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站：奧斯維辛 · 埃迪·德文德的一生

埃迪和弗里德爾是如何在韋斯特博克相識的？ 埃迪在紅軍解放奧斯維辛之後發生了什麼？ 弗里德爾又怎麼樣了？ 在這篇後記里，我們將為您揭曉這些問題的答案。 關於埃迪·德文德的少年時光，我們知之甚少。 他不怎麼喜歡談論過去，因為哪怕剛開了個頭， 那失去一切的痛苦便會讓他難以承受。 奧斯維辛是他生活的中心，一切都圍繞著這件事。 他的生活分成三個階段： 奧斯維辛前、奧斯維辛、奧斯維辛後。 奧斯維辛前 埃利亞扎爾·德文德，暱稱埃迪，1916年2月6日出生於荷蘭海牙的彼得·海恩街，他是獨生子，是亨麗埃特·桑德斯和路易斯·德文德的兒子。他的父母擁有一家生意不錯的餐具店。因為工作忙碌，埃迪一部分時間是由保姆照看的。他們一家並不是嚴格的教徒。他的父母不信教，並且很少用猶太教的教條來約束自己。不管怎麼說，年輕的埃迪生活還不錯，出身於一個被同化的、成功的猶太中產階級家庭。 埃迪三歲那年，他父親路易斯因為腦瘤去世。禍不單行，同一年，埃迪從灶台上拽下來一個裝滿開水的茶壺，他因此被嚴重燙傷，並住院半年。他的臉上和胸口都留下了巨大的傷疤。 他母親改嫁給了路易斯·范德斯坦姆，可他繼父在1936年因為突發心臟病也去世了。這時埃迪已經20歲，在萊頓大學學習醫學。繼而亨麗埃特又嫁給了路易斯·佐代。埃迪厭惡地稱他為路易斯三世。他12歲的兒子羅伯特·雅克，也搬來和他們同住。最終埃迪的母親和她的第三任丈夫一起被送往奧斯維辛，並在那裡雙雙遇難。羅伯特·雅克也沒能從劫難中倖免。 因為童年發生的這些事情，埃迪和母親之間的關係很密切。1942年戰爭期間可以明顯看出他們的感情。 埃迪很聰明，對周圍的世界很感興趣。幸好，他童年裡遭受的打擊並沒有妨礙他在社交上的成功。他晚上經常和朋友們相約探討世界各地的時局。尼采、弗洛伊德、馬克思和共產主義是他們最喜歡的談話主題。他得了個外號叫「小雞蛋」，是別人根據他的臉形起的。 讀完高等公民學校之後，他開始在萊頓學醫。他一直都想當一名醫生——用他自己的話說，因為他兒時經常犯哮喘，母親給他「治病」的時候他很舒服。埃迪是一個好學生，也很會享受生活。他有一個基督徒女朋友。晚上他經常和「無賴節拍」爵士樂隊一起演出，他在裡面吹單簧管。在他的空餘時間裡，他最喜歡玩帆船。 埃迪的父母都來自猶太大家族。一些家族成員從事鑽石工業，大多數人是兢兢業業的中產階級。在這些家庭里，上學並不是普遍的事，所以他們都很為埃迪感到自豪。 儘管從20世紀30年代初開始，納粹主義的威脅就日益籠罩荷蘭，但埃迪的生活卻一片光明。因此，德國對荷蘭的入侵和占領深深地震撼到了他。 戰爭 1941年初，德國侵略者強迫荷蘭大學將所有猶太員工和學生開除。在老師的幫助下，埃迪加速畢業，並且成為萊頓的最後一名猶太畢業生。然後他前往阿姆斯特丹進修心理分析學專業，這是在他的老師家中秘密進行的。他住在新赫侖運河附近，那是猶太區附近的一條美麗而寧靜的運河。這裡是阿姆斯特丹的中心，在「二戰」期間，阿姆斯特丹的八萬猶太人大部分都住在這裡。 德國占領軍將猶太族人不斷逼入絕境。埃迪開始擔憂，他認為德國人終究會把希特勒早前在《我的奮鬥》一書里提到的理論付諸實施。當他人生第一次被抓的時候，他還非常驚訝。1941年2月22~23日，德國人在阿姆斯特丹抓捕了427名年輕的猶太男人，埃迪便是其中之一。荷蘭國家社會主義運動黨員和抵抗部成員亨德里克·科特，在參與猶太人和非猶太人抵抗占領軍的鬥爭中死亡。