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站：奧斯維辛 · 二十二
「弗里德爾，能待多久就待多久！」
「不，親愛的，太危險了。」
「聽我的。」
他們沒有達成一致，但是弗里德爾得走了，她在忙著找衣服。隨後，燈一亮，漢斯就找機會進到樓里去了。
漢斯沿著正在出發的長隊走了回去。他們凍得瑟瑟發抖，因為他們已經在室外站了幾個小時了，而且身上幾乎沒幾片衣服。那幾片棉麻破布一點也不禦寒。有些人裹了一件床單。但是很多人不敢，仿佛就算這些營地已經被廢棄了，營地的規則依然要遵守。
19號樓里的護士們集合了。賽普收到了指示。他們帶著擔架去更衣室，在那邊給病人們發衣服。
八點鐘，所有被分配的小隊都出發了。天亮了，漢斯剛才正在往23號樓走，就迎面碰上了工頭，他正在找護士給女子營區幹活。那就索性打開天窗說亮話吧，漢斯問道可不可以跟去，和他的妻子告別。羅馬尼亞人笑了一下。
看到他來，弗里德爾很開心。已經有一批婦女被送走了，人們在四處找她，但是她藏在了閣樓上，因為她還想和他告別。漢斯剛來了一眨眼的工夫，工頭就招呼他過去，閣樓上有個炭烤箱，得拿到洗衣房去。
漢斯在心裡咒罵著，但是不敢不從。他去閣樓拿了烤箱，這是個龐然大物，但是漢斯生氣時偏偏喜歡搬重物。他一口氣把烤箱拖到洗衣房，摔在那裡。剛站著休息一會兒，就又看見工頭帶著幾個年輕人來了。他們什麼東西也沒拿。所以就他一個人得搬東西，而不能待在妻子身邊。這工頭真是欺人太甚。那現在輪到他耍滑頭了。工頭和那些年輕人去了檔案室取文件，因為要把所有東西都燒毀。漢斯趁機就跑了。等他再站到弗里德爾面前時，覺得自己有點不好意思。
「你真不想留下來嗎？」漢斯問道。
「不，他們會把所有病人都殺掉。」
「太殘忍了，我們能挨得過去嗎？」
「沒辦法，漢斯。跟我保證，你一定要離開。」
他遲疑了一下。他答應了，但是同時覺得這是他第一次欺騙她，因為他對前路並不害怕。這時候門開了，是柯萊特。
「我告訴薩拉她要留在這兒，但是她不敢。」漢斯說他不懂這些女人怎麼想的，但是現在無濟於事。
這時樓里傳來了吼叫聲：「所有人集合！」分別是短暫的，弗里德爾害怕自己會軟弱。每次情緒翻湧，她都會趕快逃走。
在門前漢斯再次轉過身來，但是她舉起手臂，仿佛在求他走一般，她不想讓分別變得更艱難。
那天沒有發生什麼特別的事，漢斯仿佛麻木了一般。兩年來，他們一直並肩戰鬥。很多次都差點功虧一簣，但他們依然在對方身邊。先是下火車時的篩選。然後是他在比克瑙那令人提心弔膽的一個月，之後是搬家到10號樓。每次他們都重新找回了對方，可是這次呢？
第二天一早，廚房的囚監帶著一封信來了。「漢斯，我從昨天開始就在女子營區了。我覺得你說得對。留下來或許更好，每個人都想留下，但是那是不可能的。要是薩拉沒那麼傻該多好！我們隔壁的樓剛剛被清空了，他們用槍托把女孩子們趕走了。好吧，我會盡力的，親愛的。堅強點，我們會再見到對方的。他們已經來了。再見了，我的小伙子。」漢斯讀了一遍，又再讀了一遍。她說的「如果薩拉沒有那麼傻就好了」是什麼意思？他去找了柯萊特。
「我昨天拿了三套男人的衣服去了23號樓。給那兩個叫薩拉的，還有弗里德爾。但是我家的薩拉不敢穿。」
漢斯怎麼就沒想到呢。這可是個好辦法，穿男人的衣服，共同進退。「你現在要怎麼辦，阿福隆斯？」
「我們不走，任何情況下都不離開。你看吧，今天營里剩下來的人也會走，可能只有病人會留下。但是我們要藏起來，我不想半路死在雪地里。」
「你要藏在哪裡呢？」漢斯問道。
「你要是能保守秘密的話，我就讓你看一下。」
他們在消毒室的地下室里的一大堆髒衣服下面，做了一個藏身之處。地下室是水泥做的，上面的樓是木頭做的。就算樓塌了，他們也還是安全的。看起來阿福隆斯的消息很靈通。
大約十一點鐘，營長風一樣地衝進營地：「所有人集合！」連廚房工作人員都離開了。只有醫院裡還什麼都沒發生。黨衛隊顯然已經不在這兒了，他們已經和運輸隊伍走了，從那一刻開始，整個營地都被洗劫了。
更衣室里的衣服被拿走了，財物室里的袋子被撕開了，每個人都挑最好的東西拿。廚房下面的庫房被打開了，那些自己都走不動路的病人，坐在那裡往嘴裡猛塞肉罐頭和酸菜。還有更厲害的：他們在地下室找到了伏特加。波蘭伏特加和酒精差不多，只是稍微淡了一點，滾燙地滑過喉嚨，一點味道也沒有。
傍晚，第一批受害者出現了：酒勁兒上來了，上吐下瀉，痛苦不堪，還有一些人橫躺在街上，要麼迷迷糊糊地倒在水溝里，酩酊大醉。這一晚真是不安生！
八點鐘，工頭帶了幾個親信來了。所有能走路的人，都得準備好。幾乎每個人都想走。只有波蘭人得留下，他們全都表示自己實在病得沒法動了。他們顯然在盼望游擊隊的到來。大家無休止地討論著能等到誰。
每座樓都得留下幾個醫生。19號樓留下的是阿克曼，一個非猶太裔的荷蘭人，還有漢斯，比起運輸中的危險，他選擇了營地的危險。漢斯指望著柯萊特和他的西班牙夥伴們。
十點鐘的時候，工頭喊道：「每個人都要出來。」接下來賽普做了個驚人的舉動。他把門從裡面關上，用身體擋在前面，對每個想要出去的人呵斥道：「蠢貨，就你那病懨懨的身子，到那冷風裡去，你猜猜會怎麼樣。要是羅馬尼亞人來抓你，現在也還早著呢。」
但是羅馬尼亞人沒有來抓他們。工頭只帶了幾個人，應付不了這種情況。他全副武裝，頭戴頭盔，背上背著馬槍，手裡舉著燈，一點都不舒服。因為他的好日子結束了。於是他完全沒注意到19號樓沒人來集合，所以賽普這一刻的堅決，拯救了幾百人的生命。
醫院的人走了之後，營里很空。三座醫院裡還躺了幾百個病人，都是走不動路的，然後就是人滿為患的19號樓，全都是病人，還有營里各種在賽普這裡躲避的人。
