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站：奧斯維辛 · 二十一
那時候營地的兩座樓——22號和23號——是被電網包圍著的。應該會有婦女住進來。人們在23號樓里建了一個小的流動醫院。
弗里德爾的狀態看上去越來越差了。在裁縫鋪的夜班生活讓她難以堅持，她咳嗽得越發厲害，還時不時地發燒。於是漢斯決定去找營地醫生，問問能不能讓她來新的流動醫院當護士。
樓上大廳里的首席醫生瓦倫丁覺得他瘋了，太魯莽。營地醫生可能會「一拳打在你臉上」，也可能因此把他趕出醫院，分配到乾重活的小隊。你妻子在這裡的事你都不應該知道，更何況去和營地醫生談論這事了。
但是漢斯希望此次會有所不同，希望黨衛隊官員內部也不都是一個德行的。確實，同一個人，一邊可以殺死幾千人，就因為他們病弱；一邊卻覺得可以把弗里德爾從裁縫鋪轉到23號樓的流動醫院來，「因為那些舊衣服里的塵土讓她咳嗽」。
在那次令福萊達教授遇難了的大分選之後，醫院裡空了一半。護士們開始害怕了。「要是再來一次這樣的分選，他們肯定會清理掉一批護士的，現在護士人數太多了。」
隨著危險逼近，人們突然開始覺得自己要做英雄了。以前「被任命」的時候從來沒有人想過反抗，現在他們覺得不應該就這麼輕易屈服。有一天晚上，樓上的捷克醫生克萊夫那把漢斯和艾力·珀拉克叫了過去：
「營里有一個組織。細節我當然不能告訴你們，但是我們樓里有15個人是聽我指揮的。你們想加入嗎？」
「或許吧，」艾力說，「反正我們也沒什麼輸不起的了。」
「那麼，如果要是有事發生，我就會叫你們其中一個人過來下達指示。接下來你就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事情從未到這一步。大概一個星期之後，下來了一道命令： 9號樓被取消了，病人和護士要搬到19號樓去——那是另外一個病號區，也空了一半。漢斯所在的房間得以保全，齊里納依然是首席醫生。19號樓的樓長是賽普·利特納：一個大塊頭，共產黨人，在營里已經待了八年，卻依然保留著陽光開朗的維也納式幽默。普魯士的專政並沒有讓他身上的「維也納的血」冷卻下來。漢斯從來到奧斯維辛就認識他了，他們是要好的朋友。現在好日子開始了。
在19號樓里，漢斯升級成了一名重要人士。大廳醫生奧科斯基被運走了，而齊里納現在負責診治非猶太病人，對漢斯也放任了一些。
現在他開始診治病人，也就不用干髒活了，另外他和人們的關係緊密了許多，從他們包裹里收到的東西比以前多了許多。
每天他都去找弗里德爾，把他得到的寶貝帶給她。她已經回來了，和他在同一個營地里。當然，這很危險！最先前的幾周，已經有兩個人因為晚上想在圍欄邊和女人說話而被射殺了。星期天晚上死的是一個18歲的男孩，他發現了他失散半年的姐姐。但是騙子的騙術越高，反而逍遙法外的時間越長。懷著這種僥倖，漢斯每天英勇地穿過通往23號樓的圍欄。他腋下夾著一個瓶子，或者一個血壓計。有時候他和同事一起抬上一台體重秤。越顯眼就越好。要是有黨衛隊隊員問話，他們就說自己是要去婦女流動醫院執行任務的醫生，等等。
唯一的危險是衛生員，那個羅馬尼亞人。他當然知道漢斯根本就沒有什麼任務。有一次，漢斯和弗里德爾聊天的時候，被他撞見了。他威脅漢斯要把他踢出門去，但是也就到此為止了。新年過後不久的一個周日，阿福隆斯·柯萊特來到了漢斯跟前。柯萊特是負責消毒的新囚監。他是個西班牙人，是政府的忠實擁護者，為了躲避佛朗哥[1]而逃走了。他在法國落入了德國人的手中——才出狼穴，又入虎口，就這樣來到了集中營。在奧斯維辛，他是一群西班牙人和「西班牙共產黨人」的中心，還有一些在內戰時志願為政府一方戰鬥的德國人，被佛朗哥轉交給了希特勒，於是也被送到了集中營。
「你要一起去23號樓嗎？」柯萊特問道。
「你準備了什麼藉口？」
「沒有人盤問我。對了，明天我在23號樓的弟兄們要消毒，所以我想今天看看該怎麼辦。」
柯萊特是薩拉的朋友，薩拉是23號樓樓長的副手，一個比利時人。中午喝完了湯，他們就出門了。整個下午他們都坐在23號樓的樓長室。他們暢所欲言，十分盡興。後來又來了一個廚房的囚監，帶了一瓶杜松子酒，他和樓長有過一段戀情。