突襲抓捕，便是對此的報復。埃迪1981年在《新鹿特丹商報》（NRC Handelsblad）的一篇文章中講道：「我進城去拿我的自行車……在猶太區的某處，我被一個德國士兵抓住了：『你是猶太人嗎？』我為什麼要說『是』呢？如果我當時（用德語）回答：『夥計，你瘋了？我是猶太人嗎？！』可能那時我就救了自己一命，而這個失誤讓我差點就把命搭進去了。」 他和其他人一起被帶到了兩座猶太教堂中間的一個廣場上，那裡現在叫作約拿·丹尼爾·梅耶廣場。他們在那裡蹲了好幾個小時，還被德國士兵們毆打。最後他們被卡車拉走，送去了斯霍爾的一個囚犯營。到了那裡之後，一切又來一遍，他們又被繼續毆打。這次打得更狠，用的是槍托，他們不得不在成排的士兵旁邊來回奔跑。 埃迪覺得，比挨打更可怕的是恐懼，和其他人一樣，他完全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這427個人被逐一「檢查」，病得太重的人不用被送走。埃迪找到了機會，就像後來在奧斯維辛一樣，他現在也可以利用醫生的優勢。他知道肺結核的症狀，也知道怎麼讓自己感染上這個病，他的哮喘也幫了他。和其他12個「病得太重」的人一起，他們在被送走前釋放了。他快速地奔跑，出於「被射殺的恐懼」，他當時用「曲線跑法」逃走的，暫時獲得了自由。另外415個人被送到了奧地利的一個採石場毛特豪森。那415個人里只有兩個人倖存了下來。被放走的人的下場也沒有好到哪裡去。而在那12個因病被拒絕的人里，據人們所知，只有埃迪一個人倖存下來。 第一次突襲成了後來「二月大罷工」的導火線。很多阿姆斯特丹人不接受「他們的」猶太人所遭遇的事情，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放下了手中的工作，作為對這次突襲的回應。這是一次英勇的行為，可惜，這場罷工不幸地以血腥的方式慘澹收場。 每年的二月大罷工紀念日，都會提到之前突襲中的兩名倖存者：馬克斯·內比格和格利特·布羅姆。沒有人提到埃迪的名字，也許這是因為他當時並沒有在被送去毛特豪森的415個人之內。無論如何，這件事總是震撼到了他的。 從斯霍爾被放出來之後，埃迪盡其所能地讓生活重回正軌。1942年，由於阿姆斯特丹太危險，他就藏在了海牙他母親的朋友那裡。成天待在房子裡非常難熬，於是房主想了個辦法，讓埃迪逃去瑞士。於是他和當時已經訂婚的女朋友一起出發了。但是在第一站安特衛普，就出了差錯。他們找不到要去報到的那個地方，可能是紙條上的地址拼錯了。找尋幾天未果後，這對情侶又小心翼翼地返回了荷蘭。 埃迪後來講述過那個故事。當然，他也有可能是故意逃亡失敗的。他和母親的感情如此深厚，他或許不願意拋下她。他回來不久之後，就發生了一件事情，印證了這個想法。 他的母親被抓了，被送往韋斯特博克。猶太委員會是在德國占領軍和荷蘭猶太人之間調停的組織，當時正好在尋找猶太醫生去韋斯特博克做志願者。他們保證這些醫生可以留在那兒，而不會被繼續運送到其他地方，而且每兩周他們可以休息一個周末，以「自由之身」回家探望。埃迪報了名，條件是他的母親也可以留在韋斯特博克，而不被繼續送走。這個承諾毫無價值。幾天之後他到達韋斯特博克時，他的母親已經被送去奧斯維辛了。 韋斯特博克是一個維護良好的定居點，並且有良好運作的管理層，主要由猶太人組成。那裡有足夠的食物，以及其他設施，諸如醫院和劇院。不過，納粹當然是幕後老闆，每周都會安排一次運輸。每次都有1000多個猶太人被用運貨火車送到東邊去。