夜裡大約十一點，發生了一個意外。阿克曼和幾個人去廚房拿生活用品。在廚房前面的空地上站著一個黨衛隊隊員。他自然以為這些人是來廚房打劫的，於是沒有警告就直接開了槍。阿克曼的腹部中了一槍，一個小時後便死去了。漢斯聽到阿克曼的意外，感覺應該發生點什麼事了，因為機會可能真的就在現在。
他去了消毒室。西班牙人正在爭論不休。有些人建議在地下室躲藏，另一些人——包括柯萊特——更想逃跑。他們在一個庫房裡找到了一把衝鋒鎗，要是遇到一小撮黨衛隊隊員，他們還可以抵抗。
他們決定讓漢斯和柯萊特研究下情況。在能看到大門的15號樓處亮著燈。那是需要留守的消防隊。他們從音樂廳拖來了一架鋼琴，鬧出來好大動靜。就像是個怕黑的小男孩，大聲唱著歌來掩飾恐懼。
他們承認形勢岌岌可危，但是並沒有什麼新消息。俄國人還沒到克拉科夫，在他們到達奧斯維辛之前，什麼都有可能發生。
漢斯和阿福隆斯一出去，就聽見大門口有聲音。說的是德語，但是是一種聽不懂的方言。他們從廚房邊溜過，用一個小鏡子觀察角落，看見兩個國防軍士兵——兩個年紀大的男人，在放哨。他們溜回了15號樓，又走到大門口。
「晚上好。」士兵說道。
「晚上好，您是這兒的警衛嗎？」
「對，我們一伙人住在附近的一座樓里。」一個士兵想要用培根買阿福隆斯的手錶。阿福隆斯一邊和他討價還價，一邊想從他這邊打聽到更多信息，這時突然來了一輛汽車。他們想走卻已經來不及了，汽車裡的人叫他們回來。那是黨衛隊上級突擊隊大隊隊長克勞斯，就是剛剛打死阿克曼的那個人。
「你們在這兒做什麼？」
「我們是護士，正在查房。每個小時我們都要巡查一圈，看看有沒有什麼特殊情況，比如樓里有沒有著火之類的。」漢斯信口說道。
「安保的事情就交給我們吧，別再出來了。我正在忙著給還在這邊的病號安排車。現在大概還有多少人？」
「2000。」漢斯誇大其詞道，讓安排車顯得不是那麼簡單。
「好，明天天亮，我就來接你們。」漢斯一回到消毒室，大家就快速做出了決定。他們打算衝出去。
一共分成了三組人：一組由克萊夫那領導，去建築工地，那邊有一個地堡；第二組可以一路藏在城市通往營地的道路邊；西班牙人則去拉斯科，在那能看見沿著索瓦河往西去的路。他們差不多都帶了些武器裝備，如果被發現，也不會束手就擒。
西班牙人最後出發。漢斯叫上了范登霍夫，他的荷蘭值班人員，和他一起去。夜裡一點鐘，28號樓後面的電網被切斷了。塔樓上站著一名囚犯，是新營區警察的一員。按理說他們要負責維護營區秩序。但是實際上他們只是在塔樓上來回溜達，留意著是否有危險的黨衛隊來到營區，或者如果有人要逃跑，道路是否暢通。
一切都很安全。除了克勞斯，營地里再沒看見黨衛隊隊員。大門口的士兵們也搞定了。外面一片死寂，霧蒙蒙的空中飄著雪花。年輕人們儘可能悄無聲息地走著，彼此離得很近，這樣每個人都能看見前面一個人的身影。最前面走的是魯迪，一名西班牙共產黨人，他在拉斯科工作過，路很熟。
過了半個小時，他們到了村子上。村子看起來已經完全被遺棄了。他們來到了魯迪看上的那座房子。門沒鎖，他們進去，爬上樓梯。到了閣樓上，阿福隆斯點燃了一小支蠟燭。裡面堆滿了架子，那是夏天用來種菜的。
「我給這個房子標上『禁止通行』，」阿福隆斯鄭重地說，「西班牙語的禁止通行，他們應該看不出來。這是西班牙內戰的政府擁護者的口令。每個人都把它像誓言一樣傳誦著。」
夜晚冷得讓人想要罵人，他們只帶了幾條床單，也不敢在房子裡生火。你永遠也不知道村子裡會不會還有一個德國鬼子。漢斯在這寒冷里難以入睡。他再次想起了弗里德爾，她會怎麼走，不停地走，還是或許在哪裡找一個倉庫或工廠躺一會兒。一切可能都會不一樣。如果薩拉勇敢一點的話，她們現在應該在一起。他們在這兒相對安全。可是弗里德爾走的是一條多艱難的路啊……不，他不想再去想了，不可以再想了。幾分鐘之後，他睡著了，但是旁邊的人一旦發出一點小小的動靜，他就再次驚醒了。
他的恐懼在夜裡塑造出了一個他抹不去的景象：弗里德爾在雪地里的驚悚景象。她有時候獨自一人躺在那裡，脖子上有一處槍傷，然後埋在一堆屍體下面；有時候她躺在那裡，臉上有一抹安詳的微笑，仿佛她人生的最後一刻是在回想有關他的甜蜜回憶，然後她的臉再次被懼怕和恐怖扭曲了。但是每次都是一樣：弗里德爾在雪地里。
天終於亮了，漢斯很欣慰。其他的青年也都醒來了——因為感覺到了解放的臨近，他們大部分人都睡得很好，而且很安心。他們從閣樓的窗戶向外望，望向被雪覆蓋的田野。他們可以看到那條沿著河邊的道路，還有伐木的大風車。無處可見生命的跡象，沒有一根煙囪里有煙飄出。一切都顯露出一副完全被拋棄的景象。他們自己的蹤跡也被雪掩蓋了，他們感到很安全。
下面的房間是工作室。桌子上擺著木匠的工具。他們把工具扔到一邊，把房間擺設了一下。他們把行李放在柜子里。漢斯沒什麼行李，只有一小盒繃帶，還有一些他放到共同儲備裡面的物品。
地下室有很多煤球。他們因為是否要生火產生了爭執。畢竟從遠處會看到煙，最後他們對溫暖的渴望還是戰勝了謹慎。
隨著一天又一天地過去，他們越來越放心了。起先他們只會為了找冰化水喝才會出門。後來他們開始在村子裡探路，直到女孩們以前住過並做過園藝的遺棄營區。營房很漂亮，園藝是一個比較吃香的任務。
漢斯看到飯廳的時候很傷心，桌上的碗裡還有剩下的湯，到處撒落著女孩們留下來的小物件：一小團羊毛線、一個吉祥物、一把梳子或者一方手帕。這些女孩現在怎樣了呢？然後關於弗里德爾的那個景象又出現了。