文員站在圍欄邊，如果有黨衛隊隊員來到23號樓就通風報信。那些從勞動小隊收工，想在星期天下午的閒暇時間去圍欄旁邊看女人的工人都被打走了。但是哨兵也沒想到會有像柯萊特和漢斯這麼大膽的人。
「偷五十萬荷蘭盾可能比偷五毛錢更安全。」柯萊特這樣告訴新來的猶太營長。
自從波蘭人都被運走，德國人大部分都被黨衛隊接收後，營里就只剩猶太人了。他們甚至指派了一名猶太營長，但是兩天之後這人就瘋了，變得病態般地傲慢。第二主管助理卡杜克進屋的時候，他正躺在床上。卡杜克命令他起床，但是猶太營長說自己沒打算讓卡杜克給自己發號施令，因為他是營長，不是給主管助理跑腿的。他們大吵一架，現在營長被關在地牢里了。
女人們真心笑了起來，因為對這樣一個集中營里的人來說，這段歷史可真是好笑，一個「囚犯」——就算他是營長——竟敢這麼和主管助理頂嘴。
但是漢斯更明白：「這段歷史一點也不好笑。柯萊特講的只是黨衛隊的官方意見，但實際上完全不是這個情況。紅十字會給營里寄來了包裹，德國人得要一個囚犯代表的簽名，證明包裹已分發。營長拒絕了，因為從來沒有囚犯收到過任何東西。現在他關在地牢里，肯定是無法活著出來了。」
廚房囚監的杜松子酒的吸引力看來比營長的悲慘命運更大，於是大家還有點興致。他們六個人坐三把椅子，好像禮儀僅僅可以允許他們這樣做。但是這裡的禮儀當然和之前家裡的禮儀不是同一個意思。
弗里德爾過於沉浸在愛情里，話不多，但是薩拉總是滔滔不絕。她講了上百次關於新年夜男人們帶著一群人來到樓里的事。她用一瓶杜松子酒買通了營房長。
漢斯確實知道這事。猶太人最近這段時間不僅可以被分到更好的勞動小隊，有時候甚至能進軍樂隊。周圍所有營地都把猶太音樂家送到了奧斯維辛。他們私下成立了一個搖擺樂[2]的樂隊，全是荷蘭人，因為樂隊里演奏得最好的都是荷蘭人，尤其是爵士音樂家傑克·德弗里斯和毛里斯·范科雷夫、萊克斯·范維仁和薩利·范德克羅特，另外還有鮑梅斯特劇院的負責人亞伯·弗蘭克。漢斯和他們演奏過單簧管。新年夜他也去了，但是他直接就去了弗里德爾所在的房間。這不能讓薩拉知道，當然也沒必要讓她知道。
薩拉喝了個半醉，繼續絮叨著，現在在說桑拿的事。這桑拿是個大池子，裡面有200個淋浴頭。這個勞動小隊可是所有小隊裡面最令人眼饞的一個。一下能看到的裸體女人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多，有時候有多達1000個人同時洗澡。在那裡面工作的有些人真是渾蛋，他們在女人們中間追逐著，一點羞恥感都沒有。用半包黃油，你就可以被分到那個小隊工作一天。要是那天比克瑙的婦女過來洗澡，你就不走運了，因為那場面並不好看。滿眼都是瘦骨嶙峋、營養不良的軀體，洗完澡後還和洗之前一樣髒。
但是如果來的是奧斯維辛的婦女，那些不錯的小隊的，那就……
最兇殘的當然是去那裡消遣的黨衛隊隊員們了。他們會讓女人們做體操，然後「檢查」。樓里一個姑娘已經懷孕了。
弗里德爾和漢斯不像其他人那麼忙。這樣一個下午，一切都很美好，恰恰因為他們離對方這麼近，渴望反而更強烈了，那是對自由、對家庭、對孩子、對生活的渴望。他們在這幾千人里算是有特權的人了，可這也只是一種暫時的替代。
漢斯沮喪起來。他一喝點酒就會這樣。弗里德爾嘗試安撫他，她撫摩著他的腦袋，拿他的禿頭開玩笑。但是他說起了未來，說起了之後的決定。昨天的報紙上第一次提到了俄國的反擊。俄國人發起了進攻，德國人不得不「縮短戰線，贏取時間採取必要的對策」。這個決定不會需要太久了。前線和奧斯維辛不過才150公里的距離。氣氛變得更加緊張了。
緊張的氣氛越來越強烈了。星期二晚上，報紙上提到了「克拉科夫區」。星期三，《克拉科夫報》已經不送了。越來越頻繁的空襲警報，越來越頻繁的斷電，這無疑都是戰爭的結果。夜裡有時候還會聽到從很遠的地方傳來的沉悶的炮響。
