是巴黎的一條大街，以優雅奢侈著稱。 [43] 科拉·珀爾（Cora Pearl，1835—1886），十九世紀巴黎著名的交際花。 [44] 奧爾唐斯·施奈德（Hortense Schneider，1833—1920），法國十九世紀的著名女高音歌唱家。 [45] 風鳴琴（Aeolian harp）是一種由風力鳴響的弦樂器，名稱源自希臘風神埃俄羅斯（Aeolus）。由一長窄的木質音箱構成，上面縱向張以十或十二根羊腸弦，弦線長度相同，但粗細不一，所有弦線調成同度音。風力使其振動，依次發出更高的和音。 [46] 薩溫科夫（1879—1925），二十世紀初俄國的一個政治人物，組織和參與了多起震撼俄國的恐怖行動。1906年被捕，成功越獄，後一直流亡國外。1924年試圖重返俄羅斯時再次被捕，後在獄中自殺（一說是被秘密處死）。他著有《一個恐怖分子的回憶錄》等作品。 [47] 普列韋（1846—1904），沙俄的內政部長。塞爾吉烏斯大公（1857—1905），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兒子，在其兄亞歷山大三世和侄子尼古拉二世統治時期對政壇極有影響。 [48] 塞瓦斯托波爾是黑海邊一城市，現屬烏克蘭。 [49] 里維埃拉（the Riviera）是南歐沿地中海一地區，在法國東南部和義大利西北部，是假日遊憩勝地。 [50] 康坦·德·拉圖爾（Maurice Quentin de Latour，1704—1788），法國洛可可時期的肖像畫家，特別擅長運用水粉。 [51] 敖德薩市是前蘇聯西南部港口城市，現屬烏克蘭。 [52] 馬可·奧勒留（Marcus Aurelius，121—180），羅馬帝國五賢帝時代最後一個皇帝，公元161年至180年在位。其關於斯多葛哲學（stoicism）的《沉思錄》（亦譯《自省錄》）是歷史上最重要的書籍之一，全面闡述了他的宗教觀和道德觀。其統治時期常被認為是羅馬的黃金時代。 [53] 《威弗利》系列小說（Waverly novels）指的是英國蘇格蘭小說家司各特的一組歷史小說，以十八世紀蘇格蘭詹姆斯黨人起義為題材，歌頌高地人民的英勇，也哀悼蘇格蘭氏族社會必然衰亡的命運。主人公威弗利既懷著正統思想，又同情起義者，在兩個陣營之間徘徊不定。這個人物類型在司各特的歷史小說里一再出現，被文學評論家稱為「中間道路」主人公。 [54] 切爾諾夫（1873—1952），俄國社會革命黨創始人。 [55] 克倫斯基（1881—1970），俄國政治家，曾參加過社會革命黨，擔任過俄羅斯臨時政府總理、海軍部部長和俄軍總司令，後反對蘇維埃政權，逃往美國。他善於誇誇其談，又野心勃勃，列寧曾諷刺他是「小拿破崙」和「小牛皮家」。 [56] 聖茹斯特（Louis-Antoine-Leon de Saint-Just，1767—1794），法國革命領導人。1794年被捕，與羅伯斯庇爾一起被處以死刑。 [57] 科爾尼洛夫（1870—1918），1917年反革命叛亂首領，原先為沙俄將軍。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後任彼得格勒軍區司令，同年8月被任命為臨時政府軍隊總司令。9月發動軍事叛亂，迅速被工人和革命軍隊粉碎。11月逃至頓河一帶，組織反革命的「志願軍」。次年被擊斃。 [58] 查爾斯·弗羅曼（Charles Frohman，1860—1915），美國的一名劇院經理，以其成功的訂票機制、劇場經營，以及對有前途演員的提拔等舉措影響了美國的劇院產業。 [59] 克里斯蒂安尼亞（Christiania）為挪威首都奧斯陸（Oslo）的舊稱。 [60] 黑利阿加巴盧斯（Heliogabalus）即埃拉阿加巴盧斯（Elagabalus，204—222），羅馬皇帝，荒淫放蕩，臭名昭著，強令羅馬人崇拜太陽神；他處決異己，任人唯親，還大搞同性戀放蕩聚會，激怒了羅馬社會。他宣布立堂兄弟亞歷山大為繼承人，後又改變主意，引起了禁衛軍譁變。禁衛軍將其殺死，擁立亞歷山大為帝。 [61] 赫斯帕里得斯（the Hesperides），為天后赫拉看守金蘋果園的眾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