但是現在不是感傷的時候。他們將草墊拖回到房子裡，還有一些食物以及其他可供便用的物品。火燒得不錯，他們吃得很香，一個人在閣樓窗前放哨，其餘人在溫暖房間的草墊上睡覺。他們的床單足夠，當疲倦和舒適感一併襲來，他們昏昏欲睡，即使是最恐怖的景象也逐漸化為淡淡的悲傷。漢斯沉沉地睡了幾個小時。
第二天沒有發生什麼特別的事。在這片肅靜的積雪荒原上看不到一個人影。三天之後，忽然有人撞門。他們嚇壞了。那是一個國防軍的士兵。閣樓上放哨的人沒有看到他過來，樓上有一個觀察死角。那個士兵肯定是從那邊過來的。
他們交流了一下。「放他進來。」阿福隆斯說。
他們戴上帽子，遮住光頭，然後打開了門。士兵打了個招呼，絲毫沒有懷疑。
士兵問他們是怎麼來到這鳥不拉屎的地方的。
他們說自己是奧地利的民工，在克拉科夫旁邊的一座工廠里勞動。俄國人來了，他們就逃了。
士兵說他們走了三天，現在想停下來休息一下再走，一會兒一整隊人都會來。
士兵走後，阿福隆斯對納瑟，一個西班牙共產黨人，大發雷霆。他身上還穿著囚犯的褲子。「蠢貨，你搞不好會把我們全搭進去！在營地里找到平民的服裝不難吧。」還好，有個人多帶了一條平民的褲子。
他們和士兵們一起住了幾天。阿福隆斯和魯迪還坐了一段他們的車。他們有滿滿一車生活用品，都是從營地里的黨衛隊食堂偷出來的。他們也分到了一些，罐裝的煉乳、香腸、蜜餞、肉，還有香檳。黨衛隊東西不少嘛！他們還在那裡找到了一把薩克斯，給漢斯帶了回來。
下午，進來了一個士兵，比其他人更機靈一點。他開始講一個他們追擊游擊隊員的故事，並用探尋的眼光看著他們。漢斯開始和他對話，想要轉移話題。但是這個士兵指著他說：「你長得挺像猶太人的，把帽子摘了。」
大家嚇了一跳，房間裡一陣死亡般的寂靜。
「嗨，關我什麼事兒呢，」士兵打破了尷尬，「我又不像那些該死的黨衛隊一樣。」
大家吸了口氣，漢斯驚恐不已，趕緊給了士兵三罐煉乳。士兵走了之後，大家都開始攻擊漢斯：他為什麼不低調一點。為什麼他這麼蠢，還給士兵煉乳，這種賄賂的手段太小兒科了。那個人要是有什麼歹心，幾罐煉乳是攔不住的。
漢斯承認他們說得沒錯。「我當然和其他藏起來的猶太人一樣，是被抓起來送到這裡來的。在荷蘭也是衝突不斷，那邊有各種猶太人。從來沒有參與過政治的知識分子，和對情形完全不了解的小商販一樣，都用非法的途徑躲藏起來。但是因為政治知識的缺乏、略顯笨拙的姿態，他們經常會出賣自己和收留自己的人，於是被送到這裡。但是我會注意的。」
士兵們當天就離開了。晚上天剛擦黑，雅克和魯迪就上路了。他們去營地里看看有沒有什麼新鮮事。不，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營里完全是無人看守的狀態，人們生活美好。雖然大多人都病得很重，但是有足夠的護士和游擊隊員在維護著秩序。只有一點：他們聽說比克瑙那邊還有幾千個女人。
阿福隆斯對這個消息特別感興趣：「幾千人，怎麼可能？比克瑙上周開始清洗，現在都快空了，不過確實還有3000個婦女上了路，她們是從我們的女子營區走的，然後可能還有被送走的女人回來。可能她們真的被俄國人關起來了。明天一早我就去，我的妻子肯定在那兒。你去嗎，雅克？」
「讓我也跟著去吧，」漢斯請求，「或許弗里德爾也在那兒。」
「你？你添的亂還不夠嗎？」
漢斯起先沒有答話。他覺得應該沒事的。
軟磨硬泡之下，他們還是答應讓漢斯去了。
但他得完全按照阿福隆斯說的做，不能離隊，要是在路上遇到別人也不可以和他們說話。他溫順地笑著。他們對他作為游擊隊員的能力失去了信心，但還是帶上了他，畢竟他對這次旅程這麼有興趣。
天剛破曉，他們便上路了。阿福隆斯打頭陣。他猶豫良久，還是決定不帶那把衝鋒鎗。他們走過女孩們的營房，到了一片空曠的野地上。雪積了30厘米厚，但攔不住他們的腳步。他們穿著長筒靴和羊毛襪。
一個小時之後，他們到了鐵路線上。在那就能看見比克瑙的營房了。在營地的大門，他們看到一個女人，在雪地里，靠著一根柱子坐著。
女人用手慢慢地比畫了一下。漢斯在她身邊蹲下。
「已經到了吃飯的時間了嗎？」女人的聲音小得幾乎聽不見。然後她又昏昏睡去。顯然她在雪地里已經坐了很久。
雅克催促漢斯往前走：「難道你還想把在雪地里躺著的幾千個人都關懷一遍嗎？」
雅克說得對。他們沿著橫穿這座營房城市的鐵軌走著。鐵軌兩旁的營房無限延伸下去。一切都是白色的，死氣沉沉。鐵軌旁還有一條路，中央營區大街，路邊——雅克說得沒錯——躺著許多女人，大約每隔十米就能看見一個。
這些基本都是上了年紀的女人，身體虛弱，在這條通往死亡的道路上一開始就堅持不住，可能在幾個小時的點名中就倒下了。她們都用一種詭異的姿勢躺著。漢斯見過很多屍體，但這麼詭異的還沒見過。有些人抱著膝，有些人一隻手舉在空中，好像生命的最後一刻還在嘗試爬起來。但是她們的頭都被從頸部的槍傷中留出的鮮血覆蓋，那是她們那「富有人性」的領導者開的槍，幫痛苦的她們做個了斷，或者是為了不給她們被俄國人解救的機會。
很多女人幾乎都是赤身裸體的，她們的衣服被周圍的人扯掉了。沒有一個人的腳上還穿著鞋子。
他們在這成排的營房中間走了一里地，看到雪中有一些蹤跡，偏離了主路，穿過兩排營房。他們循著蹤跡跟了上去。
往前幾百米，出現了第一個活物——一個女人，還是個孩子。她一看見他們，就趕快逃進營房裡去了。他們跟了過去，阿福隆斯推開了門。他們倒吸了口冷氣，腿也挪不動了。讓人難以忍受的厭惡湧上來，就好像是一個病人在甜膩的三氯甲烷中感受到死亡在他身上蔓延。漢斯杵在門口，因為這座地獄，聚集了幾百個可憐的生命，這座倉庫裡面有那麼多徘徊在死亡邊緣的人，這讓他感到暈眩。