星期三晚上，漢斯和艾力正在28號樓的流動醫院工作。他們每周去那邊值班一天。工作狀況很慘，因為你只有幾張紙膠帶和一點藥膏，可以用來包紮。想給病人開點阿司匹林，要先爬過一座官僚主義的大山，結果搞不好還是一無所獲。病人自己有香菸或者黃油的話除外，那樣他可以自己找流動醫院的護士，那邊有弄來阿司匹林的渠道。他去向黨衛隊醫院工作的囚犯們買，因為那邊的閣樓上有數不清的貨品：繃帶、藥品、衛生用品，要什麼有什麼。這些東西囚犯們通過官方渠道幾乎什麼都得不到。但是漢斯口袋裡還是有點東西的：一卷膠布和一些紗布。這些東西他要麼是從19號樓的流動醫院搞到手的，要麼是自己買來給荷蘭人包紮的。他還剩下些麵包，畢竟不能全都給弗里德爾送去。
這樣一來，他們周圍很快就聚集了一堆荷蘭人。在燭光下工作不太方便，亂成一團。流動醫院裡到處站著三兩成群的人，忙碌地討論著。疏散，被滅絕，還是向俄國人投降，他們圍繞這個問題談了許久。沒人能得出結論，哪種方式聽起來都不太可行。
晚間，女人們帶著一個要做手術的病人來了。阿麗娜·布魯達醫生也在。她原來在10號樓當了半年樓長，後來因為拒絕參加一些實驗而被撤掉了。她是弗里德爾的守護天使，所以漢斯和她也很熟。
一個女監工、一個營房長和女人們一起來了。但是他們看不得這緊張氣氛，就讓女人們聽天由命了。布魯達去找漢斯，問他男人們對時局怎麼看。
漢斯不知道，但他很高興看到了未來的曙光。
布魯達心情低落。她見過的事情太多。她來自華沙，有多達50萬猶太人擠在一處只能容納15萬人的貧民窟，這些人被陸續運走了。有一次他們在特雷布林卡一天就殺了23000人，估計這是黨衛隊的最高紀錄。在馬伊達內克他們殺了18000多人。那時華沙的猶太人發現無路可走，於是開始起義。那是1943年4月。
他們從周邊的波蘭人那裡獲得了武器，埋伏在貧民窟的老樓里。黨衛隊費了好大力氣才衝進街上，當他們攻下了貧民窟之後，還有全副武裝的猶太人在地牢和地下通道里到處藏著，就好像原來老城就這麼多人一樣。地牢的入口被偽裝了起來，你要挪開一個水槽櫃，或者在哪兒掀起一塊掛毯才能找到。到了晚上，他們就偷偷地出來，讓黨衛隊的領地血流成河。黨衛隊打不過這些地下行動者，只剩下一個辦法：他們在所有的房子下面都埋了炸藥，將它們夷為平地。
「只有幾千人存活了下來，比如我，」布魯達說道，「他們最後還是落到了黨衛隊的手裡。華沙貧民窟的起義成了人民戰爭的一個榜樣。起義一開始就註定要失敗，50萬隻有簡易武裝的猶太人贏不了希特勒的軍隊。還有幾十萬人被埋在了廢墟之下，但是有兩萬個黨衛隊隊員一起給他們陪葬了。」
當孩子開始哭泣，沉睡中的母親也會醒來。儘管在睡眠時與外界的感官接觸中斷，但頭腦仍保持警惕，尤其是當我們抱有期望的時候。夜裡三點，鐘聲響起，幾秒鐘之後，整個營地都騷動起來。漢斯快速穿好衣服。他出去看到所有樓里的男人都出來了，集合點名。到底還是要清場了。外面非常冷，細小的雪花飄落下來。但是沒人察覺得到這陣寒意。對每個人來說，這都是一個巨大的振奮人心的時刻，因為結局臨近了。不管還會發生什麼事情，奧斯維辛現在要結束了。
23號樓和24號樓里還是一片漆黑。漢斯回到了醫院。他走向賽普，問他他們要做什麼。
「什麼都不做，」賽普說，「還沒有對病人下達指示。況且，我們沒有衣服給他們。我不能讓他們這麼出去。」
賽普說得沒錯，漢斯就讓人們安心待著。但是每個人都下了床，很多人在營里轉來轉去，尋找可以告別的朋友。
鐘聲響過半小時以後，開始點名。這完全不正常，但是那又能怎麼辦？點名結束後，人們就像每天早上一樣，被分到勞動小隊里。
五點鐘，第一批人上路了。這是一些無關緊要的小隊，比如建設街道或者掏河裡的石頭什麼的。工廠和生活用品公司還留在這兒。
他們還在行進，謠言就已經傳開了，一如既往地清楚反映了人們的願望：「有一半人被運走了，另一半留下來繼續幹活。那些機器都被拉走了，我們要在這兒等俄國人來。」
幾排長長的農用卡車開了進來。他們裝上從廚房的倉庫里弄來的麵包和蜜餞，然後跟著已經上路的車走了。
與此同時，23號樓的燈亮了。漢斯走到後面。現在沒人關注是否有人站在電網邊上了。但是該怎麼引起人們注意呢？他用各種調子吹著口哨。後來他吹起了《布拉班人之歌》[3]，奏效了。比利時人打開了窗戶，對，她會去叫弗里德爾。
[1] 西班牙的法西斯主義獨裁統治者。
[2] 搖擺樂（Swing）盛行於20世紀30年代，經常採用20~30人的大樂隊（Big Band）形式。搖擺樂最明顯的特徵是律動性強，非常適合跳舞。
[3] 比利時國歌。