他們被送去波蘭的一個地方，直到上了火車，他們才知道這個地方的名字：奧斯維辛。 埃迪在韋斯特博克的小醫院裡做管事醫生，工作很努力。他的一項任務異常艱難：對那些將被運走的囚犯進行「審核」。重病的人不用去，每次囚犯們都會懇求他把要被運走的家人和朋友作為重病號報上去。醫生們對此要謹慎處理，因為他們的工作和決定也會定期被德國人檢查。這項艱難的任務在戰後很長時間依然深深折磨著埃迪。戰後，有些人怨恨他，因為他當時沒有把這個人的親戚從運輸中拯救下來。 埃迪在醫院裡與一名18歲的護士弗里德爾·弗里達·科莫尼克一起工作。她來自德國，在一路漫長的逃亡之後，來到了這個營地。埃迪和弗里德爾相愛了，他取消了先前的婚約。為了能留在一起，他們需要結婚。這在韋斯特博克也是允許的，於是他們也這樣做了。幾個月來，他們一起住在一個僅用紙殼從醫院大廳里分隔出來的空間裡。對這對新婚燕爾的夫妻來說，這並不是理想的境況。 不過他們相互依賴，尤其是在這現有環境之下，已經很幸福了。直到厄運落在他們頭上。儘管埃迪和猶太委員會做了交易，他和弗里德爾還是在1943年9月14日被送往了奧斯維辛。 奧斯維辛 德國人撤退之後，埃迪立刻開始在筆記本上記載他在奧斯維辛的經歷，也就是這本書上的文字內容。他時不時會跟妻子和兒女多說一些裡面的事情。他飽受著每個倖存者都會面對的罪惡感的折磨：為什麼我活下來了，而其他人沒有？除了難以置信的運氣之外，他對弗里德爾的愛和渴望也是他不斷前行的動力。 《最後一站：奧斯維辛》這本書的動人之處在於，這本書是在戰時、在營地內所寫。文中的內容沒有被修改，沒有因為年代久遠而變化了的回憶，也沒受到解放之後才得知的新消息的影響。這讓故事更加公正，也賦予了此書巨大的歷史價值。 這也常常讓人覺得難以面對。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埃迪講述弗里德爾過得很糟糕的那段時間，他和營地醫生談話，請求他救救弗里德爾的命。在一個為了儘可能殺更多人而建立的地方，這個請求似乎完全不合時宜。但營地醫生同意了他的要求，也是件奇事。尤其當你知道這個營地醫生是誰的話就更會這麼覺得了：他是約瑟夫·門格勒。這個名字當時很少有囚犯提到，埃迪也覺得沒必要交代。然而這個名字的主人，如今被視為歷史上最令人髮指的戰爭罪犯之一。這是個令人不安的想法，尤其是因為它使我們意識到，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劊子手們不是來自另一個星球的生物，而是能做出「有人性」的決定的普通人。 相比人們如今對門格勒的看法，這件事會讓他變成一個沒那麼邪惡的人嗎？這個問題的答案可以從埃迪寫下的自己與弗里德爾的一段對話中找到，一些年長的黨衛隊隊員，偶爾會做出一些看似莫名其妙、前後矛盾，但卻帶有同情心的決定。「我不認為這個可以為他們開脫，」漢斯嚴肅地說道，「相反，那些年輕人從骨子裡就是這樣長大的，他們自己並不知道別的道理。但是恰恰是那些老人，比如那個營地醫生，從一些小事情還是能看出來以前的教育在他們身上的殘留。他們以前受到的教育不同，所以還能保留自己作為人的一面。所以他們比那些年輕的納粹更可恨，因為後者從來沒見過以前的美好日子是什麼樣的。」 或者說，正因為門格勒做了這件事，並且從這件事情可以看出來，他其實是知道人性為何物的，他在奧斯維辛的舉動更應該受到譴責。 這本書以1945年1月奧斯維辛的解放為結局。在1980年《最後一站：奧斯維辛》再版的後記中，埃迪描述了之後發生的事情。 