那些活著的可憐人的目光聚集在他們身上，那些「幸運的」屍體橫七豎八地躺在床上。這些和他們出現時聽到的輕微的哀嘆聲、哭泣聲和求助聲混在一起。他們鼓起勇氣，走進了營房。
他們和最有氣力的女人們聊了幾句，聽到的都是同一個故事。六天前，整個營地的人都要上路。包括所有護士，所有病人，甚至連路都走不了幾步的人，都要一起走。剩下的人留在床上躺著。沒人給她們食物，沒人照顧她們，沒人搬走屍體，沒有人有力氣做這些事。只有少數幾個人還能出去方便一下，其他人就順其自然地便溺在床上，排泄物的臭氣和屍體的臭味混在一起，那潮濕陰暗中產生的氣體凍住了手腳。
他們和一個捷克女孩聊了起來。這些女人都是從比克瑙出來的。她們完全不知道把人運送出去的事情。她自己和雙親、妹妹是從特萊西恩施塔特被抓到比克瑙的。因為她們是雙胞胎，所以全家最初幸免於難，因為營地醫生喜歡給雙胞胎做血液研究。但是她們的父親後來失蹤了，母親兩個月前死於痢疾。她現在和妹妹躺在一張床上。她的妹妹昨晚死了。妹妹臨死之前，讓她幫忙把身體翻過來，好看姐姐最後一眼。她花盡了力氣完成了妹妹的這個願望。今天她也會死去，她已經油盡燈枯了。
漢斯在心裡罵了一句。他想到這家人，父親、母親，還有兩個年輕女孩……他能想像到他們在布拉格的樣子。那是個夏天，他們出去散步，然後坐在露台上，喝著可口的飲料。父親說著工作上的事，母親稱讚他做得好，多年努力工作之後，他們過上了理想的生活。姐妹倆和一個過來打招呼的男同學開著玩笑。
「哈！」父親說，「你們倆哪個是那個幸運女孩啊？」
她們臉紅了，全家都笑了。
現在呢，現在整個家都散了。最後一個還活著的人躺在這裡，雙腳凍僵，頭靠著她美麗的妹妹的屍體，哭著等待死亡的來臨。
他們去了下一個營房。門口站著一個匈牙利男人。
「您是怎麼來到這兒的？」雅克問道。
男人很緊張，他轉過身去，仿佛有人在他身後威脅他一般。他抓住雅克的胳膊，又鬆開。手在頭上撓了幾下，又看向身後。他給人一種非常迷茫的印象。他用磕磕絆絆的德語說道：「上個星期被運送走的。我們一群人，一共有1200個人。路途艱險，不分日夜地走。我自己腿腳還比較利索，這個小隊還不錯，但是好多人累壞了。第一天就倒下了至少上百個人。如果他們摔倒在雪地里，黨衛隊隊員就數到三，然後開槍。
「我們一天就走了40公里。然後繼續走，3天走了300公里，還剩下700人。上西里西亞的所有路邊都躺滿了屍體。第三天晚上有些不對。我們停了下來，黨衛隊隊員們忙碌地爭論。似乎我們走的這條路被俄國人封鎖了。我們從林間小路繼續走，那是一條低塹路，黨衛隊走在路邊，比我們高几米。忽然他們就開槍了。我在一個樹樁旁邊臥倒，就這樣活了下來。黨衛隊走了之後，我又站了起來。有些人沒死，他們輕聲呻吟，卻沒法再走路了，都是肚子或者腿上中槍。我們三個人開始往回走。白天我們藏起來，晚上再出來。有時候我們能從農戶那裡討點吃的。」
「所有被運走的人都是這個下場嗎？」漢斯問道。
「這我不知道，但是應該看不到多少人回來了。」
沒錯，他已經不抱什麼希望了，那景象可能真就是現實。生命還在繼續，地球還在不停轉動，這真奇怪。我們覺得我們和親人是宇宙的中心。但是，無論我們是幸福地活著，還是在雪地中悽慘地死去，宇宙都不會因此而受到干擾。
他們進了第二座樓。漢斯在那裡發現了一個荷蘭女孩，她叫阿德海德。她懇求漢斯幫助她。他從口袋裡翻出一塊麵包給了她。她像一隻餓極了的動物一樣抓住，她身邊的女人們直起身來，也希望得到點東西。
漢斯一一允諾了。不然他還能怎樣呢？但是他知道自己無法實現承諾，他知道自己在這兒幫不上什麼忙。就算他能往這邊拉點東西過來，也沒有什麼幫助，只會引發爭鬥和更多的苦難。因為一共有五個這樣的營房，有2000個女人，中間還有幾百具屍體。誰能來幫忙呢？俄國人嗎？他們在哪兒呢？為什麼那大炮的聲響沒有逼近？
當然，這2000個可憐人，比起在柏林慘死的那上百萬人，只是冰山一角。但是他們是這場巨大的戰爭鬧劇的倖存者。他們終將會成為史書上黑暗一頁上的幾個字——比克瑙。
等他們回到「禁止通行」那個屋子的時候，已經是晚上了。他們坐在火爐邊，爐火燒得正旺。范登霍夫煮著咖啡，忽然，正在放哨的阿福隆斯向他們喊道：「過來了一個頭上綁著繃帶的女孩。」
他們蜂擁至閣樓的窗前，討論著接下來該怎麼辦。
那女孩離他們幾百米遠，摸索著在房子之間緩慢穿行。由於天色漸晚，他們無法分辨這是個什麼人，但是她頭上的白色繃帶很顯眼。
「讓雅克和魯迪過去，」阿福隆斯建議道，「小心點。」
「好，我們先去瞭望塔再回來，這樣我們可以經過她。」
他們出門了。幾分鐘後，他們站在了她面前。女孩嚇了一跳。她用德語問他們是誰。
「工人，住這兒附近。有什麼我們能幫你的嗎？」
她猶豫不決地看了這些人一眼，靠在門柱上，再也無法自抑地哭了出來。雅克用胳膊摟住她，帶她去了「禁止通行」屋。看到火爐前的男人們的光頭時，她流著淚笑了。他們讓她在火邊坐下，范登霍夫倒了些咖啡。
馬克斯直奔主題：「你是從哪兒來的，怎麼傷成這樣？」
女孩嚇得癱到地上。
「該死的，你讓她先緩一緩！」漢斯吼道。
女孩看了看漢斯。
「您是荷蘭人嗎？」她用荷蘭語問道。
漢斯沒想到她說荷蘭語，於是向她介紹了自己。
「我記得在韋斯特博克見過您，」她回答道，「我叫露絲……登記的時候我也在。」
漢斯將手放在她的肩膀上，讓她好好休息。「你的頭怎麼了？」
「被槍托打的，一個農民給我簡單包紮了一下。」
所謂的繃帶無非就是一條床單。漢斯拿來了他的盒子，魯迪幫她把舊繃帶拆掉。她的頭髮都被血凝結成了一團。
「不用雙氧水怎麼清洗乾淨？」
「剪掉吧，」她說，「反正也都生虱子了。」
漢斯為她的這份果敢而驚嘆，儘管不忍心，他還是把她的頭髮剃光了。傷口不是很深，但是穿過了整個頭皮。她疼痛難忍，但是很堅強。包紮好之後，她走去一堆床墊上躺著。所有人都一言不發地喝著咖啡。
她忽然開了口：「我之前在『新別倫』那邊的一個勞動營。我和母親還有妹妹在那兒待了四個月。我母親上個月去世了。」
「你是什麼時候從韋斯特博克過來的？」
「半年前，我們去了特萊西恩施塔特。之後我們在比克瑙待了一個星期，之後去了勞動營。我們一共1000多個女人，年齡在14~60歲之間。官方記錄是16~50歲，但是很多年紀大的女人因為害怕，報年齡的時候說自己沒滿50歲。我們一開始住在麻布帳篷里，後來到了11月份，下了第一場雪，我們就住進木頭帳篷了。每個帳篷里能住40個人，但是我們得擠下100個。所以我們都生了虱子和疥瘡。」
「他們對你們怎麼樣？」
「賣命幹活。我們被黨衛隊特勤隊的20個穿黑色制服的人看守著。他們還有一個黨衛隊上級小隊隊長在。我們每天有300克麵包和一升湯，從來沒有額外的食物，也沒什麼可偷。在這四個月里死了200人了。包括我母親。」
「沒有醫院嗎？」
「有，有一個帳篷醫院。匈牙利女孩們管它叫『等候室』。你只有完全不行了才能過去，在那等候死亡。啊，我們全都在等死，我們過得太慘了。」
「有醫生嗎？」漢斯問。
馬克斯朝他吼道：「你別總打岔！」
「我母親死時，我們得自己埋葬她。我有生以來從沒有那麼難受過。對我母親來說，死亡是解脫，她遭受了太多的痛苦。她一直都是個聰明人，對什麼都感興趣，但是最後那段時間裡，她只說和吃有關的事情。她腹瀉很嚴重，雙腿浮腫。她一直勞動到臨死前四天。我不明白為什麼我還能活著。我的父親死了，我的母親和妹妹也走了。」她嘆了口氣，停了下來。
「你妹妹在哪兒呢？」阿福隆斯問道。
「我把她弄丟了。上個星期我們在路上看到了奧斯維辛的囚犯在走著。那隊伍一眼望不到頭。」
「有很多女人嗎？」漢斯問道。
「有，但是我們沒和她們說話，我們的哨兵在遠處盯著。我們以為自己也會很快就走，但是我們直到前天都還在幹活。我想，他們把我們留這麼久，是因為我們是做坦克車陷阱的。昨天早上突然傳來命令：『所有人出發。』只有病人和沒有鞋子的女人留下，加一起有200多人，因為很多女人的鞋子都磨壞了，只能光腳在雪地里幹活。有500名婦女走了，我不知道她們會有什麼命運。我們這些留下的人就在等死。」她沉默了，咬著嘴唇。
「你為什麼不接著講了？」漢斯問道。
「啊，你們不會相信我的。」
「為什麼不會？在黨衛隊那裡，一切都是有可能的，我們太了解這一點了。還在荷蘭的時候，我也不願意相信英國廣播裡報道的那些用毒氣殺害波蘭猶太人的事，可惜現在我們都見識到了。」
她聳了聳肩： 「就算我們回到荷蘭，告訴他們一切，他們也不會相信我們的。」
「我們要有說服力，而且也會有官方報道證明我們的故事是真的。如果有人仍然不願意相信，那我就直截了當地問他，我的父母在哪裡，我的兄弟，還有其他幾萬人都在哪裡？！」
「或許你說得對，醫生。那一大群人走了之後，我們200個女人留下來，還有一個黨衛隊上級小隊隊長和兩個哨兵也留下了。黨衛隊上級小隊隊長去了兩座樓里給所有女人都打了針。那個針，名義上是防傷寒的，需要注射到動脈里。但是我們很清楚這是什麼針。黨衛隊上級小隊隊長沒有扎准大動脈，所以只有兩個女孩死去了。她們說不出話來，幾個小時之後在困惑中死去了。黨衛隊上級小隊隊長貌似沒有那麼多注射藥品，因為他只給大約50個女人打了針。下午他和兩個黨衛隊隊員來到樓里，讓所有還能動彈的人去外面集合。這一隊伍里是100個衣不蔽體的婦女，光腳踩在雪地里，大多數都只圍了一條床單。她們只有一個願望：儘可能少受點苦。她們深沉的臉上看不到恐懼，所有人都知道這是怎麼回事，所有人都預見到了這一刻的到來，這四個月以來她們一直都知道。受夠了飢餓，受夠了寒冷，受夠了傷口、虱子和疥瘡。」
「但是你們不知道俄國人就在附近嗎？你們沒機會拯救自己，沒反抗嗎？那裡不是只有三個黨衛隊隊員嗎？」阿福隆斯的聲音傳來，那個口無遮攔的西班牙人，西班牙內戰中的戰士。他把她的言語踩在腳下，仿佛是一個曾為生活而反抗的人，對眼前不可想像的懦弱的抗議。
她對他的莽撞一笑置之。「噢，有些人走了，但是大多數人幾乎連一步都走不了，全都筋疲力盡了。不，死亡不是我們的敵人，而是會為我們帶來解脫。一個叫茱蒂絲的匈牙利女孩，站在那裡哭。黨衛隊上級小隊隊長猛捶了下她的胸口：『別哭了，蠢驢！』
「『您要對我們做什麼？』
「『我要殺了你們所有人。』
「『但是我好想再見到我的父母。』
「『你會見到他們的，在另一個世界。』
「人群上路了，一步一步緩慢地走著，互相扶持著向前挪動。我們去了坦克車陷阱那邊，那都是我們自己挖的。300米，走了快半個小時。總會有個人嘗試逃跑，但是黨衛隊上級小隊隊長一般花不了什麼力氣就能把她抓回來。不過還是有幾個人僥倖成功了。半路上我推了推我妹妹安雅。『我們也得試試。』我說。
「我們充其量又往前走了100米。安雅幾乎已經走不動了。只有一次機會。我叫安雅摔倒。她滾進了一條水溝里，而我儘可能快地往遠處跑。黨衛隊上級小隊隊長沒有管安雅，跑上來追我。那是我人生中最艱難時刻，我簡直都快要死了。」
她沉默了一下，眼中泛起了淚水。「我放棄了，和黨衛隊上級小隊隊長走了回來。我們來到了坑邊上，所有人都要趴著。黨衛隊隊員們拿著機槍掃射了三遍。我還活著，但是我腦海里只有一個瘋狂的念頭：『哦上帝，讓我死吧。』我再也受不了了。然後三個黨衛隊隊員又用機槍的槍托在每個人的頭上打一下作為收尾。我看到血濺到了地上，那三個男人將那些女人，還有潔白的雪，全都染紅了。然後我也被打了一下，一切就都結束了。」