「黨衛隊讓絕大多數囚犯行進到德國內陸的營地，並且一路只讓走路，不給吃的，奧斯維辛還剩下幾千名病患。俄國人進入營地沒幾天，就來了一名女大夫，我被要求留在營里，直到最後一名荷蘭病人（只要他們還沒死）被帶去俄國——之後又被送回荷蘭。三個月來，我完成了各種困難的醫療任務，截肢和一些小手術，這些其實都超出了我的能力範圍。我的生活很忙碌，就著美國的雞肉罐頭吃了很多豆子。另外我還在『加拿大』（儲存猶太人的所有物品的地方）找到了一件皮大衣，我在市場上把它賣了。……接下來的五個月我在奧斯維辛和俄國買了很多雞蛋和奶油，這樣，當我七月份回到荷蘭的時候，看起來營養很充足。我當時的心理狀態如何，我早已不記得了。重新構建很久以前的記憶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我當然還記得俄國人剛進來之後，我們從行政樓里拉出來的一幅希特勒肖像，鋪在大門口的地上，輪流上去跳舞。我早已不記得當時的感受了。 「我想，我更多的是覺得這很可笑，而不是因為發泄了怨氣而感到愉悅。……有一種感受我肯定是有的：我要告訴每個人在這裡發生的事情。如果我把它寫下來，讓每個人都知道，這種事就再也不會發生。同時，對我自己而言，我想結束這些困擾，似乎我可以通過將困擾從內心向外界——紙上——轉移的方式，來擺脫掉它。這是一個幻想。我找了一個厚厚的筆記本——我現在還留著它，我每天都在原來波蘭宿舍的房間床沿上，用很小的字寫著這個沒有結局的故事。沒人可以質疑我描述的事實和情景。這和現在的書籍以及電視場景不同，針對後者，評論家——或許不情願——可能會話裡有話地說這些回憶是偽造的。」 奧斯維辛解放之後，過了幾個月，荷蘭那邊的戰爭才結束。埃迪加入了俄國軍隊。他在奧斯維辛又留了幾個月，照顧病人，之後在戰線後方幫助傷殘士兵。這段時間，他完全不知道弗里德爾是否還活著。最初他相信她已經死去，死於那場在奧斯維辛將她從他的身邊帶走的死亡行軍。當死亡行軍的故事也傳到東歐時，他聽說有倖存者，於是再次燃起希望。5月23日，荷蘭剛一解放，他就從烏克蘭的切爾諾維茨（當時還屬於蘇聯）向荷蘭的紅十字會寄了一封信。他給弗里德爾也寫了一封信，希望她還活著，並希望紅十字會能知道她的下落。那封信充滿了渴望和不確定性。 荷蘭終於解放了，他想儘快回去。那是一段漫長的旅途，先穿過東歐，再跨過地中海。埃迪當初是坐著一列運貨火車離開荷蘭的，他回去時搭乘的是一輛客車。從馬賽，經德國，他終於在1945年7月24日到達了荷蘭邊境。他被收容在恩斯赫德。因為他身上沒有證件，所以要接受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盤問。他先交代了自己的個人信息，他叫什麼，他都去了哪裡。之後奇蹟出現了。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打斷他，說不久之前一位德文德太太從奧斯維辛回來了，她就在附近的醫院。埃迪回到荷蘭的當天，便和弗里德爾重逢了。 奧斯維辛之後 弗里德爾和埃迪被戰爭摧殘得很厲害。埃迪主要是心理上的，弗里德爾的身體也受到了很大的傷害，她失去了生育能力，並且多年疾病纏身。他們的家人和朋友皆被殺害，他們的家園也不復存在。荷蘭忙著戰後重建，對他們的故事關注甚少。 埃迪和弗里德爾勇敢地重新拾起了生活。埃迪變賣了戰後所剩無幾的家族財產，用這些錢在阿姆斯特丹邊境處建了一座房子。埃迪接下來進修了心理分析學家課程，並創辦了自己的診所。