女孩重重地嘆了口氣。
雅克輕輕地撫著她的胳膊。她微笑了一下，仿佛是鬆了口氣似的幸福微笑，她現在可以和信得過的同胞傾訴衷腸了。
「他們工作做得並不徹底。過了一小會兒，估計有一個小時吧，我醒了過來。我躺在坑裡，在一群被殺死的女人中間，我還活著。我感覺自己的想法改變了，我要活下來，我要活下來講述這個故事，告訴每一個人，讓人們相信這是真的……我要為我母親報仇，為我的未婚夫，還有所有被殺死的幾百萬人報仇。這是一個複雜的故事：毒氣毒死、吊死、淹死、餓死，層出不窮。但是我逃過了這些。我死過了一次，可以講這個故事了，我必須講，我也一定會講。」
她又沉默了，看著屋子裡的青年們。他們靜靜地坐著，面容嚴肅，聽著炮火的聲音。
「十公里。」雅克咬著牙說。再有十公里，他們就自由了。不，還不能自由，因為他們有一個任務，一個讓他們團結在一起活著的任務。他們要吶喊出他們所經歷的一切。他們感到自己徹底成了復仇的使徒，要地球上的野蠻主義被永遠摧毀。這復仇將讓世界純淨，張開雙臂擁抱全新的人性。
「我快凍僵了，頭痛欲裂，但是我從坑裡爬了出來。我挪著去了安雅摔倒的那個地方。她已經不在那裡了，但是我看到了她在雪中前行時留下的足跡，相信她可以解救自己。
「我繼續挪向大樓。裡面躺著走不動的女人們的屍體，她們肯定是在我們之後被處理了。我來到8號樓，傷寒樓，喜悅流過我的全身，這座樓還有人活著。和別處一樣，他們在這邊的任務也沒做好。黨衛隊上級小隊隊長早上說『這些不得好死的人就讓她們自生自滅吧』的時候，就沒打算做徹底。我躺在稻草鋪上，睡著了。傍晚我們還遭受到了一次大驚嚇，國防軍！不過那些士兵並沒把我們怎麼樣。相反，他們把營區的倉庫洗劫一空，還給了我們一些食物和衣服。天黑之後，我走了。我想去比克瑙，因為我覺得安雅應該也去那個方向找她的丈夫去了。在雪地里走路很艱難，等天亮之後，我完全迷路了。一個農民把我帶回了家，包紮了一下，給了我些吃的，我睡了一整天。傍晚我又上路了，然後就到了這兒……」
在他們的感覺里，黨衛隊的危險已經過去了，最後這幾個小時，和這片荒村比起來，可能營地里打起仗的機率更小一些，所以很多人又返回到了營地。大廳里，人們盯著漢斯看，好像他是回魂的亡靈一樣。雅皮，那個小個子的荷蘭值日人員，高興得不得了。他一直深陷在恐懼之中。
漢斯坐在了工程師蓋朵身邊。
「你說得對，孩子，你走了是對的。」
「怎麼講？」
「你沒聽說昨天發生了什麼嗎？下午三點鐘，來了一群黨衛隊隊員，滅絕小隊的走狗，穿著黑衣服，全副武裝。他們進了樓里，用槍托趕所有人出去。可憐的老斯洛賓斯基的腦袋都被打破了。哪怕是病得最重的人也得站到外面，他們被護士和其他還能走路的人攙著。後來他們和我們說可以進去了。他們去拿車接我們，送我們上火車，如果他再召喚，我們就要立刻集合。然後他們去了比克瑙，在那上演了同樣的戲碼。那邊很多人都下不來床。比克瑙的一千來個病人出發，往奧斯維辛的方向去了。等他們走出營外幾百米後，來了一輛車，他們叫喊了些什麼。黨衛隊隊員們跳上了車，之後再沒人見到過他們。很多人就又回了比克瑙。幾個身體稍微好點的，接著就走向奧斯維辛了。」
「您知道他們在車裡喊的什麼嗎？」
「據站得近的人說，他們喊的是：『火車已經到了。』七點鐘會來一列火車，把這個區的所有黨衛隊隊員接到安全的地方去。火車提前幾個小時就來了，我們因此保住了命。」
「您那麼確定他們想把每個人都殺死嗎？」
蓋朵讓雅皮上樓去找個人。那是一個小個子男人，他看起來很悲慘，但是神情依然堅強：「威爾醫生，來自斯洛伐克的沙尼·波德巴薩迪。」
漢斯和他握了手：「您很快就會回家的。」
「回家，是個相對的概念。我全家都在這兒被滅絕了。好吧，我昨天九死一生。我是特雷比尼亞的一個醫生，來自離這30公里的礦工小隊。600個人被運走了，我和90個人留了下來，這些基本都是病人。昨天下午來了一群黨衛隊隊員，12個人。他們讓所有還能走路的人在營房前集合。幾分鐘之內，他們就用左輪手槍把所有還躺在床上的病人射殺了。我們還有40個人能走路，我們要用稻草搭一個柴火堆，把屍體放上去。一層稻草，一層屍體，每次我們去營房裡抬屍體，他們就會把走在最後的約莫十個人扣下射殺。黨衛隊隊員問了我三次：『您還不累嗎，醫生？』為什麼我會一直回答不，我也不知道。反正就這樣了。反正，我們抬著最後一批屍體出了營房，走向柴火堆。這時一個穿便衣的人向我走來。我認識他，他是礦上的一個蓋世太保主管。我給他偷過一次藥。『您不想爬到電網的另一邊去嗎，醫生？』我想，他認出我來了，可是我還有什麼豁不出去的。萬萬沒想到，他真的是那個意思。他們讓我逃掉了。」
「是啊，孩子，」蓋朵補充道，「他們和一個小時之後來到這邊的黨衛隊隊員是同一群人。所以你明白我們不然會是什麼下場吧。所幸，那些大英雄更在乎的是自己怎麼坐火車離開，而不是完成對我們的『義務』。我們能存活，只是因為這一系列的奇蹟罷了。」
「我們得弄點糖，不然我沒法烤煎餅。」雅皮發號施令。
漢斯想起來在哪兒見過糖，他記得是14號樓。他帶著一個袋子出門了。
14號樓里什麼都找不到，他去了13號樓。在13號樓的地窖里有三個男人。他們抽著煙，非常平靜，好像什麼事都沒有一樣。漢斯打了招呼，問他們有沒有見過糖。年齡最大的那個人笑道：「我們在這兒什麼都沒看見，我們昨天才從比克瑙過來。」他的德語很差。
漢斯問他是從哪兒來的，是否願意說法語。法語對話流暢了很多。這個人自我介紹道，他叫卡貝利，更應該叫卡貝利教授，因為他是雅典文學院的教授。漢斯坐到這位教授身邊，問他是在哪個小隊工作的。
「特遣隊[1]。」
漢斯訝異，這是他第一次遇到在特遣隊工作過的人。現在一切都結束了，他可以聽到在比克瑙具體都發生了什麼。
教授笑道：「您不敢問，但是我完全不介意告訴你。要是您回到荷蘭，不也要具體詳細地講述這一切嗎？」
「您在特遣隊很久了嗎？」
「一年。一般來說你在那兒只能活兩三個月，但是我有人保護，所以挨過了這段時間。」
「您可以和我說說火葬場的事嗎？」
「當然。一共有四個火葬場，1號和2號在火車那邊，3號和4號在吉卜賽營後面的雲杉林里，是營地北邊的瞭望角。我和很多希臘人在3號和4號火葬場工作。我給你大致畫一下3號火葬場的樣子吧。一次會同時過來七百到一千人，所有人都混在一起：男人、女人，還有小孩，嬰兒和老人，健康的人和病人。通常有力氣的年輕男孩和女孩是在火車邊就被篩選出來，但是經常也會有將一整車人都送到火葬場的。人們先在A等候室，然後經過一條窄窄的走廊去B房間。那邊的牆上寫著各種標語，比如『保持清潔』『不要忘記使用肥皂』，所以人們到最後一刻還抱有幻想，以為他們來的是浴室。在B房間所有人都要脫掉衣服。房間四個角都站著一個黨衛隊隊員，手持機槍。但是他們從來都用不上機槍，所有人都很平靜。就算是知道自己在這裡死到臨頭的人，也覺得反抗無用。如果和死亡對抗是沒有希望的，那就讓這痛苦越短越好吧。有時候——如果很多批人一起來——裡面還挺忙的。那就要特遣隊過來幫忙，把衣服從身上割下來，手錶從胳膊上褪下來，首飾從手指上擼下來。長發被剪短，因為頭髮有工業價值。一整群人就這樣去了『浴室』。那是一片很大的地方，用人造光照明。在天花板上有三排淋浴頭。要是所有人都進來了，大門就關上。大門用電控制移動，並且用橡膠在邊緣隔離密封。然後鬧劇就上演了。毒氣裝在罐子裡，罐子裡是一個個小球，像豌豆一般大，可能是冷凝氣體的結晶，乙烷氰化物——『齊克隆』。天花板的淋浴頭之間有洞。黨衛隊隊員將這些罐子從洞裡扔進去，然後關上，毒氣自行釋放，不到五分鐘，一切就都結束了。很多受害者到死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但是知道這事的，經常嘗試屏住呼吸，所以很多人死的時候是一種抽搐的姿態。有時候情況也不太一樣。我永遠記得那天，那250個波蘭猶太裔小孩是怎麼被毒氣殺死的。他們脫掉衣服之後，自覺地排成了一個長隊，唱著猶太人為逝者唱的唱詩，很有紀律地走進了毒氣室。黨衛隊隊員掐著表，百葉窗要關上五分鐘。然後他按了一個鈕，毒氣室兩邊的電動百葉窗打開了。如果毒氣散得差不多了，特遣隊就要進去。他們拿著長長的棍子，棍子一頭帶著鉤子。把鉤子甩在死者的脖子上，把屍體拖去火葬場，就是在我這個圖上標D的那個記號。一共有四個爐子，每個爐子可以同時焚燒四具屍體。大鐵門打開，滾出一個架子來，把屍體放上去，推進去，關門，一刻鐘以後就完事了。這樣一個帶四個焚化爐的火葬場，工作效率還是很高的。但是有時候也不太夠。那黨衛隊也有辦法。火葬場後面挖了兩條大溝，就像您看到的這樣：30米長，6米寬，3米深。底部放著大樹樁，灑了汽油。那火燒得可旺了，附近幾公里的人都能看見。這樣一條大溝里能同時裝下上千具屍體。大火持續燃燒24個小時，然後再扔一批進去。所有情況都被考慮到了。
「溝里還有一條小溝，有一個排水口。通向幾十米外的一個小峽谷。通過這些小溝，燒剩下的灰燼就去了峽谷。我跟您保證，我親眼見到過，在這柴堆旁邊工作的一個人，順著小溝下去，用融化了的人體脂肪塗抹在麵包上。那是得多餓啊！
「1944年6月5日，運來了一批特別的匈牙利兒童。很多時候，要是有大批人運送過來，黨衛隊的先生們都沒有耐心等五分鐘讓毒氣生效，就讓我們把這些半死不活的小孩扔到溝里。一個希臘人洛奇·莫德采，再也受不了了，他跟著跳了下去。很多人也都受夠了，亞歷山大·赫雷拉也是個希臘人，身材健碩，他和三個波蘭人以及六個俄國人商量好，銷毀3號和4號火葬場。洛奇·莫德采自殺幾天之後，赫雷拉用一把鐵鍬拍死了一個黨衛隊的中士。計劃有變動，赫雷拉當晚在D營——所有當時和銷毀火葬場有關的小隊都在那兒被殺了，並且在點名的時候示眾。儘管如此，3號火葬場還是被銷毀了。1944年10月2號，暴動開始了。
「那是特遣隊的243名希臘人和很多其他國家的人的一場陰謀。他們在聯合工廠的一個槍手那裡搞到了2000發子彈，汽油也有好多。他們沖向黨衛隊，把他們打倒在地，火葬場被放了火，守門的哨兵也被殺了。可惜還有幾百個人臨陣退縮了，沒有加入。十分鐘之內比克瑙的整個黨衛隊都被擺平了。奧斯維辛的黨衛隊也過來支援，我們那些已經出了圍欄的人被包圍了！有25個人被直接殺死，剩下的人第二天被燒死，還有在火葬場附近小隊里勞動的20個人。波蘭人出賣了起義組織者的名字。我為這五個希臘人驕傲：巴魯克、博多、卡拉索、阿爾迪特和雅空。
「10月24日是最後一次『任務』。1944年12月12日開始拆除火葬場，這25個人，希臘人、波蘭人還有匈牙利人，都是特遣隊的，被派去進行拆除工作。我也在場，所有在D營里住過的人都已經消失了。我們是整個營里的最後一批人，所以大清場的時候他們忘了我們，我才能在這給您講述這一切。」
「您覺得該怎麼懲罰他們呢？」一陣長久的沉默之後，有人問道。
「懲罰是不夠的，」漢斯答道，「只能把所有的黨衛隊鬼子消滅掉。」
「要是說只有黨衛隊，或者更準確地說，只有納粹應該對這件事負有責任，你同意嗎？」卡貝利問道，「普通民眾就都是好人了嗎？」
「當然不是，」漢斯補充道，「整個德國人民都對此負有責任。他們現在戰敗了，就和自己的領袖撇清關係。但是他們要是戰勝了呢，那麼就永遠不會有人問元首他都採取了什麼手段，也不會問所有的共產黨人和猶太人都去哪兒了。」