奧斯維辛成了他一切工作的重心，作為心理分析學家，他專門治療遭受過重大戰爭創傷的人。1949年他據此出版了一份權威圖書《直面死亡》（Confrontatie met de dood），書中第一次描述了集中營症候群[1]。 共同的痛苦、創傷帶來的疼痛，最終還是壓垮了埃迪和弗里德爾的關係。1957年，在離開奧斯維辛的12年之後，他們最終分手了。 埃迪在繪畫課上結識了第二任妻子。這是一位與他的背景不同的女性。她來自阿姆斯特丹，比他年齡小些，並且不是猶太人。他們生了三個孩子。 埃迪精力充沛，工作努力，但是他會時不時地被自身的創傷壓倒。他多次接受治療，還去過一名專攻戰爭後創傷的著名精神科教授——楊·巴斯蒂安斯的診所。他接受了迷幻劑等實驗性治療，以此療愈他過去的創傷。 痛苦和悲傷有時會從一個不經意的角落衝出來。埃迪和那個他在營地結識的女人，那個和他一起經歷了苦難的人以離婚收場這件事，讓很多人不滿意。尤其是他之後還娶了一位非猶太裔的妻子，這被部分猶太群體視作背叛。每年埃迪都會去荷蘭奧斯維辛委員會參加紀念集會。儘管他是在場許多人的英雄，並一生致力於幫助戰爭受害者，但仍然有些人因為這次「背叛」不歡迎他。 埃迪定期發表文章，也經常被邀請在國際會議上發言，主要是關於戰後創傷的後續成果。他在第二項專業領域——性學上，也非常成功。例如，他是荷蘭第一家墮胎診所的創始人之一，並且在1969年，他發表了有關各種性偏好的集成作，《變異還是變態》（Variatie of Perversie）。 在埃迪晚年，他越來越清楚，創傷不會在直接經歷者這裡終結，而是會由「倖存者」傳遞給下一代。他建立了一個基金會，用以研究並整合關於這一主題的知識。這就是戰爭影響心理研究基金會（SOPO）。這是一項雄心勃勃的項目，吸引了許多國際專家加入。 1984年，他去世三年前，獲得了一個皇家榮譽。他被授予奧蘭治-拿騷勳章，軍官頭銜。對他而言，這份榮譽不僅肯定了他的傑出工作，也肯定了他倖存的意義。 埃迪在SOPO基金會工作時突發了嚴重心臟病。之後經歷了一段困難的時間，他的身體每況愈下。 面對死亡的臨近，他的思緒被帶回到了奧斯維辛時期，他飽受恐懼的痛苦折磨。臥床一個多月後，他那備受摧殘的心臟停止了跳動。1987年9月27日，埃迪去世，享年71歲。 [1] 直譯，也稱為「倖存者內疚感」。 學生時代的埃迪。約1939年。 70歲的埃迪。1986年。攝影： Jeroen van Ammelrooij。 1918 埃迪和母親亨麗埃特·德文德·桑德斯。 1933 家庭聚餐，慶祝埃迪的祖父母結婚50周年。埃迪站在後面正中間。1933年。 20世紀30年代 埃迪演奏單簧管和薩克斯，並定期隨「無賴節拍」樂隊一起演出。20世紀30年代後期。 20世紀30年代 戰前，埃迪在海牙附近的湖上玩帆船。他在奧斯維辛期間曾憂鬱地回憶過這一段經歷。20世紀30年代後期。 1940 戰前，埃迪正在萊頓學習醫學。照片中，他正在解剖課中解剖「濕屍」。戰爭結束後，他從事精神科。萊頓大學在1940年底被占領軍關閉，埃迪是最後一位在那裡畢業的猶太學生。 1943 埃迪和弗里德爾在韋斯特博克的結婚照。照片上沒有家人，但是有營地里的知名人士、同事和朋友。 1945 埃迪在致辭中感謝紅軍解放奧斯維辛集中營。1945年1月27日之後，一群來自歐洲各個國家的倖存者留在奧斯維辛，埃迪和他們共處了幾個月。照片中的女性來自南斯拉夫。演講稿是在他從奧斯維辛集中營帶走的筆記本上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