「那你是不是要毒殺整個德國人民作為懲罰呢？」
「當然不是，先生，只有屬於黨衛隊和蓋世太保之類的那些人要被剷除，以免他們捲土重來。剩下的德國人民，我們要監督他們，直到新一代人長大，接受人文教育，不再受到軍事和大資本的影響。那時候，或許是多年以後，會有一個社會主義的德意志民族憑藉自己的力量立足於世。」
第二天早上，營區的樓牆上被子彈射擊了。很奇怪，卻看不見一個士兵。漢斯去了索瓦營區南邊角落的21號樓的流動醫院幫忙。
一陣劇烈的震動襲來，石灰從天花板上往下掉，幾扇窗也震破了。他看向外面。河水湍急，隨著冰雪融化，水量大增。在浮冰上漂浮著橫樑、木板，還有橋的殘骸。
「橋被炸了。」
他們明白，現在一切都結束了。德國人嘗試延緩俄國的追趕，但現在他們的主力已經在幾公里以外了。
營地沒有危險了。或許他們還沒意識到，但他們已經在這片無人之地待了一天。幾個小時之後，第一批俄國人來了。他們穿著白色的隱身衣悠閒地走過來，仿佛什麼都沒發生一樣。他們走在馬路中間，好像德國人不存在似的。他們見到穿著囚服的囚犯時，默默地微笑著。他們肯定是想到了被德國鬼子殺害的父母、被玷污的妻子、成為廢墟的國土。囚犯們也想到自己的妻兒，想到所有他們再也找不回來的人。
一長串感激的握手，因為感動而喉嚨哽咽，他們發不出歡呼聲了。
現在一切都變了。夢想終於變成了現實。很多地方的電網被切斷，桅杆被砍倒，馬匹、小貨車、卡車之類的交通工具進進出出，好不熱鬧。晴空萬里，太陽被賦予了新的力量，雪從屋頂上落下來。仿佛大自然也想出一份力，讓這份對新生活的承諾更加完美。漢斯在營地里一刻鐘也待不下去了，他內心的激動噴薄而出，就像一隻剛打開籠子的小鳥一樣。
他朝著拉斯科走去。炮火聲微弱了下來，只有遠方傳來戰爭的動盪之聲，德國人試圖在那裡建立新的戰線。走了一會兒，他就到了「禁止通行」屋。他被村莊的景象震驚了，房子有一部分被手榴彈炸毀了。附近有兩輛德國坦克，一輛已經完全燒毀了。破壞顯然是它們造成的。
漢斯進了屋，沒有人。客廳還保存完整，但廚房已經翻了個個兒。他在那兒還找到了薩克斯的殘片。他笑了起來，這些物質損失還有什麼意義呢？
他依然很緊張。一個念頭讓他繼續向前走去，越走越遠，去向未知的目的地。或者一直走到他筋疲力盡，躺在路邊，然後一切結束。
他走過了被雪覆蓋的田野。雪很薄，他時不時踩進水坑裡。雙腳濕了，儘管陽光很暖，他還是覺得又冷又難受。
不知不覺間他已站在了塔樓前。他不知道是怎麼走到那兒的，他根本就沒有在尋找塔樓的位置，只是毫無計劃、漫無目的地在野地里走著。木頭濕濕的，這裡還有積雪。他小心翼翼地爬了上去。
塔樓有三個平台。他上了第一層平台後，看了看下面。他覺得非常不舒服，恐高。他又感覺到那種念頭了。現在不能那樣做。踩空一步他就會摔下去，粉身碎骨，從不斷困擾著他的痛苦中解脫，和她，那個占據了他腦海中的一切的她，一起解脫。
但是他逼迫自己向上爬。他必須這樣，他不能向逃避恐懼的念頭低頭。不能逃，要對抗，不斷對抗。「一個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他突然想起這句詩。生活在繼續。他的血管里流淌的血液推著他向前，他每想登高一步，雙腿自然不會拒絕聽從他的使喚。他慢慢地向上爬，一開始充滿猶豫，但是每踏上一級台階，他的決心便會增加一分。
最後一級台階上有一扇百葉窗門。他推開門，來到了最高的平台上。勝利的感覺湧上來。他戰勝了死亡。現在他高居所有樹木和周圍的房屋之上，他仿佛從拂過他臉龐的微風裡，聞到了春天的氣息。
營地在不遠處。他從這裡已經能看到破損的白牆。他再次體會到勝利的感覺，站在高處遠眺那座他可能永遠也逃不出來的營地。
靠左邊一點是比克瑙，很大。甚至從這個把全世界踩在腳下的高處望去，目光所及之處，都可見到比克瑙之大。這裡曾經很大，像是一座彰顯惡魔的強大的工程。在這裡死去的人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個地方的都要多。這裡有一個無與倫比的毀滅系統。但也不是完全正確。不然他也不會活著站在這裡。為什麼他活著？是什麼賦予了他生存的權利？比起那幾百萬喪生於此的人，他從哪裡得來的資格呢？
似乎，他沒有和其他人共享同樣的厄運，反而是一件不可思議的壞事。但是他想起了「禁止通行」屋裡那個女孩的話：「我要活著，我要告訴每個人這件事，我要讓他們相信，這是真的……」
他的目光飄向了南方。早春清新的空氣下是被雪覆蓋的田野。但是他的目光無法到達無盡的遠方。
南面的視野被貝斯基德山擋住了，於是那個景象又出現了：弗里德爾。他抓住欄杆，手指快要摳進木頭裡，就像她曾經用雙手抓住10號樓窗子的網一樣。當時他們一起望向遠處的田野，現在他們分隔兩地。
他在此處，而她在彼處——在那景象里所在的地方。仿佛視線盡頭的剪影不是山的輪廓，而是她身體的曲線。
整個世界為他鋪展開，只是他永遠無法抵達，那裡現在是他永遠也觸不到的地方。他們曾經並肩站立，內心的嚮往把他們帶去了那座山。現在她不在他身邊，和那纏綿的遠山一樣，無法觸及。
他孑然獨立。
不過也並非完全如此。因為她的樣貌就在他眼前。在他心裡，這景象將永遠鮮活。他將從中獲得力量，在未來的生活里完成他的使命。如此，她將活在他的身體裡，她沒有白活，她的靈魂將通過他活著，儘管她的身體已經安眠在朦朧的藍色深山裡。
[1] 在毒氣室和火葬場工作的囚犯小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